目前日期文章:20060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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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張貼海報(上)

 

 

 

 

    進入台大第一年,我就住在紹興南街的台大男生第四宿舍。那是一棟新建的宿舍大樓,來自全島各地考上台大的學生,能夠擠在一起,一塊讀書,一塊吃飯,一塊睡覺,一塊在宿舍球場奔馳,一塊在隔壁女生宿舍大門口站崗,一塊在寢室內高談闊論,或互相交換蹺課心得,或彼此吹噓戀愛經驗,或大談國家大事……。

 

         在我們男生宿舍裡,是挺自由的,有時教官會嘮嘮叼叼的,要求我們注意生活上的一些小細節,除此之外,我們在男生宿舍裡,自成一個世界,有得吃,有得喝,有得住,有得玩,有得讀書,可是,唯獨一件事情萬萬不得做,不得搞任何學生地下組織。

 

 

 

  有一天,一位別系的同學,過來找我,壓低著聲音說道:「蓋世,有一本書很棒哦,想不想看啊?」

  「什麼書,這麼神秘兮兮的?好啊,拿來我看看吧。」

 

 

不一會兒,他傳來一本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李敖的大名,我早已風聞,只知道他是文壇的怪傑而已,而看了他的書,讓我如獲至寶,看得大呼過癮。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那本書,不過是罵罵國民黨的官場現形記,批批瓊瑤不食人間煙火的虛幻愛情故事,戳戳來自中國大陸殘留的「吃人的禮教」,如此而已,但卻是當年的禁書。

  

我看了意猶未盡,還想再要幾本李敖的書,可是那位同學卻緊張兮兮的答道:「噓,別那麼大聲,那是禁書哦,不要大聲張揚。」向他要不到,我就跑到台大總圖書館,去翻箱倒篋,找出好幾本《自由中國》雜誌,在雜誌裡,讀到李敖寫的令人拍案叫絕的文章,同時,也初次接觸了雷震、傅正等人,早期鼓吹開放黨禁的文章。

 

 

雖然有這樣的接觸,我對於組黨這件事,當時只有糊模的概念,只知道政黨政治,就是制衡政治,至於台灣人要不要自決?或甚至台灣要不要走向獨立路?我都不清楚。

 

 

讀建中的時候,我就跟一般的高中生一樣,人在台灣,心中不知有台灣,只想國家強大,統一中國。到了台大,我慢慢的發覺,統一中國,是個遙遠的目標。一九七八年三月廿一日,這一天,原本是窩在宿舍安靜自習的日子,但在外頭,卻是國民大會票選總統的重要日子。

 

 

  國民黨撤退來台,原有的國民大會,也跟著搬到台灣,他們搬是搬來了,卻從不落地生根,整個國家的總政策,放在反攻大陸,因此,國民大會的架構不變,國大代表也從不改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憲政怪獸。國大代表們每六年開一次會,為國民黨的總統副副總統候選人,國大代表他們坐擁高薪,只做合法背書的橡皮圖章。

 

 

  話說那天早上,我本來好端端的窩在寢室裡看書,不知怎麼搞的,宿舍的喇叭,傳來嘈雜的電台播報聲:

  「蔣經國一票!蔣經國一票!蔣經國一票!……」

  「到底是那個傢伙搞的鬼,吵死人了,……」我心頭不太愉快,走出寢室外面,看了一看,原來是整個宿舍的擴音器,現場播放正在中山堂舉行的國民大會,總統副總統的選舉過程。

 

 

「算了,忍一忍吧,看我的書吧。」我再走進寢室,坐著桌前,想把心靜下來,可是那擴音器的聲量,不但未減,而且一聲聲「蔣經國一票------」尾音拉的好長,國民大會現場聲音嘈雜,我忍了半個多鐘頭,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心想,我雖然只是個學生,也許我知道的有限,但我清楚,任何民主國家,選總統,人民就直接投票,可是台灣人民卻無權選自己的總統,而每次都由這個「萬年國會」來票選總統!這還不打緊,出馬競選的,只有一組人選,形同國家花了大把的錢,養了一千多位國大代表,平常沒事幹,每六年就上場充當投票部隊。

 

 

  當時在寢室裡,孤零零的一個人,可是我的心裡告訴自己,時候到了,我有話說,我們的宿舍有一個封閉形的天井,開票的噪音,繼續在天井裡迴盪不去,宿舍裡的同學,也不知跑那裡去了,聽不到往日嬉笑玩樂的聲音,遙遠的地方,又傳來一串串鞭炮聲,祝賀蔣經國當選的鞭炮聲,此起彼落……。

 

 

我拿出一張紙,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決定寫張海報,聲明退出國民黨,表明我反對蔣經國,以萬年國會「總統加身」的作法,於是,我一個字一個的慢慢寫下來,下面就是我反對將家政權的第一張小型海報內容:

 

 

    「我不認為中國的命運永遠

     被懸著是對的;

     我不認為那一串串的鞭炮聲

     一聲聲的唱票,

     意味著

     中國偉大時刻的來臨;

     我不認為兩個中國的對立

     是中國人之福;

     我更不認為這個現狀的無盡

     的延長給中國歷史帶來多少

     光輝;

 

 

     我認為:

     真正民主的中國的建立歷程

     是 艱辛的 漫漫長期的

     但我們要去爭取

     我們要祖國國土出現全民的

     不是一家一姓的中國!

     所以 今天

     我退出國民黨。

 

 

                江蓋世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寫好之後,檢查一下,沒有錯字,嗯,很好,我不怕人家追究,我偏要人家知道,這件事是我幹的,因此,整整齊齊簽了名,又細心的蓋了我的章,好了,拿出去貼吧。我打開房門,四週一望,沒半個人影,就快步走到男生宿舍大門口,貼上去,然後又走進寢室,可是待在裡頭,感到有點緊張,呼吸急促,好似一個全副武裝的,衝上前線的士兵,四下望去,空無一人,頓感淒涼。

 

 

「去外頭走走吧,做了就不要怕,該來的總要來。」主意打定,穿著拖鞋,我就走出宿舍,在紹興南街、徐州路附近,逛了一陣子,心情放輕鬆了些,才緩緩的拖著腳步,回到宿舍來。進了大門時,抬頭一看:

  「哇,我的海報被人撕掉了!是誰的幹的呢?……」

 

 

  我快步的走進寢室房間,一看,我的海報是被人撕了下來,竟然折疊起來,好端端的擺在我寢室的桌子上!我心頭很不舒服:「這是誰幹的呢?誰故意找砸?……但是,對我不滿,又怎麼會把海報好端端的,擺放在我桌上呢?」

 

 

  原來,是宿舍的工友,趁人不注意的時候,迅速的把它撕了下來。沒多久那工友偷偷跑來找我。他是一位強壯的青年人,大約卅來歲,長得魁梧的身材,外貌樸實耿直,平日的的工作,就是打掃男生宿舍的裡裡外外,常常看著他,頂著大太陽,汗流浹背,整理宿舍庭院的花草,或到處敲敲打打,修修補補。

 

 

他平常也不愛講話,偶而會跟學生打打招呼,然後就埋頭苦幹,做自己的活兒。他來找我,眼神懇切,面容憂慮道:

  「少年人,卡忍耐咧!彼張是我甲你撕落下來,趁無人看著,趕緊收起來!」

 

 

  「哦,原來是你,真謝謝你了。」我這才恍然大悟。我好想對他解釋,國民大會是萬年國會,蔣經國「御用」國會來黃袍加身,------唉,講這麼多,他能聽懂多少?他還緊緊的抓著我的手,一副既責怪又拜託的的表情,我不知道能說些什麼,想到自以為非常莊嚴神聖的抗議行動,貼出來沒多久,也沒有幾個學生看到,就被這位老兄一隻粗壯的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撕了下來,我又好氣又好笑,只好苦笑著,跟他說聲謝謝。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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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浪漫狂飆

 

  進台大以前,我是個符合一般社會標準的乖學生,班上成績排名在前面,當班長,當兩次全校模範生,我不抽煙、不喝酒、不打撞球……。可是一進了台大,我開始懷疑這些價值觀念。

 

我不喜歡上課,老愛泡在圖書館,或捧著書,在樹下自我欣賞。剛開始,我一頭栽入胡適的白話世界,他以那淡如白開水的文筆,向傳統的中國社會開刀,我看了大呼過癮,把台大圖書館內整套的胡適選集,陸陸續續看完。

 

另一方面,我也開始去摸索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及列寧的著作,這一大堆社會主義的著作,台大政治系的辦公室有全套的,我有空沒空,就去抱一堆回來,也不管裡頭抽象的哲學史觀,或經濟思想,我了解多少,我像隻飢渴的馬,走過荒漠之地,來到清澈小溪旁,拚命的豪飲。

 

我愈來愈討厭上課,尤其討厭那些照本宣科的教授,他們無法啟發我,只會浪費我寶貴的時間。大一第一學期結束時,成績單一公佈,我的一門「法學緒論」居然被當時的法學院院長姚其清當掉了,我難過了一個星期,雖然跟我一起被當的不下十來位,這麼一當,敲碎了我拿「書卷獎」的美夢。

 

  我因禍得福了,一門課被當了之後,我徹頭徹尾的反省,乖乖的上課,乖乖的讀教科書,是非常無聊的,成績,閃一邊去,我愛看,我就看,我愛做夢,我愛讀詩,我愛寫情書,我要打破傳統,做個浪漫狂飆的學生。

 

  我不想墨守成規,強烈的念頭,要打破傳統。雖然讀的是政治系,我卻老想跑到台大文學院,去旁聽莎士比亞的課,或聖經文學,或泡在圖書館裡一整天,看盧騷,黑格爾,羅素……,有一陣子,狂烈的熱愛上俄羅斯文學,管他的學期考試快到,我只顧讀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高爾基的著作……,我人雖在台灣,卻隨著俄國文豪,倘佯在靜靜的頓河,奔馳在烏克蘭大草原,穿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走過農奴的悲慘世界,幻想自己走入民間,宣揚自己所相信的真理。

 

  有一次,心血來潮,一大早,我就跑到政大圖書館,一口氣借了八本書,在三樓牆角找到一個位置,除了中午吃飯或上廁所之外,書一本一本的看,筆記一頁一頁的寫,一直到圖書館三樓的燈都全關了,唯有我還賴著不走,捨不得把桌上的燈關掉!

 

為了考試,這麼拚命嗎?才不是呢!我借了一堆與考試無關的文學哲學的書。為了考試,我才不會這麼拚命的。我還記得很清楚,正當圖書館要打烊了,我手頭看的是,哥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哥德把主人翁維特的戀情,寫得非常細膩,我看幾頁,整個心如同磁石給吸住了,維特高興,我就高興了,維特沮喪,我也跟著愴然若有所失,看到最後,維特寫給他無緣的愛人夏綠蒂的絕別書時,我的心,好像被凍在那裡,忘了自己是在政大圖書館裡,也沒察覺到圖書館工作人員催著要關門了……。

 

  胡適解放了我的文筆,我學習用淺顯的白話,去表達我的思想與感情,改掉了以前愛吊書袋的毛病;而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的文學鉅作「約翰克利斯朵夫」,則解放了我的思想,強化了我要打破傳統,打倒權威的慾望。

 

羅曼羅蘭,生於一八六六年。他出生的地點叫做克拉姆西,這個地方,在一八七○年普、法戰爭中,法國戰敗,割讓給德國。從小就做了亡國奴的羅曼羅蘭,長大之後,他藉著一支筆不斷的創作,抒發悲天憫人的胸懷。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羅曼羅蘭一生的思想精華,作者花了廿五個年頭,寫出長達一百多萬字,它描寫一位熱血澎湃的音樂家,橫衝直撞的,討伐當時封建社會的傳統,他揮舞著唐吉訶德的長矛,去戳破現實社會的謊言。

 

  大一時,我的同班同學賴昭志,跟我住在台大男生宿舍同一寢室,我倆不約而同的迷上了「約翰克利斯朵夫」,每天一大早,他一骨碌翻下床來,第一件事,就是看這本書。一大清早就看,深夜也看,可見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魅力了。而我呢,簡直看得比聖經還勤。以前看到厚厚的書,重要的章節翻一翻就夠了,不重要的,就隨電風扇讓它吹走。

 

原本,我看這本書,是抱著翻小說的心情去看,但看了一章之後,我的速度卻慢了下來,原因是:「這麼好的書,我怎麼捨得秋風掃落葉?我要邊看邊咀嚼,邊咀嚼邊回味!」

 

  進入大學,剛開始接觸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尤其是類似「職業革命家」的觀念,總覺無比的快意恩仇。我要幹我所能幹的事,冬風吹,戰鼓擂,誰也不怕誰!我不但在校園裡,愛講大話,也喜歡到處寫信,表達與眾不同的看法。當時的國民黨教育,給我們一個刻板的框框,中國大陸那邊是不自由的,共產主義是可怕的,沒有人性的,而台灣這邊是自由民主的,是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是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可是,上了大學以後,我就覺得這套框框,相當荒謬可笑,有一次,我就寫了一封信,寄給同班同學石之瑜,信上大意如下:

 

  「人類的思想,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如果我們來做個實驗,把一百個台灣出生的嬰兒,送到大陸去,同時,把一百個中國大陸的嬰兒,送到台灣來,你看看,結果會是如何呢?廿年後,台灣成長的中國大陸嬰兒,長大成人後,他嘴巴裡不是喊共產主義萬歲,而是三民主義萬歲。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成長的台灣嬰兒,廿年後,他們的腦袋裡,國民黨政府是蔣家集團,共產主義世界才是天堂。因此,兩邊政權,加在人民頭上的思想教條,只是環境的產物,絕非真理。」

 

  我完成了這一封信,看了再看,甚表滿意。好東西,不該獨享,就沒頭沒腦的裝入信封,貼上郵票,寄去石之瑜他家。反正,我倆互相寫信,瞎扯打屁慣了,我也不問他收到沒有,過了一陣子,我也就忘了。

 

沒想到,有一天他氣極敗壞的找我,掛著一付苦瓜臉劈頭問道:「喂,你老兄寫了什麼信給我,調查局找上門來了!」

  「調查局?我……我……啊,我想起來了,我寫了一封信,討論台灣與中國大陸嬰兒交換的事,你收到了沒有?」

  「當然有啊!調查局還去問老爸呢,說江蓋世,這個人真名是什麼?我簡直笑不出來了!」

 

  原來,在蔣經國當權的時代,即使是兩位台大學生的通信,也可能會遭到檢查。調查局居然正事不幹,卻把我的信扣押,還要調查是否共產黨派來的地下組織,幹什麼勾當。

 

  時隔將近廿年,石之瑜在美國拿個政治學博士,順利返回母校,目前就在台大擔任政治系副教授,我倆在聊起這段往事,不禁相視哈哈大笑。

 

  在那時,一般的同學,要嘛盡情的玩樂,要嘛參加社福社團,聊表自己對社會應盡的心意,而更多的人,希望快快畢業,乘風破浪遠渡美國求學。我呢,也不想遙遠的未來,只是討厭當年的國民黨教育,在我頭上所鑄的思想緊箍咒,我恨不得快快將它砸下來。

 

我常常踩著一輛中古鐵馬,快速的在台大總區椰林大道馳騁,迎面而來的涼風,吹得我心滿意足,雖然我要去擺路邊攤,我要去當家教,我是個無殼蝸牛,要去租一個房子,跟媽媽住在一起,我要去應付一大堆無聊的考試……,我還是把自己弄得很快樂,穿著短褲,繫上球鞋,頂著風沙,滿頭是汗,我的心裡,不斷的吟唱著,唐吉訶德自封騎士時的歌詞:

 

     「忍受那不能忍受的痛苦,

      跋涉那不堪跋涉的泥濘,

      負擔那負擔不了的風雨,

      探索那探索不及的辰星。」

 

  唐吉訶德的詩詞,盤繞腦海,讓我慢慢的看不到眼前的人情世故,聽不到師長昔日的耳提面命,看不到擺在眼前的法條律令,突然間,我發現,戳破虛偽,好比高空跳水,一樣的爽快,向權威挑戰,惹得他們臉色鐵青,頭上冒煙,是人間最大的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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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一章 萌芽

1-1  
懵懂的台大學生



一九七六年,我第一志願考上台大政治系。台大,是多少年輕學子所嚮往的明星學校,從懵懵懂懂的建中少年,走進台大的椰林大道,是我人生旅途的一個重大轉捩點。


曾記得聯考之前,在公館附近搭乘公車的時候,看到三三兩兩的台大大哥哥大姊姊,身上穿著卡其校服,胸前繡著「國立台灣大學」六個字,心中好生羨慕,暗想:「將來我一定要進去!」


這個夢想,果然實現了。建中畢業,我考上台大政治系的國際關係組,也就是一般通稱的外交系。那時,我心中好樂,有一天,我將要成為外交官。可是,我去打工的時候,出了個糗。


事情是這樣的,考上大學之後,一位同班同學名叫做黃振榮,他來找我道:「走吧,我們一起去打工吧。」我們兩個就一起去一家可樂公司打臨時工,每天的工作,就是跟著貨車去送貨,或搬回空的可樂瓶子。


有一天,送到一家雜貨舖,那歐巴桑站在店門口的走廊上,笑咪咪的對我們說:「少年仔,恁真辛苦!」


跟我同組的伙伴,他長我幾歲,大概是國中畢業就出來做事,長得一臉橫肉,滿嘴髒話,但有時也不失赤子之心,專愛開別人玩笑。他對著老闆娘,手指我神氣地說道:「頭家娘啊,阮這咧少年仔,是台大的學生喲。」


「台大的?敢真的?是讀嘟一系?」
被老闆娘一褒獎,我心頭飄飄然,就搶著答道:「我剛剛考上台大政治系,就出來打工的。」


「夭壽短命的,別的嘸讀,偏偏欲去讀政治系!敢毋使轉別系嗎?」
我心中暗暗叫苦,原以為台大的金字招牌,會贏得她的一陣讚美,想不到,聽到「政治」這兩個字,老闆娘臉上的表情,由擠滿的笑容,眼睛瞇成一線,頓時,眉頭一皺,嘴角下垂,眼神露出無比的惋惜之意。



那老闆娘的一張臉,正是當時台灣社會環境的活生生寫照。什麼都可以碰,就是政治少去碰,台大是一流的,台大政治系卻是「頭殼壞去」的人,才會去讀的。


那時,在我懵懵懂懂的腦子裡,有聲嘶力竭的黨外政見發表會,有遙遠的二二八悲劇,有廖添丁故事裡的日本警察大人的嘴臉……,我就是想讀政治系,我可不管外面的社會怎麼個想法。政治可不可怕,我不懂。我天天頭戴著高中大盤帽,揹著大書包,做著建中紅樓夢。我常常幻想,總有一天,我能振臂高呼,為自己的國家,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一進台大,夢想將來當個外交官,因此,一口流利的英語,是少不了的。大一時,我常常跟同班的幾位好友,如:石之瑜、曾永光、佟光華……等人,我們常常有空沒空,就用英語交談,或討論國家大事,或大談個人的戀愛經驗,或瞎掰打屁。


當時我是住在台大法學院的宿舍,可是每天上課,都要搭公車到羅斯福路的台大總區來,有一次,在總區下完了課,我就提議道:「我們不要搭公車了,怎麼樣,大家一路由這裡走回法學院吧!」眾人皆說好,於是,一夥四、五個人,展開長途跋涉的「英語徒步」,由台大總區出發,走新生南路,轉到仁愛路,拐進徐州路,最後抵達紹興南街的台大第四宿舍。


奇怪,一個小時下來,腳是有一點兒酸,但我們心裡頭,一點兒也不累,原因無他,我們邊走邊用英語打屁,講得口沫橫飛,手舞足蹈,兩人對講,三人搶話,偶爾有路人走過,總是撇過頭來,投下狐疑的眼光:「這群人是不是瘋子?」我們也不管人家怎麼看,也不理會別人暗地咒罵我們,說我們崇洋媚外,反正我們心中有個亮,希望未來能夠出席國際青年的會議,一展英語的辯才,別人的笑罵或暗幹,也就丟到後腦勺了。


為了進一步磨練自己的英語能力,我跟同班好幾位同學,一起去報名參加「國際事務研習會」,那時一個暑期青年國際事務的研習營,全部活動,都是說英語,還有模擬國際會議,因此吸引了不少大學生去報名參加。要進去,還真不簡單,先通過筆試還要再來一關口試。


那次筆試,在台大總區考試,我時間記錯了,遲到了半個鐘頭,才大搖大擺地走進考場,一看場外無人,門口站了個應試的老師,我心頭一驚:「慘了,我太胡塗了,大家都在考試了。」我趕快趨前一步,向那位老師苦苦哀求,拜託他給我一個機會。」


「來不及了,人家已經考了半個鐘頭,我看你還是明年再來吧。」他搖搖頭苦笑道。「拜託,拜託!千萬給我一個機會!考不過,我也算了,但還有一點時間,請幫個忙吧。」



熬不過我的哀求,那老師一臉不情願的說道:「好吧,好吧,你趕快進去吧,快要下課鈴響了!」於是我趕緊衝進考場,抓起試卷緊握著筆,深呼吸一口,埋頭猛寫,一看試題,還好,並不難,我也不知哪來的衝勁,幾乎憑著反射動作,瞄一下題目也沒經過長時間思考,瞬間作答,就這樣,好像從台北,一路飆車,直奔高雄,險象環生,抵達終點了,我喘了一口氣,轉過頭來,看看前後左右,咦,我都寫好了,別人還在寫,難道我亂寫不成?罷,罷,罷,管他的,交卷吧,考不上就算了,我也懶的再詳細檢查,交了卷走出試場,鈴聲就響起了。


原以為,這下子沒指望了,想不到,筆試放榜了,我居然榜上有名!要是我一踏進門,碰了釘子,馬上垂頭喪氣的走開,那一切就沒輒了,還好,憑著一股傻勁,我用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亂闖瞎撞,倒給我考上了,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



通過了筆試,下一關,我可沒那麼輕鬆,碰到的是當面口試,應試的那一天下午,心裡蠻緊張的,不斷地對自己打氣:「別緊張,會就會,不會就不會,又不是考聯考!」口試前一小時,我就在台大校園裡逛來逛去,走啊走的,走到舟山路側門的小庭院,那裡有一棵綠意濃密的大樹,樹下有好幾塊大石頭。


我突然眼睛一亮,看到一位美國女孩子,坐在樹下乘涼,這不是最好機會嗎?我趕緊趨步前往,但走了幾步,又故意放慢腳步,略做輕鬆狀,以免人家以為我是個莽撞的人,趨前一看,她一頭金髮披肩,皮膚白晰,長得有點像「戰爭與和平」電影裡的女主角奧黛麗赫本,雖不比她的美麗,卻跟她一樣有無比的優雅的氣質。我走前一步跟她聊起,才知道,她是來台留學的女學生,名叫安妮,在台大的史丹佛研究中心就讀,聊了幾分鐘,我不再那麼緊張了,愈講愈順,嗯,真好,英語口試之前,能跟一位老外場外即席練習,好像舌頭塗了一些潤滑油,愈講愈順溜。




最後,我看看錶,也該走了,突然想起還沒自我介紹,便對她說道:「 My name is Chiang Kai-Shih。」只見她瞪著大大眼睛,噗哧笑了一聲,正當我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她笑著回我一句話道:「My name is Mao Tze-Tung!」


她誤會了,我也傻在那裡。原來,她以為我故意開她玩笑,自稱是「蔣介石」,天大的冤枉啊,我跟蔣介石既不同名又不同姓,只不過是英文唸起來,完全一樣,害她也回我一句,「我是毛澤東」。


跟她揮手道別後,我參加了口試,如願以償的通過了。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那位美國女孩子,當時我也忘了,互相留下聯絡住址電話。可是,她的一句會錯意的玩笑,卻給我無比的衝擊。


我在建中時,曾與成千上萬的學生,雙手拿著彩球,空中揮舞,高呼「蔣總統萬歲!萬萬歲!」我們的大盤帽底下,裝的是,蔣介石是「世界的偉人」、「民族的救星」、「國家的舵手」……。而毛澤東呢,他是一個大獨裁者,他是一個萬惡不赦的屠夫,他是個自由中國的頭號敵人。我們是民主的,他們是獨裁的,蔣介石是民主的,毛澤東是獨裁的,這麼簡單的二分法,就是我們一般學生的政治認知,可是,安妮的一句話,卻敲碎了我過去的認知,我一提蔣介石,她就回應毛澤東,是不是在老外的眼中,這兩個政權的領導者,真的是光明與黑暗的對比,還是極權獨裁的難兄難弟呢?


後來,我把這段故事,告訴我的同學,他們也就不時開我的「蔣介石」玩笑。往後的大學生涯,我躺在台大椰林大道上的草地上,我看的書愈多,我離開蔣介石愈遠,等到我畢業當兵退伍之後,投入黨外運動,便徹頭徹尾的向蔣家政權宣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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