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一)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 ,台北市博愛特區的上空,烈陽高照,但政治氣息,卻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歷經 六月十日 的「博愛特區遊行」, 六月十一日 這一天,情治單位彷如大敵來臨,重新佈署警力,把整個博愛特區嚴密封鎖,只留下立法院大門口,讓民進黨中央發動的群眾,定點示威,而不得到處流竄。

 

  上午八點多開始,就有許多民眾來立法院正門口聚集,到了上午十點多之後,人數慢慢增加到近百名,十一點多,民進黨社運部督導謝長廷,出現在正門口,他開始發表演講,接著立委尤清、張俊雄、許國泰等人,陸陸續續的由立法院內走出來,輪番上陣,痛罵國安法。

 

  快接近十二點的時候,謝長廷帶領群眾高喊:「表決部隊不要臉!」

 
  群眾又是歡呼,又是鼓掌,可是下面總是有人發問:「今仔日,有欲行否?」

 
  接著,民進黨中評委郭吉仁以及李勝雄律師兩人相繼上台演講,講完了之後,就結束了上午的抗議行動。

 
  其實來參加的民眾,很多人心裡都明白,無論我們喊破了喉嚨,無論我們在豔陽下曬夠了太陽,無論我們的T恤,浸透了多少汗水,國民黨高層已經吃了秤陀鐵了心,國安法一定強渡關山,而當時的民進黨,面臨了兩條路線的爭執,應該透過體制內的議會路線,推動改革?還是透過體制外的群眾路線,要求人民革命?

 
  當時很多街頭的黨工,他們不滿民進黨的公職明星,一進入體制內,就無法回到街頭,從事街頭的抗爭運動,可是,絕大部分的街頭黨工,他們沒有公職所具有的社會資源,與法律上的地位保障,因此,他們還是在公職明星的號召之下,被動員而來,聽演講,呼口號,痛罵國民黨,向公職明星歡呼叫好。

 
  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我雖同意民進黨的公職,有他們的社會資源,與社會的號召力,但是我認為,在國民黨尚未解嚴之際,唯有以強有力的街頭路線,以展現台灣人民非暴力的抗爭力量,才能夠迫使台灣邁向民主改革。

 
   六月十一日 下午二點,我按照我原定的時間,帶著同樣的行頭,身披甘地精神綠背衫,帶著那張「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海報,坐在昨天同樣的地點,開始靜坐。很多人看到我一來,立即擁了上來,紛紛向我致意。其中,有好幾個人,問我同樣一個問題:

 
  「蓋世啊,今仔日,有欲行出去否?」

 
  我只是保持微笑,不做任何答覆,若有人繼續追問,「阮不愛聽啥米演講啦,下晝,咱擱來行一擺,好否?」

 
  這時,我只有雙手合什,感謝他的關心,但不做任何的答覆。

 
  昨天已經闖過了一天,我已經豁出去了,警察抓不抓我,那並不重要了,今天我要做的決定,就是,我不願意面臨國民黨把國安惡法強行通過,而我們唯一能做的,竟然只是在太陽底下,等待、等待又等待。

 
  我下決心,今天要走出去,但是,我不能連累民進黨中央的領導幹部,尤其是謝長廷,因為黨中央給他的任務,只是在立法院前,定點的示威,並沒有要求他帶領群眾,進軍總統府。既然這樣,我做下任何決定,我就要自己負責,所以,我跟幾位共同策劃的朋友講好,謝長廷宣佈活動結束之後,我們的遊行隊伍,才開始拔營遠征,使謝長廷不必為我們的行動負責。

 
     下午三點,當時民進黨唯一的大陸籍資深立委費希平,再度開場,進行下午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呼籲大家不要鬧事,接著,賁馨儀、謝長廷、邱義仁等人,陸陸續續上台演講。台下的群眾聽歸聽,但大家仍一直在問:「有欲行否?」

 
  他們在演講的過程中,我仍然繼續靜坐著,我想到,趁著人群這麼多,反國安法,是我們的主訴求,但是,我希望能透過這個場合,把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傳播出去,因此,我準備好一張長條形的宣紙,拿出一隻非常粗大的毛筆,用事先準備好的小盤子,倒上墨水,把宣紙攤在地上,然後跪趴在地上,寫著甘地的名言:

 
    「真正的非暴力,就是遭到打擊,仍然愛他。」




 

  就常情而言,這是癡人說夢話,在這社會上,有誰能遭人一頓拳打腳踢,而仍然可以面帶微笑的說,我還愛你。坦白講,我自己也很難做到,就是因為這樣,我更想把這句話,透過當眾揮毫的行動,讓它成為群眾矚目的一幅字畫,群眾所看到的,不單單只是那幾個字,更重要的是,透過那幾個斗大的白紙黑字,我要向群眾傳達,我們要挑戰統治者的權威,但願意承受他們的任何打擊。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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