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80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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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下)
 

 

整個事情的導火線,主要是針對鄭南榕的管理方式,以及編輯部與採訪部門之間的權責問題,關係相當緊張。那時候,有同事就認為,平常我們黨外陣營,為社會的不公不平不義,大聲疾呼人權人權,可是碰到自己的內部出了問題,就不敢站出來說話,因此,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我與雜誌社同仁總共十人,就在離雜誌社不遠的豐群餐廳聚會,正式成立「自由時代工會」,這個迷你形的工會,推派黃怡、兵介仕與我,擔任委員,負責與鄭南榕談判,而張立明、宋隆泉則擔任紀律委員。

 

六月一日,「自由時代工會」舉行第一天的罷工,我們不進去辦公室,大夥兒都集中在雜誌社前面的公園,一起討論要跟鄭南榕談判的重點。

 

上午十點半,我們三位談判代表,進去總編輯室,我看到鄭南榕,兩眼佈滿紅絲,神情極為憔悴,而我們三位談判代表,經過前一晚徹夜長談,繃緊的壓力,也使得我們,看來像命運未卜的難民,正在為未來的命運努力掙扎。我們一見面,除了客套的寒喧之外,就直接切入主題,我們提出了幾點要求,可是,鄭南榕的一句話:「我不承認你們這個工會!」,這個態度,使我們無法再談下去了,到了下午十二點二十分,我只好對鄭南榕這麼說:「既然這樣,我們沒有什麼好談的。」

 

我們三人走出了鄭南榕的總編輯室,我的心情極為複雜,我沒有想到,站在我眼前的,我們所抗爭的對象,是反抗國民黨政權的英雄,是啟迪我台獨思想的一位前輩,可是,他卻否定了我們工會的存在,他的強硬立場,使得我們的談判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

 

我們走出了自由時代,又到另外一家餐廳,全體成員又展開馬拉松式的會議,從午餐吃到晚餐,從發表聲明討論到將來如何另創一份週刊……就這樣,一整天下來,沒有任何的結論。六月二日下午三點,我們工會成員又再度聚會,又繼續冗長的討論……。

 

在這同時,鄭南榕不因為我們突然的離職,而導致整個編務停擺,他卯足全力,四處調兵遣將,硬是把當期的雜誌給編了起來,反觀我們,共識不高,步調不一,士氣已一衰三竭,最後,大家只好決議,若鄭南榕不接受我們提出的條件,那麼全體成員就立即總辭。到了當天晚上八點,黃怡代表我們打電話給鄭南榕,向他提出最後的通牒,沒想到,鄭南榕非常乾脆的答道:「總辭?好的!」

 

於是,大概是台灣近代反對運動史上,最短命的「工運」,在此宣告壽終正寢。由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自由時代工會」成立,到六月二日晚上八點,我們集體總辭,而工會也就因此宣告解散。

 

六月三日上午十一點,我們這些離職的成員,相約返社,去處理一些留在社裡的私人雜物。鄭南榕看到我們,也不提昨天不愉快的事情,反倒主動的邀請我們,「欲鬥陣呷中晝否?」,他這突如其來的邀約,使我們稍覺尷尬,只好給予婉拒,帶著我們的私人雜物,還清了雜誌社的公物,我們悻悻然的走出了雜誌社……。

 

往後的發展是這樣,在鄭南榕的努力之下,那期的雜誌,依然如期出刊,這一點,使我不得不佩服鄭南榕的應變能力。在工會這方面,打從我們跟鄭南榕談判開始,就有黨外陣營的一些朋友出面,表示關心,他們極力勸我們和解,最大的理由是,當時的自由時代,是反對國民黨陣營裡,最重要的一個言論堡壘,絕對不能讓它倒了,若是倒了,會讓很多反對運動的支持者失望的。這個理由太強了,沒多久,我們工會的部份成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溫情,不得不回心轉意,而陸續重返雜誌社去工作。

 

現在回想起這段往事,讓我感觸良深,如果這段歷史能夠倒帶的話,我可不願這麼播放。我在想,假設當時,雙方都能給對方一些時間,或雙方能夠表現較成熟的溝通談判技巧,那麼,事情不會搞得那麼僵,而這段灰頭土臉的「工運」,也不會流為朋友間茶餘飯後笑談的資料。

 

從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開始,我再也不回到自由時代雜誰社上班了。不是我氣鄭南榕,工運事件,只是導火線,「我想出去雙腳走台灣」的強烈念頭,才是主因。於是,我下定決心,放下筆桿,暫拋飯碗,我要出去闖天下,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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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中) 

 

鄭南榕是黨外雜誌界裡,特例獨行的人物,經過幾年的經營,他使自由時代雜誌社成為黨外發行量最大,員工最多,被國民黨查禁次數最多,批判國民黨最嚴厲的黨外言論急先鋒。

 

然而,他並不以當個黨外雜誌總編輯就夠了,他又想當個號召群雄的政治人物,因此,他呼應許信良的遷黨回台運動,他傾全力發動五一九綠色行動,他被逮捕入獄,他出獄後,又積極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這一切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讓有的人感到非常困惑,到底他要當個總編輯?還是要當個政治人物?若要當個總編輯,他的最高職責,就是要搞好一本雜誌,若要當個政治人物,則應該避免過度干涉編務,才能夠維持這一本雜誌,本身所標榜的「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

 

鄭南榕曾對我說過,他的反對運動哲學:「要當個導演,不要當個演員。」

 

因著他這樣的信念,他非常反對我在採訪工作之餘,自己又跑去外面投入街頭運動,他有一套了不起的企業管理觀念,非常重視員工的培訓與成長,可是,因著他孤傲的個性,與難以捉摸的脾氣,使有些員工,不太敢跟他接近。

 

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台灣解嚴的呼聲愈來愈大,統治者控制的枷鎖,逐漸鬆綁,台灣的各種社會力量,如雨後春筍,紛紛掙脫覆蓋的泥土,而冒出頭來,呼吸自由的空氣,因此,那時的台灣,這邊有抗議,那邊有示威,鎮暴警察疲於奔命,示威人士人仰馬翻,新聞記者街頭團團轉,朝野政黨領袖竭盡心力,處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危機……。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這天是端午節,也是自由時代雜誌社歷史性的一天,我們成立了「自由時代工會」,這是黨外陣營裡第一個工會,不幸的是,也是最短命的工會,前後只維持三天,這個工會的十名成員,就在六月二日總辭,而工會也就自然瓦解了,前後歷時五十一個小時。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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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上)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
,我再度回到自由時代雜誌社上班。我離開了雜誌社一個多禮拜,我丟下了手中的筆,遠赴高雄,一路北上。我出發前,鄭南榕在電話中對我怒吼,摔我電話。但是,當我回到了台北,我覺得那一切都過去了,所以我主動返社,想表示我的歉意。
 

鄭南榕一看到我回來,用一張紙,寫下「歡迎歸來」四個字,外加一條綠絲帶,走到我面前,咧著他那張燻黑的牙齒,嘿嘿的微笑,向我獻禮。他突如其來的幽默與善意,倒叫我有點不好意思,我也不願多說,只簡單答道:「NYLON,多謝啦!」

沒事了,我回到我自己的辦公桌上,整理一下子,坐在我對面的主編胡慧玲,向我說道:「蓋世,你看怎樣,將你這段走台灣靜坐的過程,心內有啥米感觸,將伊寫做一篇文章,你看好否?」
 

我聳個肩,自我解嘲的回答道:「講我的心內感觸?嘸免啦!別管彼的痟仔!」

重新回到雜誌社,做了幾天,我又「不安於社」,我內裡的聲音,愈來愈大,「我不想幹記者,我要出去外面!」,因此,雜誌社的開會、出外的採訪、趴在桌上趕稿等工作,我愈來愈覺得乏味。
 

在黨外界人稱大魏的魏廷朝,他是桃園龍潭人,就讀台大法律系時,跟隨彭明敏教授,而走上政治的不歸路,他在政治黑牢裡,已渡過漫長的十七個歲月了,將要於五月二十七日出獄,雜誌社編輯會議決定,要把他出獄的事,好好的報導。那時我的頂頭上司採訪主任魏廷昱,他也就是魏廷朝的弟弟,他告訴我很多魏廷朝當年的事蹟,他最大的感慨是:「我哥哥是一個讀書人,根本就不是搞政治的料子,更談不上什麼叛亂犯!」
 

魏廷朝是黨外圈內人稱的「人格者」,他的前半生,三度入獄,第一次,與彭明敏、謝聰敏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被捕入獄;第二次,美國商業銀行台北分行爆炸案,他被誣指參與該爆炸案;第三次,美麗島事件,他因擔任美麗島雜誌社的編輯,而移送軍法大審。
 

以現在眼光,來看當年魏廷朝的三件大案,而判以軍法重刑,前後加起來,總共十七年又兩個月。坦白說,一個人,又有多少個十七年?……而魏廷朝他的十七年所付出的鐵窗歲月,最後通通被鎖入戒嚴的鐵箱裡,而無法平反。
 

雖然根據戒嚴法,在戒嚴期間,遭受軍法審判的案件,解嚴之後,可依據法定的訴訟程序,要求平反,而按照統計,在台灣三十八年來的戒嚴期間,有將近兩萬九千個案件,在解嚴之後,當事人可以要求平反,還他們一個清白。

但是統治當局,為了因應這種平反的浪潮,就另外製訂一部「國家安全法」,把戒嚴法這一部份的上訴權利,加以凍結了,換句話說,過去的冤案,殺了就殺了,關了就關了,失蹤了就失蹤了,兩萬九千個案件,所牽涉的數萬個當事人,若遭到冤屈的,也只有自認倒楣了,他們沒有辦法透過法律,來尋找最後的正義。
 

在那時,我還沒坐過牢,我根本無法體會,一個人在牢裡渡過十七個寒暑,鐵窗之內,漫漫長夜,是何等的感觸,我更沒有辦法去體會,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兄弟姊妹,如何熬過那漫長的「望你早歸」的探監之路。
 

五月二十七日一大早,我跟許多關心的人趕往土城仁教所,去接大魏出獄。沒想到,土城仁教所的人員,手腳更快,天未亮,大概五點多吧,就把他送回埔心老家。他們這麼做,是一貫的手法,就是不要讓政治犯出獄時,在監獄的大門,擠滿了迎接出獄的群眾,而給人們一種「他是英雄」的形象,所以才搞出這樣半夜摸黑,偷偷送魏廷朝回家的把戲。
 

魏廷朝回到家,知道大家通通趕往土城看守所接他,於是,他又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又匆匆離開,跑出去與接他的群眾會合。

 那天,我看到他的時候,他滿臉鬍鬚,外貌憨厚耿直,愈看愈不像紅毛綠眼的江洋大盜。許多認識他的人,關心他的人,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但是歲月的齒輪,絞過他一臉的風霜,我們除了恭喜他第三度出獄,也不能再多說些什麼話了。 

我記得,那一天,他說了一句幽默的話,讓我覺得好想笑,又會笑得暗地流下眼淚,他這麼說:「我不是坐牢,我是休息。」 

繼魏廷朝之後,五月三十日,國民黨當局一口氣釋放了黃信介、張俊宏、黃華、顏明聖等政治犯。一時之間,民進黨人士與反對運動的人權團體,都紛紛忙著迎接他們,重返社會,朝野之間,原有的對抗形勢,也因這些重量級的政治犯出獄,而稍稍和緩。

 

外面的情勢看來大好,可是,自由時代雜誌社卻面臨重大的危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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