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下)
 

 

整個事情的導火線,主要是針對鄭南榕的管理方式,以及編輯部與採訪部門之間的權責問題,關係相當緊張。那時候,有同事就認為,平常我們黨外陣營,為社會的不公不平不義,大聲疾呼人權人權,可是碰到自己的內部出了問題,就不敢站出來說話,因此,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我與雜誌社同仁總共十人,就在離雜誌社不遠的豐群餐廳聚會,正式成立「自由時代工會」,這個迷你形的工會,推派黃怡、兵介仕與我,擔任委員,負責與鄭南榕談判,而張立明、宋隆泉則擔任紀律委員。

 

六月一日,「自由時代工會」舉行第一天的罷工,我們不進去辦公室,大夥兒都集中在雜誌社前面的公園,一起討論要跟鄭南榕談判的重點。

 

上午十點半,我們三位談判代表,進去總編輯室,我看到鄭南榕,兩眼佈滿紅絲,神情極為憔悴,而我們三位談判代表,經過前一晚徹夜長談,繃緊的壓力,也使得我們,看來像命運未卜的難民,正在為未來的命運努力掙扎。我們一見面,除了客套的寒喧之外,就直接切入主題,我們提出了幾點要求,可是,鄭南榕的一句話:「我不承認你們這個工會!」,這個態度,使我們無法再談下去了,到了下午十二點二十分,我只好對鄭南榕這麼說:「既然這樣,我們沒有什麼好談的。」

 

我們三人走出了鄭南榕的總編輯室,我的心情極為複雜,我沒有想到,站在我眼前的,我們所抗爭的對象,是反抗國民黨政權的英雄,是啟迪我台獨思想的一位前輩,可是,他卻否定了我們工會的存在,他的強硬立場,使得我們的談判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

 

我們走出了自由時代,又到另外一家餐廳,全體成員又展開馬拉松式的會議,從午餐吃到晚餐,從發表聲明討論到將來如何另創一份週刊……就這樣,一整天下來,沒有任何的結論。六月二日下午三點,我們工會成員又再度聚會,又繼續冗長的討論……。

 

在這同時,鄭南榕不因為我們突然的離職,而導致整個編務停擺,他卯足全力,四處調兵遣將,硬是把當期的雜誌給編了起來,反觀我們,共識不高,步調不一,士氣已一衰三竭,最後,大家只好決議,若鄭南榕不接受我們提出的條件,那麼全體成員就立即總辭。到了當天晚上八點,黃怡代表我們打電話給鄭南榕,向他提出最後的通牒,沒想到,鄭南榕非常乾脆的答道:「總辭?好的!」

 

於是,大概是台灣近代反對運動史上,最短命的「工運」,在此宣告壽終正寢。由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自由時代工會」成立,到六月二日晚上八點,我們集體總辭,而工會也就因此宣告解散。

 

六月三日上午十一點,我們這些離職的成員,相約返社,去處理一些留在社裡的私人雜物。鄭南榕看到我們,也不提昨天不愉快的事情,反倒主動的邀請我們,「欲鬥陣呷中晝否?」,他這突如其來的邀約,使我們稍覺尷尬,只好給予婉拒,帶著我們的私人雜物,還清了雜誌社的公物,我們悻悻然的走出了雜誌社……。

 

往後的發展是這樣,在鄭南榕的努力之下,那期的雜誌,依然如期出刊,這一點,使我不得不佩服鄭南榕的應變能力。在工會這方面,打從我們跟鄭南榕談判開始,就有黨外陣營的一些朋友出面,表示關心,他們極力勸我們和解,最大的理由是,當時的自由時代,是反對國民黨陣營裡,最重要的一個言論堡壘,絕對不能讓它倒了,若是倒了,會讓很多反對運動的支持者失望的。這個理由太強了,沒多久,我們工會的部份成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溫情,不得不回心轉意,而陸續重返雜誌社去工作。

 

現在回想起這段往事,讓我感觸良深,如果這段歷史能夠倒帶的話,我可不願這麼播放。我在想,假設當時,雙方都能給對方一些時間,或雙方能夠表現較成熟的溝通談判技巧,那麼,事情不會搞得那麼僵,而這段灰頭土臉的「工運」,也不會流為朋友間茶餘飯後笑談的資料。

 

從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開始,我再也不回到自由時代雜誰社上班了。不是我氣鄭南榕,工運事件,只是導火線,「我想出去雙腳走台灣」的強烈念頭,才是主因。於是,我下定決心,放下筆桿,暫拋飯碗,我要出去闖天下,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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