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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大學 人文與資訊學系
【傳播與溝通】講師邱斐顯 推薦書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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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五章 迴盪 
5-1鬆動的土壤(上) 


  台灣的言論禁忌,好比是乾旱的硬土,但黨外的組黨運動興起,再加上我這一波的台獨思想自由運動巡迴全島,使得統治者所控制的乾旱硬土,如同春雨過後,耕牛犁過,成了鬆動的土壤。
 

 

  離開南投,前往台中市,就這樣,我一路北上,沿途,依然受到各地的民進黨基層人士的熱情協助,在我當年所寫的日記本,我並沒有把這些基層黨工的名字,一一記上,所以至今回憶起來,只能記下主要的地方幹部,這一點,我感到很遺憾,因為我一趟路走來,那些默默耕耘的基層黨工,為我們拿旗幟,為我們開宣傳車,烈焰當空,或大雨傾盆時,陪我們靜坐,甚至,被警方團團圍住時,他們就站在我們身邊,展現非暴力的力量……。所以講到這裡,往後的各站示威情形,這裡我就不再一一陳述,只拿讓我印象深刻的,特別提出來說明。 

   七月十八日 下午五點半,我們在台中市議會靜坐完畢,台中市的一位民進黨重要幹部陳元芬,開著一輛張溫鷹服務處的戰車,充當指揮車,協助我們遊行台中市街頭。

 
  當我們一百多人準備出發時,一位殘障朋友,坐著輪椅,輪椅上面插著一面民進黨黨旗。

 
 「伊是啥米人?」我心裡正納悶著,陳元芬趕快跟我介紹,他是我們民進黨的支持者,平常非常熱心,今天特地出來,參加我們的靜坐遊行。

   
 我們的隊伍一開動,那位殘障朋友,就一馬當先,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他那輛輪椅,有一個特製的單手轉輪把手,他要很吃力的用手一直轉,輪椅才能按照我們走路的速度,一直前進,看那情景,我心裡非常感動,不禁暗嘆:「這就是民間的力量!」


   七月二十一日 ,我跟蔡文旭兩個人,按照既定的下午四點,來到霧峰省議會,整個空空蕩蕩的省議會門前,沒有半個人。又是個大雨滂沱的一天,怎麼會有人呢?
 

 

  也許是連絡不好,再加上大雨來襲,別說是警察,連半個民眾都沒有,我跟蔡文旭兩個人,一到了現場,只好相視而傻笑,誰叫我們那麼得到老天爺的寵愛,「贖罪之旅」,一路上,不是烈陽,就是狂風,或是暴雨!東看看,西看看,反正也沒人,可不可以偷懶一下子呢,哦,不,這個不成,要是有記者來,我豈不是穿梆了?說了,就要去做。於是,我只好躲在省議會大門階梯前,那個高聳的石柱子旁邊,靜坐下來,一邊欣賞雨中奇景,一邊暗自回味電影【虎豹小霸王】的主題曲,雨水不斷打在我的頭上,哈,人生真愜意! 

 

  我坐了一陣子,咦,前面有人來了,好像是個記者,我喜出望外,雖然看不到半個警察,好歹有個記者出現,那也不錯,雖然沒人聲援,若是能上報,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這十二個字,刊登在報上,這一趟,就值回票價了。


  「江蓋世,雨這麼大,辛苦了。」


  喔,原來走過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一位老朋友陳清泉,他是中部地區的記者,我實在太感動了,風雨故人來,還有什麼比這更難能可貴的呢?
 
 

  正當我準備開口,謝謝他冒這麼大的風雨,來採訪我們這場冷清的「示威」,他先向我們兩個人打過招呼,接著就幽默的說道:「我不是來採訪的,我專程來看你們,晚上要請你們吃飯的。」

 

  於是,陳清泉就陪著我們,躲在省議會的屋簷下,一起欣賞雨中奇景……。 
 

  霧峰省議會這一站過後, 七月二十二日 ,我們就一路北上,豐原、苗栗、新竹、桃園,連著幾天,馬不停蹄,有夠累的, 七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人回到台北,我抽個空,去一個畫廊,看書法家董陽孜的書法展,那天晚上,又跟一個朋友,去看一場羅曼菲的舞蹈。我雖是個讀政治的,在那個動盪的時代,整天在街頭示威遊行,但只要有空,我就想擁抱藝術,讓藝術的真善美,來紓解戎馬倉皇的緊張。 

 

  當我坐在表演廳,看著舞台上, 羅曼菲 女士那優美的舞姿,不禁為之著迷而沉思:「政治的舞台上,不也應該如此嗎?不要硬梆梆的橫衝直撞,而應讓身體徹底的放鬆,以無比的柔軟度,來應付鎮暴警察的盾牌警棍。」

 

  這一點,給我不少啟示,保持微笑,肌肉放鬆,我就能很自然的表現出一種韻律美,舞台上如此,示威街頭上,不也應該如此嗎? 
 

     七月二十八日,我與蔡文旭、楊木萬,搭機飛往台東市。 

 

  台東可說是民進黨的沙漠,在那時,除了台東縣議員張甲長之外,沒有省市籍以上的任何民進黨公職人員,整個政治風氣非常保守。我們在西部地區,由南到北,除了幾個縣市,偶而有穿制服的警察,象徵意義的擋我們一下,我們的「贖罪之旅」,可說是由南而北通行順暢,可是,當我一抵達台東市,當地的民進黨人士就告訴我們,台東警方知道你們要來,如臨大敵,已經嚴陣以待。 

 

  下午四點,民進黨台東縣黨部籌備處召集人張甲長、 龔博育 醫師、詹朝立、胡志成、陳忠和、劉聖吟、黃麗香等人,協助我們,在台東市更生路前靜坐。

 

  台東的街道,車少人稀,過路人並不多,我們靜坐時,佇足圍觀的人只有十幾位,可是當我們靜坐到五點三十分,要準備遊行台東市街時,警方突然派出三十幾位鎮暴警察,離我們 五公尺 ,圍成一個半圓的封鎖圈,不讓我們帶著布條與黨旗,台東街頭遊行。鎮暴警察一跟我們對峙,又值下班時間,來來往往停下來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慢慢的,形成了一兩百人圍觀的場面。據當地一位記者告訴我,這在保守的台東市,是數十年來,警方第一次出動鎮暴警察,來鎮壓示威的。

 

  「站佇我頭前的,甘是正港的鎮暴警察?」我看著那些鎮暴警察,不禁暗自懷疑。

 
   這三十幾個警察,身上根本就沒有厚重的鎮暴裝,只是戴著白色的鋼盔,穿著卡其的短袖,右手拿一根警棍,左手拿一個銀灰色的盾牌,那些盾牌,拿來跟台北市的鎮暴警察所使用的盾牌相比,實在太遜了。我小時候,住在大溪時,在廚房所看到的大型鍋蓋,就跟我眼前所看到的盾牌,有點類似,土里土氣,東凹西凹,看來好像破銅爛鐵的。
 

這還不打緊,要來鎮壓我們的那些警察,一半以上都是面色黝黑的原住民,其中有一位原住民警察,我看他眼珠子一直在打轉,額頭冒汗,臉部肌肉繃緊,沒有任何表情。

 

這也太為難他們了,我後來聽當地的人士提起,說這些鎮暴警察,根本就不是專業訓練的警察,而是為了應付我們這一趟,高喊台灣獨立的政治示威,警方不得不臨時抽調各地的員警,而且以原住民為主,拼拼湊湊而成這一支看來不堪一擊的鎮暴警察。

 

  看在我眼裡,那些原住民的警察,真的是很無辜,上面臨時抽調他們來擔任這項勤務。所以我決定,可以跟他們對抗,但絕對不惡言相向,不肢體報復,只要他們想要逮捕我,我立刻跟他們走。這麼一來,讓那位台東警分局長林獻章頭大了,因為他堅持,如果我們不提出申請遊行,警方將不惜任何代價,要制止我們走上街頭。可是,我也給他很明確的答案,我反抗惡法,但願意接受他們逮捕。

 

  這時,可為難了張甲長,他是台東民進黨籌備處的負責人,但是,台東站的「贖罪之旅」,主辦的是我,他只是協助者,我不肯讓步,林獻章分局長也不肯讓步,雙方僵在那裡,我們動彈不得,警方也撤退不了,聚集的民眾愈來愈多,這下子該怎麼辦呢?

 

最後,委屈了張甲長,他在六點二十五分,代替我填寫了遊行申請表,而警方當場核准,然後我們這一行人,人數不到三十人,就在下午六點五十七分離開台東縣議會,沿著傳廣路、正氣路、中山路、新生路、中華路、大同路、光明路,一路走到火車站前廣場,最後才宣佈解散。 

 

  我們遊行的時候,沿街鞭炮聲此起彼落,許多從來沒有看過示威遊行的台東市民,或探出頭來,或站在門後,觀看我們這一趟「贖罪之旅」。我們拿著一大幅的標語,上面寫著斗大的「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十二字,走在保守的台東街頭,我有著不同的感受。站在第一排拿著布條的,是兩位勇敢的小姐,右側的是,張甲長服務處的幹事黃麗香,站在左側的,是一位熱心支持者的女兒劉聖吟。

 

  黃麗香身材嬌小,但勇氣十足,她事前不但熱心的為我們招兵買馬,協助動員,遊行當天,還跟著我們走上街頭,並且走在第一排,對路人的側目,毫無所懼,我們一邊遊行時,她高興的對我說道:「我好興奮喔,這是台東第一次的遊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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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術家英文簡傳(
14詩人李魁賢  Poet Lee Kuei-Shien




編輯/邱斐顯 
EditiorFelicity Fei-Hsien Chiu 



A note about Lee Kuei-Shien


Lee Kuei-Hsien, born in Taipei in 1937, is a famous poet who graduated from Taip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first started to write poems in 1953 and by 1976, had become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oets in England . He helped to establish the Taiwan PEN, and was elected vice president of the organizing in 1987 and president in 1995.


His poems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Canada , Greece , India , Japan , Korea , Mongolia , the Netherlands , New Zealand , Romania , Russia , Spain , the U.S. and Yugoslavia .


His awards include Merit of Asian Poet, Korea (1994); Taiwanese Poet Prize (1997); Poets International, India (1998); Poet of the Millennium Award, International Poets Academy, India (2000); and Lai Ho Literature Prize and Premier Culture Prize, both in Taiwan (2001). He was nominated as a candidate for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by the International Poets Academy, India, bringing great honor to Taiwanese literature, even as a nominee for the prize.


He also received the Michael Madhusudan Best Poet Award from the Michael Madhusudan Academy (2000), the Wu San-Lien Prize in Literature (2004) and the Poet Medal from the Mongolian Cultural Foundation (2005).

 

He has attended international poetry festivals in El Salvador , Japan , Korea , India , Mongolia , Nicaragua and the U.S. He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from 2005 to 2007.

 

Photo courtesy of Lee Kuei-Shien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edited by Felicity Fei-Hsien CHIU
(邱斐顯), former editor of center of web and wireless news service,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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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術家英文簡傳(13)-作曲家王明哲
Composer Wang Ming-Jer


編輯/邱斐顯   
Editior
Felicity Fei-Hsien Chiu
 


A note about Composer Wang Ming-Jer
(王明哲)


Wang Ming-Jer was born in 1955 at Pintong Checheng, a small town near HengChun in southern Taiwan, where the southern Taiwanese folk music known as Hengchun-Tiao
(恆春調) originated.

Many people are moved by Wang's compositions because of his
expressions of crying out for basic dignity, self-esteem and freedom for the Taiwanese under the martial law of the KMT.

He did not learn from traditional musical theory, but is very sensitive in melody and knows how to present his feelings in music.

His outstanding compositions include “Ocean Country”, “Taiwan Spirit”, “ Taiwan ”, “ Formosa and Forever My Country”. 



Photo courtesy of Lee Sing-jen(李信仁)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edited by Felicity Fei-Hsien CHIU
(邱斐顯), former editor of center of web and wireless news service,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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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歡人生的31

文/邱斐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執行編輯


本文亦刊載於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基金會網站:http://www.cwcmf.org.tw/jooml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27&Itemid=441





謹以此文獻給我的父親--邱玉崑,
雖然他已離開人世五年多,
但是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1981年夏天,留美博士陳文成返台探親。他長期支持民主運動,是國民黨政權的眼中釘。七月初,他在警備總部約談後不久即遇害,陳屍台大校園,享年31歲。那年夏天,我只是一個高中生,就讀北一女中,正要從高一升高二,當時17歲。


高二開學後,學校老師三不五時點名,找班級幹部加入國民黨。那時候,我正處於政治意識懵懂階段。父親常常拿一疊黨外雜誌,交到我的手上,他希望我自己讀、自己看。老師的話,和雜誌上所報導的,完全相反。我不知該相信父親給我看的雜誌報導,還是課堂上老師對黨外人士的批判。我腦中最大的疑問是,國民黨眼中的叛亂犯,為何個個都是高學歷的知識份子?為什麼面對遇害的台大傑出校友陳文成博士,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始終無法給台灣人民一個明確的交待?


讀了父親給我的「一拖拉庫」黨外雜誌,我終於開竅了。我不再相信課堂上老師所說的話,除了我的國文老師。
 

我的國文老師,姓洪,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為人和藹可親,雖然個子不高,但教起書來,聲如洪鐘。他上課時,常把高中國文課本裡,艱澀難記的課文或注釋,用淺顯易懂的語詞,或是幽默風趣的比喻,讓我們一讀難忘。他教書之餘,也不忘對學生解釋社會現象。他常常說,「當老師,就是要對學生傳道、授業、解惑。」


他是唯一一個會教我們看報紙「要倒著看」、「要翻過來看」的老師。我們班上的同學常常笑著問老師:「報紙『倒著看』要怎麼看?看什麼?」他瞇著他的小眼睛,笑笑回答說,「多看幾次就會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


我的公民老師,姓史,也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但是他和國文老師恰恰相反。他身材魁梧、高高壯壯的體格,一副氣勢懾人的模樣。他常常在上課時,借題發揮,不斷地咒罵黨外人士。他越罵,越讓學生反感。他常常點名要同學加入國民黨,同學更因此而拒絕。


我高三那一年,校長眼見入黨學生太少,無法交差,動輒要求全三年級的學生舉行周會,要求入黨人數要達到一定比例,她才肯罷休。校長的作風讓我感到不屑,她為了吸納學生成為國民黨員,竟然不擇手段。


巧的是,在這一個學期間,台灣政壇上有數場重大選舉,在全台各地進行著。
 

1981年11月14日,縣市長、省市議員大選。黨外的選舉文宣,在大城小鎮熱切地飛舞著。黨外的政見會場,常常湧進數以萬計的支持者人潮。我一次又一次好奇地跟著父親,跑去好幾個黨外政見會場,聆聽黨外人士發表的政見。


那一年,我只有17歲,沒有投票權。父親不在乎我能不能投票,能帶著女兒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的洗禮,他引以為傲。那時候,我們早已搬離大稻埕的老家四年,遷到正在發展中的台北東區。夜晚,父親常常帶著我搭車去老家附近,聽聽謝長廷、陳水扁的演講。我們去過日新國小(父親的母校),也去過太平國小(我的母校)。每次,政見會結束後,我們的手上總會多了好幾本黨外雜誌。


父親不只關心台北的選情,也關心台灣其他各地的選情。陳水扁、謝長廷、康水木、林正杰選台北市議員,蘇貞昌、游錫堃選台灣省議員,邱連輝選屏東縣長,陳定南選宜南縣長。這些黨外人士的大名,就這樣在我眼裡出現,在我耳裡聽見。


如果我不能陪父親去政見發表會,父親有時會找母親陪他去,有時會和他的同事相約一起去。那時候,父親在信用合作社上班。他常常告訴我,「我要和一位同事去聽政見發表會。」
 

「那是誰呀?」我好奇地問父親。「他是住在新莊的張伯伯。」從新莊到台北來聽政見?我幾乎沒看過他,但是總是從父親口中聽到他。父親對我說,「張伯伯常常出國。如果他人在台灣,常常會找我作伴去參加黨外人士舉辦的活動。」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有兩個兒子在美國唸書,他們都投身於台灣獨立運動。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就是曾任台獨聯盟主席張信堂的父親。


我讀高中的時候,從來不曾和同學分享過我對政治的看法。學校裡,有一個黨棍校長--硬是要學生加入國民黨,和一個黨棍公民老師--常常以憎惡的口吻咒罵黨外人士,我學會了「惦惦,卡無代誌」。從此,我也不相信這些態度偏頗的師長,會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什麼貢獻。
 

我讀大學的時候,再一次感受到這些黨國體制的思想延伸,學校的創辦人就是獨裁統治者蔣介石之妻蔣宋美齡。我懶得再去和師長或同學爭辯我所相信的理念,保持沈默是最佳的應對方式。但是,私下,我還是找到幾個志同道合的好友,分享對台灣社會現象、政治現狀的觀點。


我大學畢業那一年,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


1987年7月,我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是在前衛出版社的辦公室,擔任《台灣新文化》雜誌採訪編輯。前衛出版社的老闆林文欽,對「台灣本土文學」非常認同與堅持。他過去長期在出版社工作,了解「中國文學」長期肆虐下,「台灣本土文學」與「台灣文化」所面臨的弱勢,與遭到的壓抑及貶抑。後來,他為了理想,離開原本所待的出版社,自行創業,獨力經營前衛出版社。
 

1987年9月,黃怡接任《台灣新文化》雜誌總編輯工作。如果說,我父親是第一個影響我對台灣政治觀點的人,那麼,黃怡就是第二個影響我的人。我還沒認識黃怡的時候,她就在黨外的雜誌圈內工作。我們共事的日子裡,她常常告訴我她對台灣社會的觀點,並且與我分享她的想法和做法。我從她的口中,認識了更多一九八○年代以來,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社會人士。


我讀高中的時候,父親買雜誌給我看;等我大學畢業後,換我編雜誌給父親看。1987年10月初,我把參與編輯且剛出版的《台灣新文化》雜誌,交到父親手上。他戴上了老花眼鏡,仔仔細細地讀著雜誌上的每一個字,連版權頁都不放過。當他看到《台灣新文化》雜誌美國連絡人--張信堂時,他對我說:「張信堂好像就是我朋友的兒子。」
 

然而,縱使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國民黨政權底下的警備總部仍然大權在握。台灣人民仍然沒有言論自由。


以前,父親老愛跑去書報攤,購買被查禁的雜誌;現在,警總老是跑來印刷廠,查禁我們所編的雜誌。說刺激,很刺激。但是苦了用心經營的老闆林文欽。查禁到後來,十多位編輯委員的投資,幾乎血本無歸;最後,雜誌虧損累累、被迫停刊,我們這幾個編輯,只得黯然離開。1981年,警備總部約談了陳文成之後,陳文成就告別了人世間。1987年,警備總部不斷查禁《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化》也就停擺了。


透過黃怡引荐,我與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深談。我準備接受謝明達的邀請,到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民進報》採訪編輯。1988年5月18日那一天,我第一次和《民進報》的同事們見面。第二天,他們打算參與並報導「五一九農民抗議大遊行」。我還不算編制內的編輯,他們這樣對我說:「等我們明天的遊行結束後,妳就一起來編雜誌吧。」


沒想到,一場「五一九農民抗議大遊行」,再度讓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改寫。我才剛認識的同事們,受傷的受傷(編輯陳啟昱、朱容徵嚴重受傷),被抓的被抓(編輯黃嘉光、總編輯之妻蕭裕珍、總主筆林濁水遭逮捕),被起訴的被起訴。整個《民進報》的運作機制,頓時大亂。顧不得什麼叫做害怕,我只覺得,如果我的文筆能據實報導國民黨的惡形惡狀,我就該盡一分心力。何況,五一九當天,我的父親也跟著走上街頭去抗議。
 

那一天,父親回到家告訴我說,他人在現場,目睹鎮暴消防灑水車向抗議群眾噴灑水柱,他躲避不及,以致全身溼透。那一天,我也告訴他,我決定到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民進報》工作。


那時候,民進黨才剛成立不到兩年,我們一群編輯部的同仁(攝影編輯邱萬興,美術編輯黃惠芬,文字編輯劉一德、陳啟昱、朱容徵與我),幾乎是以一半報導一半參與的心態,從事民主運動。當時的黨主席是姚嘉文,秘書長是黃爾璇,副秘書長是邱義仁,外交部主任是盧修一,政策中心主任是傅正,文宣部主任是李逸洋。雜誌定期出刊,街頭運動三不五時舉辦,「走上街頭抗議」和「窩在辦公室編雜誌」,都是我們生活的重心。





照片說明  由左至右為:
邱萬興(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邱工作室負責人
邱義仁(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林曉霞(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現任基隆市的國小老師
蔡文旭(任民進黨文宣部幹事)現任嘉義市議員
邱斐顯(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執行編輯
林濁水(任民進報總主筆)前立法委員
黃惠芬(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牛頓公司總經理特助
李逸洋(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前內政部部長
圖片提供:邱萬興



1989年,我開始人生第一次助選工作,並且,因緣際會,認識了我的另一半江蓋世。巧合的是,蓋世認識我的那年,正好也是他的31歲。


幾年下來,我們兩人感情發展雖有不少波折,最後仍是喜劇收場。1993年,我29歲,他35歲,我們步上紅色地毯。1994年,我30歲,他36歲,我們共商政治事業發展,我決定支持蓋世,並協助他參選台北市議員。那一年,民進黨帶給台灣人民許多清新的期盼。陳水扁贏得選舉,當上解嚴後第一任民選台北市長,過去長久以來,台北市政府的國民黨政治終於崩盤。而蓋世也順利當選台北市議員。


1995年,我31歲,工作跑道又有了轉換。我接下「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的職務,和原本就有相同理念的一群姊妹們,共同為女性權益努力。我們辦了幾次活動、志工與學生訓練、女性議題座談,結交更多的女性朋友,探討更多女性議題,從生理到心理,從人文到歷史。前一年,女權會的理事長江文瑜策劃了一系列台灣女性史書寫運動,女權會也因此出版了《阿媽的故事》與《阿母的故事》兩本書。


我喜歡文學,喜歡寫作,這兩本書的出版令我相當感動,推銷這兩本書的工作,成了我任內的重大會務之一。我還記得,為了行銷這兩本書,女權會常常上上下下,動員眾多會員,以及理事、監事等各幹部,出席各種集會,派人駐點賣書。


1995年,我31歲,我的生命中,還有一件更特別的事發生--那就是「懷孕」--孕育一個新生命。這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經驗,一個女性特有的經驗。這一年,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跑醫院、做產檢。喜歡小孩的老公,偏偏命中注定晚婚又晚生,對於這樣一個按照計畫來報到的小寶貝,我們都非常期待。


依醫療規定,我這個高齡產婦,做了生平第一次的「羊膜穿刺」。我生命中這一段難以言喻的經驗,一個胎兒住在子宮內,整天跟著我進進出出的感覺,真是再奇妙不過了。當一個「新手媽咪」,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讀書,讀如何生育寶寶的書,讀如何教養寶寶的書。「生第一胎,照『書』養。」就是我懷孕時的最佳寫照。1995年底又逢立委選舉,我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女權會的幹部們,在台北街頭各個演講會場,到處吆喝,賣著兩本女權會的代表作;我也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老公及助理們,在大雨滂沱中,到華江橋下,為黨內的立委候選人加油助陣。
 

1996年,我32 歲那年,小寶寶呱呱墜地,初出人世。


陳文成31歲遇害,走得「太年輕」了。我31歲初次懷孕,又嫌有點「不年輕」了。然而,我知道,只要這個社會不夠民主,那麼,任何年齡的奮鬥,永遠不嫌晚。有人離開了人間,有人才加入人世,生命歷程不就是這樣生生不息的嗎?


後記:2007年(我父親過世三年多)的某一天,我與蓋世一起去拜訪張信堂。那一天,信堂兄的雙親都在家裡。我們聊起了我的父親。張伯伯對我說,「以前,我常常找妳爸爸,作夥去聽演講。後來,妳爸爸也告訴我,妳都在寫文章、編雜誌,他甚至告訴我,蓋世是他的子婿。」如果不是我父親的啟蒙,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走上這條路?但是我相信,這是父親給我最好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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