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7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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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6龍山寺風雲錄(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天剛破曉,一群遠從南部來的黨外人士,悄悄的走進龍山寺……。

 

  動盪的時代,不安的一天。

 

  台北市的龍山寺,四週商家,警方早已下令,五一九當天不要營業,因此,原本熱鬧非凡的龍山臨時商場,家家戶戶,鐵門深鎖。正對著龍山寺前面,更有人在商家前面,懸掛著紅色的抗議布條,反對黨外人士的示威,上面寫著,如:「請不要來破壞地方秩序」、「請不要來影響我們生意」等。

 

  早上九點多,來自全島各地的黨外人士群聚龍山寺廣場,人人頭綁綠絲巾,手拿綠色抗議布條,大家心裡又是興奮,又是緊張。雖然,我們對外宣稱,將要把大隊示威人馬,帶去總統府廣場,可是我們心裡明知,這一段坎坷路,實際的距離並不遠,但走起來,可能相當久,因此,不少人暗地憂心忡忡:「走得出去嗎?……」

 

  早上十點,黨外示威陣容擺妥,公職率領,準備大步踏出龍山寺大門時,警方派出上百名警員,將龍山寺前的鐵門團團圍住,不讓示威群眾越雷池一步,更在龍山寺外面的道路,形成另一圈更大的包圍圈,透過一層警察人牆,將圍觀民眾,阻隔於外,不讓他們進來參加。

        那時,是高度威權、白色恐怖的時代,警方只派出女警大隊與身穿卡其布,頭戴白色鋼盔,手持警棍的警員而已,而且,堵住大門的總警力不超過一百位,若依現在示威群眾的標準而言,這樣單薄的警力,一陣衝撞,就可將他們衝垮,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又足以證明,以那樣少的警力,竟能把一大群黨外領導精菁與群眾,團團圍住,使其乖乖就範。這一點,就足以說明,白色恐怖時代,人民是多害怕政府的威權統治!

 

  隊伍開拔,鐵門後的群眾,就有人喊,「衝啊!」,可是前面的巨大鐵門已經鎖上了,警察又組成四、五道人牆,大家不得其門而出。

 

  這一天的實際領導者是鄭南榕,但他事前透過臨時性的組織,推出當天的執行委員會,事實上,這個委員會是空的,實際的運作還是鄭南榕為主的黨工系統,因為許多黨外公職人員,事先都無法評估,領導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一旦國民黨翻臉,後果將如何呢?沒有人知道。

 

  警方與群眾,隔著鐵門互相推擠,一位高級警官,拉著喉嚨大喊:「今天的集會,是誰負責的?請他出來一下!」

 

  結果,擠在前面的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時間卻愣住了。那時,我正站在立法委員江鵬堅的旁邊,只見他擠得滿頭大汗,對著那位警官說:「好啦,是!我來負責!」

 

  江鵬堅站出來,擔任當天示威的總領隊,他踏出這一步,扛下示威的重責大任,也為他後來的政治發展,奠下了無人可比的基礎,他領導了這一場轟動海內外的示威,而後也成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的創黨主席。

 

  這一場反戒嚴示威,雙方打了一場長達十二小時的持久戰,由早上十點,僵持到晚上十時,由白天,戰到黑夜,由豔陽高照,汗流浹背,戰到傾盆大雨,如落湯雞,而又雨過天晴,烈焰懸空,地上雨水蒸發,柏油路面曬得燙腳,而示威者身上的衣服,由乾而濕,由濕而乾,汗水、雨水、淚水,攪和成一片……。

 

  國民黨採取包圍的消耗戰,也不攻擊,也不驅除,也不抓人,只佈下天羅地網,示威者你要出去,可以,讓你出去,晚來的黨外人士或旁觀的民眾,你想進來,對不起,門都沒有,除非你硬闖。因為黨外人士,過去沒有打過這樣漫長的持久戰,漸漸的,有的人,熱的受不了,有的人,餓得發昏,而鄭南榕這邊,也沒有料想會有這樣的場面,糧食飲水的後勤補給,事先都沒準備。於是,困守在龍山寺廣場的黨外人士,透過麥克風,向龍山寺外的民眾緊急呼籲求援。

 

  當時,示威現場分成兩個場景,一個是內場,以公職人員為主,手持綠色的橫布條,在龍山寺廣場內靜坐,另一個是外場,少數的黨工,及一大批國內外的媒體記者,就站在外場,這批人的外面,警方又以一個封鎖圈團團圍住。

 

  我身披綠背心,上面寫著「甘地精神」,頭上綁著一條長條的綠絲巾,在外場走來走去。

 

  眼看內場的公職人員,遭到團團圍住,不得動彈,於是有人建議:「我們既然走不出去,就讓我們在大門廣場外這條馬路上,拿著布條來示威吧!」

 

  於是,我跟蔡有全、蕭裕珍、田媽媽、陳萬富,還有幾位黨工,一起拿著一面綠色長布條,上面寫著「戒嚴就是軍事統治」,然後,蔡有全走在中間,我們就在空曠的第一層封鎖圈內,昂首闊步,高聲大喊,公然「示威遊行」起來了!一時間,引來許多攝影記者猛拍鏡頭,而場內被圍困的黨外人士,也向我們歡呼叫好,就這樣,內呼外應,外呼內應,我們就不再感到孤單無聊,剛開始時的害怕與無助,也消之無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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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下)

 

也因為黨外人才輩出,讓人感覺,康寧祥幾乎在原地踏步。幾年之後,當他又在風雨之中,以那同樣的粗獷沙啞的聲音,聲嘶力竭的吶喊:「我康寧祥------為了咱------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共同命運……」我聽了之後,再也不像當年背著書包去聽他的演講,那樣的感動了。

 

  話說回頭,我進到康寧祥的辦公室,跟他說明來意,並問他:「五一九當天,你會不會去參加龍山寺的示威呢?」

  他只是簡單的答道:「我會在適當的時機,有所表示。」

 

  面對這位當年的黨外巨星,給我這樣模稜兩可的答覆,我感到有點失望,也不想再多說,就起身告辭了。

 

  五月十日下午四點,我寫了一份《靜坐聲明》,呼籲黨外公政會的公職人員,加入龍山寺的五一九綠色行動。當天早上,台北市黨外公政分會成立,他們就在下午四點,於公政會館召開記者會。一群黨外公職人員,都會湊在一起,又有一堆記者,我選定這個時機,來宣傳五一九綠色行動。

 

  可是,我算錯了。來參加的黨外公職人員不少,記者也不少,但他們看到我蹲在公政會館樓下的入口處,拿著一幅「五一九綠色靜坐」的海報,好像看到廟口行乞的流浪漢,避之唯恐不及,有的人視若無睹,有的人匆匆走過,少數幾位還會跟我點個頭,而攝影記者,也紛紛擦身而過,只有一兩位記者照個相後,馬上匆匆上樓,我一個人就從下午四點,靜坐到傍晚,再也看不到人進進出出了,我只好收拾收拾海報,悻悻然的離開那兒……。

 

  「國民黨將怎麼對付五一九綠色行動呢?抓人、關人、還是運用鎮暴警察把我們團團圍住?」這個問題,沒有人知道,因為台灣實施戒嚴以來,從來沒有人計畫這樣一場反戒嚴示威。

 

  五月十八日早上,新店分局長陳良國、巡官郭承憲等一行人,突然跑到我家來,讓我嚇了一跳,以為他們要提早採取行動。

 

  陳分局長一臉苦笑,不斷拜託我:「江先生,明天的龍山寺示威,請你不要參加。」

  我了解他的來意,知道他們不致於輕舉妄動,我繃緊的神經,稍微放鬆了些,就回答他們道:「五一九綠色行動,是我們自由時代雜誌社,不斷的對外宣傳呼籲,我拚命的叫人去參加,我自己怎麼可能不去呢?」

 

  他們又一再的央求,說是上面的壓力太大了,請我務必給他們有個交待。看樣子,若得不到滿意答覆,他們是不肯離去的,我只好婉轉的說聲:「好吧,我會考慮的。」於是,他們終於起身,告辭而去。

 

        其實,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鐵定會參加的,我告訴他們,「我會考慮的」,下面一句話還沒說出來,那就是,「我今晚不會住在新店的家裡,也不會害你們半夜守在我家樓下大門口,被蚊子叮了一整個晚上!」。

 

  他們一走,我就趕到雜誌社去。整個雜誌社,為了明天的示威,忙得不可開交,鄭南榕忙著接電話,指揮東,指揮西,他的臉上,並沒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愁容,反倒像是學校的小朋友,明天要去郊遊,忙著準備糖果點心,那樣的興奮快樂。

 

  一九八六年的時代,黨外還沒有發動過有組織、有紀律的大型示威行動,鄭南榕他也沒有經驗,為了控制這一次的示威場面,他就調來將近十來個發行書報的小弟,充當糾察隊。

        這支鄭南榕臨時組成的糾察隊,從來沒有經過任何訓練,只是讓他們掛個臂章,有個示別標誌而已,當然,第二天群眾一聚集,鎮暴警察一包圍,這批糾察隊員,就紛紛做鳥獸散了。雖然如此,我還是非常肯定他們的勇氣,因為他們裡面,有的人,只有十、七八歲。

 

  雜誌社裡,大伙兒忙得不可開交,我突然看到一大包草綠色的軍帽,頭上有個青天白日徽章的那種。我愣了一下,回頭質問鄭南榕:「這欲做啥米?這是軍帽啊!」

  
        「糾察隊要戴的。」

  「按呢無好啦!你叫這寡囝仔,帶軍帽仔,萬一國民黨變臉,煞掠去判軍法,這嘸是害死人咧?」

 

  鄭南榕想一想,就說,「那按呢,我將彼粒頭徽剪掉,好否?」,說著說著,他就自己拿起一把剪刀,把一頂一頂軍帽的頭徽剪去。

        我看他剪帽徽的動作,還是深覺不妥!可是,我一向對鎮暴軍警,象徵國民黨的權威,沒有好感,要是在明天的示威場合裡,讓這些糾察隊員,頭上戴這種軍帽,豈不太荒謬了?我只好再跟鄭南榕建議:「
Nylon,我無贊成咱用彼寡軍帽仔,請你擱考慮看覓咧,不要用啦!」

  
        鄭南榕考慮了一陣子,最後終於接受了我的意見,不用那些軍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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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反戰」信念,羅素88歲坐牢
---我看見台灣老人的身影

作者:邱斐顯
 

 
圖片來源:http://www.brainythoughts.com/index.php?s=Bertrand+Russell


英國哲學思想大師羅素,88歲時,為堅持自己的理念---反對核子軍備,勇於與英國政府對抗,不惜付出必須坐牢的代價。(註:羅素1872年出生,1970年過世,享年98歲。)

2006年下半年,是我人生中相當灰暗的一段日子,許多我這一輩子從未經歷過的感受,一波一波地來襲,讓我難以招架。幸好,蓋世不斷地在我身旁鼓勵與打氣,讓我渡過人生的低潮期。為了讓我轉移注意力,他建議我讀《羅素自傳》。直到年底前,我才從圖書館借來了厚厚三大冊的《羅素自傳》。

剛開始看時,我只想多了解一個世界偉人的傳記,看他一生的經歷,看他如何應付人生危機,如何面對人生困境。沒想到,一路讀下去,我卻發現,《羅素自傳》深深地吸引著我。

羅素不愧是近代人文主義的先驅。他不但具有哲學思維,也勇於為自己所堅持的理念而奮鬥。他甚至不惜為「反戰」、「反徵兵」、「反核子軍備」等理念而坐牢。

1914年,羅素42歲,開始在英國各地發表反戰演說。1916年,他44歲,因支持「反徵兵運動」,不僅被法庭判處罰金一百鎊,同時也被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開除他的教職。1918年,他46歲,因繼續支持「反徵兵運動」,再度出庭,被判六個月徒刑。

1961年,他88歲,發動靜坐示威,反對核子軍備,被英國政府判兩個月徒刑。後來,政府因輿論壓力,以及考慮88歲年邁的羅素健康之故,兩個月徒刑遂減為七天。 


羅素在他的自傳裡寫著:
 

1961年2月18日早晨天色陰暗寒冷,而且下著毛毛雨,我們的心情為之低落。如果雨勢轉大,參加示威的人數勢必減少,儘管主要的人員大多已立誓參加。但是當我們在特拉法加廣場集合時,那裡已聚集了一大群人。
 
人群到底有多少人,不可能明確地說出來。根據新聞界、警方和「百人委員會」的計算折衷,大約有兩萬人。演說進行順利而且迅速。然後人群開始遊行至政府機關所在地,由一面大旗幟做前導,百人委員會組成的糾察隊維持秩序。隊伍中包含原先已在特拉法加廣場的五千多名內心洶湧澎湃但外表冷靜嚴肅的群眾。 

我們遊行到了一個地點,遭到警方攔阻。警方企圖以妨礙交通的理由,阻止我們前進。然而這個理由顯然站不住腳,遊行隊伍繼續前進。最後,五千多人在國防部外走道上或坐或躺。我們在那裡坐了大約兩個三時,直到暮色低垂,很堅強而安靜(即使並非完全安靜)地抗議政府的核子政策。

很多人來加入我們,而有更多的人過來看我們,當然新聞界和電視記者更是蜂擁而至。當有人傳話說「所有的遊行者都已坐下」時,史考特、舒恩曼和我立即將我們準備好的一份佈告,貼在國防部的大門上。我們知道政府已要求消防隊用水管對付我們,所幸消防隊予以拒絕。
 

六點一到,我們便宣布結束這次靜坐示威。人群中響起一片歡呼。當我們在暮色和燈光中離去,經過歡呼的支持者身旁時,我感到很高興------我們已完成了我們當天下午出發時想要做的事,我們嚴肅的目標已經公諸於世。人們對我的歡呼,當我走過時,他們對我大叫「他是個大好人」,也令我感動。
           
---------------------摘自《羅素自傳》第三卷 p. 142~143  
 

編完了《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之後,看到羅素自傳裡的這段文字時,我的感觸很深。國民黨政權的戒嚴統治之下,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陸陸續續有大規模走上街頭的示威行動。台灣的黨外人士,為了台灣社會的民主、自由,一再與國民黨政府對抗時的情境,和當年哲學大師羅素,為了「反核子軍備」的理念,而與英國政府對抗的情境,頗為相似。只是時間晚了20年。 


1961
86日「廣島日」,「百人委員會」安排舉行兩次集會:一是上午在倫敦政府街第二次世界大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的獻花儀式;另一是下午在「大理石拱門」集會演說。…………在海德公園舉行的集會,生氣盎然。警方根據公園管理條例,禁止我們使用麥克風。這條規矩,警方先前多次對別的集會活動視而不見,但對我們卻堅持到底。我們決心嘗試使用麥克風,一部分是因為我們知道必須使用麥克風,才能讓更多的人聽到我們所說的話;另一部分是為了顯示公園管理條例執行上的矛盾。畢竟,我們是個致力於和平抵抗的團體。
 
因此,我開始透過麥克風演說。一個警察悄悄提出抗議。我堅持。那個警察將麥克風拿走。這時我們將集會延後,宣佈要遊行到特拉法加廣場去繼續舉行集會。這一切是我們原先計畫好的,而且計畫執行相當成功。我們沒料到的是,當群眾沿著牛津街前進時,突然下起了一陣大雷雨,而且持續到廣場集會的大部分時間。
 
一個月之後,有天下午,我們開車在北威爾斯兜風回家之後,發現一位神情雖然很尷尬,但卻愉快的警官,他跨坐在摩托車上,車子就停在我家門前。他是送傳票來給我太太和我,傳我們於912日到波爾街法庭去接受審訊,罪名是煽動大眾和平抵抗。

------------------------摘自《羅素自傳》第三卷 p.145  
 

讀到這段文字,我非常感動。一個睿智的老人,一個人文主義思想家,即使到了88歲的高齡,仍為堅持自己的理念,奮不顧身,勇往直前。世界上,像羅素這樣為理念堅持的老人,的確罕見。因為有的老人,如果曾經有名,或者曾經有權,常常可能為權、為名、為利,或為了無法公諸於世的個人動機,而改變當年的思想信仰。 
 

然而,羅素是特例,他一直都享有盛名,甚至曾經是諾貝爾獎得主。但為了「反核子軍備」的理念,
88歲的羅素,在法庭上面對法官時,不但不懼怕坐牢,還主動表示「故意要被判入獄」。羅素在自傳中提到:


在審訊開始之前,一位警察找遍法院,想找一塊墊枕,給我墊在又硬又窄的法庭木椅上。結果找不到--這正合我意--不過我還是感激他的好意。


這是何等的不簡單,一個
88歲高齡的老學者,還願意為自己終生的堅持,勇敢走進牢獄之中。透過羅素的自傳,我了解到,一個偉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一向堅持他自己的信仰;而他也勇於為這個信仰,付出他必須犧牲的代價。


在台灣,有許多類似羅素這樣的老人,他們不一定有名,不一定有權,不一定有勢,但是他們只為一個單純的信念,那就是---「愛台灣」,而且打死不退。他們有著羅素不屈不撓的身影。




左起戴斗笠者為田朝明醫師(田爸爸)、田醫師的太太田孟淑(田媽媽),
中間立者為江蓋世,攝影者為邱萬興。時間:1987年。

 


鄭南榕自焚後,田媽媽高舉鄭南榕遺像,依然走在街頭抗爭。
她的後方,即是田朝明醫師。攝影者為邱萬興。時間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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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初,許信良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並揚言三個月後「遷黨回台」。許信良的這個動作,引起了島內黨外人士的注意:許信良能不能組成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可不可能?許信良會不會成為台灣的艾奎諾?……這一連串的問題,給台灣黨外的政治圈,激起了不小的漣漪。在當時,許信良給人的評價不一,有人認為他是變色龍,也有人推崇他雄才大略。那時的鄭南榕,正在全島到處宣傳,五月十九日台北龍山寺要舉行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他知道許信良的這個行動,非常高興,就叫我好好追蹤,深入報導。

鄭南榕最氣有些黨外人士,成天喊組黨,喊得轟隆作響,卻沒有半滴雨下來,因此,許信良的呼籲,他立即迴響。

五月八日,鄭南榕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道:「昨晚,我已經傳真到美國,告訴他們,我願意當台灣民主黨在台灣的第一位黨員,你要不要加入呢?」

因為我負責採訪許信良的遷黨回台這件大事,有一些黨外人士,對許信良的這個動作,把他看成又是一樁「膨風」代誌,並不寄予厚望,所以反應很冷淡。

好,鄭南榕當第一號在台黨員,那麼,我就當第二號吧。於是,我就拿起「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的申請書,填寫上基本資料,然後,又在空白的地方,寫上附註:

「請『建黨委員會』負責先生,對外宣佈『遷黨回台』的明確日期。若在限期內未能如期實行『遷黨回台』的計畫,本人將在島內自行籌組反對黨。」

鄭南榕看到我的附註,皺著眉頭,質疑問道:「你要加入就加入,不要就算了,幹嘛加個附帶條款?」

我解釋道:「我非常贊成許信良的遷黨回台計畫,我才會自願當他的在台黨員,我加上那些附註,是表示我自已對組黨的承諾,我不希望他們只是在美國成立的泡沫政黨,甚至只是開空頭支票而已。」

鄭南榕與我響應許信良的號召,自動申請加入「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成為在台的第一號與第二號準黨員,這件事情,在美國發行的台灣公論報,以頭條新聞報導出來。

有位朋友勸我:「鄭南榕官司在身,因此鋌而走險,你年紀輕輕的,將來還大有可為,何必跟著他搞什麼組黨,將來為何被抓、被關,我看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只是輕鬆的回答他,「好玩啊!」,大概是個性使然,我若遇到的壓迫愈大,我就愈想挑戰,若能使壓迫者氣得暴跳如雷,腦門充血,我就會感到無比的痛快。數十年來,國民黨黨禁高懸,能夠衝破它,這是歷史大事,我可不想缺席。


鄭南榕除了在自由時代雜誌上全力宣傳「五一九綠色行動」,他還籌組了一個推動委員會,去各縣市舉辦說明會,呼籲全島黨外人士,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當天,群集台北市龍山寺,進行有史以來第一場反戒嚴大示威。

剛開始,許多黨外公職人員,對這個示威不表樂觀,也很難評估將來的下場會如何,因此,他們的態度並不熱衷,鄭南榕便要求我們,在採訪的時候,逼那些黨外公職人員表態。

五月八日早上,我跑去《八十年代》雜誌社找康寧祥,他不在,我告訴助理,再久,我也願意等。等了一個鐘頭,康寧祥匆匆進來,又在辦公室裡,跟別人討論事情,好不容易輪到我,我懷著緊張的心情進去他的辦公室。

一九七○年代,康寧祥是黨外的超級政治明星,他那矮小但結實的身體,他那沙啞而粗獷的聲音,他那萬人簇擁的政見會,讓許多年輕人,為之崇拜不已。在一九七○年代,他提出削減國防預算,就被整個社會,當成過街老鼠,眾人喊打,也因他這樣的道德勇氣,黨外選民以高票送他進去市議會及立法院。

他的演講,氣勢十足,他的政見會,經常人山人海。我讀建中的時候,也常跑去萬華火車站前廣場,擠在黑壓壓的人群裡,聽他如何控訴國民黨。康寧祥的演講,讓人感到,整個台灣歷史的命運,就扛在他的肩上,他一出場,就有帝王降世的氣勢,例如,他曾經說過這樣的名言: 

    「今仔暗時的風,是為我康寧祥吹的;

     今仔暗時的雨,是為我康寧祥落的。」

不過,一九七九的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原有的領導者,紛紛入獄,但以美麗島辯護律師為主的黨外菁英,如尤清、謝長廷、陳水扁、張俊雄……等人,投入公職選舉,紛紛高票當選,而成為新興的領導階層,那時的康寧祥,就不再是唯一的,能呼風喚雨的黨外明星了。 

 

(未完待續)

後記:
 
「入黨申請書」19年後重見天日 

邱斐顯

鄭南榕與江蓋世二人,加入「台灣民主黨」的入黨申請書,於1986年從台北傳真到美國之後,由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影印後保存收藏。鄭南榕簽署的那一份申請書,目前收藏在「鄭南榕基金會」,與鄭南榕的其他遺物,一併存放在基金會的櫥窗裡。

2005年,邱萬興和我在整理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1975~2000》一書時,從艾琳達慷慨提供的兩大箱資料中,找到這兩份簽署文件。這兩份簽署文件竟然在19年後,重見天日。邱萬興如獲至寶,隨即將這兩份簽署文件,以數位影像檔案的方式保留下來。

台灣民主運動中,艾琳達因長期協助黨外人士,以致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眼中釘。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幾天,19791215日,艾琳達被國民黨政府強制驅離台灣。直到1990年,經過民進黨多年的努力,國民黨的「黑名單」解禁後,艾琳達才得以回到台灣。

艾琳達表示,箱內許多重要的「民主運動」文件,是過去海外台灣人不斷累積而成的。一九八○年代,她為了救援被抓、被關的美麗島同志,常常馬不停蹄地帶著這些資料,到處演講。「這些資料,可能已經跟著我,繞了地球好幾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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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下)

 

另一位面貌削瘦、皮膚蒼白、身材略矮但體格結實的男子,也對我大聲吼道:「你太囂張了!」看到他們對我這樣惡形惡狀,再看看我身旁的警察,對這兩名男子的恐嚇,視若無睹,都露出事不關己的神情,我心裡想著:「這兩名陌生男子,我跟他們素不相識,也無冤無仇,他們敢公然,專程跑來這裡鬧場,背後可能有人唆使,我跟他們罵回去,又有什麼用呢?算了吧,不要理會他們,也許,台灣戒嚴了卅八年,他們毫不知情!」

 

  我心頭想了一想,反倒同情他們的無知,原諒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我按捺住自己的脾氣,露出笑容,走向他們,主動伸出我的手,想跟他們握手,他們一臉憤怒,拒絕跟我握手。然後,我就上了呂國民的車子,胡光明、呂洪淑女跟我們同車離去。

 

呂國民的車子,一離開桃園火車站前廣場,他就警覺到,有一輛淡綠色轎車,緊跟在後。呂國民是桃園黨外人士的重要人物,他對桃園市街道非常清楚,他擔心後面跟著來的,就是揚言要剁掉我腳跟的惡漢,因此,他就猛踩油門,東奔西竄,企圖把後面那輛淡綠色轎車甩掉,於是,兩輛車子,就在桃園市展開飛車大追逐,呂國民的開車技術不錯,但後面追蹤的人,技術也很高竿,尾隨其後,讓我們甩也甩不掉。

 

呂國民在情急之下,靈機一動,把車子殺進桃園縣警察局,啊哈!這一招,果然見效,後面那輛車子就不見蹤影了。呂洪淑女是呂國民的太太,她是當時的桃園縣議員,她就立即向警局報案。過了一陣子,警局督察與刑警隊長,從外頭回來,他們跟我解釋:「跟在你們後面的,是我們派出所的警察,是要保護你們的,而不是要追殺你的,請不要誤會。」

 

  可是我的心裡,卻搞不懂,若說要保護我們,幹嘛不用警車?若要派便衣,也可打個招呼,表明他們的善意,何苦瘋狂大飆車,非緊跟著我們不可?

 

  後來,他們要求我去指認,開那輛淡綠色轎車的人,是不是揚言要殺我的壯漢,我想一想,也沒有這必要了,就想離開警察局,回台北去找朋友,可是督察卻堅持叫警局的便衣人員,保護我回到新店的家,我說不必了,我自己想走,可是督察說,基於職責,他們還是會一路尾隨保護,不然,我要是半途發生意外,他們沒法對上面交待。

 

呂國民、呂洪淑女他們夫妻倆,也勸我接受警方的保護,兔得壞人真的半路攔殺,他們非常擔心我的安危。我也不再堅持己見,就在四個便衣警員的陪同下,驅車北上,回到新店。剛開始時,心中還存有一絲絲恐懼,因為初入黨外,聽過許多黨外前輩提起,過去國民黨情治人員,對付政治異己的手段,非常可怕……。

 

然而,一路上我跟這些便衣聊天,內心的緊張,逐漸鬆弛,我跟他們聊起,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待遇,他們的家庭……我覺得,他們就像我們的兄弟的一樣,只不過,他們的工作是警察,而我是黨外,這是基本的不同。

 

  四月六日桃園的示威,有驚無險,平安落幕。事後,我把這段經歷,告訴一位桃園黨外朋友,他聽了之後,不禁哈哈大笑,對我說道:「哈哈!……你太糗了!看你嚇得那樣子,他們跟你無冤無仇,幹嘛要殺你這一號的小人物?因為你三不五時,就來桃園示威,害警察勤務增加,不能正常休假,所以找一些人來嚇嚇你,就是叫你少來桃園,這樣知道了吧?」

 

  「你這麼一說,那麼來砸場的,要殺我的,就是警方暗中派來的嗎?」

  「你太笨了!你不會自己去想一想吧,哈哈!……」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事實真相,也不曾去追查究竟如何。那些砸場的壯漢,是不是警方派來的人馬?這並不重要。經過了這一個事件,我學到了一個寶貴的經驗,那就是當對方惡言相向時,若我們能保持微笑,伸出友誼的手,我們的神智會比較清醒,我們的判斷,會比較正確,而冷靜的判斷,是一個政治人物,不可或缺的要件。

 

  這使我想起,南北戰爭時代的林肯總統,他說過一句名言:

 

    「心無惡意對眾人,

     胸懷善念抱蒼生。」

 

  心中絕無惡意,除非聖人再世,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若我們心無仇恨,甚至對那些揚言要加害我們的人,依然能露出微笑,我們可以得到心中的寧靜,而這個寧靜,有助我們度過難關。第二度的桃園之行,讓我深深的體會到林肯這句名言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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