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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童作曲家柯芳隆的《二二八安魂曲》
文/邱斐顯

本文刊載於《人本札記》# 254,August 2010


柯芳隆,一九四七年出生於台灣台中,一九七二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他的作品融合了東方的傳統與西方的技巧,表現出個人特色及本土的色彩。

柯芳隆第一首正式發表的作品《醮》(一九七一),把童年家鄉熟悉的廟會樂音與台灣傳統戲曲「哭調仔」結合,展現其特殊的創作風格。大學畢業演奏會,他親自彈奏創作的鋼琴曲《嫦娥←→火箭》(一九七二),表現傳統人文與現代科技的衝突與對比。服役歲月,創作了鋼琴曲《馬祖漣漪》(一九七四)。

一九八○年柯芳隆進入德國柏林藝術大學深造,主修理論作曲。一九八四年,留學期間為大提琴與鋼琴所寫的作品《變》,獲選在柏林新音樂節中演出。一九八五年畢業回國,開始任教於台灣師大音樂系。

一九九二年,創作的室內樂作品《五重奏II》,獲邀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作曲家評議委員會」會議中播放,並在捷克國家廣播電台與歐美各地演出,獲得極高的評價。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擔任中華民國現代音樂協會理事長。二○○二年獲得吳三連音樂獎。二○○四至二○○八年,擔任師大音樂系主任,並於二○○七年八月系主任任內,將藝術學院音樂學系、民族音樂研究所、表演藝術研究所合併改制為音樂學院。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的那一年,多少台灣人的午夜夢魘,從這一年開始。一九四七年,柯芳隆出生於大甲溪入海口的南埔村,隸屬於台中縣大安鄉。


放牛哼唱  怡然自得


柯芳隆是個農家子弟,孩童成長過程中,他的娛樂相當有限,印象中,每逢拜拜,家裡才有肉可吃,村裡才有戲可看。因此,他最大的娛樂,就是難得的廟會活動,聽歌仔戲,欣賞台灣傳統民間音樂。柯芳隆憶起兒時,那一聲聲的鑼鼓聲,那一句句的歌仔調,經常腦中盤旋不去。

柯芳隆的歷代祖先,唐山渡海來台後,世居大甲溪畔。柯芳隆回想,他小的時候,幾十戶柯氏家族,都住在一個村子。村子裡,一條溪水潺潺流過,一棵百年大榕樹屹立其中。

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以興建防波堤為名,柯氏家族被迫搬遷到大甲溪堤防的北邊。溪的另一邊,放眼望去,長滿一整片的「水蓑衣」。那是一種爵床科水蓑衣屬的多年生水生挺水植物,為台灣特有品種,由於棲息地受到人為的大肆破壞,瀕臨滅絕,目前僅剩分布於台灣的台中大安、清水以及龍井等地。

國小時期,柯芳隆常常在放學後,穿著短褲、打著赤腳,呼朋引伴,少則三、四人,多則十多個人,大家各自牽著自家的牛,大甲溪畔,放牛吃草。溪畔野草叢生,綿延兩公里長,直到台灣海峽的出海口。午後時分,柯芳隆小牧童,與其他玩伴,牽牛至此,悠閒吃草,一吃就是一個下午,這是他最快樂的時光。他常常人騎牛背,嘴裡哼唱自編民間小調或是歌仔曲調,大甲溪畔,悠哉遊哉,怡然自得。

柯芳隆回憶著快樂的童年,「放牛時間,就是我最好的自然課。我們會拿著曬乾的牛糞去烤螃蟹、溪蝦。」牛糞?沒錯!牛是吃草的素食動物,牛糞本身並不臭。牛糞曬乾後,可當柴火燃燒,非常環保。

「夏天放牛的時候,我們就在溪裡撈螃蟹。冬天,有時我們會在海邊撿拾被凍斃的烏賊。有時,眼看魚兒逆流而上,跳到石頭上。我們常常在岸邊,用牛糞生火烤螃蟹。」他們用竹籠笆把溪水圍起來,螃蟹跳不過的話,就會跳到竹籠內。台灣半個世紀前的自然生態,溪中生物不虞匱乏。


竹師啟蒙  楊兆禎老師


柯芳隆讀完大安國小、大甲初中後,進入新竹師範學校就讀。柯芳隆真正開始學音樂,要從就讀新竹師範學校算起。新竹師範學校的學生,高年級時開始分組,有音樂組,美術組。畫家李澤藩,即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的父親,也在該校任教。柯芳隆選擇音樂組,受教於音樂教育家楊兆禎,學習鍵琴與西洋理論。

楊兆禎(1929~2004)就讀芎林國小時,曾受業於鄧雨賢;就讀新竹師範學校時,不但師從呂泉生學習聲樂;還創作〈搖船〉與〈農家好〉等歌曲,而後被選為國民小學音樂教材。除此之外,楊兆禎也熱衷採集客家民謠。他於一九七四年完成台灣第一本客家民謠專書《客家民謠九腔十八調的研究》,這是二次戰後第一本公開有系統且由台灣人出版的著作,也是研究客家山歌重要的著作之一。因為這本著作,原本只流傳在鄉間的山歌,得以進入學術殿堂。楊兆禎一生投入音樂教育生涯四十多年,堪稱音樂教育界的國寶。他作育英才無數,桃李滿天下,而柯芳隆正是個中翹楚。



1975年竹師音樂會,演唱者楊兆禎,鋼琴伴奏柯芳隆。


柯芳隆談起楊兆禎,「每次上楊老師的音樂課,都是一大享受。他豪爽的笑聲與豪邁的歌聲,至今猶歷歷在目。我後來選擇音樂作為我一生的志業,完全是受楊老師的影響。」

柯芳隆新竹師範學校畢業後,分發到台北市東園國小任教。任教時期,他知所不足,決心繼續深造,打算投考師範大學音樂系。那時候,讀大學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學科成績好者,採保送方式;一種是學科成績不好者,採考試方式。柯芳隆的數學成績不佳,所以他去補習班補習,加強數學。最後,他如願以償,考進了師範大學音樂系。


私下求教  許常惠教授


柯芳隆就讀師範大學音樂系時,對作曲特別有興趣。音樂系裡雖然有教大班作曲的老師,但是沒有開個別指導學生作曲的課程。那時候,許常惠教授尚未在師大音樂系任教,而在國立藝專音樂科任教,柯芳隆因而私下受教於許常惠。許常惠(1929~2001)是一位知名的台灣音樂家及教育家。柯芳隆憶及許常惠的指導,說:「我唸師大的時候,家裡的經濟狀況不好,跟許常惠老師學習時,我有時都繳不出學費。而許老師一點都不在意。」

許常惠採開放式教學,常常鼓勵學生,「盡量發揮創作」。許常惠相當推崇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法國作曲家德布西,以及俄國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

許常惠特別強調作曲家要有民族音樂的特色,這樣的觀點深深影響柯芳隆。一九七一年,柯芳隆還是一個大學生,他就發表了第一首正式作品《醮》。他強調:「我不用西洋調性和聲理論來作曲,而是用鋼琴的和弦來表達鑼鼓敲擊的效果。」


竹師任教  覓終身佳侶


一九七二年師大音樂系畢業後,柯芳隆回到新竹,此時新竹師範學校已改名為新竹師專,他在那裡擔任了好幾年的助教。巧合的是,他的老師楊兆禎仍在該校任教。楊兆禎與柯芳隆兩人,從師生變成同事,正是「亦師亦友」的最佳寫照。

柯芳隆在新竹師專任教時期,一位翩翩佳人走進了的感情世界。她是陳淑文,柯芳隆的學妹,比柯芳隆晚三年進入師大音樂系,主修鋼琴。她師大畢業後,也到新竹師專來擔任助教。他們兩人在一九七八年結婚。陳淑文不僅是柯芳隆的人生伴侶,也是柯芳隆一路從事音樂創作的推手。



楊兆禎退休歡送留影,楊兆禎老師(前排右三),柯芳隆(前排左一),
陳淑文(前排左三)。

柯芳隆在新竹師專任教多年,日漸覺得,台灣的學院裡,對現代音樂理論介紹得不夠充分,他興起了出國深造的念頭。柯芳隆家境並非富裕,但是太太從旁鼓勵,一九八○年,他申請到德國柏林藝術大學深造。柯芳隆事後回想:「我到德國深造,一來是想吸收西方樂世界的作曲理論,二來是讀書免學費。那年頭,外省權貴子弟,出國較容易,動輒有獎學金可申請或補助,而台灣人子弟,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留學德國  吸收理論


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間,柯芳隆於德國柏林藝術大學深造,主要師事德國教授拜爾(F. M. Beyer),主修理論作曲;同時也向席內柏教授(D. Schnebel)及向韓國作曲大師伊桑勇(Isang Yun)學習樂曲分析。

伊桑勇在音樂創作上,極力將東方傳統音樂引進西方樂壇,他也寫了〈洛陽〉、〈禮樂〉等有東方色彩的名曲。伊桑勇強調「用西方現代音樂語法,寫出自己的風格」的觀念,雖然很值得學習,但柯芳隆也發現,伊桑勇他的作品太個人化。因此,柯芳隆只求教於他一個學期。

深入了解西方音樂的作曲理論後,柯芳隆有著很深的感觸。西洋樂曲強調邏輯、對稱、對位等概念;但是東方樂曲卻是強調氣氛、神韻、氣韻,而這些就是他自小熟悉傳統音樂裡豐富的內涵與精神。西洋作曲理論學得越多越廣之後,他越想把自己家鄉的音樂,以現代音樂的語法呈現出來。

留學時期,柯芳隆研究作曲理論之外,最大的收穫,莫過於學習德國人對環境保護的態度。柯芳隆喜愛接觸大自然,走訪德國鄉間小鎮時,即使是一草一木,政府都重視。他記得,「德國的每棵樹,都有登記。若要建造房屋,屋旁若有樹,照規定不能任意砍掉那棵樹,你必須把樹木移植到旁邊。」

相較之下,台灣政府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不顧生態環境的作法,簡直有天壤之別。一九八五年,柯芳隆學成歸國,卻發現自己熟悉的故鄉,農宅已改成水泥屋,鄉間小路也變成柏油路,水源污染嚴重,溪裡的土虱、泥鰍、鱔魚,早已不見蹤影……。


歐洲遊歷  境遇刻骨銘心


柯芳隆提到了太太陳淑文,說道「我太太任勞任怨,支持鼓勵,也是我全心投入作曲創作的動力。」柯芳隆赴德進修的第二年暑假,太太陳淑文帶著公公與兩歲的小孩,搭機赴德與柯芳隆會合,一家人到歐洲各大城市旅遊。旅途中,因經費有限,他們全家以克難的方式來遊歷,只住一般民宿;而且隨興地走到哪裡,休息到哪裡。有一天,當他們玩到羅馬時,因一時訂不到旅館,柯芳隆只好讓父親、太太和小孩在車內休息,自己則窩在汽車底下,勉強熬過了一夜。



1982年,柯芳隆與太太陳淑文及小孩,於柏林植物園。


一九八四年暑假,楊兆禎夫婦、柯芳隆夫婦與友人,一起在歐洲自助旅行一個多月。他們開著車,搭上船,從北歐一路旅遊到南歐。他們帶著瓦斯、帶著帳篷,大部分時間住在露營區。個性謹慎認真的楊兆禎,出國前,就小心翼翼地把錢縫在褲袋、綁在皮帶上。



1984年,柯芳隆(前排左),太太陳淑文(前排右),
與楊兆禎老師夫婦(後排),攝於歐洲。


他們遊歷到西班牙馬德里時,因為要看鬥牛表演,當晚沒有再去找露營區,而住在市區內一家位在風化區裡的旅館。風化區內的旅館比較便宜。他們住的旅館,甚至沒有電梯。他們看完鬥牛表演後,回程時已疲憊不堪,大家都沒有體力背著身上的物品,再爬上四、五樓高的旅館房間,就乾脆把隨身物品,往汽車裡一擺。楊兆禎把皮帶也放進車內。而車子就停在馬路邊。沒料到,西班牙宵小猖獗,第二天,他們大吃一驚,車內的錢與酒都被偷個精光。他們連忙趕到警察局報案,沒想到,當地警察告訴他們,這種偷竊事件,西班牙已司空見慣了。這一群台灣來的音樂家,因此心情不佳,當天就離開馬德里,驅車直奔法國。

留學時期,柯芳隆也參加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一九八四年,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在德國埃森舉行,陳唐山是當時的會長,尤清、史明都到場參加,柯芳隆也躬逢盛會。那時候,有些海外台灣同鄉,對史明的左派思想頗為抗拒,有的人表明不想與史明住同一個房間。柯芳隆則和其他幾位同鄉,被安排與史明同住,但因人多,且只有一夜,柯芳隆和史明,後來並沒有進一步的接觸。


鄉土遭污染  心痛作曲示警


柯芳隆喜愛大自然之美,有感於台灣的環境污染日益惡化,痛心之餘,寫出了管弦樂作品《哭泣的美人魚》(1993),以表達他對鄉土遭蹂躪的錐心之痛。他作品中的主角美人魚,不是迪士尼卡通裡浪漫、等待愛情的美人魚,而是面對溪海發臭、垃圾成堆,無法悠遊自得的美人魚。



【哭泣的美人魚】樂譜封面


【哭泣的美人魚】音樂 CD 封面


柯芳隆關懷台灣這塊土地,從未間斷。他所寫的小提琴、大提琴與鋼琴的三重奏《祭》(1997),是目睹台灣遭受「口蹄疫」肆虐,抱著贖罪心情完成的作品。

一九九九年,台灣遭逢前所未見的世紀大震-「九二一大地震」,天災人禍舖天蓋地襲捲台灣,柯芳隆決心用音樂來省思這一切。他創作了大型管弦樂與合唱的交響曲作品《2000年之夢》,並事先邀請台語詩人林央敏為此合唱曲寫詩。

詩人林央敏是一位多產的台灣作家,他熱愛鄉土、寫過不少諷刺戒嚴時代強人政治的文章,因而作品屢遭國民黨當局查禁。他的一首詩作〈嘸通嫌台灣〉,作曲家蕭泰然將其譜曲後,對催化台灣人意識,有著深遠的影響。

「林央敏的詩作,台語讀起來很自然,很順口。我委託他寫《2000年之夢》的詞時,我告訴他,我所要的感覺和語彙,譬如第一樂章要有悲壯、淒涼的感覺,那種大自然遭到破壞的悽愴;第二樂章描述兒時的夢境,我請他多用『白泡泡』、『青菱菱』等形容詞;第三樂章以激奮的語詞,激勵台灣人民的人心。」

第一樂章的部份詩詞如下:

「是安怎?我的心內無歡喜,只是陣陣痛疼陣陣驚!聽!彼是什麼聲?山咧哮!溪咧哭,雲的目屎湊湊流。咁是受傷的平洋塊叫啼?我欲問激動的風,這是為什麼?」

第二樂章的部份詩詞如下:

「思當初細漢的時,白泡泡的雲蕊歇置青菱菱的山嶺,蕭蕭的樹林內,鳥仔合唱青春的歌聲,長長綠水青鏡鏡,鯽仔魚排隊郊遊,毛蟹做夥浮涎……到如今社會人情變甲冷吱吱,記智內收集的相片,攏變做反黃的日子。」

這首《2000年之夢》自發表以來,包括島內和海外,已經演出十餘次,每次都動員兩三百人參與演出,深愛聽眾喜愛。


《二二八安魂曲》 紀念犧牲者


台灣首度政黨輪替之後,政治紛擾依舊吵嚷不休,媒體興風作浪,政黨之間嫌隙日增。但柯芳隆不因此而悲觀,反而創作另一大型管弦樂作品《台灣新世紀序曲》(2004),來表現他感恩、樂觀的心情。

柯芳隆表示,「台語詩詞優美,腔調特別,融合交響樂團的音響,創作出富於台灣本土特色的動人樂章,進軍國際樂壇,讓全世界的音樂家也用台語演唱台灣的音樂,是我夢寐以求的願望。」《二二八安魂曲》則是繼《2000年之夢》之後,柯芳隆再度結合台語詩詞與管弦樂的大型創作。




柯芳隆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紅嬰仔」,經歷「二二八事件」後的白色恐怖時期,對於政府不當的作為,造成台灣人民的恐懼,感受特別深刻。柯芳隆回想年幼時,聽過家中長輩提到,他的舅舅本來在鄉公所任職課長,因二二八事件而遭到逮捕,並遭到「灌大便」的經歷,這些慘痛歷史,常存他的心中,難以磨滅。他希望自己能用音樂創作,來記錄這段晦暗而沉重的台灣歷史;他希望這首曲子能撫慰那傷痛的歲月,紀念為台灣勇敢犧牲的受難者。

他很努力地尋找合適的台語詩詞,但遍尋不著。二○○六年,正巧詩人李魁賢寄了〈二二八安魂曲〉的詩作給他,他如獲至寶,於是花了一年時間,完成樂曲創作。柯芳隆創作時,為了更精確地掌握李魁賢台語詩詞之音調,特地請求李魁賢以錄音朗讀詩作,以便他能反覆聆聽。柯芳隆說:「李魁賢朗讀〈二二八安魂曲〉的錄音檔案,現在仍然保留在我的電腦上。」與他合作的李魁賢誇讚他:「〈二二八安魂曲〉總共有六個樂章,兩百二十八行的史詩,柯芳隆都能按時、按章節,完成譜曲,何況他那時還身兼師大音樂系主任,有忙不完的學校行政工作要處理。他真是一位認真的作曲家。」

第二樂章的部份詩詞如下:

「由街頭巷尾  行到荒廢的郊外  行到水尾湳仔地  行到山嶺絕壁  無消息  是唯一的消息  生死路上全然無消息  我的青春也就安爾無消息  我唯一的等待  就是消息」

柯芳隆原本希望能在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首演,無奈不巧,當時國家音樂廳另有安排,後來首演日期改為安排至四月七日。這場首演結束後,原本計劃於二○○八年底,移師日本演出,最後也因政黨再度輪替而暫時終止。


改編民謠  鼓勵學生創作


柯芳隆在個人創作之外,也著手改編不少台灣民謠。「過去,很多優美動聽的台灣民謠,因為缺乏合適的鋼琴伴奏曲,唱起來總是顯得單薄。我試著以鋼琴、管弦樂、弦樂四重奏譜了一些歌曲,希望能提升台灣民謠的地位,讓這些民謠聽起來更有藝術價值。」目前,他改編過的曲目有《望春風》、《雨夜花》、《白牡丹》、《河邊春夢》,其中以《河邊春夢》最受歡迎。

柯芳隆聽過一些外國人改編的台灣歌謠,不禁搖頭嘆息道:「我聽過一位日本作曲家改編《草螟仔弄雞公》,因為他對詞意不熟悉,編出來的曲子,聽來很沉重,根本不對味。」他指出,當前台灣音樂界人才濟濟,我們應該鼓勵年輕一代從事創作或改編台灣民謠,而有些企業界人士,卻經常重金禮聘外國作曲家來改編台灣歌謠,這是最不值得鼓勵的事。

「鄉音,台灣民間音樂,是我創作的泉源。鄉土,對台灣這塊土地的關懷,是我創作時的中心信仰。鄉音與鄉土,無時無刻,迴盪耳際,浮現眼簾,一直是我心中的最愛與最痛。」柯芳隆自撰《鄉音鄉土情》前言裡,作了這一段告白。

柯芳隆,這位當年庒腳放牛囝仔,他走過了艱辛的創作歲月,他寫下了撫慰人心的創作《二二八安魂曲》,他創作的泉源,就是我們的故鄉-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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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運動街頭攝影師 邱萬興 文/邱斐顯

邱萬興,一九五九年生,桃園縣觀音鄉觀音村的客家人,祖、父兩代都是觀音街上的打鐵匠。家中兄弟眾多,上有五個哥哥,邱萬興排行老么,更能體會父親辛苦打鐵的工作,難以維持一家溫飽。 

繪畫度日  塗鴉童年
 

邱萬興從小喜歡繪畫,天天拿筆畫畫度日。就讀觀音國小一年級時,第一次參加校內美術比賽就獲得第一名,「我上司令台領獎,獎品是三十六色的彩色蠟筆,這個非常珍貴的蠟筆盒獎品,讓我從此更喜歡畫畫。」那時候,學校裡沒有美術專業老師可指導學生,他只能靠自己摸索。
 

邱萬興就讀觀音國中時,一、二年級的導師麥良興是美術老師。他的繪畫興趣得到麥老師的重視,經常被指派去參加各類壁報與美術比賽。國三的美術老師則是 曾英才 老師。要考高中前,這兩位國立藝專畢業的美術老師都鼓勵邱萬興報考國立藝專,或是楊梅高中的美術班。
 

邱萬興覺得自己的學科成績不理想,怕考不上,沒有去報考老師推薦的學校,加上擔心家境貧窮,到外地念書會造成家裡的負擔,他選擇了省立龍潭農工的電工科就讀。電工科所教的科目,全是水電接電線與焊水管知識,不僅如此,學校還安排課程教導學生爬電線桿。邱萬興念了一學期,就知道自己毫無興趣。「我不希望我以後的人生就是爬電線桿。」
 

第二學期第一次月考結束後,一位同學得知台北縣永和市的私立復興商工有美工科,就邀他一起上台北去看看學校。私立復興商工創立於一九六五年,是當年全台第一所最具規模與特色的美術工藝設計學校。邱萬興和他的同學在復興美工的校門口看了又看,他們也看到了美工科的學生作品展現在校園櫥窗。邱萬興深深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

 

休學重考  復興美工

回家後,邱萬興把想轉念美工科的意願告訴母親,兩、三天後,邱萬興決定辦理休學,打算七月重新報考復興美工。邱萬興回憶著,「那時候,鄉下資訊不發達,我根本不知道台北有美工科系的專業學校,如果不是那位同學找我到台北看學校,我可能還留在龍潭農工,念著不喜歡的電工科。」休學了幾個月,邱萬興一邊準備學科考試,一邊準備術科考試。一九七六年的暑假,邱萬興如願以償考進了復興美工的美工科。此時幸好有他大哥的經濟援助,他才能順利就讀。

復興美工非常注重專業科目的訓練,一、二年級的美術通識課程裡,舉凡跟美術設計有關的科目,全都列為必修,課程內容包括素描、水彩、油畫、木雕、版畫、平面設計、攝影、室內設計、網版印刷等。邱萬興說:「一年級剛開學,老師就告訴我們,美術專科三年裡,『數學』只要第一年讀完,以後就不必再讀了;『理化』則是完全不必讀。」
 

當年,許多優秀的國立藝專與師大美術系研究所畢業學生,到復興美工來應聘教職。葉世強、葉松森、郭明福、蔡明勳、林耀堂、王嘉霖、李琪蓮等多位老師,都教導過邱萬興。其中,以 林耀堂 老師所教的平面設計課程,最為吃重。 林 老師要求學生以手工繪圖,特別是以鴨嘴筆畫墨線的「三十二點聯線」與色彩上色作業更是讓學生們畫到手軟,慘痛的經驗令人難忘。 林 老師嘴裡說「二十個小時可以完成」的作業;同學們卻是整整畫了三天。「我們的學科壓力雖輕,但是術科壓力卻很重,國文課、英文課就成了我們的睡覺時間。」

 

蒐集珍藏  選舉文宣
 

專科第三年的課程,學生得以自選組別(繪畫組、雕塑組、平面設計組、產品設計組)就讀。邱萬興選擇留在雕塑組,學習更多的人體雕塑技巧。然而,邱萬興畢業後,台灣的房地產銷售事業正逢起飛之際,許多房地產公司需要平面設計人員,一九八○年,邱萬興憑著自己美工完稿的功力,考進「海華建設」公司,負責房地產平面廣告的完稿設計。
 

一九八一年底,「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陳水扁第一次代表黨外政團,參加台北市議員松山、內湖、南港區市議員選舉。那時候,海華建設在信義計畫區附近推出一個新的工地建案,地點就在台北市虎林街陳水扁競選總部附近。邱萬興下班後,時常主動到陳水扁競選總部拿傳單看,這些傳單讓他接觸到不一樣的政治觀點,他因此了解反對運動人士被國民黨高壓統治迫害的情形,也同情這群為理想奮鬥的反對運動者,並開始蒐集街頭運動與競選活動的文宣傳單。
 

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許多支持黨外人士言論的民眾,多半會主動參與黨外人士的演講活動及其政見發表會,他們也會蒐集與珍藏手中拿到的文宣傳單。但是,對邱萬興而言,蒐集與珍藏選舉的文宣傳單,卻成了他事業的另一個開端。 
 

一九八一年起,黨外人士為了爭取言論自由的空間,紛紛創辦政論雜誌;一九八三年起黨外雜誌更是蓬勃發展。邱萬興的美工科同學們如黃志堅、王玉靜、劉韓畿、王聖培等人,先後投入黨外雜誌的美術編輯工作。一九八五年,邱萬興的同學劉韓畿在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系列雜誌負責美術編輯。由於雜誌工作講求時效,編一期周刊,美術編輯人員只有一夜的美工完稿時間--除了設計編輯含六十四頁內文、彩色封面、封面裡、封底、封底裡的雜誌外,還必須手工裁切文稿、圖片,並貼稿。劉韓畿一個人忙不過來,便找邱萬興來幫忙做雜誌美術編輯。邱萬興因工作之故,不僅學習了許多黨外雜誌的編輯技巧,也因此接觸到許多黨外組織的基層群眾與重要幹部。

 

攝影美編  黨外雜誌 
 

戒嚴時期,以「爭取言論自由」、「爭取結社自由」為名的黨外雜誌,在實施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府眼裡,猶如眼中釘、肉中刺。國民黨政府常常以「新聞局」,或「警備總部(簡稱警總)」的名義,動輒「查禁」、「沒收」黨外雜誌。許多黨外雜誌經常每隔幾期就遭查禁,在不堪虧損的情況下,一家又一家的雜誌只好先後停刊。《八十年代》停刊後,邱萬興陸續擔任過《新路線》、《台灣關懷》、《台灣人權》、《台灣與世界》、《 台灣評論》等黨外雜誌的美編。
 

提起這段參與編輯黨外雜誌的風雲歲月,邱萬興記憶猶新地說:「雜誌美編完稿工作幾乎都是通宵完成的。早上六點左右,完稿送廠印刷前,為了怕『警總』或『情治人員』搜查,我們都會把整本雜誌的『手寫稿』,丟到一個大鐵桶內燒燬,大家都戲稱這個動作為『燒銀紙』。」 
 

一九八六年,邱萬興應黨外公政會第三任理事長顏錦福之邀,擔任《黨外公報》周刊的攝影及美編工作,白天負責拍攝黨外活動及組黨說明會,晚上擔任雜誌美術編輯。
 

個性隨和,待人客氣,擅長美編、攝影的邱萬興,此後工作領域始終圍繞在黨外政治圈。他曾經在同一時間裡,幫好幾家黨外雜誌做街頭運動攝影與美編工作。他有時幫各社運團體製作示威遊行的傳單,有時幫政治人物設計競選文宣,有時還陪著候選人上街掃街拜票。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台灣史上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立時,他不但一手包辦民進黨創黨黨證設計、會場佈置,而且還負責民進黨中央黨部機關報《民進報》的編輯工作。當天上午,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大飯店開會時,決定採取不公開的形式,只有邱萬興能在開會現場拍攝所有的活動照片。直到下午舉辦記者會時,才開放外界的記者進入採訪。因而邱萬興得以保有民進黨創黨當天第一手的現場相片資料。
 

邱萬興表示,當年黨外雜誌被警總查禁、沒收的情形非常嚴重,那些比他早參與黨外雜誌美編的同學們,個個因為工作沒有著落,紛紛向各大報社轉進,而離開黨外雜誌的工作圈。「如果民進黨沒有成立的話,我大概也會離開吧!」
 

民進黨成立後,邱萬興留在中央黨部,繼續從事攝影、美編等工作。因為工作需要,他總是帶著相機,走上街頭,以影像記錄解嚴前後群眾示威抗議的事件全貌。這樣的經驗,讓他飽嚐站在軍警或鎮暴警察前拍攝影像的壓力。無數次的街頭衝突抗爭,他學會該站在何處拍攝影像,才能讓影像看起來具震撼力;或是以何種角度取景,才不會遭到軍警的暴力襲擊。
 

國內各大報社記者擁有證明身份的記者證,他們在街頭示威抗議活動中採訪時,只要向警方亮出證件,猶如有一道保護令在身;比起這些記者,邱萬興和黨外雜誌的文字或攝影記者,相對地缺少了這樣的保障。每一次在鎮暴部隊前面搶鏡頭拍照,就歷經一次的冒險犯難。

 

街頭救人  法庭作證
 

自一九八五年邱萬興投入黨外文宣工作後,歷經解嚴前後時期,台灣社會各種團體(婦女、環保、農運、工運、原住民運動等)發起的示威行動,他參與設計示威抗議的傳單海報,數量之多,幾乎到了無役不與的地步。
 

除此之外,邱萬興還有兩次為黨外雜誌的攝影記者朋友出庭作證的記錄,以及一次驚險地解救受傷流血的朋友,把他從群眾運動抗爭現場送到醫院,再從醫院救回家裡的特殊經驗。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蔣經國過世後三天,解嚴後的第一樁政治案件--蔡有全與許曹德因把「台灣應該獨立」列入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的組織章程中,而被國民黨政府視為叛亂份子,他們兩人分別遭到重判十一年與十年之有期徒刑。
 

該年的 一月廿九日 ,全台各地的民進黨員兩三百人,聚集到土城看守所,聲援蔡許案。國民黨以國喪為由,不准人民舉辦任何集會遊行活動,當天在土城看守所外聲援蔡許的民眾群情激憤,因而與五千名武裝憲警發生激烈衝突。《民進周刊》的攝影記者曾文邦在示威抗議行動中,過於專心拍照記錄軍警施暴的鏡頭,以致攝影取景時不慎落單,被軍警抓去後送往地檢署羈押。邱萬興看到曾文邦被抓,心裡為他抱不平,於是決定出庭為曾文邦作證。這是邱萬興第一次出庭作證。曾文邦因邱萬興的證詞,得以無罪釋放。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台灣農民走上街頭,要求政府保護農民權益。邱萬興與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同事多人,一起上街採訪農民街頭抗爭的記錄。
 

國民黨政府不但無視農民的基本訴求,甚至在街頭抗爭的過程中,不斷以軍警暴力強制打壓遊行民眾。這件五二○示威遊行所爆發的警民衝突,被稱為「五二○事件」。
 

「當天下午警方用噴水車強行驅離群眾時,我也被水柱噴得全身濕透,我趕回家中換了衣服再回到抗爭現場。」邱萬興這麼說。傍晚七點半左右,遊行的總指揮林國華、副總指揮蕭裕珍、《民進報》總主筆林濁水、《台灣民主》雜誌編輯黃嘉光等二十多人,先後遭警方逮捕。黃嘉光在台北火車站被捕前,邱萬興與他站在同一部指揮宣傳車上,兩人同樣拿著相機,為警方動手毆打民眾的事實作影像記錄。邱萬興看到鎮暴警察要上車抓人,只好先行跳下宣傳車。但是行動不便的黃嘉光來不及跳下,他只好眼睜睜看著黃嘉光被警方抓走。
 

晚上八點之後,許多關心農運的大學生,趕到現場聲援群眾,他們手臂勾著手臂,並肩坐下,希望以和平、靜坐的方式,把群眾和警方隔開。當時,邱萬興的《民進報》同事--就讀台大社會系的陳啟昱與就讀台大獸醫系的朱容徵,也都加入靜坐行列。
 

但鎮暴警察歷經一整天的群眾抗爭,早已失去耐性,聽到長官一聲「驅散」令下,他們無視學生靜坐在地,無情的棍棒就從學生頭上揮舞下去。許多學生當場掛彩受傷,朱容徵甚至被棍棒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傷勢非常嚴重。邱萬興見狀,顧不得拍照,趕緊抱起朱容徵離開抗爭現場。朱容徵傷口不斷流出的血,把邱萬興的衣襟都染紅了。 
 

邱萬興緊急連絡在城中分局與警方協調的民進黨籍立委張俊雄、王聰松等人,請他們協助處理危急狀況。他們透過分局,呼叫救護車到現場,把昏迷不醒的朱容徵送到台大醫院急診。邱萬興一路陪同朱容徵到急診處就醫。醫生為朱容徵頭部的裂傷縫了十幾針。當時,台大醫院急診處裡不僅佈滿了求診的病患、受傷的群眾與員警,還有態度惡劣、到處追問傷患的警官。朱容徵的傷口剛縫好、頭部剛用紗布包紮好,沒想到警官就趨向前來,問說:「他是不是抗爭受傷民眾,如果是,就要抓回去台北市城中分局。」一聽他這麼說,邱萬興哪管急診室醫生交代還要去做X光及腦部檢查,就趕緊帶著朱容徵逃出台大醫院。
 

邱萬興第二次出庭作證,是為了好友黃嘉光。「五二○農民事件」事後的司法程序,檢察官不斷起訴當天遭到逮捕的人。法庭上雖有江鵬堅、謝長廷、陳水扁、李勝雄等辯護律師在場,但如無人作證,黃嘉光仍難逃檢警惡意控告,指其在宣傳車上向警方扔擲石塊。「我在法庭上聽到這種話,實在氣不過,就對法官說,黃嘉光有小兒痲痺,行動不便,而且他身上背著一部相機,他是拿著相機拍攝,所以指認的警察在夜晚遠處看到是拿相機的手,哪裡是拿石塊丟擲警方?」黃嘉光被收押在土城看守所近兩個月之久,幸有邱萬興的證詞,才得以無罪開釋。 

 

震撼心痛  含淚拍照 


邱萬興以相機記錄民主運動二十多年,底片用去幾萬卷,照片多達上幾十萬張,但其中讓他最震撼的一次拍攝經驗,莫過於鄭南榕自焚事件。
 

鄭南榕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創辦《自由時代》周刊,標榜「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嚴厲抨擊國民黨自戒嚴時期以來的言論尺度。鄭南榕的精心策劃下,《自由時代》系列周刊不斷有備胎的雜誌出版執照,「警總」查不勝查,國民黨政權面臨極大的挑戰。鄭南榕也成了國民黨最頭痛的人物。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中,鄭南榕與黃華共同推「新國家運動」四十天的環島行軍。鄭南榕找邱萬興幫他設計文宣、海報,以及行軍時可以醒目動人的標語。邱萬興支持他的理念,無條件義務幫忙。兩人因而有了共事的經驗,也培養出革命同志般的情感。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鄭南榕在雜誌上刊登旅日學者 許世楷 博士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鄭南榕就收到高檢處寄給他「涉嫌叛亂」的傳票。鄭南榕堅持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信念,堅決表示他「絕不出庭」。為此,他開始自囚,並決心以自焚來抵抗警方緝捕行動。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上午九點多,鎮暴警察攻堅行動開始,鄭南榕抵死不從。鄭南榕,點了一把火,以自焚明志。邱萬興接到電話通知,騎著摩托車火速趕到台北市民權東路雜誌社樓下。那時候,消防車與警察堵住巷子口,他抬頭望見三樓自由時代雜誌社的總編輯室早已一片燻黑,而整棟大樓入口則是被警方的霹靂小組擋住。
 

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周清玉國代、顏錦福市議員,和李勝雄律師等人一直與警方溝通,希望能進入雜誌社了解狀況。江鵬堅律師與邱萬興兩人是最早被警方批准進入雜誌社的人,其他關心的民眾只能在樓下等待消息。江鵬堅律師帶著邱萬興走上三樓的出事現場。整棟大樓佈滿嗆鼻的汽油味、屍體與物品燒焦味,以及警方為滅火所灌入的水柱。他們在三樓雜誌社門口,遇見帶隊拘提的刑事警察侯友宜隊長。帶隊的警官帶著他們直奔總編輯室。 
 

那時候,檢察官和鑑識人員都尚未抵達。這個警官告訴江鵬堅律師說:「等一下檢察官會來驗屍」。江鵬堅指示邱萬興動手拍照,「要詳詳細細地把現場的每一處景象都拍照下來。連窗戶上的血跡都要一一紀錄下來。」邱萬興因此擁有鄭南榕自焚現場第一手最完整的影像照片。 


邱萬興身上背著兩部「尼康」單眼相機,三十多卷底片,一部裝著彩色幻燈底片,一部裝著黑白底片。在燃燒後的一片焦黑現場,邱萬興眼前出現一具挺直振臂的焦黑屍體--鄭南榕以不屈從的姿態自焚抗爭。邱萬興內心極為震撼,也非常心痛。「看見南榕兄為了捍衛言論自由,甘願將自己活活燒死,燒成浴火鳳凰,很難相信突然失去這樣一個一起為新國家運動打拼的兄弟。」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拿著相機快門對準鄭南榕焦黑的屍體時,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淚水沾濕了相機鏡頭,卻又不得不拍照。他在現場不斷地拍照,拍了半個多小時以上。雜誌社裡裡外外的景象,每一扇門,每一個窗戶,每一個角落,鄭南榕所處的編輯室,以及焦黑的屍體,都被邱萬興以各種不同角度攝入鏡頭。這次的拍攝過程,他的淚水幾乎沒有停過,也讓他永生難忘。

 

百年校刊  綠色年代
 

二○○○年總統大選後,台灣首度政黨輪替,過去體制外街頭抗爭的模式不再時興,邱萬興除了幫幫少數競選公職的候選人設計文宣外,他把重心放在與師長、同學的連繫互動。由於工作型態轉變,他開始主動積極為教過他且奉獻藝術教育多年的老師們,策劃藝術個展。
 

他也時常回去觀音國小探望 葉芳美 老師,因而得知母校於二○○四年將有百年校慶活動。當時的校長曾經告訴他,想要出版一冊《觀音國小百年校史特刊》,但苦無資料和缺乏編輯人才。秉著對故鄉和母校的情感,邱萬興心想,「自己既然有能力編輯書刊,此時正是回饋母校的時候了。」他主動向校方表示,願意接下這份工作。為了編輯這個特刊,他親自蒐集學校歷史照片、拜訪師長、同學,並蒐集相關的歷史文件與文字資料。從蒐集資料、編排印刷,到最後完成出版,前後歷經大約一年的時間。這本特刊不僅紀錄觀音國小的發展,也呈現桃園縣觀音鄉人文發展的史料。
 

邱萬興基於類似編輯校刊以保存校史的心態,手中累積了數十年來民主運動的精彩照片與文宣,他一直捨不得讓這些歷史的痕跡隨風飄逝。邱萬興與同為民主運動文宣高手的前輩張富忠不斷構思策劃,並邀集多位嫻熟黨外刊物編輯的朋友,共同編纂出一套記錄台灣民主運動二十五年的《綠色年代》。這二十五年的史料,以解嚴做為分水嶺,正好包含解嚴前十二年半與解嚴後十二年半的街頭政治抗爭、議會抗爭、各種社會運動抗爭,與歷屆選舉等資料的種種文字陳述與歷史照片,這套上下兩冊的《綠色年代》,最後於二○○五年完成出版。 
 

雖然《綠色年代》已印刷成書發行,但是邱萬興典藏的幾百萬張台灣民主運動照片,仍是台灣社會的一大資產。邱萬興多年前開始陸陸續續將大部份的圖像資料數位化,他也曾考慮過要將這些數位化的資料捐出來當公共財,但是目前即使是民進黨本身,或是其他學術機關或基金會,都沒有任何單位有收藏史料的興趣。他十分期待未來有機會的話,能把這些珍貴的民主運動史料公共化。 

 

(本文刊於《人本札記》253期,201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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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詩 走國際 詩人李魁賢 文/邱斐顯


本文已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010年5月號



詩人李魁賢,一九三七年出生於台北淡水,於台北工業專科學校(現台北科技大學)主修化學工程,後於教育部歐洲語文中心主修德文。自一九五三年(十七歲)首度發表詩作以來,持續不斷寫詩、譯詩,長達五十多年。他的詩作、譯作等身,除了在台灣發表之外,也發表於中國、美國、菲律賓、香港等地,各種語文的翻譯本,並在日本、韓國、加拿大、紐西蘭、荷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印度、希臘、西班牙等國的文學雜誌及詩刊發表。




李魁賢筆耕多年的傲人成果



李魁賢是一個同時享譽台灣及國際詩壇的台灣詩人,不但屢獲台灣文壇的諸多獎項,如吳濁流新詩獎、巫永福評論獎、笠詩刊評論獎、行政院文化獎、吳三連獎等;也常獲得外國的文學獎項,如英國國際詩人學會傑出詩人獎、印度千禧年詩人獎。印度詩壇更是三度(二○○一年、二○○三年、二○○六年)提名他角逐諾貝爾文學獎。
  

退休開始學電腦   設部落格

 
○○七年底,李魁賢卸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的職務。二○○八年,七十一歲的李魁賢在女兒
的協助下,學習電腦操作。他除了學會用注音符號輸入中文,也學會用Skype通訊軟體,與國外的女兒連繫。父女兩人,一端在台灣,另一端在美國,遇到電腦上不懂的問題,遠在美國的女兒,就是他最佳的幫手。 

學會使用電腦後,李魁賢陸陸續續把自己的作品(一千零三十四首詩)整理建檔,放到個人部落格「名流書房」(http://kslee-poet.blogspot.com/)。他也利用電腦整理自己的傳記,目前已鍵入數十萬字的文字資料。本來他以為從國藝會董事長的職務退下來,會比較清閒,沒想到學了電腦之後,文字創作開始從「平面」轉為「電子」,從「書」變成「網頁」。
 

李魁賢經常使用電子信件與朋友連繫,甚至處理編輯工作。二○○九年三月底,再訪蒙古計畫啟動後,他發現該計畫的人事、經費都有困難,因為不希望第三屆台蒙詩歌節流於兩國詩人單純見面聚會,於是策劃編輯一冊英文《台灣心聲--台灣現代詩選》,透過蒙古的世界詩歌年鑑網絡,發行全球,並在第三屆台蒙詩歌節(二○○九年七月)會上推出。


在短短的三個月中,藉著新興的網路科技,李魁賢與蒙古詩人朋友在網路上魚雁往返,快速且大量傳輸台灣的詩作。目前,他正積極策劃一一年的台灣詩人訪土耳其計劃。他表示,全世界約有七千萬人使用土耳其的語言和文字,如果我們藉著文化交流的活動,把台灣詩傳播到土耳其及其臨近的國家,對台灣文化的國際化將有不少幫助。他不但想把「台灣詩」行銷全世界,也想讓「台灣詩」揚名國際,甚至希望藉此提升「台灣」與「台灣詩」的國際地位。

 

父親不支持寫作   故意藏書 


李魁賢回憶,他讀小學時,台灣仍在日治階段,因此他讀了兩年日文教育。但隨即二戰結束,學校裡的日文教育就換成「漢文教育」。那時兵荒馬亂,再加上中國政府來台後,很多台籍教師從教日語改成教國語,他們的「北京語」都是現學現賣的,往往是前一天晚上學,第二天早上教。小學三年級以後,李魁賢就覺得自己的「中文」學得離離落落。



嚴格說來,直到初中三年級,他的「中文」才認真地學兩年。他喜歡讀《開明少年》,卻因辭彙不夠,表達能力不佳,作文大傷腦筋。他坦承自己想要寫作,卻因中文底子不好,所以轉而寫詩,因為詩的語句較短,可以達意,又不受限於古文的語法結構。十七歲時,他首次投稿,第一首詩作〈櫻花〉就順利發表於《野風》文藝雜誌。當時《野風》的主編是田湜(本名陳文尚,曾在僑委會擔任專員)。雖然文稿來來去去,但直到李魁賢四十多歲時,兩人才偶然在一個場合中相遇。



但是李魁賢的家人並不支持他的寫作。「我的詩發表在雜誌上,雜誌寄到我家去,我父親接到後,就把它收起來,藏在抽屜裡,不讓我知道。有一次,我無意中打開抽屜才發現的。以後,每次有書或雜誌寄來,我父親也都不說,我們也心照不宣,因為他不喜歡我寫詩投稿。」然而幾十年下來,詩的創作與翻譯,卻成了李魁賢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份。



一九五年代,書信的遞送完全靠郵差,李魁賢提到,因為他的詩作常有機會發表,家裡常收到這類信件,久而久之,連郵差都知道他的名字和住址。「我讀工專的友人要寄信給我,不知道我淡水的確實地址,只在信封上署名『淡水李魁賢』,結果,郵差真的把信送到我家來。」 


一隻蠟燭兩頭燒  多語並進


李魁賢是極少數擁有多種語文能力的台灣詩人。小學時期,他接受兩年的日本教育,擁有一點日文基礎。服完兵役後,他先在中壢的泰豐橡膠廠擔任助理工程師,再考取台灣肥料公司(台肥公司)南港廠。在台肥公司任職時,他積極自修日文;除此之外,因有感於德國科技的先進,一心想前往德國留學,在業餘開始學習德文。
 



一九六年代,學習外語的環境不佳,可是李魁賢仍盡其可能把握任何機會,不斷充實自己的外語能力。一九六一年,他到台灣大學夜間補習班進修語言課程。一周有三天,他分別學英文、德文、日文等三種不同的語言。英文課,學的是翻譯;德文課,學的是基礎德文,任教的是 周學普 教授;日文課,學的是會話,任教的是 曹欽源 教授。



學英文翻譯時,李魁賢利用業餘時間,嘗試做翻譯工作,一九六一年便翻譯作家黎錦揚的小說  Lover’s Point,這是一個敘述華人移民美國的故事,譯名為《天涯淪落人》。黎錦揚是華人作家,在二次世界戰後,最早以英語撰寫中國人題材,並成功打入歐美社會,享譽西方文壇。一九六三年《天涯淪落人》連載於自立晚報副刊。一九六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這本李魁賢的譯作。



一九六一年,也是李魁賢異常忙碌的一年,他除了在台肥公司南港廠上班,擔任值班主管,以及下班後進修語言之外,還在百吉洋行(一家出口茶業、代理 Goodyear 人造膠等物品的貿易公司,位於台北市中山堂附近)兼差。「那段往返台北、南港的日子裡,我可以從南港一坐上火車就開始睡覺,火車抵達台北車站時就自動醒來,趕著下車。」在這樣忙碌的日子裡,他養成了一有機會就閉目養神的習慣,「回想那時候,我真是一隻蠟燭兩頭燒。」



學了一學期德文後,李魁賢轉到德國文化中心繼續進修。一九六三年,他考進教育部歐洲語文中心德文科高級班,同班同學中,有後來擔任過考選部長的 劉初枝 女士,以及監委轉任大法官的 黃越欽 教授。一九六四年,李魁賢自教育部歐洲語文中心進修結業,並考取公費獎學金留學奧地利維也納。那時候,考上公費獎學金的人毛麟鳳角,他是其中一個。但不知何故,獎學金取消,失去出國留學的機會。



中譯里爾克詩  台譯莎劇


一九六七年,李魁賢被台肥公司派往瑞士工作三個月。李魁賢自認為是「執迷不悟的(德國詩人)里爾克迷」,一九六六年,他曾以中文翻譯英文版的里爾克《致青年詩人書簡》。在戒嚴時期出國不易的一九六年代,李魁賢把握人在瑞士工作的機會,輾轉向德國出版社郵購了六大卷里爾克全集,及里爾克生前出版的單冊作品等書。光是購買這些書,就耗去他整整三個月的薪水。


一九六九年,他出版翻譯里爾克詩集《杜英諾悲歌》、《給奧菲斯的十四行詩》和《里爾克傳》。一九七二年,他應邀參加設於瑞士之「里爾克學會」,成為會員。一九七七年,他出版翻譯里爾克詩集《形象之書》,再版《杜英諾悲歌》、《給奧費斯的十四行詩》、《里爾克傳》。一九八八年,他重訂再版《杜英諾悲歌》。一九九年,他與「同為里爾克迷」的中國詩人馮至會晤相談。一九九四年,他翻譯《里爾克詩集》三冊。二○○一年他翻譯《里爾克書信集》。


從一九六六年至二○○一年的三十多年間,他不斷翻譯里爾克的詩作。在台灣,翻譯里爾克作品的第一把交椅,非李魁賢莫屬。


除了大量以中文翻譯里爾克的詩,李魁賢也於一九九九年,創下台灣翻譯史上首度以台語文字,翻譯英國大文學家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暴風雨》(該書由桂冠圖書公司出版)。台灣翻譯文學作品中,中文的莎士比亞全集是由梁實秋翻譯的。李魁賢譯的台語版《暴風雨》,算來可說史無前例。以下摘自書中一段英語、台語對照:


While you here do Snoring lie       你倒在此當鼾,  

Open-ey’d Conspiracy                   目珠金金的陰謀, 

His Time doth take.                            得到好時機, 

If of Life you keep a Care         如果你愛顧性命, 

Shake off Slumber, and bewar   愛睏暝趕走,專心:  

Awake, awake.                                    清醒,清醒! 


修法文一時迷糊   以德語答 

 
一九六八年,李魁賢離開台肥公司。雖然醉心文學領域、詩的創作,此後李魁賢的工作卻一直與發明、專利研發、專利說明書翻譯息息相關。他的翻譯功力遊刃有餘,可以毫無困難地把英文、德文、日文翻成中文。不過,一九七八年,當他帶團去日內瓦參加發明展時,卻赫然發現自己十多年下來,德文雖行,德語卻說不出口。
 


隨後,因為工作上需要,他又進修法文。有一回李魁賢上法文課時,發生一件有趣的事,「老師用法語問我一個問題,我竟然不自覺地用德語回答他。」事後,別的同學才告訴他這個狀況。

 

藝術家惺惺相惜   相見隨緣


一九五三年,李魁賢十七歲,發表第一首詩〈櫻花〉於《野風》文藝雜誌。當時《野風》的主編是田湜(本名陳文尚,曾在僑委會擔任專員)。雖然文稿來來去去,但十多歲時的李魁賢,不曾見過田湜本人;後來,直到李魁賢四十多歲時,兩人才偶然在一個場合中相遇。



1995 年在亞洲詩人會議日月潭大會中,李魁賢與韓國、印度、尼泊爾、新加坡詩人(左起)合照。


一九九五年,李魁賢擔任台灣筆會第五任會長。該年,台灣筆會與《笠》詩社等其他社團合辦「一九九五亞洲詩人會議台灣日月潭大會」,他擔任大會秘書長。為擴大亞洲詩人參與範圍,他特別多邀請了幾位印度詩人。其中,他頗為欣賞的印度詩人普拉薩德博士(Dr. V.S. Skanda Prasad)卻無法來台。往後幾年,李魁賢一直沒機會和普拉薩德博士見到面。但是,普拉薩德博士欣賞李魁賢的詩,於是向李魁賢邀稿。李魁賢寄給他一首描寫獄中政治犯友人的詩--〈留鳥〉。這首詩打動了普拉薩德博士,以至於他把這首詩推薦給印度《國際詩人》月刊,也使得李魁賢榮獲二○○○年印度千禧詩人獎。

留鳥      李魁賢/作

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不學候鳥
追求自由的季節
尋找適應的新生地
寧願
反哺軟弱的鄉土

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斂翅成為失語症的留鳥
放棄語言 也
放棄海拔的記憶 也
放棄隨風飄舉的訓練
寧願
反芻鄉土的軟弱 
 


〈留鳥〉描寫一些勇於從文學走向政治活動的朋友,他們入獄、出獄的情形,李魁賢覺得自己沒有膽量、也沒有能力參與政治活動,但是對於這些文人朋友的舉動非常欽佩,因此以詩作記錄了台灣戒嚴統治下的白色恐怖。


印度詩人中,李魁賢與克里濕納.施里尼 華斯 博士(Dr. Krishna Srinvias)有過不少交往。施里尼 華斯 博士是印度詩壇的領袖之一,生於一九一二年,不但是世界詩人協會創辦人兼會長,又擔任機關誌《詩人》(Poets)主編數十年。他曾與菲律賓 尤松 博士(Dr.Amado Yuzon),以及台灣的 鍾鼎文 博士,共同發起成立世界詩人會議。 




2003 年李魁賢再度訪印,與印度元老詩人 Krishna Srinivas 合影


一九七三年,世界詩人會議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第二屆時,李魁賢初次與施里尼華斯博士認識。一九七六年,在美國巴爾的摩與辦第三屆時,他們又碰面。施里尼華斯博士主動告訴李魁賢說,「我們三年前在台北見過,我對你有印象。」此後,他們保持通信。二○○一年四月世界詩人節,施里尼華斯博士獲世紀詩人金牌獎。二○○二年,李魁賢獲印度麥克爾默圖蘇丹學會(
Michael Madhusudan Academy,簡稱M.M學會
)頒贈麥克爾、默圖蘇丹獎。他前去印度領獎時,不忘拜會這位詩人朋友。○○二和二○○三年,施里尼華斯博士兩度在馬徳拉斯熱情接待李魁賢帶領的台灣詩人訪問團,兩人晤談甚歡。○○七年,李魁賢有機會再造訪印度時,這位詩人已高齡九十五歲了。二○○八年初,李魁賢自國藝會董事長卸任不久,卻得知九十六歲的施里尼華斯博士仙逝了。


 

二二八安魂長詩  記述史實  



李魁賢的詩作,始終關懷社會、關懷弱勢,針對台灣歷史悲劇「二二八事件」,他寫下了兩百二十八行的歷史長詩〈二二八安魂曲〉。這首詩的創作,先以華語發表,後以台語發表,歷時多年,創作歷程頗為特殊。


當初,音樂家游昌發希望能找到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詩來譜成清唱劇,但一直找不到合適的詩。為此,李魁賢與游昌發深談了一個晚上。李魁賢瞭解他的想法後,開始構思,後來以華語寫下第一章〈寒夜〉,游昌發便將它譜成輕歌劇,於 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在台灣文資中心首演。 〈二二八安魂曲〉第一章〈寒夜〉寫受難者,第二章〈消息〉寫受難者的太太,第三章〈呼喚〉寫受難者的女兒。第四章〈輪迴〉寫一個遺腹子。第五章〈審判〉,寫亡靈回來說話,讓它產生一種戲劇性效果,第六章〈安魂〉,由詩人為亡靈安魂。整首長詩發表於 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自由時報》,前一晚由台灣北社安排在二二八紀念公園紀念晚會朗誦。




台語版〈二二八安魂曲〉則 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發表於《台灣日報》,全詩六章兩百二十八行。後來,師大音樂系主 任柯芳隆 教授將〈二二八安魂曲〉譜成交響樂與合唱曲, 二○○八年四月七日 並在師大音樂系師生與系友的聯合演奏、合唱下,於國家音樂廳舉行首演。


 

詩的批判力強弱  有待考驗  


這些年來,藉由各種台語詩選、中文詩選、詩評活動,以及把詩作編入教材的方式,詩的教育大為普及,讀詩、寫詩的人口逐漸增多。李魁賢就曾看過小學老師教學生讀詩、寫詩。


李魁賢曾在一九九三年寫了一篇文章〈外向性詩人的三個階段〉,指出外向性詩人把詩做為手段,透過詩的營造,去干涉外在的現實社會。他強調,外向性詩人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詩批判」,第二個階段是「以文章批判」,第三個階段是「以行動批判」。


然而,隨著政權輪替,李魁賢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詩壇,對政治的批判力不似過去那般敏銳,尤其是經過二○○○年到二○○八年民進黨執政後,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方向與目標有所模糊,甚至停滯不前。


李魁賢猶記得,二○○○年總統大選前,陳水扁曾在台北市誠品書店敦南店,發表由文化界人士規劃的「文化白皮書」,他也受邀出席。當時陳水扁坦承對文化不懂,但會請文化界人士主持,可惜的是,陳水扁順利當選總統後,並未著力推動。陳水扁首次在總統府接見文化界的人士是詩人鄭愁予,陳並朗讀鄭愁予的詩「這土地我一方來/將八方離去……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誇讚此詩「雋永」,而不知此詩的漂流心態,不具土地認同性。


「文化白皮書」裡提出設立台灣藝術院來取代中央研究院的政見,位階等同法國法蘭西學院一般。李魁賢於二○○四年獲吳三連獎,由吳樹民率領晉見陳總統時,曾向陳水扁總統提醒這個議題,然而總統的答覆是:「這個是我的政見,我知道要做啊……」後來,也沒有下文了。


 再者,就詩的本身而言,台語詩的發展困境,有所謂的「語言的革命運動」(如漢羅合寫,或全羅馬拼音),而非台語詩也有轉型期的困境,如要批判的對象敵友不清、或自我意識不明;再加上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以及對物質的需求大過於精神需求等等,這些現象不僅讓詩的批判力弱化,文章的批判力也弱化,行動的批判力更是弱化。二○○八年的總統大選後,又換回國民黨執政了,李魁賢表示,「詩的批判力能不能由弱化轉為強化,還是有待時間的觀察與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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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人生  精神醫師  劉嘉逸(下) 
文/邱斐顯
圖/劉嘉逸提供


如果我沒當醫生,大概會畫畫、寫文章,四處流浪吧!

 
1981 全國青年創作展入選 (作品:歲月(之一)) ,水彩,50 x 70 cm



除了學醫、行醫之外,劉嘉逸也擅長繪畫。三十歲以前,他的水彩畫作多次入選全省美展、台陽美展、雄獅美術新人展等臺灣重要美術展,曾獲全國青年水彩比賽第二名,臺北市寫生比賽首獎,列名「台灣美術年鑑」及「世界華人藝術家名錄」。




6 雄獅美術新人展入選 (作品:歲月(之二)),水彩,55 x 70 cm



劉嘉逸從小就喜歡畫畫。他的祖父與父親也都喜歡繪畫。他的祖父就讀台北師範學校時,日本有名的畫家石川欽一郎,就是學校裡教授繪畫的老師。父親則是劉嘉逸繪畫方面的啟蒙者。小學四年級時,父親帶著他從南投搭車到台中,向資深前輩畫家楊啟東學畫。父親為了訓練他獨立,學畫期間都讓他自己一個人搭車往返台中南投。「楊啟東老師,就是台大數學系知名教授楊維哲的父親。我跟著楊老師上了一整年的畫畫課。他是日治時期非常傑出的畫家及藝評家,以直言聞名,也因直言與特立獨行,一直被排在藝術界主流之外。」劉嘉逸說「其實,那時候是小孩子,多跟在旁邊看,聽楊老師闡述藝術的理念與人生觀。學到的,主要是楊老師不逢迎媚俗,真誠看待自己,面對世界的生活態度吧。」




36 全省美展水彩畫部入選 (作品:少女) ,水彩,50 x 70 cm




44 臺陽美展西畫部入選(作品:) ,水彩,110 x 75 cm



 

劉嘉逸繪的插畫






劉嘉逸繪的健保漫畫

 

畫畫一直是他的興趣與嗜好,一直到大學畢業後,他仍然持續作畫。近二十年來,他因醫務繁忙,不得不放棄繪畫。問他會不會覺得可惜?「沒辦法呀,這就是人生。」劉嘉逸這麼說,「如果我沒當醫生,大概會成為畫畫寫文章,流浪賣唱的嬉皮吧。」
 

專科醫師初試失利,人生計畫因此轉折 


一九九年,劉嘉逸完 成住院 醫師訓練,正全力衝刺「專科醫師」的考試。筆試成績,他第一名,榜首奪冠。沒想到,口試成績,他居然被當掉!
 

「考完後,我表現得很鎮定,自己表現不好,不怨天尤人,直到一位好友莊醫師打電話來安慰,我說著說著,竟失控痛哭失聲,哭了十幾二十分鐘。」劉嘉逸當下有一個體認,「努力不見得有收穫。」但是他卻因此而更加努力、更加認真工作。本來他打算考上專科醫師之後,就準備出國深造,但命運捉弄人,他第一年考試失敗,計劃也跟著改變。「如果那一年專科醫師考試順利,我可能接著安排出國進修,往後的發展或許會更好,也或許不好,沒有人知道。但是我因考試失敗,而被留了下來,再考一次,很多人生機遇都不一樣了。」
 

一九九一年,劉嘉逸通過專科醫師考試。一九九二年,台北榮民總醫院正大肆整頓,院方公告上表明,主治醫師遇缺不補,因為這樣的政策,劉嘉逸轉往長庚醫院精神科尋求發展。

 

精神疾病  病的是大腦不是心理



2007年,劉嘉逸於東南亞神經科學研討會(2nd SEA CNS Conference) 大會演講


行醫二十多年,劉嘉逸認為,台灣精神醫學發展,有著相當大的改變。現今年紀四十歲以上的精神科醫師,大多是對「精神分析」有興趣,才會走上精神醫學一途。然而,一九八年代以後,對精神疾病患者的研究,從以「精神分析」為基礎,轉變為以「生物醫學」理論為基礎,研究患者腦內所起的化學變化。這是進步的醫學轉變,劉嘉逸強調,「把精神疾病當成大腦的疾病,是最好的治療方式,這樣才不會對這種疾病產生價值判斷,就如同一般患者感冒、或得糖尿病一樣。」他說:「生物精神醫學,同樣重視心理治療,就如同糖尿病患者,運動、減壓、飲食控制也很重要一樣。」

 

 過去「精神分析」理論,認定精神疾病患者是心理問題,尤其自幼成長經驗,或父母扶養教育過程偏差,才會導致患者得病。劉嘉逸覺得,「這種觀點,常常把患者的疾病歸咎到母親身上,這是『不人道』的思想。而且一人有病,社會上的人會怪罪於病人的家族,這對患者的家族是一種責難。」現在「生物醫學」理論的研究,不論對病患本身,或是病患家屬,都是中立的。病患可以得到正確的醫療方式,家屬也不再背負污名,醫療體系也給予病患家屬也是「支持」而非「責難」。

 

不過,身為一個專業醫師,劉嘉逸感慨地說,「社會大眾的醫學知識不夠普遍,很多人仍然認為精神疾病是心理問題,因此造成治療上的困難。」這是他從醫以來,在專業領域努力很久,卻仍深感無力的落差。

 

從事精神醫療工作多年,劉嘉逸始終沒有忘情「寫作」,工作之餘,他勤於寫文章,用另一種角度來思考、來檢視台灣醫療制度中的醫病關係。二○○五年,他寫了一篇<看病人多?還是看電腦多?>文筆幽默風趣,但一針見血,道出現代醫病關係中的矛盾與衝突。

 

很難想像,隨著社會型態的改變,憂鬱症患者逐年增多,當年頗受鄙視的「冷門」醫學--精神科,不但越來越重要,甚至炙手可熱。一般患者想預約掛號精神科門診,幾乎是一診難求,少說總得等上數個星期至數個月。而劉嘉逸主任就是這樣,一路留在長庚醫院精神科,奮鬥了十七年。 

 

劉嘉逸醫師個人簡介: 



劉嘉逸 醫師,1983年畢業於陽明醫學院醫學系,1985年進入台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完 成住院 醫師訓練,升任臨床研究醫師。他建立北榮照會精神醫學制度。曾兩度獲選台北榮總「臨床績優醫師」。1992年轉往林口長庚醫院任職,歷任精神科主治醫師、照會精神醫學小組負責醫師,急性病房主任,教學主任等職,現為長庚醫院林口總院精神科系主任。

 

除臨床教學外,劉嘉逸曾獲長庚醫院實習醫師票選「教學優良主治醫師」6次,並當選 2006年及 2008年長庚大學優良教師。 

 

劉嘉逸也曾擔任國衛院精神醫療組憂鬱症治療共識小組召集人。目前,他是世界生物精神醫學會憂鬱症治療指引小組委員、亞洲神經精神藥理學會理事、台灣生物精神醫學會常務理事、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等機構或組織多項委員會委員。
 


劉嘉逸「個人畫作」重要獲獎資歷

 

7 全國青年水彩比賽大專(含甲)組第二名
8 全國青年水彩比賽大專(含甲)組第三名

1981
全國青年創作展入選 (作品:歲月(之一
))
44
臺陽美展西畫部入選(作品:
)
6 雄獅美術新人展入選 (作品:歲月(之二
))
36
全省美展水彩畫部入選 (作品:少女
)
37
全省美展水彩畫部入選 (作品:午后
)
10 全國青年水彩比賽社會組入選

1984
台北市萬人水彩寫生比賽社會大專組第一名
  


 

(註:本文部份文章,收錄於200911月《人本教育札記》,「自我實現者」專欄,原篇名為「劉嘉逸:迷戀教育的精神科醫師」)


本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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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人生  精神醫師  劉嘉逸(上)
文/邱斐顯
圖/劉嘉逸提供


○○八年,長庚醫院精神科主任劉嘉逸醫師,獲頒長庚大學優良教師教學獎。他在得獎心得說道:「我們仍關心社會,關心醫療,關心教育。然而,面對七零八落的教改,苟延殘喘的健保,民怨四起的醫院評鑑,以及富裕貪婪、價值體系逐一崩解的台灣社會,卻無助地發現,自己僅是時代巨輪中的小鐵屑,年輕時的豪情壯志,也已成『狗熊無力可回天』的笑談。能做的,也是最後的寄託,似乎僅剩『教育』了。感謝從幼稚園到現在,所有教導我的師長,以及在教育上,共同踏實地努力的朋友們。願教育讓我們的下一代更好,天祐台灣。」

劉嘉逸,從小喜歡畫畫、喜歡寫作;醫學院畢業後,全心投入精神醫學與教學工作。然而,即使行醫二十多年,他還是這麼認為:「如果我沒當醫生,大概會畫畫、寫文章,四處流浪吧!」
 

幼稚園時,學用台語祈禱   


如果你有機會坐下來和劉嘉逸醫師對談,你會發現,他有著一張和藹可親的臉龐,鼻樑上掛著一付圓框眼鏡,嘴角總是微微上揚。他是一個很有耐心的醫師,一個很有耐心的「精神科醫師」。他開口說台語時,可以讓人感覺到台語的優美;而談起他的精神醫學專業,卻又不會令人覺得他的專業高深莫測。

劉嘉逸,一九五八年出生於南投縣魚池鄉
。幼年時,就讀基督教長老教會所辦的「長愛幼稚園」,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幼稚園的老師教導學生,用「台語」來祈禱,「我記得老師雖然用台語教我們,但他不是教我們說『上帝』,而是說『天父』。」

小學時期,劉嘉逸就讀南投國小。對於當年的小學老師們,他一直感念在心。小學一、二年級的級 任 老師是本省籍的 簡惠蓮 老師;三、四年級是外省籍的 陳芝芃 老師;五、六年級是本省籍的 賴煥昌 老師。「那 時候的 老師,不論是源自日治時期的本省籍教師,或來自中國大陸的教師,都非常注重生活教育。」劉嘉逸回憶道,「 賴煥昌 老師是我們學校的棒球教練。除了教書,他還教我們打棒球。我甚至因此加入棒球校隊。」小學時期,除了喜歡運動、打棒球之外,劉嘉逸也喜歡文學與創作。他寫稿、投稿,常有作品發表。

劉嘉逸出身書香世家。他的祖父從南投北上求學,讀到台北師範學校之後,回到魚池教書。他的父親也從南投到台北求學,高中時讀的是建國中學,大學時則是讀「行政專校」(即國立中興大學前身)。父親讀大學的年代,「行政專校」是僅次於台灣大學的第二個好學校,學校設立旨在培養公務人員。

父親雖是公務員,但是對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視。劉嘉逸小學畢業後,先後參加了台中、嘉義、台北等地的私立初中聯招。他的成績優秀,同時考上了台中的衛道中學以及台北的再興中學。父親為了訓練他獨立,於是鼓勵他到台北唸書。

再興中學是當時著名的私立中學,一半的學生是由原本就讀再興小學的權貴子弟直升而入,另一半則是透過向外招考的方式招收學生。透過考試,這一半考進去的學生,以本省的農家及公教子弟居多,但雖然社經背景不同,但相處融洽,很多同學現在仍有聯絡。雖然再興中學是私立學校,但因校方提供獎學金,加上父親是公務員的身份(子女就學時有經費補助),劉嘉逸讀書時,並不會因就讀私立學校之故,而造成家庭的負擔。

比起父親的想法與作法,劉嘉逸母親的想法就保守許多。他回憶著:「我媽媽知道我一個人要到台北唸書,非常不捨,她覺得,我那時候身高不過一百三十多公分高,甚至有點營養不良,她真的不放心讓我一個人去台北求學。」不過,在父親的堅持下,劉嘉逸還是進了再興中學的大門。


 

再興中學,那位關懷社會的王老師  


再興中學三年裡,劉嘉逸被編到一個比較活潑的班級「愛班」。他記得,班上同學愛玩,很多校內比賽的成績沒有非常傑出。而他的導師李家祺(初二至初三的歷 史 老師),則會激勵同學的士氣,鼓勵大家除了讀書,還需五育均衡發展。並引導大家閱讀胡適、陳之藩、亞當斯密、馬基維利等名家著述。他記得 李 老師曾以「求知識,爭人格」勉勵他們。

離鄉背井、隻身北上求學的同學們,約有二、三十人住在學校宿舍。再興中學的生活教育非常嚴格,校方規定,晚上七點到九點,住校學生必須留在教室裡自習。初二那年,晚自習的課輔工作,由一位家住基隆、但尚在政治大學研究所唸書的王老師擔任,住校學生的家長聯絡簿自然也由王老師代簽。

劉嘉逸對這位王老師印象很深。當時,有些同學向王老師反應,不想待在教室裡唸書。王老師知道後表示,他可以理解學生的無奈,他覺得學生應該可以自由選擇他要讀書的環境,只要學生不走出校門,他答應讓學生在校園內其他角落自習。學校反對,但王老師會幫同學據理力爭。除此之外,王老師也常常教導學生,要關心社會弱勢者,「能到再興中學來讀書,就表示你們的家境,比其他窮苦人家出身的小孩好。」

事隔多年,劉嘉逸才知道,這位王老師,原來就是長年投身民主運動的台灣文學作家王拓。 王老師的啟蒙,讓劉嘉逸知道要去關心社會弱勢者。當年(
1972)年, 王老師教他們的時候,怎麼知道幾年後(1979
)會發生「美麗島事件」,怎麼知道他會因此而入獄,又怎麼知道往後會有民進黨成立,他甚至因而當上國代、立委?



建中青年,多彩多姿的文藝歲月 


高中聯招放榜,劉嘉逸考上建國中學。進了建中之後,他高一自學吉他、投稿寫文章,高一下被延攬入《建青》(建中青年)編輯部,參與寫作、編輯的工作。高二的導師李美枝老師,任教的課目是地理,對學生有愛心、又有耐心。直到大學畢業,他都還與李老師保持連繫。「我高二的時候,因為加入建青,在教室的時間很少,在社團寫文章、編刊物的時間較多。有時候,晚餐吃飽後就睡覺,半夜才爬起來讀書。」

「我其實還不算是建青的核心幹部,那一年,總編輯是林端(現任台大社會系教授),副總編輯有兩位,一位是王汎森(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另一位是楊慶華(曾任婦產科醫師,已因心臟病過世)。其他較為知名編輯為作家謝材俊(作家朱天心的先生,知名詩人、作家、評論家),以及高三就得聯合文學首獎的作家丁亞民。吳祥輝是大兩屆的學長,王浩威則是小我兩屆的建青總編輯。」

這樣人才濟濟的社團,開拓了劉嘉逸的文學視野。「我曾經為《建青》寫過六千字的長篇文稿,對我而言,這是一大挑戰。以前,我只是寫寫短篇文章、小品、隨想,這個經驗是一大突破。」

 
劉嘉逸雖然對文學興趣濃厚,但受家人的影響,加上自然科的成績不錯,高三就轉到丙組(自然組)的班級去。建中三年,他得到兩個寶貴的收穫,一個是自由不羈的學習態度,一個是對自己負責的態度。
 


百人共眠,醫學院實驗室當寢室


一九七五年,陽明醫學院剛成立。次年,劉嘉逸考上陽明,成為該校第二屆學生。「當時學校還沒蓋好宿舍,只好把原本一間大實驗室挪來當成寢室。校方來不及隔間,就把近百張的床,兩張、兩張並排在一起。這間寢室,一共住了一百個人。」


醫學院的學生共處一間百人寢室,會是什麼景象?




大寢室裏的理髮師。
圖左:連德正 (現為榮總內科主治醫師),圖右:李心白 (現為屏東基督教醫院骨科主任)
 



「有人很早就入睡休息,有人深夜才起來讀書,有人彈吉他,有人聊天,有人寫作業,大家倒也相安無事。」大學寢室內一籮筐的趣事,直到如今,仍深烙劉嘉逸腦海中。例如教官早晨會到寢室來,大呼小叫地要同學們起床;也有同學在寢室幫同學理頭髮的精彩鏡頭。讓他最難忘的一件趣事是,班上有位詹姓同學大二就談戀愛,大三的時候,女友的父親想把自己的女兒早早嫁出,這位同學在極大的壓力下,不知所措。「當時,我們的教官左其鼎和學生處得不錯。」左教官得知此事,就鼓勵他「老弟啊,敢愛敢恨,勇敢去搶過來吧!」想不到老詹真的連夜去「搶婚」成功。後來就在學校旁的小餐廳裡,全班同學幫他們舉辦了溫馨歡樂的婚禮。」

因為學校小,師生關係密切,當時陽明的院長韓偉教授極重視生活及人格教育,老師不論是來自北京協合、湖南湘雅的資深前輩,或歸國二十幾三十歲的年輕教授,都充滿理想與教育熱忱。 

劉嘉逸毫不避諱地指出目前高等教育體的盲點。「以前,大學老師,把心力投注在教育上,經師人師,影響學生很大,像我們班很多同學走小兒科,走基礎醫學,走公共衛生, 都是受 老師的感召。然而,現今大學教師的升等制度,只重視論文發表,不重視教學輔導。『重視教學』的口號喊得鑼鼓喧天,一到『升等制度』,還是比論文。論文多,升等才有望。這種情況下,誰願意花時間來教學生,多跟學生相處呢?」這樣的教育制度,著實令人擔憂。

從小到大,劉嘉逸常常被編到「愛玩的班」,大學亦然。他進陽明醫院那年,醫學系依考生姓名筆劃編成甲、乙兩個班,甲班同學讀書較認真,劉嘉逸就讀的乙班則琴棋書畫運動遊玩樣樣來,大家戲稱自己是「放牛班」。導師武光東教授是當年從中國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少年兵,刻苦向學,先後就讀建中、台大,而後出國留學,成為知名的遺傳學家。他是一位關心社會的自由主義學者,深具科學、民主情操,也是一位相當有風骨的知識份子,影響全班同學深遠。「畢業這麼多年, 武 老師到一直是我們放牛班的精神領袖。」




2009
陽明醫學系第二屆乙班同學會前中為永遠的「精神領袖」武光東教授最後排右為劉嘉逸。


受陳永興醫師感動,決志當精神科醫師! 



大二那年,劉嘉逸讀了陳永興醫師寫的一本書《飛入杜鵑窩:一個精神科醫師的反省和呼喚》,深受感動。陳永興在書中提到,當時,全台灣的醫療體系,只有九十九個合格的精神科醫生。劉嘉逸覺得,投入其他科別的醫生很多,不缺他一個,但如果他能投入精神科的醫療領域,就可以發揮多一點力量,去幫助別人。

大四的時候,劉嘉逸就很明確地知道,自己要往精神醫學去發展。劉嘉逸很喜歡小孩,本想當小兒科醫師。大六實習時,同學們碰到小病童因醫療操作哭鬧無法擺平時,最常作的就是call「卡通醫師」劉嘉逸來逗小朋友笑。但當他真正到小兒科實習時,遇到小孩因癌症而過世的病例,心軟的他,卻承受不了這種傷心難過而嚎啕大哭。這更讓他確定不選小兒科,而選精神科做為他的志業。
 

這些年中,台灣精神醫學界的前輩,時任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的葉英堃醫師,曾率領療養院的主管,到陽明醫學院,說服學生加入精神醫學陣容。除此之外,劉嘉逸也記得,一九八年代的某一天,他們幾個醫學院學生曾到陳永興醫師的府上訪問陳醫師, 和陳醫師長談。陳永興除了關心台灣精神醫學發展外,也投入很多心力在台灣的反對運動上。 
 

曾任陽明醫學院及榮總精神醫學部主任的沈楚文教授,亦是劉嘉逸學習的典範。「沈醫師的脾氣很好,對屬下包容,作風開放,他從來不怕自己的屬下能力過強而搶功。在我認識他的時間裡,我從沒看過他發脾氣或大聲說話。」沈楚文醫師的退休茶會上,劉嘉逸曾問他:「沈老師,您怎能那麼有耐心,都不會生氣或發脾氣?」沈楚文醫師回答他:「生氣無濟於事,而且常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去處理生氣所帶來的後遺症。」簡單一句話讓劉嘉逸豁然頓悟。 劉嘉逸後來領導林口長庚精神科,以開明自由 (liberal) 風格著稱,即深受沈教授的影響。 



為了說服媽媽,家中牆上貼滿剪報!


一九八年代,台灣最熱門的醫學科系,不外乎「外科」、「內科」、「婦產科」、「小兒科」等科系。相較之下,「精神醫學」是一門非常冷門的醫學,很多人認為,精神科醫生的患者不是一般人,而是精神有異常的人,尤其是「瘋子」。
   

劉嘉逸說道:「如果醫學院老師知道你想往精神科發展,多半會鼓勵你、支持你;如果家人知道的話,多半不贊成。」當年劉嘉逸選擇精神科,最大的阻力,來自家庭。

為了讓父母接受他的決定,他常常在家裡的牆上,貼了一些剪報,告訴家人精神醫學的重要性。他的妹妹到現在還記得,當年家中牆上貼滿剪報的景象。後來父親不但接受他的選擇,也幫著他說服他母親。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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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戒嚴】導演陳麗貴:在疼惜台灣的日夜裡…… 

文/邱斐顯    
本文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0097月號   
圖片提供:Billy Pan    

○○八年年底,陳麗貴以幾乎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紅色戒嚴──陳雲林事件紀實】,這部紀錄片,成為馬政府執政後的第一部反對運動紀錄片,在本土陣營引起巨大回響,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被稱為「每位台灣人至少要看過一次」的影片。如果你看過這部記錄片,你也應該看看陳麗貴本人的故事。
 
    

    一九九七年,陳麗貴在二二八紀念館觀看「終戰52周年紀念:台灣人的戰爭展」,發現母親前夫的名字,就在台籍日本兵的名冊裡。她出於好奇,追問母親這段歷史。二○○五年,無黨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帶人在日本靖國神社抗議,要求將進了神社的祖靈撤出神社,更讓陳麗貴心生疑竇,決定前往靖國神社,徹底追查母親的身世與台灣的歷史。
 

    ○○六年,陳麗貴到了靖國神社,找呀找的,但因名字記錯,始終找不到。坐在靖國神社的台階上,看著來來往往的參拜遊客,想著母親的一生,想著戰死在南洋的一位小小的台灣人日本兵,想著台灣曲折的歷史,強烈的悲哀湧上心頭,眼淚撲簌簌的掉了下來。 
 

生在高雄的「台北人」


    
陳麗貴的母親本姓陳,她的親哥哥陳海清,於一九五年因台北市工委會案(同案較有名的政治犯是胡鑫麟,他是聞名世界的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親)而入獄,被關在綠島,服刑十年。陳麗貴直到一九九年代以後,才知道自己這段家族史。
 

    一九五一年,陳麗貴的父親因事業之故,舉家從台北的大稻埕,南遷到高雄。一九五七年,陳麗貴在高雄出生。陳麗貴回憶道:「小時候,我在學校裡都對同學說,『我是台北人』。等到長大才知道,如果以出生地而言,我應該算是『高雄』人。」後來陳麗貴到台北唸書後,反而都對同學說:「我是高雄人」。
 

    「我是媽媽的小孩,不是爸爸的小孩。」因為從小和母親比較親密,而父親又是日本教育下的傳統男人,相形之下,她與父親的關係就沒有那麼親密,對父親的家族史也不甚了解,後來她才知道,她的二伯父竟是與鄧雨賢同時代齊名的作詞家陳君玉。 
 

    從小到大,陳麗貴的求學、升學,十分順利。直到大學畢業前,她不曾質疑過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只有一件事除外,她就讀高雄女中時,在師長們的勸導下,許多擔任幹部的學生都加入國民黨,而擔任班代的她,因為生性孤僻,又謹記孔子在《論語》裡說的話-「君子不偏阿同黨」,因此不願加入國民黨。直到陳麗貴一九八九年留美回到台灣後,才慢慢地發現到,她的家族史,其實就是台灣歷史的縮影。她漸漸明白,過去動盪的歲月裡,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母親或許為了求生存,或是為了保護子女,而刻意不提自己家族的歷史。 

 

台灣意識的浮現


 
   
陳麗貴讀大學時,就認識了李泳泉。李泳泉很早就有台灣意識,為了追求陳麗貴,他依照台大女生宿舍的慣例,本來要宴請全寢室的室友一起吃火鍋。不料,約定吃火鍋之前,碰巧遇上了美國與台灣斷交的國際大事(1978)。國民黨政府趁機利用媒體大肆炒作,鼓勵全民踴躍捐機報國。宿舍女同學們慷慨激昂,要李泳泉把請客的錢捐出,響應愛國運動,陳麗貴回憶說,「他心不甘情不願,幾乎是用丟擲的方式,把錢投到捐款箱去的。」 
 

    一九七九年,陳麗貴從台大外文系畢業,畢業後的第一年,陳麗貴在商界做秘書。「大概是志趣不合吧,這一年,我先後換了八個工作。」第二、三年,她到學校教書,才安定下來。這期間,因為一個要好的高中同學到美國唸完「視聽教育碩士」,帶回的視聽作品讓陳麗貴很感興趣,開始興起出國學習視聽教育的動機。一九八一年,陳麗貴與李泳泉結婚。翌年,父親過世一個月後,她和李泳泉一同前往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求學。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出國,而她的台灣意識,是待到異國的土地上,才得到萌芽的機會。
 

    到德州第二年,李泳泉當上台灣同學會會長。那個年代,大多數海外的留學生們,統獨意識還不明顯。陳麗貴因參與同學會與同鄉會的活動,陸續認識了芝加哥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林孝信、陳美霞。「他們不談統獨,只談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這些思想對我的衝擊不小。對基督徒而言,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對我而言,社會主義意識的啟蒙,是智慧的開端。」陳麗貴說。



陳麗貴與李泳泉---導演夫婦


    一九八四年,陳麗貴取得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視聽教育碩士,繼續在博士班就讀。一九八五年,德州大學學費跳漲三倍,陳麗貴決定放棄學業,先去就業。隨後分別在休士頓的國際日報、芝加哥的中報工作。在休士頓工作時,經由施信民與曹愛蘭的介紹,認識了主張社會主義與台獨的高成炎。 
 

    一九八六年年底,陳麗貴在中報擔任採訪記者,適逢島內黨外人士組黨成功,民進黨人士康寧祥、蘇貞昌等人組團到美國巡迴演講,陳麗貴前往採訪報導。聽到他們的精彩演說,陳麗貴說:「那是我到芝加哥後,最快樂的一天。」比起一些僑界的例行性活動,如中國大使到芝加哥拜會,或是北美事務協調會台灣辦事處的活動通知等消息,台灣第一個反對黨人士的訪美活動更具意義,更有新聞價值。她認真地採訪、攝影,洋洋灑灑寫了數千字的文稿,以為這篇文章至少應該是地方版的頭條,誰知上了編輯台後,文稿被立場傾中的主管刪到只剩不到百字。這次經驗,讓她的台灣認同開始浮現。  

 

以紀錄片來捍衛台灣! 
 

    後來,陳麗貴選擇離開芝加哥,回到休士頓繼續在報社工作。這段時間,她更積極參與台灣同鄉的活動,也認識了郭正光、蔡正隆等獨盟人士。在海外讀書、工作的這幾年,陳麗貴的台灣意識,越來越清晰。一九八九年,陳麗貴和李泳泉決定回台灣貢獻所學。 
 

    「為什麼會全心投入影像工作呢?」陳麗貴表示,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裡,藍領階級的勞工,平均每五年就會遭到資遣。她曾經看過一部有關勞資糾紛的紀錄片【The Real Thing】,紀錄瓜地馬拉可口可樂公司,走法律漏洞惡性關廠,失業勞工求償無門,只好群起抗爭。直到現在,她對這部紀錄片的影像記憶猶深,「紀錄片最可貴的精神,就是為弱勢者發聲。」這個理念深植在她腦海,她決定以拍紀錄片的方式,來介入台灣的社會運動。
 

    一九八九年,陳麗貴返台後,積極參與施信民教授所創立的環保聯盟,持續不斷地為環保議題與抗爭行動做影像紀錄。一九九一年,陳麗貴與李泳泉共同完成【台灣環境總體檢】系列影片。一九九四年,核四公投促進會成立時,陳麗貴不但擔任該會執行委員,幾年後,甚至接任代理召集人的職務。林義雄發起「核四公投千里苦行」行動時,陳麗貴跟著隊伍靜靜地步行,李泳泉則是扛著攝影機,將苦行過程拍攝下來。陳麗貴說:「我參與社會運動,認識許多朋友,這些人都成為我的終生好友,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的視野也因而得到提升。」



由左至右:林義雄,陳麗貴,張國龍

    
    二○○七年十二月,陳麗貴和李泳泉共同完成【捍衛台灣鄉土紀事-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廿年】紀錄片。這部紀錄片,不只見證台灣二十年的環保運動,也是他們夫婦投入紀錄台灣反核運動二十年的心血結晶。影片中,除了重現歷年反核運動抗爭的精彩畫面,並訪談二十多年來積極參與台灣環保運動的學者專家、青年學生與地方人士。當年的青年學生,投身反核運動,不論運動是否成功,至少這個運動,改變了一整個世代人的價值觀與生命態度,也形塑了他們對世界的夢想。
 

記錄政治.佳作連連
 

    陳麗貴的作品,除了環保、政治議題外,她也是最早拍攝女性議題的紀錄片導演之一。如:一九九四年,談民法親屬篇中女性地位的【牽手何時出頭天】;一九九六年,談兩性工作平等法的【女超人的滋味】;一九九九年,談女性典範人物的【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二○○三年,世紀女性台灣風華系列【暗暝e月光台灣舞蹈先驅蔡瑞月】等。陳麗貴認為:「女性地位是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標!」


 


    ○○六年推出的【台灣民主化之路】,是一部九十分鐘的紀錄長片,紀錄一九九年代以李登輝為主軸的台灣民主化歷程。陳隆志教授認為,這是「一部完全台灣觀點的台灣史紀錄片」。二○○八年【火線任務──台灣政治犯救援錄】,入圍紀錄片雙年展與金穗獎。二○○八年年底,陳麗貴以幾乎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紅色戒嚴──陳雲林事件紀實】,這部紀錄片,成為馬政府執政後的第一部反對運動紀錄片,在本土陣營引起巨大回響,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被稱為「每位台灣人至少要看過一次」的影片。二○○九年,她再度在極短時間內完成【焚紀念鄭南榕殉道二十週年】,企圖召喚反對運動原初的熱情,為台灣尋找新的出路。 
 

    過度密集的工作壓力,讓陳麗貴覺得:「每次完成一部影片,都覺得壽命又折損了好幾年。」
 

    這些年來,也因為拍記錄片的關係,陳麗貴曾任台北市女性影像學會理事長,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董事,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董事,核四公投促進會召集人,目前世新大學廣電系、實踐大學通識課程兼任講師。她感慨的說,二十一世紀,台灣紀錄片的工作環境,與二十年前已大不相同,因為更便宜的器材,更進步的技術與製作觀念,紀錄片工作吸引了更多年輕人投入。但是和其他各行各業的工作相較,它的物質回饋是相當低微的,能在此領域中一直堅持下去的人並不多,尤其是獨立紀錄片工作者。
 

    此外,台灣的影視、藝文圈中,一直存在著「去政治化」的傾向,政治議題被刻意迴避或排擠。陳麗貴所拍攝的紀錄片,可說是非主流中的非主流。二○○九年三月,陳麗貴獲頒第一屆鄭福田文化獎,獎座上刻著「以紀錄片見證台灣/以行動介入社會/彰顯藝術與文化的榮光」,為陳麗貴二十年導演生涯的堅持不懈,寫下最佳註腳。  

 

紀錄片【拔河台灣的故事】





    陳麗貴從事紀錄片拍攝工作多年,與美國導演茱蒂斯.維奇歐妮(Judith Vecchione)合作的經驗,令她印象非常深刻。從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七年,美國WGBH公共電視台打算拍攝一部與台灣認同有關的紀錄片【拔河台灣的故事】(Tug of WarThe Story of Taiwan),陳麗貴獲推薦擔任該片台灣製作總協調。 
 

    一九九六年,陳麗貴開始用電子郵件與茱蒂斯連繫。每天白天她辛苦工作:蒐尋資料、翻譯、安排拍攝事宜等,晚上回來還得花兩、三小時,寫長長的工作報告,而往往工作報告傳過去不到十分分鐘,茱蒂斯更長的「工作指令」又傳了過來,又有更多的待辦事項,待釐清的問題。「雖人她人在美國,我在台灣,但是我覺得她實在法力無邊!」陳麗貴說。
 

    陳麗貴在巨大的工作壓力下,幾乎想打退堂鼓。那時候,台灣史教授吳密察、戴寶村等人,都力勸陳麗貴不要輕言放棄,因為這是台灣歷史影片能登上國際媒體的難得機會。陳麗貴得盡量發揮她的影響力,讓影片中出現真正台灣人的聲音。
 

    陳麗貴與這位比她年長的導演合作期間,學到許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鍥而不捨」的精神。有一次茱蒂斯問她:「我想從太平洋上來拍台灣,妳可以幫我租到一艘安全又便宜的船嗎?」當時搭船出海的手續十分麻煩,租船的費用也很昂貴。經過許多天的聯繫,透過種種管道的協助,總算訂到一艘符合要求標準且「物美價廉」的漁船。不過,最後卻因為英國攝影師的一句話:「攝影器材沒有防震設備,拍出來的東西恐怕不能用。」茱蒂斯終於放棄海拍的念頭。
 

    某一個陳麗貴休假的日子,茱蒂斯帶著幾個工作人員繼續拍片。美籍導演、英籍攝影師、錄音師和台籍司機比手畫腳、雞同鴨講,無法溝通。因為當天拍攝地點就在陳麗貴家附近,導演打電話到陳麗貴家求救,又碰巧陳麗貴外出,電話沒人接。導演正一籌莫展,急得跳腳時,陳麗貴突然出現在拍片現場,茱蒂斯見到救兵來到如釋重負。原來,陳麗貴利用休假時間,外出幫攝影師買底片,返家後聽到電話答錄機的留言,立刻趕到拍片現場。陳麗貴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讓茱蒂斯非常感動,兩人在合作關係結束之後,成為保持聯繫的好友。
 

    這部紀錄片《拔河台灣的故事》,一九九八年於美國播出後,在美國台僑界引起極大回響,這是國際上第一部以同情觀點探討台灣認同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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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斐顯---藝術家訪談系列報導

 

 

目錄

 

 

 

2006.08.22 詩人李勤岸 為台灣催生國字

 

2006.08.22 雕塑家李龍泉 上山教原住民木雕

 

2006.08.22 曹欽榮 人權設計師、和平博物館

 

2006.08.22 戴寶村與李筱峰 笑談台灣史望春風

 

2006.08.22 楊碧川 台灣「歷史運動家」

 

2006.08.22 「再熱,也要關掉冷氣!」

 

2006.08.22 版畫家林耀堂 「台灣民主國」歷史插畫

 

2006.08.22 石雕藝術家王秀杞 石頭對話 人性刻劃

 

2006.08.22 莊永明 舊書攤大學者

 

2006.08.22 夏曼.藍波安 達悟文學勇士 擁抱飛魚之夢

 

2006.08.22 油畫家潘朝森 無言美女探索人性

 

2006.08.22 沈明正 掌中絕藝 指上超塵

 

2006.08.22 台灣出版蠻牛---林文欽

 

2006.08.22 百岳畫家郭明福 玉山頂上 彩繪美景

 

2006.08.22 漢人學者林清財 熱情研究平埔族音樂

 

2006.08.22 雕塑家李良仁 夢想「福爾摩沙」放大

 

2006.08.22 紙風車李永豐 有風就動,沒風自己動!

 

2006.08.22 許亞芬 台上稱帝,台下教戲!

 

2006.08.22 洪瑞珍 一把月琴唸歌不斷

 

2006.08.22 陳永明 抗癌寫作 台灣歷史劇第一人

 

2006.08.21 河洛團長劉鐘元 台灣歌子戲推手

 

2006.08.18 台灣國寶王金櫻 舞台人生 永不落幕

 

2006.08.17 高子洋 卑南牧童流浪歌手

 

2006.08.16 台灣聲樂教父 拒演蔣介石的曾道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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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勤岸獲2004年第12屆南瀛文學傑出獎


詩人李勤岸 為台灣催生國字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7 (2006.7.8~2006.7.14)



「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因為這個疑惑,一個台灣子弟,不惜賣掉房子,接受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捐款、募款,甚至是朋友父親的身後遺款資助,遠赴美國夏威夷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十年努力,終於為台灣找到自己的文字,開啟有文有字的母語推廣運動。他,就是詩人李勤岸,一位畢生為台灣研究「國字」的人。

李勤岸,一九五一年生,台南新化人。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學,現任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九七四年開始寫詩,從中文詩寫到台語詩。大學時代,從中文系唸到外文系;後出國進修,再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十多年來,李勤岸投入母語運動,雖然辛苦,但從不放棄。
 

師生保守   對中文系大失所望


一九六九年,李勤岸自台南二中畢業,因沒有錢讀大學,因此先服兵役。退伍後,他做了三年的推銷員,賺了一點錢,才報考大學。一九七二年,李勤岸以「慕隱」為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第一篇散文。一九七四年,加入「後浪詩社」,並在《後浪詩刊》發表第一首詩。李勤岸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考上了東海大學中文系後,本來以為自己能在文學天地裡,得到更多的學識涵養,沒想到事與願違。
 
李勤岸比他的大學同學們,年長七、八歲,而且出過社會,閱歷豐富。他對大學教師的做法與期待,也和同學們不同。中文系的老師上課時,言語中常常透露著一些強烈排外的見解,他們告訴學生:「台灣只剩下中文系能保留中國文化傳統……」
李勤岸的心裡,對這樣的論調很不以為然。結果,班上竟有同學,要他勿以自己的問題影響老師教學進度。「我沒想到,中文系的老師,思想封閉保守,連學生也如此。」這個刺激,讓他萌生去意。基於對文學的喜愛,李勤岸選擇轉系,改唸外文系。 


改讀外文   請益文壇耆老楊逵


東海外文系的外籍老師,不僅教學作風靈活,而且教學觀念進步,光是課程設計,就夠令李勤岸印象深刻的了。那時,曾經有個老師,要班上每個學生,各自扮演一個聯合國的代表,並針對他所給的議題---「評論是否要讓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提出自己的論點。李勤岸在外文系四年的薰陶之下,對英語教學頗有心得。



 大學期間,李勤岸因地緣之便,有機會向台灣文壇耆老楊逵請益。一九七六年,他的詩作《示範公墓》獲第一屆「草根詩獎」;一九七七年,他的散文《牆》獲「愛書人散文獎」;一九七八年,他出版第一本詩集《黑臉》。 

一九七九年,李勤岸大學畢業後,到台南家專擔任英語教師。一九八○年,他擔任詩人季刊社社長。詩人季刊社的前身,即是後浪詩社。 

一九八三年,李勤岸加入「春風詩社」,積極參與政治詩運動。春風詩社於一九八二年創社。春風詩社的詩人與詩作,有著社會主義理想性格的左派思想。春風詩社前後總共只出版五期刊物,每一期出版,都遭國民黨查禁,刊物還在印刷廠內,就被當時的警備總部派人來搶、來抄。這段時間,李勤岸常常嚐到被人跟蹤的滋味。
 
一九八五年,李勤岸申請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英語教學」研究所。一九八六年,他取得碩士資格後,回台於高雄中山大學外文系任教。李勤岸在中山大學任教一年,觸目所及皆是「國民黨利用職業學生監視一般學生」、「教官干預校務」等事實,當時,他要求「教官退出校園」,因此遭到國民黨另眼相待。

 
〈解嚴以後〉 台語意識開始萌芽


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山大學文學院長余光中與外文系主任黃碧端,李勤岸因與他們理念不合,而遭排斥。李勤岸因此提出「評鑑制度」,讓學生來評鑑大學老師。李勤岸表示:「在台灣,我是第一個提出評鑑制度的老師。這只不過是把我在美國求學的經驗,用來落實在台灣的大學教育而已。」 

學生對李勤岸的風評很好,但校方依舊執意把李勤岸解聘。為此,李勤岸不惜與余光中、黃碧端在報紙章上打筆戰。最後,李勤岸憤而辭職,並於六月十三日,為這件政治迫害事件走上街頭抗議。這個事件發生後一個多月,蔣經國總統才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台灣社會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八月,李勤岸發起成立台灣第一個教師組織「教師人權促進會」(簡稱教權會)。
 
解嚴後不久,有一次,教權會在高雄勞工公園,舉辦一大型演講會。李勤岸寫了一首詩〈解嚴以後〉,準備演講時朗讀。不料,李勤岸上台朗讀時才發現,這首用華語寫成的詩,他竟然無法當著廣大群眾的面,把詩讀好。他當時也不知如何用台語寫詩,然而,想用台語表達詩作的意識,卻因此而逐漸萌芽。
 
李勤岸遭解聘後,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兩年間,沒有別的學校敢聘用他。他雖有教師資格,也只能以兼課維生,因此,他更積極投入社會運動。李勤岸在母語文學創作上,有很深的挫折感。他的「語言意識」產生之後,看到不少前輩在台語文字化領域裡,各自埋頭苦幹,卻難以整合出一套全面適用的語言文字系統,他開始思考出國深造,希望對語言學有更深入研究。 


台語無字   到底是欲按怎樣寫


一九九○年,一次聚會場合,台灣語言學的前輩學者鄭良偉教授,曾鼓勵李勤岸出國進修語言學。其實,早在一九八六年,李勤岸就已經認識鄭良偉教授了。那一年,李勤岸拿到英語教學碩士學位。返台前,他過境夏威夷,拜訪自己的老師---曾任東海外文系主任的李英哲教授。 

有一次,李英哲教授家裡辦個聯誼餐會,鄭良偉教授也受邀其中。當時鄭良偉曾問李勤岸:「你寫作,敢有用台灣話來寫?」那時,李勤岸聽到這樣的問題,簡直不可思議,他無法想像:「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幾年過去了,李勤岸慢慢體會出「需要用台語寫作」的必要性。於是他開始找學校,積極準備出國唸語言學的一切安排。 

一九九一年,李勤岸不但參與發起「蕃薯詩社」,投入台語文運動,同時也加入台獨聯盟。李勤岸並申請賓州州立印第安那大學英文系,攻讀修辭語言學博士班。李勤岸選擇該校就讀,因為它是最便宜的公立學校。此時,李勤岸四十歲,完全沒顧慮到自己的經濟能力差、語言學理論基礎也差,就憑著一股信念勇往直前。 

那時候,他太太剛生下小孩不久,他們的經濟壓力不小。幸好太太全力支持他。面對這些困難,李勤岸認為:「只要有心,就可以解決,再大的難題也可以面對!」

 
轉學重讀    健康差一點出問題


賓州讀了一年,有一天,李勤岸突然接到鄭良偉的電話。鄭良偉透過美國查號台,查到李勤岸的電話。鄭良偉非常希望他能轉學去夏威夷大學語言研究所。當時,鄭良偉任教於夏威夷大學東亞系。幾經考慮後,李勤岸接受這個建議。

要去夏威夷大學唸書,需要一筆為數不小的費用,幸虧自己的妹妹、好友鄭邦鎮、廖永來等人申出援手,給他經濟援助,他才能成行。
 
然而,李勤岸料想不到,夏大語言所不承認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的學分,要求他再從語言學碩士班修起。夏大語言所要求極為嚴格,教授功課盯得很緊,學生被逼得很辛苦。夏大語言所規定,學生必須通過「初考」,才能撰寫博士論文。
 
李勤岸前四年從不敢放假,也沒回來台灣過,孜孜矻矻拼命地唸,仍然考不過。沈浸在文學世界多年的李勤岸,怎麼也無法想像唸語言學,竟然要修數理、分析、統計等課程,他一度想放棄。
 
這段期間,吃緊的經濟壓力,也逼著李勤岸想放棄繼續唸書的念頭。因為他連房租都付不出來。「學業和經濟的壓力都很大,健康也差一點要出問題,我甚至必須到海邊去游泳,透過海療,來放鬆自己緊繃的弦。」 


友人相助    咬緊牙關完成學業


一些海外留學生,得知李勤岸的經濟狀況後,約有二十個留學生,每人每個月出點小錢,積少成多地把錢資助李勤岸。主編《台文通訊》的鄭良光,即鄭良偉之弟,也給他經濟上的幫忙。鄭良光對他說:「你將來有錢再還我,不然,你就把這筆欠債,還給台灣。」 

李勤岸咬緊牙關拼命讀,終於通過初考。初考通過後,李勤岸回到台灣,把房子賣掉,再把錢拿去夏威夷大學繼續拼博士學位。此時,同為台語文運動努力的陳明仁、陳豐惠等人,他們自己經濟也不好,還幫李勤岸為攻讀博士學位而募款;廖瑞銘也在其父過世後,將父親喪後的餘款,全數交給李勤岸,以做進修用途。「在這些友人的鼎力相助下,我才可能完成學業。這個語言博士學位,真的得之不易。」
 
一九九五年,李勤岸擔任台獨聯盟中委之一,負責宣傳部,兼編獨盟的刊物《公論報》。李勤岸開始在《公論報》用台語寫社論。當時,獨盟內部為此不同觀點,有著嚴重衝突,因為一些資深的老盟員不贊同他的作法。他們認為,刊物是要做宣傳用的,如果讓人看不懂,怎麼做宣傳? 

李勤岸一邊苦讀語言學,一邊在獨盟內部,堅持做實驗性的語文運動。一九九五年的夏天,第一屆北美洲台語夏令會在休士頓舉辦。李勤岸在會中發表〈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的論文。會中,作家賴永祥發表論文時,提起「白話字」小說,提到鄭溪泮、賴仁聲等作家用台語白話字寫小說,並將這些作品拿給李勤岸看。李勤岸這時才了解,原來早已有人以這種方式,做母語文學的創作。

 
論文重提    斷詞分析母語文學


李勤岸決定自己的博士論文要做此研究,於是論文題目重新提出,委員會、指導教授全部更換。他並與鄭良偉教授的一個美國學生合作,針對這些文學創作資料,設計一套軟體去斷詞、去分析。李勤岸用了三年半時間撰寫論文,從一九九七年寫到二○○○年,才完成論文,取得博士學位。 

有一次,李勤岸的好友李筱峰來夏威夷拜訪他。向來鑽研台灣史的李筱峰,看見李勤岸書架上琳瑯滿目的研究書籍,就對他說:「那些語言學的專書,我看不懂,我看看這本《歷史語言學》好了。」李筱峰一看也十分不解地搖搖頭:「怎麼這本書裡頭,全是數學、邏輯概念?」 

經過攻讀博士學位課程的淬練,李勤岸發現,自己竟然也能克服以前對數理知識的恐懼,透過種種學術上的訓練,便能夠發揮無限的潛力,突破過去的知識障礙。
二○○○年,李勤岸回到台灣,申請到國立東華大學英美系教書,不料該校校長表示,因為一些政治因素,學校遲遲不發聘書給他。政黨輪替之後,教育界仍有此戒嚴下的心態,這是李勤岸始料未及之處。




李勤岸與太太攝於 Boston 住處
 


一通電話    哈佛大學走馬上任


二○○一年,李勤岸的太太,當時擔任鄭良偉教授的助教,得知「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正要開設「台語文課程」,並徵求台語教授,便通知他去申請。原先他並不積極,但後來連系主任彼得.鮑伯也打電話找他去。然而,彼得.鮑伯的「親中立場」,李勤岸很不以為然。他們兩個幾乎在電話中起爭執。不過,縱使政治立場不同,彼得.鮑伯仍堅持邀他去教授台語,就憑這點,李勤岸不得不信服,美國人可以在不同觀點下共事。 

李勤岸在哈佛大學任教了兩年半,於二○○四年離開美國。由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開設「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因此,李勤岸回台任教。但是由於不合理的新制規定,舊制就擔任過講師的李勤岸,只能擔任助理教授之職。針對此事,他也只能徒呼無奈。
 
對於台灣目前的語言文化政策,李勤岸表示,前幾任教育部長都不曾真正用心推動母語教育,只有杜正勝部長有心有魄力在做,體制上有著不少困難,但他仍努力實行。李勤岸語重心長地指出:「母語運動,還有一段很遠的路要走,我們只能盡自己的能力做,期待我們的下一代,能有更好的母語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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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家李龍泉 上山教原住民木雕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5 (2006.6.24~2006.6.30)



李龍泉,一九五一年生,雲林北港人。一九七三年,國立藝專雕塑科畢業(二○○六年,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畢業)。一九九六年,作品《兩相好》獲高雄市立美術館第十三屆美展雕塑組首獎。二○○二年起,擔任新竹縣五峰鄉泰雅族「民都有田園部落」雕刻班木雕指導老師。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從事專業創作的李龍泉,將前往中國大陸,參加北京奧運景觀雕塑展的展出。


教育實驗品    童年快樂中學習


李龍泉的父母親,都是小學老師,李龍泉在二十歲以前,生活的空間都在學校的宿舍裡。李龍泉的兄弟姊妹有五人,他排行老三,父母親對他的管教方式較為放任,因此他在童年的成長過程中,有著極大的揮灑空間。

小學時期,學校裡有一個年輕、剛畢業的老師來教書。他上課前,喜歡找一個比較乖的小朋友來實驗。「我就是他實驗的那隻『白老鼠』,不過,我很高興自己的才藝訓練,是在快樂中學習的。」李龍泉對音樂、美術的喜好,就從那時起。

李龍泉喜歡畫畫,老師鼓勵他拿作品去參加甄選。不過,老師忙著談戀愛,根本沒時間指導他。他很努力地畫,後來,作品被刊登出來,自己也覺得很滿足。這種「只有鼓勵,沒有指導」的教育方式,也成了他日後生活哲學的一部份。

學校校舍外,一牆之隔,只需五分鐘的步行時間,李龍泉就可以到他的阿公家玩耍。阿公的家,是典型台灣農村的鄉舍。這些農村的農具、鏟子,屋舍內的竹篙、菜刀、木屐、長板凳,都伴隨著李龍泉長大。日後,這些物品,也都成了李龍泉創作題材的來源。後來,他做一系列《椅子非椅子》藝術創作,就用鏟子做椅背。

李龍泉的祖父是宋江陣的教頭。數十年前,祖父所使用的陣頭工具,李龍泉把它們好端端地收藏在工作室的一個角落裡。他對這些物品有著濃厚的感情。李龍泉認為,台灣本土的藝術創作,應當與生活結合,而這些物品的陳列與組合,形成「台灣當代藝術」的概念,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等了四十年   眷戀無緣木雕品


中學時期,一次校際童軍露營活動,一位來自雲林古坑的隊友---林芳棋,向其他隊友們分享自家長輩所從事的木雕工作:「一塊一塊很香的木頭材料,雕鑿成一尊一尊的神像、佛像,和一個一個生動可愛的動物、花鳥……」仔細詳實的描繪,令李龍泉十分神往。他本來答應李龍泉,拔營回家後,會寄送一個小小的木雕彌勒佛像給李龍泉。結果,李龍泉等了又等、望了又望,四十年過去了,這個小木雕始終沒有出現。「那尊小木雕,一直占據我的記憶深處,而他的名字我也清清楚楚地記著。」

高中時期,李龍泉讀的是北港高中。學校裡的美術課讓他印象十分深刻,因為美術老師曾教他們捏泥塑、做人頭像。唸國立藝專時,李龍泉認識了她的太太---陶琪芬。她是他的同班同學。兩人志趣相同,因而共組家庭。「她也是學雕塑的,但是,我創作時,她全心協助我。」屈指一算,李龍泉的家人中,就讀國立藝專的人數相當多。李龍泉的大哥,唸的是國立藝專美術科國畫組。他和陶琪芬,以及兩個兒子;他的弟弟與弟媳;他大姊的小孩……等等,將近十個人,都是國立藝專畢業的。「我們的家族聚會,就算是迷你型的校友會了。」 


放棄高收入   庭院成雕塑公園


國立藝專畢業後,李龍泉投入就業市場。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的十年間,李龍泉從事藝術陶瓷設計、場務、經理等職。李龍泉回憶著:「當年公教人員薪資只有四千五百元左右時,我做陶瓷裝飾藝術品的原型設計,論件計酬,一個月收入可達十至十五萬元。」

由於從事陶瓷設計工作之故,李龍泉和陶琪芬,於一九八四年買下新竹縣竹北市溪州路的現宅,含屋舍及前、後院,共占地五百多坪。前院放置了不少李龍泉創作的雕塑品,附近的小孩都把他家的庭院當成公園來玩。

屋舍旁邊搭建了一個工作室,李龍泉就在這個工作室裡創作。李龍泉那時候的設計工作,是在一個鐵轉盤上進行的。最上層是陶瓷設計品,這是賺錢用的工作檯;第二層則放著他喜歡的泥塑,一有空檔,他總會去捏捏泥塑;最下層的抽屜內,經常放著他手寫的文字稿或畫稿。他就這樣一邊做陶瓷設計,一邊做自己想要的藝術創作。後來,他甚至放棄陶瓷設計的豐厚收入,全心投入自己的藝術創作。

三十八歲左右,李龍泉面臨了一次創作上的極大困境。後來,他突破困境,完成這個創作---以大理石做成的石床,作品命名為《蟄伏》。他在石床內舖著五顏六色的回收再製玻璃塊。李龍泉,這個強調與大自然結合的藝術家,向來希望他的作品,能被人觸摸、感動,而不是「只能遠觀,不能褻玩焉!」的展示品。到他家玩耍過的小孩,幾乎都會喜歡到這張床裡去玩。李龍泉指著這件作品,開玩笑地說:「除了我的小孩以外,跑進去玩的小孩,很多都唸台大。」

然而,當李龍泉不計代價、勇往直前時,挫折卻接二連三地來了。他開始從事純藝術創作時,台灣的藝術界,沒什麼展覽活動與空間;也沒有任何個人收藏家或企業界,有收藏藝術品的喜好與制度;更不用提公共藝術的發展。


心痛失至愛   仍堅持完成參展 


沒多久,他就面臨到藝術家經常面對的生計問題。他的太太陶琪芬,面臨經濟壓力之苦,不幸得到躁鬱症。有一天,李龍泉對她說:「明天起,我不要創作了。」他們於是開著車子到海邊,兩個人抱在一起,痛哭一場。哭累了,就回家睡覺。那天晚上,他早早入睡,卻在清晨兩、三點時醒來,為著心中突然而來的豐富靈感,不斷振筆作畫,畫了很多草稿。直到天亮,他才發現,幾個小時前,他才對太太說要放棄創作的。他這時總算了解到,他要不斷創作,才有生命。

一九九六年,本來,李龍泉和陶琪芬夫婦兩人,正準備提出作品《兩相好》,要參加高雄市立美術館第十三屆美展。不料,陶琪芬飽受躁鬱症的困擾,竟選擇自殺一途,離開了人世,離開了愛她的李龍泉,以及兩個十多歲的兒子。那時,大兒子唸高一,小兒子讀國三。此時,他陷入生命最低潮,一度徘徊在生死的十字路口……

那時,高雄市立美術館寄來通知,請李龍泉把作品寄去美術館,陶琪芬的遺體還在客廳裡。「要不要把作品寄去?」的問題,李龍泉思索很久。想起他們夫妻為了這次參展而一起拍照、一起整理作品的情景,這是他們兩人共同的心血,他不忍心因她去世而放棄參展。

然而,李龍泉獨自面臨巨大的壓力,有的親友指責他:「太太都過世了,你還有心參展?」最後,李龍泉堅持參展。皇天不負苦心人,這個作品,贏得高雄市第十三屆美展雕塑組首獎。

李龍泉坦白說道:「其實,我很愛哭!」。愛妻遽逝的衝擊,讓李龍泉痛徹心扉。那半年內,只要一想起她,他就會哭。當年,李龍泉落魄潦倒,面臨創作瓶頸,沒人肯定,陶琪芬守在他身邊,為他做了一堆事,但陶琪芬卻來不及等他成功,就離開人間了。


人生最低潮   藝術伴侶闖心扉


喪妻半年後,李龍泉身處人生最低潮,另一個熱愛藝術的女性---鍾琴,走進了他的生命。當時的新竹縣長范振宗,主動邀請李龍泉到縣長室敘舊。那天,在新竹地方電台工作的鍾琴,也正巧在縣長室內。他們不期而遇,相談甚歡。不久,鍾琴就安排到李龍泉府上,做一次電台採訪。鍾琴帶著錄音機,蹲在李龍泉庭院的池塘邊,錄著鵝的叫聲,這一幕,觸動了李龍泉封閉已久的心靈世界。

鍾琴,出身於新竹縣橫山鄉的客家女性,曾任護理工作長達十年,後因與自己的興趣不合而離開護理界,轉而學習跤趾燒、膠彩畫等藝術創作,並在新竹地方電台從事播音工作。她對李龍泉的藝術才華,非常欣賞。

李龍泉得知她工作轉換之故,以及她對貓頭鷹的喜愛,為了追求她,他曾深夜拿著手電筒,去電台接她下班;為了追求她,他開始做起貓頭鷹的木雕。這些貓頭鷹的木雕品,曾在新竹文化中心開過個展。李龍泉提起現任的老婆鍾琴,得意地說:「我才做了三個貓頭鷹木雕,就把她追到了。」

鍾琴想嫁給李龍泉,朋友們都不看好,他們兩個還是決定攜手共度人生。婚後,她辭去電台工作,協助李龍泉從事雕刻創作。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她拾起畫筆,從事玻璃彩繪工作。李龍泉不但肯定她生活化的藝術創作,甚至在她的作品尚乏人問津時,適時地給她「過來人」的安慰與鼓勵。鍾琴因而得以持續她的玻璃彩繪創作。

一九九六年之後,李龍泉的藝術創作,漸漸受到藝術界的肯定。這十年來,他年年都有作品展出,且於二○○○年,獲得母校(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頒發傑出校友獎。





往返三小時   民都有田園部落 


一九九九年,泰雅族的原住民運動工作者---麗依京.尤瑪,回到故鄉五峰鄉桃山村的「民都有田園部落」定居。二○○一年六月,麗依京.尤瑪開始擔任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一職。為了幫助原住民解決就業問題,二○○一年十二月,社區發展協會成立了泰雅族「民都有田園部落」雕刻班。

然而,泰雅族是台灣原住民族中最沒有雕刻文化的民族,他們原本擅長的是編織。
因此,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麗依京.尤瑪,只好透過新竹縣政府勞工局的劉家滿課長與范國銓秘書,尋找木雕老師。他們兩人左思右想,決定邀請李龍泉和鍾琴夫婦兩人上山看一看。

「他們本來都沒告訴我們,到民都有部落去做什麼,只說要看一看……」因為上山一趟,要一個半小時,來回就要三個小時。他們也沒有把握能說服得動藝術家上山教原住民做木雕。不過,李龍泉和鍾琴夫婦兩人上山之後,就決心留下來教他們藝術創作。原住民的情感表達很直接、很純樸,這是他們吸引李龍泉的地方。

雕刻班的學員們,過去從來沒有人拿過雕刻刀,遑論做木雕品。李龍泉第一次上山與學員們認識時,他誠實對他們表示:「我自己也沒有教學經驗,只能教給你們每人一把鑰匙,讓你們打開心中的創作之門。」有趣的是,一週後,他們再度上山授課時,發現有幾位學員,竟端出自己打造好的木刻鑰匙來給他看。此後,他們夫妻倆,只要山上路況正常,幾乎每週都會上山教授木雕與玻璃彩繪。


木雕情深深   作品召喚人互動


二○○三年,SARS疫情籠罩全台,人人聞病色變,個個戴口罩以求自保,人際關係因而疏離。李龍泉有感而發,設計了一組多媒材藝術作品,將木材做成的木魚,和金屬做成的罄,當成是人體的頭部一般,安裝在與人身等高的組合木雕上。

木魚和罄是佛教中用來祈福的法器。李龍泉將它命名為《祈福祝福》,希望它能為台灣社會祈福。李龍泉一邊解說,一邊拿起棒槌來敲打木魚和罄,「叩、叩、叩、鏘」,清脆悅耳的聲音就流洩在我們耳邊。

李龍泉強調:「我的作品,就是要召喚欣賞它的人,觸摸它、與它互動,這樣,創作才算完成。」和美術館內「請勿動手」、「請勿觸摸」的教條比較起來,李龍泉的創作是多麼有生命力,多麼有親和力!

李龍泉,他等不到小木雕,乾脆自己動手做;
他放棄陶瓷高收入,摸索自我藝術創作;
他情感世界一度陷入黑暗,再現一道曙光;
他上山教木雕,讓原住民展現藝術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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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人權設計師、和平博物館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7 (2006.2.18~2006.2.24)



一九八○年代,台灣社會民主化的過程中,力抗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的,除了站在第一線的法、政、醫、傳等專業人士之外,還有許多默默貢獻自己能力的各行各業社會人士。曹欽榮,是其中的一位 。


漁村少年,對建築產生興趣


曹欽榮,一九五三年出生,成長於基隆和平島,求學時對工藝、美術有著濃厚的興趣。曹欽榮回憶自己唸小學的工藝課,老師在課堂上教學生利用身邊俯拾可得的材料,作成如船、螃蟹、蝦、貝殼等親近的生活物品。

漁村少年曹欽榮,成長過程中,強烈地感受到家鄉所有的生存條件,都與海洋息息相關,看見了海港、海洋環境不斷變遷、惡化。基隆中學畢業後,他考上國立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科學系。

上大學前,曹欽榮造訪了鹿港。他被這個六零年代依然蘊藏著濃濃古早味的古樸小鎮所感動。大學四年裡,他探訪了許多台南的歷史遺跡。現在回想起來:「這些記憶沈潛在我的腦海中,不斷地讓我意識到台灣過去美好的史蹟建築。七○年代的台灣,經濟快速成長,執政者沒有人文考量的規劃,城鄉風貌逐漸呈現一致化。」

談起走入室內設計一途,曹欽榮表示:「唸大學前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要唸什麼,還曾經問到一位學長,以為建築系是學土木的,將來只能造橋舖路。」從摸索中,他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興趣---環境與建築。曹欽榮認為,建築不應只是硬體規劃,要有深遠的內涵,包含環境與人文的整體思維。


邊做邊學,衝刺事業關心政治


踏入社會後,他的第一個工作,到國泰信託公司不動產部上班。他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建築專業知識,台灣的房地產業正處於萌芽的時刻。七○、八○年代,台灣社會快速變遷,也刺激著曹欽榮不斷反思、成長。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時,他曾和朋友為此互相討論、爭辯。一九八○年,在獄中的林義雄家裡遭逢「滅門血案」,震撼了海內外台灣人,曹欽榮也不例外。他開始在工作之餘,大量閱讀黨外雜誌,主動關心台灣的政治發展,有了家庭、小孩,思索著個人與群體的未來。當時他認為,「自己只能盡一己之力,自我充實,對民主運動關心,有錢出錢,做多少算多少。」


白色恐怖,親族鄰居皆遭殃


「以前我家鄰居有位阿張姨,終身未婚,卻又扶養一個兒子,我後來才知道她弟弟在二二八事件時被抓走,從小聽大人談話,心中留下基隆港曾經血染海港的印記。家族有位姨丈,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因為這些緣故,曹欽榮閱讀二二相關的書,「被出賣的台灣」是第一本二二八啟蒙的書。鄭南榕推動「二二八事件平反」活動,他還特地跑去參加幾場演講會。

曹欽榮就職國泰信託期間,認識了黃梅芳女士,兩人後來成為終生伴侶。黃梅芳女士,畢業自實踐家專空間設計科。她非常喜愛藝術,從事室內設計工作三十年,熱情不曾稍減,夫妻因而互相影響,對藝術有共同的喜愛。另外,曹欽榮在國泰結識了台灣詩人李敏勇,兩人私交甚篤。

曹欽榮的第二個工作,在同發建設公司擔任副理。當時,他與「民進黨黨旗設計者」歐秀雄老師有同事之誼。因為歐秀雄認識美麗島的家屬--周清玉,他並曾與歐秀雄一起造訪周清玉的關懷中心。

解嚴後,一九八八年,曹欽榮夫妻自行創業,成立一家設計工程公司。業餘仍然持續關心台灣民間的活動,參加「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前身)所辦的台灣系列講座,之後他應邀成為基金會的董事之一。


參與籌劃,擔任「二二八紀念館」副館長


一九九六年,,曹欽榮邀請李俊仁、王立甫建築師共同參加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競圖,並且協助開館一系列的規劃工作。一九九七年三月到六月,應民間經營的「台灣和平基金會」之邀,擔任「二二八紀念館」副館長。

曹欽榮的岳父於一九九六年過世,老人家在過世後,留下當日本兵皮製軍用袋,內藏許多當時資料,他把這些歷史收藏在自己的記憶中,這件事讓他深深感慨,徵得家人同意,將岳父的遺物捐給二二八紀念館。

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曹欽榮繼續「二二八紀念館」的全館展示與館活動更新企劃,包括內容企劃、設計、影像軟體設計等,「二二八紀念館」有了完整的紀念館功能。一九九八年底,陳水扁市長連任失敗,馬英九接掌台北市政,並由龍應台擔任文化局長之後,「二二八紀念館」因換人執政而逐漸脫離紀念館應有的博物館功能。

一九九七年,曹欽榮負責規劃「陳文成博士紀念室」,一九九九年,也接手規劃鄭南榕紀念會館。以前,他讀「時代」雜誌,也常去雜誌社買書,但是沒有機會認識鄭南榕。「鄭南榕在成大讀過一個學期,算是我的學長。我知道他參加過成大的『西格瑪』社,我也是從社團裡聽過他的名字。」

後來爲鄭南榕紀念會館做設計時,整理鄭南榕的資料,發現他曾在獄中寫過一張卡片,記述二十年來的回顧,其中提到『西格瑪』社的自由精神。「會館施工中發現雜誌社的鐵窗缠繞的鐵線非常堅固,雇工不願意再拆下去,我只好親自拆除一環一環絞在鋁網上鏽蝕的鐵線,倍感吃力,我意會到自我禁絕,對抗暴力體制的堅決毅力絞在防禦工事的鋁網上。鄭南榕自焚那一天午后,廣播傳來消息,我呆坐在辦公室一下午…『他是玩真的!用生命取得真正的自由!』那些臆想、扭曲的報導,只是在考驗我們心智的判斷能耐。」曹欽榮回憶起鄭南榕自焚就義,深受衝擊。

二○○一年開始,曹欽榮先後擔任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案主持人、總統府「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展」的策劃總召集人,繼續追尋白色恐怖的歷史。他不但負責金寶山「鄭南榕墓園」設計,也幫林義雄「慈林文教基金會」的「台灣民主運動館」,提供展示規劃與製作諮詢。

從「綠島人權紀念園區」、「國家人權紀念館」、「綠島永續觀光發展計劃」,到「二○○五綠島人權音樂祭」,曹欽榮都參與其中,他認為台灣被殖民一直到戰後的歷史-我們父祖世代的生命歷史,並未被全面理解。


國際會議,盼台灣達世界水準


二○○四年十月,韓國首爾舉辦世界博物館協會(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會議,與二○○五年五月,西班牙格爾尼卡世界和平博物館會議,曹欽榮都以個人會員身份,自費前往參加會議。曹欽榮認為:「我從國際會議的交流中更加確信,和平博物館的文化能量,不只屬於博物館專業人士所擁有,而應該不斷地擴散,成為全民參與的博物館活動。」

眼看馬英九執政下的「二二八紀念館」由充滿活力而清冷,曹欽榮憂心忡忡:「台灣內部還存有很大的族群認同問題,不僅如此,台灣人的歷史意識不足,放縱加害者工具化被害者,馬英九連結台灣歷史的論調,有著加害者重新包裝上路的邪惡本質。」

二○○五年,曹欽榮年過半百,決定再深造。他追求的不是時下一般人所熱衷的「EMBA學位」,而是投入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希望鑽研世界各國的和平博物館建立與理念。他期盼自己能學習更多,有朝一日,能為台灣有一座「世界和平博物館」奉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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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寶村與李筱峰 笑談台灣史望春風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07(2005.12.10~12.16)



李筱峰和戴寶村以台灣歷史為主要題材,用「淺入淺出」的單純聊天的形式,把台灣史的教學或是學術性的內容通俗化,讓一般民眾都聽得懂。

四年前,世新大學在網站上,開一門遠距教學的課,任教於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台灣史的教授李筱峰,有機會隨著學校的製作單位出外景,拍攝台灣史教學的課程。當時,李筱峰曾經想過,如果,這個教學方式製作得不錯的話,有機會推廣到更多人收看的電視螢光幕,那麼台灣史的教學不是更有影響力了嗎?

當李筱峰開始有這個念頭的時候,他就已經想到他心目中理想的搭檔人選,那就是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戴寶村。他們兩人都花了很多心血,在台灣史的領域裡專注研究,又同為台灣教授協會的成員,常常有機會在大型群眾場合上台助講,或是在正式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演講。

民視拒絕 華視接手

有一次,在某個場合中,李筱峰把他的想法,告訴民視董事長蔡同榮。然而,蔡同榮對李筱峰表示,「這個想法是不錯,但是基於商業考量,如果要做這樣的節目,你就得自己去找廣告!」因此,這個構想就無法成行。

雖然這個創意遭到挫折,但李筱峰仍然把它放在心裡,甚至還鼓勵戴寶村先努力於學術著作,把副教授的資格升等為正教授之後,再考慮兩人合作的構想。戴寶村也果真在這段等待的日子裡,由副教授升為正教授。直到二○○四年年中,江霞開始接任華視總經理,而資深的媒體工作者陳銘城也接任了華視的專案經理,這才讓李筱峰再度燃起希望。

與陳銘城熟識的李筱峰,決定再度提出製作與台灣歷史有關之節目的構想。經陳銘城引見後,華視總經理江霞不但沒有將李筱峰提議製作的節目視為「冷門」而拒絕,相反地給予大力支持,並要求華視內部積極、主動策劃安排節目的製播方式,同時也調度一組華視內部的製作群,來配合這兩位教授的錄製時間。最後並將它安排在華視教育文化頻道上,在每個週六、日晚間八點到九點的黃金時段播出。

村峰合作 春風上檔

戴寶村提及節目命名時,本來還一度想用「台灣Smile」,幾經考慮之後,覺得這個名稱就像時下台灣年輕人用的「火星文」,因而放棄。最後,決定把「台灣史」和最有代表性的台灣民謠「望春風」結合,讓這個節目成為【台灣史望春風】。同時,「望春風」裡也有戴寶「村」和李筱「峰」兩人名字的諧音。

節目一旦敲定,李筱峰和戴寶村這兩位「節目主持人」就精心策劃了約五十二集的節目內容。對兩位資深的教授而言,這樣的規劃不是難事,因為這就像給學生上課排進度表一般地熟練,早就習以為常。他們也希望以這種有系統的方式,向更多電視機前的觀眾介紹台灣史。

因此,李筱峰籌備多年的構想終於順利進行了。【台灣史望春風】於二○○五年九月三日晚間八點,正式於華視教育文化頻道首次開播。在台灣的電視頻道上,把「台灣史」像說故事一般地搬上螢光幕,這也是頭一遭。

開播的前一天,九月二日,華視舉辦「開播記者會」,教育部長杜正勝特地親自到場聲援,他強調收看【台灣史望春風】的最大意義,就是要「淡化疏離、愛上本地、發掘問題!」,並且表示「國中基測」台灣歷史比例占50﹪,要了解台灣史不必去補習,看【台灣史望春風】最好!

各有所長 互相呼應

在【台灣史望春風】節目中,李筱峰和戴寶村以單純聊天的形式,以台灣歷史為主要題材,以編年的方式進行,向電視機前的觀眾述說發生在台灣的事蹟與故事。

李筱峰希望藉著這個節目的製作,把台灣史的教學或是學術性的內容通俗化。不只要做到「深入淺出」,甚至還要「淺入淺出」,免得讓這個節目流於像過去的空中教學節目那樣死死板板,使【台灣史望春風】的節目更通俗化,更能讓一般民眾都聽得懂。

不過製作這個節目的過程,畢竟和實際教學狀況大不相同。面對學生或是一般群眾時,是台下活跳跳的人與台上教書或演講的他們互動,然而在攝影棚內錄製節目時,除了工作人員之外,面對說話的對象則是冰冷冷的機器。戴寶村在剛開始錄製節目、面對攝影機的時候,其實相當不適應。

節目錄製至今已有三個多月了,李筱峰回顧過去初期錄製節目時的表現,也不免表示自己開始錄製節目時「表情很生硬」。李筱峰曾在「開播記者會」上,說了很幽默的一段話:「因自己吃了不少螺絲,所以肚子痛。」

李筱峰認為,尤其是錄製教學講史的節目,不像以往上電視「叩應(call-in)節目」,只要有題材、有見解就可以侃侃而談那般輕鬆容易,這幾乎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領域,如果不花時間準備,就會辜負了這個節目的製作。

由於李筱峰和戴寶村本來就是好朋友,因此搭配起來默契十足。戴寶村精通的是清朝與清朝以前的台灣史研究,李筱峰則是精通日據時代及日據時代以後的台灣政治史研究。他們兩人不但可以在節目中各自發揮自己所長,從歷史的連貫性來看,兩人還能前後相互輝映。

如果說,節目的主菜是以編年史的方式來談台灣史,那麼配菜則是以「影像台灣」與「台灣諺語」這兩個時間較短的形式來表現台灣史。「影像台灣」單元由李筱峰獨自負責主持,他以台灣早期的老照片、舊地圖,與小文物來說故事,讓觀眾能從不同角度認識台灣。

戴寶村認為,在錄製節目的過程中,他覺得最有成就感、讓他自己最有信心的部份,就是獨自錄製兩分鐘長度的「台灣諺語」單元。精通台灣諺語的他,因為能夠發揮所長,透過日常生活諺語中的生活百態、社會萬象、思想價值及哲理內涵,來解讀台灣歷史,因此不管是在選取題材或解說內容上,不但駕輕就熟,而且連時間的掌握都非常恰當,就連攝影棚內的工作人員都讚賞不已。

用心溝通 按時錄製

這個節目在每週一的下午三點進攝影棚錄製,一次錄製三集。因為錄影中必須換場景,換服裝,工作時間經常持續到傍晚近七點左右。原本這兩位教授也擔心工作人員工作時間過長而無聊,不過,攝影棚內的工作人員倒是表示,他們就像在聽台灣故事一般。這也讓李筱峰和戴寶村對【台灣史望春風】的節目信心大增。

事實上,李筱峰和戴寶村對這個節目的錄製,也是相當用心。每週一上午,李筱峰在學校裡有課,戴寶村則是從上午就要參加教科書審查會的開會,一直到下午兩點才會結束會議。所以週一在進攝影棚之前,兩人完全沒有時間談節目錄製的內容。

正因如此,他們兩人不管各自的工作再怎麼忙碌,都會利用週末假日時間,通個電話討論週一的內容。節目進行了三個多月,他們這項電話討論工作,也就每週持之以恆地進行著。

戴寶村算一算時間,今年十二月底以前,全部五十二集的內容應該都可以錄製完成。這對不喜歡面對電視機鏡頭的他來說,可說是快要解脫了。不過,他也坦承,和李筱峰一起錄製【台灣史望春風】的經驗,實在勝過兩人在學術領域奮鬥二十年的教書經驗。電視媒體帶給社會大眾的影響力,遠遠大過一個教授在學院裡辛勤地教授台灣史的影響力。

由於【台灣史望春風】頗受好評,華視近期內已接著考慮將要把這個節目從教育文化頻道,移到華視主頻道去播映。










【台灣史望春風】
播出頻道: 第11無線頻道(華視教育文化頻道)
播出時間: 每週六、日,晚上 8:00 ~ 9:00

如果你有興趣,又錯過收看時間,也可以上【南方快報】的網站,即時點選任一集【台灣史望春風】的播映內容。

【南方快報】http://www.southnews.com.tw/taiwan_stor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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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碧川    台灣「歷史運動家」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0 (2005.12.31~2006.1.6)


只有高中學歷,出版了超過三十本以上的歷史書籍,楊碧川從不承認自己是學者,只認為自己是創造歷史的人,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實踐者,他堅信研究歷史、撰寫歷史,要從生活中去了解,他甚至以「歷史運動家」自許。


獄中經歷勝過學校知識


讀初中時,楊碧川讀了鄭學稼教授的《史大林評傳》,就對托洛茨基深感興趣,並且痛恨史大林和他的官僚集團。讀高中時,他對世界歷史和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一九七○年,讀高中的楊碧川就被國民黨政府以「蓄意顛覆政府」為由,抓到綠島去關,前後共七年。

綠島坐牢期間,他堅持不肯與獄方合作,不肯「對其他人犯打小報告」,獄方因此不給他任何看書、寫字的機會。只要楊碧川一寫東西,獄卒就把他寫的東西搶走,哪怕只是一張小紙頭,他們也不放過。

在獄中的歲月,楊碧川甚至因罹患肺病,一個人被關在獨居房約三、四年的時間。七年的獄中時光,獄方嚴格控制他們的思想,不但不讓他接觸任何書籍,連報紙也不讓他看。他除了一個人腦中思考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他身繫囹圄時,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前輩政治犯。黃華教他英文,江漢津教他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他們都利用在一起的時間「口授心傳」。楊碧川因此在獄中學到許多「在一般學校裡學不到的知識與學問」。

一九七七年出獄後,只有高中學歷的楊碧川,開始靠著自修的方式,不斷努力學習英文、日文,並博覽群書。他仍醉心於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以及台灣史、世界史的研究。

一九八二年,當時的台大學生李文忠,開始幫他安排到台大校內的社團去講授台灣史、世界史。他的課吸引不少台大學生。這些學生後來畢業後仍與他保持聯繫,甚至成為朋友。從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十年間,楊碧川幾乎都是靠著朋友或學生的經濟支援而維生。

一九八四年六月,《新潮流》雜誌創刊,楊碧川是十八個創刊編輯委員之一。在黨外雜誌百花齊放的年代裡,社會主義的研究算是熱門的顯學。但是後來因為理念不合,楊碧川就與新潮流系的友人漸行漸遠而分道揚鑣了。

一九八七年,在綠島前輩政治犯柯旗化的鼓勵之下,開始出版他第一本有關台灣史的書---《簡明台灣史》。問他,「這本書與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觀點是否相近?」楊碧川答道:「我們的史觀是一樣的,我出這本書,為的是希望更多人深入了解台灣史。」


地下電台引發的思考


一九九○年起,台灣的反對運動開始從平面的文字轉往有聲的電子媒體發展。當時,由於媒體的掌控權操縱在國民黨的手中,加上人民對國民黨諸多的批判與不滿,「地下電台」就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地一個接一個成立。楊碧川在電台上「講史」成了很受歡迎的節目。

這些地下電台的經費來源有限,他常常自掏腰包來電台做節目。有些朋友因而贊助他一些經費來營生。「地下電台」當紅的年代,楊碧川的節目不但支援全台,就連錄音帶都是可以賣錢的,一捲五十元。

然而,也正因為經常在線上講史,讓他有機會接觸到「叩應(call-in)聽眾」,楊碧川發現,有不少基層民眾,其實沒常識、不讀書,又喜歡亂扯與雄辯。他非常感慨,他雖然學歷不高,但用心自修學問;相較之下,很多人不管學歷高不高,常常不根據事實或理論而言,就胡說八道一通。

國民黨當權的時代,「地下電台」再糟也就是電台被罰款,負責人被起訴、判刑而已。令楊碧川詫異的是,民進黨執政後,對「地下電台」的做法,竟然是釜底抽薪地對它施以「抄台」的手段。

楊碧川忿忿不平說道:「民進黨執政前,我一年的演講、出書的收入可達十萬至二十萬元,民進黨執政後,我反而沒有收入!」


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別人


楊碧川的個人著作,至少超過三十本以上。他寫過的書裡,自己最喜歡的是《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但他也很坦白,「這本書沒什麼人要看,除非是被指定為教科書。」

而他所寫的人物傳記如《切.格拉瓦傳》、《托洛茨基傳》、《後藤新平傳》,常是參考中文、英文、日文多國文字,並且融會貫通之後才寫的,不是逐字翻譯而來的。

看看楊碧川的著作,由此可知,他的社會主義理想性格,非常強烈。台灣的歷史人物中,他最欽佩的是為台灣獨立而死的英雄---陳智雄。廖文毅在日本推展台灣獨立運動時,曾委派陳智雄到東南亞向台僑鼓吹台獨,國民黨政府於是千方百計將他誘捕回台。

一九六一年,國民黨因陳智雄組織「同心社」,宣揚台獨主張,將他逮捕。一九六二年,陳智雄被判處死刑。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陳智雄被綑綁後拖出去槍決,離開押房時,還高呼「台灣獨立萬歲,萬萬歲!」臨刑前,陳智雄拒絕下跪,最後壯烈成仁。楊碧川的心中,這個徹底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人,雖死猶榮。

三十五年前在坐政治牢的時候,楊碧川就覺得自己像托洛茨基一樣,把監獄當作大學,並從火燒島(即綠島)及其他的黑牢裡,鍛鍊出自己反抗統治政權的意志。楊碧川所寫的《托洛茨基傳》,雖然到一九九七年才出版,中間經過二、三十年,他仍不改其志。而寫這本《托洛茨基傳》,也是為了紀念台灣早期犧牲的鬥士,並藉此勉勵年輕的台灣人,要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其他被壓迫的同胞。


為蒐集資料,不惜千里找書


為了讀書、寫書,他常到國外找書。「我太太最不喜歡和我出國,因為我不是去旅遊,而是去找資料。」他在許多台灣同鄉的協助下,一九八七年就到哈佛大學蒐集資料。紐約、日本、香港、大陸也都留有他蒐集資料的足跡。

一九九九年他寫了一本書---《國共談判(毛蔣大決戰三部曲1)》,由一橋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後來有很多讀者迴響,大多是我們所謂的「老芋仔」(即戰後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的軍人)。他們看完書之後,才了解當年的國共歷史,以及當年為何而來台灣,大有那種『就算要死,也得知道為什麼死的』深刻感動。楊碧川很興奮地說:「我讓他們了解歷史,他們從了解而『支持』我對台灣獨立的堅決主張。他們甚至告訴我,如果我有需要找他們,他們一定站出來支持我。」


礙於制度,臨時講師有志難伸


二○○二年,在好友趙天儀的安排下,楊碧川到台中的靜宜大學歷史系,擔任「臨時講師」,時薪五百八十元。每週一的下午有四堂課要上。這個工作持續了兩年。到了二○○四年,楊碧川開始向系方提出「申請為正教授」的要求。然而礙於教育部的法令規章,他的要求無法如願以償,他也因此就拒絕再接受臨時講師的教職。他覺得自己比起正規的大學教授還認真,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這也是他強烈控訴台灣的教育制度、文憑主義的原因。「有的人雖然考試得第一,或者拿到博士學位,但不表示他真的把知識、學問讀進腦子去。」

過去半年多的時間裡,楊碧川選擇以「發傳單,每張0.35元」的方式,賺取自己的生活零用金。問他如何度日,他幽默地說:「手頭真的很緊時,會向老婆領取三千元的愛心零用金。因為,除了抽點煙、買點書之外,我是不會亂花錢的。」

就歷史的觀點而言,楊碧川認為,民進黨上台執政後,很多制度並沒有改變多少。他甚至認為還有許多值得「革命」的空間。「這二十年來,我看透了人間的世態炎涼,以往尊敬的朋友們,幾乎一個個成了半調子的史大林。革命尚未成功,他們就迫不及待地篡奪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爭取民主、獨立的那一點點的成果。我也看到年輕的一代,享受台灣人民的血汗代價,個個成為小官僚、小政客的醜陋一面。」

鑽研歷史的楊碧川,眼看二○○五年底,民進黨選舉大敗,他深信:「民進黨執政,為了討好財團,不惜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唯有敗選,才能讓民進黨自我反省,他們是如何失去民心。這些貪官酷吏,離人民愈來愈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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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黃明川:「再熱,也要關掉冷氣!」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05(2005.12.10~12.16)


台灣的電影史上,導演黃明川向來所拍的電影都是叫好不叫座。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的十年間,黃明川一共拍過【西部來的人】、【寶島大夢】、【破輪胎】三部劇情片,其中【寶島大夢】上映之後,更因票房奇差無比,下片後連電影院的場地都付不起。黃明川滿腔的理想實現後,卻在台灣這種功利主義盛行的藝文圈內得不到應有的掌聲。然而,這些挫折還是抹煞不了黃明川對電影拍攝的狂熱。


從拍劇情片到拍記錄片


從當年醉心於電影創作的劇情片,到另闢天地拍攝台灣詩人口述歷史的記錄片,黃明川的轉折的確不小。

二○○○年的冬天,黃明川不但陷入他個人的電影創作低潮期,同時也面臨財務嚴重拮据的現實困境。最辛苦的莫過於黃明川的妻子王秀卿。她一方面要幫助黃明川處理財務問題,一方面仍不忘給他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永遠站在他身旁陪伴他,一起渡過人生的黑暗期。

二○○○年的冬天,黃明川應詩人張德本(家住高雄)的邀請,前往汐止山上,參加「北台灣文學營」。張德本是這個營隊的駐營講師,講授的是「電影與文學」。他和張德本之所以相識,是因為張德本曾評論過他的電影創作。黃明川本來還期待在營隊裡和張德本相談對電影的觀點,但這次的相聚卻沒機會談電影。

一向心思細膩、觀察入微的黃明川,注意到這個營隊的講師居然多半是詩人,也強烈感受到這群詩人對文學前景的不安與無奈。年輕一代的學子,文學欣賞能力的培養,已逐漸被電視、電腦、網路……的現代科技所取代,使得這些講師也感到文學教育推展的重重困難,加上文學界原本就比較偏好小說創作而輕忽詩的創作,致使詩人的發表空間愈來愈少,詩的創作更如雪上加霜。

在這些觀察下,黃明川突然想到,如果能把詩「影音化」,不是可以拓展詩的影響力嗎?黃明川開始思索這個自己臨時起意的點子……。


「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創意成形


其實,這樣的點子並不是無中生有。過去,從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六年間,黃明川就曾接受前衛出版社老闆林文欽之託,拍了四部文學家傳記型記錄片。黃明川發現,在台灣要找這些文學創作者的身影竟是如此困難,即使有名如楊逵,仍遍尋不到任何相關的記錄片資料,卻只能從當初楊逵曾出席過的場合,有私人拍攝的家庭錄影帶中看見。黃明川深感可惜的是,這些影片若沒有好好保存,只是徒留在某人家中的書櫃裡或抽屜裡,真的是浪費國家的文化資產。也正因如此,過去數年來,黃明川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的創意於是逐漸成形。

然而,空有理想若無經費,計畫的進行仍會置礙難行。不可諱言的,的確是在民進黨的綠色執政之後,很多資源才容易得手,很多理想才有實踐的空間。因為「國家文藝基金會」、「國家文化資產保存中心」,以及「國冤台灣文學館」接連支持黃明川的構想,才使得影音保存計畫順利推動。

在「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中,黃明川以一百個台灣詩人為其設定目標。關於詩人名單的挑選與擬定,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分別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和「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的顧問提出建議名單;第三和第四階段,則由「國家台灣文學館」的館長、評審和館內研究員,共同商討研擬之後而建議。


「到府拍攝」難度媲美拍外景


「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拍攝過程中,第一階段時,黃明川工作室只出一部攝影機,到詩人家中或工作場所「單機作業」,第二階段才加到二機、三機作業。對黃明川而言,這樣的工作難度,則可媲美拍外景。

通常在導演或攝影師在攝影棚內拍攝時,場景很好掌握,棚內的溫度與聲音都可以控制,即使開空調也不會影響攝影、錄音工作,但是出外景可就大大不同了。戶外若有一點點聲響,常常影響到拍攝的進度與品質。

「有時一切拍攝工作都準備就緒了,偏偏遇到颱風天,刮大風、下大雨,狂風驟雨呼呼作響,我們就是得被迫改期再約。」

此外,為了希望攝影鏡頭可以獵取到一個視野或光線較佳的角度時,有時家具、陳設都得重新安排移動,工作人員除了要有攝影專業外,同時還要兼搬運工。「書櫃、書桌、床、沙發,再重再亂的物品,我們都得搬。」



(導演黃明川拍攝詩人龔顯榮場景)圖片來源:黃明川



鏡頭前看來幽雅的佈置,如果黃明川不說,或許沒有人知道,有些拍攝場景的空間,竟然只能容納三台攝影機存在而已。

黃明川在拍攝過程中,運用他所嫻熟的電影場景轉換、燈光效果,及自然收音手法,讓詩人很自然地在鏡頭前表現他個人的特色,談他的個人經驗,挑選他自己所喜愛的詩作(甚至這些詩作,不必一定要接獲好評),用詩人本身的風格來朗讀其作品。




(導演黃明川拍攝詩人江文瑜場景)圖片來源:黃明川



非關掉空調設備不可


為了要求最好的影音品質,黃明川都要求受訪詩人勿用空調設備,以免因雜音干擾攝影過程。有的詩人無法理解他的要求。在某個夏日裡,他們工作團隊曾約好要訪談一位知名的年長詩人,工作人員一上門要進行拍攝時,因為黃明川要求這位詩人:「請先關掉空調!」

這個詩人一聽,馬上把臉色拉下來,非常不高興。本來他堅持不肯配合,還對他們表示:「香港方面曾派了兩名記者來台北採訪我,他們都沒要求我關空調。」他的不愉快,持續了好幾個小時。

工作人員則在這位詩人的憤怒中,戰戰競競地進行拍攝。半天之後,他自己才慢慢地被黃明川專業、認真的工作態度所改變。


拍攝過程辛酸,冷暖自知


有一次,他們在某位詩人的家中拍攝。他的家位於內湖三軍總醫院旁,工作人員在工作現場發現,不時有救護車進進出出,「哦---吚---哦---吚---」的聲音,經常中斷他們的拍攝進度。他們必須在救護車離去後,搶時間工作,才能順利完成拍攝任務。

有一位受訪詩人的居家環境相當特殊,只有門而沒有窗。黃明川的工作團隊前往拍攝的時間在炎炎夏日,這位受訪詩人很配合地沒有開冷氣空調。原本這位詩人的家只利用這扇門來通風,為了進行拍攝工作,工作人員把這扇門關了數個小時之久,大家都汗流浹背,額頭上的汗水不斷滴下,衣服也幾乎濕透。黃明川本人深夜拍完片回到家後,才發現胸口很悶,整個人有種很想吐的感覺,他這才感到自己的中暑症狀出現。

在台灣本土詩人作家的領域裡,許多人都知道,某位詩人的情詩極負勝名。當黃明川向這位詩人提及想拍他朗誦自己的情詩時,卻遭這位詩人婉拒。他拒絕的理由是:「當年情詩再好,畢竟是婚前的作品,獻詩的對象是以前的女友。」現在他則不想因為這些曝光的詩作而影響到現在的配偶或家人。

這位詩人本來甚至也不願意接受這個拍攝計畫,後來好不容易才被說服。但他堅持不讓工作團隊到他家去拍攝,最後只好商借另一位詩人朋友的住家來拍攝。幾乎大部份被拍攝過的詩人,都持肯定的態度支持黃明川,事後他們還會主動要求、索取自己的DVD,告知自己的友人,只有這位詩人是唯一的特例,他還央求黃明川工作室:「千萬不要把這個拍攝的DVD寄來給我。」

還有一位詩人,大概因為寫詩無法維持溫飽,或者另有其他難言之隱,使得他的太座堅持要與他分居。他被迫遷居到自家的樓頂加蓋的鐵皮屋上。因此,黃明川無法拍攝。後來,他們商借到一個場地---某個基金會。基金會的地點位在台北市車水馬龍的新生南路與和平東路交叉口附近的巷子內,工作團隊在拍攝時,三不五時就會聽到路口加油站裡,傳來的汽車煞車聲、加油後的引擎啟動聲,交錯地出現在這個辦公室裡,使得拍攝工作進行得頗為辛苦。


台灣詩人躍上螢光幕


如果你也曾坐下來好好欣賞過【詩人部落格】的節目,很難不被黃明川運鏡拍攝的畫面吸引住。他那一流電影的拍攝手法、深度刻劃台灣文學的用心、對攝影品質的強烈要求,以及那股「再熱,也要關掉冷氣!」的堅持與毅力,終於讓詩人活靈活現地躍上螢光幕。

這樣的人才、這樣的用心,能為台灣做的事,應該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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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家林耀堂 「台灣民主國」歷史插畫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4 (2006.6.17~2006.6.23)


林耀堂,一九四六年,出生於南投埔里。畢業於師大美術系,曾任教於復興商工,
也曾任職於聯合報聯合副刊美術編輯、台北市福華飯店美術設計主任,目前任教於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與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過去十年間,林耀堂獨力完成一百多幅以台灣當代詩人、作家為對象的版畫系列作品,為台灣當代文學作家的面貌,留下生動而鮮活的圖像。二○○五年,他為《黃虎印---歌仔戲新編劇本》一書做插畫繪圖,半年間繪製了二十二幅有關「台灣民主國」的歷史插畫。


父母鼓勵 牆壁毛玻璃上作畫


林耀堂出生時,父親已經四十四歲。「我父親是民國前七年生,算來是清朝時代的人。」林耀堂的大哥,排行老大,足足大他二十四歲;大姊排行老二,大他二十二歲。其間,因為母親的身體虛弱,所以間隔了一段長的時間之後再生育。後來母親又生了三個姊姊,林耀堂則是排行老么。

小時候,林耀堂的家境不錯,家裡開碾米廠。父親本來就對子女的文學、美術、音樂等教育很重視,又因中年生得幼子,對林耀堂更是疼愛有加。回憶起幼年生活,林耀堂記得自己四歲時就愛畫畫:「父親常常帶我到處去拜訪繪畫名師,無論是小鎮上的知名畫師,或是台灣早輩西洋畫家蕭木桂老師(日籍畫家石川欽一郎的學生),總是帶我的畫作讓他們看看。」

有些小孩,兒童時期在家裡壁上塗鴉,會遭到大人的責罵。林耀堂不然。他很幸運地受到父親的鼓勵,不但毫無禁忌地在家中的牆上大肆塗鴉,連毛玻璃也成了他繪畫世界的版圖。「幾年前回到老家,牆壁早已粉刷一新,當年的塗鴉不復存在,但是毛玻璃上的畫作,依然清晰可見。」

由於母親對子女教育的重視,林耀堂的大姊,高中時就到台北的靜修女中來唸書。日治時代的靜修女中,是台灣學生眼中的好學校,當時學校裡就教學生畫油畫、畫水彩。三、四歲大的林耀堂,常常看著姊姊畫畫,耳濡目染之下,漸漸喜歡上畫畫。林耀堂表示:「對我來說,繪畫的啟蒙,最大的因素,是來自父母的鼓勵。」


剎那美感 來自天邊一道彩虹


林耀堂五歲時,大姊約二十七歲。原本一直不想出嫁的大姊,終於不敵歲月的催促,也到了必須出嫁的年紀。那時候,他常常看姊姊縫製嫁衣。有一天,父母專程到台中去為她準備嫁妝。那天下午,林耀堂午睡醒來,吵著要找父母,大姊只好先把他帶到天井邊,讓他洗洗臉清醒。他依舊哭鬧不休,姊姊為了哄他,隨手一指,要他看看天邊的一道彩虹。

那一道彩虹,對當時幼小的林耀堂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震撼,「我本來又哭又鬧,沒想到,一看到彩虹,竟然看到整個人都呆住了。美感的啟蒙,就在這一剎那。姊姊跑到廚房去拿涼糕要來哄我,我卻食不知味……」

讀小學時,林耀堂在班上儼然是一個小畫家。「童年時,我的零用錢只有兩毛錢。我用一毛錢去買兩張八開的圖畫紙來畫畫,另外一毛錢才拿去買糖果。」

初中時期,林耀堂離開埔里,到台中的衛道中學去唸書。衛道中學以功課為主,他幾乎很少有畫畫的機會。學校裡,少年林耀堂有一位同學,是許常惠教授的姪子,他常常告訴林耀堂,北台灣有一個綠草如茵、校園漂亮的淡江中學。為了這些吸引人的條件,林耀堂決定選擇淡江中學就讀高中。許常惠教授的姪子,反倒因為祖母捨不得他離家太遠,而沒有去讀淡江中學。


淡江中學 校風自由「色彩繽紛」


淡江中學是台灣最古早的基督教學校,校風非常自由,且注重學生美術、音樂教育的培養。當年,其他學校最多只有兩台鋼琴時,淡江中學就已在校內設置二十多架鋼琴。林耀堂後來才知道,原來淡江中學是一個「不以升學為主」的學校。當別人埋頭苦幹、努力讀書時,可能他們「人生是黑白的」;然而林耀堂在這個重視全人教育的學校裡,很愉快地享受到「色彩繽紛」的高中三年。

淡江中學的社團有美術社。社團的器材設備,不輸給大學的美術系,社團老師也教學生透視、投影等專業美術知識。林耀堂記得,學校裡的美術老師是陳敬輝老師。學生時代的林耀堂,不知陳敬輝老師在台灣畫壇上的重要性,後來才知道陳敬輝老師,原來是日治時代台灣東洋畫的名畫家。

他非常欣賞陳老師的教學態度。陳老師從來不罵人,如果學生在課堂上打個大哈欠,他會在黑板上,很含蓄地畫下這個學生的打哈欠的素描。「現在,自己當老師才知道,我的耐心還比不上陳敬輝老師。」

林耀堂喜歡藝術,他在風景秀麗、多姿多采的淡江中學唸書,如魚得水。然而,該校不重升學的校風,也讓林耀堂在首次考大學時,嚐到挫敗的滋味。林耀堂決定先服兵役。退伍後,林耀堂考進師大美術系。

師大畢業後,林耀堂到私立復興商工任教。當年復興商工徵求教師時,條件頗為嚴格,只有師大前三名畢業者,才能到該校任教。那時,唸復興商工美工科的學生,對美術的愛好與追求,程度很高。處在菁英學子激盪的環境下,林耀堂強調:「在這種壓力下,自己教學時,不敢稍有懈怠,必須自我提昇,才讓夠教好學生。」


擔任美編 為作家詩人畫插畫



後來,林耀堂的父親生病,他於是辭去教職,離開台北,回到故鄉埔里去陪伴父母親。雖然他的兄姊共有五人,但是唯一的哥哥已經五十多歲了,其他都是已出嫁的姊姊,要他們放下各自的家庭,來照顧七十多歲的父母親,似乎有些不易。身為么子的他,單身未婚,因此義不容辭地擔負起照顧父母的責任。整整兩年的時間,他留在埔里,陪伴父親,讓他安享晚年。

林耀堂留在埔里的時候,他師大美術系的廖修平老師,因其家族事業的需要而籌備「台北福華飯店」,所以到處拜訪藝術家收集藝術品。廖修平在藝術家朱銘的陪同下,先到三義去拜訪木雕師傅,繼而又到埔里,走訪一位素人石雕家林淵。並在詢問其他學生之後,得知林耀堂就在埔里賦閒。

廖修平看了林耀堂,勸他回台北,並邀他到福華飯店擔任美術設計主任。林耀堂這才帶著母親北上,到福華飯店任職。兩年後,階段性任務告一段落,有人邀他到銘傳商專去教書。在銘傳任教時,林耀堂才有時間創作,並開始開畫展。

林耀堂曾在聯合副刊擔任美術編輯,其間為不少作家、文學家、詩人的文章畫過插畫。他很欣賞這些藝術創作者,等到自己有時間創作時,林耀堂開始有個念頭,想「替台灣留下一些歷史的圖像」。

林耀堂的創作,常常以人為主題,但媒材卻相當多元,水彩、版畫、彩瓷等多樣性的媒材皆發表過。林耀堂創作的主題中,一貫不變的是對台灣本土、人物的描述,這也是他自己最喜愛的主題。


心血結晶 百位人像版畫創作


一次聚會場合中,林耀堂與一些詩人、作家相遇。活動結束後,詩人林佛兒熱心地邀他上車,表示順道要載他一程。不過,林佛兒車內前座,還載著另一位詩人林亨泰。三人一路聊得很愉快。林耀堂很欣賞林亨泰的文學家氣質。此刻,林耀堂坐在後座,從後座看著林亨泰的身影,他忽然很想用畫筆畫下這個令他心儀的詩人身影。他當場快筆畫下兩張,一張送給林亨泰,一張自己留著。

沒多久,林亨泰也寄了他自己的詩集給林耀堂,做為回報。而林耀堂也把素描化成版畫,回送給林亨泰。詩人、畫家就這樣禮尚往來。林亨泰是林耀堂創作的第一位「詩人模特兒」。一九九八年,林耀堂推出【遇見詩人】個展,共展出四十一位詩人,這是他努力了兩年,以詩人版畫為主題創作的成果。

後來,在作家履彊(台聯黨主席蘇進強)、黃武忠的鼓勵下,林耀堂於二○○一年開始,以「作家」為模特兒創作版畫。二○○三年,林耀堂推出【相遇.文學.畫面】個展,共展出四十八位文學作家。



林耀堂為鍾肇政作畫


接著,他再以「春天文學對話」為題,繼續繪寫十四位當代女作家創作系列版畫。至今,台灣文壇詩人、作家,已有一百多人都被林耀堂畫過版畫。二○○五年,華視頻道製作【詩人部落格】的節目,首度讓詩人與詩作以影像媒體的方式,呈現在電視螢光幕前。製作單位也徵得林耀堂同意,讓他們把「詩人版畫作品」同時在節目中展現。


春花夢露 蔡瑞月舞目入版畫


二○○○年六月,林耀堂用他的紙筆,為八十高齡的台灣前輩舞蹈家蔡瑞月女士,留下一些特殊的圖像記錄。那時,離蔡瑞月舞蹈教室被人縱火,已有八個月了。林耀堂曾在自己寫的《向蔡瑞月女士致敬》系列文章中,寫著:「我站在火災後的現場,仍可以用怵目驚心來形容我內心的震撼:房舍只剩下焦黑的骨架,內部的角落裡,散亂地置放著一堆舊舞衣,………」

談到畫作蔡瑞月女士的經驗,林耀堂有著無限深沉的感慨:「蔡瑞月女士,她歹命的一生,跟台灣史的發展很相像,很坎坷,她結婚後不久,不止夫妻離散,白色恐怖也隨之到來……」蔡瑞月告訴他:「在綠島的日子,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是在月夜能到海邊去『擔肥』的時候。」聽到這種生命場景的描繪,其實感覺非常辛酸的。

有一次,林耀堂造訪蔡瑞月舞蹈教室時,遇上刮大風、下大雨的颱風天。他如期依約前去,眼前看到的是,屋破、雨落,溼漉漉的地板上,工作人員依舊拿著掃把,奮力不懈地在塑膠地板上掃水。那真的只能用「淒風苦雨」來形容蔡瑞月舞蹈教室的處境。在這種十分不捨的情況下,林耀堂畫了一幅蔡瑞月編的舞目【春風夢露】,對蔡瑞月舞蹈教室留下一些「刻骨銘心」的回憶。


歷史版畫 為《黃虎印》一書繪圖


二○○五年,考試院院長姚嘉文原著、施如芳編劇的《黃虎印---歌仔戲新編劇本》一書,進行編寫時,出版社表示,過去沒有人為歌仔戲劇本單獨出書的經驗,希望本書能找圖來配,比較有可看性。

施如芳與林耀堂的太太是同鄉舊識,因此,施如芳央請林耀堂協助此書的繪畫工作。這對林耀堂來說,是一個嶄新的工作經驗,這不僅是自己一人獨自創作而已,還要團隊合作。過去,他為「當代」的台灣文學家作畫。現在,他卻為「古代」的台灣歷史作畫。




林耀堂花了半年的時間,為這本書繪製了二十二幅插圖。為了劇中的主角人物,他得在自己心中選取「模特兒」來畫。林耀堂坦承:「我只好在課堂上,看看哪個男學生、女學生的長相,適合劇中人。」他偷偷地選定角色,也不告訴當事人,就以這些人為模特兒,把他們外貌、氣質畫入劇中。

而且他所繪製的人物造型,也必須多人討論,以求得共識。例如,原本林耀堂把一個官吏,畫得胖胖的,但一經討論後,發現書中所敘述的官吏乃是清官,那麼,這個官吏就不應該畫成胖胖的,而該改成瘦瘦的,這才符合「清官」的造型。
林耀堂從事繪畫創作四十多年,林耀堂舉辦畫展超過四十次。他對台灣本土的人物、歷史,是如此地用心畫作與記錄。而這些作品,一旦走入數位媒體的科技內,這些文物圖像的保存,意義就更深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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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藝術家王秀杞  石頭對話  人性刻劃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27(2006.4.29~2006.5.5)


一件石雕作品,評價好不好,不在於作品的「事件性」或「個案性」,而在於這件作品是否刻劃得出一個普遍的「人性」。放眼望去,石雕藝術家王秀杞的作品,幾乎都表達了他想要呈現的「人性」。

許多年前,台北縣政府計劃在林口鄉社區的婦幼公園,放置一件藝術品,以紀念「白曉燕事件」。然而,在王秀杞的巧思規劃下,他創作的雕塑品「大地之母」,傳達了「天下慈母心,放諸四海皆同」的理念,取代了行政官僚希望以「事件性」為主導的藝術設計,得以陳列在該公園。王秀杞堅信,透過作品,達到藝術潛移默化、教化人心的目標,是他從事公共藝術創作時,內心最為關注的議題。

王秀杞,一九五○年出生,世居於陽明山上舊稱「燒粳燎」山谷中的新安里。王家在這個山谷裡,有著數畝祖傳田地。由於家族世代務農,王秀杞從小就常跟著父母兄姐,到田裡耕種。王秀杞家裡共有七個兄弟姊妹,以農維生的父母親,經濟負擔很大。為了賺錢、養家活口,王秀杞也曾在三更半夜,跟著家人挑著橘子,步行兩個多小時的崎嶇山路,於大清早趕到山下的士林市場去賣水果換錢。


作品蘊涵道地的台灣味


農家繁重的勞動生活,不但鍛鍊了王秀杞過人的體力與耐力,也孕育了王秀杞對台灣本土文化藝術創作的動力。

王秀杞的作品,處處看得見「台灣味」,例如:「播種」、「守望」、「歸」、「龍骨車」、「捕魚」、「月琴」、「講古」、「望春風」、「耕」。生肖屬牛的王秀杞,更是以牛為題,創作了很多石雕品。

在山裡長大的王秀杞,從小就與泥土、石頭為伍,陽明山的安山岩,對他來說,再熟悉不過了。印象中,小學的時候,他就喜歡和同伴坐在大石頭上,把泥土與小石頭當成玩具來玩。他也曾在溪流中,把石頭堆成一個小水壩當泳池,看著水流穿過小水壩而行的景象。他甚至會自己一個人,把許許多多形狀不一的奇形怪石當成朋友,說起悄悄話。直到王秀杞的石雕藝術作品成名之後,他還是認為:「石雕就是我的語言、我的工具!」

回憶起小時候,王秀杞說:「媽媽常帶我們到關渡的媽祖宮去拜拜,偶爾也會到台北市艋舺的龍山寺。那時候,我就對廟裡的『石獅』、『龍柱』、『石堵』等的石雕作品非常好奇。」王秀杞唸國立藝專雕塑科時,透過李梅樹老師的引介,認識了負責三峽祖師廟整修工作的石雕師傅劉老師(綽號阿狗師),與木雕師傅黃龜理老師之後,他更加體認到,廟宇的石柱雕刻,既要鏤空又不能刻斷,實在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江湖一點訣   慢工出細活


聊到廟宇的石柱雕刻,王秀杞說了一個很幽默的小故事。「有經驗的老師傅刻龍柱時,刻了一陣子之後,就要抽煙、喝茶,甚至和人聊天,過了一會兒才繼續工作,他刻龍柱的功夫又細緻又精確。而沒有經驗的小學徒,以為老師傅偷懶,於是為了趕時間多做一點工,就拼命不停地刻,卻常刻斷作品。」

王秀杞指出,這是因為雕刻石頭時,石頭因磨擦而產生能量,內行的老師傅會等石頭能量釋放出來,並且冷卻之後,才繼續雕刻。這正是石雕前輩們口耳相傳的秘訣---慢工才能出細活。

藝專畢業後,在創作過程中,王秀杞仍三不五時聘請阿狗師,到工作室來指導自己的石雕技術。王秀杞開始創作人像雕刻時,由於沒有錢雇用一般藝術家所需的模特兒,身邊的親人,包括王秀杞的阿媽、父親、老婆、外甥兒女等,都成了王秀杞的模特兒。早期王秀杞很滿意的一個石雕作品「講古」,就是以父親、外甥兒女為模特兒而完成的。

那時候,最辛苦的莫過於王秀杞的太太,「她除了要花時間照顧家庭,還要長時間擔任我的模特兒。」


雕塑第一名,「永久免審查」


一九八四年,王秀杞參加全省美展,拿下「雕塑第一名」的成績,並獲得「永久免審查作家」的特殊榮譽。父親在得知這個消息後,高興得不得了,還為此大肆宴請親友。不識字的父親,認為古代有「文狀元」、「武狀元」,兒子獲得這份藝術界的殊榮,也就跟狀元差不多了。

然而,提起這個「永久免審查作家」制度,王秀杞卻是感慨萬千。既然成為「永久免審查作家」,在石雕藝術方面的成就得到肯定,王秀杞為什麼還深深感慨?

原來,當時每年舉辦比賽的「全省美展」,簡章中規定:「如果參賽的藝術家,連續三年的參賽作品,都得到前三名的成績,就可以獲得『永久免審查作家』的特殊榮譽。」

王秀杞參賽的第一年,得到第二名;第二年,第三名;第三年,才得到第一名。他參加美展比賽的項目是「石雕」,作品的重量很重,體積也很大,他事後才知道,第二年他得到第三名的原因,竟然是---評審者在評審時,連運送作品過程中所裝置的架子、箱子也不拆。

王秀杞認為,「一件雕塑品,從應該從四面八方去欣賞、研究,甚至是從三百六十度的角度去觀賞。」因此,這樣含糊、偷懶的評審方式,讓王秀杞頗為憤慨。這件事反而激勵他,第三年更用心、更努力準備參賽。


制度坑人    藝術家「啞巴壓死子」,有苦無處訴


第三年的參賽,王秀杞花了「十萬多元」,買了好幾噸重的觀音山石,做為雕刻的素材。二十多年前的「十萬多元」,對家境不是很好的王秀杞而言,負擔非常大。

王秀杞用了半年的時間完成這個石雕。他以這塊數噸重的觀音山石,刻出他想傳達的理念「守望」---「一個原住民牽著一條狗,守望著自己的土地、家園」。這個作品果然得到了「第一名」,而他獲得的獎金,是「三萬元」。

由於比賽辦法上規定,得獎作品歸由「主辦單位」(即「全省美展」)所得,參賽作者不得領回。因此,這件得獎的藝術品---「守望」,當時就由主辦單位全權處理。現在,這件約值市價兩百萬元的石雕作品,就陳列在台中市國立美術館的戶外,永遠回不到原創作者的手中。

據王秀杞所知,他連續三年的得獎作品,除了「守望」,因太重才沒有搬動外,另兩件作品則被主辦單位收到倉庫內。

「全省美展」的這種比賽,雖然鼓勵藝術家提出創作,然而,入不敷出的獎金所得,以及不尊重原創作者的智慧財產權,不讓藝術家保有其作品的做法,在在都令藝術家深表不滿。王秀杞用一句非常貼切的台語「啞巴壓死子」,來形容藝術家參賽時,被制度所坑、且無處投訴的遭遇。(後來,經過藝術家們努力多年爭取,這個制度終有改善。目前,已另立較合理的得獎作品收購辦法。)




王秀杞作品---逗蛙



不懂藝術欣賞    就會糟蹋藝術


其實,當年,作品「守望」寄去參賽前,王秀杞就嘗到行政人員不尊重作品的滋味。「全省美展」的收件處是台中的中興新村,不過,台北的藝術家也可將作品寄到新公園的省立博物館,請他們代收、代寄。王秀杞自己花了五千元的運費,請卡車公司把作品從陽明山的工作室,運送到省博館。省博館的代收者,卻以王秀杞的作品太重太大為由,恐嚇他:「下次作品再這麼重、這麼大,就不幫你收件!」

不只王秀杞一個人面臨這樣的問題,很多藝術家都有相同的經驗。王秀杞轉述了某位書畫家在當時曾經說過的俏皮話:「如果不懂藝術的行政人員,如此對待我們的藝術品,下次我就要設計一副巨大無比的書畫作品,大到連博物館的門都進不去,然後我就把作品放在門口,把門堵住,看他們怎麼辦?」

王秀杞提起,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有個藝術家用鋼筋、水泥,混合成一個藝術品,放在展覽會場門口處,第二天,作品不翼而飛,大家正揣測誰來盜走這件藝術品?後來才得知,收垃圾的人把它當成垃圾清走了。


先顧腹肚,再顧佛祖


做為一個藝術家,藝術和個人經濟生活之間,應取得一個平衡點。對於藝術品的價值,王秀杞一直抱持一個很合乎人性的觀點。他認為,如果一件作品花了創作者很多心血和時間去完成,卻只向收藏者收取不成比例的一點點費用,那就對不起自己的付出;反過來說,如果向收藏者收取高於價值太多的費用時,那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了。

王秀杞舉了一個實例。有一位台灣前輩畫家,他辛苦了大半輩子之後,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有一次某個畫廊幫他開畫展,一次開給他三千萬元的支票。他接到支票之後,痛哭流涕地說:「如果這三千萬,早在三十年前給他,那該有多好。過去,他想出國,去看看別國的藝術家創作,沒錢,辦不到;他想給老婆買化妝品,沒錢,買不起;自己住家屋頂漏水,沒錢,沒辦法修房子……」王秀杞用了一句頗為幽默的台語,明白地坦承:「藝術家總得『先顧腹肚,再顧佛祖』。」

前不久,有一位科技大亨,想在亡妻墓前,放置一件亡妻「少女形貌」的人像雕塑品。他對王秀杞的人物雕塑非常欣賞,也央請王秀杞照著他愛妻的照片雕塑,幫他完成心願。王秀杞的友人知情後,調侃王秀杞的事業「發了」,但王秀杞仍然秉持著一顆平常心,只收取合理的費用。王秀杞表示,「費用因素倒不是我最主要的考量,而是我贊同他希望『墓園藝術化』的理念,讓後人到墓園看到墓碑時,不再是冰冷冷的墓碑而已,還看得到有人性的藝術品。」


讓藝術走入全民的生活


法國著名的羅丹美術館,收藏並陳列著羅丹所有的雕塑藝術品,有室內的,也有室外的。羅丹美術館不但吸引世界各國的藝術家,也吸引世界各國的觀光客去參觀羅丹的藝術品,甚至羅丹美術館也免費開放給法國的兒童參觀。此外,羅丹美術館更是主動與世界各國的藝術界接洽,安排機會讓羅丹的藝術品到世界各地展覽。

反觀台灣,政府對推動藝術,或是保存藝術的政策,不夠主動積極,對全民的藝術教育也有待加強與普及。王秀杞曾自我解嘲:「我常與石頭對話,比較少與人深入談話。」他覺得藝術應該是讓人垂手可得,從生活中就看得到、摸得到的。他最大的期盼,是台灣這塊土地上能夠「藝術生活化」,讓藝術走入全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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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永明 舊書攤大學者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09 (2005.12.24~12.30)


沒有高深傲人的學歷,卻對台灣文史資料,有著無比濃厚的興趣和熱誠,持續不斷蒐集。
沒有正式學院的訓練,卻傾其半生之精力,寫下了五十本台灣文史著作,造福台灣子孫。


耳濡目染,沈浸台灣歌謠中


在台北市大稻埕出生、長大的莊永明,對大稻埕的陳年古蹟、風土人情、民俗歌謠、歷史人物等等如數家珍,信手捻來就是豐富的台灣本土史料。二十多年來,
莊永明用心蒐集很多的台灣文史資料,其中則以台灣歌謠史料最為豐富。

記憶中,莊永明讀中學時,經常到淡水河邊的露天歌廳去聽台灣歌謠的演唱。「那時候,台北的文化區塊可分成兩處,一處是外省人,在台北城內,在歌廳內聽歌,就像大陸的十里揚場一般;另一處是本省人,在淡水河邊第六到十二水門間的露天歌廳聽歌,夏天的時候蚊子多,還要點大蚊香來驅蚊,下雨或是颱風時,露天歌廳就只好停擺。」

此外,莊永明的老家就在台語歌謠作家李臨秋的住家附近,而且莊永明和李臨秋之子又是小學同窗,因此莊永明常常有機會陪著這位音樂家談天,彼此也結下忘年之交的情誼。除了李臨秋之外,台灣名作曲家呂泉生也是莊永明的忘年之友。莊永明的手邊甚至還有呂泉生的傳記資料---尚未付梓的手稿。


《民俗台灣》,深受此刊物感動


小學的時候,一些知名的「學友出版社」、「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兒童刊物,對莊永明日後影響很大。這些刊物提供他很多台灣鄉土知識的來源,遠遠勝過教科書裡的內容。從小學到中學,他持續閱讀這些刊物。這些刊物也不斷地蓄積他對台灣本土文史資料渴求的能量。

印象中,小學時,莊永明就曾看過一幅描繪台灣風味的插圖---謝籃。看到這個插圖,他深受感動,開始興起想蒐集這些資料的念頭。讀建中時,他開始在學校附近聞名的舊書店街---牯嶺街逡巡,想找一些與台灣早期文化有關係的文物。他挖到一個寶藏,那是一本《民俗台灣》的刊物。

這本《民俗台灣》是由一些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所編的。其美術編輯為立石鐵臣,他是「台灣最大的民間美術團體,同時歷史也最悠久、最有成就」的「台陽美術協會」(即台陽展)的發起人之一。而文字編輯則為池田年雄。莊永明對池田年雄的印象極為深刻,因為池田年雄雖然住在台北城內,但他曾說過,他喜歡來大稻埕,尤其喜歡享受那種「越境的樂趣」。因為北門附近的縱貫鐵路,就沿著台北城和大稻埕的邊境舖設著。跨過了鐵路,似乎就到另一個境界。

這本書給莊永明相當深刻的印象,因為這些日本人都能把台灣的景物用圖、文表達得如此生動、感人。這份感動讓莊永明開始朝著蒐集這些台灣的文史、古物資料的大方向前進。


「台灣第一」 撰寫中曾遭到警告


一九八○年,莊永明應詹宏志之邀,在中國時報開闢一個「台灣第一」的專欄,每週一次、有系統地撰寫出台灣的人文、歷史等文化性的文章,前後長達一整年的時間。剛開始寫這個專欄的時候,有些人不了解,還以為他在做類似「金氏記錄」之類的整理工作。他在這個專欄中,就陸陸續續介紹過「台灣第一個醫學博士---杜聰明」、「台灣第一個畫家---黃土水」……等等。

這個專欄推出後,讀者反應非常熱烈。很多人甚至主動提供更多的相關資料給莊永明。當時,台灣社會尚未解嚴,台灣本土文化不僅未被重視,還被國民黨政權高度壓抑,莊永明首開先例地整理出「台灣第一」的文稿,著名的文學家柏楊就說過:「莊永明是台灣第一個寫出『台灣第一』的人。」

莊永明在撰寫「台灣第一」專欄時,他任職公司的安全主任,有一次曾跟他轉達,「上面的安檢單位打電話來關心你寫的文章。」不過這個安全主任對他很好,主動把這些莫須有的壓力給擋掉了。


建南茶莊  生產第一個茶包袋


對蒐集史料興趣濃厚的莊永明,提到他無意中蒐集到「台灣第一個茶包袋」,興奮之情,洋溢在他的言談之間。

過去幾年間,莊永明一直很希望可以找到「台灣第一個茶包袋」。從小住在台北有名的茶街---貴德街上,莊永明知道,過去的台灣人喝茶,習慣將茶葉直接放進茶壺或茶杯裡,用開水沖茶葉後飲用。「茶包袋」是後來從西方社會引進之後才有的東西。

台灣早年的「建南茶莊」,是第一個引進德國的進口紙張,把茶葉放進紙張內,開發製成「茶包」的茶莊。當初為了推廣「茶包袋」的泡茶方式,還聘請當時的影劇界人士(如張美瑤、楊麗花)來做廣告。然而那時候的各種條件都尚不利於「茶包袋」的行銷,「建南茶莊」後來經營不善而結束營業。

莊永明知道「建南茶莊」的茶包袋,即為「台灣第一個茶包袋」,但是他找了很久,一直找不到。

三年前,莊永明在逛公館的舊書攤時,看到一本研究生寫關於皮影戲的論文著作,裡頭竟然夾著「建南茶莊」茶包袋上的標籤。他如獲至寶,欣喜不已。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個學生的指導教授,是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莊嚴先生。他在閱讀學生的論文時,随手把「建南茶莊」茶包袋上的標籤,當成書籤夾著。


遠赴加國  找尋蔡阿信的足跡


為了蒐集資料,莊永明一直捨不得花錢出國。不過他從不出國的記錄,終究在六、七年前的一趟加拿大之旅中改寫歷史了。當時,一個舞蹈團要遠赴加拿大表演,其中有友人邀他同行。

莊永明曾經研究過「台灣第一個女醫生---蔡阿信」,知道蔡阿信的晚年就在加拿大度過,甚至在那裡終老。莊永明向友人表示,要他同行去加拿大的話,行程中必須讓他有時間走訪蔡阿信生前住過的三個養老院。

這趟行程果真如莊永明所願。莊永明認為,東方白所寫的名著《浪淘沙》,書中的女主角丘雅信,雖是台灣第一個女醫生---蔡阿信的化身,但那畢竟是史實加上杜撰而成的。莊永明本人對真正歷史的興趣較為濃厚,即使他出國旅遊,仍不放棄任何追蹤史蹟的機會。

加拿大溫哥華的台灣同鄉得知道莊永明來訪,特地帶他到濱海的某個公園去看看。因為這個公園內,有一張蔡阿信捐贈的座椅,上頭刻著「蔡阿信」三個漢字。
當莊永明抵達這個公園,站在這個座椅前時,有個年輕人正坐在這個座椅上,他的手臂正好把蔡阿信的名字遮住了。莊永明請他挪開手臂,蔡阿信的名字就赫然出現。


文化傳承 長期筆耕奮鬥不懈


做為一個作家而言,談到目前的出版現狀,莊永明不免慨然。「以前在戒嚴時期的『報禁』時代,只有『中時』、『聯合』兩個較大的報社,而且報紙只有三大張。我一寫專欄,自己不講,別人也會知道。現在報紙種類繁多,張數也很多,我寫了文章刊在報紙上,還得自己告訴親友刊在哪一報哪一版,他們才會看得到。」

「在台灣的政治解嚴前後的十多年裡,只要是與台灣研究有關的書,大多為暢銷書,一年可賣到三千本。」莊永明估算,他一年約有四、五十萬元的版稅收入。他以為退休後,以版稅收入做為主要的收入來源,應當可以衣食無虞了。

但是,最近出版市場變化很大。現在出版一本與台灣有關的書,印了兩千本,賣了兩、三年還賣不完,更別提要靠版稅過日子了。這個現象尤其在綠色執政之後更加明顯。

雖然對目前台灣文化現象頗為失望,雖然因自己長期埋案筆耕之故,導致視網膜病變而暫時封筆,莊永明為保存台灣文化而付出的心力與精神,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推崇的。


蒐集成癖 台灣第一揚眉吐氣


莊永明,這位「蒐集成癖」的舊書攤大學者,從建中唸到國立藝專美工科,
他沒有高深傲人的學歷,卻對台灣文史資料,有著無比濃厚的興趣和熱誠,持續不斷蒐集。
他沒有正式學院的訓練,卻傾其半生之精力,寫下了五十本台灣文史著作,造福台灣子孫。
他撰寫《台灣第一》、《台灣近代名人誌》……到《台灣歌謠追想曲》、《台灣歌謠鄉土情》,他讓我們的後代知道,台灣的歷史和文化是值得發揚光大的,台灣的價值是值得追求與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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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曼.藍波安   達悟文學勇士 
擁抱飛魚之夢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0 (2006.5.20~2006.5.26)



一九八八年,台灣的民主運動蓬勃發展,原住民的正名運動、環保運動、反核四運動也在此時風起雲湧。夏曼.藍波安沒有錯過這一波波要求改革的浪潮。他的自我覺醒,正是來自他在台灣社會底層工作過的生命經驗。

夏曼.藍波安,達悟族的文學作家,民族正名及自治運動、以及蘭嶼反核廢料運動的先驅,一九五七年生,從小在達悟族人口中的『人之島』---蘭嶼長大。一九八八年,投入蘭嶼反核自救運動,曾擔任蘭嶼「驅除惡靈運動」總指揮。

從一九九二年到二○○二年,他陸續出版了《八代灣的神話》、《冷海情深》、《黑色的翅膀》、《海浪的記憶》等四本文學著作。

夏曼.藍波安是一個能文能武的文學勇士。他擁有淡江法文系學士,以及清大人類學碩士的學歷。他一方面用文學寫作,為達悟族的生命與生活經驗,留下珍貴的文字記述;另一方面,他身兼人類學者與原住民的身分,以自己的體力,身體力行,親身參與族人造船、捕飛魚等等的文化模式。


離鄉背井,隻身來台求學


國中畢業後,夏曼.藍波安和他的同學們,離開蘭嶼,前往台東考試。成績不錯的他,很幸運地考上高中。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夢想。夏曼.藍波安揚起了嘴角:「這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一件事。」

然而,家人無法感受到他想唸書的心,也體會不出唸書的重要性,父親要求他回蘭嶼,並留在蘭嶼。

夏曼.藍波安的父母共育有六個子女,有的同父不同母,有的同母不同父。和夏曼.藍波安同父同母的,只有一個妹妹。就達悟族的文化傳統而言,個人的私有財產,如水芋田、造船建屋的素材等,都是父子相傳的。對父親而言,夏曼.藍波安是他的獨子,也是唯一的繼承人。因此,父親要求夏曼.藍波安留在蘭嶼,也就想當然爾。

父命難違,夏曼.藍波安回到蘭嶼,待了一個多月之後,想讀高中的念頭仍然非常強烈。趁著父親出海抓魚時,他又偷偷跑到台東。

早期,由瑞士籍神父所創辦的台東天主教「培質院」,一直為解決偏遠山區及外島的鄉下小孩、原住民小孩,到台東市區就學的問題而努力。當時,台東教區負責蘭嶼事務的是瑞士籍的賀石神父。在賀石神父的協助下,夏曼.藍波安得以順利住進培質院,安心地在台東求學。


台東「培質院」,人格訓練與教育


夏曼.藍波安高中時期,培質院的養成教育,對他日後影響很大。尤其是東北籍神父鄭鴻聲,對他的影響更是深遠。「鄭神父管我們管得很嚴,把學生當軍人看待,作息、紀律都如軍令般地要求學生服從。」此外,鄭神父也教導學生一種生活哲學------要自己承擔一切責任與後果。

培質院的管理甚嚴,除了週六下午與週日整天的自由時間之外,只要學校一放學,學生就必須回到培質院。夏曼.藍波安在培質院住了一、兩個月後,因為很想念在蘭嶼的父親,又無法見面,因此他常常掉淚。

他經常寫信給他的妹妹。高二那年,父親到東沙島去採海藻,卻因身體適應不良而生病,後來只好回蘭嶼。父親從夏曼.藍波安給妹妹的信上,得知他在台東的地址,決定來看他。讓夏曼.藍波安感慨更深的是,當他看到父親時,父親卻不認得他了,因為他離開蘭嶼到台東求學時,身高不過才一百三十多公分而已,等父親再次見到他時,他卻已經長到一百七十多公分了。

他拿著公文給父親看,說是政府要他去唸高中,不識字的父親無法再反對,就任他留在台東讀書。夏曼.藍波安青春期的叛逆性格,在高中時期學會抽煙後,就展露無遺。高二時,夏曼.藍波安交到一個朋友,他的英文很好,可是卻也很「愛抽煙」。從此,夏曼.藍波安就煙不離手了。

對於鄭神父雖嚴厲但包容他的作風,夏曼.藍波安很是感激。離開培質院,進入社會以後,他常常想起培質院的院訓------「樸實剛毅」,這四個字對他的一生受用無窮。


拒絕保送,憑自己勞力賺錢


高中畢業時,夏曼.藍波安原本有機會可以被保送大學,甚至有三個學校,師大音樂系、高雄師院音樂系、高雄醫學院,可讓他挑選就讀。不過,夏曼.藍波安堅持不接受「保送制度」,一來,他認為自己的成績沒有好到那種程度,如果憑保送制度,將來在大學裡還是會跟不上其他同學;二來,他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難道原住民學生只有靠保送制度,才有機會上大學嗎?」

培質院的鄭鴻聲神父得知他不肯接受保送後,非常生氣,夏曼.藍波安回憶著當年的情景:「我不知道他是左撇子,他一巴掌對我打過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還氣呼呼地說:『你不要給我來培質院!』」

放棄了保送之路以後,夏曼.藍波安跟著同學,到中和的腳踏車工廠工作半年,負責做腳踏車的把手零件。當時,他住堂姑的家裡。因為堂姑丈是外省籍,他們就住在眷村裡。這是他第一次開始接觸「眷村」文化。

和一般的眷村小孩比起來,夏曼.藍波安覺得自己的語言比他們差,因而產生自卑感。此外,夏曼.藍波安的自卑感也來自一般人對地理基本常識的欠缺,因為當他告訴別人他來自蘭嶼時,別人都不知道蘭嶼在哪裡,但是只知道他是來自「穿丁字褲」的地方。


蘭嶼小孩,夢想讀大學


一九七七年的七月二日,夏曼.藍波安在汽水貨車上,看見貨車因為全台大專聯考之故,車速開得很慢。他內心深處有感而發,就在車上哭了起來。因為他從小學四年級起,就想要唸大學。

一九六七年,國民黨政府撤除山地管制,蘭嶼正式對外開放觀光。小學四年級的夏曼.藍波安,第一次接觸到一位政大關姓的學生,他因參加救國團的活動而前往蘭嶼。這個關姓青年的榜樣,讓夏曼.藍波安開啟了他想「讀大學」的夢想。

他想要憑自己的能力考大學、唸大學,這條路走起來,也就特別辛苦。夏曼.藍波安放棄搬運汽水工作之後,與另一個學長到毛巾工廠、紡織廠工作。這段期間,
他曾送過嘉裕西服的貨,也曾送過保力龍的貨,還到基隆去做綁鋼筋的工作,趁著工作之便,他把大台北的地形摸得熟透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夏曼.藍波安決定報考大學聯考。他暫時放下工作,到補習班上課,專心拼命讀書。然而,一向不擅理財的他,很快就把賺來的錢花光,以致到六月時就沒錢可用了。當時他住在永康街,早在考前多日,永康街很多家小吃店都被他賒過帳。


一邊隨車送貨,一邊準備聯考


考前兩天,夏曼.藍波安沒錢吃飯,餓著肚子度日子。考試當天,他從永康街徒步走到北一女中的考場去應試。縱使是餓得沒體力,夏曼.藍波安還是堅持把第二天的聯考考完,他覺得,這是對自己負責。

如果不是自己餓得沒體力,夏曼.藍波安還期望自己能考上台大考古系,或是哲學系,或是政大歷史系。然而,餓到發昏的地步時,光是連考試作答、用2B鉛筆塗試卷的力氣都沒了,哪裡談得上期望?考完試,他走回永康街,站在二十一巷的日式房子前,為著自己茫茫然的前途而哭。

一九七九年的暑假,考試失敗後,他先回到蘭嶼,之後再回基隆去綁鋼筋。接著他又到染整廠,擔任送貨員、貨運助手的工作。很幸運地,在染整廠送貨時,他遇到一個剛從中興大學畢業、很年輕的隨車司機。他知道夏曼.藍波安很想考大學,也一直幫著他。夏曼.藍波安很感激這個朋友:「他一邊開貨車,一邊幫我復習國文、歷史、地理等科目,我才能一邊工作賺錢,一邊讀書準備考試。」夏曼.藍波安終於在一九八○年,憑著自己的能力考上淡江大學法文系。

在讀大學之前,夏曼.藍波安就已嚐遍人生的挫折。他常常從挫折中反省自己。在他的眼裡,已經沒有什麼事是「順利」的了。一九八八年,台灣的民主運動蓬勃發展,原住民的正名運動、環保運動、反核四運動也在此時風起雲湧。夏曼.藍波安沒有錯過這一波波要求改革的浪潮。他的自我覺醒,正是來自他在台灣社會底層工作過的生命經驗。


重返蘭嶼,學習飛魚文化


一九九○年代,夏曼.藍波安回到蘭嶼,重新學習達悟人傳統的生活方式後,才真正澈底走入蘊育自己的部落文化。從造船、捕飛魚的文化中,他深深體認到海洋文化的生命力,以及達悟族與大自然生態融合成一體的人文思考。夏曼.藍波安認為,台灣也是一個四面環海的海島,但是長久以來,受到來自大陸內地的漢民族思想所影響,對海洋生態並不重視也不尊重。

夏曼.藍波安指出,同樣是捕魚,達悟族人抓飛魚,有著文化意涵,只捕捉自己所要食用的飛魚,以求自給自足;而台灣本島的漁船抓飛魚,卻是只有經濟意涵,漁民們橫衝直撞,大把大把地把網撒下,希望捕捉更大量的魚,以便賺更多的錢,完全不尊重蘭嶼的生態,連一百五十米深的海珊瑚也不放過。而蘭嶼在開放觀光後,資本主義的活動方式影響到達悟族人的生活型態,原本族人自給自足的經濟觀念,也一再遭受到極大的挑戰。


家遭重大變故,自我放逐南洋


二○○三年三月,夏曼.藍波安的人生再次遭逢重大變故,一個月期間,他接二連三地喪失了母親、父親、大哥三個親人。這對他的打擊相當大,也讓他一直思索著自己何去何從。二○○四年,他入選文建會「全球視野文學創作人才培育計畫」後,夏曼.藍波安就提出「南太平洋夢想之旅」。

這趟航行的時間,從二○○四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二○○五年的二月十五日。在心態上,驟然失去三個親人的夏曼.藍波安,有著自我放逐的味道。二○○五年,夏曼.藍波安考上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後,於五月底,第二次出海航行。這次航行中,夏曼.藍波安成為首位以獨木舟橫渡南太平洋的台灣人。

一位台灣中小企業家資助這次航行,在印尼打造南島民族復古船舷外浮桿獨木舟「飛拉達悟」號,由日本冒險家山本良行任船長,連同夏曼.藍波安,以及五個印尼人在內,一共七人同行。這艘船的船身長十七公尺、寬一米八、高一米八。他們航行中曾遭遇到三次大風暴。夏曼.藍波安一路上只有帶著全球衛星訂位儀,與一些米飯、泡麵,其他就靠釣鬼頭刀魚來充飢,他們並用柴油煮魚來吃,一度釣不到魚時,只能划著船去找其他釣魚的船,向他們要魚來吃。日本船長雖然備有衛星電話,但船出發後,就發生電話按鈕按錯,以致電話打不出去的狀況。這趟航行不算成功。





周邊六海浬,達悟傳統生態海域


政黨輪替後,夏曼.藍波安表示,則是語重心長地指出,「不容否認,在政策的推動上,民進黨比過去的國民黨更積極、更具體。但是,民進黨的立委在文化上、知識上的素養,還是不夠。」他甚至認為民進黨的立委仍是「民粹」主義至上,把很多應該由全民共同討論的問題,都丟給原住民委員會去解決。

夏曼.藍波安指出,「全蘭嶼的人口,只有四千多人,就算把蘭嶼人全部塞進台北市羅斯福路的台電大樓內,也綽綽有餘。」相較於兩千三百萬的台灣總人口,達悟族在人口比例上,算是非常弱勢的民族,但它卻有著獨特的飛魚文化,台灣執政當局,更應特別珍惜這項台灣人民共同的資產。因此,夏曼.藍波安強烈主張,民進黨政府應該提出「蘭嶼周邊六海浬,列為達悟傳統生態海域」的政策,唯有如此,才能讓當地的海洋資源受到保護而得以永續。「如果這個政策無法通過,那麼,說得再多也是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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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家潘朝森 無言美女探索人性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2 (2006.6.3~2006.6.9)



潘朝森,一九三八年出生於苗栗市西山里,是潘家的次子。潘朝森的父親,一生在山林服務。潘朝森幼年時期,就隨著家人,住在父親林務局新竹縣尖石鄉內灣村的宿舍裡。但由於工作之故,父親極少在家,一家十多口人的生活重擔,幾乎由母親一手扛下。潘朝森小時候特別乖巧,因此備受母親的呵護。


眼疾之苦 童年黑暗渡日


一九四○年代,台灣的物質水平、醫療水準都尚未起步。學齡前,潘朝森因不知名的眼疾,經歷了兩年黑暗的童年時光。潘朝森憶及當年,不禁莞爾說道:「我那時候猛吃油炸的甜不辣,不知是否因此才導致眼睛紅腫?」至今,他仍然不知原因。不過,此後兩年,潘朝森的眼睛裡佈了紅絲與白點,視身外之物皆模模糊糊。

潘朝森的眼疾,令母親十分憂心。母親不但弄來中藥、草藥,要他乖乖按時服用,還將中藥粉與地瓜、蛋白混合調好,要他敷眼睛。「這個藥汁敷在眼皮上一陣子之後,會乾硬,好像蛋殼一樣,必須輕輕敲,然後把它拿下,如果用力扯,眼皮會很痛。」


為了吃中藥,並避免不小心吃下一些含解藥成份的蔬果,小小年紀的潘朝森,必須單獨一人用餐,吃醬瓜配稀飯,不能與家人同桌飲食。這樣特別隔離的結果,導致潘朝森的身心受創很大。潘朝森的內向與缺乏自信,就從這時候開始。潘朝森也知道母親用心良苦,因此他每次喝藥時,都是一飲而乾。


潘朝森聽過鄰居對他媽媽說:「妳那麼多個小孩,一個瞎眼也不會怎樣?何必那麼辛苦和憂心?」潘朝森的媽媽卻是回答說:「這個孩子實在太乖太聽話,他的眼睛如果瞎了,我實在不甘。」


重見光明 展現繪畫天份 


有一次為了醫治眼疾,母親背著他到山裡求訪名醫。去程他們母子涉水渡河(新竹縣的油羅溪),回程大雨滂沱,潘朝森在媽媽背上卻驚覺腳已浸水,如果不是對岸有鄰居叫他們繞道,母子二人或許會因此而遭不測。母親的細心呵護,加上潘朝森自己堅強的意志力,經過兩年的治療,他終於能夠重見光明。


恢復視力不久的潘朝森,很急切地想上學,卻因自己生性膽小、怕光、怕與陌生人交談,差一點成了問題兒童。就在那個模糊的童年裡,潘朝森漸漸發現,自己喜歡塗塗抹抹,喜歡畫畫。小學時期,潘朝森不是被選為做壁報的高手,就是被選去參加繪畫比賽。


潘朝森就讀芎林中學時,遇上了台灣美術教育界的名師---用畫筆展現對台灣之愛的畫家---蕭如松。潘朝森受到蕭如松的訓練及薰陶,得到極大的啟發與鼓勵,「我一生最早的一次個展,就是在蕭如松老師的手中催生。」蕭如松的剛強和潘朝森的文弱,恰成強烈對比,彼此也有互補作用。潘朝森越來越確定自己想走藝術創作路線。潘朝森很感念蕭如松的指導,師生相交四十年的生涯中,即使曾有六年的歲月,潘朝森遭到蕭如松的誤會,潘朝森還是對恩師不離不棄。


中學畢業後,潘朝森報考了台北師範學院藝術科。北師藝術科的錄取率,大約是五、六十人取一人,在一般學生眼中是很難考取的。然而,潘朝森就是考上了。


鍛鍊意志 準備藝術創作


考上後的那個暑假,為了鍛練自己的意志力,家境還算小康的潘朝森,堅持在自己家鄉內灣村對面的南亭村,到苗圃去拔草賺錢。「那個暑假,我每天晒了好幾個小時去拔草,賺到六十元,並用這筆錢買了一個畫架。」


潘朝森曾到水泥廠做小工。這個工作不像常人想像的那麼容易。水泥調好後,水泥師傅會要求小工把水泥倒在盤子上,不能出差錯。偏偏潘朝森在倒水泥時,連連出了四次差錯,都把水泥倒在盤子外。水泥師傅實在受不了,開口大罵。潘朝森就這樣被水泥師傅罵走。


有一次,潘朝森到田裡工作,他的任務是要挑著秧苗,把秧苗交到插秧者的手上,然而他常常在挑著秧苗的過程中,跌得四腳朝天,因此這份工作也就告吹。後來,他也曾要求要隨著父親,在山裡架設電話。由於電線桿很重,一整天工作下來,潘朝森幾乎是把臉搞得烏漆抹黑地回家的。


經年累月靠著這些意志力的鍛鍊,潘朝森才能讓自己在六十八歲的高齡,還能於週日清晨六點,開著車出門,前往自己位於八里的畫室,一畫就是一整天,直到下午五點才收工回家。「午餐時,我簡單地用電磁爐煮個麵,就能度過一天。」


錯過情緣 心靈轉變甚大


北師藝術科畢業後,潘朝森考上台中師專。師專藝術科的學生,生活起居通常只有宿舍可用,沒有個人的畫室。當時,潘朝森的另一位恩師---台灣膠彩畫家林之助,他不但教導潘朝森,也把自己的美術準備室借給潘朝森使用。台中師專剛畢業時,潘朝森參加中部美展,得到特選第一名的成績。後來,有一件特殊的事情發生,使得潘朝森在繪畫創作中,心靈上有著極大的轉變。


在那次中部美展會場,有一個女生來看畫展,知道潘朝森是第一名時,她似乎對潘朝森很心儀。兩天後,她到學校指名要找潘朝森。潘朝森那時面對女生會自卑,他的身材瘦瘦弱弱,自認不是玉樹臨風的帥哥;而且他心中執著於藝術的追求,甚至還自認為是梵谷的化身,所以對男女交往一事,不知如何應對。


潘朝森只好走出校門,會見這位女生。隨後,潘朝森與那位女生,一起到台中公園繞一圈,之後就各自回家。當時究竟聊了些什麼,現在也回想不起來。那位女生,向他表示,自己叫做徐曉萍,是東勢客家人,在台中市某個小兒科醫院當護士。他們一共在台中公園散步兩次,有一次,潘朝森花了三元,主動請她看一場電影。


還有一次,潘朝森準備五元,打算她來找他時,他可以請她吃飯,兩人各吃一碗兩塊半的蛋炒飯,五元剛剛好。沒想到,她卻沒有事先告知他,就帶了她的一位朋友同行。那一餐,潘朝森只得自己餓肚子。





無言美女 獨特創作風格


這段感情發展,若有似無,本來潘朝森也沒有特別刻骨銘心的感受。然而,就在潘朝森離校前一晚,她來向潘朝森要住址。她似乎想告訴潘朝森,她願意與他訂終生。但是潘朝森卻是清清楚楚地向她表示,自己要當個小學老師,並不打算結婚。


次日,潘朝森要搭車回新竹。出發之前半個多鐘頭,學校西畫社團的小學弟,拿著一大把的萬年青交給潘朝森,並表明是徐小姐所託。這時,潘朝森才突然心慌意亂起來,剎時不知所措。潘朝森在台中師專唸書時,幾乎畫遍整個校園,因此他知道可以將這一大把萬年青種在校園某一處。火車就快要啟程了,他趕緊把萬年青插入土裡,然後匆匆離去。


搭上火車後,潘朝森千頭萬緒,一路沉思,整個人好像脫胎換骨一般,有著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他突然後悔自己過去不婚的決定。回家之後,他曾瞞著母親,兩次前往東勢去找她。潘朝森到她住的客家小鎮去,兩次都問不到「徐曉萍」的下落。潘朝森只好倖然而歸。後來,有人告訴他,她的本名應該叫做「徐萍妹」,而非「徐曉萍」。


原來,她與潘朝森交往時,對他隱瞞了真相。沒有真實姓名,沒有確實地址,從此以後,她的音訊杳然,再也見不到她的倩影。這段情緣,就這樣陰錯陽差地與潘朝森擦身而過。


潘朝森承認,一九七四年,他以台灣最年輕的畫家身份,於三十三歲的年紀,在國立歷史博物館開畫展時,他其實是想讓她知道,他還在畫壇努力。潘朝森深深覺得,這份感情很唯美,他遠離了第一時間(當初追她追不到)之後,可以把自己抽離出來,這樣的動力讓他創作一輩子也不會累。


潘朝森畫筆之下的女性,多半沒有嘴巴,臉部呈現平面、沒有立體感,眼睛大都是閉著的。潘朝森強調:「我畫的是人物,不是人體。人體就需要五官清楚呈現,人物創作則是呈現我的感情。我常常覺得張開眼睛,會受傷害,因此我的人物通常是閉著眼的。」也許是這段無緣的愛情,導致潘朝森日後繪畫創作的獨特風格。


馬祖當兵 拿筆偷偷作畫


潘朝森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沒過於在馬祖當兵服役之時。他擔任戰地排長,在馬祖生活了一年十個月,常常目睹馬祖海邊的漁村風景。馬祖的石頭屋,漁夫捕魚、晒網,海邊賣魚的姊弟,即使退伍後,那一幕幕之景,幾乎歷歷如繪。而這段當兵的日子,也是他最痛苦難敖的日子。


那時,政府徵調台灣子弟去馬祖當兵,第一優先考慮的條件是,必須易於管理,因此師專、師院畢業的學生,就是最佳人選。然而,因為馬祖的戰備位置特殊,軍方要求服役的人,不准「畫」任何景物。這對自小就愛畫畫的潘朝森而言,簡直是一種酷刑。「真的完全沒畫畫?」潘朝森笑笑說:「怎麼可能?我還是手癢,畫了將近二十張小小的水彩畫。」


退伍回台前,阿兵哥們一個一個輪番上陣,接受返鄉前的最後檢查。那時,約有三百人在同一梯次退伍。潘朝森把自己的畫,藏在包包裡,唯恐被查出來。趁著前一人檢查完之際,趕緊把自己的包包踢到他的腳邊,等到自己通過檢查後,再把包包踢回來自己的腳邊。就這樣,這些珍貴的畫作終於安然無恙地隨著他回到台灣。


放棄寫作,重新塗抹畫布


當兵時,無法作畫的挫折,令他難以忍受,他開始提筆寫作。他在軍中服役,休假日就常寫稿。潘朝森的文筆不錯,馬祖日報、中央日報的副刊,常常刊出他的文章。退伍回台的潘朝森,雄心萬丈,本想改行當作家,當時的徵信新聞社(中國時報的前身)副刊主編,也向他邀稿。但事後的發展卻事與願違。


潘朝森在副刊上,寫了一篇以「車掌小姐」為主角的短篇小說,他以第一人稱的手法,虛構了一個考上北一女,但沒錢唸書的女孩,不得已只好去當車掌小姐的故事。這篇文章,引起許多人的共鳴,讀者的迴響不小。


讀者之中,有一位老作家,寫了洋洋灑灑的八張信紙給潘朝森,表明想認識「她」,並在信中表示,他可以在學校裡查「她」的資料。這位老作家的舉動,讓潘朝森相當震驚。他覺得自己欺騙了這位老作家。心虛之餘,他決定封「鋼」筆,不再寫作,並重拾「畫」筆。潘朝森後來反省,「文學應用文字來表達,而自己卻應該是用繪畫來表達自己的思維才對。」潘朝森雖然放棄寫作,重拾畫布,但他的畫風與眾不同,總帶有濃濃的文學氣息。


面對台灣的年輕藝術創作者,潘朝森有感而發地表示:「他們的心太浮了,很多人都希望一夜成名、一步登天。」潘朝森特別指出,國家的藝文政策,很可惜地浪費掉了。他舉例而言,像「雄獅美術」這樣的民間私人企業,或是「吳三連文教基金會」,都設立藝術獎項來獎勵新人創作,國家更應該主動提撥經費出來鼓勵新人創作才對。


台灣客籍油畫家潘朝森,學生時代開始投入繪畫的學習與創作,歷經全省學生美展第一名,台陽美展首獎「台陽獎」,省教員美展第一名,以作品「思」代表我國參加法國坎城國際展,榮獲「國家榮譽獎」……。


潘朝森拿著畫筆作畫,超過五十年。他聽著林間鳥鳴,畫作就以鳥為題;
他看著松鼠跳躍,心境就興奮不已;他情緒低潮,則造訪山林,與樹交談。
五十年的繪畫生涯,潘朝森不斷克服挫折,不斷熱情創作,不斷探索人性,
他堅信:「畫作若不能感動自己,就無法感動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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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正 掌中絕藝 指上超塵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26(2006.4.22~2006.4.28)


布袋戲在台灣文化中,一直扮演著一個很特殊的角色。從過去到現在,包括日治時代與國民黨統治時代,布袋戲的歷史演變,相當崎嶇坎坷。一九七○年代之後至今,從李天祿「亦宛然」、新莊許家班「小西園」、雲林黃家「雲州大儒俠」、「霹靂」,到中南部的沈明正布袋戲團,都為台灣的布袋戲文化,做了很大的貢獻。

「明曉掌中演絕藝,正知指上幻超塵」是沈明正為保存、延續台灣布袋戲文化努力的最佳寫照。

沈明正,一九五九年生,雲林斗六人,成長於戲劇家庭。父親沈雀是知名藝人,先後經營歌仔戲團與布袋戲團。過去農業社會時代,不少歌仔戲團員,常因經濟問題向團主借錢,有時錢借走了,人也跑了。「我父親便在這種經濟負擔下,結束歌仔戲團。後來他又頂下一個布袋戲團。但是他不會演布袋戲,只能當戲團老板。」


耳濡目染,踏入布袋戲界


沈雀五十多歲才「中年得子」沈明正。沈雀的布袋戲團因為所聘的演師不錯,演出機會很多,經常在廟會中演出外台布袋戲。沈明正從小在戲棚下耳濡目染,加上自己對布袋戲產生濃厚的興趣,因而開啟他拜師學藝的歷程。

沈明正十二、三歲時,由於電視布袋戲的興起,以及國民黨政府政策---明令「跑江湖」藝人禁止賣藥,父親的布袋戲團只好解散。沈明正於是到嘉義大林鄉向吳金興(阿郎)老師學習。

阿郎老師是個很特別的人,平常與人講話時會「口吃」,但是一上場演起布袋戲卻從不「口吃」。阿郎老師的劇團,有一位「阿川」先生,人稱「變景川」,他會在舞台上用機關變景,能設計夜光效果,還會用一個圓形轉盤,裝上電動馬達,讓木偶騎著腳踏車,並用繩子把木偶拉到觀眾席。

不但如此,阿川還製造特殊現場效果,用飛機、大炮引爆,讓糖果掉下來,使得看布袋戲的兒童歡笑不已。劇團尚有一位配樂師「阿華」,用音樂把整場的氣氛帶得很恰當。這個劇團因此頗受歡迎,外台戲演出機會接應不暇。沈明正就在這個劇團中一步步學習。

布袋戲界有個術語,稱之為「開口」,意思是操作木偶者能兼「口白」。十五、六歲的沈明正,在學習過程中,阿郎老師訓練他的膽識,讓他試著「開口」助演,並不斷練習。

中學畢業後,因對布袋戲的愛好與投入,沈明正不再升學,繼續投入布袋戲的學習行列。當兵前,他因緣際會向南投「新世界掌中劇團」的陳俊然老師學習。因為已有「開口」演布袋戲的經驗,沈明正就在陳俊然的本團,當起「半學徒」助演。


開口操偶,有機會就練習


那時,布袋戲的外台戲分日戲與夜戲。日戲算是練習場,讓學徒直接上場演出,台下觀眾不多,是訓練學徒開口演出的時機。夜戲則是團主本人的功力秀。有的觀眾甚至會直接向團主反映當天日場學徒的表現。沈明正便是從日場的演出開始磨練起。

有一次中秋佳節,陳俊然的布袋戲團廣受各地廟會邀請,本團之外又分了二、三團四處演出,沈明正就在二團擔綱演出。想起當初學習過程,沈明正表示:「做學徒是非常辛苦的,學布袋戲要靠自己觀察與揣摩;跟著老師出去演外台戲與內台戲時,要靠自己去背戲劇內容,學老師的聲調、語氣、口白的方式。」

那時,有一個「中聲唱片公司」,曾幫陳俊然把布袋戲的劇情錄製成唱片發行。沈明正很認真地聽著唱片學習口白,常常三更半夜還不睡,躲在棉被裡,邊播放唱片邊拿手電筒抄劇本提綱,也常常因而被罵。不過,沈明正的功夫也因此慢慢累積下來。

退伍後,沈明正仍一心朝布袋戲事業發展。當時中興電台的副台長孫正明先生正從事廣播工作。同是演布袋戲出身的孫正明,有心想提攜後進,培養電台的布袋戲聽眾,沈明正便毛遂自薦與孫正明接觸。沈明正很幸運地進入電台,從事布袋戲廣播,跟著孫正明老師邊做邊學。

孫正明與陳俊然同輩,那時陳俊然最成名的代表作「鐵漢男俠」,已經在電台播了一陣子,沈明正進電台後,由於陳俊然的外台戲仍然很多,就由沈明正接著播演這齣「鐵漢男俠」。


彙音寶鑑,用台語讀漢字


沈明正在電台工作時,除了「鐵漢男俠」之外,也花了相當多的功夫在錄製古書歷史劇布袋戲。為了加強口白的功力,孫正明推薦沈明正熟讀《彙音寶鑑》一書。這是一本查閱台語語音資料極為重要的工具書,是嘉義梅山的沈富進先生所編著。靠著這本《彙音寶鑑》,沈明正以自修的方式,把歷史古書的台語口白,鍛鍊到「看到漢字,就能讀出台語的音」。

在電台製作廣播布袋戲時,因為聽眾看不到影像,聲音的表達就特別重要,不但口白要流暢、配樂要合宜,機器音量的控制也要恰當,沈明正回憶道,「我曾在錄音間裡,嘴在講,腳在踏,手在打,眼睛還要注意看機器訊號是否正常……」孫正明常常以此為傲。如果有朋友來訪,孫正明就會帶他們進錄音室參觀,並陶侃沈明正像猴子一樣,自己一個人乒乒乓乓地錄音。沈明正也因此鍛鍊出十八般武藝。

一九七九年,沈明正創立「沈明正廣播劇團」,當時他只有二十歲,但是他投入的努力與用心,不下於許多布袋戲界的老前輩。他把歷史古書如《三國演義》、《封神榜》、《春秋戰國》、《少林演義》等,以精彩的口白、緊湊的劇情,透過廣播電台的放送,風靡了不少中南部的布袋戲愛好者。


歷史古書,題材栩栩如生


一九九二、九三年間,沈明正開始在電台播出一套完整的《三國演義》。之前,沈明正的外台戲演《三國演義》時,由於時間有限,都是只演其中一段的故事而已。《三國演義》開播後,曾有某個歷史老師打電話到電台,指明要買他的布袋戲錄音帶。這位老師告訴沈明正:「因為每次上到<赤壁賦>時,學生都很難讀得通、記得住。」而沈明正卻能把《三國演義》的故事說得栩栩如生,他打算買來放給學生聽。

問起沈明正,為何早期沒有往三家電視台發展,他非常感慨地指出,曾有家電視台的節目經理與他接觸過,這個經理也找了某個導播到中部來看他的布袋戲《少林寺》演出。

沈明正忿忿地說:「沒想到這位導播一來就對我明講,如果我能拿出兩百萬來,他立刻可以安排演出。」這樣大言不慚的要求,令沈明正相當吃驚。他看沈明正不依,還退而求其次,要求沈明正給他六十萬,讓他去布置音樂設備。

沈明正痛心疾首地說:「我花了三十多萬搭布袋戲的布景、舞台,他連看也不看,竟是以這種方式對我變相勒索。」事後,他輾轉得知,這個導播是蓄意「封殺」他上電視台。

這個事件,對沈明正個人的影響很深。那時候開始,他對自己立下一個心願:「將來有一天,一定要把我的布袋戲拍成片子。」一九九○年代起,沈明正的布袋戲在中南部地區的地方電視頻道播出。一九九九年,沈明正製作了電視版的布袋戲《三國演義》,在衛星頻道的「環球電視台」播映,讓全台喜歡布袋戲的觀眾,除了「霹靂」之外,還有另一種更優質的選擇。




























                                                                                                       【三國演義】布袋戲布偶,圖左為孔明,圖右為關公。



三國演義,正好借古諷今


為了演好《三國演義》,沈明正仔細地研讀了三種版本,一是大字足本的完整版,一是兒童易懂的白話文淺顯版,還有一個是學者專家的人物評論、批判版。經過多方的比對,抓住書中各個人物的性格,多方揣摩、刻劃之後,沈明正才開始製作拍攝。這部年度歷史大戲,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拍攝製作完成。

在《三國演義》的布袋戲裡,雖然演的是歷史故事,但是沈明正不忘扣住現實社會的政治現象,他鞭辟入裡的政治批判,其實是相當「草根」的,他毫不諱言地指陳當下台灣社會的政治亂象。布袋戲「借古諷今」的功能,沈明正演來正是絲絲入扣。

其他還有多部歷史劇布袋戲,如「薛仁貴征東」、「鐵漢男俠」也都是在沈明正精心策劃下,用心製作出來的。

目前,沈明正布袋戲劇團的野台戲公演,每年都超過兩百場以上。沈明正本人除了接受大專院校推薦公演外,並配合藝術學院,擔任暑期大專學生木偶研習指導藝師。

二○○六年年初,民進黨新舊閣揆交接後,新聞局辦了一個,「SHOW台灣!尋找台灣意象系列活動」,第一階段票選時,超過七十八萬名民眾投票,選出布袋戲、玉山、一○一大樓、美食及櫻花鉤吻鮭等五大主題,認為這些最能代台灣意象。五大意象中,則以「布袋戲」代表台灣文化認同。


無校無系,尚待政府努力


這項票選結果,看在沈明正的眼中,其實很荒謬。談到布袋戲的遠景,沈明正並不樂觀。他坦白指出,從過去到現在,政府根本沒有對台灣的布袋戲文化用心耕耘。第一,過去國民黨戒嚴時期,是由台灣省教育廳在管劇團,每年都會舉辦戲劇比賽,所謂的評鑑,都用外行人來對各布袋戲劇團評審,沈明正最氣憤的是,「評審者,有的甚至連台語都聽不懂。」

第二,國民黨政府從來沒有制定政策,來鼓勵年輕一輩的台灣人學習布袋戲藝術。京劇來台後,為了培養學生學習京戲,國民黨政府不論用政府力量或是讓私人辦學,「復興劇校」、「大鵬劇校」、「華岡藝校」。各級藝術學校設有歌仔戲科系,則是近幾年的事。然而,不論是國民黨政府或是民進黨政府,從沒有為布袋戲設過任何科系,正式招收過學生。

在這種情形下,民進黨政府還誇口說「布袋戲代表台灣文化認同」,這樣的說法實在讓他無法苟同。沈明正從事布袋戲演藝事業二十多年,從有興趣到全心投入,他還是一心一意想把布袋戲發揚光大。他期待有朝一日,至少在陳水扁總統任內,民進黨政府真正重視這項民間藝術,開辦學校或科系,以國家力量來培植演布袋戲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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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出版蠻牛--林文欽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08 (2005.12.17~12.23)



二○○五年十月,海外的美國《台灣公論報》和台灣島內的《自由時報》合辦一個活動,由海內外十七位作家、十九位學者、二十七位意見領袖,共同評選、推薦五十本最能孕育台灣人文主體意識的啟蒙書。在這個票選活動中,前衛出版社與其同系列的草根出版社所出版的書籍,踏踏實實地占了一半之譜,足足二十五本。

這個結果對前衛出版社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與肯定。投身台灣出版事業長達二十三年之久的前衛出版社老闆林文欽,雖然因此而感欣慰,但長期觀察台灣出版界現象的他,同樣地對台灣社會「不愛讀書」、「不讀書」、出版市場萎縮的情況,深感痛心疾首。林文欽直言不諱地說:「近年的台灣出版景況,讓我做得手酸腳軟,幾近六神無主。」


編遍各類書籍,開始籌資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起,林文欽開始任職於三民書局編輯部,三個月即升任主編。當時正是三民書局的出版高峰期,不但出版教科書,更廣括社會科學及應用科學類,姊妹公司「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文史類的《滄海叢刊》,吳錦發及彭瑞金的第一本書就在此出版。全部種類的書籍都在林文欽手上編輯,以三天一本書的進度,在三民書局三年十個月共編了超過五百種書。

一九八二年九月,雖然三民書局給林文欽優渥的月薪遠超過當時大學教授的薪水,每年有六個月的年終獎金,還配有宿舍,他卻深深自覺:當個編輯雖好,但是卻無法出版自己想出版的書。秉持著一股熱忱及善心,林文欽想要幫熱愛台灣這塊土地的作家出書。為了完成他的出版大夢,於是他離開三民書局,同時向親友籌款創辦前衛出版社。

從一九八二年的戒嚴時期開始,一直到一九八八年的解嚴時期,前衛出版社讓台灣社會的「反(國民黨)對言論」擁有一塊可以暢所欲言的園地。林文欽立下心願,要讓台灣作家都在前衛出版社集中出版作品,並自許為「台灣論述」、「反對論述」的大本營。


不愛書、不看書、不買書的人,愈來愈多


「目前書的市場上,大概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營運狀況還算不錯,但那也算是搭上全球暢銷書『哈利波特』的便車,才有這樣的成績。」林文欽語重心長地表白。

現在台灣社會裡,書的市場可說是全面下滑,以前出版社的退書率約為五成,最近退書率不斷上升,幾乎飆漲到六成、七成。台灣人的閱書率之低實在令人汗顏。林文欽指出,這約略可歸納成三個因素:

1、科技性的因素:網際網路(Internet)的普及,使得許多人坐在電腦前就能獲得一些資訊。過去為了找資料,必須到圖書館借書或是到書店買書的時間、金錢成本,以及瑣瑣碎碎的繁雜手續,大大地減少了。相對的,花錢買書的人就少很多了。

2、經濟性的因素:因為經濟愈來愈不景氣,對一般的家庭而言,圖書消費的支出能減少就儘量減少。

3、社會性的因素:因為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已呈現混亂狀態,高知識份子和中、低知識份子不論在求職或在職的差距都不明顯,導致整個社會對讀書的風氣不鼓勵、不支持。


《武士道解題》希望改造台灣人的心靈


前總統李登輝,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又曾在日本留學深造,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感召的他,從政以來,長期著思考如何改造台灣人的心靈。因此親自以日文寫作了《武士道解題》一書,詳述他在「武士道」的價值觀的架構下,人格修練的求道體驗,並解開《武士道》的要義,以做為人品道德教義、性格德性修養、思想觀念培養、理想真理探索等國民精神的原動力。這本書於二○○三年在日本出版。出版才一個月,就廣受日本人的推崇,此書接連印了十刷,銷售約十萬冊。

職是之故,二○○四年年初,林文欽決定出版「中文版」的《武士道解題》。這本書對前衛出版社而言,算是「強棒出擊」,在銷售成果上突破一萬五千冊。但是,如果仔細研究銷售狀況,就會發現,個別的讀者購書才約五千本,其餘則是透過李登輝之友會、台聯黨(政黨力量)、扶輪社……等等社團組織大批購書,才能有「突破一萬五千冊」的成績。

和日本社會相形比較之下,台灣人購書、閱讀的情況實在相去甚遠。這也讓林文欽有著很深的感慨「就拿坐捷運看書,和日本人坐電車看書相比,有人就認為台灣的捷運穩定度不夠、人多、中廂內空間設計不佳,不適合閱讀。理由是不少,這些藉口之下,其實就是不愛看書……」


大河戲劇雖轟動,珍藏好書沒銷路


旅居加拿大的台灣作家東方白,花了十年功夫,用心寫出一百五十萬字的大河小說《浪淘沙》一套三冊,共兩千兩百頁。這部小說一九八二年就獲得「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前衛出版社自一九九○年即開始出版該套書。随後數年,這部小說頗受文學界的重視與青睞,在海內外的銷售量甚至已達一萬五千套以上。

二○○五年,台灣的電視媒體-----民視,很慎重地把《浪淘沙》拍成年度大戲,並於五月開始上映。接著九月之後,《浪淘沙》移師到公視上映。

這齣歷史大戲由於劇本好、卡司陣容強大,不但未演先轟動,上映後收視率也亮出漂亮的成績,甚至先後在兩個電視頻道上播出。不過,對出版該書的林文欽而言,卻有著極為諷刺性的結果呈現,因為高收視率,並不代表高購書率。

林文欽表示,十五年前出版《浪淘沙》時,東方白在小說的對白中,用了很多「台語」語句來書寫。十五年後,為了配合電視大河連續劇的播出,東方白特地加了上千個註解,以便讓更多人了解小說的內文及其精神。

為此,林文欽不惜砸下重金,斥資數百萬元,重新排版、印刷,甚至為了讓讀者易於保存、收藏,更進一步可以用書來「裝飾」、「擺飾」家居環境,而推出新封面設計、新包裝書盒的平裝本,以及絨布燙金封面附翡翠皮書盒的精裝珍藏版。台灣本土的文學作品,有如此「經典級珍本」,可說是台灣文學界破天荒的創舉。

然而,精裝珍藏版印了一千套,平裝版也印了兩千套之後,效果並不彰,銷售情況並沒有原先預期的好,幾乎各有一半賣不出去。事實顯示,這一齣當紅的電視劇,看電視的人非常多,但因此而看書的人卻少得可憐。



資訊取得愈易,求知熱誠愈少


回想過去在戒嚴時期,國民黨動不動就查禁黨外政治性或文化性雜誌。在那段風聲鶴唳的歲月中,林文欽充滿了「奮力對抗國民黨文檢制度」的豐富閱歷與信心。「書愈禁就愈紅、愈暢銷。」禁書反彈的理論,放諸四海皆準。

林文欽表示:「那時候,台灣人的閱讀率反而比較高。當權者愈是不斷禁止,反抗者愈是積極爭取。」但慢慢地台灣社會在改變,對年輕的一代來說,資訊愈易取得,追求智識的熱誠也愈來愈少,整個社會普遍缺乏追求優質社會的精神,這個情形在二○○○年綠色執政後更加明顯。而且選票壓力下,立竿見影的事才做,細水流長的文化事業則乏人問津。

林文欽很無奈地對這種現象下了一些結論:「中國的文學大師朱光潛曾經說過一句話:『人都往抵抗力較低的方向走。』我覺得,現在的台灣人已把這句名言發揚光大。台灣人『厭讀症』,源自智育的惰性、心靈的毀壞、精神的墮落。」儘管如此,自詡為「台灣出版蠻牛」的林文欽,依然堅強地站在台灣的出版界,鍥而不捨地努力著,為的是替台灣的文學與文化,留下一片可與中國文學相抗衡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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