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6 學習台語(上)

 

   

 

  有人說,「當兵一隻蟲,退伍一條龍」,我雖然沒有猛龍過江的得意,卻有得到解放的快感,畢竟,離開了軍中的封閉社會,我可以暢懷高歌,不必擔心,唱錯了歌譜,遭來上面的批判。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退伍後第四天,我馬上就去許榮淑立委的《台灣潮流》雜誌社報到。許榮淑曾創辦《深耕雜誌》,集合了當時的黨外青年才俊,如邱義仁、林濁水、林正杰、林世煜……等人,形成了黨外運動強而有力的言論機關。

 

後來,為了一些因素,深耕解散了,邱義仁等人另創新潮流雜誌社,而林正杰則另組前進雜誌社。許榮淑在深耕解散了之後,她邀請了于良麒擔任總編輯,把雜誌名稱改為「台灣潮流」,再重新出發,我就是在那段雜誌社重整時期,加入黨外雜誌的陣營,成為黨外運動的新兵。

 

  我從來沒有讀過什麼新聞採訪的理論專書,可是,我一進去上班,就得背著相機,拿著錄音機,開始幹起採訪記者。我喜歡不恥下問,不懂的,我就找人問,採訪工作,還難不倒我,可是語言方面,卻碰到了難題。

 

  我是桃園大溪人,從小就講台灣話。我六歲的時候,全家搬來台北,七歲上小學,就讀於當時頗具盛名的西門國小。那所國小,嚴格的貫徹國語政策,同學若在學校,不小心講出了台灣話,老師會罵「不可講方言」。我幼小的心靈裡,國語是正統的,是官方的,是上流的,而我的母語,竟成了方言,不入大雅之堂的,是該被處罰的。

 

就這樣,我從西門國小,到延平初中、建國高中、台灣大學,全部的求學過程中,我都一直使用「國語」,除了日常生活,跟家人講話聊天之外,我不常說台灣話,我甚至害怕讓別人聽了我講話之後,指出我講的是「台灣國語」,我會感到很不好意思,我這麼拚命的練習,聽相聲,學京片子,到頭來,還是被人家聽出我的台灣口音!

 

  我對於黨外運動,並不陌生,因為人在軍中時,每個禮拜固定出刊的黨外雜誌,我都不會放過,黨外運動裡的政治明星人物,雖然沒有正式接觸過,但他們長相,他們的政治主張,我都略知一二。

 

  九月十二日,我去訪問黨外編聯會新任會長邱義仁,請他談黨外運動的組織與動員。那時,我暗地詫異:「奇怪,政治學上的一些專門術語,為什麼他能用台灣話表達,而且講得那麼流利?」

 

接著,我陸陸續續採訪很多黨外人士,我發現他們溝通的主要語言,就是台語,不管是政治學或經濟學,一些專有名詞,台語照樣表達的出來,而我呢,拿起報紙的政治新聞,用台語唸,一路踉踉蹌蹌,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不但舌頭吃螺絲釘,偶而腦袋出現一片空白,只得張口結舌,或再回過頭用北京話唸出來。

 

  當時的黨外運動,是國民黨極力打壓的本土反對運動,因此黨外人士被迫害情結很重,深怕圈子裡面,有國民黨派來臥底的「爪爬仔」。因此,黨外陣營一有新進人員加入,除非是有資深的黨外人士引介,否則總會引來一陣的懷疑,「他是誰?那裡人?以前在幹什麼?……」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台灣籍的菁英,慘遭國民黨屠殺,而播下了省籍仇恨的種子,那種仇恨的情緒,一直延續到一九八○年代。

 

  黨外陣營雖然不強調「血統純正」,但不可否認的,除了費希平、林正杰等人,其餘的黨外領導階級,清一色都是本省人。像我跑到中南部,與當地的黨外人士聊天時,他們的談話裡,常常把外省人稱做「鴨山仔」、「呷餿仔」、「咬柑仔」、「外省豬」等。

 

如果有外省第二代,認同黨外政治改革的理念,想要投身黨外運動,常常私下會遭來他人的質疑:「彼個鴨山仔敢無問題嗎?看伊少寡怪怪咧?……」

 

  我的父母都是桃園大溪人,講起來,我應是「血統純正」的台灣人,但我那外省腔調的台語,給我帶來一點困擾,剛開始跟黨外人士認識,常會碰到這樣的問題:「阿你家是叼位人?……啥米?你也是台灣人!汰也歸嘴番仔腔帶彼倪重咧?……」

 

  剛開始,我會費力的解釋:「我是正港台灣人啊!只是,六歲以後就搬來台北,從小到大,在學校裡都講國語,所以……唉,歹勢啦!我以後會打拚,好好的去學!」

 

  過了一陣子,人家問我同樣的問題,我也懶得去解釋這麼多,畢竟,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國民黨三十年來的國語政策,配合強而有力的廣電媒體,獨尊北京話為國語,而壓迫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其他族群的母語。像我的朋友,中南部上來的,在校的時候也都是用台語交談,所以長大出了社會,講台語是件輕鬆的事,但對我們這些在台北長大的小孩,卻沒有那麼幸運,從小的教育,告訴我們方言是不好的,講方言的人,好像電視粗俗劇裡頭,阿匹婆、阿西、素珠、脫線……等電視演員,笑鬧劇中所扮演的中下階級人物。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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