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7變奏曲(下)

   
        五月三十一日中午,我坐在雜誌社,跟同事討論事情。一位雜誌社的小姐,笑著對我說道:「這一期的《時代周刊》與《新聞周刊》,都刊了你的相片,你現在是『國際性人物』,哇,你要請客!」

   另一位也幫腔,一旁助陣說道:

  「對啊,台灣的事情,難得上 TIME NEWSWEEK 你不但同時上,又有你的相片,刊在上頭,要請客啦!」

     我自知,因自己獨特的造型,而上了國際性雜誌,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但經他們一搭一唱,我也樂得合不攏嘴,連聲說道,「好,我請,我請,中午這一餐,大家看我的。」於是,我請雜誌社的同仁,在附近的小吃店,大家好好的吃一頓中餐。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那期的《時代周刊》與《新聞周刊》,在這兩家知名國際媒體,同時各有一篇文章,報導出在台北市龍山寺爆發的反戒嚴示威,《新聞周刊》裡頭的那篇報導,所用的相片,是我面對群眾,發表演講的相片,當時我就站在手持警棍的警察前面,身披甘地精神綠背心,揮舞著右手,一臉痛苦的神情。




  《時代周刊》的那篇文章,也是用了我一張演講的相片,相片裡頭的我,剛從龍山寺廣場圍牆爬過來,遭到上百名警察阻撓,我乾脆站在圍牆的前端台階上,比那些警察高出半個身子,我的旁邊與圍牆的上面,都站滿了我們的支持者。就在那個緊張場面中,我突然提起勇氣,搖搖晃晃的站在那裡,面對群眾,呼籲「台灣人出頭天!」。

        說來真巧,就在我那張相片下面,雜誌編輯放了一張蔣經國人頭照。

  蔣經國當政的戒嚴時代,雖然他想盡一切辦法,例如,穿著一襲夾克,上山下鄉,拜訪老朋友,或者抱著小朋友,露出親切和藹的笑容,讓台灣的人民感受蔣經國是一個親民愛民的好領袖,可是,我投入黨外運動以來,我跟許多黨外新生代一樣,逐漸了解到蔣家政權,建築在一套可怕的特務系統上,嚴格的控制人民的思想,直到他晚年,台灣本土的反對運動,逐漸萌芽生根,蔣經國那套統治系統,再也不能把台灣人民,像馴服的綿羊,乖乖的關在羊欄裡面,他不得不順應台灣的民主浪潮,逐漸的鬆綁過去的統治方式。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因病去世,在他去世之前,他也曾經說出一句當時的名言,雖然這句話,來得太晚了:「我也是台灣人!」

     其實,當時的我,在整個黨外陣營裡,我沒有任何公職,也不是任何團體的領導人,我只是鄭南榕《自由時代》雜誌社的一位採訪記者而已,因緣際會,我跟著鄭南榕,一起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又因著五一九當天的整個示威情勢,黨外的公職菁英,統統被困守在龍山寺廣場內,我不願眼看我們辛辛苦苦發動的示威,就讓國民黨當局,派了數百名警力,大門口一站,外面封鎖圈一圍,大家宛如束手就縛的降軍,因此,我也顧不得我的身分是記者,是來採訪新聞的,披上「甘地精神」綠背心,我就爬出龍山寺高聳的圍牆,圍牆外面的廣州街上,我跟幾十位來自各地的黨外黨工,另闢第二戰場,拉布條,呼口號,呼籲民眾支援食物……。

     事後跟許多黨外黨工回憶,大家聊起,很多黨工,尤其是來自中南部的,五月十八日晚上,都要想盡辦法,突破警總人員的跟監,或搭火車,或搭飛機,或包遊覽車北上,許多人天未亮時,早已摸黑走進龍山寺等待了。我們許多黨外黨工,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歷史使命感,驅策著我們,要排除萬難,群聚龍山寺,展現我們台灣人民的力量。

  整個五一九綠色行動,我只是這整個運動裡的一個小螺絲釘,但因我那奇特的甘地綠背心造型,而成為攝影記者,獵取鏡頭的對象,以致於《時代周刊》、《新聞周刊》與《遠東經濟評論》,這三家知名的國際媒體,因著五一九綠色行動,而報導台灣的黨外運動,剛好有我的相片在裡頭,如此而已,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貢獻。

   我記得,在那次行動之後,有一天,我碰到尤清,他對我說:「我有看著你的相片,佇 TIME 雜誌喔!」

   我明明知道,這只是因緣際會的巧合而已,但是,心頭仍高興無比。我當時還不太能體會,名聲如泡影,因此我不得不承認,當時我的相片上了國際媒體,甚至擺在蔣經國相片的上面,這種突然出名的喜悅,叫我興奮不已!原來,一個小小的黨工,也能在國際媒體「出頭天」!

   我的興奮,維持不了多久,接著而來的,是一波波驚濤裂岸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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