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7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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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台南市,全台第一場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和平日遊行。鄭南榕(手持標語牌者),江蓋世(身著綠色T恤者)。遊行中,遭到警方阻擋,江蓋世陪在鄭南榕身旁,紀錄整個遊行過程。(攝影:邱萬興) 

說到二二八,鄭南榕的淚水......

說到二二八事變。他說:「那陣,阮爸甲我講,台灣人開始欲找外省仔算帳,有人報,講阮厝是外省仔,一陣人就欲來打啊,……好加在,有人鬥相工,講『彼咧,嘸通去打伊們啦,伊的某是台灣人啦。』就按呢,阮爸甲阮母啊,……著無乎伊們打……」話沒說完,鄭南榕停了半響,突然摘下了眼鏡,掏出手帕,拭去滾落臉頰的熱淚……。

 鄭南榕的台灣意識

 (本文摘自江蓋世著《鐵窗筆墨》p. 17~20

一九八六年,我離開了生根雜誌社,去鄭南榕的時代雜誌社,擔任採訪記者。跟鄭南榕相處一年多,我一直以為他是宜蘭人,因為他常跟我提起:「阮故鄉宜蘭……」。直到他後來告訴我,他老爸偷跑回福州,回來時被情治人員叫去問話,我才曉得,他本籍是福州人。但是他愛講台灣話,雖然他的台語,跟洪奇昌那動人優美的語調,差了很多,他也還是要講,而且他總是以「我是台灣人」自居。

鄭南榕教了我很多,而影響我最大的,就是他那強烈的「台灣意識」。我們的見解也有不一樣的地方,但他那種以台灣人自居的使命感,令我深為疑惑:「為什麼他會這樣呢?」他生前,我只看過他掉過兩次淚。

一次是我陪著他,跑到宜蘭,向一位黨外至交上香。那位朋友,就是在首次「五一九綠色行動」的前夕,不幸車禍喪生。另外一次,是我在他的辦公室,協助他訓練演講的時候。

我引用美國著名的演講學家戴爾卡耐基的原則,跟他說:「上好的演講,就是講我家己的故事,真實,又擱乎人聽卡不厭。」他愣著看了我一下,搖頭說:「我有啥米故事通講?」

我想了一想,嗯,他是宜蘭人,那麼,就講小時候的故事好了。鄭南榕緩緩地打開話匣子,說他的「故鄉宜蘭」,說他爸爸,說他媽媽,說著說著,說到二二八事變。

他說:「那陣,阮爸甲我講,台灣人開始欲找外省仔算帳,有人報,講阮厝是外省仔,一陣人就欲來打啊,……好加在,有人鬥相工,講『彼咧,嘸通去打伊們啦,伊的某是台灣人啦。』就按呢,阮爸甲阮母啊,……著無乎伊們打……」

話沒說完,鄭南榕停了半響,突然摘下了眼鏡,掏出手帕,拭去滾落臉頰的熱淚……。我不想看他掉眼淚的樣子,就起了身,輕聲說道:「Nylon,我出去一咧啊。」我把房門帶上,留下他一個人,雜誌社的同仁,寫稿的寫稿,打字的打字,他們不知道辦公室裡面,有一個一向剛強的人,正在裡面擦眼淚……。


挑戰國民黨禁忌---1987年「二二八事件」40週年紀念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上冊 p. 248~250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戰敗,台灣自此不再受日本的殖民統治。然而,國民黨政權在接收台灣的同時,也因黨政軍的腐敗,與台灣人民的期望有非常大的落差,社會情況混亂。到1947年2月28日,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

在「二二八事件」中,數以千計無辜的台灣人民,在事件中遭到逮捕和屠殺。台灣人自此開始視政治為禁忌,對政治事務都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數十年來,絕大多數的長輩都會告誡子女「各行各業都能做,唯有政治不能碰!」

1987年2月4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正式成立,由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陳永興醫師擔任會長,李勝雄律師擔任副會長,《自由時代週刊》創刊人鄭南榕擔任秘書長。其中鄭南榕是打破二二八禁忌的關鍵人物。


 

「二二八事件」到了1987年,正好滿四十週年。過去在國民黨戒嚴的體制下,從來沒有人敢公開談論「二二八事件」,更不用說為二二八事件舉辦紀念儀式或活動。「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後,台灣島內和海外共有56個團體加入促進會。

2月14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展開祈禱會、祭拜典禮、座談會、演講會、和平遊行等紀念活動,2月15日在台南市舉辦第一場遊行,一直到3月17日,在台灣全島一共舉行了23場公開性的群眾活動,要求國民黨政府公布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平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冤屈,安慰罹難者的家屬,向罹難者、受難者家屬以及全國人民道歉,同時展開調查與登記,興建二二八紀念碑和紀念館,出版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論文和資料,並把每年的2月28日訂為「二二八和平日」。 

由於嚴重地挑戰了國民黨當局過去統治台灣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因此,「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活動,幾乎是全面性遭到憲警的暴力阻擋與打擊。
 

揭開二二八事件的神秘面紗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下冊 p. 70        

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前夕,鄭南榕邀集陳永興、李勝雄與一群人權工作者,於2月4日發起「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要求國民黨政府查明及公布歷史真相,平反冤屈、訂定「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並在全台各地舉辦演講、遊行、悼祭亡魂的活動,全面展開對二二八事件的救贖工作。


左一著灰色西裝者為鄭南榕,左二為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林宗正。
 

 

 

鄭南榕之所以對國民黨政府的禁忌話題「二二八事件」如此用心,是因為他的成長過程深受其害,所以他傾一生之力,去挑戰這個四十年來無人敢碰的禁忌話題。  

鄭南榕曾經在他自己的求職履歷表上寫著:「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件事帶給我終身的困擾。因為我是個混血兒,父親是日據時代來台的福州人,母親是基隆人。二二八事件後,我們是在鄰居的保護下,才得以在台灣人對外省人的報復浪潮裡免於受害。」 

在努力推動「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過程中,鄭南榕曾明白地表示:「按照國民黨身分證上的劃分法,我是外省人,但實際上,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台灣人。所以,我非把省籍這個結解開不可。這就是我投下人力、財力,舉辦『二二八』四十週年紀念活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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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中)  

 

 

下午三點,我們準時抵達桃園火車站前廣場,桃園黨外民歌手邱垂貞,抱著一把吉他,也趕來火車站,他準備搭三點二十六分的火車,在搭火車之前,跑過來看看我這小老弟。

 

  到了現場,桃園分局長馬上過來阻止我,我身披綠背心,前面貼上黨外兩個字,後面貼著「甘地精神」四個字,我好言的跟他表示,我這是和平的示威,若是警察要逮捕,我不做任何抵抗。我不理會分局長的阻撓,就把我前一晚準備好的保麗龍標語板拿出來,擺在廣場中央,靠著那一尊蔣介石銅像。

 

這時,突然衝來幾位身材高大的壯漢,二話不說,搶下我們的保麗龍標語板,不到三十秒,我那辛辛苦苦寫好的標語板,已被撕得粉碎……。

 

  邱垂貞見狀,跟那些流氓作風的壯漢理論,又轉過頭來,與分局長大吵。來來往往的乘客,雖然很多,可是大家都不敢靠過來,更別說他們會為我仗義直言了。後來,陸陸續續又有幾位桃園的黨外朋友到場關心。

 

邱垂貞因為要搭三點二十六分的火車,不得不跟我告辭,叫我自己多保重,然後就匆匆忙忙走去車站搭火車。沒想到,那些撕毀我標語牌的壯漢,竟然一路尾隨邱垂貞,還趁機揍了邱垂貞幾拳。

 

火車站前停放數十輛計程車,可是很多計程車司機,遠遠的站在那裡圍觀。陳鼎森拿著傻瓜相機,要為我拍照,居然當場被人家警告「不准拍照!否則給你好看!」。

 

那分局長手裡抱著一本六法全書,說我公然的違法,我就笑著反駁道:「我違反那一條法?請你當場逮捕吧!」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而另外一位警官,拚命的把我拉到旁邊,壓低聲音說道:「江先生,早一點結束吧,意思到了就好,拜託啦!」

 

  「我這個人講信用,我的示威是三點到四點,時間一到,我馬上離開。」

  我時間訂這麼短,有兩個原因,第一,我根本沒有組織,也沒有基本的群眾,時間短,比較能操之在我;第二,那時傳真機不發達,桃園的記者發稿,最好在四點以前完成,然後,把稿件拿到郵局,經過鐵路托運,剛好趕上報社編輯檯截稿時間,所以我設定在四點以前結束活動。

 

  就這樣,幾位黨外朋友一旁看著,我一個人身穿綠背心,在火車站前廣場走來走去,四點一到,我就宣布結束活動,然後,跟警察一個個握手,向他們抱歉,因為我的示威,而增加他們的勤務。我也同時感謝幾位一旁關心的黨外朋友,因為當初考慮到,這樣子的反戒嚴示威,不知道會不會被抓,要先由我來當試驗品,我可不能一開始就拖累別人,所以請那些黨外朋友,請他們過來關心,但不必參與。

 

  跟朋友告別了,我就一個人孤零零的去搭火車。往台北的途中,腦海裡不斷撥放火車站前,我的標語牌被撕碎的那一幕………。組黨的慾望,又在胸中翻滾……。窗外的樹木、房舍一幕幕往後拉。回到了台北,踏進家門,看到我媽,心中不禁感觸良深:「回家的感覺真好!……」

 

  四月六日,也就是下一個禮拜天,同樣的下午三點,我再度披著「黨外」、「甘地精神」的綠背心,在桃園火車站,推出同樣的劇碼,宣傳五一九反戒嚴行動。這一次,來聲援的的黨外朋友比較多了,有林模、胡光明、王國治、李阿生、呂國民、呂洪淑女……等人。

 

這一次的行動,可沒有上一次那麼輕鬆,當我把保麗龍標語牌拿出,圍觀的人群中,馬上竄出兩名壯漢,劈哩叭啦的,把我辛辛苦苦寫的海報標語,幾秒鐘內完全毀掉。我也不還手,也不跟他們理會,我就坐在火車站前廣場中央。我請胡光明幫我照相,現場的情治人員,卻故意站在他面前,阻擋他拍照,我想拿著寫滿標語的長布條,請人照相,可是在現場指揮的桃園市副分局長,一個箭步靠過來,把我的布條搶走,我無可奈何,只好一個人,一言不語的靜坐在那裡……。

 

  下午四點一到,我收拾了一下道具,準備打道回府,剛才那兩名壯漢,一高一矮,衝到我面前,高個子的穿著一件武術館的背心,走到我面前,狠狠的推我一把,就在許多警察及情治便衣人員面前,指著我的鼻子,高聲恐嚇道:「那是乎我擱看著你,我就剁斷你的腳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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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籍台大教授張忠棟---堅台灣獨立


◎文字整理:邱斐顯
---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執行編輯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
p. 270~271

◎圖片攝影:邱萬興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著者



張忠棟抱病上台,第一句話就用慢條斯理的口氣對民眾說:「各位父老兄弟姊妹,非常抱歉,我因為剛從醫院出來,打過的麻醉針還沒有完全退,現在嘴唇還是麻麻的,不能完全控制﹐如果說話不清楚,請大家多多原諒。」話一說完,全場報以如雷的掌聲。



自由主義學者—張忠棟教授(
1933~1999)

在台灣崎嶇坎坷的民主運動道路上,張忠棟教授曾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率性,展現一個正直知識份子的風骨,投身民主改革運動。對於時政,他不斷提出真摯的呼喚、痛切的針砭。

在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從一個所謂的「外省籍」教授,轉變成一個徹底支持台灣獨立的「新台灣人」,張忠棟教授的言行思想一直是隨著時代改變而自我調整。

不論是早年處身在國民黨,或是後來加入民進黨,甚至到最後因理念不合而脫離民進黨,張忠棟教授始終是言行一致的自由主義學者。

張忠棟,1933年出生於漢口市。1949年來到台灣,唸完台南二中,考上台大歷史系。大學畢業、服役後,曾任教於新竹中學。1959年考上台大歷史系研究所,獲碩士學位後,在系裡任教。隨後又前往美國,取得密西根州立大學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1973年返台,在母校、母系講授美國史、美國外交史、中美關係史等課程,並兼任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1975年10月,在楊國樞、胡佛等台大教授的邀請下,張忠棟加入《中國論壇》的編輯委員會,開始以溫和理性的方式臧否國是。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前,台灣政治的戒嚴氛圍肅殺,張忠棟經常挺身而出,宣揚自由主義的理念,力主台灣應該民主化。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張忠棟、楊國樞、胡佛、李鴻禧等四位「自由主義」學者的台大教授,企圖發表一份聲明,呼籲國民黨政府「明辨事實真相,不要趕盡殺絕」,來營救黨外人士。這份聲明後來因聯合報與國民黨當局的封殺而無法刊出。這四位台大教授因此被國民黨軍方以及保守份子視為眼中釘,甚至被封為自由主義的「四大寇」、「四大毒草」。自此之後,這幾個教授在戒嚴時期參加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備受國民黨情治機關的騷擾和打擊。

八○年代之後,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張忠棟則試圖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協助黨外,制衡國民黨,並要求國民黨貫徹民主憲政。「黨外公政會」得以順利成立,張忠棟、楊國樞、胡佛、李鴻禧等四人居中協調,出力不少。1986年,民進黨突破黨禁之後,張忠棟教授更是毫不保留地為民進黨人士助選站台。 

在台灣的民主浪潮裡,張忠棟教授的身影幾乎是不曾缺席的。1989年,要求修改「大學法」;1990年,要求「反軍人干政」的示威抗議活動中,都可以看到張忠棟教授積極投入與參與。

隨著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進展,民進黨的政治理念也從要求「民主」,漸漸轉變為要求「台灣獨立」。過去幾位曾在戒嚴時代極力主張自由主義的外省籍學者,卻在台灣獨立的聲浪高漲時退縮卻步,只有張忠棟教授例外。張忠棟教授堅持「自由主義」的理念不變,卻在台灣的統獨論戰之爭中,更有其「大是大非」的明確抉擇。 

 

 1990年12月,第一個認同台灣獨立理念的學術團體「台灣教授協會」在籌備創會期間,討論創會宗旨。張忠棟教授曾發言明講:「『認同』這兩個字,用字太不積極,應該改成『促進』台灣主權獨立才夠積極。」接著,張忠棟教授毫不遲疑地加入「台灣教授協會」。 

1991年4月,張忠棟教授因看不慣國民黨「踐踏民主憲政」的作法,憤而退出中國國民黨。1991年8月,張忠棟教授加入民進黨,並積極參與在8月召開的「人民制憲會議」,參與「台灣憲法草案」的研議。1991年年底,張忠棟教授獲民進黨提名並當選為不分區國代。1991年9月,張忠棟教授抱病參加廢除惡法刑法一○○條的「一○○行動聯盟」靜坐行動。在靜坐示威中,身體虛弱的他被警察強行抬走,但其堅毅不拔而抵抗強權的神情,卻是令人動容。

1992年4月21日,在民進黨推動的「總統直選運動」大遊行中,張忠棟教授帶領群眾高呼「總統直接民選」、「台灣獨立建國」的口號。1992年8月23日,他加入「『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
 

張忠棟教授後來因罹患肝癌,身體違和。患病期間,他仍熱心參與各種有關「民主」、「憲政改革」及「台灣獨立」的群眾運動。有一次在中山足球場的一場大型的演講會上,張忠棟抱病上台,第一句話就用慢條斯理的口氣對民眾說:「各位父老兄弟姊妹,非常抱歉,我因為剛從醫院出來,打過的麻醉針還沒有完全退,現在嘴唇還是麻麻的,不能完全控制﹐如果說話不清楚,請大家多多原諒。」話一說完,全場報以如雷的掌聲。張忠棟教授為台灣民主、獨立運動的這份心力,讓台灣人民深深感動不已。 

有一次聚會中,張忠棟教授和同樣罹患肝癌、熱衷台灣獨立運動的林永生碰面。因為兩人初次見面,李筱峰教授便從旁介紹他們兩人互相認識。張忠棟教授和林永生寒暄後,得知林永生也患了相同的病症,就握起林永生的手,笑著說:「我們倆真是雙重同志。」

1997年,國民黨、民進黨兩黨聯合修憲期間,張忠棟教授因理念不合而選擇離開民進黨,但他的理念仍深受民進黨人士的敬重。 

1999611日,張忠棟教授病逝於台大醫院,遺體捐給台大醫院。張忠棟教授過世後,親友依其生前意志,不發訃文、不舉行公祭,僅於619日在台北市和平東路的靈糧堂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告別儀式。

 

(參考資料來源:李筱峰教授、《新新聞》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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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上)

 

    

  鄭南榕用自由時代,一期期的鼓吹「五一九綠色行動」,我覺得這不夠,應該要有具體的行動,好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在台北,黨外的人才太多了,我的行動,恐怕很難引起媒體的注意,因此,我決定回到我的故鄉桃園縣,從那裡開始做起。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我跑去桃園南崁找陳鼎森。他是南崁地區重要的黨外人士,一雙大眼,炯炯有神,一副大嗓門,聲如洪鐘,三杯下肚,喜愛高談闊論。陳鼎森也拉了一位他的好朋友胡光明,一起到他家,共商大計。

 

  首先,我跟他們說明,五一九的意義,接著我表示,我想在桃園火車站進行全台灣第一場五一九反戒嚴抗議行動,想請他們協助我。只見,他們兩人我看你,你看我,在那個時代,我的要求,似乎有點勉為其難,因此我就改變了另一種方式,我對他們說道:

 

  「鼎森兄,你看,你敢有辦法替我借著一隻牛,抑是是牽一隻豬,咱做一張海報,頂面寫著『戒嚴』兩字,蓋佇彼隻牛,抑是彼隻豬的頂頭,這代表台灣人民那無反抗,就親像牛啊、豬啊同款,恁看,按呢好否?」

 

  「哈!……哈哈!……」陳鼎森聽了我的建議,笑得開心極了,連聲說道:「讚!咱來將彼警察仔弄甲戇神戇神!……無問題啦!牽豬牽牛,包佇我身上!我厝邊頭尾去借一咧,就有啦,放心,放心啦!……」

 

  帶著他們的保證,我很滿意的離開了南崁回去台北,好好的計畫下個禮拜六,也就是國定假日三二九,要舉行全台灣第一場反戒嚴綠色行動。

 

  三月二十八日,我發了一份新聞稿,說我們將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三點至四點,於桃園火車站廣場前舉行「五一九綠色行動」的第一場示威。同時,我也打了一些電話,希望當地的黨外朋友,也能到現場關心。

 

  三月二十八日那天晚上,陳鼎森臨時才告訴我:「蓋世,慘啊!歹勢啦!牛借無,豬嘛借無。」

  「汰也按呢,咱嘸是講好啊?」

 

  這時,陳鼎森氣極敗壞的向我解釋,他說,我們要借牛借豬,當做示威的道具,話一傳出,情治單位就先我們一步,去找附近養牛養豬的鄰居,嚴厲警告,不得把牛豬借給我們,否則,將給他們好看。情治人員這麼一放話,還有什麼人敢借我們呢?看到陳鼎森一臉無奈,我也不忍心怪罪他。這下子,該怎麼辦呢?

 

  「牽狗啦!欲牽狗,這著卡簡單啦!」我這麼一建議,陳鼎森與胡光明兩人,又覺得此計可行,臉上再度現出笑容。不過,同樣的問題又來了:「欲牽誰人的狗?」

 

  我們三人再度陷入沉思。牛啊,豬啊,狗啊,請牠們當配角,情治單位是拿牠們沒辦法,可是,牠們的主人,若被查到了,往後的日子可不好過!尤其是在純樸的南崁鄉下地區,調查局、警總、或警察,要是他們找上門,一般鄉下人,早就嚇得發呆了,哪敢跟他們理論。

 

我考慮了一下子,只好放棄了原來的計畫,退而求其次,只好去買幾張大型的保麗龍板,然後上面寫上反對戒嚴的標語,另外再畫一副棺材,上面寫著戒嚴兩個字,象徵著台灣的戒嚴,早該壽終正寢了。

 

  三月二十九日當天中午,我們載著一台手推式的卡拉OK伴唱機,幾片保麗龍標語板,先到桃園火車站附近的一家自助餐廳吃飯。我們吃飯時,不斷說話,互相打氣,但三人臉上卻掩飾不了緊張的神情。吃飽了,距離下午預定的示威時間三點鐘,還有一小時多,我們就繼續等待。

 

等待中,胡光明終於忍不住了,他坦白的說,他很緊張,他很怕發生事情。聽到胡光明這麼一講,陳鼎森也忍不住吐露實情:「阮阿母叫我嘸通隨你行,恐驚有代誌,我講免驚啦,伊煞來落目屎,唉,叫我欲按怎是好?……」

 

  已上了攻擊發起線,兩位同志居然在最後關頭,表明了他們心中巨大的恐懼。我該怎麼辦呢?我能舉起白旗,夾著尾巴,撤退而去嗎?不行!我一定要堅持到底!當時,我心裡也是很緊張,也很害怕,因為在戒嚴的那個時代,我們公然在火車站抗議,我們的下場如何,無法預知,那種不確定的恐懼,襲上心頭。要是我也說出我好害怕,我們三人可能就此打退堂鼓了,因此,我就故意談笑風生,自我放鬆,也鬆弛他們兩人繃緊的神經。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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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價值.創作活泉
---訪談心情燒錄

              ◎邱斐顯

三、洪瑞珍月琴悠揚.抗癌堅強

楊碧川的訪談文稿完成後,我們一直思索著、討論著,下一個訪談對象該找誰?想來想去,蓋世建議我試著聯絡洪瑞珍。

「她很心用經營『台灣唸歌』,也是台灣藝術界的國寶楊秀卿的嫡傳弟子。她值得報導,而且目前網路上,她個人的深入報導還不多。」我們從自己的電腦資料庫裡,找到洪瑞珍的聯絡方式,我們試著用電話、手機、電子郵件等方式與她聯絡。

蓋世先幫我打電話問候洪瑞珍,並向她說明我的訪談計畫,接著就把話筒交給我。「瑞珍姐,妳好。我是江蓋世的太太邱斐顯。幾年前,蓋世和我帶著我女兒,在台北中山堂的外面,看妳表演『台灣唸歌』。」

「是呀!妳身體好嗎?」她開頭第一句話就這樣問我。她還記得我做過化療的事。當蓋世得知她於2001年罹患癌症時,曾經把我的抗癌經驗與她分享,並以我的例子來安慰她、鼓勵她。

「謝謝妳的關心,我現在很好。妳呢?」她表示目前狀況也算穩定。

我們另外約定時間,做一個完整的訪問對談。訪談結束後,我才了解到洪瑞珍的人生歷練,以及她致力推展「台灣唸歌」的來龍去脈。她經歷過癌症病魔的陰霾之後,卻更加積極從事社會服務,走入醫院、走入社區、走入學校,把她所擅長的台灣唸歌文化,以傳授月琴彈唱的方式,散播出去。

有關她的報導刊出之後,我才知道我的文章裡,鬧了一個「小笑話」。瑞珍姐一看到當期雜誌後,來電告訴我:「斐顯,我告訴過妳的那一位朋友,前台北電台台長劉國珍,當我得到癌症時,他鼓勵我學習氣功。我以為妳可能認識,而忘了告訴妳,他是『男士』,妳卻把他寫成『女士』了!」
 

洪瑞珍的相關報導,請參考:http://www.wretch.cc/blog/phesha0822&article_id=581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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