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寧 cafe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　狂飆  

3-2 信守諾言（下）

 
　　鄭南榕入獄之後，我除了跑跑新聞，窩在雜誌社趕趕稿，我就只是一名新聞記者而已，每周一次的趕稿壓力，使我快成了稿匠，我沒法好好的思考，也沒法靜下來讀一些書，我好想離開雜誌社，我厭倦了記者的生涯，但是，鄭南榕人在牢裡，我能拍拍屁股若無其事的走開嗎？再待下去吧，不管你怎樣討厭記者這份工作，至少，這是一個暫時性的飯碗，又能夠使我走在黨外運動的第一線上。

　　那一陣子，我買了一本【史懷哲傳】，讀完了之後，我有很深的感觸。世人所知的史懷哲，學術上，他有了不起的成就，他擁有音樂、哲學、神學、醫學四項博士學位，他本來可以留在大學裡，當個教授，擁有很好的社會地位，享有平靜的學術生活，可是，一九一三年，他竟然拋下現有的一切，而遠赴非洲大陸行醫救人，經過數十年的服務，普獲世人肯定，最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史懷哲一個人，在他短短的一生，居然能夠橫跨四個領域，拿到四個博士學位，這一點，實在相當了不起。像我，雖然喜歡音樂，也花了不少時間，收集各種資料，來研究人類發聲的原理，可是一碰到物理學上聲音共鳴理論，或醫學上橫隔膜收縮與腹肌運用，我專業的底子不夠，常常就推敲不出來，偶而會請專家教我，太深的，我就乾脆放棄了，我會自我安慰道，「反正我也不是專家，不會就不會嘛！」，由這一點可知，史懷哲他橫跨四個領域，實在不簡單！真叫我佩服。但是，更叫我佩服的是，他敢毅然決然的拋下現有的一切，而投身到蠻荒的非洲大陸，開墾荒地，設立醫院，長期行醫。

　　史懷哲說過：「我厭倦空談，而要採取行動。」

        他的話，讓我深深的反省。當年的黨外雜誌，不但嚴厲的批評國民黨當局，也常常不客氣的修理黨外公職人員，更在文章上，要求這些黨外公職領導階層，要走上街頭，要向國民黨戰鬥，不可放水，不可背叛人民。因此，黨外的編輯記者，一支筆在手，左右開弓，可以盡情的批判政治人物。

沒錯，這是一份言論刊物，應該盡到的批評時政的言責，可是，我做來覺得好累，有時寫稿，一天可以寫上一萬個字，寫得手都發麻了，丟下了筆，看著眼前一堆草稿，我就在想：「我除了批判，猶原是批判，阿我家己呢？當我塊批評黨外公職人員，講伊們軟弱、放水時，阿我家己呢？我嘸曾乎人關過，我汰也知影關過的艱苦？……」


　　那時，史懷哲的話「厭倦空談，採取行動」，就在我的腦中，迴旋不已……。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　狂飆   

3-2 信守諾言（中） 

　　這一場「組黨行軍」，我的訴求非常清楚，我是挺身而出，抗議國民黨逮捕鄭南榕，我要求解除黨禁，可是我的抗議行動的主張，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報紙報導出來的，我居然成了街頭小丑，不受桃園市民歡迎，遭到圍毆，好像是罪有應得，現在，請你看看一九八六年六月九日台灣時報的一則報導，你就可以瞭解了。 

　　　　　　江蓋世服裝怪異    在桃園當街挨揍  

　 （桃園訊）小有名氣的無黨籍作家江蓋世，昨天從桃園徒步到中壢市參加黨外公政會桃園分會成立大會時，因服裝「怪異」，在桃園市中山路口附近時，因不受桃園市民歡迎，被五六名年輕的市民毆打成傷，一時有很多市民蜂擁前去看熱鬧，擠滿人潮。  

　　昨天上午，黨外作家江蓋世為慶賀黨外公政會桃園分會成立。上午十時許到桃園市大廟口，和高雄朋友陳萬富約好，一起以徒步方式到中壢市育樂中心參加黨外桃園公政分會成立，因陳某遲遲未到達，江蓋世一氣之下，在十時四十五分許，由北區黨外人士絲彥華、江彥儒陪同下徒步到中壢市。  

　　由於江蓋世「服裝」怪異，引起市民不滿，在桃園市中山路口，被五、六人包圍毆打成傷，江某被市民「修理」時，適好某治安人員路過，前往解圍，也挨了一拳，無黨籍人士絲彥華也波及 ，秩序一時混亂，場面十分火爆。  

　　江蓋世被五、六個市民「修理」躺在地上後，絲彥華、江彥儒與某情治人員護送到一家咖啡店保護。十時四十五分後，治安單位為了其安全起見，避免被市民「修理」，警方與無黨籍人士江彥儒、絲彥華等人以一輛車輛護送到中壢市，結束一場意外事件。  

　　十年後，重新看這一則報導，真是爆笑烏龍！我抗議的訴求，不見了，卻變成了，由桃園徒步走到中壢，慶賀黨外公政會桃園分會成立，我是抗議戒嚴啊，我是要求組黨啊，我是抨擊國民黨逮捕鄭南榕啊，沒有了，都看不見了，只剩下「江蓋世服裝怪異，在桃園當街挨揍」的新聞標題，這就是戒嚴時代的新聞報導，由此可見一般。 

更令人諷刺的是，我出發前，派出所主管還親臨現場「諄諄告誡」，當我一踏出大廟口，尾隨而來的是一群陌生男子，警方人員都不見了，等到他們將我圍毆在地，揚長而去時，警方人員「適時」的出現，這樣的情節安排，難怪我的一些朋友，事後開開我的玩笑，說道：「哈，哈！------那有這麼巧的事，那群人，就是警方派來的嘛！哈！……」 

　　當然，事後，我也沒有再追究，也無暇派人去調查，他們是不是警方派來的，在這裡說出來，是讓你們了解，那個時代，人民對於軍警情治人員，並不信任他們，尤其是反對運動的堅定支持者，更把軍警情治人員，當做是統治者壓迫人民的工具。雖然，他們不全是那麼的壞，他們裡面，也有善良的人。 

　　公然遭到圍毆，外表的鼻青臉腫，擦傷破皮，都不算什麼。但是，打我的人，卻是操著台語的桃園人，被自己的故鄉人毆打，這一點，最是叫我心痛……。 

　　桃園「組黨行軍」的經驗，是我投身黨外運動的轉捩點。

　　關在屋子裡面，天馬行空，高談闊論，或大肆抨擊，或搖筆桿討伐，這不是我要做的事，我的運動哲學，變成很簡單，那就是行動，唯有身體力行，才能檢驗你提出來的主張是不是真理，唯有付諸實踐，才能激發你自己的潛能。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　狂飆

3-2 信守諾言（上）

　　我渾身酸痛，左臉紅腫，在朋友的攙扶之下，搭上一輛車子，他們送我一路直奔中壢。一路上，他們一直安慰我，並問我要不要向警方提出告訴，我無力的答道：「不必了，我不會控告他們的……，我已經盡到了我的原則，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看著窗外，一根一根路旁的電線桿，往後飛馳，而我的腦海裡，還在播放剛才被揍的那一幕，我想了一想，好想笑，但臉頰太痛，旁邊又有人，我不敢笑了出來，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今天，我贏了，他們五、六個人包圍我，命令我脫掉綠背心，我拒絕服從，我不惡言相向，也不必揮拳還擊，更不拔腿開溜，我就站在那裡，任他們拳打腳踢，直到我抱著一根公車站牌，不支倒地，他們還狠狠的踹我，可是，我還是贏了，因為我的綠背心，雖然被撕破了，我自己沒有脫掉，我更沒有離開原地半步，而離開的，是他們，一溜煙跑掉，是他們，更奇妙的是，我對他們心裡沒有仇恨，反過來，卻很感激他們，因著他們的圍毆，使我能夠光天化日之下在桃園街頭，親身實踐甘地的非暴力精神……。

　　想到這裡，我暗自覺得好笑，但臉頰太痛，笑出來，也是一張苦瓜臉吧。

　　我們一行人，到了中壢的黨外服務處，我吃力的走進服務處，就躺在一張長條的椅子上休息。自立晚報記者涂盛仙，聞訊趕來，看到我一身破衣，左臉貼上沙隆巴斯，立即拍了一張我躺下的鏡頭，這原本是一樁很小的事情，但是第二天，自立晚報一刊登出來，許許多多黨外的支持者，都知道我為了鄭南榕被捕，在桃園市做了個人式的「組黨行軍」遭到圍毆，紛紛向我表示安慰。有的人，還叫我說出當事人的模樣，以便他們可以為我報復，我通通向他們表示，謝謝，我不會去告任何人，更不做任何報復的事情，因為，當自立晚報刊出了那張新聞相片，讓許多人民了解，推動組黨的人，是甘地的信徒，是非暴力的信仰者，這樣，就夠了，我不再需要花費很多唇舌，來宣揚我是愛好和平的人，我的行動，就已說明了一切。

　　中午十二點半左右，陳萬富出現了，令我訝異萬分。

　　他一看到我那副模樣，激動的說道：「蓋世，伊們竟然將你打到按呢！------真歹勢，我無法度甲你鬥陣，因為我乎伊們掠去啦！------」

　　原來，陳萬富並沒有爽約，他深夜由高雄搭夜車，一路北上，一大早就到了桃園，他九點左右，就到大廟口那裡去等我。他一個人，孤零零的坐在廟口等我時，突然湧進幾個便衣情治人員，在九點三十分左右，不由分說的，硬把陳萬富，死拖活拖的抓到派出所，一直等到十二點，警方才將他放走。

　　陳萬富跟我解釋道：「伊們實在真鴨霸，我並無犯法，也嘸是現行犯啊，即群人，硬甲我拖走……我已經甲你約好，我汰也使對你失約，我恐驚你一個人，會發生啥米危險，結果……竟然……」

　　我看了陳萬富滿眼佈滿了紅絲，聲音哽咽，快要哭出來，顯然他一夜沒有睡好，隔天早上，又單槍匹馬的，公然遭到警方非法的逮捕，他想反抗，又無力反抗，而他心裡一直念著，就是我的安危，看了他那一臉愁容，手上拿著一件自己裁剪的綠背心，……可是，我剛才還怪他……唉，一股慚愧，從我心裡升起。眼前這位同志，他大老遠摸黑北上，如期赴約，莫名奇妙被捕，又突然釋放，他的心裡，一定受到不小的打擊，可是，當我早上十點四十五分出發時，我因為不了解原因，暗地埋怨他，如果不敢來，就不要昨晚信誓旦旦的跟我說一定會來，那時，我還暗想以後決不找他了，有人再說要跟我共赴患難，我不再輕易相信那種話了！但聽完了陳萬富的陳述，我剛才的勝利自豪不見了，我的心裡卻充滿了愧疚……。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　狂飆

3-1組黨行軍（下）

也因著這樣，我連傳單也不發，更沒有同志在旁，拿著麥克風，向路人說明，因此，我活像一個綠色的外星人，突然走到當時民風仍相當保守的桃園市街頭，無怪乎，有些路人看到我，紛紛躲避，還好，我拚命的向自己打氣：「免驚，目睭看頭前，直直行就是！」

路人的眼神，好像把我當成瘋子，剛開始時，我心頭相當緊張，但走了一百多公尺，邊走邊深呼吸，也就慢慢習慣了，走吧，後面還有好長的一段路……。

突然間，那五、六個尾隨在後的男子，圍了上來，身材短壯的一位，指著我的鼻子，冷冷說道：「少年仔，你將即領青色的衫脫落來！」

突如其來的狀況，讓我心跳加快，手腳發抖，因為我心裡完全沒有任何準備。

「呃……我這是欲抗議國民黨……掠我的同志，所以……我……」

「免講彼濟啦！脫起來就是，歹看啦！卡緊咧！……」

過了半分鐘，我稍微定下心來，好好的看清楚他們的面貌，其中一位，體格壯碩，比我還高，大約一百八十幾，而我身高一八○，比其他的幾位都來得高，可是他們中間，穿武術館的衣服的那兩位，長得是虎背熊腰，與他們一比，我像是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

這時我心裡盤算，他們人多，我只有一個，而基於非暴力的信念，我不能跑，我更不能與他們當街打架，同時，聽他們講話，通通都是操著台語口音，都是台灣人，應該不會對我怎麼樣，所以，我還是試著用和婉的語氣，向他們解釋，企圖化解他們的敵意，我再對他們說道：「各位大兄，真歹勢，我今仔日，是因為台灣戒嚴三十八年，咱台灣人……」

帶頭的那位，似乎失去了耐性，揚一揚粗壯的臂膀，粗聲對我吼道：「幹！你是聽無否？……」

我想伸出手，跟他們握握手，他們拒絕了。看樣子，溝通無望了，我不想再耗下去了，轉過身來，閃過他們，繼續再往前走……。

我走沒十幾步，他們又追了上來，這次縮小包圍圈，把我團團圍住，我開始感到有危機感，恐懼的感覺，如冷泉一般，自心底升起。

「碰！」那位帶頭的，揮起拳頭，往我的左臉，結結實實的揍了一下，我眼前烏黑一片，突冒金星，另外一位，伸手抓住我胸前，嘶的一聲，把我整件綠背心，從胸口整片扯下，在我還沒來得及站穩，又有人用拳猛擊我腹部，剛好那時我站的位置，有一支公車站牌，我在被圍攻的時候，順勢抱住公車站牌，死撐活撐，可是他們還是不肯罷休，硬是把我踢倒在地上，還狠狠的踹了幾腳，我想喊叫，卻無法發出一點聲音來……。

尾隨在後的台灣時報記者，看到那群人，把我揍夠了，準備揚長而去時，而我人還趴在地上，於是，他趕緊拿著相機，蹲在我面前，搶拍了一個鏡頭。

「照啥米？提出來！」那群人中，有一個人折了回來，對那記者大聲吼道。

他極力解釋，「我是記者，你們可不要亂來喔！」。可是，沒用的，他們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把搶過他手裡的相機，按下一個鈕，唰一聲，把他相機裡的底片抽了出來，丟在地上，然後揚長而去。這位記者，突然被這麼暴力抽掉自己的底片，非常憤怒，但又無力還擊，幸好，他手腳敏捷，一瞬間，又換了一卷底片，迅速裝上，又趕快補拍了我在地上呻吟的鏡頭。

那群人走了之後，兩位記者協助我站了起來，把我撐著，帶到旁邊的一家咖啡店休息，在那裡，我跟老闆借了電話，打回台北，向一位雜誌社的朋友，說明我剛才的遭遇。那兩位記者，與後來趕到的桃園黨外朋友絲彥華、江彥儒，他們非常關心我的傷勢，他們希望我送醫驗傷，以備將來可以對那群人提出告訴。當時，我的胸口疼痛，左臉頰紅腫，膝蓋擦傷，除此之外，並無大礙，我就對他們說：

「謝謝你們，沒什麼傷，過一陣子就好了……請你們送我去中壢吧！」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　狂飆

3-1組黨行軍（中）

等著等著，我就轉到廟裡，裡面供奉著神像，燈光昏暗，香煙裊裊，給人一種安祥平靜的感覺。這時候，我突然看到大廟內外，增加了好幾個年輕人，一個穿藍色的上衣，頭髮留得長長的，蓋過頸部，他雙手交叉，兩腳跨坐在大廟入口右側的石獅子背上，另一個人，穿著黃色上衣，頭上戴著鴨舌帽，手上拿著一把淡青色的雨傘，背靠著大門左側的石獅子，還有一個身材高大壯碩的年輕人，身上穿著某個國術堂的內衣，兩隻臂膀，非常粗壯，他就在我的面前走來走去，另外還有一個身材略矮，但體格像是練過國術，一副虎背熊腰，也在我旁邊，晃來晃去……。

對於這幾個人，我本來沒特別注意，可是我一直看錶，奇怪，陳萬富究竟出了什麼事呢？不然，他昨天晚上，跟我講好的，還要求我一定要等他，但是現在已經快十點半了，難道……他放我鴿子？或他怕了，或者，他從高雄出發之前，就被那邊的情治人員勸退了，連火車都沒搭，搞不好現在人還在高雄，唉，總得告訴我一聲啊！……我跟他並不熟，只是在五一九運動上，他表現的特別積極，在那種混亂的場合中，勇敢的跟著我，向群眾呼喊，我對他的了解，就僅只於此，下一次……如果有下一次的話，我不要再隨便相信他了……。

陳萬富遲遲未出現，令我進退兩難，我想自己走，又怕毀了我對他的承諾，若繼續再等下去，也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來。原本打算，若是與他一同行軍，沿途兩人可以互相照應，若其中一人出了狀況，另一人還可以去找救兵。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已經十點四十了。幾位桃園地方記者，也來到現場，其中一人，一直問我：「你的朋友不來，你到底是走，還是不走呢？幾點要出發啊？」

有位聯合報記者，他叫做吳心白，外省人，他是聯合報駐桃園縣特派員，與桃園當地的黨外前輩都非常熟識，我初次與他見面，我們就談得很投機，雖然他一口濃重的外省腔調，年齡將近大我一倍，但他對我的「甘地精神」，甚表讚許。只見我左等右等，等不到陳萬富，吳心白就走過來，關心的說道：「一個人，由桃園走到中壢，那麼遠，而且路上安不安全，也不確定，我看啊，今天就不要走了，好不好？」

「謝謝你的關心，不過我已經決定了，我還是要走，別擔心我的安全。」

等到十點四十分，我想陳萬富不會來了，因此，我決定要出發了。出發時，我穿上了「甘地精神」的綠背心，這件綠背心，是新做的。我有一位雜誌界的朋友，她認識中華商場一家專門在做旗幟、服飾的商店。我在五一九穿的那件綠背心，是我自己剪裁的，我用一把剪刀，把一塊深綠色的布中間挖一個洞，往頭上一套就成了，然後再用一件白色內衣，剪成一個長方形，上面用紅筆寫上「甘地精神」四個字，然後自己用線把它縫在背心的前面，穿起來，好像綠色的夾心三明治，前面貼一張廠牌的標籤，看起來傻裡傻氣的。因此，我想做一件新的，能經久耐用，我把這個構想說了出來，我那朋友就託中華商場那家商店幫我製做。

過了一個禮拜多，做好了，我一看，笑了出來，你知道那件綠背心的模樣是什麼嗎？那家店的裁縫師，用一塊蘋果綠的布料，做成了一件綠背心，造型有點像一件綠色的無領 Ｔ 恤，但是肩膀兩旁，加了一對高聳突出的護肩，好似一對綠色的小翅膀，背心前面燙了白色的「甘地精神」四個字，我第一次穿上它，自己照鏡子，看了會臉紅，我那副模樣，活像太空科幻片裡的外星人造型。這件新的綠背心，我穿了一次，後來，覺得太滑稽了，就把那對綠色小翅膀剪掉了。

十點四十五分，天上飄著濛濛的細雨，我上身穿著那件「甘地精神」綠背心，下身著一條短褲，腳穿球鞋，右肩背著黑色包包，右手拿一支雨傘，左手拎著另一個手提袋，裝上幾件換洗衣物，以防不幸被抓，隨身有衣服可換洗。就這樣，我一個人大步邁開，離開桃園市大廟口，走往中山路，朝中壢市邁進。

出發時，那位派出所主管又過來勸阻，我只是笑著婉拒，繼續走我的路，他也沒有再跟來了。可是，隨後而來的，卻是那五、六名陌生的男子，其中兩、三位還身穿武術館的衣服。走了幾十步，我發現他們在跟蹤我，好吧，要跟就隨你們跟，反正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那麼多，他們又不敢對我怎麼樣，心頭打定，我頭也不回的往前走。我心裡頭忐忑不安的，卻是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看到我時，所投射的那種詫異與嘲笑的眼神。我只是影印了十幾份傳單，那是發給記者的，而對於路上的行人，我想我只有一個人，不想分散多餘的精力，去散發傳單，路上的過路人，來來往往，他們知不知道我在幹什麼，那並不重要，只要報紙報導出來，勝過我勢單力孤的一個人，去散發有限的傳單。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　狂飆 
3-1組黨行軍（上） 

一九八六年六月五日，這一天是自由時代雜誌的完稿日，我就窩在雜誌社一整天，寫一篇專文，題目是《鄭南榕的心路歷程》。鄭南榕這位外省籍的子弟，投身黨外初期時，他的出身背景，他那古怪的脾氣，因著他一副不善表達感情的臉孔，常遭人誤解，懷疑他是一個「爪爬仔」。可是，他從一九八六年三月一直到五月，短短的兩個多月時間，他推展了三項運動： 
　　　　第一，五一九綠色行動；

　　　　第二，呼應海外「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運動；

　　　　第三，推動百萬人簽名組黨運動。 

國民黨當局把鄭南榕抓了進去，名義上，他是吃上雜誌的誹謗官司，但了解政情的人都知道，鄭南榕擁有黨外最大的雜誌社，又三番兩次的，不按牌理出牌，搞大型的街頭運動，企圖撼動國民黨的統治根基，這種人，政府當局怎能讓他在外頭自由逍遙呢？管你編織多大的組黨美夢，還是到牢裡去反省反省吧！ 

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內心更加堅定，應該做點事情。鄭南榕是「台灣民主黨」在台的第一號準黨員，而我卻是跟著他一起報名的第二號準黨員，他為了推動解除戒嚴、解除黨禁，現在仍在牢裡，而我呢？每天還在這裡，乖乖的上班嗎？不要，我也要走出來，那怕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低氣壓，只有我一個人走在路上！於是，我決定六月八日這個禮拜天採取行動。

六月八日，黨外桃園公政分會，要在中壢市的育樂中心成立，因此，我就打算自己一個人，由桃園市大廟口，徒步走到中壢市育樂中心，用這樣很簡單的徒步行軍方式，來抗議國民黨當局逮捕鄭南榕。 

當時有人問：「鄭南榕被抓，是在台北，你幹嘛跑到桃園去呢？」沒錯，地點的選擇，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我這麼做，是有我的理由的。因為我曾經看了一本廣告行銷的書，裡面提到，剛開始行銷時，如果你是默默無名，就不要擠在大都市裡，因為那引起不了媒體的注意，你的策略可以改為，由鄉村包圍都市，先下鄉，造成事件，或成為話題，然後再打入城市。

我覺得這個概念不錯，所以我在前兩次的示威，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及四月六日，地點都選在桃園市火車站，理由也是在這裡。另外，我選擇由桃園市走到中壢市，這段短距離的行軍，是因為當天，黨外公政會中壢分會，就在中壢市成立。我一趟走過去，到了終點，就會有許多黨外人士，以及媒體記者，這麼一來，我比較能以個人微小的力量，來突破媒體的封鎖，而達到預期的抗議目的。 

六月五日我寫完了雜誌的稿，就自己動手製做一份「組黨行軍」的傳單。第二天，自己一個人跑去桃園市的記者公會那裡，散發傳單。 

第二天，我興沖沖的買了幾份桃園版的報紙，台灣時報捧我的場，報紙的小角落，給我一小則新聞，而其它的報紙，根本沒有提半個字，甚至連一向比較樂於報導黨外消息的自立晚報、民眾日報，通通沒登。 

手頭上抱著一疊報紙，心裡有點洩氣，本以為，報紙若提了幾個字，至少可以引來一些黨外的支持者，或者有較多的民眾來旁觀，壯壯聲勢也好，可是……，唉，別可是了，報紙不報，別怨天尤人，這是理所當然的啊！明天還是照計畫實施吧！ 

六月七日晚上，我突然接到一通電話，是一位黨外朋友陳萬富打來的。他是花蓮玉里人，平常都在高雄一帶活動，非常熱熱衷街頭運動，與我年齡相同。 

「蓋世，我有看著報紙，明仔日，我嘛欲參加！你佇大廟口等我，十點見面，咱就鬥陣行！」

「但是……我恐驚會抓人，我一個就好，拖你落去……」

「免講彼濟，你等我，咱鬥陣行就是！」

「呃，這……好，好啦。」他突如其來的要求，一時間，我也不知該怎麼的拒絕，

他這麼熱心，要求與我共赴患難，我實在不忍心潑他冷水。 

「你欲穿啥米衫？」

「我欲穿青色的布，所做的抗議衫，頭前寫『甘地精神』，阿你咧？」

「好啊，我嘛來做一件！……咱講好，你一定愛等我，一定喔！……」 

陳萬富一說完，就掛上了電話。這下子，我別無選擇餘地了，明天，只好看情況，隨機應變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星期日，一大早，我就一個人，拎著包包，由台北搭車到桃園去。上午十時，我準時抵達桃園市大廟口。平日香火鼎盛的大廟口，禮拜天早上，除了稀稀疏疏的幾個老人之外，看不到什麼人潮，天空下著小雨，地上濕濘濘一片，我一到大廟口石階前，只見當地的派出所主管，迎著笑臉，跟我握手問好，並要求我不要行軍，否則由桃園一路走到中壢，路上的安全，他不能保證。我的心情，雖然有點緊張，但我已經決定了，我就不後悔，我也不臨陣脫逃，其實，這時我只擔心一件事情：「陳萬富為啥米抑未來咧？……」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下）

　　下午一點半左右，許多黨外界的朋友，陸陸續續趕來台北地方法院，鄭南榕的朋友李敖，他也來了。李敖他那枝出神入化的筆，當時名氣很大，可是他極少出現在公共場合，這一次，為了鄭南榕被抓，他也趕來了，見到他，我苦笑的說道：「我的台灣民主黨同志，NYLON 他入獄了。」

　　李敖的臉上，看不到一絲絲的憂愁，反倒是一張笑嘻嘻的臉，眼睛笑得瞇成一條縫，這位老兄，倒有點違反常情。一般來說，朋友落難，理應憤怒，痛罵政府的鴨霸，或是臉上佈滿愁容，頻頻的向家屬安慰，可是，李敖都不玩這一套。

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探討什麼叫做「第一流人物」，他面臨國民黨當局，突然逮捕自己的好友鄭南榕，不驚又不怒的表現，讓我這個剛出道的小毛頭，暗地佩服，於是我就走過去，對他說道：

　　「 李 先生，我記得你在書上寫過，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這是第一流人物的境界，這一點，我就很難做到。」

　　他仍然是笑呵呵的，不了解他的人，以為這老兄幸災樂禍，不過，事後，我聽李敖提起，他以很輕鬆幽默的口吻，回憶這件事情：

「 NYLON 要搞五一九綠色行動，他一開始就張口要求我贊助， 我說好啊，就給他一筆錢，買買鞭炮，玩一玩嘛！……」

　　李敖口中的買買鞭炮，玩一玩，到最後，竟成了台灣民主運動的分水嶺。

　　從五一九開始，黨外人士才敢公然的，有計畫的，發動一場大規模的示威，直接挑戰國民黨政權。黑暗的戒嚴長夜，鄭南榕放了一把五一九的鞭炮，吵得國民黨領導階層，睡不得安寧。臥榻之側，豈容他人放鞭炮？因此， 六月二日 上午十點三十分，鄭南榕被逮捕歸案，於當天下午四點，移送土城收押。

當我知道鄭南榕交保無望，我心裡的感受很複雜，一位幾乎天天在一起工作的夥伴，突然一下子不見了，而在外面的我們，除了發表聲明，辦聲援大會，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連陳水扁這樣的黨外公職明星，也即將成為他們的籠中囚，鄭南榕的支持者，又能做些什麼事呢？……，我就站在地方法院大廳，一面看著熙來攘往的人群，一面在思考這個問題，最後，我那一年前的構想，「人權行軍」，又逐漸浮上腦海。

　　當時，自由時代的採訪主任是魏廷昱，他是政治犯魏廷朝的胞弟，桃園客家人，頭腦反應敏捷，精力充沛，擅長開著車子，到處串連，是許信良桃園幫重要幹部之一，黨外的朋友，都稱他為「小魏」，而在牢裡的那位魏廷朝，大家都叫他為「大魏」。黨外無數次的重大事件，他都親身經歷，因此，他可以算是我早期黨外運動的「教育班長」，我們在雜誌社工作之餘，一起聊天的時候，只要我一提起，「美麗島事件，當時是怎麼抓人的？」、「許信良當時是怎麼發跡的？」、「中壢事件現場，為什麼開槍打死人？」、「你哥哥魏廷朝，為什麼會被抓？」等等問題……，這時，魏廷昱就像一部活生生的歷史書，他從許信良挨家挨戶的拜訪，散發《風雨之聲》那本書，一直講到，桃園某鄉的鄉長，幹了什麼貪贓枉法的事情。他就像高僧喜獲門徒，畢身絕學，傾囊以授，有時，話匣子一開，講到三更半夜，我的眼皮已經快垂了下來，他還是欲罷不能。

有時他還笑我，「你這個台大政治碩士，根本就不懂台灣的政治！」，我是笑罵由他，畢竟，他講的也是事實，我在台大的課堂上， 那些 教授，從來沒有提起，國民黨的血腥陣壓，從來沒有直接批評過，國民黨的黨庫通國庫，或國民黨的軍警特，所建立的戒嚴政權。因此，魏廷昱他可以說是，我走出台大校園後，補修台灣黨外政治的第一位老師。

　　話說回頭，我們在台北地方法院，一直耗著，等待消息。等待中，我跟魏廷昱提起：「除了發表抗議的聲明，我們總不能，眼睜睜的看著鄭南榕，被抓到牢裡吧？我想搞人權行軍，你看好不好？」

　　「最好不要啦，時機還沒有到。」他皺著眉頭，搖頭說道。

　　下午四點，確定鄭南榕移送土城看守所了，我們趕緊回去自由時代雜誌社，我快馬加鞭，寫了一份「鄭南榕被捕政治聲明」，然後社裡的打字小姐迅速打好，送往印刷廠，快速印刷一萬張傳單。因為就在 六月二日 當天晚上，陳水扁、黃天福與李逸洋三位蓬萊島案受難者，要在林口公園舉行坐監惜別會，那晚，我們雜誌社的員工，全體出動，趕到林口公園，擠進萬人群眾，散發聲援鄭南榕的傳單。

　　 六月二日 鄭南榕被捕的時候，他的太太葉菊蘭正在美國。第二天，她馬上搭機返台，我們社裡的同仁與李敖，都到桃園機場接她， 六月三日 凌晨，李敖、許榮淑、鄭余鎮、顏尹謨等黨外朋友，還有雜誌社的同仁，大夥群聚鄭南榕家裡，擠在他家頂樓的日式閣樓裡面，徹夜長談。

　　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而黨外公政會與黨外編聯會，只是略具雛形的政治團體，動員組織的力量，無法與國民黨正面相抗，而鄭南榕雖是黨外雜誌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卻不是黨外公職，缺少一般公職所具有社會資源，而且，連陳水扁這個超級明星，也不得不走進監牢，鄭南榕困守在牢裡，我們又能夠搞什麼大型的抗議示威呢？因此，我們談論的焦點，就圍繞在如何在法庭上的抗爭。我們當中，顏尹謨是綠島出來的老政治犯，而許 榮淑的 先生張俊宏，他人還關在軍法監獄，因此，話題說著說著，就變成了如何好好當個政治犯了。李敖也以過來人的身分，提起他當年在土城看守所孝一舍，裡面的情形，結論是，安啦，只要傳話進去，裡面自會有人照顧鄭南榕的。

　　那晚，我們談到深更半夜，我開始覺得，有點無聊，我不是對我的同志感到無聊，而是對一幕又一幕，不斷上演的政治受難情節，感到無聊，我心裡一直在吶喊：「難道我們不能做點別的？除了聲援，我們就不能往前進攻嗎？……」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8 鄭南榕被捕了（上）

 
　　一九八六年五一九綠色行動之後，朝野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了。
　　國民黨當局，並沒有針對五一九的行動小組成員，直接開刀，可是，卻假藉其他的誹謗官司，將黨外陣營的領袖，先後抓去關。

　　五月三十日，蓬萊島案宣判，陳水扁、黃天福與李逸洋，各判八個月，民事賠償二百萬，判刑確定。蓬萊島案只是一件雜誌社的誹謗官司，是非對錯，有高度的爭議性，可是國民黨司法當局，卻利用這樣的一件小官司，把該雜誌社的社長、發行人、總編輯等三人，統統送入牢裡。陳水扁是當時的黨外陣營耀眼的明星，但是，他一九八五年參選台南縣長失敗，他與妻子吳淑珍，選後謝票遊街時，吳淑珍又不幸被車撞倒，而下半身殘廢。蓬萊島官司定讞之後，雖然保住了陳水扁的律師資格，沒被剝奪，但他仍與兩名同志，一同渡過鐵窗生涯。

 　　國民黨當局透過司法手段，整肅政治異己，引起黨外陣營，群情激昂。普通的言論誹謗官司，若在西方的民主國家，雙方告來告去，頂多是民事賠償解決，可是，國民黨當局卻動不動就把辦黨外雜誌社的負責人，抓去黑牢，這樣的手法，在專制獨裁的國家裡，政府查禁、封館，甚至抓人，則是家常便飯。

 　　「下一波輪到誰呢？」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日子裡，黨外圈子裡的朋友，總會憂心忡忡的揣測著。

 　　了解內情的黨外人士，一定會說：
　　「一定是 NYLON 啦，伊的分數已經夠啊！」
　　鄭南榕擔心嗎？我可沒有問過。依我對他的了解，假使我問他：
　　「你會驚否？」這麼一問，保證他會眼睛睜大，漲紅了臉，破口大罵。他的個性就是這樣，他內心世界深沉，而且他那張臉，很少露出笑容，如果他正在思考什麼事情，你坐在他面前，他可以吃上半個鐘頭，不跟你講半句話，這種飯桌，誰坐得下去呢？難保不會消化不良。
　　五月三十日，鄭南榕叫我打電話，連絡一些黨外朋友，準備在隔天下午，也就是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二點，在他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召開「百萬人簽名運動籌備會議」。

 　　一位雜誌社同事，私下擔心的對我說道：
　　「 NYLON 是嘸是乎伊們逼甲塊抓狂？」

　　鄭南榕有過人的精力，他搞起運動來，可以不分晝夜，只要嘴上咬著一根菸，吞雲吐霧，連續工作十幾個鐘頭，也不會喊累。搞完了五一九綠色行動，大家原以為可以歇歇腿，喘喘氣，這位老兄，看到南韓的反對運動，正如火如荼的推動「修憲簽名請願運動」，他也想拿來台灣搞搞看。 

我記得，搞完了五一九綠色行動，經過了一整天的折騰，我們隔天見面，他迫不及待的就跟我說：「蓋世，擱煞來，咱來推動『百萬人組黨簽名運動』！」

　　我看著他的臉，只好強顏苦笑，連聲說道：

　　「好啊，好啊，你看咱何時來開會？」

 　   話雖這麼說，我的心裡，卻在掙扎著，好想對他說，「我已經好久沒有休假了，可不可以讓我在家裡休息一下，陪家人吃個飯呢？」，因為，當時正是黨外風起雲湧的時代，也是國民黨全力高壓整肅黨外人士的時期，動不動就有示威遊行，一示威遊行，就有人被起訴或遭到逮捕入獄，一有同志被抓被關，我們又要舉辦各式各樣的聲援示威活動，而一而再的示威活動，又捲起更多的街頭衝突事件……。

        我雖是雜誌社的一個記者，常常在有限的時間內，為了爭取時效，拚命寫稿，然而，我又是整個黨外運動的一份子，常常有開不完的會，發不完的傳單，打不完的電話，還時時得面臨「國民黨要抓人了！」的心理壓力，我也經常一天工作十幾個鐘頭，而身上戴著呼叫器，一有狀況，就必須隨叫隨回電話，有時，我已經累得筋疲力盡了，鄭南榕半夜還呼叫我，那時，我只好把呼叫器關了，「饒了我吧，有事明天再找我吧！……。」

 　　六月一日星期日，我就待在家裡好好的休息，傍晚的時候，獨自跑到新店小碧潭，夏日的黃昏，在潭邊散步，偷得浮生半日閒。 

　　六月二日早上十一點多，我很悠閒的到雜誌社上班，一踏進辦公室，一位同事神情緊張的向我說： 「 NYLON 乎伊們掠去啊！……」

　　「啥米？……當時的代誌？……即馬人佇叨位？……緊咧！咱趕緊來去！」

 　　原來是這樣的，張德銘控告鄭南榕的誹謗官司案，鄭南榕一直拒不出庭，司法當局下令通緝，因此，六月二日上午十點半，中山分局派出刑事幹員，就在鄭南榕由錦州街家裡，走往民權東路的雜誌社途中，半途將他逮捕歸案，移送台北地檢署。

 　　「 NYLON 被捕了！」這個消息，很快的在黨外圈內傳開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六月二日這一天的晚上，黨外陣營正準備為蓬萊島案三君子，舉行坐監惜別會，當天早上，鄭南榕又被抓了，這下子，搞得黨外雜誌界，人心惶惶，誰會是下一個目標呢？沒有人知道。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7變奏曲（下）

 　　
        五月三十一日中午，我坐在雜誌社，跟同事討論事情。一位雜誌社的小姐，笑著對我說道：「這一期的《時代周刊》與《新聞周刊》，都刊了你的相片，你現在是『國際性人物』，哇，你要請客！」

 　　另一位也幫腔，一旁助陣說道：

　　「對啊，台灣的事情，難得上 TIME 跟 NEWSWEEK， 你不但同時上，又有你的相片，刊在上頭，要請客啦！」

 　   我自知，因自己獨特的造型，而上了國際性雜誌，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但經他們一搭一唱，我也樂得合不攏嘴，連聲說道，「好，我請，我請，中午這一餐，大家看我的。」於是，我請雜誌社的同仁，在附近的小吃店，大家好好的吃一頓中餐。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那期的《時代周刊》與《新聞周刊》，在這兩家知名國際媒體，同時各有一篇文章，報導出在台北市龍山寺爆發的反戒嚴示威，《新聞周刊》裡頭的那篇報導，所用的相片，是我面對群眾，發表演講的相片，當時我就站在手持警棍的警察前面，身披甘地精神綠背心，揮舞著右手，一臉痛苦的神情。




　　《時代周刊》的那篇文章，也是用了我一張演講的相片，相片裡頭的我，剛從龍山寺廣場圍牆爬過來，遭到上百名警察阻撓，我乾脆站在圍牆的前端台階上，比那些警察高出半個身子，我的旁邊與圍牆的上面，都站滿了我們的支持者。就在那個緊張場面中，我突然提起勇氣，搖搖晃晃的站在那裡，面對群眾，呼籲「台灣人出頭天！」。

        說來真巧，就在我那張相片下面，雜誌編輯放了一張蔣經國人頭照。

　　蔣經國當政的戒嚴時代，雖然他想盡一切辦法，例如，穿著一襲夾克，上山下鄉，拜訪老朋友，或者抱著小朋友，露出親切和藹的笑容，讓台灣的人民感受蔣經國是一個親民愛民的好領袖，可是，我投入黨外運動以來，我跟許多黨外新生代一樣，逐漸了解到蔣家政權，建築在一套可怕的特務系統上，嚴格的控制人民的思想，直到他晚年，台灣本土的反對運動，逐漸萌芽生根，蔣經國那套統治系統，再也不能把台灣人民，像馴服的綿羊，乖乖的關在羊欄裡面，他不得不順應台灣的民主浪潮，逐漸的鬆綁過去的統治方式。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因病去世，在他去世之前，他也曾經說出一句當時的名言，雖然這句話，來得太晚了：「我也是台灣人！」

 　   其實，當時的我，在整個黨外陣營裡，我沒有任何公職，也不是任何團體的領導人，我只是鄭南榕《自由時代》雜誌社的一位採訪記者而已，因緣際會，我跟著鄭南榕，一起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又因著五一九當天的整個示威情勢，黨外的公職菁英，統統被困守在龍山寺廣場內，我不願眼看我們辛辛苦苦發動的示威，就讓國民黨當局，派了數百名警力，大門口一站，外面封鎖圈一圍，大家宛如束手就縛的降軍，因此，我也顧不得我的身分是記者，是來採訪新聞的，披上「甘地精神」綠背心，我就爬出龍山寺高聳的圍牆，圍牆外面的廣州街上，我跟幾十位來自各地的黨外黨工，另闢第二戰場，拉布條，呼口號，呼籲民眾支援食物……。

 　   事後跟許多黨外黨工回憶，大家聊起，很多黨工，尤其是來自中南部的，五月十八日晚上，都要想盡辦法，突破警總人員的跟監，或搭火車，或搭飛機，或包遊覽車北上，許多人天未亮時，早已摸黑走進龍山寺等待了。我們許多黨外黨工，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歷史使命感，驅策著我們，要排除萬難，群聚龍山寺，展現我們台灣人民的力量。

　　整個五一九綠色行動，我只是這整個運動裡的一個小螺絲釘，但因我那奇特的甘地綠背心造型，而成為攝影記者，獵取鏡頭的對象，以致於《時代周刊》、《新聞周刊》與《遠東經濟評論》，這三家知名的國際媒體，因著五一九綠色行動，而報導台灣的黨外運動，剛好有我的相片在裡頭，如此而已，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貢獻。

 　　我記得，在那次行動之後，有一天，我碰到尤清，他對我說：「我有看著你的相片，佇 TIME 雜誌喔！」

 　　我明明知道，這只是因緣際會的巧合而已，但是，心頭仍高興無比。我當時還不太能體會，名聲如泡影，因此我不得不承認，當時我的相片上了國際媒體，甚至擺在蔣經國相片的上面，這種突然出名的喜悅，叫我興奮不已！原來，一個小小的黨工，也能在國際媒體「出頭天」！

 　　我的興奮，維持不了多久，接著而來的，是一波波驚濤裂岸的打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7變奏曲（上）

　　台灣的反對運動，五一九綠色行動是一個劃時代的分水嶺。它代表兩層意義：

　　第一，五一九綠色行動是台灣的反對運動，是第一次長期計畫、長期宣傳，選擇定時定點，公然挑戰國民黨戒嚴體制的示威行動。在這樣的行動計畫中，我們採取主動，我們不怕當局的威脅，透過長達三個月的宣傳動員，而後選擇五一九這一天，於龍山寺這個民主聖地，與國民黨正面對決。這樣的做法，跟過去就不太一樣，過去是我們被國民黨壓迫，或人被抓了，只好出來抗議示威，可是五一九綠色行動，卻是主動出擊，公然挑戰。

　　第二，五一九綠色行動是台灣的反對運動，吸引大量的國內外媒體，大幅度的報導，尤其是藉著國際媒體威力，台灣人民要求解嚴的呼聲，第一次以高分貝的音量，傳送到世界舞台。國民黨政府長期的壟斷媒體，企圖封鎖國際耳目，但經過一場五一九綠色行動，關心台灣的國際人士終於知道，縱然活在戒嚴的軍事統治之下，台灣人民已不再是一群馴服的綿羊。

　　五月二十日早上，休息了一晚，我精神飽滿，準備出門，趕往時代雜誌社。沒想到，一下樓梯，踏出大門，眼角就瞥見，一位年輕小伙子，站在巷子的角落裡。我走了幾步，他就匆匆的跟了上來，我走得越快，他也腳步加快，我心想：「事情都過了，還跟蹤什麼？……算了，也不跟他玩捉迷藏，我走過去問個清楚吧。」

　　一問之下，才知道他是管區的警察薛茂生，宜蘭人，二十三歲，他一看到我反身走了過來，反而一臉不好意思，他說，這是上面交待的，沒辦法。我想了一想，反正我搞示威，太陽底下公開進行，沒有什麼秘密，你要跟蹤，別這麼累了，我就笑著對那位管區講：

　　「這樣好了，反正我也沒車子，你用摩托車載我去雜誌社好了。」他遲疑了一會兒，然後笑著連聲說好，於是，這位要跟蹤我的管區警察，載著他跟蹤的對象，往自由時代雜誌社駛去。到了位於民權東路三段的雜誌社，我跟他說聲謝謝，還叮嚀著：「我早上就在樓上的雜誌社上班，我不去別的地方了，你也別跟了，好好的休息吧，昨天你們一定累了一天。」

　　這位警察，靦腆的答道：「江大哥，謝謝你，真不好意思，上面交待的，我還是要在這邊等。」

　　我也不勉強他，揮手道別，便走了上樓。進去三樓的辦公室，看到鄭南榕，他的嘴角掛著得意的笑容。真難得，昨天他那一張臉，面部肌肉就像被抽去了神經一樣，沒有任何的波動，兩眼佈滿了紅絲，樣子挺嚇人的，可是今天早上，他的神情，就像畢業典禮上，領了優等獎一樣，神采飛揚，抓起電話聊天，呵呵的笑聲，可以拖上十幾秒。

　　我告訴鄭南榕，說我早上被跟蹤的情形，他也說，跟蹤他的人，直到現在，依然如影隨形。中午，鄭南榕請我去吃日本料理，一群情治人員，也不躲躲藏藏，反倒公開的跟在後面。為了什麼呢？

鄭南榕這才告訴我：「昨仔暗，尤清演講的時陣，向群眾宣布，『明仔日中午十二點，咱來去總統府！』，實際上，他胡亂講講咧，煞乎警方緊張甲欲死，所有的有關人員，攏愛隨甲十二點，所以啊，清仔的一句話，害伊們輪輪旋，哈！……」

　　「喔，原來是按呢！莫怪……」

　　鄭南榕又告訴我，早上他想試試看，家裡的電話竊聽，是否解除了，於是，就打電話給當時住在桃園的賁馨儀，跟她說簡短的一句話，「十二點集合。」，結果呢，事後，賁馨儀告訴我，她那早遇到的驚魂記，「那天早上，一群情治人員又緊跟著我，一路從桃園跟到台北，……」，我聽著聽著，臉上裝出同情的樣子，但肚子裡卻笑個不停，那時，我也不敢跟她講，原來鄭南榕找警方開個玩笑，卻害得賁馨儀一大早驚魂失魄，緊張萬分……。

　　一九八六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國內的報紙，大幅度的報導，尤其是民眾日報、自立晚報、台灣時報……等，這些報紙平常能給予黨外運動一些篇幅，因著五一九這天的行動，這幾家報社，以超乎尋常的篇幅，詳盡的報導整個示威的過程。國民黨當局這下子可火大了，因此，在這場媒體戰，打得最淋漓盡致的民眾日報，國民黨就把它揪了出來，判了「停刊七日」的有期徒刑。

　　一家報社，遭到停刊七日的處罰，是非常嚴重的，廣告的收益，少了七天，對一家報社而言，是相當沉重的打擊。尤其是該報的新聞從業人員，他們把這場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反戒嚴示威，大幅度披露出來，竟然被判封筆七天，國民黨的壟斷媒體，由此可知一二。

民眾日報雖然停了七天，但再度復刊的時候，卻更受歡迎，每次我巡迴全島，尤其走到中南部的時候，支持黨外運動的朋友，家家戶戶一定訂民眾日報。若是我的黨外朋友說，「哇！今仔日代誌大條啊，報紙有塊賣喔！……」，那麼，他指的報紙，大概就是民眾日報。所以說，五一九綠色行動之後，國民黨拿民眾日報開刀，反而為民眾日報打響知名度，爭取更多的讀者，這大概是壓迫者始料不及的吧。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6龍山寺風雲錄（下）


        我們每丟一包食物進去，裡面就響起一陣歡呼聲，連續丟了好幾包，大鐵門內外的黨外人士都同聲歡呼，一時間，我的心頭一陣燒，我的心裡好感動，那一包包平時看不起眼的包子饅頭，現在，卻是民眾與我們感情交流的橋樑，把它們，吃進肚子，我們不再感到那麼孤獨與無助了。

　　袁嬿嬿，她爸爸是湖北籍的國民黨將軍，因著天主教會的影響，黨外運動萌芽之時，她從事女工方面的研究，後來認識了來台灣從事研究的艾琳達，受其影響，而參與黨外運動。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她被關了一天，幸虧她爸爸出面，才將女兒保了出來。往後，她積極從事婦女運動、勞工運動及台獨運動。

以一個外省子女，又是將軍之後，能在早期白色恐怖時代，就投入本土的黨外運動，袁嬿嬿可說是一個異數。她那胖胖的身材，樂觀的率性，一副大噪門，許多黨外新生代都受其照顧，就像母雞帶小雞，走過黨外運動早期坎坷的路途。

　　五一九綠色行動的前一天，新店分局長就先跑到袁嬿嬿她家，極力勸阻她不要參加隔天的示威，袁嬿嬿並不理會，沒想到，第二天一大早，新店分局就派了車子圍堵住她家門口，與他們僵持一陣子，袁嬿嬿使出絕招，爬過車子出來，然後趕緊一路直奔龍山寺。

一到那裡，警方已佈下兩道封鎖網，她只能跟民眾擠在外頭，不得其門而入。剛好，那時我站在第二封鎖圈內，向著西園路的民眾呼籲，希望大家援助飲料、食物，袁嬿嬿聽到，自掏腰包，趕緊在附近的商店，凡是包子、饅頭、土司……，能買的，就儘量買，然後一包一包的，飛過警察的頭上，丟到我們手中。

原本很多看熱鬧民眾，看到袁嬿嬿這樣的舉動，甚為感動，有人就這麼講：「警察仔，會當輪班呷飯，咱的人，乎伊們團團圍著，無飯通呷，趕緊，咱來去買物件呼伊們呷！」

　　「對！對！咱來看附近擱有啥米物件，趕緊來買！」

　　於是，袁嬿嬿觸動了民眾的熱情，使他們爭先恐後的去搶購食物，附近的店家，買光了，就跑到遠一點的地方去買，就這樣子，困守在龍山寺廣場的黨外人士，得以有「空中補給」，源源而來，使他們能夠繼續戰鬥，由白天戰到夜晚。

　　夜幕低垂，有些民眾逐漸散去，綠色行動工作小組，在龍山寺廣場裡面，面對著西園路架設起強力的擴音系統，然後請黨外公職，開始連番上陣演講，如謝長廷、尤清、陳水扁、江鵬堅……等等。

演講的過程中，鄭南榕仍在地下指揮調度，有一兩位糾察人員，緊跟在鄭南榕左右，唯恐有人趁著夜黑風高，兵荒馬亂，對鄭南榕下手。

　　晚上的龍山寺廣場顯得冷冷清清，經過一整天的戰鬥，大家已疲憊不堪，可是在龍山寺圍牆外面，卻湧來大量的群眾，人山人海，群情激昂。

　　鄭南榕策畫這次的示威，他事先沒料到，大家居然能從白天戰到黑夜，不過，到最後，一來後勤補給缺乏，再來，工作小組也沒有計畫，要跟國民黨當局，耗到何時，因此，雙方便達成協議，我們的示威行動，當晚十點結束，而警方也不得有任何驅散或逮捕的行動。最後，警方築成兩道人牆，讓困守在龍山寺廣場的黨外人士，一個個光榮的走出龍山寺。

　　當晚十點半左右，我一身疲憊，爬上我家樓梯，踏進家門，恍如隔世。

　　十一點的時候，電話鈴響，我一接，原來是美國台灣公論報的總編李永光，從美國打來越洋電話，探聽今天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消息。我很興奮的，把整個過程，向他說了一遍，那時，我並沒有考慮到，隔天之後，國民黨會用什麼手段來對付我們，我只是感到，太痛快了，卅年多年來，今天這一戰，為台灣人，好好的出一口氣，我們正在改寫歷史！這場偉大的示威，我沒有缺席！

　　李永光問我：「海外同鄉，有想欲邀請你來美國訪問，你會當來否？」

　　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後笑著答道：「台灣若無解除戒嚴，我就無欲出國！」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我們發動了五一九綠色行動，一年之後，就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

　　一九八八年六月，我第一次搭上飛機離開台灣，飛往美國。我維持了自己的承諾，解嚴之後才出國。

　　台灣歷經漫長的戒嚴歲月，最後能夠脫離戒嚴的枷鎖，鄭南榕所發起的「五一九綠色行動」，就是這一把打開戒嚴枷鎖的鑰匙！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6龍山寺風雲錄（中）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悶熱的天氣，相當難熬，只見負責的領導人，頻頻與高層警方溝通協調，但沒有什麼結果，來自全島的黨外人士，通通困在龍山寺，他們坐在地上，忍受烈陽照頂，發燙的地面，如同鐵板燒，把示威的人士烤得汗如雨下。

        看到這情形，我感到不應如此消極，心想：「既然衝不出去，總得做點事情，提振大家的士氣，否則，時間愈拖愈長，人也累了，肚子也餓了，慢慢人群也會散去，好吧，我就來動一動吧！」 

　　於是，我從鐵門外警察的包圍圈，鑽進龍山寺大門邊的牆壁，吃力的爬上比我一個人頭還高很多的圍牆，我爬到圍牆頂時，圍牆內已經有許多人，站在圍牆內側，伸出熱情的手，一把將我抓住，協助我爬進圍牆裡面。然後，我在裡面待了一會兒，覺得裡面無法動作，我應該再到外面去，尋求人力與物力的支援。 

當我身穿「甘地精神」綠背心，又再度爬出圍牆外面時，那群頭戴頭盔，手持警棍的警察們，蜂湧而上，好像要把我抓下去。這時，我整個人，就踩在大門旁邊一個突出物，站在那裡，上下不得。往前看，上百警察團團圍住，往後看，黨外示威者，手持一條條的示威布條，持續在靜坐著，我整個人，就卡在那裡，心中一陣怒火，乾脆人在半空中，發表即席演講：「國民黨是世界戒嚴冠軍，我要求解除戒嚴！------」

　　
        說也奇怪，我一開始講話，那些警察只是乖乖的站在那裡，也不對我動手，我愈講愈興奮，膽子也愈來愈大，我眼睛看下去，是一百多顆白色圓滾滾的警察頭盔，再往前一望，則是一大群國內外媒體記者，數量之多，則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親自目睹。 

講到興頭上，我就想帶領馬路上站在第二個封鎖圈內的那些黨工，喊喊口號！於是，我舉起右手，握緊拳頭，翹起大姆指，然後高喊：「咱逐家來喊口號------出頭天，讚！出頭天，讚！------」 

　　我喊完了口號，就爬了下來，這次，再也沒有什麼人阻擋我了，只是聽見，有位警官在一旁抱怨道：「好啦，好啦，講完了，快點下來！……」

　　警方沿著龍山臨時商場，以警力圍成更大的封鎖圈，在這個封鎖圈外面，則擠滿了圍觀的民眾，他們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裡，時而交頭接耳，時而罵聲連連，時而對著封鎖圈內的黨外人士，指指點點，可是，在那樣一道脆弱警力的人牆，民眾們卻靜靜的站著，卅幾年來，他們就是這樣靜靜的站著，而讓國民黨政權騎在人民的頭上！……。 

　　這時，我就想，為什麼不跑到群眾的前面，向他們演講呢？讓他們知道，我們在幹什麼，我們需要他們的支持。於是，我找到了陳萬富，他是來自花蓮的黨外人士，我對他說：「咱來去向伊們演講，請伊們支持咱，好否？」兩人說定，我們就沿著警方的第二道封鎖圈外，被切割成五、六個民眾集結區，一區一區的向他們演講： 

　　「……各位鄉親序大，請逐家支持阮，反抗國民黨的戒嚴體制！……阮欲甲伊們戰到暗時，阮無水通飲，阮無物件通呷，請逐家鬥陣來支持！……親像菲律賓人民革命，人民站出來，反抗馬可仕政權的戰車大砲，又擱送呷的物件，乎支持革命的軍隊，各位！------阮乎伊們團團圍住，請恁支持！……」 

　　我講過了一輪，講得口乾舌燥，人也累了，就坐在地上，稍微休息一下。過了一陣子，突然，左前方有一陣騷動，我們幾個人趕快衝過去一看，啊，太好了！原來是有熱心的民眾，其中一位，就是我們通常暱稱為「袁姐」的袁嬿嬿，她胖胖的身子，擠在人堆裡，滿頭大汗，賣力的由外向裡傳遞食物。 

一包又一包熱騰騰的饅頭、包子及土司、飲料，騰空飛來，我們興高采烈的空中攔截，然後，抱著這些得來不易的補給品，快走幾步，來到了龍山寺大門口外，對著裡面大喊：「饅頭、包仔來啊！趕緊來接喔！------」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6龍山寺風雲錄（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天剛破曉，一群遠從南部來的黨外人士，悄悄的走進龍山寺……。

　　動盪的時代，不安的一天。

　　台北市的龍山寺，四週商家，警方早已下令，五一九當天不要營業，因此，原本熱鬧非凡的龍山臨時商場，家家戶戶，鐵門深鎖。正對著龍山寺前面，更有人在商家前面，懸掛著紅色的抗議布條，反對黨外人士的示威，上面寫著，如：「請不要來破壞地方秩序」、「請不要來影響我們生意」等。

　　早上九點多，來自全島各地的黨外人士群聚龍山寺廣場，人人頭綁綠絲巾，手拿綠色抗議布條，大家心裡又是興奮，又是緊張。雖然，我們對外宣稱，將要把大隊示威人馬，帶去總統府廣場，可是我們心裡明知，這一段坎坷路，實際的距離並不遠，但走起來，可能相當久，因此，不少人暗地憂心忡忡：「走得出去嗎？……」

　　早上十點，黨外示威陣容擺妥，公職率領，準備大步踏出龍山寺大門時，警方派出上百名警員，將龍山寺前的鐵門團團圍住，不讓示威群眾越雷池一步，更在龍山寺外面的道路，形成另一圈更大的包圍圈，透過一層警察人牆，將圍觀民眾，阻隔於外，不讓他們進來參加。

        那時，是高度威權、白色恐怖的時代，警方只派出女警大隊與身穿卡其布，頭戴白色鋼盔，手持警棍的警員而已，而且，堵住大門的總警力不超過一百位，若依現在示威群眾的標準而言，這樣單薄的警力，一陣衝撞，就可將他們衝垮，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又足以證明，以那樣少的警力，竟能把一大群黨外領導精菁與群眾，團團圍住，使其乖乖就範。這一點，就足以說明，白色恐怖時代，人民是多害怕政府的威權統治！

　　隊伍開拔，鐵門後的群眾，就有人喊，「衝啊！」，可是前面的巨大鐵門已經鎖上了，警察又組成四、五道人牆，大家不得其門而出。

　　這一天的實際領導者是鄭南榕，但他事前透過臨時性的組織，推出當天的執行委員會，事實上，這個委員會是空的，實際的運作還是鄭南榕為主的黨工系統，因為許多黨外公職人員，事先都無法評估，領導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一旦國民黨翻臉，後果將如何呢？沒有人知道。

　　警方與群眾，隔著鐵門互相推擠，一位高級警官，拉著喉嚨大喊：「今天的集會，是誰負責的？請他出來一下！」

　　結果，擠在前面的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時間卻愣住了。那時，我正站在立法委員江鵬堅的旁邊，只見他擠得滿頭大汗，對著那位警官說：「好啦，是！我來負責！」

　　江鵬堅站出來，擔任當天示威的總領隊，他踏出這一步，扛下示威的重責大任，也為他後來的政治發展，奠下了無人可比的基礎，他領導了這一場轟動海內外的示威，而後也成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的創黨主席。

　　這一場反戒嚴示威，雙方打了一場長達十二小時的持久戰，由早上十點，僵持到晚上十時，由白天，戰到黑夜，由豔陽高照，汗流浹背，戰到傾盆大雨，如落湯雞，而又雨過天晴，烈焰懸空，地上雨水蒸發，柏油路面曬得燙腳，而示威者身上的衣服，由乾而濕，由濕而乾，汗水、雨水、淚水，攪和成一片……。

　　國民黨採取包圍的消耗戰，也不攻擊，也不驅除，也不抓人，只佈下天羅地網，示威者你要出去，可以，讓你出去，晚來的黨外人士或旁觀的民眾，你想進來，對不起，門都沒有，除非你硬闖。因為黨外人士，過去沒有打過這樣漫長的持久戰，漸漸的，有的人，熱的受不了，有的人，餓得發昏，而鄭南榕這邊，也沒有料想會有這樣的場面，糧食飲水的後勤補給，事先都沒準備。於是，困守在龍山寺廣場的黨外人士，透過麥克風，向龍山寺外的民眾緊急呼籲求援。

　　當時，示威現場分成兩個場景，一個是內場，以公職人員為主，手持綠色的橫布條，在龍山寺廣場內靜坐，另一個是外場，少數的黨工，及一大批國內外的媒體記者，就站在外場，這批人的外面，警方又以一個封鎖圈團團圍住。

　　我身披綠背心，上面寫著「甘地精神」，頭上綁著一條長條的綠絲巾，在外場走來走去。

　　眼看內場的公職人員，遭到團團圍住，不得動彈，於是有人建議：「我們既然走不出去，就讓我們在大門廣場外這條馬路上，拿著布條來示威吧！」

　　於是，我跟蔡有全、蕭裕珍、田媽媽、陳萬富，還有幾位黨工，一起拿著一面綠色長布條，上面寫著「戒嚴就是軍事統治」，然後，蔡有全走在中間，我們就在空曠的第一層封鎖圈內，昂首闊步，高聲大喊，公然「示威遊行」起來了！一時間，引來許多攝影記者猛拍鏡頭，而場內被圍困的黨外人士，也向我們歡呼叫好，就這樣，內呼外應，外呼內應，我們就不再感到孤單無聊，剛開始時的害怕與無助，也消之無形。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下）

也因為黨外人才輩出，讓人感覺，康寧祥幾乎在原地踏步。幾年之後，當他又在風雨之中，以那同樣的粗獷沙啞的聲音，聲嘶力竭的吶喊：「我康寧祥------為了咱------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共同命運……」我聽了之後，再也不像當年背著書包去聽他的演講，那樣的感動了。

　　話說回頭，我進到康寧祥的辦公室，跟他說明來意，並問他：「五一九當天，你會不會去參加龍山寺的示威呢？」

　　他只是簡單的答道：「我會在適當的時機，有所表示。」

　　面對這位當年的黨外巨星，給我這樣模稜兩可的答覆，我感到有點失望，也不想再多說，就起身告辭了。

　　五月十日下午四點，我寫了一份《靜坐聲明》，呼籲黨外公政會的公職人員，加入龍山寺的五一九綠色行動。當天早上，台北市黨外公政分會成立，他們就在下午四點，於公政會館召開記者會。一群黨外公職人員，都會湊在一起，又有一堆記者，我選定這個時機，來宣傳五一九綠色行動。

　　可是，我算錯了。來參加的黨外公職人員不少，記者也不少，但他們看到我蹲在公政會館樓下的入口處，拿著一幅「五一九綠色靜坐」的海報，好像看到廟口行乞的流浪漢，避之唯恐不及，有的人視若無睹，有的人匆匆走過，少數幾位還會跟我點個頭，而攝影記者，也紛紛擦身而過，只有一兩位記者照個相後，馬上匆匆上樓，我一個人就從下午四點，靜坐到傍晚，再也看不到人進進出出了，我只好收拾收拾海報，悻悻然的離開那兒……。

　　「國民黨將怎麼對付五一九綠色行動呢？抓人、關人、還是運用鎮暴警察把我們團團圍住？」這個問題，沒有人知道，因為台灣實施戒嚴以來，從來沒有人計畫這樣一場反戒嚴示威。

　　五月十八日早上，新店分局長陳良國、巡官郭承憲等一行人，突然跑到我家來，讓我嚇了一跳，以為他們要提早採取行動。

　　陳分局長一臉苦笑，不斷拜託我：「江先生，明天的龍山寺示威，請你不要參加。」

　　我了解他的來意，知道他們不致於輕舉妄動，我繃緊的神經，稍微放鬆了些，就回答他們道：「五一九綠色行動，是我們自由時代雜誌社，不斷的對外宣傳呼籲，我拚命的叫人去參加，我自己怎麼可能不去呢？」

　　他們又一再的央求，說是上面的壓力太大了，請我務必給他們有個交待。看樣子，若得不到滿意答覆，他們是不肯離去的，我只好婉轉的說聲：「好吧，我會考慮的。」於是，他們終於起身，告辭而去。

        其實，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鐵定會參加的，我告訴他們，「我會考慮的」，下面一句話還沒說出來，那就是，「我今晚不會住在新店的家裡，也不會害你們半夜守在我家樓下大門口，被蚊子叮了一整個晚上！」。

　　他們一走，我就趕到雜誌社去。整個雜誌社，為了明天的示威，忙得不可開交，鄭南榕忙著接電話，指揮東，指揮西，他的臉上，並沒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愁容，反倒像是學校的小朋友，明天要去郊遊，忙著準備糖果點心，那樣的興奮快樂。

　　一九八六年的時代，黨外還沒有發動過有組織、有紀律的大型示威行動，鄭南榕他也沒有經驗，為了控制這一次的示威場面，他就調來將近十來個發行書報的小弟，充當糾察隊。

        這支鄭南榕臨時組成的糾察隊，從來沒有經過任何訓練，只是讓他們掛個臂章，有個示別標誌而已，當然，第二天群眾一聚集，鎮暴警察一包圍，這批糾察隊員，就紛紛做鳥獸散了。雖然如此，我還是非常肯定他們的勇氣，因為他們裡面，有的人，只有十、七八歲。

　　雜誌社裡，大伙兒忙得不可開交，我突然看到一大包草綠色的軍帽，頭上有個青天白日徽章的那種。我愣了一下，回頭質問鄭南榕：「這欲做啥米？這是軍帽啊！」

　　
        「糾察隊要戴的。」

　　「按呢無好啦！你叫這寡囝仔，帶軍帽仔，萬一國民黨變臉，煞掠去判軍法，這嘸是害死人咧？」

　　鄭南榕想一想，就說，「那按呢，我將彼粒頭徽剪掉，好否？」，說著說著，他就自己拿起一把剪刀，把一頂一頂軍帽的頭徽剪去。

        我看他剪帽徽的動作，還是深覺不妥！可是，我一向對鎮暴軍警，象徵國民黨的權威，沒有好感，要是在明天的示威場合裡，讓這些糾察隊員，頭上戴這種軍帽，豈不太荒謬了？我只好再跟鄭南榕建議：「 Nylon，我無贊成咱用彼寡軍帽仔，請你擱考慮看覓咧，不要用啦！」

　　
        鄭南榕考慮了一陣子，最後終於接受了我的意見，不用那些軍帽了。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初，許信良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並揚言三個月後「遷黨回台」。許信良的這個動作，引起了島內黨外人士的注意：許信良能不能組成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可不可能？許信良會不會成為台灣的艾奎諾？……這一連串的問題，給台灣黨外的政治圈，激起了不小的漣漪。在當時，許信良給人的評價不一，有人認為他是變色龍，也有人推崇他雄才大略。那時的鄭南榕，正在全島到處宣傳，五月十九日台北龍山寺要舉行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他知道許信良的這個行動，非常高興，就叫我好好追蹤，深入報導。

鄭南榕最氣有些黨外人士，成天喊組黨，喊得轟隆作響，卻沒有半滴雨下來，因此，許信良的呼籲，他立即迴響。

五月八日，鄭南榕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道：「昨晚，我已經傳真到美國，告訴他們，我願意當台灣民主黨在台灣的第一位黨員，你要不要加入呢？」

因為我負責採訪許信良的遷黨回台這件大事，有一些黨外人士，對許信良的這個動作，把他看成又是一樁「膨風」代誌，並不寄予厚望，所以反應很冷淡。

好，鄭南榕當第一號在台黨員，那麼，我就當第二號吧。於是，我就拿起「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的申請書，填寫上基本資料，然後，又在空白的地方，寫上附註：

「請『建黨委員會』負責先生，對外宣佈『遷黨回台』的明確日期。若在限期內未能如期實行『遷黨回台』的計畫，本人將在島內自行籌組反對黨。」

鄭南榕看到我的附註，皺著眉頭，質疑問道：「你要加入就加入，不要就算了，幹嘛加個附帶條款？」

我解釋道：「我非常贊成許信良的遷黨回台計畫，我才會自願當他的在台黨員，我加上那些附註，是表示我自已對組黨的承諾，我不希望他們只是在美國成立的泡沫政黨，甚至只是開空頭支票而已。」

鄭南榕與我響應許信良的號召，自動申請加入「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成為在台的第一號與第二號準黨員，這件事情，在美國發行的台灣公論報，以頭條新聞報導出來。

有位朋友勸我：「鄭南榕官司在身，因此鋌而走險，你年紀輕輕的，將來還大有可為，何必跟著他搞什麼組黨，將來為何被抓、被關，我看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只是輕鬆的回答他，「好玩啊！」，大概是個性使然，我若遇到的壓迫愈大，我就愈想挑戰，若能使壓迫者氣得暴跳如雷，腦門充血，我就會感到無比的痛快。數十年來，國民黨黨禁高懸，能夠衝破它，這是歷史大事，我可不想缺席。

鄭南榕除了在自由時代雜誌上全力宣傳「五一九綠色行動」，他還籌組了一個推動委員會，去各縣市舉辦說明會，呼籲全島黨外人士，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當天，群集台北市龍山寺，進行有史以來第一場反戒嚴大示威。

剛開始，許多黨外公職人員，對這個示威不表樂觀，也很難評估將來的下場會如何，因此，他們的態度並不熱衷，鄭南榕便要求我們，在採訪的時候，逼那些黨外公職人員表態。

五月八日早上，我跑去《八十年代》雜誌社找康寧祥，他不在，我告訴助理，再久，我也願意等。等了一個鐘頭，康寧祥匆匆進來，又在辦公室裡，跟別人討論事情，好不容易輪到我，我懷著緊張的心情進去他的辦公室。

一九七○年代，康寧祥是黨外的超級政治明星，他那矮小但結實的身體，他那沙啞而粗獷的聲音，他那萬人簇擁的政見會，讓許多年輕人，為之崇拜不已。在一九七○年代，他提出削減國防預算，就被整個社會，當成過街老鼠，眾人喊打，也因他這樣的道德勇氣，黨外選民以高票送他進去市議會及立法院。

他的演講，氣勢十足，他的政見會，經常人山人海。我讀建中的時候，也常跑去萬華火車站前廣場，擠在黑壓壓的人群裡，聽他如何控訴國民黨。康寧祥的演講，讓人感到，整個台灣歷史的命運，就扛在他的肩上，他一出場，就有帝王降世的氣勢，例如，他曾經說過這樣的名言： 

　　　　「今仔暗時的風，是為我康寧祥吹的；

　　　　　今仔暗時的雨，是為我康寧祥落的。」

不過，一九七九的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原有的領導者，紛紛入獄，但以美麗島辯護律師為主的黨外菁英，如尤清、謝長廷、陳水扁、張俊雄……等人，投入公職選舉，紛紛高票當選，而成為新興的領導階層，那時的康寧祥，就不再是唯一的，能呼風喚雨的黨外明星了。 

（未完待續）

後記：
 
「入黨申請書」19年後重見天日 

文／邱斐顯

鄭南榕與江蓋世二人，加入「台灣民主黨」的入黨申請書，於1986年從台北傳真到美國之後，由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影印後保存收藏。鄭南榕簽署的那一份申請書，目前收藏在「鄭南榕基金會」，與鄭南榕的其他遺物，一併存放在基金會的櫥窗裡。

2005年，邱萬興和我在整理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1975~2000》一書時，從艾琳達慷慨提供的兩大箱資料中，找到這兩份簽署文件。這兩份簽署文件竟然在19年後，重見天日。邱萬興如獲至寶，隨即將這兩份簽署文件，以數位影像檔案的方式保留下來。

台灣民主運動中，艾琳達因長期協助黨外人士，以致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眼中釘。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幾天，1979年12月15日，艾琳達被國民黨政府強制驅離台灣。直到1990年，經過民進黨多年的努力，國民黨的「黑名單」解禁後，艾琳達才得以回到台灣。

艾琳達表示，箱內許多重要的「民主運動」文件，是過去海外台灣人不斷累積而成的。一九八○年代，她為了救援被抓、被關的美麗島同志，常常馬不停蹄地帶著這些資料，到處演講。「這些資料，可能已經跟著我，繞了地球好幾圈。」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下）

另一位面貌削瘦、皮膚蒼白、身材略矮但體格結實的男子，也對我大聲吼道：「你太囂張了！」看到他們對我這樣惡形惡狀，再看看我身旁的警察，對這兩名男子的恐嚇，視若無睹，都露出事不關己的神情，我心裡想著：「這兩名陌生男子，我跟他們素不相識，也無冤無仇，他們敢公然，專程跑來這裡鬧場，背後可能有人唆使，我跟他們罵回去，又有什麼用呢？算了吧，不要理會他們，也許，台灣戒嚴了卅八年，他們毫不知情！」

　　我心頭想了一想，反倒同情他們的無知，原諒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我按捺住自己的脾氣，露出笑容，走向他們，主動伸出我的手，想跟他們握手，他們一臉憤怒，拒絕跟我握手。然後，我就上了呂國民的車子，胡光明、呂洪淑女跟我們同車離去。

呂國民的車子，一離開桃園火車站前廣場，他就警覺到，有一輛淡綠色轎車，緊跟在後。呂國民是桃園黨外人士的重要人物，他對桃園市街道非常清楚，他擔心後面跟著來的，就是揚言要剁掉我腳跟的惡漢，因此，他就猛踩油門，東奔西竄，企圖把後面那輛淡綠色轎車甩掉，於是，兩輛車子，就在桃園市展開飛車大追逐，呂國民的開車技術不錯，但後面追蹤的人，技術也很高竿，尾隨其後，讓我們甩也甩不掉。

呂國民在情急之下，靈機一動，把車子殺進桃園縣警察局，啊哈！這一招，果然見效，後面那輛車子就不見蹤影了。呂洪淑女是呂國民的太太，她是當時的桃園縣議員，她就立即向警局報案。過了一陣子，警局督察與刑警隊長，從外頭回來，他們跟我解釋：「跟在你們後面的，是我們派出所的警察，是要保護你們的，而不是要追殺你的，請不要誤會。」

　　可是我的心裡，卻搞不懂，若說要保護我們，幹嘛不用警車？若要派便衣，也可打個招呼，表明他們的善意，何苦瘋狂大飆車，非緊跟著我們不可？

　　後來，他們要求我去指認，開那輛淡綠色轎車的人，是不是揚言要殺我的壯漢，我想一想，也沒有這必要了，就想離開警察局，回台北去找朋友，可是督察卻堅持叫警局的便衣人員，保護我回到新店的家，我說不必了，我自己想走，可是督察說，基於職責，他們還是會一路尾隨保護，不然，我要是半途發生意外，他們沒法對上面交待。

呂國民、呂洪淑女他們夫妻倆，也勸我接受警方的保護，兔得壞人真的半路攔殺，他們非常擔心我的安危。我也不再堅持己見，就在四個便衣警員的陪同下，驅車北上，回到新店。剛開始時，心中還存有一絲絲恐懼，因為初入黨外，聽過許多黨外前輩提起，過去國民黨情治人員，對付政治異己的手段，非常可怕……。

然而，一路上我跟這些便衣聊天，內心的緊張，逐漸鬆弛，我跟他們聊起，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待遇，他們的家庭……我覺得，他們就像我們的兄弟的一樣，只不過，他們的工作是警察，而我是黨外，這是基本的不同。

　　四月六日桃園的示威，有驚無險，平安落幕。事後，我把這段經歷，告訴一位桃園黨外朋友，他聽了之後，不禁哈哈大笑，對我說道：「哈哈！……你太糗了！看你嚇得那樣子，他們跟你無冤無仇，幹嘛要殺你這一號的小人物？因為你三不五時，就來桃園示威，害警察勤務增加，不能正常休假，所以找一些人來嚇嚇你，就是叫你少來桃園，這樣知道了吧？」

　　「你這麼一說，那麼來砸場的，要殺我的，就是警方暗中派來的嗎？」

　　「你太笨了！你不會自己去想一想吧，哈哈！……」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事實真相，也不曾去追查究竟如何。那些砸場的壯漢，是不是警方派來的人馬？這並不重要。經過了這一個事件，我學到了一個寶貴的經驗，那就是當對方惡言相向時，若我們能保持微笑，伸出友誼的手，我們的神智會比較清醒，我們的判斷，會比較正確，而冷靜的判斷，是一個政治人物，不可或缺的要件。

　　這使我想起，南北戰爭時代的林肯總統，他說過一句名言：

　　　　　胸懷善念抱蒼生。」

　　心中絕無惡意，除非聖人再世，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若我們心無仇恨，甚至對那些揚言要加害我們的人，依然能露出微笑，我們可以得到心中的寧靜，而這個寧靜，有助我們度過難關。第二度的桃園之行，讓我深深的體會到林肯這句名言的哲理。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中）　　

下午三點，我們準時抵達桃園火車站前廣場，桃園黨外民歌手邱垂貞，抱著一把吉他，也趕來火車站，他準備搭三點二十六分的火車，在搭火車之前，跑過來看看我這小老弟。

　　到了現場，桃園分局長馬上過來阻止我，我身披綠背心，前面貼上黨外兩個字，後面貼著「甘地精神」四個字，我好言的跟他表示，我這是和平的示威，若是警察要逮捕，我不做任何抵抗。我不理會分局長的阻撓，就把我前一晚準備好的保麗龍標語板拿出來，擺在廣場中央，靠著那一尊蔣介石銅像。

這時，突然衝來幾位身材高大的壯漢，二話不說，搶下我們的保麗龍標語板，不到三十秒，我那辛辛苦苦寫好的標語板，已被撕得粉碎……。

　　邱垂貞見狀，跟那些流氓作風的壯漢理論，又轉過頭來，與分局長大吵。來來往往的乘客，雖然很多，可是大家都不敢靠過來，更別說他們會為我仗義直言了。後來，陸陸續續又有幾位桃園的黨外朋友到場關心。

邱垂貞因為要搭三點二十六分的火車，不得不跟我告辭，叫我自己多保重，然後就匆匆忙忙走去車站搭火車。沒想到，那些撕毀我標語牌的壯漢，竟然一路尾隨邱垂貞，還趁機揍了邱垂貞幾拳。

火車站前停放數十輛計程車，可是很多計程車司機，遠遠的站在那裡圍觀。陳鼎森拿著傻瓜相機，要為我拍照，居然當場被人家警告「不准拍照！否則給你好看！」。

那分局長手裡抱著一本六法全書，說我公然的違法，我就笑著反駁道：「我違反那一條法？請你當場逮捕吧！」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而另外一位警官，拚命的把我拉到旁邊，壓低聲音說道：「江先生，早一點結束吧，意思到了就好，拜託啦！」

　　「我這個人講信用，我的示威是三點到四點，時間一到，我馬上離開。」

　　我時間訂這麼短，有兩個原因，第一，我根本沒有組織，也沒有基本的群眾，時間短，比較能操之在我；第二，那時傳真機不發達，桃園的記者發稿，最好在四點以前完成，然後，把稿件拿到郵局，經過鐵路托運，剛好趕上報社編輯檯截稿時間，所以我設定在四點以前結束活動。

　　就這樣，幾位黨外朋友一旁看著，我一個人身穿綠背心，在火車站前廣場走來走去，四點一到，我就宣布結束活動，然後，跟警察一個個握手，向他們抱歉，因為我的示威，而增加他們的勤務。我也同時感謝幾位一旁關心的黨外朋友，因為當初考慮到，這樣子的反戒嚴示威，不知道會不會被抓，要先由我來當試驗品，我可不能一開始就拖累別人，所以請那些黨外朋友，請他們過來關心，但不必參與。

　　跟朋友告別了，我就一個人孤零零的去搭火車。往台北的途中，腦海裡不斷撥放火車站前，我的標語牌被撕碎的那一幕………。組黨的慾望，又在胸中翻滾……。窗外的樹木、房舍一幕幕往後拉。回到了台北，踏進家門，看到我媽，心中不禁感觸良深：「回家的感覺真好！……」

　　四月六日，也就是下一個禮拜天，同樣的下午三點，我再度披著「黨外」、「甘地精神」的綠背心，在桃園火車站，推出同樣的劇碼，宣傳五一九反戒嚴行動。這一次，來聲援的的黨外朋友比較多了，有林熺模、胡光明、王國治、李阿生、呂國民、呂洪淑女……等人。

這一次的行動，可沒有上一次那麼輕鬆，當我把保麗龍標語牌拿出，圍觀的人群中，馬上竄出兩名壯漢，劈哩叭啦的，把我辛辛苦苦寫的海報標語，幾秒鐘內完全毀掉。我也不還手，也不跟他們理會，我就坐在火車站前廣場中央。我請胡光明幫我照相，現場的情治人員，卻故意站在他面前，阻擋他拍照，我想拿著寫滿標語的長布條，請人照相，可是在現場指揮的桃園市副分局長，一個箭步靠過來，把我的布條搶走，我無可奈何，只好一個人，一言不語的靜坐在那裡……。

　　下午四點一到，我收拾了一下道具，準備打道回府，剛才那兩名壯漢，一高一矮，衝到我面前，高個子的穿著一件武術館的背心，走到我面前，狠狠的推我一把，就在許多警察及情治便衣人員面前，指著我的鼻子，高聲恐嚇道：「那是乎我擱看著你，我就剁斷你的腳筋！」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上）

　　鄭南榕用自由時代，一期期的鼓吹「五一九綠色行動」，我覺得這不夠，應該要有具體的行動，好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在台北，黨外的人才太多了，我的行動，恐怕很難引起媒體的注意，因此，我決定回到我的故鄉桃園縣，從那裡開始做起。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我跑去桃園南崁找陳鼎森。他是南崁地區重要的黨外人士，一雙大眼，炯炯有神，一副大嗓門，聲如洪鐘，三杯下肚，喜愛高談闊論。陳鼎森也拉了一位他的好朋友胡光明，一起到他家，共商大計。

　　首先，我跟他們說明，五一九的意義，接著我表示，我想在桃園火車站進行全台灣第一場五一九反戒嚴抗議行動，想請他們協助我。只見，他們兩人我看你，你看我，在那個時代，我的要求，似乎有點勉為其難，因此我就改變了另一種方式，我對他們說道：

　　「鼎森兄，你看，你敢有辦法替我借著一隻牛，抑是是牽一隻豬，咱做一張海報，頂面寫著『戒嚴』兩字，蓋佇彼隻牛，抑是彼隻豬的頂頭，這代表台灣人民那無反抗，就親像牛啊、豬啊同款，恁看，按呢好否？」

　　「哈！……哈哈！……」陳鼎森聽了我的建議，笑得開心極了，連聲說道：「讚！咱來將彼警察仔弄甲戇神戇神！……無問題啦！牽豬牽牛，包佇我身上！我厝邊頭尾去借一咧，就有啦，放心，放心啦！……」

　　帶著他們的保證，我很滿意的離開了南崁回去台北，好好的計畫下個禮拜六，也就是國定假日三二九，要舉行全台灣第一場反戒嚴綠色行動。

　　三月二十八日，我發了一份新聞稿，說我們將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三點至四點，於桃園火車站廣場前舉行「五一九綠色行動」的第一場示威。同時，我也打了一些電話，希望當地的黨外朋友，也能到現場關心。

　　三月二十八日那天晚上，陳鼎森臨時才告訴我：「蓋世，慘啊！歹勢啦！牛借無，豬嘛借無。」

　　「汰也按呢，咱嘸是講好啊？」

　　這時，陳鼎森氣極敗壞的向我解釋，他說，我們要借牛借豬，當做示威的道具，話一傳出，情治單位就先我們一步，去找附近養牛養豬的鄰居，嚴厲警告，不得把牛豬借給我們，否則，將給他們好看。情治人員這麼一放話，還有什麼人敢借我們呢？看到陳鼎森一臉無奈，我也不忍心怪罪他。這下子，該怎麼辦呢？

　　「牽狗啦！欲牽狗，這著卡簡單啦！」我這麼一建議，陳鼎森與胡光明兩人，又覺得此計可行，臉上再度現出笑容。不過，同樣的問題又來了：「欲牽誰人的狗？」

　　我們三人再度陷入沉思。牛啊，豬啊，狗啊，請牠們當配角，情治單位是拿牠們沒辦法，可是，牠們的主人，若被查到了，往後的日子可不好過！尤其是在純樸的南崁鄉下地區，調查局、警總、或警察，要是他們找上門，一般鄉下人，早就嚇得發呆了，哪敢跟他們理論。

我考慮了一下子，只好放棄了原來的計畫，退而求其次，只好去買幾張大型的保麗龍板，然後上面寫上反對戒嚴的標語，另外再畫一副棺材，上面寫著戒嚴兩個字，象徵著台灣的戒嚴，早該壽終正寢了。

　　三月二十九日當天中午，我們載著一台手推式的卡拉ＯＫ伴唱機，幾片保麗龍標語板，先到桃園火車站附近的一家自助餐廳吃飯。我們吃飯時，不斷說話，互相打氣，但三人臉上卻掩飾不了緊張的神情。吃飽了，距離下午預定的示威時間三點鐘，還有一小時多，我們就繼續等待。

等待中，胡光明終於忍不住了，他坦白的說，他很緊張，他很怕發生事情。聽到胡光明這麼一講，陳鼎森也忍不住吐露實情：「阮阿母叫我嘸通隨你行，恐驚有代誌，我講免驚啦，伊煞來落目屎，唉，叫我欲按怎是好？……」

　　已上了攻擊發起線，兩位同志居然在最後關頭，表明了他們心中巨大的恐懼。我該怎麼辦呢？我能舉起白旗，夾著尾巴，撤退而去嗎？不行！我一定要堅持到底！當時，我心裡也是很緊張，也很害怕，因為在戒嚴的那個時代，我們公然在火車站抗議，我們的下場如何，無法預知，那種不確定的恐懼，襲上心頭。要是我也說出我好害怕，我們三人可能就此打退堂鼓了，因此，我就故意談笑風生，自我放鬆，也鬆弛他們兩人繃緊的神經。

（未完待續）

我也不想跟他辯駁，沒錯，他是潑我一盆冷水，但那是事實的冷水，當時的台灣政治環境，就如同我那位朋友所說的，從事反對運動的人，隨時隨地都要擔心牢獄加身，一般人民，若不是漠不關心，就是暗地痛罵國民黨，但叫人民一起走上街頭，在戒嚴之下，台灣人民還不太習慣走上街頭，發出怒吼。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3 桃園靜坐（下）

　    於是，從這一週開始，鄭南榕在每一期自由時代雜誌的裡面裡，都刊登「五一九綠色行動」宣傳廣告，在那一則廣告中，他呼籲全台灣的人民，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這一天，每個人身上繫一條綠絲帶，在你家附近的樹上，或鐵欄杆，或電線桿……，綁上綠絲帶，以這樣和平的方式，來表達我們人民的心聲，抗議國民黨的長期戒嚴，他還呼籲，台灣人民一起到台北市龍山寺集合，然後集體步行到總統府廣場，宣誓我們反戒嚴的決心。另外，五一九當天的下午五點十九分，他希望大家一起按機車、汽車的喇叭，企圖透過這樣很簡單的方式，來強化「五一九」三個數字的歷史意義。

　　這下子，鄭南榕不再是雜誌社的創辦人了，他已搖身一變，成為反戒嚴運動的領導者。有一天，他叫人去買一些綠絲帶，綁了一個蝴蝶結，繫在胸前，自己愈看愈得意，哈哈笑了起來，臉上露出難得的笑容，他還印了許多貼紙，上面寫著五一九綠色行動，他派人送去全島的服務處，希望到處張貼。為了響應鄭南榕的綠色行動，我想我總得身體力行，託了一位朋友，花了一百塊，幫我買了一條長條的綠絲巾，我出門去採訪或參加黨外活動，就圍上它，有的朋友覺得很怪異，不禁會問：「查甫囝仔，汰也圍彼條？」

　　人家一問起，我就趁機宣傳：

　　「五月十九號彼一工，大家鬥陣來去龍山寺，咱做伙示威，抗議國民黨的戒嚴體制！……到時，愛會記，著結綠色絲帶，你看好否？……」

　　剛開始時，我一個大男生，圍著一長條綠絲巾，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圍久了，也習慣了，膽子也更大，絲巾圍脖子，交叉打了一個活結，走在路上，隨風飄著，倒也覺得帥氣十足。

　　有一天，我又圍著綠絲巾，跑去台大校友會館開會，一位黨外編聯會的朋友，知道我跟著鄭南榕，正在全力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他笑著對我說道：「少傻了，沒人會理你們的！黨外公職人員都那麼怕死，誰敢領頭搞這種示威？一般人民，更不願意惹禍上身，誰敢在家門口綁綠絲帶，胸前別上綠絲帶？……你想想看嘛！……唉，我看哪，到時候，只有鄭南榕跟你，這兩個傻瓜會跑到龍山寺去的，……」

　　我也不想跟他辯駁，沒錯，他是潑我一盆冷水，但那是事實的冷水，當時的台灣政治環境，就如同我那位朋友所說的，從事反對運動的人，隨時隨地都要擔心牢獄加身，一般人民，若不是漠不關心，就是暗地痛罵國民黨，但叫人民一起走上街頭，在戒嚴之下，台灣人民還不太習慣走上街頭，發出怒吼。

　　正當鄭南榕大張旗鼓，準備全島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時，他卻吃上一件官司。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八五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鄭南榕的雜誌，在選舉期間，刊登了一篇文章「一億元滅桃計畫」，這篇文章提到，桃園縣長徐鴻志，涉嫌圖利長榮海運開設貨櫃場的弊案，他為了讓桃園縣議會不追究此事，因此，用三十萬元的代價，來搓掉那些縣議員的調查行動，而負責搓這場圓仔湯的，就是當時正在競選台北市議員的張德銘律師。

　　此文一刊，張德銘就控告自由時代雜誌社創辦人鄭南榕，以及那時的發行人王鎮輝，指控他們兩人涉及誹謗，及違反選罷法。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二日，台北地檢處，就依違反選罷法，將鄭南榕及王鎮輝提起公訴。

　　三月十二日這一天，正好是自由時代雜誌社創辦二週年紀念日，原本是該慶賀的日子，鄭南榕卻飛來官司之禍，因為張德銘告的，妨害選罷法第九十二條，可判處五年以下徒刑，這是公訴罪，無法透過私下和解，將其消案。換句話說，只要這個案子存在，國民黨就擁有五年的徒刑利刃，擱在鄭南榕的脖子上，讓他很難動彈。因此，鄭南榕在雜誌社，一聽到這個消息，一時情緒激動，就站在辦公室裡，大聲吼道：「我絕對不跟張德銘和解！------」

　　鄭南榕的決心，也注定了幾個月後，他被捕下獄的命運了。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3 桃園靜坐（中）

　　回到台北，隔兩天，我跟自由時代的同事魏廷昱聊起這件事。魏廷昱他是政治受難者魏廷朝的弟弟，桃園客家人，許信良的得力幹部之一，他的文筆生動活潑，他講黨外歷史，更是歷歷如繪，他擔任自由時代雜誌的採訪主任，也是我的頂頭上司，也因為同事的關係，有關過去黨外的歷史，黨外的組織發展，桃園幫的過去等等，他都不厭其煩的告訴我這小老弟。

　　針對我的反賄選靜坐，我主動向魏廷昱請教，希望能檢討那次活動的缺點。魏廷昱直接了當的批評：

　　「你靜坐是沒有用的，問題就出在，你根本沒有動員能力！如果你能找十個人，願意跟你去示威，那麼我就找十個人，來配合你的行動！」

　　鄭南榕在一邊聽著，也插了進來，他也不希望我搞個人秀。

　　我是不是搞個人秀，這另當別論，因為我實在不願意看到，當時號稱制衡國民黨的黨外人士，由人民支持成為議員之後，竟然投票去支持國民黨正、副議長候選人。我的邏輯很簡單，如果我不說出來，又有誰願意說呢？

　　但是談到動員能力，魏廷昱卻給我很好的指點，對的，我不應孤獨的上戰場，我要去尋找同志，我要培養自己的動員能力。

　　桃園靜坐之行，讓朋友笑死，但我已不管身邊的嘲笑，腦子裡浮現下一波的運動，那就是------「千人組黨簽名運動」，因為在我們的北方鄰國南韓，反對陣營為了推動民主化，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百萬人簽名修憲運動。我在想，組黨，很難，但請大家來簽名，贊成組黨這件事，應該比較容易，可是，黨禁呢？戒嚴不除，黨禁就依然固我。因此，我很想把南韓的簽名修憲運動，大量報導，以刺激本島的黨外陣營，我把這個想法，跟鄭南榕提了幾次，他聽了之後，也不吭聲，只叫我好好寫文章。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日，那一天，下班前，鄭南榕叫我跟他回家，說有事情要討論。當天晚上，吳乃仁也來了，我們三人，就在鄭南榕他家頂樓的和式房間，開始聊起天來。

　　鄭南榕首先提出他的構想，他說，國民黨在三十多年前的五月十九日，宣布台灣地區戒嚴，因此，他想在今年的五月十九日，發動一場反戒嚴示威。

　　以當時鄭南榕的身份地位，他的企圖心真不小。雖然他擁有一家黨外最大的雜誌社《自由時代》，可是當時的黨外陣營，是以美麗島事件之後，殘存的勢力如康寧祥，以及美麗島辯護律師群為主的公職的人員，如謝長廷、陳水扁、尤清……等人。鄭南榕的雜誌，不但痛批國民黨政權，讓他看不順眼的黨外公職人員，他也絕不留情。因此，鄭南榕要想登高一呼，各地黨外山頭響應，實在有點困難，但鄭南榕的脾氣就是這樣，他才不管那些公職菁英，會不會共襄盛舉，他想創造一個局勢，讓那些公職，不得不加入我們的陣營。

　　我們三人討論了幾個鐘頭，鄭南榕就訂下了這個運動的名稱，叫做「千萬人抗議戒嚴運動」，鄭南榕又決定，把這個運動的主要顏色，訂為綠色，因為他看到菲律賓反對陣營，以黃色為主色調，一場百萬人的示威，黃色旗海，好像大海波濤，非常壯觀。綠色是黨外陣營的主要色調，綠色也是一種和平的象徵。

　　第二天，我一到雜誌社，鄭南榕叫我寫一篇廣告稿，他要利用自由時代雜誌，來鼓吹我們昨晚所討論的「千萬人抗議戒嚴運動」。

　　經過了一個晚上，鄭南榕自己又把運動的名稱改變了，改成「五一九綠色行動」。我覺得不妥，這名稱，拿來跟千萬人××××運動相比，氣勢太差了，人家南韓是百萬人修憲運動，各地風起雲湧，氣勢非凡，這個「五一九綠色行動」，行嗎？

　　鄭南榕一邊口述，一邊跟我解釋道：「廣告，重在簡潔扼要，而口號，更要能抓題，五一九，就是強調五月十九日這一天，讓群眾很容易記住這個日期，而綠色行動呢？就是讓人民知道，我們是反對蔣家戒嚴政權，但口號不要搞得那麼可怕，會嚇跑了一些不明就理的人，……」

　　從這裡，我又學到了廣告行銷的技巧。有時，朋友私下交談時，會拿鄭南榕的文章開開玩笑，「看了他的文章，真不知道他要說什麼！」，可是，偏偏這種人，他改別人的文章，卻是行家，像我寫好了「五一九綠色行動」的廣告稿，經過鄭南榕修改之後，嗯，簡潔有力，我不禁暗地佩服他是個專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