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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迴盪 5-3命運之旅（上）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 ，自立晚報刊出來，民進黨的謝長廷、洪奇昌、江蓋世，與「反共愛國陣線」的許承宗、吳東沂，全部遭到台北地檢處檢察官陳清碧起訴，前三人的罪名是「妨礙公務」、「妨礙秩序」，後兩人的罪名是「妨礙秩序」，而謝長廷因帶領群眾大罵老賊不要臉，他個人又加了一項「侮辱公署罪」。
 

　　該來的，想躲也躲不掉，我雖遭到了起訴，但又可以延續非暴力的抗爭，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可是，我卻面臨一個困境，如果完全按照「甘地精神」，我根本不需要聘請律師，也不需要在法庭上大費唇舌，可是，我如果把話講得太滿，說我自己不請律師，絕不上訴，但這麼一來，只會影響我另外兩位受難同志謝長廷、洪奇昌。一位律師朋友告訴我：「你堅持你的信念吧，別管別人怎麼說。」

 

　　但另一方面，由陳繼盛律師所召集的義務辯護律師團，正在密切磋商，如何打贏這一場官司，如果我個人自行其道，不委任律師，將來也不上訴，豈不是破壞了原有的團隊嗎？左思右想，我想到一個折衷的辦法，有關於法律訴訟的部份，就由律師團統一步調，但我個人依舊去環島，推動台獨思想運動。甘地本人，有他基本的堅持與原則，但遇到特殊情況，他總是採取權宜的措施，我想，我這樣的決定，可以說是修正版的「甘地精神」，畢竟國情不同，時空背景不一樣，我總不能食古不化，自我突出，而忘了身邊受難的同志。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民進黨中央為了我們遭到起訴，而舉行記者招待會，黨主席江鵬堅親自主持。小小的會議室裡，擠滿了新聞記者，人很多，秩序很亂。江鵬堅首先開個頭，然後再依序由我、洪奇昌、謝長廷發言。那時，我整個心思，是擺在下個月的「命運之旅」，什麼記者招待會啦，或是法庭的辯論啦，又有什麼重要呢？我能上山下海，踩遍台灣的每一塊土地，那才是我的最愛啊！因此，我發言前，就事先準備一張小抄，我慢慢的唸了出來：
 

　　  「我只想說兩句話：

　　　第一、我感激他們將我起訴，謝謝他們；

　　　第二、我怕黑暗。他們不准我們點燈，我只好當『台灣獨立』的蠟燭。」

 

　　接下來，洪奇昌、謝長廷針對國民黨的司法整肅，提出了很多批判。記者會完了，江鵬堅回頭問我：「江蓋世，你怎麼只講一點點？」

 

　　我只好聳著肩，笑一笑，我又能說些什麼呢？反正，我一無所有，要抓要關，是他們的事，我只要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入獄前的「命運之旅」，那麼，所得的成就就勝過在記者會上的千言萬語了。

　　一九八七年的民進黨，黨綱內有關台灣前途的條文，只有「住民自決」的基本綱領，而沒有任何台獨的字眼。當時我想，除了反對國安法之外，我們應該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民進黨的黨綱，如果成功了，維護台灣人民的台獨思想自由，就不再是我們這幾個「少年仔」的任務，而是整個民進黨的政治責任，是啊，為什麼不如此呢？我們只有幾個人，統治者很好對付我們，要是整個民進黨都站了起來，那所凝聚的力量，就沒有那麼簡單對付了。

 

　　因此，我們幾個討論之後，決定要尋求民進黨全國黨代表的連署，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民進黨黨綱，同時，也向海內外的台灣人民訴求，推動一個全面性的連署運動，希望不單單是民進黨，而是所有支持思想自由的人民，都應該站出來，簽下你的名字，向統治者說「不，你不可以剝奪我們的思想自由！」。

 

　　主意打定，接下來，我們就要找一個人來寫連署運動的宣言，第一個，我想到的就是林濁水。

 

　　林濁水，一九四七年生，南投埔里人，政治大學畢業，曾擔任過《新潮流》雜誌總主筆、「黨外編聯會」會長，一九九一年提出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一九九二年當選立法委員。林濁水寫得一手好文章，理論研究紮實，民進黨組黨前後的重要文獻，以及有關台獨的重要決議文，大都由林濁水主導或主筆，因此，他向來被人稱為「台獨理論大師」。

 

　　我去找林濁水，向他提出連署運動的概念，這位前輩聽了一聽，思考一下，就滿口答應。圈內的朋友，常愛笑林濁水，說他的思考縝密，但動作卻慢吞吞的，跟他邀稿，就要不時的盯著，不然三拖四拖，大軍已開拔，子彈都沒準備，那還得了？有鑑於此，我特別叮嚀他：「濁水兄，時間有卡趕，請儘量卡緊咧，好否？」

 

　　林濁水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倒是滿照顧的，他一口答應，就真的快馬加鞭，過了沒幾天，宣言就寫好了，我非常感激他的協助。

 

　　這篇台獨運動的歷史文獻，題目是「台灣人走台灣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全文如下：

 

　　「台灣的前途問題關係到一千九百萬人現實的利益，更關係到子孫萬代的幸福。
 

　　一、不願再接受國共擺佈！
 

　　對這個問題最喋喋不休的是國民黨與中共，台灣的出路在他們說來有夢想式的「一國兩制」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有讓生靈塗炭的「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和「血洗台灣」，更有讓國民黨維持特務統治的國共合作；而付諸行動的則有八二三等戰役。

    要戰要和、要用文、要用武；要統戰，要殺人盈野都在於他們的隨興所至！他們看來，台灣人民除了安安份份地接受擺佈，甚至以自己的血肉當他們的砲灰之外，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一千九百萬有血肉的人，在他們看來，只是一堆統計數字，是擴張統治慾、權力慾的對象，是用來墊在權力寶座下的磚石木頭！  

　　二、台灣人民，你們的聲音在那裡？
 

為了台灣問題，甚至國際社會，不分大國小國，遠邦近鄰，四十年來都一再發表意見。
 

　　但是，在舉世喋喋不休，甚至把你當做芻狗犧牲時，有血有肉的台灣人民，你們的聲音在那裡？
 

    四年前台灣人民只不過怯生生地主張住民自決，中共、國民黨兩個勢不兩立了六十年的政權竟齊聲恫嚇，這兩個仇敵在面對台灣人時，竟是迫不急待地志同道合起來了！ 
 

    其實，自決，到底只涉及解決台灣問題的程序問題，還不是具體明確的方案，對台灣人民這樣低姿態的要求，兩個統治集團已悖然震怒！
 

　　三、走遍全島，喚醒人民，大家一起來支援！
 

    但是就在這兩政權怒震未息時，台灣人民卻有人毫不在乎地進一步要求討論具體明確的方案的自由了，開始有人連「台灣獨立」的主張都提出來了！
 

    而包括江蓋世在內的幾個年輕人竟不只形諸於文字，甚至舉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旗幟遊行，要走遍台灣南南北北各角落，去喚醒台灣人民天生的權利了！ 　

    台灣人民已經能勇敢地表達自己的心願了！  

　　有血有肉的台灣人民，不願屈服在強權之下的台灣人民，一起來支援江蓋世這幾位勇敢的年輕朋友的主張吧。」

 

（未完待續）

江蓋世《我走過的台灣路》序

台大學生時代，我就很想寫一本書。

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寫了一本偉大的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他在前言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

「人類的歷史，很有耐心的，等待被壓迫者，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讀這句話的當時，覺得他的話，很有先知預言的氣勢，但並無深刻體認。

一九八六年，台灣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那一年，我開始投身反對運動，而後鼓吹台獨思想自由，進而推動台灣獨立運動。

回首我走過的台灣路，我才深深的體會到，羅曼羅蘭那句話的偉大之處。他的話，等於是鼓舞為民主自由奮鬥的人，告訴他們：「眠不會久長，天總是會光。」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買了一本《甘地傳》。看了這本書之後，甘地他那枯瘦的身影，他那嘴角的微笑，他那一雙拖鞋，他那一根拐杖……，都不時在我腦海中盤旋；最重要的，是他那「愛與非暴力」的精神，成了我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精神指導。

我想寫這一本書，主要有兩個目的：

第一、二十年前，我這個台大學生，當年立志寫書的夢想，今天，我要把它實現；

第二，我要以自己的「甘地精神」奮鬥經歷，為台灣的歷史做見證，我想向世人說明，追求台灣民主獨立的坎坷路途上，跟我一起奮鬥的年輕人，我們是這樣走過來的。

說起我的寫作計畫，也是一波三折的。

我曾三度動筆想寫這本書，但都功敗垂成。

雖然三度功敗垂成，我還是不死心，腦中一直編織著這個夢想。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首度參選，當選台北市議員。一九九五年，也就是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一百週年，就在這個具有特別歷史意義的一年，我第四度下定決心，無論如何，我要排除萬難，非完成這本著作不可！這一次，我終於貫徹到底，從一九九五年七月開始，歷時兩年，我終於完成了這本書，也實現了我二十年前的夢想。

有關這本書的寫作，我想做幾點說明：

第一，我是以自傳的體裁，來寫我倡導「甘地精神」，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心路歷程，年代是從一九七三年我讀建中的學生時代，一直寫到一九八八年底，我離開土城看守所。跨越的時間，有十幾年，但重點都集中在一九八六年及一九八七年這兩年，因為，這兩年，正是台灣由威權統治邁向民主政治的分水嶺。

寫作的過程，我力求人事時地物符合史實，但我並不是一位歷史學家，我只能針對我最了解的事實，依據我的日記、剪報、相關資料及訪問有關人士，而忠實的寫了下來。但是，畢竟我寫作的方式，是自傳的體裁，難免在記錄史實上，無法面面俱到。這一點，還請讀者原諒。台灣近十年來的民主運動史，是由許許多多的人，用他們的鮮血、辛勞、汗水與熱淚，共同寫下來的，我所寫的，只是整部民主運動史的一小頁。

第二，我曾在牢裡學習台語文，創作台語詩，試寫台語散文。因此，我寫這本書，本文都是用中文表達，而文內對話方面，則看對話者的場合與時機，而用台語文寫出來。因為我覺得用台語文的對話，比較能忠實的表達我當時的思想與感情。

第三，為了有效完成這項寫作計畫，不讓我這本書第四度流產，我請了一位中文電腦輸入高手來幫我的忙。我利用公餘之暇，或犧牲假日，以口述的方式，完成這本書。我根據事先擬訂的大綱與細目，逐章逐節的口述，然後，她直接在電腦上打字。我一邊唸，她一邊打字，遇有錯字，或文詞不妥之處，我們可以馬上修改。我們這種合作的方式，給我兩大好處，第一是，短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寫上幾千個字；第二是，我直接口述，她馬上打字出來，這樣可以讓我寫出來的文章，比較口語化，而口語化的文章，讀起來比較平易近人。

最後，我想說一些感謝的話：

在這裡，我感謝那些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們，沒有他們的犧牲與奉獻，就沒有我們這一代前仆後繼的反對運動；

在這裡，我更要感謝全島各地，那許許多多公開的或暗地的支持者，沒有他們的協助與鼓舞，我們不可能一趟又一趟的走完全島的台灣路；

我感謝這些年來，跟我一起奮鬥的同志，與不時給我支持的好友，因著他們，使我得以在面臨挫折、遭到打擊時，依然能微笑向前，繼續奮鬥！

我感謝家母及兄姊的支持，讓我在坎坷的路途中，永遠有個溫馨的避風港；

我感謝我的電腦打字助理 顏秀珍 小姐，因著她的協助，我得以逐章逐節，努力向前，終於完成這本書；

最後，我感謝我的太太邱斐顯，兩年來，她不但細心的為我校稿，也不斷提供一些寫作上的意見，更給我無比的精神支持，使我全力以赴，夢想成真。

出書前夕，我想說的是：

「非暴力就是愛，台灣人民要走台灣路。」

蓋世於初版前夕，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 迴盪 5-2月琴走唱（下）

往後多年，我想起這次「命運拜訪」，一個白鬍子老公公，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他竟雙膝跪地，兩手合十，向鎮暴警察哀求，這一幕，我永遠難以忘懷……。
 

　　我們決定 九月四日 開始第二波的環島「命運之旅」，因此，龍山寺的走唱活動結束後，到九月初，還有半個多月的時間，我就利用那段時間，積極的招兵買馬，尋求義工，另一方面，我還是繼續去學月琴，希望臨時的惡補，能讓我抱著吉他走全島，至少也可以撥弄個兩、三聲，唱出台灣人的心聲。



　　在那段期間，蔣經國已體弱多病，他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他這句話，雖遲到了將近四十年，但台灣的報紙，依然擺在頭條，蔣經國他說道：「我已是台灣人。」



　　長久以來，蔣介石一直把台灣當成反攻的跳板，而後礙於國際現實，才不得不暫居台灣，而後蔣經國當權，雖然也大力推動建設，但整個政治權力，都掌控在外省籍的領導階層手中，因此，在反對運動人士的眼中，國民黨政權，一直是個外來的政權。蔣經國晚年，迫於國際的民主浪潮，與國內的反對運動興起，他不得不開始開放改革。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 ，他宣佈台灣解嚴，接著，他又宣稱「我已是台灣人」。

 

　　對於他這項聲明，雖然來得太晚，我還是表示歡迎，畢竟，他踏出認同台灣的一小步，可是，在他認同台灣的同時，卻又透過「萬年國會」，通過「國安法」，剝奪了台灣人民「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這根本是矛盾的，也是對台灣人民的欺騙，因此，我跟兄弟們討論，我們決定，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要進行一項「命運拜訪」的活動，我們打算在台北士林夜市附近的「慈誠宮」，再追加一場「命運走唱」，然後，率領民眾，遊行到士林總統官邸。

 

　　有個朋友，他為我擔心，而說道：「恁去龍山寺，伊們會使意思意思，甲你擋一咧，但是，你欲衝去士林官邸，伊們一定毋放你煞，會甲你掠去，按呢，甘有妥當否？」


 

　　「毋會啦，免煩惱彼濟，伊們嘸敢掠我啦，若欲掠，早就愛掠去啊。」我只好笑著答道。

 

　　當時，我不但不怕，反而覺得，同樣是挑戰，就要挑戰最高層峰，除非，蔣經國願意放棄那項剝奪人民思想自由的緊箍咒，否則，我就要向他挑戰，戳破「我已是台灣人」的謊言。

 

　　 八月二十三日 下午，我得知一項消息，警方知道我們要「命運拜訪」蔣經國，竟然下令，要求士林慈誠宮夜市的攤販們，統統休市一晚。我的民進黨朋友尤清圳，他是士林在地人，曾當過謝長廷服務處主任，他非常熱心，就主動跟慈誠宮的住持接洽，希望能讓我們使用慈誠宮的廣場，來舉辦走唱的活動，可是，慈誠宮的有關人士，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他們無法協助我們。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幾個人，依然帶著布條、油燈、月琴、菜籃車的音響，於晚上七點，準時抵達士林慈誠宮，我們就在階梯上坐了下來。


 

沒多久，士林警分局的人，進來要求我們不得遊行，否則，將依法辦理。我還是一樣的老話，「要抓隨你」，我依然堅持非暴力的原則。


 

　　慈誠宮附近的商家，紛紛拉下鐵門，停止營業，所有的攤販，也被迫休市一天，警方更一不做，二不休，把慈誠宮統統圍了起來，只准人出去，不准人進來，來孤立我們。雖然，他們還沒封鎖之前，廣場內已有近百名民眾進來，但時間愈來愈晚，慈誠宮廣場的氣氛，愈來愈緊張，原本要支持我們的民眾，也不得紛紛離去，等到我們命運走唱結束，大約八點左右，準備出發遊行時，廣場內已剩下不到五十多名，而警方卻出動鎮暴警察，右手持長警棍，左手拿盾牌，擺出肅殺的鎮暴隊形。

　　「前進或後退？」其實，除非我們也拿起棍棒，跟他們對幹，否則，我們別無出路，他們層層封鎖，我們如同重兵壓境下的一小支隊伍，我們沒有任何武器，只有一支麥克風。還好，在警方的封鎖線之外，仍有許多，徹夜圍觀的民眾，他們不時隔著警方人牆，為我們歡呼打氣。

　　八點三十分，我們準備遊行，這時，有一位本省籍的老人，大約七、八十歲，他滿頭白髮，一撮白鬍鬚，他跟我說，他是二二八事件的目擊者，歷經國民黨屠殺台灣人民的事件，今晚，他看到那些台灣子弟，充當國民黨政權的鎮暴警察，他看了很傷心，說著說著，他就去拿放在地上的那盞油燈。那位老人手提著油燈，走到我的面前，對我說道：「我是二二八死無去的老人，今仔晚，我願意行在頭前，做恁的前鋒，欲打乎伊們先打……。」

　　「這……」我本想阻擋他這麼做，不過，他眼裡閃爍堅毅的眸光，一說完話，自己就走到最前面，想拉也拉不回來，考慮到這位老人堅持，我也真的愣在那裡，最後，我還是決定下令出發，畢竟，那些警察也是人，我相信他們絕對不敢，對那麼大年紀的老人動粗吧。

　　「現在，咱開始遊行！」我話一說完，遠遠的民眾，立刻歡呼鼓掌，而擋在慈誠宮廣場大門口的鎮暴警察，也立即緊張起來，形成更緊密的人牆，雙方對峙，有一觸即發之勢，突然，那位老人，油燈擺在地上，雙膝一落地，兩手掌合十，用接近淒厲的聲音，哀求那些鎮暴警察，千萬不要對我們動武。

　　一時間，現場的人都凍在那裡，大家都不敢動！我們不敢往前擠，深怕壓到那位老人，鎮暴警察也僵在那裡，不敢往前衝，害怕萬一有個什麼閃失，那位老人脆弱的身體，可能挨不了一陣肢體的巨大衝突。


 

　　老人就跪在地上，一直哀求他們，「恁乎我拜託啦，恁乎我拜託啦！……」

　　那老人說些什麼話，我已聽不清楚，只覺得我的眼角濕潤，鼻峽酸楚……。



　　過了幾分鐘，有熱心的人士，硬是把那位老人攙扶起來，硬拖到旁邊安全的地方去，眼看雙方勢力懸殊，又是個月黑風高的晚上，任何的衝突，都很難維持住我所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因此，我們只好就地靜坐，雙方僵在那裡，不斷的唱歌、演講，等到台北縣的民進黨人士，在蕭貫譽的率領之下，一輛戰車趕到，已經快要到半夜了，最後，警方再度跟我們談判，為了居民的安寧，雙方各讓一步，警方答應，十一點五十分，撤掉鎮暴警察的封鎖圈，而我們就在午夜十二點正，宣佈結束今晚的「命運拜訪」。

　　第二天，我買了幾份報紙，結果，所有的報紙，全面封鎖，沒有刊出半個字，讓我頗為失望，我們的心聲，一再的受到媒體的漠視。雖然，前一天晚上，有許多記者親臨採訪。

　　往後多年，我想起這次「命運拜訪」，一個白鬍子老公公，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他竟雙膝跪地，兩手合十，向鎮暴警察哀求，這一幕，我永遠難以忘懷……。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迴盪  5-2 月琴走唱（中）

回到家裡，我愈想愈不對勁，我那龐大的「命運之旅」計畫，還沒踏出一步，我怎能被月琴的兩根弦絆倒，就趴地不起呢？而且，後天就要去龍山寺了，我能就此打退堂鼓嗎？不行，新聞稿已經發佈出去了，龍山寺的「命運走唱」我要如期進行，我一定要學會！我一定要去走唱募款！我一定要完成「命運之旅」！當天傍晚，我就去我二姊家，請她教我一些基本的樂理，然後，她用鋼琴伴奏彈「思想起」，我把它錄了下來。嗯，信心又來了，只要我把「思想起」的主旋律，不厭其煩的反覆的聽，聽熟了，後天一上場，嘴巴隨我哼，手指隨我彈，只要有個模樣，不至太荒腔走板，反正我是業餘的，群眾應不會太苛求我吧，於是，這樣自我安慰一番，心情就好多了。


八月十一日 晚上七點，我們在台北市龍山寺廣場，舉行第一場「命運走唱」。我們進行的方式，晚上七點到九點，在廣場上靜坐、演講、走唱，然後九點開始遊行一個小時。我本來想，沒多少人會來參加，沒想到，一到龍山寺，嚇了一跳！幾百名民眾，已經擠在大門等待我們到來。哇，太好了，人這麼多，於是我們趕快把四張大布條，上面寫著幾個大標語，如「命運走唱－台灣人走台灣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等，圍成一個正方形，中間騰出一個空間，然後，再擺上四個大型紙箱，充當募款箱。


        這時，民眾立即踴了上來，紛紛圍坐布條前，或坐著觀看，或站著議論。一位龍山寺老人會的 羅 先生，特地為我準備了一盞油燈，我把油燈點燃，放在我面前，然後把月琴放在地上，接著穿好了甘地精神綠背心，頭綁上了綠絲帶，好了，一切準備就緒，大家等著聽我「命運走唱」囉。


正當民眾豎起了耳朵，拉長了脖子，準備聽聽我的月琴走唱，我們用菜籃車拼湊而成的音響，就響起了「周成過台灣」的彈唱！


「咦，怎麼江蓋世沒彈月琴呢？」有人低聲的問。
　　原來是這樣子的，前一晚，我再怎麼練，還是彈不出來。我太自信了，原以為兩個指頭亂彈一通，也會自成旋律，可是，我左手的手指頭壓著弦，壓了一個晚上，主旋律還是跑不出來，只有斷斷續續的「鐙、鐙、鐙」的聲音，最後，只好對月琴宣告投降。那晚一上場，只好厚著臉皮，拿出預先準備好的一卷「周成過台灣」錄音帶，由它為我代打了！


雖然我無法彈唱，我的朋友們，如蕭貫譽、蔡文旭等人，還是賣力的輪番助陣演講。有一位黨工朋友，他家住板橋，他每天都用一個大背包，裝滿了報紙，到處兜售報紙，我們演講到一半時，他說，他也要上場說幾句話，他一拿起麥克風，就呼籲大家要支持我們「命運走唱」的募款活動，他講到最後非常激動時，他向大家呼籲道：
 

　　「江蓋世伊們欲去行全島，沒錢，沒人，今仔暗，我帶頭先捐款，我將今仔日賣報紙的錢，全部捐出來，希望逐家嘛鬥相工！……」

 

　　他說著說著，就把他的大布袋，拿到群眾的面前，然後，往募款箱一倒，嘩啦啦，數百個銅板，就丟進箱子裡面去，這時，群眾抱以熱烈的掌聲。

 

　　看到這一幕，我好感動，在那個時代，我的朋友，都是基層黨工朋友，我也沒有辦法接觸到一些企業家，更別說去募集大筆捐款，因此，他的錢，雖然很少，但統統倒在箱子裡，卻是他一日所得！我們幾個年輕人，夢想著率領著一支龐大的進香團，巡迴全島一個月，並且舉行七場盛大的台灣民謠晚會，算算基本的開銷，至少要好幾百萬，而我只評估，只要一百萬，我們用最節省的方式，還是可以辦得成。我夢想，這幾天的募款，能夠買到一輛中古的宣傳車，還供給一小支工作人員，巡迴全島的住宿、飲食費用，再印個幾萬張傳單，然後，租借場地、音響設備等等。

 

　　 八月十一日 ，我們結束了第一天的「命運走唱」，最後，我們現場清點募款箱，把箱子倒出來，裡面一大堆一元、五元、十元的銅板，還有揉得發皺的百元舊鈔，偶爾才翻得到一張千元大鈔，總計是一萬六千零五十七元。雖然，離我們百萬元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但是，這些基層熱心民眾，肯掏出他口袋裡的錢，已讓我非常感激了。



第二天，第三天，我們繼續在龍山寺進行「命運走唱」。因為前一晚，我只是擺了一支月琴，卻彈不出來，龍山寺老人會有些熱心的老人，看出我的窘境，他們便私下出錢，在 八月十二日 那天晚上，專程從桃園請來了一團南北管，來為我助唱。一位老先生，看起來年紀大約八十幾，他跟一位老婦人，在南北管的伴奏之下，現場表演起「陳三五娘」，兩人頭髮發白，臉上皺紋滿佈，身軀瘦弱，但表演起「陳三五娘」，卻身手靈活，唱作俱佳，看得大家哈哈大笑，拍手叫好。看到別人熱情相助，我也不管自己的歌喉多麼難聽，就跟蔡文旭說：「等一咧，我嘛欲來唱一條歌仔戲調。」

 

　　蔡文旭聽了，眼睛睜大，嘴角抿著詭異的笑容，好像心裡在說：「啊－－你，你的聲音？－－也敢上啊，這……」

 

　　我可管不了那麼多，抓起了麥克風，就開始哼唱起來，歌詞是我自己編的：

 

　　　　「 八月十二日－－龍山寺

　　　　　鄉親－－父老－－攏到陣

　　　　　命運走唱－－為啥米

　　　　　台灣人啊－－行台灣路」

 

　　 八月十二日 晚上，我們募到七千二百一十五元，不到昨天的一半， 八月十三日 晚上，我們募到了八千二百九十元，所以三天的「命運走唱」，我們總計募到了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二元。得到基層群眾這樣的熱心捐款，我們感到非常的欣慰，但距離原訂的目標，一百萬元的預算，卻差距太大了。三萬元，印一波傳單就沒了，怎麼買中古車？怎麼租音響？那有經費去組團？……。

 

　　連著三天的「命運走唱」，演講、唱歌、募款、遊行、與警察對峙、遭到警察下令解散……每天搞到十一、二點，原本體力強健的蔡文旭，感到後勁乏力了，我也疲憊不堪。不過，有一件事，讓我稍有安慰，而精神為之一振。

 

　　 八月十三日 晚上，簡錫堦跑來龍山寺找我，交給我一包禮物，我打開一看，是一件長袖 T 恤，上面印有美國黑人民權領袖 金恩 博士的肖像， 以及他講過的一句名言「I Have A Dream. 」。簡錫堦是當時反對運動圈內非常有名的漫畫家，也是一位勞工運動專家，他去美國一趟，回程的時候，朋友託他帶這件 T 恤給我，他說道：「你的同學陳寬倫託我，帶這件 T 恤給你，並向你致意。」

 

　　哦，原來是我延平初中的同學陳寬倫，跟我延平同屆，建中同校，而後清大畢業，再赴美留學， 將近十年沒連絡了，他居然在我疲憊不堪的時候，託人把金恩的 T 恤，拿到龍山寺廣場交給我， 這給我無比的鼓舞，那件 T 恤，也許只有美金一、二十元，可是，我握到手的那一剎那，卻覺得它比黃金鑽石還珍貴，因為，金恩所說的「我有一個夢想」，給我莫大的精神支持。

 

　　三天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用這種「命運走唱」的方法，很難募到大筆的款項，我們還是需要尋求別人的支助，可是，我已決定，我絕對不放棄，再窮，我們也可以四處走唱，第二波的「命運之旅」，我們一定要完成。我那時，在日記本上，寫下了一首短詩，那首詩，寫出我當時心境：

 

　　　　「我怕黑暗，

　　　　　他們不准點燈，

　　　　　我只好當蠟燭……。

　　　　　我怕寂寞，

　　　　　他們不准說話，

　　　　　我只好去走唱……。」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迴盪 5-2 月琴走唱（上） 


 
一九八七年環島的「贖罪之旅」，走了一半，我已經確定，縱使全程走完，政府當局也不會把我送入牢裡。那麼，接下來，我該怎麼辦呢？

 

　　我不想坐困愁城，我要繼續走下去，因此，「贖罪之旅」一站一站走下去，我的腦中，已經在計畫下一波的運動。我反覆的跟蔡文旭、兵介仕、楊木萬等人討論，最後我們決定，經過我們第一波「贖罪之旅」，原本乾旱的土壤，現在稍微鬆動濕軟，我們應該加把勁，把台獨思想自由運動，再往前推一步。

 

　　討論中，我提議要把訴求提昇為「台灣人民走台灣路」，明講的，就是「台灣獨立」，可是，再三的討論，我們檢討，在我們所走過的各縣市，有的民進黨人士，連「台灣獨立思想自由」的基本的要求，他們都不敢聲援，何況是「台灣獨立」呢！況且我們沒有成立具體的組織，很難去動員群眾。因此，修正再三，我們最後定案，決定了我們下一波運動的名稱－－「命運之旅」。我們認為，台灣的命運，由我們台灣的人民自己來決定，為了喚醒台灣人民自決的權利意識，我們決定推出第二波環島的「命運之旅」。

 

　　這一次，我們想匯集更多的民力，可是，我們依然沒錢、沒人，那怎麼做到呢？我們還是要靠民進黨在各地的服務處或黨部，那邊有基本的黨工，再者，各地的廟宇，如關帝廟、城隍廟、媽祖廟等廟寺，都是當地傳統的政治、文化、宗教、社會的中心，所以我們打出一個名號，要組織一個「全島進香團」，為了台灣的命運，要到全國各大廟宇進香。

 

台灣人民燒香拜佛，常常是祈求神明保祐自己，或保祐自己的家人，或保祐自己的親戚朋友，可是，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只管自己好，不管他人死翹翹，更不管社會發展，也不理國家前途，只是一個自私的信仰。所以，我們擺明的，這個全島進香團，進香的目的，就是為了台灣的命運，只有當人民可以自由的討論台灣的前途問題，我們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好，就這麼辦吧！

 

　　 八月四日 晚上六點半，我跟兵介仕與蔡文旭，在羅斯福路的一家馡林西餐廳，經過數小時的磋商，我們擬訂了「命運之旅」全島進香團的計畫，我們決定由 九月四日 至 九月二十七日 ，全島巡迴一周，舉行遊行、進香的活動，並安排七場大型的台灣民謠演唱會，並且，在最後一天，進行最高潮的「命運拜訪」，我們將為了台灣的命運，再度拜訪蔣經國，向他重申「台灣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我們三個臭皮匠，窩在一個小餐廳，擬出一項龐大政治運動的企劃案，非常有成就感。但是，接下來呢？錢呢？人呢？

 

　　我曾經看過電視的報導，雲林北港的進香團，數萬進香客，湧進北港媽祖廟，那是何等龐大的社會動員力量！而我們呢？那個北港的進香團，匯集了大大小小的宗教團體、社會團體、政治團體，才能展現出這樣龐大壯觀的進香場面，而我們呢？幾個小黨工，其中，我還官司纏身……，想到了錢，我就苦惱，因為當時的我，連一部交通工具都沒有，更別提要帶領一支龐大的進香團，為台灣命運進香！

 

　　有位朋友借我一卷陳達的月琴演唱帶，他那一曲自彈自唱的「思想起」，讓我聽得非常著迷，這位來自屏東的老歌手，是台灣國寶級的藝人，他那沙啞的彈唱，常叫我不自覺的跌回童年的時光，是啊，就在大廟口，大樹下，一位老歌手，哼出親切動人的台灣歌……。

 

　　有了！沒經費，我就抱著一把月琴，到廟口去走唱，目標一百萬，錢的問題不就解決了嗎？人家常說我，倡導甘地的非暴力，甘地是外國人，非暴力是外國貨，不是台灣本土的，因此無法深入民間，那麼，如果我抱著一把月琴，四處為台灣命運來走唱，月琴是台灣樂器的象徵，我把非暴力與月琴結合，這樣不是更能打動人心嗎？

 

　　想到這裡，我心中又亮了起來，沒錢沒人的煩惱，通通往後拋。 八月五日 ，我想當月琴歌手想得發瘋，就央求我的二姊，陪我去羅斯福路一家「宜展樂器行」，因為二姊她稍為懂得一點鋼琴，而我是完全外行，連五線譜的豆芽菜，看也看不懂。我們東挑西挑，就買了一把，新臺幣八百五十元，嗯，太棒了，月琴啊，月琴！「命運之旅」的百萬經費，就靠你囉！

 

　　好了，我現在有了一把月琴。但問題來了，我根本不會彈啊，更不用說邊彈邊唱！不會，我可以學啊。我就專程跑到台北市補習班街的一家錄音帶行，買了二卷「周成過台灣」的台灣勸世歌，那是台灣民俗藝人的彈唱錄音帶，我買了下來，回家迫不及待的放來聽一聽，哈，太棒了，手指頭在月琴的兩根弦上輪轉，真的好像是大珠小珠落玉盤，彈唱者哼哼唉唉，訴說古老的台灣故事，讓我聽來，愈聽愈有信心，只要我肯學，我也可以彈唱，雖然達不到那樣的登峰造極，也可唬唬一些外行人。於是，我就跟買月琴的那家樂器行報名，請了一位月琴老師來教我。

 

　　說來，我可真大膽，我們擬訂第二波環島運動「命運之旅」時，就預定 八月十一日 到 八月十三日 ，連著三天，要在台北市香火鼎盛的龍山寺廣場，舉行「命運走唱」募款會，希望能募集「命運之旅」的初期經費。我現在月琴是有了，募款會的時間也定了，可是我們定的太匆促了，我月琴還沒學會，就要打鴨子上架，萬一當場出糗，那該怎麼辦呢？這時，蔡文旭卻跟我打趣道：

 

　　「無要緊，你只要坐佇土腳，手抱著一支月琴，邊仔放著一支破雨傘，頭戴一頂破笠仔，邊仔擱點一支油燈，然後擱擺一個破碗公，哈，親像一個走唱的乞食，一定募有錢的！會曉彈，毋曉彈，那有啥米要緊咧？哈，哈！……」

 

　　話說得不錯，可是，我 八月五日 買了月琴， 八月十一日 馬上就要登台演出，我總不能抱著月琴，對著圍觀的群眾一直傻笑吧？於是，我決定在最短的時間內，拜師學藝。

 

　　 八月九日星期天 ，上午十一點，我就去宜展樂器行上第一堂月琴課。教我的老師是 陳士美 小姐，她是文化大學音樂系的學生。我跟她說，我不懂任何樂器，也看不懂樂譜，只想學會彈唱一首陳達的「思想起」。她並不知道我的來歷，我也不敢跟她表明，我今天上了第一堂課，後天就要登台獻藝。

 

　　 陳 老師也沒多問，就非常耐心的教我最基本的彈法，然後，再彈一彈「思想起」的主旋律，我上課上了一個小時，不斷暗地叫苦，以前，看人家在台上，抱著一把吉他，又彈又唱，快樂、青春、活力！這應該很簡單吧，可是，我用我左手的指頭去壓月琴的那兩根弦，然後右手拇指跟食指拿著一個塑膠「匹克」，彈出「多－－蕾－－咪－－」，慢慢彈，我還可以找到那個音，速度加快，我就完了，左手指頭壓來壓去，右手彈指，使力忽強忽弱。 那位陳 老師，叫我慢慢彈，可是我從小上音樂課，最討厭的就是看樂譜，看了樂譜，相看兩相厭，現在我二十九歲了，早過了學音樂的年齡，硬梆梆的指頭，不若 陳 老師的手那麼纖細靈巧，她稍為彈指撥弄，優美樂音如潺潺流水，煞是動聽。

 

　　好不容易，一小時的課結束了，我已彈得額頭冒汗，汗衫全溼，要不是愛面子，早就跟 陳 老師說，對不起，我實在不是學音樂的料子，我不要學了。

 

　　我若現在不學，那下個月要推動的環島「命運之旅」，經費來源該怎麼辦呢？想到這裡，我還是把剛才的念頭，吞了下去，然後堆著笑臉，問老師：「 謝謝 老師，下一次我們什麼時候上課？」下了課，我就抱著那把月琴，從那樂器行的音樂教室落荒而逃。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五章　迴盪  5-1鬆動的土壤（下）

 
        八月一日 ，「贖罪之旅」的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了基隆市。在這兒，基隆市當地的民進黨人士，給我們熱烈的聲援，尤其是反對運動人士的名人黃華，更是熱心的全程參與。另外，我的好朋友，尤清服務處的主任蕭貫譽，更親率一支支援部隊，老遠從台北縣趕來聲援我們。我看到蕭貫譽他們來，又加上黃華等基隆子弟兵的熱情參與，這一站活動，我走來興緻昂揚，把環島一周的疲憊，拋諸腦後。

　　下午五點時，我們一行四、五十人，在蕭貫譽帶來的大型宣傳車的助陣下，朝基隆市區挺進。沿途，我看到黃華非常興奮的，沿街賣力的向路人揮手致意。這是我們的最後一站，我想基隆的警方，應該也有最基本的默契，反正，我們用非暴力的方式靜坐、遊行，台灣全島已經繞了一周，快快結束，平安無事那就好，因此，我們沒有遭到任何的阻擾，一路順暢，終於在下午六點半遊行結束，而整個「贖罪之旅」宣告完成。

 

　　黃華，一九三九年生，基隆市人，他正式的教育，只讀到初中一年級，而後曾在海軍士校電機科結業，不過這位反對運動前輩，先後入過四次政治牢，在長達二十幾年的牢獄生活中，不斷的自修苦讀，他在一九八八年推動環島的「新國家運動」，又在一九九○年推動「台灣總統民選運動」，而且擔任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他也深受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影響，在台灣的反對運動，不遺餘力地倡導「愛與非暴力」。

 

　　我跟黃華走在一起，我們一邊走，一邊交換意見，他非常感慨，他被關了二十一年之後，出獄了，但與外界隔離太久了，資訊不足，人際關係網路也不足，他非常推崇甘地，也羨慕甘地，他羨慕甘地活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而不是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甘地搞獨立運動，雖然常常被關，但關的時間並不長，而甘地又能夠經常的與外界連絡，所以他不致於跟外界脫節太久，因此，黃華幽默的說道：「要是甘地落在國民黨的手裡，不是被槍斃，就是被送到綠島，關個二、三十年，那麼，他還能當什麼『聖雄』呢？」

 

　　甘地一生活了六十九歲，總共被逮捕下獄十五次，其中，在南非六次，在印度九次。

 

　　甘地十五次入獄記錄中，有的是當日釋放，有的是朋友偷偷幫他繳罰金而出獄，有的是朋友替他交保，有的是被判勞役，有的是判刑六年，而後因開刀而出獄，有的是沒有審判，沒有判刑而無條件釋放，有的則是甘地絕食絕得快奄奄一息，而遭釋放……他的入獄記錄相當可觀，而出獄方式也各有不同。

 

　　可是，唯一相同的是，他每次被抓時，一定不作任何抵抗，乖乖的接受逮捕，而英國政府方面，無論甘地怎麼公然的違反政府法令，都不會把他抓出去槍斃，也不會把他一關就關個二、三十年，於是，牢裡牢外進進出出的甘地，他能掌握充份的資訊，甚至由牢裡指揮印度國大黨反抗政府，從而奠定他無可取代領袖的地位。

 

　　我巡迴台灣的大鄉小鎮，倡導非暴力，但常遭到一些老一輩的朋友反駁，他們最常指責的一個問題，就是：「甘地的非暴力，是拿來對付文明的英國政府，而你用非暴力，對付國民黨，那個曾經在二二八事件，大量屠殺台灣人民的外來政權，有用嗎？」

 

　　對這些朋友的非難，我能體會到他們心頭的感觸，他們有揮不去的二二八悲劇陰影，但是，我還是要走下去，因為我相信，非暴力比刀槍砲彈更有力量。

 

　　「贖罪之旅」，從一九八七年的 七月六日 到 八月一日 ，整整繞了台灣一周，我跟我的運動同志，首創了這樣環島一周，靜坐、遊行、演講的運動模式，使得不少人對我感到非常好奇，為什麼這樣一個「台灣少年仔」，能夠高舉著一幅布條，巡迴全島，挑戰國民黨政權，警方居然不抓也不關，他又不是什麼三頭六臂，又沒有任何公職頭銜，這傢伙憑的是什麼呢？

 

　　我記得，幾年前呂秀蓮曾告訴我一件事情，她說，她在美國向台灣人社團演講的時候，特別提到了我，關於上面那個問題，她在演講中，做了這樣簡短的回答，惹得聽眾哄堂大笑：「國民黨嘸敢掠江蓋世，是因為伊的英語名叫做 Chiang Kai-Shih！」

 

　　事實真象如何？我也不曉得，不過，也許是巧合吧，蔣經國在位一天，無論我跑去博愛特區，或進軍士林官邸，或環島示威遊行，無論警方派出多少霹靂警察、鎮暴警察，也無論我伸出雙手，表明願意束手就縛，我想主動入獄，奈何都無法如願以償，可是，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因病去世，換了李登輝上台，情況就不一樣了，一九八八年八月，我就入獄一次，一九九一年，我再度入獄。

 

　　是不是蔣經國當權的時候， 他非常忌諱逮捕一個名叫「Chiang Kai-Shih」的傢伙，這我可不曉得，但是，這個說法，也許是人家茶餘飯後的笑談而已吧，現在回想起來，在當時，我曾憂慮，也曾恐懼，更害怕慘遭不測，但「非暴力就是愛」的這個信念，給了我無比的信心，也讓我有這樣的毅力，去完成許多人認為只有瘋子才辦得到的事。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他用下面這段簡鍊而優美的語句，闡述愛的哲學：

 

　　　　「你無法用仇恨與殘酷，去治療心頭的恐懼，只有愛才能辦到。

　　　　　仇恨痲痺了我們的生活，愛卻使我們得到舒解；

　　　　　仇恨使我們的生活混亂，愛卻使我們生活和諧；

　　　　　仇恨使我們暗無天日，愛卻使我走向光明。」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五章 迴盪 

5-1鬆動的土壤（中）


 

　　 七月三十日 ，我們到花蓮市，當地的民進黨人士黃憲東、黃勝豊、黎德郁等人，出面熱烈支援。這一站，跟前面的台東市一樣，也是民風保守的地方，不過，我想警方他們可能事先派人，到台東那一站觀摩，因此，花蓮市的警察分局比較聰明，他們不再派出鎮暴警察來對付我們，可是在言詞上，對我們非常強硬，另有部份的便衣刑警，更把我們當成敵人看待，態度傲慢，眼中充滿仇恨的眼光。

 

　　下午四點，我們一行人先到台東縣議會，那裡的位置非常偏僻，來往的人非常少，我們在那裡靜坐了十分鐘，就有幾位「老芋仔」圍上來，大聲的痛罵「他媽的！」，我不加理會，可是他們愈罵愈兇，這時，黃憲東就勸我道：「蓋世，咱來換所在！咱來去市內，彼咧郵政局甲電信局的三角口仔，彼遐人卡濟！」

 

　　我們馬上動身，來到黃憲東所指定的那個地方。花蓮市分局長也匆匆趕來，對我們怒言相向，禁止我們在那裡靜坐。

 

　　我們的一位夥伴，就直接了當的問他：「台灣已經解嚴了，你是根據什麼法律呢？」

 

　　那位分局長，我已經忘了他叫什麼名字，被人這麼一問，愣了一下，然後又大聲對我們吼道：「我根據國安法第二條，正式要求你們馬上解散！」

 

　　看這位分局長，神情嚴肅的引用法條，我本想跟他說明，對不起，你錯了，集會遊行法尚未制訂完成，而國安法根本就是一個荒謬的法律，因為，這項法律以具體的條文，束縛人民的台獨思想自由，我這一趟「贖罪之旅」，就是要反抗國安法，而他居然要引用那條法律，來嚇阻我們！

 

可是當下裡，我想了一下，算了，何必跟他辯論呢，西部各縣市的警察分局長，沒有人像他那麼天才，會引用國安法，來要求我們解散，碰到這位天才神警，我也只好一笑置之了，於是，我就面帶微笑，主動伸出右手，要跟他握手，結果，他居然像個鬧彆扭的小學生，把手伸到後面，不願意跟我握手。

 

　　好吧，既然你們不願意接受我的善意，那麼，讓我接受你們的惡意吧，請帶我走吧。我這麼一來，他更氣了，因為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他根本無法下令逮捕我，最後，警方讓步了，我還是非常感謝他，然後我們按照既定的時間，完成花蓮市十幾年來首度的示威遊行。

 

遊行時，還發生了一些小插曲，出發時，有人放鞭炮，為我們送行，結果一位身材高大、滿臉橫肉的便衣刑警，卻當著我們的面前，把那些鞭炮踩熄。他這挑釁的行動，看在我們的眼裡，簡直不可想像，這事情，要是發生在台北縣的三重或板橋，民進黨氣勢鼎盛的地方，那個便衣，敢這樣囂張，早就被民眾圍了上去。

 

　　也因為這樣，我認為花蓮的這趟「贖罪之旅」，蠻有價值的，等我們下一波的運動，再度來到花蓮時，當地的警方，再也不敢如此的囂張了。

 

　　 七月三十一日 ，我們來到了宜蘭，一下火車，來到了宜蘭縣黨部，就感到有點怪怪的，一問之下，才知道，黨部的重要人士，都不會來聲援。在那兒，我碰到田秋蓳，她是劉守 成的 太太，曾是黨外編聯會的活躍人物，田秋蓳跟我解釋道：　　「阮宜蘭人，民風有卡保守，所以請你諒解。」

 

　　我不諒解，又能怎樣呢？宜蘭一向是黨外的重鎮，出過全國性的黨外政治人物，如林義雄、陳定南，而陳定南更連任兩屆宜蘭縣長，反對運動的根，在宜蘭可說是又深又廣。但曾有一位宜蘭的朋友告訴我，他說，宜蘭的反對運動，是一種悶燒型的反對運動，群眾集會時，大家靜靜的聽，偶爾來幾次稀疏的掌聲，如此而已，可是，每當選舉，票一開出來，黨外往往贏得壓倒性的勝利，但是，台北縣市、高雄縣市那樣的大都會，所展現出來的反對運動，卻是激情鼎沸的，群眾集會時，台下會歡呼叫好，街頭抗爭時，前仆後繼，吼聲震天，但是選舉時，黨外所開出來的票，不一定會有壓倒性的勝利。

 

　　我接受了這項事實，地方人士不便出面，雖然場面冷冷清清，我還是要坐下去，幸好，還是有幾位宜蘭的熱心朋友出面幫忙，我們照常靜坐，照常遊行，只是，不到十人左右的遊行，場面冷冷清清，好像是沿街化緣的出外人……。

 

　　當天吃過了晚飯，我跟蔡文旭、楊木萬到宜蘭市公路局，我們想早一點離開宜蘭，先去基隆休息，以準備明天「贖罪之旅」最後一場的活動。

 

　　晚上九點左右，到了宜蘭市公路局車站，我走去販賣部買了一份報紙，那位老闆一看到我，就親切的問道：「你甘是江蓋世？」

　　

「是啊，我就是。」

 

　　沒想到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會有人認識我，心頭的感覺，一陣溫暖，於是，我又順便請教這位老闆：「阮想欲去基隆，但是驚即馬公路局沒車，若欲叫計程車，欲按怎叫？大約若多錢？」

 

　　他就告訴我相關的資訊，然後，我就買了一份自立晚報、兩瓶運動飲料，要付錢給他時，他竟然不收費，在他執意之下，我只好感謝他的好意。接著，我就走出去公路局車站外面，跟蔡文旭他們會合，然後問一位計程車司機，要包一輛計程車到基隆，需要花多少錢。

 

當他們在討論時，我就去上個廁所，等我回來時，蔡文旭居然跟我說：「車已經叫好啊，有一個人替咱付八百元的車錢，包車去基隆。」

 

　　「啥米，那有這款好代誌？」正當我要問明究裡時，我看到剛才那位販賣部的老闆，又出現在我們眼前，他對著我們笑著，也不多說話，希望我們趕緊上路，並祝我們一路順風。

 

　　忙碌了一整天，我的身子癱在計程車的後座，我想好好睡一覺，卻睡不太著，回想著白天，碰到的是難耐的冷漠，而晚上，卻得到那位索昧平生的販賣部老板的默默相助。

 

　　我們一路疾駛，奔向基隆，看著窗外濱海公路的夜景，我心頭卻慢慢的回味著，那位宜蘭人所給予我的援手……。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五章　迴盪 
5-1鬆動的土壤（上） 

　　台灣的言論禁忌，好比是乾旱的硬土，但黨外的組黨運動興起，再加上我這一波的台獨思想自由運動巡迴全島，使得統治者所控制的乾旱硬土，如同春雨過後，耕牛犁過，成了鬆動的土壤。 

 

　　離開南投，前往台中市，就這樣，我一路北上，沿途，依然受到各地的民進黨基層人士的熱情協助，在我當年所寫的日記本，我並沒有把這些基層黨工的名字，一一記上，所以至今回憶起來，只能記下主要的地方幹部，這一點，我感到很遺憾，因為我一趟路走來，那些默默耕耘的基層黨工，為我們拿旗幟，為我們開宣傳車，烈焰當空，或大雨傾盆時，陪我們靜坐，甚至，被警方團團圍住時，他們就站在我們身邊，展現非暴力的力量……。所以講到這裡，往後的各站示威情形，這裡我就不再一一陳述，只拿讓我印象深刻的，特別提出來說明。 

　　 七月十八日 下午五點半，我們在台中市議會靜坐完畢，台中市的一位民進黨重要幹部陳元芬，開著一輛張溫鷹服務處的戰車，充當指揮車，協助我們遊行台中市街頭。

 
　　當我們一百多人準備出發時，一位殘障朋友，坐著輪椅，輪椅上面插著一面民進黨黨旗。

 
　「伊是啥米人？」我心裡正納悶著，陳元芬趕快跟我介紹，他是我們民進黨的支持者，平常非常熱心，今天特地出來，參加我們的靜坐遊行。

   
　我們的隊伍一開動，那位殘障朋友，就一馬當先，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他那輛輪椅，有一個特製的單手轉輪把手，他要很吃力的用手一直轉，輪椅才能按照我們走路的速度，一直前進，看那情景，我心裡非常感動，不禁暗嘆：「這就是民間的力量！」

　　 七月二十一日 ，我跟蔡文旭兩個人，按照既定的下午四點，來到霧峰省議會，整個空空蕩蕩的省議會門前，沒有半個人。又是個大雨滂沱的一天，怎麼會有人呢？ 

 

　　也許是連絡不好，再加上大雨來襲，別說是警察，連半個民眾都沒有，我跟蔡文旭兩個人，一到了現場，只好相視而傻笑，誰叫我們那麼得到老天爺的寵愛，「贖罪之旅」，一路上，不是烈陽，就是狂風，或是暴雨！東看看，西看看，反正也沒人，可不可以偷懶一下子呢，哦，不，這個不成，要是有記者來，我豈不是穿梆了？說了，就要去做。於是，我只好躲在省議會大門階梯前，那個高聳的石柱子旁邊，靜坐下來，一邊欣賞雨中奇景，一邊暗自回味電影【虎豹小霸王】的主題曲，雨水不斷打在我的頭上，哈，人生真愜意！ 

 

　　我坐了一陣子，咦，前面有人來了，好像是個記者，我喜出望外，雖然看不到半個警察，好歹有個記者出現，那也不錯，雖然沒人聲援，若是能上報，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這十二個字，刊登在報上，這一趟，就值回票價了。


　　「江蓋世，雨這麼大，辛苦了。」

　　喔，原來走過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一位老朋友陳清泉，他是中部地區的記者，我實在太感動了，風雨故人來，還有什麼比這更難能可貴的呢？ 
 

　　正當我準備開口，謝謝他冒這麼大的風雨，來採訪我們這場冷清的「示威」，他先向我們兩個人打過招呼，接著就幽默的說道：「我不是來採訪的，我專程來看你們，晚上要請你們吃飯的。」

 

　　於是，陳清泉就陪著我們，躲在省議會的屋簷下，一起欣賞雨中奇景……。 
 

　　霧峰省議會這一站過後， 七月二十二日 ，我們就一路北上，豐原、苗栗、新竹、桃園，連著幾天，馬不停蹄，有夠累的， 七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人回到台北，我抽個空，去一個畫廊，看書法家董陽孜的書法展，那天晚上，又跟一個朋友，去看一場羅曼菲的舞蹈。我雖是個讀政治的，在那個動盪的時代，整天在街頭示威遊行，但只要有空，我就想擁抱藝術，讓藝術的真善美，來紓解戎馬倉皇的緊張。 

 

　　當我坐在表演廳，看著舞台上， 羅曼菲 女士那優美的舞姿，不禁為之著迷而沉思：「政治的舞台上，不也應該如此嗎？不要硬梆梆的橫衝直撞，而應讓身體徹底的放鬆，以無比的柔軟度，來應付鎮暴警察的盾牌警棍。」

 

　　這一點，給我不少啟示，保持微笑，肌肉放鬆，我就能很自然的表現出一種韻律美，舞台上如此，示威街頭上，不也應該如此嗎？ 
 

　    七月二十八日，我與蔡文旭、楊木萬，搭機飛往台東市。 

 

　　台東可說是民進黨的沙漠，在那時，除了台東縣議員張甲長之外，沒有省市籍以上的任何民進黨公職人員，整個政治風氣非常保守。我們在西部地區，由南到北，除了幾個縣市，偶而有穿制服的警察，象徵意義的擋我們一下，我們的「贖罪之旅」，可說是由南而北通行順暢，可是，當我一抵達台東市，當地的民進黨人士就告訴我們，台東警方知道你們要來，如臨大敵，已經嚴陣以待。 

 

　　下午四點，民進黨台東縣黨部籌備處召集人張甲長、 龔博育 醫師、詹朝立、胡志成、陳忠和、劉聖吟、黃麗香等人，協助我們，在台東市更生路前靜坐。

 

　　台東的街道，車少人稀，過路人並不多，我們靜坐時，佇足圍觀的人只有十幾位，可是當我們靜坐到五點三十分，要準備遊行台東市街時，警方突然派出三十幾位鎮暴警察，離我們 五公尺 ，圍成一個半圓的封鎖圈，不讓我們帶著布條與黨旗，台東街頭遊行。鎮暴警察一跟我們對峙，又值下班時間，來來往往停下來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慢慢的，形成了一兩百人圍觀的場面。據當地一位記者告訴我，這在保守的台東市，是數十年來，警方第一次出動鎮暴警察，來鎮壓示威的。

 

　　「站佇我頭前的，甘是正港的鎮暴警察？」我看著那些鎮暴警察，不禁暗自懷疑。

 
 　　這三十幾個警察，身上根本就沒有厚重的鎮暴裝，只是戴著白色的鋼盔，穿著卡其的短袖，右手拿一根警棍，左手拿一個銀灰色的盾牌，那些盾牌，拿來跟台北市的鎮暴警察所使用的盾牌相比，實在太遜了。我小時候，住在大溪時，在廚房所看到的大型鍋蓋，就跟我眼前所看到的盾牌，有點類似，土里土氣，東凹西凹，看來好像破銅爛鐵的。
 

這還不打緊，要來鎮壓我們的那些警察，一半以上都是面色黝黑的原住民，其中有一位原住民警察，我看他眼珠子一直在打轉，額頭冒汗，臉部肌肉繃緊，沒有任何表情。

 

這也太為難他們了，我後來聽當地的人士提起，說這些鎮暴警察，根本就不是專業訓練的警察，而是為了應付我們這一趟，高喊台灣獨立的政治示威，警方不得不臨時抽調各地的員警，而且以原住民為主，拼拼湊湊而成這一支看來不堪一擊的鎮暴警察。

 

　　看在我眼裡，那些原住民的警察，真的是很無辜，上面臨時抽調他們來擔任這項勤務。所以我決定，可以跟他們對抗，但絕對不惡言相向，不肢體報復，只要他們想要逮捕我，我立刻跟他們走。這麼一來，讓那位台東警分局長林獻章頭大了，因為他堅持，如果我們不提出申請遊行，警方將不惜任何代價，要制止我們走上街頭。可是，我也給他很明確的答案，我反抗惡法，但願意接受他們逮捕。

 

　　這時，可為難了張甲長，他是台東民進黨籌備處的負責人，但是，台東站的「贖罪之旅」，主辦的是我，他只是協助者，我不肯讓步，林獻章分局長也不肯讓步，雙方僵在那裡，我們動彈不得，警方也撤退不了，聚集的民眾愈來愈多，這下子該怎麼辦呢？

 

最後，委屈了張甲長，他在六點二十五分，代替我填寫了遊行申請表，而警方當場核准，然後我們這一行人，人數不到三十人，就在下午六點五十七分離開台東縣議會，沿著傳廣路、正氣路、中山路、新生路、中華路、大同路、光明路，一路走到火車站前廣場，最後才宣佈解散。 

 

　　我們遊行的時候，沿街鞭炮聲此起彼落，許多從來沒有看過示威遊行的台東市民，或探出頭來，或站在門後，觀看我們這一趟「贖罪之旅」。我們拿著一大幅的標語，上面寫著斗大的「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十二字，走在保守的台東街頭，我有著不同的感受。站在第一排拿著布條的，是兩位勇敢的小姐，右側的是，張甲長服務處的幹事黃麗香，站在左側的，是一位熱心支持者的女兒劉聖吟。

 

　　黃麗香身材嬌小，但勇氣十足，她事前不但熱心的為我們招兵買馬，協助動員，遊行當天，還跟著我們走上街頭，並且走在第一排，對路人的側目，毫無所懼，我們一邊遊行時，她高興的對我說道：「我好興奮喔，這是台東第一次的遊行！」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四章風暴
4-8颱風與淚水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二日星期天 ，我在台北休息一天，順便打電話，開始連絡第二階段的行程安排。

　　「賽洛瑪颱風要來了！」

　　報上得知颱風即將來襲，要不要取消呢？不！風雨中，正好考驗我們的毅力，太好了！

　　 七月十四日 ，我跟蔡文旭兩人，搭火車一路南下嘉義。人坐在車廂裡，看到外面大雨滂沱，不禁想著：「雨哪也落未停？現在，警察伊們無欲掠我，天公伯煞來叫風颱甲阮阻擋，哪也按呢？……嘸管彼濟，『時到時當，無米煮蕃薯湯』，落大雨，我嘛欲照常進行！……」

　　當天下午兩點左右，我們抵達嘉義市，沒想到，居然放晴了，老天爺給我們一個微笑的大太陽，太好了，天助我也！喔，不！話講太快了，下午三點半，老天爺又下起劈哩叭啦的大雨。我跟蔡文旭，先跑去「嘉義聯誼會」拜會，這個聯誼會，由當地的民進黨人士所組成，民進黨嘉義市黨部尚未成立前，這個會可說是當地民進黨人士聚集的中心。該會的主要幹部有陳禎維、官文雄、張榮臧、陳清聞、陳木村、董木生、田年豐等人，熱烈的響應我們的靜坐活動。

　　雨這麼大，怎麼辦？沒關係，聯誼會的人，準備好了十幾頂斗笠，每一個斗笠，上頭的圓錐體，都漆成綠色，有的人撐著傘，有的人披著雨衣，有的人只戴著斗笠，也不撐傘，也不穿雨衣，然後手拿著海報上頭寫著「思想無罪」、「我愛美麗島」，就這樣，我們這一群人，聚集在嘉義市議會廣場前，挺立在賽洛瑪颱風的風雨中……。

　　我自己，頭戴斗笠，頭是乾的，但頭部以下，衣服、褲子、襪子、鞋子，全都淋溼了，想必是老天爺厚愛我們，不忍心讓我們遭受烈日燒烤，反叫我們享受一場免費的淋浴吧！令我感動的是，前來聲援的聯誼會成員，風中雨中，他們都跟我們站在一起，其中，陳清聞前一陣子車禍受傷，腰部無法彎曲，而陳木村也不巧，剛剛車禍受傷，腳步行動不便，但賽洛瑪颱風的威力，並沒有吹走他們的熱情。

　　「鎮暴警察來啊！伊們派人來啊！」有人大喊，現場引起一陣小騷動。

　　我抬頭一看，兩輛鎮暴大巴士，滿載著鎮暴警察，從我們的前方 五十公尺 處，緩緩駛來，不過，他們並沒有停下來，又從我們的前面緩緩駛去。

　　看到這情景，我不禁暗地一笑，我們是來這裡示威，要求台獨思想自由，可是，那兩輛鎮暴大巴士，滿載著全副裝備的鎮暴警察，卻在我們面前緩緩的開過去「示威」，不知是無言的抗議呢？還是颱風天，怕他們全副的裝備，遭到大雨而淋溼，而不願下來呢？原因是什麼，我也不曉得，我所知道的是，我們的身體溼透了，我的海報溼爛了，但我們還是堅持到底，颱風天裡，完成我們既定的靜坐示威，而警方派出的近百名鎮暴警察，窩在兩輛鎮暴大巴士裡頭，從我們的面前開過來，過一陣子，又悄悄的從我們的面前開過去，然後，兩輛龐然大物，就消失在大雨滂沱的嘉義街頭。他們不再出現了，而我們繼續坐在那裡，一直到下午五時半……。

　　我在嘉義市，接受了風雨中的熱情，但是， 七月十五日 ，到了雲林的斗六市，卻嚐到了首度的冷漠。雲林縣是朱高正的故鄉，一九八七年的上半年，朱高正以民進黨立委的身分，跳上立法院的主席台，而名噪一時，成為當時台灣紅透半天邊的政治人物。

但是，當我的「贖罪之旅」，來到了雲林斗六市的民進黨籌備處，朱高正的一員大將張豐吉，也是當時籌備處的負責人，他看到我來，簡單的說了一句：　　「這是你個人的行動，我們無法支援，民進黨旗也沒有辦法借給你，因為我們沒有做任何決議。」

　　劈頭的一盆冷水，讓我愣了一下，心想，他們不支援，我也只好尊重他們的決定，也不想跟他們辯解，我只好跟蔡文旭兩個人，自己進行靜坐吧。話說那個斗六市的雲林縣黨部籌備處，並不是位於鬧區，而是在郊區的偏僻的小巷子裡，根本沒有來來往往的行人，只有住家附近的居民，出來探頭一下，如此而已。我們還是把我們的布條，攤在地上，照既定的時間靜坐。就那樣，午后的斜陽照在我們身上，附近的幾條狗，不時在我們面前走來走去，我們就好像蹲在路旁的乞丐，在那裡等待人家的施捨……。

　　幸好，有兩位那時才認識的朋友，給我鼎力協助，一位是民眾日報的記者蔡慶敦，眼看我們勢單力薄，像是荒郊野外傳道師，因此，他就想辦法連絡一些記者，讓我們的活動上報；另一位是陳鐘德，他長得一副鄉土味，身高瘦長，說話如洪鐘，眼如銅鈴，他跟我素昧平生，眼看我遭受冷淡，大抱不平，就主動提供一輛宣傳戰車，上面有超強的麥克風，另外他又調了幾位朋友，我們五點半靜坐結束，現場只有幾個人，於是，我們幾個人，加上一輛宣傳車，便走上斗六市街頭，展開陽春型的遊行。

　　結束了雲林冷漠的那站， 七月十六日 ，我們到了彰化市，再度感受當地人士的溫暖。當時，彰化的民進黨人士陳德政、劉峰松、廖永來、陳忠孝、李讀、翁金珠等人，皆前來支援。下午四點，當我一抵達彰化縣議會廣場前，居然看到一、兩百位民眾，聚集在那裡，熱烈的鼓掌歡迎我們來。接下來，我們還是照既定的程序靜坐，遊行，值得一提的是，我一開始靜坐，似乎上天特別的「眷顧」我，馬上下起傾盆大雨，陪我靜坐的民進黨人士，都淋得像落湯雞！

　　五點半我們開始遊行，彰化的警方，跟前面幾個縣市的做法不一樣，他們派了數十個員警，將我們團團圍住。這時，彰化警察分局長盛育方走過來，要求我們道：「要遊行可以，但不准拿『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標語！也不准拿黨旗！」

　　那有遊行的時候，不拿標語，不拿旗子，那豈不是跟逛街散步一樣嗎？

　　警方將我們團團圍住，我就立即席地而坐，整個遊行隊伍就癱在那裡。然後警方與民進黨彰化縣後援會會長陳德政協調，最後，雙方協議由陳德政當場提出書面申請，然後他們就放行。好了，我們要走什麼路，目標往那裡，都交待清楚了，這下子可以了吧？分局長盛育方這時終於讓步，於是我們開始一路高喊口號，唱歌，並且有後援會的人一路燃放鞭炮，引起許多過路人旁觀。

　　在這裡，附帶一提的，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 ，蔣經國正式宣佈台灣解除戒嚴，國民黨制訂了「國家安全法」，彌補解嚴之後，國民黨政權所失去的部份權力，而他們又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制訂頒布「集會遊行法」，以管制人民的集會遊行。

　　就在這段解嚴的前後，而「集會遊行法」尚未制訂出來的這段期間，我推出了「贖罪之旅」，由南走到北，也許情治單位把我恨得牙癢癢的，但對我這種非暴力的原則，宣揚台獨思想自由，卻也莫可奈何。

　　 七月十七日 ，與我同行的蔡文旭、兵介仕，他們倆搭車上台北，因為各自有雜誌社工作的因素，只能前來臨時支援我幾天，而無法一路陪同，我只好又一個人，前往南投市，進行下一站的「贖罪之旅」。

　　當我又是孤零零的一個人，特別感到政治夥伴的重要，我自己要去打電話連絡，自己扛著行李，或搭火車，或搭公路局，到了目的地，還要看當地的情況，如果地方的民進黨人士相當熱心，遊行示威就有人替我打點；要是他們不甚重視，甚至不理又不睬，我一個人還是得硬著頭皮，像個乞丐，蹲坐在那裡。還好，這一趟由屏東北上，偶爾會碰到地方的民進黨領導幹部，因為某種的因素，而無法聲援時，我還是能夠得到一些最基層的黨工，他們給予我熱情的支援，南投的情況，就是如此。

　　 七月十二日 ，我人在台北，連絡全島各地時，南投方面主動跟我連繫的是基層黨工張錫坤。他在電話中問我：

　　「你愛阮替你做啥米？請你講。」

　　「我欲去南投縣議會靜坐，靜坐了後，我想欲遊行市街，請你甲我鬥三工，好否？」

　　「我恐驚許榮淑服務處有卡為難，因為，你這咧問題，佇阮南投縣彼呢保守的所在，有卡敏感，但是，我猶原會叫一寡人來甲你鬥提布條仔，做你來，免煩惱啦！」

　　 七月十七日 ，我由彰化到南投市，中途因為轉車，再加上路途不熟，原本跟張鍚坤約好，當天下午四點，就要由位於南投市的許榮淑服務處出發，遊行到南投縣議會，但是我時間掌握不好，匆忙趕到許榮淑服務處時，已經下午三點五十分了。

　　「 江 先生，你來啊，趕緊咧，四點啊，咱趕緊出發喔！」一位個子矮小的中年男子，一見面，就熱情的跟我握手，催我快點準備上路。他就是主動伸出援手的張錫坤。

　　我連聲喊謝，然後，趕快把我的綠背心穿上，綠絲帶綁上，就走出服務處，這時，我往外一看，心涼了半截，遊行隊伍呢？宣傳車呢？麥克風呢？通通沒有！

　　我站在那兒呆住了！只見這保守的南投市街頭，有一些人，離我遠遠的，對我指指點點，我看不到制服警察，更不用說鎮暴警察，那時我的心情，好像來到另外一個國度，人海茫茫，心頭亂紛紛……。

　　「無管彼濟啦！到遮來啊，我就隨伊行，這位張錫坤，明明講有替我找人來，即馬，卻……」我暗地抱怨著，也不敢講出來。

　　「 江 先生，時間到啦，行囉，咱緊出發啦！」張錫坤又再度催促我。

　　我走到服務處前的街道，這時，已經有七、八名張錫坤叫來的黨工朋友，站在馬路上，準備出發。我定睛一看，簡直笑不出來，我把這一趟「贖罪之旅」，看做是很神聖的，爭取台灣人民思想自由之戰，可是，現在站在我眼前的那七、八個黨工朋友，有穿拖鞋的，有穿汗衫的，有邊嚼檳榔的，有蓬頭散髮的，這樣的組合，好像一支逃難的雜牌軍。

　　算了，算了，別想那麼多，人家肯撥出時間支援你，已經難能可貴了，你還嫌什麼呢？

　　他們沒幾個人，但隊伍的前面，卻撐著一面我前所未見的大布條。他們中間，有兩個人各撐著一根一層樓高的長竹竿，竹竿頂端，綁著一條長約 五公尺 ，寬約 一公尺 的大布條，上面寫著兩行字：

　　　　「真正的非暴力就是愛」

　　　　「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真感謝他們！用我傳單上的標語，寫在這麼大的布條，豎立在街頭，頗為壯觀。我看了那張布條，頗為滿意，因為我們人雖少，又沒有任何音響設備，走在那南投市車少人稀的道路上，至少還有一點視覺上的效果，嗯，他們真了不起。

　　「行喔！目標向南投縣議會！」張錫坤站在前頭，大聲吆喝道。沒有掌聲，沒有鞭炮聲，我們這一支迷你形隊伍，開始出發前進。

　　「咦，怎麼布條晃來晃去？為什麼不拿好，唉，……怕什麼呢？既然走出來了，就好好的拿，晃來晃去，實在太難看了－－啊，不－－」我暗地尋思。

　　下午三點五十分，我抵達許榮淑服務處，四點正，我們開始遊行。這中間，只有十分鐘，我為自己的遲到，深感抱歉，但也因匆匆忙忙，沒空跟前來幫忙的黨工朋友，一一握手寒喧，我不知道他們姓什麼，叫什麼，只知道他們是張錫坤找來的朋友，因此，我也沒花時間，好好認識他們，只想等活動結束之後，再跟他們聊聊。

　　一路走來，我已成了媒體焦點人物，因此，我希望所到之處，能得到熱烈的參與。可是，到了南投，匆匆忙忙，一眼看到前來聲援的，心就涼了半截……。

　　我皺著眉頭，暗地抱怨，為什麼來聲援我的，竟是這樣難民式的遊行隊伍？可是，我們隊伍出發後，走了不到半分鐘，我那內裡暗藏的優越感，頓時崩潰了，因為當我發現事實真相時，我的眼眶立即湧上熱淚。

　　原來，站在前排那兩位黨工朋友，其中那位瘦弱矮小的，他是個跛腳的！

　　他那麼瘦小，撐著一層樓高的大竹竿，跟另一位同伴，舉著大布條，那布條並沒有打洞，吃滿了風，撐著非常吃力。他死命的抱著竹竿，一跛一跛的往前走，當然，布條也就跟著晃來晃去……。我是何等的可悲？居然瞧不起那些人？我落難時，他們肯伸出援手，而我竟然……。

　　行進中，我不敢讓淚水掉了出來，只好吞到肚裡去。

　　那天晚上，我投宿旅館，想到白天這一幕，夜深人靜時，自己一個人關在房裡，暗地流淚……。

　　我媽媽曾一再的告訴我：「稻子愈成熟滿穗，它的頭垂得愈低。」

　　這段南投之旅，讓我再想起我媽媽的這段告誡，也給了我永遠難以忘懷的教訓。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四章風暴
4-7 我站在法庭上

　　一九八七年七月九日，台南市的「贖罪之旅」結束，我連夜北上。

　　七月十日，台北地檢處進行「六一二事件」第二次偵查庭。上午九點，謝長廷、洪奇昌與我三人，準時抵達台北地檢處。當天，民進黨並沒有動員全國的群眾，所以來聲援的只有一百多人。幾位民進黨的國大代表陪同我們，進入地檢處大門。偵查庭開始，我首先接受偵訊。從南部的幾趟「贖罪之旅」，我感受到台灣民間，有一股追求自由的力量，即將釋放出來，而台獨運動，更將取代原有的黨外運動，或組黨運動，而成為未來反對運動的主流。那麼，這一場國民黨掌控的司法整肅秀，我不需要再花任何精力，去跟他們做任何辯解，我只要依照甘地的精神，反抗惡法，但願意承受加在我身上的打擊，那麼，我將沒有什麼好害怕的了。

　　當我走進偵查庭，一眼看到承辦檢察官陳清碧，我已經不像上次那樣，手腳緊張，反過來，我看著他，坐在那裡，同情之心，由然而生，他也是「惡法亦法」的受害者，他坐在那裡，代表著政府，要找出我的罪證，然後，將我起訴，要求法庭將我判罪。

　　我站在他面前，沒還等他講話，我馬上拿出一張事先好的聲明唸給他聽：
　　「第一、請依叛亂罪起訴；
　　　第二、請求褫奪公權終身；
　　　第三、請求速審速決。
　　　謝謝你。
　　　以下，你所提的任何問題，
    我將不再回答。」

　　陳清碧檢察官，聽完了後，錯愕一下子，臉上馬上擠著一絲微笑，連聲說道：
　　「不要這樣子，我們還是要好好的偵查，現在，我開始問你問題，請你據實回答，第一，六月十日當天……，你是不是率領了群眾……？第二，群眾在遊行時……，你是不是……？」

　　結果，他每問我一個問題，我都搖搖頭，笑著對他說：
「我不必回答你的問題。」

　　他還是照著事先擬好的問題，一個又一個的問我，連下十三道問題，我通通搖搖頭，給予同樣的答覆：
　　「我不必回答你的問題。」

　　就這樣，檢察官很快的結束了我的偵訊。我深知，他們鎖定我們三人，又大費周章的偵查我們，照當時的情勢判斷，一定會將我們起訴，我好好的配合他們，或出賣自己的良心，為自己做不實的辯解，甚至卑躬屈膝的向他們求饒，根本無濟於事，而我腦海裡，只想到我那張「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布條，如何一站又一站的飛揚下去，法律訴訟，那是律師與法官的事，由他們去吧！

　　接下來，由洪奇昌、謝長廷接受偵訊。整個偵訊，一直拖到十二點半，才偵訊完畢，開完庭後，我們三人走出庭外，站在地檢處大門前，由謝長廷手拿著麥克風，向現場的聲援民眾道聲感謝，並抨擊警方的蒐證心態。他說，六一二事件當天，有人打架，檢方應該先偵辦，到底誰是真的施暴者，然後再查查看，誰是首謀，可是，現在一開始，就把我們三人，當做首謀開始偵查，這個程序根本不對嘛！還有，當天的蒐證，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可是警方所移送來的蒐證資料錄影帶，卻只有二十分鐘，根本就是經過剪接的濃縮版，事實真象，不會遭到掩飾嗎？而且，檢察官在偵查庭上，所提出來警方證據相片，相片的圖說，提到民進黨的部分，都用「X進黨」三個字來寫，這種侮辱的字眼，顯示出警方的偏見，那麼，警方的蒐證相片，根據他們的偏見來做，又怎能夠提供事實的真象呢？

　　謝長廷說完後，我們感謝民眾前來聲援，然後，大家就各自散去。
　　我們三個人會不會遭到起訴？目前還在未定之數，而這件事情，民進黨中央已經授權謝長廷、康寧祥、姚嘉文三位中常委，組成「三人小組」，由他們去研究，一旦我們被起訴後，黨中央將如何發動群眾遊行，向國民黨當局施壓。若是民進黨中央軟弱無力，那麼，將來民進黨發動的示威遊行，誰也不敢擔綱了，只要一有衝突，不問青紅皂白，受命當總指揮的，馬上官司纏身，就像六一二事件的謝長廷、洪奇昌他們的遭遇，這樣一來，國民黨他們更會「軟土深掘」。

　　雖然上午開了偵查庭，忙了一個早上，但當天下午四點，我還是興致勃勃的，依照既定的行程，跑到台北市議會大門前，繼續「贖罪之旅」台北場的靜坐，雖然人不多，只有二十幾位關心的民眾陪著我靜坐，我還是坐得津津有味，不過中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在四點半左右，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操著台灣的口音，一個大步走來，站在我的面前，瞪著大眼，指著我的鼻尖，大聲吼道：「你是不是中國人？」

　　我坐在地上，抬頭看了他一眼，本想答道，「我當然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但想了一想，算了，還是給他一個善意的微笑，我不想說半句話。

　　我記得聖經上面有一句話，「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我會同情這位三十來歲的台灣男子，看到我的布條上面寫著「台灣獨立」四個字眼，腦門衝血，心頭抓狂，因為他被國民黨長期教育「我是中國人」，他不知道要去認同這塊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對於這種認同錯亂的人，我不想去罵他，因為他有他的感情認同世界。我只想在未來，繼續的推動本土的認同運動，畢竟，生長在台灣的人民，你可以難以忘懷秋海棠，你可以經常做神州大陸夢，那是你的感情世界，我們給予尊重，但是，台灣這塊土地，是我們共同的，如果你要生長在這裡，你就要學習認同這塊土地，沒有認同，就沒有愛，不認同台灣，甚至完全否定台灣的那些人，我不知道，他們如何愛這塊土地。

　　後來，我身邊的民眾，立刻把那位男子回罵過去，站在旁邊觀看的警察，馬上過來，將那位男子半勸半推，帶離開現場。下午五點四十分左右，我們一行二十多人，手拿著標語，從中山南路一路遊行到中正紀念堂，這一次，我們人雖少，卻是在黃昏時分，公然的踩在博愛特區，可是警方不但不阻擾我們，反而沿途幫我們維持交通，讓我們順利的抵達中正紀念堂廣場，我們走到了廣場中央的升旗台，我把布條撐開，就在那台上，發表簡單的談話，同行的還有田媽媽以及洪茂坤。

　　下午六點二十分，我們就站在升旗上面，留下了一張歷史性的相片。

　　昏暗的天色，紀念堂那座龐然的宮廷式建築，隱約可見，我們幾個人站在廣場正中央的升旗台上，沒有鑼鼓喧天，沒有滿天煙火，沒有旗海飛揚，沒有黑壓壓的群眾，只有空空蕩蕩的廣場與浮面而來的晚風。

　　這個代表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而我們那一幅鮮明的布條，橫列升旗台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好像十二個金字，非常有力的鑲嵌在那座巨大的宮廷建築！

　　七月十日的第二次偵查庭之後，我把法庭的事情，拋到後腦，「贖罪之旅」繼續走下去。七月十一日，我到台北縣議會靜坐，警方依然不管我，倒是軍方的團管區司令，卻來到了現場，對我及參與靜坐的黨工朋友，吆喝來，吆喝去，而當地的派出所主管，卻站立一旁，也不吭聲，只是一旁維持交通而已。那位團管區司令，看到我遊行到台北縣政府廣場前，居然氣極敗壞的要求我們：

　　「你們要走，可以，只能走人行道，我不准你們走車道！」
　　「笑話！全世界哪有人遊行，閃到人行道邊去遊行？當然要走在馬路上，讓人家知道我們的訴求啊！」一位聲援的黨工朋友抗議道。

　　那時，正是下班的尖峰時刻，整個板橋縣政府前，可說是車水馬龍，他們不擋還好，一擋，機車、汽車擠成一團，喇叭聲、抗議聲，聲聲嘈雜。我對那位氣得鼻孔生煙的團管區司令，嚴肅的說道：

　　「要嘛，請現在下令將我逮捕！否則，我一定要走在馬路上，我們是要示威的，請你做一個選擇吧！」

　　其實，跟我們一起靜坐的，有台北縣的民進黨人士楊木萬、王淑慧等十幾位黨工，遊行的時候，尤清服務處的主任蕭貫譽，帶頭指揮，我們的總人數，不超過二十人，而他們動員的警力，至少我們的兩、三倍以上，況且，我已經表明，只要你一下令逮捕，我馬上跟著你走，我們完全不做抵抗，這來，倒苦惱了這位台北縣團管區司令，要抓呢？還是不抓呢？最後，他們讓步了，我向他們表示謝謝，然後繼續我們的遊行。

　　走到這裡，我幾乎可以確定，現在的我，雖然沒有任何公職或黨職的頭銜，但是，我所推動的台獨思想運動，及宣揚的甘地精神，使我成為一位象徵性的人物，而讓地方級的情治長官，也無法擅自作主，將我抓起來，因此，往後我更可以光明正大的，高舉旗幟，踩遍台灣的大鄉小鎮。

（江蓋世，贖罪之旅）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6贖罪之旅（下）
 

七月九日，我下午三點十五分抵達台南市高李麗珍服務處。高李麗珍是前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高俊 明牧師的 太太，高牧師因美麗島事件藏匿施明德，而遭國民黨逮捕下獄，而後，高李麗珍代夫出征，競選立委，不幸落敗，但原有的競選班底，依舊在台南市，維持一個高李麗珍服務處，做為台南市民進黨運動的主要據點。

 

我抵達那裡，受到黃昭凱、林宗正牧師及許多黨工的歡迎。他們服務處的一位黨工，在服務處的外面，張貼了一張大幅海報，用非常漂亮的藝術字，寫了幾個大字，「台灣民主運動的甘地－－江蓋世」，我看了那幅海報，心裡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因為我要學習的是甘地的精神，絕不想要亦步亦驅的模仿甘地，我只想做我自己，而不想讓別人把我比做那位世界級的偉人，因為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有其時空背景，有其歷史淵源，有其個人智慧風格，有其人生哲學，雖然我知道，徹頭徹尾的非暴力，不是我這個凡夫俗子所能達到的境地，包括甘地自己也坦承，徹底的非暴力，連他自己都辦不到，何況是我呢？

 

我堅信甘地精神是對的，它能夠讓我們人民，擁有一項不流血的武器，去打倒我們想要打倒的權威，去改變我們想要改變的制度。

 

「那你為什麼要披著那件『甘地精神』綠背心，到處做秀呢？」也許有人會這樣質疑。

 

非暴力精神也好，甘地精神也好，都是抽象的概念，廣大的台灣人民，並不熟悉這個概念。如何使人民在很短的時間內，知道這個概念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這個抽象的概念，將它變成一個具體的圖像。抽象的概念，人們一聽，掠過腦海，也不知飛到南極或北極了，但是，一旦把它變成一個具體的圖像，眼睛一看，立即發亮，啊，對了，那就是這個東西，這樣的話，就能很清楚而明確的釘入人們的腦中。所以說，他們太過捧我了，把我這個小人物，比擬做「台灣民主運動的甘地」，我聽了自己會臉紅，可是，為什麼我還是照樣穿著那件甘地精神綠背心呢？因為，透過它，可以很迅速的藉著媒體，傳播出「甘地精神」的訊息。

 

話說 七月九日 下午四點，台南市議會的那場靜坐呢？我就不再那麼孤單了。有林宗正、黃昭凱、李金億以及二十多位我叫不出姓名的台南黨工，都來參與靜坐。這場靜坐，我們是坐在台南市議會大門前的階梯，下午四點到五點半，陽光特別的強烈，我們所坐的階梯，正好陽光直曬，熱得大家汗如雨下。

 

下午五點半，我們一行三、四十人開始遊行，走在最前面的，拿著一條長布條，一位黨工，手拿著麥克風，後面跟著一輛宣傳車，林宗正牧師擔任指揮，我們從台南市議會，遊行市區，一路走回高李麗珍服務處。這一站，我幾乎看不到穿制服的警察前來阻擋，這時，我心裡這樣推測，警方在屏東攔阻我們，一度造成緊張的情勢，反而使地方的媒體大感興趣，而大幅報導，因此，他們從高雄市開始，一直到高雄縣、台南市，接連三站，採取「不理睬政策」，讓我一下子，悵然若有所失，我們採取非暴力抗爭，警方也採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對我們不理不睬，放任我們去遊行，這一點，想來也真有趣！

 

林宗正，長老教會的牧師，曾參加在加拿大的 URM 訓練。 URM 是長老教會城鄉草根訓練的組織，他在一九八八年開始，於台南縣新化縣的口碑教會，在鄭國忠牧師的協助之下，成立 URM 在台訓練的基地， 廣收社運團體的基層幹部，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他所訓練出來的 URM 成員， 扯下了位於嘉義市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徹底粉碎國民黨政權所創造的吳鳳神話，還給台灣原住民原有的尊嚴，一九八九年，他因吳鳳事件入獄八天，一九九一年開始，他持續從事「愛與非暴力」的草根訓練工作，一九九一到一九九三年，台灣反對運動所推行的大型示威，如「反軍人干政」，林宗正牧師所培訓出來的 URM 成員，往往扮演重要的組織者， 或形成一支有思想、有紀律的糾察隊伍。

 

我初次見到的林宗正，中等身材，面型削瘦，但聲音奇響無比，放眼當時的反對運動界，我還沒有聽過任何一個人，演講的聲量能夠超過林宗正的。

 

話說回頭，當我們走到台南市的民權路，林宗正牧師邊走邊演講。他特別為我們介紹，這一條民權路，是我們反對運動圈內，非常有名的「台獨街」，因為有三位從事台獨運動的名人，他們的老家，就在這條街上，第一位是，旅日台獨老前輩王育德；第二位是，國民黨政權頭號的通緝要犯，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第三位是，前副總統謝東閔郵包爆炸案的主角王幸男。一九八七年那時，這三位台獨人士，王育德早已作古，張燦鍙流亡海外，而王幸男仍關在牢裡。

 

林宗正牧師介紹完民權路的台獨歷史淵源，就用他那粗獷雄厚的聲音，帶領我們高呼口號，向台獨街的三位前輩致敬：

 

「現在，咱來喊，『台灣獨立萬歲！－－』」

「台灣獨立萬歲！－－台灣獨立萬歲！－－」 

 

我們這一群人，雖然只有三、四十個人，以整個台南市的人口相比，我們只是一小撮人，可是我們一步一腳印，踩在台南古城的街道上，愈踩人愈多，愈踩愈起勁！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6贖罪之旅（中）

楊金海，一九三二年生，高雄茄萣人，一九七一年，因政治案件，被判無期徒刑，綠島關了十一年，一九七六年假釋出獄，曾擔任過民進黨高雄縣黨部主委，一九八九年擔任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會長。他是反對運動圈內，知名的老政治犯，在綠島期間，患有嚴重的胃病，所以出獄之後，他不能吃固體食物，只能喝鮮奶，後來，曾來台大醫院動過手術，才恢復正常的飲食。那天，看這位政治老前輩，一手提著鮮奶，專程趕來的情景，令我非常感動。

 

這一點，我也不想跟警方辯，因為警方並不是我們抗議的對象，既然聯誼會的幹部，他們決定要遊行，藉這個方式，突顯台獨的思想自由，我就決定用步行的方式，由縣議會一路走回聯誼會的辦公室。我們在聯誼會宣傳車的開導下，開始步行市區，警方起初沒有任何防備，當我們走到屏東市中華路的台電屏東營業處附近，警方派出一道人牆，強力堵住我們的去路。

 

看到警方擋道，許多人馬上抓狂，許炳豐甚至一度揚言要點燃汽油，跟警方人員同歸於盡，那時又有另外一位幹部陳文騰，在兵馬荒亂之中，由宣傳車上摔了下來，我對突如其來的狀況，心頭為之一慌，我的「贖罪之旅」，最多只要讓我入獄就可以了，但千萬不要因我而讓其他的朋友，因為一時的失控，而吃上不必要的官司啊！……不可以的！千萬不要拖別人下水！當我內心不斷掙扎時，幸好，會長潘立夫與屏東分局副分局長朱振良溝通，過一會兒，警方終於同意撤崗，而我們步行人馬一行四十多人，通過中華路之後，就直接返回聯誼會，我的贖罪之旅第一站，中間差一點擦槍走火，但幸好，最後還是和平收場。當天晚上，聯誼會在屏東市公園為我舉行一場演講會，會中，我首度向屏東市的民眾說明，為什麼我要千里迢迢來到屏東，來倡導台獨的思想自由。

 

這邊，值得一提的是，屏東市民和派出所主管鄭榮源，讓我印象深刻，他雖然是派出所的警官，卻長得文質彬彬，說話溫文儒雅，他在我演講會之前，表示要和我私下談一談，我原本以為他要勸我，取消晚上的演講會，不想跟他多談，但沒想到，他一開口，就對我說：

 

「我尊重你的立場，也欣賞你非暴力的原則，我並不是要阻止你，反而希望我能如何的協助你。」

當然，在那個戒嚴的時代，我真不敢相信這種話，是出自一個警官的口裡，我對他說，我不會接受你的任何協助，但非常謝謝你的心意。

 

與這位鄭警官的接觸，使我忘卻了下午遊行時，我們與警方衝突時的一點不快，這讓我更堅信，以非暴力的精神，我們能夠贏得更多的支持，甚至連奉命與我們對峙的警察，我們也可以贏得他們的友誼。

 

忙了一整天，屏東的朋友幫我安排了住宿，我好好的休息了一夜，準備第二天往北到高雄市。我有一位朋友，他叫戴雅各，是我編聯會時代的朋友，透過他熱心的協助，帶來一筆邱茂男贊助我的旅費，這下子，我一路北上的車錢就有了。邱茂男是美麗島事件的受難者，曾經入獄，幾年之後，出獄之時，受到鄉里熱烈歡迎，後來，當選為台灣省議員。

 

往後三個多禮拜，我就這樣一路由南而北，一站一站的北上，到了台北，再跑到東部的花蓮，然後，再一路北上到基隆，結束全程的「贖罪之旅」。我每天進行的模式，差不多都一樣，到一個地方，先去拜會當地的重要民進黨人士，然後透過該地的民進黨公職服務處或聯誼會，去動員民眾，來參與我的靜坐、遊行、演講。我每到一個地方，都認識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感觸，以下，我就針對我跑過的幾個地方，說一說讓我印象深刻的故事。

 

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我在屏東的「贖罪之旅」第一站，街頭步行時，遭到警方強力的阻擾，可是， 七月七日 開始，我一路北上，我就正式公然的街頭遊行，每一站都走，但令我納悶的是，警方放我自由遊行，不再理我了。警察他們跑到那裡去了？為什麼不再阻擋我們呢？現在還是戒嚴啊，依戒嚴法，他們可以強力阻擾，甚至，可以將我當場逮捕啊，為什麼呢？……

 

七月八日，我到高雄縣議會進行「贖罪之旅」靜坐，高雄縣的民進黨縣議員楊雅雲以及她的爸爸楊金海、劉文福、蘇培源、吳昱輝、蘇錫輝、尤宏、陳振福等人，動員了數十人，大家頂著大太陽，頭綁綠絲巾，一起靜坐，到了五點半，我們就開始遊行鳳山市區，一路走回楊雅雲的服務處。許多過路人，看到我們這支小型的遊行隊伍，手拉布條，揮舞標語海報，在楊雅雲的帶領之下，一路高呼口號。

 

我們人雖然少，路上也看不到半個警察，可是過路人，不是投以異樣的眼光，就是站在走廊，頓足旁觀，連靠都不敢靠過來。南部午後的斜陽，照得我只能瞇著眼睛，往前邁進，但我心裡卻無比的舒暢，我們居然能夠把寫著「台灣獨立」四個字的布條，拿在手上，走在街頭，也沒人丟我們石頭，也看不到鎮暴警察的蹤影，我愈走愈覺得腳步輕盈，心情舒暢，一點也不覺得累，這時，突然聽到離我們 五十公尺 的地方，有一戶人家鳴放一長串鞭炮。

 

「多謝鳴炮，多謝鳴炮！」一位黨工，手拿著麥克風，非常高興的往那戶人家的方向大聲道謝。真是不簡單，那個時代，談到台灣獨立，一般人怕都怕死了，那戶人家居然敢鳴放鞭炮，熱烈的歡迎我們！不過，先別高興，等到我們再往前走十幾公尺一看，哇，糗大了，那是一家店面開張了，他們鳴炮致慶，而不是放鞭炮歡迎我們啦。隊伍中，大家看到那個情景，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6贖罪之旅（上）
 

七月二日的晚上，我重讀甘地傳，又激發起新的靈感來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英國政府擋不住印度獨立運動的浪潮，不得不授權尼赫魯籌組臨時政府，但是以真納為首的回教聯盟，則拒絕接受尼赫魯的領導，不要與印度教徒為主的國大黨分道揚飆，獨立運動領導階層的分裂，導致印度各地發生嚴重的宗教暴動，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互相殘殺。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加爾各答一地，持續四天的暴動，根據統計，死亡者大約五千人，受傷者大約一萬五千人。接下來，一九四六年十月間，孟加拉省東部的諾迦利與提伯拉鄉間，到處暴發回教徒攻擊印度教徒事件。

 

當時，甘地年歲已大，健康不佳，他聽到印度各地都市與鄉村，都暴發流血衝突事件，他感到非常痛心，他決定跑到孟加拉省的諾迦利，苦口婆心的宣揚非暴力，希望彼此是兄弟的印度人民，應該捐棄宗教的仇恨，遏止以暴制暴的風氣。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到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那時，甘地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他進行一項「贖罪之旅」，他認為自己沒法以非暴力的精神，來拯救人民，因此才暴發了諾迦利暴動事件，所以他要長途跋涉，到暴動的災區，以救贖印度人民相互殘殺的罪過，所以才把這項行動，命名為「贖罪之旅」。

 

甘地這趟諾迦利之行，他拄著一根拐杖，光著腳丫，每天清晨四點起床，長途跋涉三、 四英哩 路，由一個村莊，走到另一個村莊，他不斷和居民談話，為他們祈禱，有時，碰到懷有敵意的村民，在他要來之前，在路上撒碎玻璃、荊棘、糞便，但甘地依然勇往直前，毫不退縮，就這樣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共走了四十幾個村莊……。

 

這段長途跋涉，甘地身邊的信徒，不少人憂心忡忡，擔心他會遭到回教徒的刺殺。雖然人家這樣警告，甘地根本不予理會，他曾經語重心長的說：「假使有人殺了我，我們若把那兇手殺了，以求報復，仍然於事無補。試想，除了甘地自己，誰能殺甘地呢？誰也無法毀掉精神。」

 

看了這段章節，我的心，好像卡在鐵軌上動彈不得的列車，一下子就把障礙排除了，又轟隆轟隆的動了起來，信心十足的往前駛去。

 

既然我面對檢察官陳清碧，坦白承認自己有罪，還拜託他老兄幫我起訴，那麼，與其窩在家裡，等待法院的傳票，不如來個「贖罪之旅」，全島一週，宣揚「我有罪」，而我唯一的罪名就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哈！這不是很棒嗎？以一反諷的手法，來突顯國民黨壓迫言論自由的荒謬。我把這個構想，跟兵介仕、蔡文旭等人商量，最後我們決定，我們巡迴全島，去各縣市的議會門前，採定時定點靜坐，也就是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三十分，靜坐在各議會的大門。

 

雖然靜坐的時間，只有一個鐘頭半，如果地方的媒體有興趣報導，那也就夠了，我們更大的重點是，一路巡迴下去，我們可以接觸到許多從來沒有見過的民進黨黨工，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及政治、經濟、社會的實際狀況。

 

計畫擬好，我就自己著手寫「贖罪之旅」的傳單，用手寫好了，也不用什麼精美印刷，就拿去影印，直接寄給全島各地的民進黨公職服務處，以及有關的新聞記者。我的計畫如下：
 

由 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 到 八月一日 的「贖罪之旅」，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屏東、高雄、台南及台北等縣市議會；

第二階段：南投、彰化、台中、雲林等縣市議會及省議會；

第三階段：桃、竹、苗等縣市議會；

第四階段：花、東等縣議會。

 

我那時候，也夠天真樂觀的，我沒有任何政治派系組織，只有幾位熱心的同志，我也沒有準備任何活動經費，只想到我有一張南下的火車票，那就夠了，住那裡，吃什麼，到那裡自然會解決，擔心那麼多幹什麼，警方會不會逮捕，那是他家的事情，反正我卡了「六一二事件」，刑法上的罪名是「聚眾妨害公務首謀」，又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最高台獨禁忌，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不如抬頭挺胸，爭取入獄前有限的時間，好好地把台灣走一趟，天底下，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痛快的「台灣之旅」呢？哈哈！

 

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我自己一個人拎著包包，拿了一大袋宣傳布條，搭火車直下高雄市，再轉往屏東市，展開第一站的贖罪之旅。當天下午三點，我先抵達位於屏東市的「人權運動屏東聯誼會」。該會的會長潘立夫、主要幹部徐炳豐、陳文騰等人熱烈歡迎我。這個聯誼會，是屏東反對運動的重鎮，裡面的成員個個驃悍，鬥志昂揚。

 

聽他們說，屏東情治當局，為了我要來，緊張兮兮的，頻頻的找他們聯誼會的幹部溝通，希望他們不要參與我的靜坐活動，甚至還私下拜託，如果非靜坐不可，就千萬不要遊行，趕快結束，早一點讓江蓋世離開就好。我聽了這句話，心裡暗笑，真奇怪，我只是一個人，又非何方神聖，更無千軍萬馬，而且又對外講好，我堅持非暴力，只要你想逮捕，我就跟著你走，決不反抗，像我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人，他們緊張兮兮什麼呢？

 

下午四點，我在會長潘立夫及許多幹部的陪同下，依照既定的下午四點，準時抵達屏東縣議會門口，我拿出一張大幅的黃色布條，上面寫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其中，「台灣獨立」四個字，用綠筆寫著。我把布條鋪在地上，前面再鋪張海報，上面寫著「真正的非暴力，是遭到打擊，仍然愛他。」布條和海報都鋪好了，很多熱心的朋友，拿了小石塊，壓在它的邊緣，防止大風一吹來，布條被捲走。然後，我穿上了甘地精神綠背心，頭綁上了綠絲帶，開始氣定神閒的坐了下來。我一邊坐，一邊東望望、西望望，面前站了零零落落的一百多圍觀民眾，但他們都不敢接近，潘立夫、許炳豐以及專程由高雄市趕來的楊金海等人，陪同我一起靜坐。

 

（未完待續）

 

（1987年，群眾聚集立法院大門口，聲援江蓋世等人。）


◎文：江蓋世


我知道，六一二事件是一個政治事件，既然是一個政治事件，它就是朝野政治力的拉距戰，而不是引經據點的法律戰，有了這個認知，我就不再斤斤計較法庭上的言詞辯論，反而一再的默念甘地的啟示：「我們愈是無辜入獄，我們的力量愈大。」

 

既然我自許為甘地的信徒，那麼我就應該去自我實踐，他這項入獄哲學，當年他被送上法庭時，他不願在法律上跟法官多費唇舌，反而請求庭上「請判我最重的罪」。


  

第四章風暴 
4-5  我是台灣囝仔（下）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台北地檢處即將召開六一二事件偵查庭。

 

接著板橋後埔國小那一場，民進黨中央繼續在台北市新興國中，以及三重明志國中，舉辦兩場群眾大會，聲援六一二事件三位當事人。

 

在群眾大會場合，聽那萬人的歡呼鼓掌，是非常痛快的事，但是，當曲終人散，獨自回到家裡時，想到不知何時，就要跟家人離別，與朋友分開，心中就有股甩不掉的落寞。雖然如此， 六月二十二日 那天，我看到當期的雜誌《新新聞》與《民進週刊》，封面上，都有我們三個人的相片，短時間之內，我成了反對運動的名人，唉，我知道，名聲如泡影，突然而來，也將隨之而去，但此時驟增的名氣，但不可否認的，卻是我繼續戰鬥的一項動力來源。

 

六月二十二日早上，黨主席江鵬堅打電話給我，我接了電話，生性幽默的江鵬堅，笑著說道：「啥米？你擱惦佇厝裡！喔，你真好命，逐家攏佇無閒咧！」

 

我馬上答道：「我行李已經準備好啊，準備入去籠仔內啊！」

 

江鵬堅打電話是要通知我，晚上要在陳繼盛律師的「陳林文教基金會」，召開一項六一二事件律師團會議，來研究第二天謝長廷、洪奇昌與我三人要到地檢處偵訊時，我們的對策如何。江鵬堅是民進黨黨主席，他本身又是律師，所以擔任這個律師團的召集人，自己親自打電話給我。

 

當天晚上，陳林文教基金會的會議廳，聚集了十個人，除了我跟洪奇昌之外，其他都是律師，主要有江鵬堅、陳繼盛、李勝雄等人。他們是當時反對陣營裡，一時之選的人權律師，大家熱烈的討論案情，研商明天的對策，而我呢，不是讀法律的，對於訴訟程序也不太了解，我知道，六一二事件是一個政治事件，既然是一個政治事件，它就是朝野政治力的拉距戰，而不是引經據點的法律戰，有了這個認知，我就不再斤斤計較法庭上的言詞辯論，反而一再的默念甘地的啟示：「我們愈是無辜入獄，我們的力量愈大。」

 

既然我自許為甘地的信徒，那麼我就應該去自我實踐，他這項入獄哲學，當年他被送上法庭時，他不願在法律上跟法官多費唇舌，反而請求庭上「請判我最重的罪」。

 

所以當那些律師正在努力的研商，第二天的法庭抗爭策略，我自己的策略已經定好了，有關三人共同的法律訴訟問題，我就委託我的義務辯護律師代勞，政治的部份，我就採取甘地的策略。

 

六月二十三日終於到了，全台灣反對人士最關切的話題就是：「謝長廷等三人，今天會不會被收押？」

 

一大早，台北地檢處四周，警方已經派出鎮暴警察，架起層層鐵絲網，嚴陣以待。

民進黨的中央要員，在江鵬堅的坐鎮之下，幾乎全部到齊，全島各地的民進黨人士，紛紛包下大型遊覽車，一路北上，群集台北地檢處。聲援的群眾，揮舞著民進黨旗，高舉各式各樣的抗議標語，而我也請了蔡文旭，去找到一位台北縣的黨工朋友，寫下橫幅大型標語好幾幅，如「台灣人走台灣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等。就這樣，數千名群眾，頂著火熱的太陽，在地檢處外面，等候我們偵訊的結果。

 

我們三人在律師的陪同之下，走進了地檢處，地檢處大廳裡面，也派出層層的警察圍成人牆，防止群眾可能的騷動。

 

「今天可能收押嗎？」我不知道，我也從來沒有進過監牢，也不知道坐牢的滋味是怎樣，我心裡一直用甘地的話「監獄是我的聖殿」，使我自己心情平靜下來。

 

負責偵辦六一二事件的檢察官陳清碧，他將我們三個人，依照江蓋世、洪奇昌、謝長廷的次序，一一偵訊。

 

我第一個接受偵訊。陳清碧攤在我面前，是好幾本相簿，那是警方搜證小組，在 六月十日 ，我率眾遊行博愛特區，以及 六月十一日 ，我又率眾遊行，長征士林官邸。我看了看相片，他開始問我許多細節的問題，我只好笑著對他說：「不必問我了，請求你將我起訴，謝謝你。」

 

陳清碧急著說道：「我們要經過偵查，才能決定要不要起訴啊。」

 

「檢察官，我的罪名已經很清楚，就是我手裡拿著那個牌子，上面寫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請不必再問了，麻煩書記官把我的話記錄下來。」

 

我看到陳清碧一臉狐疑的表情，也許是他擔任檢察官以來，頭一次碰到我這個「腦袋秀逗」的嫌犯，人家都是巴不得嘴巴連聲喊冤，或為自己辯解，可是我不但不辯解，還是請求他將我起訴，我看到他一下子支支唔唔的表情，我暗地裡笑了起來，整個人也輕鬆多了，我再度追問：「檢察官，請求你幫我起訴，請把這句話叫書記官記錄下來，好了，從現在開始，我保持沉默，不再回答你的任何問題。」

 

陳清碧再追問我幾個問題，我都笑而不答，兩人僵在那裡……。最後，他沒辦法，只好叫書記官照我的意思去做。

 

問完了，他並沒下令收押，我就走出去，接下來，換洪奇昌進來，再來，換謝長廷。我想他們兩位，與檢察官的對答，一定很精采，那些，只好等將來他們寫傳記的時候，再加以補充吧。我只記得，我走出偵訊庭，到另一間休息室，與其他的辯護律師在一起休息，我們一直等著，而外面的群眾，也在豔陽之下，苦苦守候，一直到下午三點半，全部的偵訊完畢，檢察官並沒有下令收押。我們三人在黨主席江鵬堅陪同之下，步出博愛路地檢處的大門時，群眾報以熱烈的歡呼，他們大呼口號，「謝長廷，無罪！」、「洪奇昌，無罪！」、「江蓋世，無罪！」。

 

我們站在那裡，向群眾發表簡單的演講，感謝他們的支持。因為我內心清楚的很，如果沒有民眾強力的支持，國民黨當局一定把我們押入大牢了！那麼， 六月二十三日 的晚上，我睡的地方，就不是家裡溫暖的床，而是牢裡冰冷的木板。

 

整個六二三的偵訊活動，雖然和平的結束，但過程中卻發生了一件不幸的小意外，兩位台北縣民進黨黨工莊勝惠與蔡裕珍，他們聲援我們的時候，與警方發生衝突，而遭逮捕，後來，蔡裕珍交保候傳，可是，莊勝惠在衝突時，奪下警方搜證人員的相機，阻擾對方搜證，因情節重大，而遭檢察官下令收押。

 

「莊勝惠可能會乎伊們刑求，咱愛甲伊聲援！」一位關心莊勝惠的台北縣黨工，大聲呼籲道。

 

因此，我們就從 六月二十二日 起到 六月三十日 ，連著幾天，發動一群民進黨黨工，在台北市地檢處大門口前，進行聲援莊勝惠的靜坐，這個活動，由板橋尤清服務處的主任蕭貫譽擔任總領隊與發言人。因為莊勝惠本人並不是公職，再加上他所涉的案件，是搶下警方搜證小組的相機，阻擾對方拍照，這樣的案情，使得他所獲得黨內的聲援及社會的聲援，相當有限，我連著幾天，每天都去靜坐，可是愈坐人愈少，最後不得已，只好宣佈結束全部的靜坐活動，接下來，只好靠律師們來為他做法律上的支援而已。

 

往後幾天，我待在家裡休息一陣子，偶爾外頭有示威，我會去參加，但我心裡一直在想，難道國民黨當局抓了人、關了人、抄了黨外雜誌社之後，我們才能被動的抗議示威，為什麼不主動出擊呢？

 

「主動出擊」的念頭，不斷在我腦中翻騰……。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5  我台灣囝仔（上）

 

我不喜歡喝酒，但我記得在一九七七年的冬天，也就是我就讀台大政治系一年級上學期期末的時候，我體驗了「醉後方知酒濃」的滋味。

 

事情是這樣子的，那年，我住在台北紹興南街的台大第四男生宿舍，期末考考完了，我們一大票同寢室的同學，就相約到台大法學院附近，一家非常有名的「龍門」吃消夜，我們這些窮學生，點了一些小菜，叫了一瓶竹葉青，就在那裡慶祝「學期結束了」。你一杯，我一杯，敬來敬去，我本來就不勝酒力，那一晚，竟然喝了半瓶竹葉青，等到酒足飯飽，我整個人已經輕飄飄了，然後我們就由龍門走回宿舍。途中，我走起路來，好像太空人阿姆斯壯月球漫步，更像鄉下做拜拜時候出現的七爺、八爺，搖頭晃腦，甩手擺肩，只不過是五分鐘的路程，我卻走得漫漫長路，好不容易到了宿舍的寢室，興緻一來，我又跟室友賴昭志抬槓起來。他是我的台大政治系同班同學，他當完兵再考進台大，年齡比我稍長，讀起書來有無比的毅力，跟我一樣，我們都同時迷上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那本鉅作。看了那本書，會讓一個年輕人的身體，沸騰著反叛的血液。

 

也不知怎麼的，我們兩個談起政治，談起國家大事，說著說著，竟然兩人吵起嘴來，我們在吵什麼呢？現在我怎麼想也想不起來了，想必我一定是瘋言瘋語的，放聲說大話，最後惹得賴昭志大怒，而氣得對我吼道：「別說那麼多了！十年後看你！」說罷，轉身，就不跟我說話了。

 

看到他生氣了，我就悻悻然的離開這間寢室，再到對面的那間寢室，找別人抬槓……。

 

第二天早上醒來，頭痛欲裂，胃裡翻滾，非常難過。

 

那一年，我十九歲，酒醉過後，我就發誓，從此以後再也不拿起酒杯了。從那時起，至今二十年了，當年的誓言，我做到了。縱使現在我當上了台北市議員，人家端給我一小杯的啤酒，我還是一樣滴酒不沾。

 

我現在講這件往事，主要是在說明，因著當年朋友一句話的刺激，使我內心深處，持續的一個吶喊，那就是，我二十九歲的時候，一定要幹一樁大事！

 

現在想來也真巧合，一九八七年六月，為了「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這一句話，我登上了反對運動的全國舞台，卻應驗了十年前我那位敬愛的室友，在兩人吵架後，他對我放下了那句「十年後看你！」的期許。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民進黨中央在板橋後埔國小，舉辦「六一二說明會」。這場聲援大會，是黨中央反擊國民黨鎮壓的第一場群眾大會，現場人山人海，湧進了將近三萬人的群眾。我在我大哥江廷賢的陪同下，也到了會場。我們三位當事人謝長廷、洪奇昌及我，排在後面，其他的民進黨領導階層，都輪番上陣，激情的控訴國民黨，不顧民意，強行制訂國安法，又藉著六一二事件，來整肅民進黨人士。大家的訴求，都集中在反對國民黨的司法迫害。

 

趁著別人在演講的時候，我不想乖乖的坐在講台上，就自己一個人溜了下來，在黑壓壓的群眾裡，繞了現場一周，我發現，當我站在群眾最後面時，往前看過去，那個演講台變得好小，講台上的人更小，只聽到聲音，看不到他的表情與手勢，於是我就決定，在那樣大的群眾場合裡，肢體的動作，比起單純的語言，對群眾更有吸引力。再來，當別人的言論層次，都停留在反對司法迫害，我想把這個層次往前推進，既然司法迫害是不可免，那麼，就好好的宣揚台灣獨立的概念吧！

 

好了，輪到我上台了，我穿戴了我制式的服裝，綠絲巾與「甘地精神綠背心」，緩緩的走上講台，把麥克風拿了下來，握在手上，然後走向台前的欄杆，讓數萬個群眾，很清楚的看到我的人，同時，我也請另外一位朋友，手裡拿著一張大型海報，上面寫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另外，在台下也有一些自由時代的同事，為我準備我個人的幻燈片，配合我演講的時候，一起打了出來。好了，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講，我已經準備了十年了……。

 

一開始，我強調人民有思想自由，我痛斥國民黨要制訂緊箍咒般的國安法，剝奪台灣人民這項自由，接著，我再訴諸群眾：

 

「……我是二十九歲的台灣囝仔，為啥米我講即項思想自由愛受伊們壓迫……我是台灣囝仔……」

 

當我提到自己是個二十九歲的台灣囝仔，一股難以莫名的悲情，衝上鼻峽，黑壓壓的群眾，靜靜的聽我的陳述。結尾時，我決定帶動高潮，挑戰國民黨的禁忌：「各位，我問逐家，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有否？」

 

「有啦！有啦！」群眾大吼。

 

我繼續再追問：「現在，我愛國民黨聽著，我嘛愛全世界的人聽到，請恁大聲講，台灣人民有主張啥米自由啊？」

 

一時間，全場愣住幾秒，然後爆發出地動天搖的巨吼：「台灣獨立！－－」

 

我再要求群眾，舉起他們的手，回答我的問題：「逐家擱講，人民有主張啥米自由啊？」

 

這時我看到台下站在前面的群眾，開始面露歡笑，好像一下子，被壓迫卅幾年的言論最高禁忌，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完全被沖垮了，狂熱的群眾，猛力揮手，大聲吼道：「台灣獨立！－－台灣獨立！－－台灣獨立！－－」

 

聽完了群眾的吼聲，我馬上結束演講，鞠躬下台，接下來的演講者是洪奇昌，最後，由謝長廷壓軸，數萬個群眾，歡呼怒吼，掀起了大會的高潮……。

 

而這時，我的腦子卻非常清楚一件事實，今天晚上，板橋後埔國小所聚集的三萬多群眾，他們是國民黨政權在台四十年來，首度以最多的群眾，最公開的場合，最熱情的吼聲，喊出「台灣獨立」四個字。依懲治叛亂條例，我當時的言行，是罪證確鑿的「叛亂罪」！

 

這時，我的心裡浮現著一句話，就像莎士比亞戲劇裡的人物，所說的簡短而有力的預言：「去吧，台灣獨立的列車已經開動了！」


 

（未完待續）

（圖左一江蓋世，左二謝長廷，左三洪奇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4  我被起訴了（下）

 

當我正坐得無聊的時候，一位記者憂心忡忡的跑向我來，劈頭就說：「江蓋世，你要被傳訊了！」

 

我一聽，一下子反應不過來，愣了幾秒鐘，然後追問道：「真的嗎？消息那裡來的？什麼罪名？－－」


那位記者說，他也不太清楚，只是有內幕消息傳來，整個六一二事件，國民黨當局決定拿幾個人開刀，以壓壓風起雲湧的群眾運動，而我就是其中的首謀人物。

 

剛開始一分鐘，我內心有幾分抗拒，因為我用盡了我所有的心力，以非暴力的方式，來突破言論自由，來宣揚「警察是我們的兄弟」，來鍛鍊愛的力量，而發生流血衝突的六一二當天，我人在現場，從頭到尾，就是坐在地上，其間還遭到暴力偷襲，我依然極力呼籲，不要做任何報復行為，可是－－他們竟然還要把我起訴？－－ 

 

那位記者走了之後，我馬上陷入沈思，開始做積極的思考：「這嘸是天大地大的尚好機會嗎？若無入獄，我欲按怎做甘地的信徒？是啊，應該來的，我閃也閃不過啊，擱再講，我若會使入獄，我更加會使家己去實踐甘地精神！」

 

想到這裡，一分鐘前的陰霾與閃電，頓時消失無形，我好像中了大獎的小孩子，心頭樂得想蹦蹦跳了起來。以前我看甘地傳，這位「大坐牢家」，他把人人避之危恐不及的監獄，稱做「聖殿」，而每當他的重要幹部被捕入獄時，他都會去函致賀。甘地這種逆向操作的心理建設，使他根本不怕政府的牢獄，他甚至還積極主動的要求入獄，以迫使英國政府做出政治讓步。

 

經過這番的心理建設之後，我決心學習甘地「從容入獄，心存感激」，我臉上原本繃緊的肌肉鬆弛了下來，我的心裡，也愈想愈高興……。

 

中午，結束了靜坐，我就跟「自由時代」的老同事兵介仕、黃怡、蔡文旭、陳明秋、翁明志等人，在立法院對面的台大校友會館聚餐，討論一下，下一步我們該如何做。

 

會中，達成了兩點共識，第一，「每日一坐」就此打住，一旦我真的被起訴了，那麼，整個戰線就可以延長；第二，雖然我主張甘地的「主動入獄」方式，來跟國民黨當局抗爭，但是朋友還是建議我去尋求律師的協助，這一點，我接受了，飯後我就去找陳水扁，他說，「我很樂意擔任你的辯護律師」。

 

我們四處打聽，後來知道，國民黨這一波的整肅名單，鎖定三人，一個是擔任「六一二總督導」的台北市議員謝長廷，一個是擔任「六一二指揮」的國大代表洪奇昌，另一個就是我，我只是一個基層的小黨員，沒有任何公職，也不是黨的幹部，在六一二當天，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地上，然後靜靜的離開。因此，國民黨找我開刀，主要的是我前兩天所率領的群眾示威，直接挑戰蔣經國。

 

洪奇昌，彰化縣人，一九五一年生，台北醫學院畢業，台大公共衛生碩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醫學碩士，曾任馬偕醫院精神科主任，黨外時期，擔任過編聯會會長，一九八六年，以十六萬多的全國最高票，當選該屆的國大代表，而後自一九八九年起，連續三屆，分別在台南市選區、台中市選區、不分區，當選立法委員。醫生出身的洪奇昌，與台灣的長老教會有很深的淵源，說一口流利典雅的台語，在這麼多政治名嘴裡，他以高亢動人的台語演講著稱。

 

六一二事件，把謝長廷、洪奇昌及我共三個人，命運連結在一起，我們在往後長達四年的時間，共同面對一波又一波的偵訊、調查、開庭、宣判、上訴、再判、再上訴……。

 

國民黨藉著六一二事件，要來整肅民進黨的領導人士，這是民進黨創黨以來，頭一次遭到國民黨正面的開刀，事件暴發初期，民進黨以全黨之力，做為我們三位涉案當事人的後盾，可是，他們兩位是全國知名的政治公職明星，而我則是初出茅廬的小黨工，他們各自有雄厚的政治後盾，而我則一無所有。

 

我一無所有，卻不怕失去。因此，在整個的漫長的抗爭過程中，我實在非常慶幸，能夠與謝長廷、洪奇昌兩人同案，整個黨中央不會棄他們不顧，而他們各自的政治後援，也會全力做他們的後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反而沒有後顧之憂，除了配合共同的法庭抗爭、街頭示威活動之外，我倒有很寬廣的揮灑空間，趁著短時間暴增的知名度，繼續宣揚非暴力運動，鼓吹「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六月十六日，民進黨中央舉行記者招待會，由費希平主持，我們三位當事人現身說法。在記者會上，我用「航行自由」做個比喻，來陳述我的觀點，我說：「台灣好比一艘船，要開向東，或開向西，船上的人，當然有權來自由的討論，我們究竟要開向何處。因此，同樣的，台灣要不要獨立，人民當然有主張獨立的自由！」

 

記者會之後，謝長廷、洪奇昌與我三人都到謙成律師事務所，與人權律師們會商，大家討論，即將來臨的法庭抗爭，我們將如何應付，同時，我們每位當事人都得到幾位律師的義務協助。

 

有一位朋友，當天晚上給我一個電話，簡單的說一句：「請多保重。」正當我想多講幾句話，感謝對方的關心，隨即聽到「卡嚓」一聲，電話就掛斷了。這……唉，算了吧，也許情治單位正在竊聽。

 

太好了，這正是破釜沉舟的時刻，面對國民黨的打擊，我會面帶微笑迎接，我會帶著我心愛的綠背心，帶著我簡單的行囊，穿了一雙涼鞋，去實現我的夢想！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4  我被起訴了（上） 

 

六一二的一夜暴力激情，第二天，報紙大幅度的報導。這是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前，最大的街頭流血衝突事件。

六月十三日，一早起來，我看過了報紙，想了一下，我還是決定，今天照舊去立法院「每日一坐」。

 

那天，立法院的群賢樓九樓，「國安法」聯席委員會的審查，繼續進行。這一天早上十一點，我還是帶著同樣的道具，也沒找其他的朋友，就自己一個人溜進了立法院群賢樓，搭了電梯，直上九樓，電梯一打開，發現審查會門口，站著立法院駐警，我也不想硬闖，給那些警衛難堪，因此，就在電梯口旁邊，把海報攤了開來，綠絲帶綁上，綠背心穿上，一屁股坐在地上，開始靜坐。

 

來來往往的人並不多，有的人看了我一眼，便匆匆忙忙快步通過，好不容易碰到了黃宗文，他那時擔任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辦公室的助理，曾在關懷雜誌任職，我們彼此認識。沒想到，他一看到我坐在那裡，就勸我趕快離去，遇到這樣被自己人勸離，我感到有一點尷尬，只好笑著對他說：「我蹲在牆角，也不妨害任何人，請你不要勸我離開好不好？」

 

黃宗文眼見勸我無效，便悻悻然離去，不料沒一會兒，費希平立法委員，由裡面走了出來，站在我面前。

 

費希平，人稱費老，他是當時民進黨唯一的外省籍立法委員，在那個白色恐怖時期，還沒完全結束之前，費希平肯加入黨外運動，這一點，相當難能可貴，而且，他經常參與黨外時期的會議，開會時，許多人發言，講的是台語，他雖然聽不懂，卻依然神采奕奕的參與黨外的各種會議，雖然他在那時候的政治主張，是大中國的，可是，他肯定台灣的民主化，而且以資深立委的身分，與本土的黨外人士並肩作戰，這一點，我個人對他相當的尊敬。

 

我一看到費老，站在我的面前，為了尊敬這位老前輩，我馬上站了起來。他跟黃宗文一樣，勸我不要在這裡靜坐，這裡是立法院，是開會的地方。我也知道，我在那裡靜坐，對一個民進黨立法委員而言，是有一點難堪，可是我當時很想問他，為什麼當你們立法委員在會議廳裡面，把台灣人民的思想自由，用鴨霸的法律剝奪了，我連靜靜的坐在門口，向你們抗議的權利都沒有嗎？當然，這些話，我並沒有講出來，對這位老前輩的尊敬，使我不願意在那個場合，與他爭辯，於是我就先靜靜的聽他說。

 

費老說了我幾句，看著我的海報，就語氣和緩一下，笑著問我道：「民進黨的黨綱，並沒有主張台灣獨立啊？」

 

我馬上答道：「沒有錯，但是我要求的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這是思想的自由啊！……民進黨並不主張思想自由嗎？」

 

這時候，一位警衛走了過來，我想了一下，好吧，不要讓費老太難堪，我還是離開這裡好了，於是收拾一下東西，在警衛的陪同下，搭了電梯下來，再走到立法院群賢樓的門口，重新攤開我的海報，繼續靜坐下去……。

 

事後想起這一段經過，不禁懷念起費老。他雖然把我請了下來，但是，他講的那句話「民進黨的黨綱，並沒有主張台灣獨立啊？」，卻無意中指點了我未來運動的方向。

 

是啊，我將來就是要推動民進黨去通過台獨黨綱！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日，這一天，我看了一份中國時報，費希平昨天勸我離開立法院群賢樓，報紙給報了出來，報導中，好像傳達一個訊息，一個民進黨的大老，把一個民進黨的年輕小伙子給請了出去，因為民進黨並不主張台灣獨立。上了報，雖然不錯，可提高知名度，但是這份國民黨中常委所辦的報紙，透過這樣的新聞，傳播給不明究裡的讀者，只會讓他們造成一種印象，江蓋世無理取鬧，所以被自己人請了出去。我只有一個人，我怎樣對抗一份大報所做的不友善報導呢？ 

 

這一天是禮拜天，我就待在家裡，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想靜下來，卻有人不斷破壞我家的寧靜。我家的電話，開始持續遭到騷擾，不知道對方是誰，他們拚命的打電話，接通了之後，有的是放下狠話，有的則默不出聲，我們把它掛斷了之後，電話鈴馬上又響起。我成天在外頭跑，接的機會較少，倒是我媽媽，每天待在家裡，不斷的遭受對方的電話騷擾。換了一般人，也許會很憤怒，可是我媽媽是一位很虔誠的基督徒，她對我說：「只要你嘜甲人相打，你做啥米，我攏無反對。」 

 

我擔心她被人家電話擾得心煩，她卻笑著對我說：「伊們若打來，嘸出聲，我就講『感謝主！』，按呢，我就不會生氣，嘛不會乎伊們吵著，你看即招好否？」聽她這麼一講，我也笑了出來，欣賞我老媽的幽默。

 

當天晚上，難得在家裡舒服一下，我就好好的洗個澡，一邊洗澡，腦子裡的點子又來了，本來我想去美國，寫一本有關海外台灣人運動的書，可是，闖過了博愛特區，進軍了士林官邸，他們將來勢必限制我出境！這下子，只怕美國之行會成了白日夢，那我乾脆發起一項「全島返鄉長征」，由九月走到 十月六日 ，也就是中秋節前夕，用這樣的一個運動，來向全民呼籲，天涯猶有未歸人，海外台灣黑名單人士，人人都有返鄉權。

 

有過前一陣子的街頭運動經驗，我想，只要有十個人，只要我們肯走出去，縱然我們沒有任何公職頭銜，我們年輕人，還是可以創造時勢，改變歷史。

 

六月十五日星期一，立法院恢復正常上班，當天早上十一點，我依舊帶著行頭，單槍匹馬的來立法院大門前每日一坐的「上班」。


當我正坐得無聊的時候，一位記者憂心忡忡的跑向我來，劈頭就說：「江蓋世，你要被傳訊了！」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3  六一二事件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民進黨中央繼續在立法院大門口發動群眾，抗議國民黨強行制訂國安法。不幸的是，民進黨發動的這場定點的和平示威，卻遭到「反共愛國陣線」的反制，而爆發了當年最重大的暴力流血衝突事件。

經過了昨天一夜的長征士林官邸，雖然和平收場，沒有人遭到逮捕，也沒有爆發任何流血衝突事件，可是，我們直接挑戰蔣經國的權威，這是破天荒的行動！連最高層峰，都可以直接挑戰了，台灣人民還怕什麼呢？在這種心理因素激盪之下，使得六一二示威，未演先轟動，民進黨訂的集結時間是下午一點，但是，早上就有許多支持民進黨的民眾，陸陸續續的來到立法院的大門口。然而，「反共愛國陣線」明知民進黨下午將有大型的遊行，他們也一大早就集結群眾，進駐立法院，人手一支中華民國國旗，在那兒搖旗吶喊。

這一天早上，我們幾個並沒有到現場。因為經過了一夜的長征，想利用早上，好好的休息，然後，照既定的下午的時間，再去現場靜坐，繼續宣揚非暴力的運動觀點。

當天中午十二點三十分左右，反共愛國陣線的人馬，與提早趕來立法院大門口的民進黨支持者，雙方爆發激烈的流血衝突，在立法院圍牆內的愛陣成員，把折斷的旗桿、石頭、玻璃等東西，丟向聚集在中山南路車道上的民進黨支持者，而後者也不甘示弱，反擊回去，於是一時間，棍棒齊飛，殺聲連連，血跡斑斑，立法院前的中山南路，好像殺戮戰場……。


 

這陣衝突過後，警方開始派出鎮暴警察，以嚴密的封鎖線，將雙方隔開。於是，這兩個政治主張南轅北轍的政治團體，隔著鎮暴警察遙相對罵，愛陣的人馬，集結在高聳的立法院圍牆之內，而大門口前，有一層又一層的鎮暴警察，身著厚重的鎮暴裝，頭戴白色鋼盔，手持銀色鎮暴盾牌，背對愛陣人馬，面向民進黨群眾。雙方在鎮暴警察的隔絕之下，暫時避開正面的肢體衝突，只是透過麥克風，互相叫陣喊話。


 

下午二點多，當時的警政署副署長陳立中，趕到立法院的群賢樓，而民進黨的領導階層趕到現場協調，希望能夠好好的處理，避免再爆發重大的流血衝突事件。


 

下午三點左右，我與幾位朋友，來到了現場，我感受到，雙方一觸即發的緊張，你來我往的互罵，再加上，那天實在太熱了，群眾的脾氣，很容易受到一點點的刺激，就開始抓狂，要在這種情況，甘地的非暴力精神，還有誰聽得進去呢？

我可管不了那麼多，我也不在乎有多少人接受「愛與非暴力」的主張，我決定進場，去做我能做的。於是，我穿著那件「甘地精神」綠背心，帶著一張海報，上面寫著「非暴力就是，遭到打擊，仍然愛他」，自己一個人，走到了立法院的大門口，一看，哇，大門口站了兩排鎮暴警察，宛若銅牆鐵壁，而背後一群愛陣的人馬，拿著他們所信仰的國旗，向我們揮舞叫喊。

下午三點零五分，我帶著我的包包跟海報，走到鎮暴警察的前面，距離他們半公尺的地方，我就自己一個人坐了下來。這時，一大堆攝影記者，馬上圍在我的面前，拚命的拍攝，哈，要拍隨你們拍吧，也許是我這個怪模樣，又蹲坐在兩排鎮暴警察的面前，構成一幅有趣的畫面吧，這也難怪記者們那麼感興趣！

這裡附帶一提，我從事反對運動以來，所照過的相片，最得意的一張，就是我的好友邱萬興，他在這個場景所拍的，相片中，我頭綁綠絲巾，身披甘地綠背心，背後挺立著鎮暴警察，手拿著一片一片相連的銀灰色盾牌，鎮暴警察的後面，揮舞著一支中華民國國旗，這張相片象徵著，如果一個政府要以銅牌鐵壁的鎮暴警察，來維持它的政權合法性，那麼，一個實踐非暴力的台灣青年，他可以大大方方的坐在他們的面前！

坦白講，我看那些鎮暴警察，非常可憐，他們一身厚重的鎮暴裝，頭戴著鋼盔，直挺挺的站著不動，要在那裡忍受大太陽的煎烤，太辛苦了！那時我真想主動過去，伸出手來，向他們握手致意，可惜，他們一手棍棒，一手盾牌，沒有多餘的手，來接受我的善意表示。

我再往後看，站在警暴警察後面的那些愛陣成員，事實上，他們的外表，跟我們沒有差多少，其中許多人，都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外省的「老芋仔」，可是，坦白講，我對他們沒有一點敵意，我曾經深深的思考過這個問題：「如果，我是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的老兵，如果，我是生於竹籬笆內，長於竹籬笆內的眷村子弟，如果，從小我的家人只告訴我，要認同遙遠的秋海棠，而不認同台灣，那麼，我很可能，就跟站在鎮暴警察後面的那些人一樣，手拿著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都不承認的國旗，當做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我更有可能，一聽到台獨的主張，就會馬上抓狂！我堂堂的大中國，怎麼可以容許台灣來獨立？……」

下午三點半左右，正當我想得入神時，冷不防背部遭到偷襲，我痛得「唉喲」叫了一聲。

「打人囉！打人囉！」一位站在我面前圍觀的民眾，高聲大喊。  

事情經過是這樣子，警方用雖用鎮暴警察的陣勢，把雙方人馬隔開，可是，有一位愛陣的人，他拿著長長旗桿，蹲了下來，從鎮暴警察的腳邊，用旗桿偷襲我的背部，戳了我一下，又再一下，那根長長的旗桿，從背使勁襲來，痛得我禁不住眼淚滾了下來……。

「出來！好膽行出來！別藏佇裡面！」有位民眾，看我遭偷襲，勃然大怒，隔著鎮暴警察向愛陣人馬大吼。

「蓋世，你嘸通坐在這遮，太危險啊！」有位朋友勸我離開。這時，更有人準備拿東西，砸過去報復。

「不行，我不走，卡痛，我嘛著愛忍耐……我不走，我要堅持！」對方的打擊，對我是一個最好的考驗，也是我宣揚非暴力的最佳時機。於是，我忍著痛，抬起頭來，向站在我面前圍觀的民眾請求：

「各位大兄大姐，我乎伊們偷打，無要緊……但是，咱千萬嘸通打返去，咱愛堅持非暴力，請逐家支持我，嘸通傷害對方！……」

經過我這麼哀求，雖然有人憤憤不平，也有人笑我太傻了，坐在那裡當對方的「肉砧」，但不管怎樣，這一陣子的騷動，終告平息下來。另外，我也拿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幾行字，託了一位熟識的朋友，希望他拿去給民進黨中央的指揮車，希望透過麥克風廣播，呼籲群眾，遭到任何的挑釁，我們都不要回擊。但也不知怎麼樣，宣傳車上的人，輪番上陣，一直演講，也沒有理會我的請求，我別無他法，只好繼續坐在那裡，進行我既定的立法院前每日一坐。

下午五點半左右，群眾聚集愈來愈多，社運部的督導謝長廷，站在指揮車上宣布開始向青島東路遊行，那時，我就收拾東西，結束我的靜坐，離開現場。因為經過前兩天的示威，許多群眾希望我再度上演，前進總統府的戲碼，可是，現場指揮的是民進黨中央黨部指派的謝長廷，他指揮的示威活動仍在進行中，為了避免困擾，我還是按時結束我的靜坐，而後悄悄離去。

謝長廷開始引導群眾朝向青島東路遊行，當遊行的隊伍，經過開南商工和成功中學的時候，樓上的學生，竟然向民進黨群眾丟雞蛋、砸空罐子。遊行隊伍中，有的人氣不過，很想找他們理論，但大隊的指揮，不斷呼籲，繼續前進，不要理會學生的挑釁。隊伍繼續走到紹興南路與信義路交口時，赫然看見鎮暴部隊已嚴陣以待，這時，整個地區的交通已經全部癱瘓了。

謝長廷眼看前進不得，只好掉個頭，將隊伍帶到電信大樓前集合，這時，民進黨的中常委費希平趕來，他要求謝長廷，切實執行黨中央的決定，遊行到此，就應宣布結束了。

下午六點，謝長廷正式宣布解散，他這麼一講，興頭正高的群眾，為之譁然，有人就幹聲連連，「怎麼可以現在就結束了？」「行啦！咱欲行啦！」。

解嚴之前的街頭群眾運動，黨外的政治領袖們，既愛又怕，愛的是，民氣可用，怕的是，控制不好，群眾不聽指揮，稍一不慎，可能會爆發流血衝突事件。

 

謝長廷宣布了之後，場面一度混亂。其他的大隊指揮表示，不應該就地解散的！好不容易才聚集的民氣，一下子就散掉了，豈不是給佔據立法院的愛陣人馬大大的便宜嗎？但是，謝長廷是當天的總督導，他要負一切成敗的責任，因此，他仍然堅持隊伍解散，其他的人，只好尊重他的決定，群眾才分批的逐漸散去。

所謂的「六一二事件」，並沒有隨著謝長廷宣布解散，而告落幕，相反的，被下令解散的部分群眾，卻主動的再回到立法院，與愛陣展開長達七個小時的攻防戰……。

入夜以後，情勢愈來愈緊張，因為在外面包圍立法院的群眾，群龍無首，又不輕易的離去，而愛陣人馬，雖在鎮暴警察的隔離之下，雙方雖不致正面進行肉搏戰，但愛陣他們也進退不得。一夜的激情，叫啊、吼啊、罵啊、丟啊……一直到凌晨一點多，警方才下令鎮暴警察，展開威力掃蕩的陣勢，強力驅除群眾。一陣陣的衝殺與吼叫之後，夜也深了，群眾慢慢的散去了，街頭的水銀燈照射之下，馬路上一片狼籍，折斷的旗桿，破碎的磚塊，零零落落的石頭，點綴著悶熱而肅殺的空盪街景……。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五） 

 

　　蔣延遠離開之後，我們遊行隊伍繼續向西進行，越過中山北路，直到承德路折而北行。晚上七點廿八分左右，我們走上了承德路天橋，到通河街口停了下來，走了將近一個半鐘頭了，隊伍也累了，大家在橋上坐了下來，這時我們開始一起唱歌，我們坐在那裡，唱著「黃昏的故鄉」、「為什麼」。我們蹲在那裡唱歌的時候，有很多輛保一總隊的警車，呼嘯而過，很多人就在那裡大喊：

 

　　「哇！警察攏跑去頭前，欲來擋咱！」

 

　　其實，那時，我們幾個帶頭的，都心裡有數，我為了堅持非暴力原則，而選擇了迂迴戰術，在台北市的北區，迂迴前進，而警方也算定了我們這支臨時起義的隊伍，並沒有強有力的組織，也缺乏有效的車輛、後勤、糾察等能力，因此他們也採用消耗戰術，只要強力固守住士林官邸，而任遊行隊伍到處迂迴，消耗我們的體力，只要夜深了，兵疲馬困，我們自然會崩潰瓦解了。

 

　　晚上八點半左右，隊伍繼續沿著承德路前進，直到文林路口，士林分局竟然只派了二十位左右的員警，排成一排，阻止我們進入中山北路。這些警察，除了手上拿著一根警棍，身上沒有任何鎮暴的裝備，他們穿著短袖，戴著大盤帽，穿著皮鞋，有的還戴著白色的鋼盔。我們的隊伍一接近他們，許多人不禁笑了起來，我們是四十年來，第一次向士林總統官邸抗議長征的隊伍，結果，你們只派了二十幾名，類似維持一次交通事故的規模，實在太看不起我們了。

 

　　「衝過去啦！」隊伍中，有人大喊。

 

　　這時，走在前面的幾位黨工，還有田媽媽、黃怡、詹益樺等人，他們趕快也圍幾道人牆，阻止後面的人往前衝，去衝撞警察，而破壞我們的非暴力原則。我們僵持了一陣子之後，只好把隊伍開向文林路，九點零二分左右，警方又在文林路夜市的路口，將我們擋了下來，把我們的隊伍逼到基隆河廢河道，但我心裡一想，若一再的讓步，整個士氣會潰散掉，於是趁著警方轉移陣地的時候，我們突然又向文林路轉進，一時之間，我們遊行的隊伍，步伐加大，快步前進，而警方他們沒料到我們來這一招，也氣極敗壞的小跑步前進，就在文林路的加油站前，將我們擋了下來，雙方一對陣的結果，原本窄小的文林路，此時交通大亂，很多車子就塞在那裡，動彈不得，到了九點二十分左右，警方不得不主動撤退，讓我們隊伍繼續前進。

 

　　九點三十分左右，我們走到了士林地政事務所時，這時，尤清板橋服務處的主任蕭貫譽，親率一輛宣傳戰車，加入我們的陣營，哇！太棒了！大家士氣為之一振。太好了，我們一路長途漫漫三個半小時，只靠一個手提麥克風，走在台北街頭，就像被警察趕來趕去的吉普賽族，甚至許多圍觀的民眾，還搞不清楚我們是誰，我們遊行的訴求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一邊走一邊唱歌，我們為什麼要一邊喊口號，一邊淚流滿面，台北市民啊，你們知道嗎，我們為什麼而戰呢？……。現在，有了宣傳戰車的加入，我們便有強大功率的麥克風，陳明秋、蕭貫譽、蔡文旭等人，都集中到宣傳戰車上，而此時的遊行隊伍，已經由原來出發時的一百多人，增加到上千人，此時我們的士氣最高昂，歌聲最大聲。

 

　　晚上九點二十五分，浩浩盪盪的千人隊伍，走到了士林路與中正路的交叉路口時，警方派出了十名警察擋在中正路口，他們要求我們改道往北投或社子方向走去，絕對不准我們轉向，朝士林官邸邁進。在那時，我們了解，現在除了文林路以西，或以北，可以讓我們通行無阻，但只要我們往東，朝士林官邸的方向邁進，警方已集結強大警力，佈下層層鎮暴關卡，絕對不讓我們越雷池一步。如果我們往北走，已失去了目標，不到深更半夜，隊伍就會潰散，如果我們往東強行闖關，勢必要跟他們進行激烈的非暴力抗爭，但我謹記甘地的教訓，非暴力的鬥士，需要事前的訓練，非暴力的抗爭，尤其需要事前的規劃，如果冒然的把一支臨時起義的隊伍，投入一場激烈的非暴力抗爭，那麼，當警方開始以警棍、水龍、催淚彈攻擊我們的時候，毫無組織的群眾，很可能立即以暴制暴，而引發一場無法控制的暴力流血衝突。

 

　　十點左右，群眾越聚越多，十字路口的交通，完全癱瘓，那時我這樣的想，照這情形看來，他們不可能笨到今晚把我逮捕，而把整個事情搞大了，但是，只要警方堅守著鎮暴的防線，民眾一跟他們發生衝突，甚至是暴力流血事件，第二天的媒體，一定把所有焦點，都集中在我們是暴力份子，而將我們訴求『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完全扭曲，或避而不談，所以，目前的情況，我可以做的最好的決定，就是今晚到此為止，明天 六月十二日 ，繼續到立法院大門口前戰鬥！

 

　　決定了之後，我爬上了宣傳車，趁著陳明秋在演講時，我面對著激昂的群眾，兩腿盤坐，兩眼閉目，吐吶養息，利用短短的兩三分鐘，使我整個心情平靜了下來……。

 

　　陳明秋講完了，接著我就站了起來，拿起麥克風，面對著十字路口黑壓壓的群眾，我做了三分鐘的演講，一再的重申：

 

　　「……我主張非暴力，在我的眼中，擋佇咱的頭前的警察，伊們猶原是咱的兄弟，咱不通罵伊們、傷害伊們，……咱今仔日，欲行向蔣經國表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正當我講到這句話，有一位過路的年輕女子，竟然放聲的罵我：「放屁！」

 
　　有些群眾一聽到她居然如此的侮辱我，立刻圍上前去質問，而現場一群警察也迅速圍了上來，保護那名年輕女子。
 

　　眼看現場群眾有些騷動，我趕緊結束演講，而呼籲大家明天下午一點，再到立法院大門口前繼續抗議國民黨制訂國安法，於是， 六月十一日 晚上十點十分，我向群眾說，今晚的示威到此為止，而後正式宣佈解散。

 

　　十點二十四分左右，文林路與中正路口，原本集結的上千人，紛紛散去，癱瘓的交通，又開始恢復暢通。

 

　　這時，我趕緊跟幾位朋友，分頭搭數輛計程車，趕往位於敦化南路圓環的元穠茶藝館，那家是蘇治芬開的，平常黨外人士有什麼重要的會議，都會跑到她那裡開會。

 

　　我們一群人，有陳明秋、兵介仕、蔡文旭、黃怡等七、八位，大都是自由時代的同事，經過了一夜的長征，由下午到晚上，也沒有吃東西，大家餓扁了，蘇治芬趕快叫裡頭的人，下了一盤盤熱騰騰的水餃，給我們充饑。大夥兒一邊吃，一邊檢討今天的行動，說得眉飛色舞，興奮極了！經過了緊張的一天，我也一邊猛吃水餃，一邊跟大家暢懷歡笑，根本就沒有去考慮到，將來有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會降臨在我的身上。

 

　　我們這一群反對運動的新生代，自己發動了這場示威遊行，在當時而言，創下了「目標最高，遊行最久」的記錄，除了零星的小衝突之外，我們居然能維持一場夜間舉行的非暴力示威，這在當時，是個相當高難度的行動，因為在夜晚的示威，比較難以掌控群眾，更難以有效處理有心人士的挑釁行為。當然，事隔多年，我現在回想，那時候，我們的非暴力行動，也得到了警方善意的回應，他們原來的策略，是全面的封鎖圍堵，但面對我這一支臨時起義的非暴力隊伍，他們馬上改弦更張，採用消耗戰策略，雖然亦步亦趨的保持高度監控，但是，並沒有派出鎮暴部隊，對我們施以暴力鎮壓，這一點，我十分肯定他們。

 

　　這就是雙方的學習，台灣的人民，在這場示威中，學習用歡笑、歌唱、長途遊行，直接挑戰最高層峰，而台灣的警察，也學習運用智慧、柔性、消耗戰策略，來承受人民的示威挑戰。

 

　　後來有朋友跟我提起這段往事，他笑著告訴我：

 

　　「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 ，那場士林官邸長征，你們走錯路了，你們要找蔣經國抗議，他是住在大直官邸啊，而士林官邸則是老蔣以前住的地方。」

 

　　我聽了，只好跟著苦笑，歷史就是常常陰錯陽差的……。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四）

　　我們沿著南京東路東行，到吉林路口左轉北進，六點三十五分左右，走到了文化大學城區部時，幾位年輕的學生，站在樓上，對著我們的隊伍大罵「混蛋！」又高喊「中華民國萬歲！」這些年輕學子的挑釁行為，引起我們隊伍中的群眾不滿，但我一再要求陳明秋透過麥克風呼籲，我們是非暴力的遊行，希望群眾保持冷靜，陳明秋也帶頭率領群眾呼喊「台灣人萬歲！」，回應那些文化大學學生的挑釁，但是，我們還是眼朝前方，繼續前進，不理會任何的挑釁。

　　我們已經走了一個多鐘頭，而且沿途唱歌呼口號不斷，但我們並不感到疲倦，許多新聞媒體的記者，一路跟著我們的隊伍。晚上七點零八分，天色已暗，我們遊行隊伍，走到了民權東路距離新生北路約 五十公尺 的地方，我往前一看，前面有一撮的人，站在前面，我心頭一愣，「前面發生了什麼事嗎？」，等我們往前接近，原來，是當時的中山分局長蔣延遠，他只帶著一名警官，站在那裡，要來跟我們協商，而他旁邊則擠著一群記者。

　　我從來沒見過蔣延遠，只是從報章上得知，他是一位鐵面無私，自律甚嚴的警官，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 到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 ，他擔任號稱「天下第一分局」的中山分局分局長，而後，曾任台北市警察局督察長、警政署督察室主任，一九九六年因為電玩天王周人蔘案件，台北市許多高階警官紛紛涉案，而不得不隨同警政署長顏世錫引咎辭職，提前下台。

　　當時的蔣延遠，他並沒有帶一票的霹靂警察，也不躲在鎮暴警察的後面，反而帶著一名警官，主動的走到群眾場合裡面，要來跟我們協商，他這種突破傳統的作風，讓我感到他的善意，因此，與他一接近，我立即要求我們的隊伍，全部當街靜坐下來，不要有任何的騷動。於是，我們兩個，就在二、三十名的記者包圍之下，強烈的鎂光燈閃個不停，開始進行對話。

　　當時，我只記得他非常彬彬有禮，我也一再強調，非暴力是我的最高原則，我們寧願接受逮捕，也不做任何抵抗。一位自立晚報的記者，帶著一台錄音機，蹲在我們身旁，將蔣延遠與我的談判，做了全程的錄音，因此，我跟蔣延遠之間，短短的三分鐘的對話，他寫下這樣詳細的報導，下面這個報導，刊載於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的自立晚報，我把它全文刊出，好讓讀者，更能體會當時雙方談判的過程：

        　　和平對話‧各說各話

        　　警方勸導遊行隊伍解散

        　　江蓋世強調非暴力色彩

　　　　　（台北訊）昨天傍晚，一部分民進黨群眾突然發起「遊行至士林官邸抗議」活動，他們經由復興橋、中山北路、南京東路、民權東路沿途遊行，高呼口號，表示反對制定國安法，晚間七時零八分，遊行隊伍行進至民權東路距新生北路 五十公尺 處、古都民藝館門前，中山分局長蔣延遠帶著一名警官，步行趕來

協商，與發動這場遊行的民進黨員江蓋世，有如下一場對話：

　　　　群眾：警察來了，大家就地坐下。

　　　　蔣延遠：我是一個人來的，很有誠意與你們協商，請問你們打算遊行到那裡？

　　　　江蓋世：我們採取的是非暴力的遊行方式，要一直走到不能走的地方為止。

　　　　蔣：為了不妨害社會和交通秩序，你們還是不要再走了，早一點解散好了。

　　　　江：國民黨制訂國安法實在沒有必要，所以我們才要遊行，警察打算在什麼地方向我們動手？

　　　　蔣：我保證警察不會動手，你們還是不要堅持了吧！

　　　　江：我們的遊行只有一個原則，就是堅持非暴力方式，不會對別人造成妨礙。

　　　　蔣：你們的行動一定要分寸才行。

　　　　江：因為國民黨一定要制訂國安法，我們只好採用這種方式，希望警方也不要採用暴力手段。

　　　　蔣：我保證警方不會有任何暴力行動。

　　　　江：你們的鎮暴部隊放在那裡？

　　　　蔣：我們的確有調動鎮暴部隊，目前正部署在前面一個地方，到了那裡，一定會阻止你們繼續前進。

　　　　江：我即使被擋住，也一定採取非暴力的方式。

　　　　蔣：還是不要堅持了，早點解散吧。

　　　　　雙方談判至此，似乎並無轉圜餘地，蔣延遠隨即離開現場。

　　　　　當雙方談判時，江蓋世帶著遊行的群眾坐在地上，蔣延遠則蹲在他的面前，由於現場喊叫聲不絕，鎂光燈不停閃動，整個談判過程在不很順暢的環境中進行，歷時約三分鐘。

　　我從來不認識蔣延遠，但是，與他蹲在馬路上談判三分鐘，他給我的印象卻非常深刻。站在警方的立場，尤其是在戒嚴的時代，他背負著上級龐大的壓力，不容許我們這批遊行隊伍，走到士林官邸，直接挑戰總統的權威，可是，他並不因為有這樣的壓力，而在處理群眾的場合，失去了應有的沈著與冷靜，而且，他只帶著一個警官，直接走入抗議群眾的隊伍，這樣的做法，在當時的警界，是非常少見的。我那時心裡只有兩個方案，一個是，堅持絕對的非暴力，而迫使他們將我現場逮捕，另一個是，假使警方也堅持非暴力，不願對我們動手，那麼，在凌晨以前，我方已精疲力竭時，我必須以和平方式收場，而宣佈遊行結束。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