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戒嚴】導演陳麗貴:在疼惜台灣的日夜裡…… 

文/邱斐顯    
本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0097月號   
圖片提供:Billy Pan    

○○八年年底,陳麗貴以幾乎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紅色戒嚴──陳雲林事件紀實】,這部紀錄片,成為馬政府執政後的第一部反對運動紀錄片,在本土陣營引起巨大回響,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被稱為「每位台灣人至少要看過一次」的影片。如果你看過這部記錄片,你也應該看看陳麗貴本人的故事。
 
    

    一九九七年,陳麗貴在二二八紀念館觀看「終戰52周年紀念:台灣人的戰爭展」,發現母親前夫的名字,就在台籍日本兵的名冊裡。她出於好奇,追問母親這段歷史。二○○五年,無黨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帶人在日本靖國神社抗議,要求將進了神社的祖靈撤出神社,更讓陳麗貴心生疑竇,決定前往靖國神社,徹底追查母親的身世與台灣的歷史。
 

    ○○六年,陳麗貴到了靖國神社,找呀找的,但因名字記錯,始終找不到。坐在靖國神社的台階上,看著來來往往的參拜遊客,想著母親的一生,想著戰死在南洋的一位小小的台灣人日本兵,想著台灣曲折的歷史,強烈的悲哀湧上心頭,眼淚撲簌簌的掉了下來。 
 

生在高雄的「台北人」


    
陳麗貴的母親本姓陳,她的親哥哥陳海清,於一九五年因台北市工委會案(同案較有名的政治犯是胡鑫麟,他是聞名世界的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親)而入獄,被關在綠島,服刑十年。陳麗貴直到一九九年代以後,才知道自己這段家族史。
 

    一九五一年,陳麗貴的父親因事業之故,舉家從台北的大稻埕,南遷到高雄。一九五七年,陳麗貴在高雄出生。陳麗貴回憶道:「小時候,我在學校裡都對同學說,『我是台北人』。等到長大才知道,如果以出生地而言,我應該算是『高雄』人。」後來陳麗貴到台北唸書後,反而都對同學說:「我是高雄人」。
 

    「我是媽媽的小孩,不是爸爸的小孩。」因為從小和母親比較親密,而父親又是日本教育下的傳統男人,相形之下,她與父親的關係就沒有那麼親密,對父親的家族史也不甚了解,後來她才知道,她的二伯父竟是與鄧雨賢同時代齊名的作詞家陳君玉。 
 

    從小到大,陳麗貴的求學、升學,十分順利。直到大學畢業前,她不曾質疑過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只有一件事除外,她就讀高雄女中時,在師長們的勸導下,許多擔任幹部的學生都加入國民黨,而擔任班代的她,因為生性孤僻,又謹記孔子在《論語》裡說的話-「君子不偏阿同黨」,因此不願加入國民黨。直到陳麗貴一九八九年留美回到台灣後,才慢慢地發現到,她的家族史,其實就是台灣歷史的縮影。她漸漸明白,過去動盪的歲月裡,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母親或許為了求生存,或是為了保護子女,而刻意不提自己家族的歷史。 

 

台灣意識的浮現


 
   
陳麗貴讀大學時,就認識了李泳泉。李泳泉很早就有台灣意識,為了追求陳麗貴,他依照台大女生宿舍的慣例,本來要宴請全寢室的室友一起吃火鍋。不料,約定吃火鍋之前,碰巧遇上了美國與台灣斷交的國際大事(1978)。國民黨政府趁機利用媒體大肆炒作,鼓勵全民踴躍捐機報國。宿舍女同學們慷慨激昂,要李泳泉把請客的錢捐出,響應愛國運動,陳麗貴回憶說,「他心不甘情不願,幾乎是用丟擲的方式,把錢投到捐款箱去的。」 
 

    一九七九年,陳麗貴從台大外文系畢業,畢業後的第一年,陳麗貴在商界做秘書。「大概是志趣不合吧,這一年,我先後換了八個工作。」第二、三年,她到學校教書,才安定下來。這期間,因為一個要好的高中同學到美國唸完「視聽教育碩士」,帶回的視聽作品讓陳麗貴很感興趣,開始興起出國學習視聽教育的動機。一九八一年,陳麗貴與李泳泉結婚。翌年,父親過世一個月後,她和李泳泉一同前往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求學。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出國,而她的台灣意識,是待到異國的土地上,才得到萌芽的機會。
 

    到德州第二年,李泳泉當上台灣同學會會長。那個年代,大多數海外的留學生們,統獨意識還不明顯。陳麗貴因參與同學會與同鄉會的活動,陸續認識了芝加哥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林孝信、陳美霞。「他們不談統獨,只談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這些思想對我的衝擊不小。對基督徒而言,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對我而言,社會主義意識的啟蒙,是智慧的開端。」陳麗貴說。



陳麗貴與李泳泉---導演夫婦


    一九八四年,陳麗貴取得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視聽教育碩士,繼續在博士班就讀。一九八五年,德州大學學費跳漲三倍,陳麗貴決定放棄學業,先去就業。隨後分別在休士頓的國際日報、芝加哥的中報工作。在休士頓工作時,經由施信民與曹愛蘭的介紹,認識了主張社會主義與台獨的高成炎。 
 

    一九八六年年底,陳麗貴在中報擔任採訪記者,適逢島內黨外人士組黨成功,民進黨人士康寧祥、蘇貞昌等人組團到美國巡迴演講,陳麗貴前往採訪報導。聽到他們的精彩演說,陳麗貴說:「那是我到芝加哥後,最快樂的一天。」比起一些僑界的例行性活動,如中國大使到芝加哥拜會,或是北美事務協調會台灣辦事處的活動通知等消息,台灣第一個反對黨人士的訪美活動更具意義,更有新聞價值。她認真地採訪、攝影,洋洋灑灑寫了數千字的文稿,以為這篇文章至少應該是地方版的頭條,誰知上了編輯台後,文稿被立場傾中的主管刪到只剩不到百字。這次經驗,讓她的台灣認同開始浮現。  

 

以紀錄片來捍衛台灣! 
 

    後來,陳麗貴選擇離開芝加哥,回到休士頓繼續在報社工作。這段時間,她更積極參與台灣同鄉的活動,也認識了郭正光、蔡正隆等獨盟人士。在海外讀書、工作的這幾年,陳麗貴的台灣意識,越來越清晰。一九八九年,陳麗貴和李泳泉決定回台灣貢獻所學。 
 

    「為什麼會全心投入影像工作呢?」陳麗貴表示,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裡,藍領階級的勞工,平均每五年就會遭到資遣。她曾經看過一部有關勞資糾紛的紀錄片【The Real Thing】,紀錄瓜地馬拉可口可樂公司,走法律漏洞惡性關廠,失業勞工求償無門,只好群起抗爭。直到現在,她對這部紀錄片的影像記憶猶深,「紀錄片最可貴的精神,就是為弱勢者發聲。」這個理念深植在她腦海,她決定以拍紀錄片的方式,來介入台灣的社會運動。
 

    一九八九年,陳麗貴返台後,積極參與施信民教授所創立的環保聯盟,持續不斷地為環保議題與抗爭行動做影像紀錄。一九九一年,陳麗貴與李泳泉共同完成【台灣環境總體檢】系列影片。一九九四年,核四公投促進會成立時,陳麗貴不但擔任該會執行委員,幾年後,甚至接任代理召集人的職務。林義雄發起「核四公投千里苦行」行動時,陳麗貴跟著隊伍靜靜地步行,李泳泉則是扛著攝影機,將苦行過程拍攝下來。陳麗貴說:「我參與社會運動,認識許多朋友,這些人都成為我的終生好友,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的視野也因而得到提升。」



由左至右:林義雄,陳麗貴,張國龍

    
    二○○七年十二月,陳麗貴和李泳泉共同完成【捍衛台灣鄉土紀事-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廿年】紀錄片。這部紀錄片,不只見證台灣二十年的環保運動,也是他們夫婦投入紀錄台灣反核運動二十年的心血結晶。影片中,除了重現歷年反核運動抗爭的精彩畫面,並訪談二十多年來積極參與台灣環保運動的學者專家、青年學生與地方人士。當年的青年學生,投身反核運動,不論運動是否成功,至少這個運動,改變了一整個世代人的價值觀與生命態度,也形塑了他們對世界的夢想。
 

記錄政治.佳作連連
 

    陳麗貴的作品,除了環保、政治議題外,她也是最早拍攝女性議題的紀錄片導演之一。如:一九九四年,談民法親屬篇中女性地位的【牽手何時出頭天】;一九九六年,談兩性工作平等法的【女超人的滋味】;一九九九年,談女性典範人物的【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二○○三年,世紀女性台灣風華系列【暗暝e月光台灣舞蹈先驅蔡瑞月】等。陳麗貴認為:「女性地位是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標!」


 


    ○○六年推出的【台灣民主化之路】,是一部九十分鐘的紀錄長片,紀錄一九九年代以李登輝為主軸的台灣民主化歷程。陳隆志教授認為,這是「一部完全台灣觀點的台灣史紀錄片」。二○○八年【火線任務──台灣政治犯救援錄】,入圍紀錄片雙年展與金穗獎。二○○八年年底,陳麗貴以幾乎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紅色戒嚴──陳雲林事件紀實】,這部紀錄片,成為馬政府執政後的第一部反對運動紀錄片,在本土陣營引起巨大回響,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被稱為「每位台灣人至少要看過一次」的影片。二○○九年,她再度在極短時間內完成【焚紀念鄭南榕殉道二十週年】,企圖召喚反對運動原初的熱情,為台灣尋找新的出路。 
 

    過度密集的工作壓力,讓陳麗貴覺得:「每次完成一部影片,都覺得壽命又折損了好幾年。」
 

    這些年來,也因為拍記錄片的關係,陳麗貴曾任台北市女性影像學會理事長,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董事,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董事,核四公投促進會召集人,目前世新大學廣電系、實踐大學通識課程兼任講師。她感慨的說,二十一世紀,台灣紀錄片的工作環境,與二十年前已大不相同,因為更便宜的器材,更進步的技術與製作觀念,紀錄片工作吸引了更多年輕人投入。但是和其他各行各業的工作相較,它的物質回饋是相當低微的,能在此領域中一直堅持下去的人並不多,尤其是獨立紀錄片工作者。
 

    此外,台灣的影視、藝文圈中,一直存在著「去政治化」的傾向,政治議題被刻意迴避或排擠。陳麗貴所拍攝的紀錄片,可說是非主流中的非主流。二○○九年三月,陳麗貴獲頒第一屆鄭福田文化獎,獎座上刻著「以紀錄片見證台灣/以行動介入社會/彰顯藝術與文化的榮光」,為陳麗貴二十年導演生涯的堅持不懈,寫下最佳註腳。  

 

紀錄片【拔河台灣的故事】





    陳麗貴從事紀錄片拍攝工作多年,與美國導演茱蒂斯.維奇歐妮(Judith Vecchione)合作的經驗,令她印象非常深刻。從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七年,美國WGBH公共電視台打算拍攝一部與台灣認同有關的紀錄片【拔河台灣的故事】(Tug of WarThe Story of Taiwan),陳麗貴獲推薦擔任該片台灣製作總協調。 
 

    一九九六年,陳麗貴開始用電子郵件與茱蒂斯連繫。每天白天她辛苦工作:蒐尋資料、翻譯、安排拍攝事宜等,晚上回來還得花兩、三小時,寫長長的工作報告,而往往工作報告傳過去不到十分分鐘,茱蒂斯更長的「工作指令」又傳了過來,又有更多的待辦事項,待釐清的問題。「雖人她人在美國,我在台灣,但是我覺得她實在法力無邊!」陳麗貴說。
 

    陳麗貴在巨大的工作壓力下,幾乎想打退堂鼓。那時候,台灣史教授吳密察、戴寶村等人,都力勸陳麗貴不要輕言放棄,因為這是台灣歷史影片能登上國際媒體的難得機會。陳麗貴得盡量發揮她的影響力,讓影片中出現真正台灣人的聲音。
 

    陳麗貴與這位比她年長的導演合作期間,學到許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鍥而不捨」的精神。有一次茱蒂斯問她:「我想從太平洋上來拍台灣,妳可以幫我租到一艘安全又便宜的船嗎?」當時搭船出海的手續十分麻煩,租船的費用也很昂貴。經過許多天的聯繫,透過種種管道的協助,總算訂到一艘符合要求標準且「物美價廉」的漁船。不過,最後卻因為英國攝影師的一句話:「攝影器材沒有防震設備,拍出來的東西恐怕不能用。」茱蒂斯終於放棄海拍的念頭。
 

    某一個陳麗貴休假的日子,茱蒂斯帶著幾個工作人員繼續拍片。美籍導演、英籍攝影師、錄音師和台籍司機比手畫腳、雞同鴨講,無法溝通。因為當天拍攝地點就在陳麗貴家附近,導演打電話到陳麗貴家求救,又碰巧陳麗貴外出,電話沒人接。導演正一籌莫展,急得跳腳時,陳麗貴突然出現在拍片現場,茱蒂斯見到救兵來到如釋重負。原來,陳麗貴利用休假時間,外出幫攝影師買底片,返家後聽到電話答錄機的留言,立刻趕到拍片現場。陳麗貴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讓茱蒂斯非常感動,兩人在合作關係結束之後,成為保持聯繫的好友。
 

    這部紀錄片《拔河台灣的故事》,一九九八年於美國播出後,在美國台僑界引起極大回響,這是國際上第一部以同情觀點探討台灣認同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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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列表 (2)

禁止留言
  • taiwanese in US
  • 1998 年看在 PBS 上看 Tug of War, 才讓我知道有228 這件事情. 一個
    重小到大在台灣長大的我, 居然要到30歲, 在異鄉, 才斷斷續續知道台灣
    過去的歷史, 很悲哀. 謝謝陳麗貴女士的啟蒙.
  • 呂美女
  • 我是日文書譯者。對台灣的認識也是到日本留學之後的事,因此與上文作者深有同感。紀錄片最難的地
    方,不是技術,而是不偏頗的心,只有這種心可以呈現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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