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碧川    台灣「歷史運動家」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0 (2005.12.31~2006.1.6)


只有高中學歷,出版了超過三十本以上的歷史書籍,楊碧川從不承認自己是學者,只認為自己是創造歷史的人,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實踐者,他堅信研究歷史、撰寫歷史,要從生活中去了解,他甚至以「歷史運動家」自許。


獄中經歷勝過學校知識


讀初中時,楊碧川讀了鄭學稼教授的《史大林評傳》,就對托洛茨基深感興趣,並且痛恨史大林和他的官僚集團。讀高中時,他對世界歷史和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一九七○年,讀高中的楊碧川就被國民黨政府以「蓄意顛覆政府」為由,抓到綠島去關,前後共七年。

綠島坐牢期間,他堅持不肯與獄方合作,不肯「對其他人犯打小報告」,獄方因此不給他任何看書、寫字的機會。只要楊碧川一寫東西,獄卒就把他寫的東西搶走,哪怕只是一張小紙頭,他們也不放過。

在獄中的歲月,楊碧川甚至因罹患肺病,一個人被關在獨居房約三、四年的時間。七年的獄中時光,獄方嚴格控制他們的思想,不但不讓他接觸任何書籍,連報紙也不讓他看。他除了一個人腦中思考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他身繫囹圄時,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前輩政治犯。黃華教他英文,江漢津教他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他們都利用在一起的時間「口授心傳」。楊碧川因此在獄中學到許多「在一般學校裡學不到的知識與學問」。

一九七七年出獄後,只有高中學歷的楊碧川,開始靠著自修的方式,不斷努力學習英文、日文,並博覽群書。他仍醉心於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以及台灣史、世界史的研究。

一九八二年,當時的台大學生李文忠,開始幫他安排到台大校內的社團去講授台灣史、世界史。他的課吸引不少台大學生。這些學生後來畢業後仍與他保持聯繫,甚至成為朋友。從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十年間,楊碧川幾乎都是靠著朋友或學生的經濟支援而維生。

一九八四年六月,《新潮流》雜誌創刊,楊碧川是十八個創刊編輯委員之一。在黨外雜誌百花齊放的年代裡,社會主義的研究算是熱門的顯學。但是後來因為理念不合,楊碧川就與新潮流系的友人漸行漸遠而分道揚鑣了。

一九八七年,在綠島前輩政治犯柯旗化的鼓勵之下,開始出版他第一本有關台灣史的書---《簡明台灣史》。問他,「這本書與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觀點是否相近?」楊碧川答道:「我們的史觀是一樣的,我出這本書,為的是希望更多人深入了解台灣史。」


地下電台引發的思考


一九九○年起,台灣的反對運動開始從平面的文字轉往有聲的電子媒體發展。當時,由於媒體的掌控權操縱在國民黨的手中,加上人民對國民黨諸多的批判與不滿,「地下電台」就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地一個接一個成立。楊碧川在電台上「講史」成了很受歡迎的節目。

這些地下電台的經費來源有限,他常常自掏腰包來電台做節目。有些朋友因而贊助他一些經費來營生。「地下電台」當紅的年代,楊碧川的節目不但支援全台,就連錄音帶都是可以賣錢的,一捲五十元。

然而,也正因為經常在線上講史,讓他有機會接觸到「叩應(call-in)聽眾」,楊碧川發現,有不少基層民眾,其實沒常識、不讀書,又喜歡亂扯與雄辯。他非常感慨,他雖然學歷不高,但用心自修學問;相較之下,很多人不管學歷高不高,常常不根據事實或理論而言,就胡說八道一通。

國民黨當權的時代,「地下電台」再糟也就是電台被罰款,負責人被起訴、判刑而已。令楊碧川詫異的是,民進黨執政後,對「地下電台」的做法,竟然是釜底抽薪地對它施以「抄台」的手段。

楊碧川忿忿不平說道:「民進黨執政前,我一年的演講、出書的收入可達十萬至二十萬元,民進黨執政後,我反而沒有收入!」


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別人


楊碧川的個人著作,至少超過三十本以上。他寫過的書裡,自己最喜歡的是《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但他也很坦白,「這本書沒什麼人要看,除非是被指定為教科書。」

而他所寫的人物傳記如《切.格拉瓦傳》、《托洛茨基傳》、《後藤新平傳》,常是參考中文、英文、日文多國文字,並且融會貫通之後才寫的,不是逐字翻譯而來的。

看看楊碧川的著作,由此可知,他的社會主義理想性格,非常強烈。台灣的歷史人物中,他最欽佩的是為台灣獨立而死的英雄---陳智雄。廖文毅在日本推展台灣獨立運動時,曾委派陳智雄到東南亞向台僑鼓吹台獨,國民黨政府於是千方百計將他誘捕回台。

一九六一年,國民黨因陳智雄組織「同心社」,宣揚台獨主張,將他逮捕。一九六二年,陳智雄被判處死刑。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陳智雄被綑綁後拖出去槍決,離開押房時,還高呼「台灣獨立萬歲,萬萬歲!」臨刑前,陳智雄拒絕下跪,最後壯烈成仁。楊碧川的心中,這個徹底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人,雖死猶榮。

三十五年前在坐政治牢的時候,楊碧川就覺得自己像托洛茨基一樣,把監獄當作大學,並從火燒島(即綠島)及其他的黑牢裡,鍛鍊出自己反抗統治政權的意志。楊碧川所寫的《托洛茨基傳》,雖然到一九九七年才出版,中間經過二、三十年,他仍不改其志。而寫這本《托洛茨基傳》,也是為了紀念台灣早期犧牲的鬥士,並藉此勉勵年輕的台灣人,要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其他被壓迫的同胞。


為蒐集資料,不惜千里找書


為了讀書、寫書,他常到國外找書。「我太太最不喜歡和我出國,因為我不是去旅遊,而是去找資料。」他在許多台灣同鄉的協助下,一九八七年就到哈佛大學蒐集資料。紐約、日本、香港、大陸也都留有他蒐集資料的足跡。

一九九九年他寫了一本書---《國共談判(毛蔣大決戰三部曲1)》,由一橋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後來有很多讀者迴響,大多是我們所謂的「老芋仔」(即戰後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的軍人)。他們看完書之後,才了解當年的國共歷史,以及當年為何而來台灣,大有那種『就算要死,也得知道為什麼死的』深刻感動。楊碧川很興奮地說:「我讓他們了解歷史,他們從了解而『支持』我對台灣獨立的堅決主張。他們甚至告訴我,如果我有需要找他們,他們一定站出來支持我。」


礙於制度,臨時講師有志難伸


二○○二年,在好友趙天儀的安排下,楊碧川到台中的靜宜大學歷史系,擔任「臨時講師」,時薪五百八十元。每週一的下午有四堂課要上。這個工作持續了兩年。到了二○○四年,楊碧川開始向系方提出「申請為正教授」的要求。然而礙於教育部的法令規章,他的要求無法如願以償,他也因此就拒絕再接受臨時講師的教職。他覺得自己比起正規的大學教授還認真,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這也是他強烈控訴台灣的教育制度、文憑主義的原因。「有的人雖然考試得第一,或者拿到博士學位,但不表示他真的把知識、學問讀進腦子去。」

過去半年多的時間裡,楊碧川選擇以「發傳單,每張0.35元」的方式,賺取自己的生活零用金。問他如何度日,他幽默地說:「手頭真的很緊時,會向老婆領取三千元的愛心零用金。因為,除了抽點煙、買點書之外,我是不會亂花錢的。」

就歷史的觀點而言,楊碧川認為,民進黨上台執政後,很多制度並沒有改變多少。他甚至認為還有許多值得「革命」的空間。「這二十年來,我看透了人間的世態炎涼,以往尊敬的朋友們,幾乎一個個成了半調子的史大林。革命尚未成功,他們就迫不及待地篡奪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爭取民主、獨立的那一點點的成果。我也看到年輕的一代,享受台灣人民的血汗代價,個個成為小官僚、小政客的醜陋一面。」

鑽研歷史的楊碧川,眼看二○○五年底,民進黨選舉大敗,他深信:「民進黨執政,為了討好財團,不惜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唯有敗選,才能讓民進黨自我反省,他們是如何失去民心。這些貪官酷吏,離人民愈來愈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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