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寧 cafe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3 桃園靜坐（上）

　　我曾經看了一本廣告行銷的書，裡面提到一個觀念，要想推出一項新的產品，不要在市場已呈飽和的大都市，跟人家擠來擠去，不妨先從都市的外圍做起，容易得到媒體的注意，然後再進軍都市。

　　這個概念，給我一個啟發：「搞運動，何必擠在台北市呢？為什麼不下鄉？對，有機會，我就要回到桃園，因為我是桃園大溪人，先從故鄉做起吧！」

　　一九八六年年初，地方基層公職人員選舉，黨外推出的桃園縣議員，當選了幾席。這次的選舉，我同時為幾位桃園黨外的縣議員候選人，幕後製作文宣。選舉過後，我就回了台北，可是沒多久，我從報上得知，桃園縣議會議長、副議長寶座爭奪戰，選風敗壞，賄選傳言滿天飛。

本來，這個現象，由來已久，沒什麼新聞，可是，報上提到，連黨外所推出的議員，可能也要捲入這場賄選的漩渦。對我這個剛出茅蘆的黨外新生代，實在很難理解，我們用盡黨外的力量，所推出的黨外縣議員，可以把他手中的那一票，投給國民黨正、副議長候選人。

　　我異想天開的，想要一個人去阻止這件事情！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我自己一個人，從台北搭野雞車趕往桃園，早上十一點正在桃園縣政府新聞記者室，召開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記者招待會，會中，有八、九位桃園地方記者來參加。

　　我發表一項聲明，強調正副議長選舉時，「國民黨的歸國民黨，黨外的歸黨外」，這是我基本的訴求，黨外議員應該把手中的票，投給黨外的議員。

　　回答了記者幾個問題之後，我便開始在縣政府門前靜坐，並且揚言，明天三月一日，縣議會進行正、副議長選舉時，我會坐在縣議會大門口，現場並做最後的呼籲，希望碩果僅存的幾席黨外議員，不要把他們的票投給國民黨議員。

　　我在縣政府門口前靜坐，幾位記者，看了我那種可憐兮兮的模樣，不禁暗地竊笑，有一位記者還勸我道：「你不了解當地的政情，靜坐是沒有用的。」

　　那天是二二八，有一個超級的強烈寒流襲來，整個台灣地區，氣溫急速下降到十度以下，我一個人，靜坐在縣政府大門口，像一條狗，捲縮著身子，不斷發抖。下午二點，我從桃園縣政府轉移陣地，在縣議會大門口前開始靜坐。就這樣，我一直熬到下午五點，才結束第一天的靜坐。然後，我在縣議會附近，找到一家便宜的旅社，沖了個熱水澡，休息了一下，然後一個人在房裡，寫信給朋友，一邊寫信給朋友，一邊聽劉福助的台灣民謠……。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趕到縣議會大門口報到，這一天，奇寒無比，雖然只有我一個人靜坐，但現場多了十來個情治人員，讓我不再覺得那麼孤單。因為絕大部分的桃園縣議員，都各自被兩派的國民黨正、副議長候選人，整批的載離開桃園數天，進行所謂的「自強活動」，實際是集體的「綁票」行為。因此，我坐在地上，用兩個保麗龍寫了二張幽默的標語，一則是「黃昏的故鄉，望君早歸」，另一則是「酒矸通賣嘸？選票不通賣！」。

　　天氣實在太冷了，氣象局發佈那天是六度的超低溫。我穿的衣服不夠，蹲在那裡不斷發抖，只好站起來，甩甩手，伸伸腿，東跳跳，西跳跳，最後冷得實在受不了，又為了顧及自己的面子，不肯躲到議會裡面避風，我乾脆在外面，旁若無人的唱起歌來……，就這樣熬了一個早上，幸好，有桃園的幾位朋友，如：戴紹青、絲彥華、陳銘城等人，過來看我，給我帶來一股寒流中的溫暖。

　　我在那裡靜坐一陣子，一輛一輛的高級豪華轎車，接二連三的停在議會門口，只見一個個準議員，手裡拿著一個長條盒子，裡面當裝著當選證書，他們見我蹲在那裡，大都視若無睹，或瞄一下子，就快步而過。就這樣我就一直坐到中午十二時，選舉結果揭曉了：

　　議長當選人吳烈智，得四十九票，其餘五票分散給四個國民黨議員；

　　
　　副議長當選邱創良，得四十四票，其餘十票分散給五個國民黨議員；

　　黨外議員得零票。

　　結果揭曉了，也宣告我一廂情願的努力失敗了。

　　桃園縣議會正、副議長爭霸戰落幕，議員又一窩蜂步出會場，不少人神采飛揚，從我身旁大步踏出議會大門而過。也沒有半個記者來訪問我，也沒有人來問我的意見，我蹲在地上，收拾一下我的行李。結束了，我該回家了。我把標語牌丟在火車站的垃圾箱裡，搭著火車返回台北……。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2 少年組黨夢（下）

　　一九八五年代，黨外陣營並沒有一個正式的組織，只有靠各個黨外雜誌，形成一個一個小型的政治團體，透過黨外雜誌，向國民黨的戒嚴體制與黨禁報禁，不斷的向他們挑戰。

在眾多黨外雜誌中，鄭南榕的《自由時代》雜誌，老是扮演言論的急先鋒，直劈蔣家政權的心臟。而鄭南榕的雜誌，也被修理的最厲害，因此他聲請了好幾個雜誌社名稱，當做備胎，如《先鋒時代》、《開拓時代》、《民主時代》……等，一個個輪番上陣。

雜誌一被停刊，他不但不生氣，反而把停刊或查禁的公文，貼在辦公室內的佈告欄上，嘴上露出洋洋得意的笑容，因為當時政治的資訊取得不易，一本雜誌，若被停刊或查禁，保證大為暢銷，人們爭相搶購。

　　十二月三十一日，鄭南榕召開編輯會議，會中，他跟我們說：「咱那寫文章批評蔣經國，照國民黨的法令，詆譭元首判三年，但是呢，那是咱組黨，干旦會使判咱兩年而而！哈哈！按呢來講，組黨卡俗！……」

　　組黨這個禁忌，從自由中國雷震等人，組黨失敗的事件以來，黨外人士一直都無法突破，頂多寫寫文章，罵罵國民黨「鴨霸」，也不敢採取真正的行動，冒然組黨。

　　伊索寓言有一個故事，一隻兇惡的貓，嚴重威脅到一群小老鼠的生命安全。有一天，這群小老鼠就在洞穴裡開起緊急會議，大家研究，看看大家有什麼法子，來對付這頭惡貓。正在大家百思無解之時，有一隻小老鼠眼睛一亮，高興的大叫道：「有了！我們就在貓的脖子上，掛一個鈴噹，這麼一來，只要牠一出現，不就叮噹作響，我們就可以提高警覺，從容跑掉了嗎？」

　　「好啊，好啊！太棒了！」小老鼠們興奮的手足舞蹈，高聲大叫。

　　「但是，由誰去掛鈴呢？」一隻老謀深算的小老鼠，冷靜的問道。

　　「呃……唉……」一下子，老鼠洞穴又呈現一片沉寂，小老鼠們你看我，我看你，看來看去，垂頭又喪氣。

　　這則故事，就是當時黨外陣營的寫照。我們有一千個理由，組黨有理，但我們沒有幾個人，敢跑上前去，率先掛上那個「鈴噹」。

　　我跟很多在黨外雜誌社的年輕人一樣，平常聊天時，我們會互相消遣，如「組個黨吧，管他的什麼黨，碗糕黨也好，紅柿黨也好，時代黨也好，深根黨也好，反正三個人就宣布組黨，黨外是什麼，管他的，看看國民黨，敢不敢來抓我們？」開玩笑歸開玩笑，也沒有人真正拿自己的生命自由，去開一個沒有把握的玩笑。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二日，這天是禮拜天，晚上我去參加張富忠與范巽綠的婚禮，回家後，我鑽在房間裡，看菲律賓政情報導，我翻到一篇當年艾奎諾被抓，馬可仕政府對他的起訴書，看了之後，有很深的感慨。艾奎諾曾經說過一句名言：　　「我一無所有，我也不怕失去。」

　　依艾奎諾的政治歷練，他是不是一無所有，那是主觀的認定，可是他挑戰馬可仕，曾被判處死刑，長期牢獄八年，最後慘遭政治暗殺，血濺馬尼拉機場，這種「不怕失去」的英雄氣概，讓我獨自在書房裡，沉思良久……。

　　我想起，以前曾經讀過一段歷史，汪精衛刺殺清朝攝政王，功敗垂成，被捕下獄，他在獄中寫了一首詩：

　　　　「慷慨歌燕市，

　　　　　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

　　汪精衛命大，坐牢沒多久，就改朝換代了，他成為當時的英雄人物，他的詩，也名噪一時。有時，命運也真會做弄人，同樣的反抗暴政，有的人含冤而死，有的人與死神擦身而過，而後名滿天下。

自從我接受了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我放棄了任何以暴制暴的念頭，我可以認同少年汪精衛「引刀成一快」的愛國情操，但我難以接受，假借任何高貴的名義，用刀子插在另一個人的心臟，結束對方的生命。

　　看資料看累了，睡吧，我就躺在床上，卻翻來覆去，一時間睡不著。我的腦子裡，浮著一個又一個接連而來的組黨念頭：「我不用任何暴力，我不動刀，我不動槍，我就發表一篇個人組黨宣言，你們抓我，你們關我，隨你們吧，……老是在雜誌上，批判一些公職人員，罵他們沒有膽量，挑戰國民黨的黨禁，而我們自己呢？……」

　　隔天，我還是照常上班，可是，前一晚的宣布組黨念頭，卻一直擱在心上。隔了兩天，我把雜誌社應交的稿子，交出去了。那天晚上，鄭南榕、吳乃仁、林乾義與我四人，一起去吃宵夜。

他們三人都是黨外的前輩，我想就趁這個機會，跟他們陳述我的想法。我就說：「我們現在就來組個象徵性的政黨，只要有人，有名稱，就可以挑戰他們的黨禁。……不知各位的看法如何？目前來看，組一個實質能運作的政黨，比較困難，……」

　　一向老神在在，不慌不忙的吳乃仁，他留著華勒沙似的鬍子，露出慣有的笑容，婉轉的對我說，那是沒用的，要嘛要一個實質的反對黨。這時我看看鄭南榕，希望他能給我正面的肯定，結果，他跳過了我的問題，也不答可否，只是幽默的答道：「要做，你就去做吧。如果被抓，你在自由時代雜誌社的工作，我還是會幫你保留。」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2 少年組黨夢（上）

黨外雜誌春秋戰國時代陣營裡，有許多志同道合的編輯作家，大家覺得，跟國民黨玩單打獨鬥，會被一一擊破，應該團結在一起，槍口一致對外，才有力量，所以在邱義仁、林濁水、林正杰等人的提議下，成立了「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簡稱「編聯會」。我在《台灣潮流》雜誌社上班一陣子，就提出申請，而後正式加入這個黨外新生代的雛形政治團體。

以邱義仁為首的《新潮流》雜誌社，著重於組織的發展，在加上「新潮流」本身講求紀律，因此，新潮流在編聯會擁有過半數的影響力。編聯會歷任會長邱義仁、林濁水等皆是新潮流領導幹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編聯會又面臨會長改選，新潮流推出洪奇昌，而其他派系的人，都紛紛放棄，反正推出來任何人，也無法跟新潮流抗衡，就乾脆讓他一人競選算了。

「號稱黨外新生代的菁英團體，怎能一派獨大，一人競選呢？」我看不慣蔣經國一人出馬，一人當選總統；同樣的，我認為黨外推動民主的團體，也應該發揮民主競爭的精神，有參與、有競爭、有選擇，這樣才能考驗民主的精神，紮不紮實。

　　有一天，我跟一位編聯會的朋友聊起，我說：「我要出來競選編聯會會長。」

　　只見他瞪著眼睛，看著我，先是咧著嘴，笑了一笑，然後大聲對我說道：「你別開玩笑了！你才剛出道，誰會投票給你，哈！哈！……」

　　我不理會別人的恥笑，自己寫起了傳單，一位朋友贊助我，快速印刷印了幾百份，我就這樣，抱著傳單全島去拜票。說起全島拜票，事實上，規模小的可憐，只不過是巡迴全島各地的公職服務處，找一些熱心的黨外編聯會成員，請他們支持。

我到宜蘭，請個朋友載我去，回到台北，搭火車直接南下高雄，再從高雄一路北上，有朋友，就在朋友家打地舖，沒地方睡，就投宿火車站前的破舊小旅館，一個人窩在旅館裡，撰寫即將在編聯會發表的政見稿，倒也自得其樂。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編聯會會長選舉投票日，我的競爭對手是洪奇昌醫師，他曾任馬偕醫院精神科醫師，加拿大公共衛生碩士，出自長老教會的家庭，他說的台語，抑揚頓挫，優美典雅，他是新潮流重要的領導核心幹部，後來，出馬競選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連戰皆捷，是選戰中的常勝軍。

而當時的我，辭去台灣潮流的工作，那一陣子，沒有任何收入，我也沒有加入任何派系組織，更是黨外陣營的菜鳥，講的一口不輪轉的台語，就這樣，兩相比較之下，已經註定這場競爭，我幾乎沒有任何勝算，但我只抱著一個信念，「我沒有任何包袱，民主政治的精神，就在參與！」，因此我仍然興致勃勃的，投身這一場大家看來都是一面倒的選局。

　　當天票一開出來，洪奇昌六十票，我只拿十五票。主席一宣布開票結果，我馬上起立，走向洪奇昌的面前，伸手跟他握手道賀。說來也真巧，過了兩年，也就是一九八七年，因為反對國民黨制定國安法，暴發了「六一二」事件，我與洪奇昌、謝長廷共同遭到國民黨當局起訴。我跟洪奇昌成為同案被告，因此，昔日的競選對手，後來，卻共同在法庭抗爭，一起在街頭戰鬥。

　　我雖然選輸了，我卻得到了寶貴的經驗，原來，輸的感覺，並不是那麼苦澀，只要我樂在參與，輸贏是由歷史去評價吧！這樣的信念，支持我在未來的日子，接受更多的挑戰。十二月十五日，我那裡也不去，就留在家裡，好好的休息一天，想一想，該找什麼工作，唉，明天再說吧。

那天晚上，我就窩在房裡看厚厚的「卓別林自傳」，就讓他傳奇似的戲劇人生，暫時把我帶離開現實生活一下吧。

我看這本書，裡面提到卓別林的一段話，讓我有很深的感觸。卓別林由一個沒沒無聞的窮家小孩，因為他的戲劇天才，而聲名大噪，財源滾滾，來自各方的訪客，絡繹不絕。

他的一位好朋友奈特顧文，給卓別林一個忠告：「離開百老匯吧！」

　　卓別林聽了老朋友的話，也很感慨的說道：「我這麼年輕，又有錢，名氣又大，可是，我在紐約街頭閒逛的時候，卻感到孤獨而難堪……」

　　看了這段話，我會心的笑了起來，像卓別林這樣名滿天下的人，走在五光十色的紐約街頭，也會孤獨，也會難堪，那一時的落選，又算得了什麼呢？想到這兒，我全身都鬆弛了下來，那晚，睡得非常舒服。

　　十二月十九日，我為了現實的生活，不得不去向《自由時代》雜誌的創辦人鄭南榕求職。雖然我曾在《台灣潮流》待過，但他卻以老前輩的口吻，對我說道：

「你一切重頭開始，周薪二千元，哦，你是碩士畢業，好，再加個五百元，周薪二千五，……嗯，好，下周開始上班！」

　　一聽他的口氣，心裡就很不舒服，月薪一萬元，再加一些稿費，簡直就是叫我當學徒嘛！想到家裡的房租，期限就快到了，我也就忍住這口氣，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就正式到自由時代上班。加入自由時代，成了我反對運動的轉捩點。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1 人權長跑（下）

　　往後幾天，我常常跑到木柵找翁明志，研究二人預計在十二月八日星期天，從桃園跑到台北市總統府廣場的人權長跑計畫。那時我家住新店，我就常常由新店跑到木柵，或由木柵跑回新店。我在建中或台大，都是班上的接力隊隊員，短跑我是沒問題，但馬拉松式的長跑，卻不曾接受正規的訓練。

有一次，我跑了一個鐘頭，喘夠了氣，心裡暗自慶幸道：

　　「還好，當初沒設計全島長跑，不然，憑我現在的腿力，一個鐘頭下來，全身大汗，兩腿發酸，全島跑一圈，足足有一千公里，我豈不是要出師未捷身先死嗎？」

　　十二月八日前一晚，我跟翁明志兩人先到中壢，晚上住在一位朋友的家。夜深了，下了一場大雨，雨勢不停，老翁憂心忡忡的說道：「你看，明天我們要不要延期呢？」

　　
        我笑著答道：「我們已經來了，對外也宣布了，一些朋友也會過來支援，我們還是照計畫去跑吧！」

　　第二天一大早，真是天助我也，雨小了，到了早上八點，雨竟然完全停了。我們就到徐松川服務處集合。徐松川是桃園市人，政大外交系畢業，曾任許信良縣長的機要秘書，一九八五年代表黨外參選省議員，不幸失敗。那場選舉，我過去他那裡，負責文宣工作，因此也認識了不少桃園地區的黨外人士。這次我的人權長跑，我就是請這些當地的黨外人士如呂國民、呂洪淑女、廖運育、長腳、阿圳……等人，協助後勤補給工作。

　　八點多，我們十來個集合好了，放了一長串鞭炮，就沿著桃園市兩側街道，邊跑邊發傳單，由廖運育在後面開車壓陣，目標朝向台北市總統府。我跟老翁兩個人，都穿著一身運動服裝，另外披上一件自己裁剪的綠色背心，在背心的胸前，還用一張厚的紙，寫上「人權長跑」四個字，後面貼一張「黨外」，我這樣的打扮，引來不少過路人的側目，剛開始有一點不好意思，後來，人家看我，我就笑著看回去，愈跑，臉皮就愈厚，我跟翁明志兩人，就慢慢的跑離開桃園市。在我們慢跑的時候，有四位情治人員，分騎兩輛摩托車，緊跟在我們後面。

　　到了早上十時左右，哇，糟了！翁明志不見了！

　　「快點，趕快去找！會不會被人抓去了呢？」一位聲援的黨外朋友，在後面焦急的大吼。

　　那時，汗水不斷從我面頰流了下來，我的心，涼了半截，邊跑邊擔憂：「老翁會被抓嗎？他們敢公然的在街上逮捕我們嗎？……我們又沒犯任何法律，他們憑什麼！……我……我要繼續跑下去，還是……可是，他會半途開溜？……不，不可能的，他不是那種人，我不要這樣亂猜，……老翁啊，拜託，你可要快點出現，不然我一個人，怎麼有辦法跑到總統府那裡去呢？……」

　　我們只好再回到服務處，然後派兩輛車子，沿著既定的路線，去找翁明志。過了一會兒，消息傳來，找到了，找到了！翁明志人已經跑到龜山了！聽到這消息，我們再搭車子趕過去翁明志那裡。遠遠的，我就看到翁明志在縱貫路上慢跑的背影，心中有無比的慚愧，他沒有開溜，反而一往無前的向前跑，他跑丟了，是因為在桃園市街道上，路不熟，與隊友分開，又沒有辦法連絡，才造成中途分散的插曲。

　　呂國民等人，送我們到新莊，然後兩輛車子就折回桃園，接著下來的路程，就靠我們兩人，自己去完成了。

　　日正當中，飢腸轆轆，吃碗麵，歇歇腿，再上路吧。

　　接著，又是一個漫長的路程，我們是跑跑走走，走走跑跑，只巴望早點到台北。我們從新莊，一路殺到中興大橋，再跑到台北火車站，把兩人隨身的行李，寄放在火車站投幣式的行李寄放箱。然後，在候車室小睡一下。

　　重要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昨天，我們已發了新聞稿，對外宣稱，十二月八日下午六時，我們人權長跑成員，將準時抵達總統府廣場，向蔣家政權抗議，不容再剝奪台灣人民的人權。

　　我把一些重要的聯絡電話，以及善後事宜，再度跟老翁說明白，然後，兩個人就目標總統府，往前邁進，我們穿過了地下道，邊走邊發傳單，再跑過新公園，沿途發傳單的時候，很多路人，表情訝異，好像是看見了兩個瘋子一般……。

　　下午五點四十五分，我們抵達總統府廣場前，最靠近總統府的一根水銀燈，站在那裡，我好高興的大叫：

　　「總統府廣場，我們終於到了！」這是蔣家政權的禁區，這是黨外人士示威的禁地，這是蔣氏父子接受群眾萬歲萬萬歲的廣場，而現在，廣場就在我們的腳下！

　　可是，我的興奮支持不到一分鐘，一陣寒風吹來，把我拉回到現實。

　　我們對外發布新聞，現場卻看不到半個記者，我們打電話告訴一些朋友，卻看不到半個同志過來聲援，天色愈來愈暗，寒風愈來愈強，往來只有稀稀疏疏的車輛，連我原本預期的，總統府的憲警人員，鎮暴陣勢，完全看不到，只有突然襲來的孤獨與失落。

老翁就坐在廣場前介壽公園的紅磚道路上，他在那裡休息，這時，有一位雜誌社的朋友，拿著相機趕來。我就跑到總統府最前面的水銀燈下，兩手拿著黨外綠十字，中間有台灣的旗子，站在那裡，想要照一張相。在照相之前，有一位憲兵走過來，不太客氣的說道：

　　「喂，你們在做什麼，快點走開！不要站在這裡！」

　　看了看他，我也不想跟他理論，只好答道：

　　「好的，我們照完了相就走。」

　　六點多，台北已經拉下了夜幕，我的內衣全被汗濕透了，冷風吹得我打了幾個寒顫，空曠的總統府廣場，幾百公尺外，只有幾個稀疏的身影，我們拖著一身疲憊，踏上歸途。這時，我的腦海裡浮起，一位老朋友的話：

　　「不要期望太高，也不要失望過早。」

　　很好，沒有掌聲的戰，我們已經打了，應跑的路，我們已經跑了，……。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1 人權長跑（上）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為期十天的台灣地方公職選舉落幕了，競選台南縣長的陳水扁，捲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旋風，政見會上人山人海，可是，結果揭曉，陳水扁竟落選了。落選之後的陳水扁，屋漏偏逢連夜雨，他與妻子吳淑珍在台南縣沿街謝票時，一名男子張榮財，竟然開車直往謝票的人群撞上去，吳淑珍當場被撞倒，雖經火速送醫急救，保住性命，但下半身卻完全癱瘓，註定後半輩子要與輪椅為伍。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搭著魏廷昱的車子，與江鵬堅、李勝雄、許主峰、張立明、李寧等人，一路驅車奔往台中榮總分院，探望吳淑珍。

我們到了台中榮總分院，直接走到加護病房，首先看到陳水扁，他面色鐵青，神情憔悴，兩眼佈滿血絲，不知幾夜沒好好睡個覺。我們隔著玻璃，看到躺在加護病房的吳淑珍，身上插滿了管線。

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心裡有說不上來的難過，前一個禮拜，活蹦活跳的一個人，而現在卻躺在加護病房裡，靠著身上各種管線，身邊各種儀器，與死神在做肉搏戰，縱使贏了，下半身，也要癱瘓一輩子。隔著玻璃，望著吳淑珍，我也不知道她現在是睡著還是昏迷，只有在心裡默默祝福她，早一點活過來，只要活著，就還有希望。

台中歸來，我還是繼續過著忙碌的日子，我知道，人無法一輩子風平浪靜，更不能因為前面有狂風暴雨，而不敢向大海挑戰。

我有一個好朋友，叫做翁明志，他跟我同年齡，一九五八年生，金門人，政治大學畢業，在學校期間，他就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朋友都稱他為「翁大俠」。他在政大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因為木柵淹水，他租的房子淹水了，他的書籍家當全泡湯了，剛好那時候，立法院剛剛通過國家賠償法，翁明志便一狀告到法院，要求國家賠償，他因這個事件，而上了媒體，成了校園內的焦點人物。後來，他參加市議員選舉敗北，而後投身金門馬祖自救運動，要求解除金馬地區戰地戒嚴，恢復金馬人民應有權利。

透過朋友的介紹，我們就成了高談闊論的好朋友。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我跑去木柵找他。我向他說明，十二月十日是世界人權日，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就是為了紀念這個世界人權日，而爆發了流血衝突事件。時隔多年，每年的世界人權日，黨外都有固定的紀念活動，但我想來點創意。我跟翁明志提議三種方式：

第一、人權行軍，徒步巡迴全島，拜訪各地黨外人士；

第二、抗議示威，跳島戰術，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的不定點示威；

第三、人權長跑，桃園跑到台北總統府，短距離的慢跑。

翁明志聽了聽，他說道：「我贊成第三個案，桃園那邊的人，因為我助選過，比較熟，後勤補給較沒有問題，距離短，容易做得到。」

我本來不贊成，心想跑這麼短，會讓人笑死了，可是再想一想，他說的也沒錯，我們要先挑可行的方案，成功了之後，將來再做高難度的。

　　好，就這麼決定了！

　　離開翁明志他家，我滿腦子「人權長跑」的念頭，心中無比興奮。

　　十二月二日，我去自由時代找鄭南榕，請求他幫忙。鄭南榕是黨外雜誌界的一個怪傑，他原本也參加許榮淑的深根雜誌社，擔任一個並不重要的角色。他經常扳著一張撲克牌臉，臉上難得有一絲的笑容，是個老菸槍，薰的滿嘴的牙齒，好像七零八落的違章建築，帶著一副眼鏡，陰沉沉的，叫人很難以親近。他不擅寫文章，寫出來的文章，人家不知道他在扯些什麼東西，他更不善於演講，一位朋友曾經這樣幽默的挖苦他，「鄭南榕參加政見會，主辦單位一定叫他第一個上台，反正剛開始沒有什麼觀眾，才不會把人群都趕跑了！」。

　　像這樣的一個人，不會講，不會寫，外表看起來，沒有什麼親和力，朋友對他也不看好，可是，他讀的是台大哲學系，他的思考，比一般人敏銳，他對於工作，更有超乎常人的狂熱，這兩個特質，奠定了他創辦自由時代雜誌社的成功基礎。首先，他靠了一筆貸款，找了一些人馬，掛起了自由時代的招牌，就開始經營。

　　《自由時代雜誌》所標榜的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因此，在短時間之內，這本雜誌，成了挑戰蔣家政權的急先鋒，有一度，鄭南榕把遭到暗殺的江南，他所寫的《蔣經國傳》，分期刊載在《自由時代雜誌》上，而洛陽紙貴，轟動一時。

鄭南榕辦雜誌，除了有無比的勇氣之外，更有永續經營的企業理念，他非常照顧員工的福利，他讓員工去學習管理課程，他讓員工享有汽車貸款，自由時代員工的薪資，比起其他的黨外雜誌社，來得較優厚與穩定。

　　我跟鄭南榕並不熟，但從朋友那裡得知，他是個很有俠骨義氣的人，我就厚著臉皮去找他。見了面，我簡單的說明，我的「人權長跑」的計畫，我跟他請求道：「我要印人權傳單，這件事，請你幫助我！」

　　
        他聽了一聽，也不多問，我到底在搞什麼活動，就淡淡的一句話：「好啊，稿子拿來，我就幫你送去快速印刷。」

　　結果，沒幾天，我就從他的雜誌社，興沖沖的抱了一堆傳單回家去。

　　這件事，是我第一次跟鄭南榕直接的接觸，也開始了我跟鄭南榕短短幾年的友誼。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8 我看甘地傳

　　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我媽媽入院檢查，準備進行人工頭蓋骨更換手術。雜誌社的工作，我跟許榮淑請辭不成，便改成請長假，讓我能到台大醫院照顧我媽媽。這段日子，過的比較平靜，我暫時離開黨外雜誌，也擱下了全島行軍的夢想，人在醫院裡，有很多時間，去思考生老病死的問題。

　　我媽媽從一九八五年二月一直到十月，八個月內腦部連續開過三次刀，負責手術的是台大教授洪慶章。我媽媽以她堅強的求生意志，一次又一次的進出手術檯，而後慢慢的恢復健康。每次在醫院照顧她時，我就帶了一些書，充分利用時間。我那時候有個習慣，常常愛背著一個包包，跑來跑去，但不論我去那裡，我的包包內，一定放一本書，或是政治人物的傳記，或是世界文學名著，或是企業管理專書，……我都利用等車的時候，或排隊，或等人，抽空看書，這樣子，積少成多，一個月可以看好幾本新書。

　　這裡我說了那麼多，主要是要提起一件事，這件事，使我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小伙子，開始學習深沈的思考，展開我往後數年的非暴力抗爭運動。

　　十月間，我媽媽最後一次開刀，我照舊去醫院照顧她。有一天，我利用空檔，跑去逛逛書店。東翻翻，西翻翻，看到一本遠景出版的《甘地傳》。這本書，厚達六百五十頁，由許章真先生翻譯的。嗯，買下來吧，厚厚的一本書，讓我在醫院裡，可以慢慢的看。

　　就在那半個月間，我一邊照顧我媽，一邊仔細研讀《甘地傳》。那時候，台大病房的光線，並不十分明亮，白天的時候，我可以在病房裡看，到了晚上，就略顯照明不足，我就自己搬一張椅子，跑到外頭走道，照明設備充足的地方，坐在牆邊，一頁一頁的看《甘地傳》……，偶爾，三三兩兩的探病訪客，從身邊經過，我也沒察覺，我整個人，沈浸在這本印度聖雄傳奇一生的歷史。我看了第一章，就深深的著了迷，每天迫不及待，有個空檔看這本書。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甘地生於印度西岸波班達，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甘地在印度新德里遭到暗殺而不幸逝世。他以絕食、祈禱、入獄等非暴力抗爭，領導印度人民脫離大英帝國的統治，他提倡「愛與非暴力」的哲學，強調以非暴力對抗暴力，以不合作對抗高壓統治，他的一生，就是印度獨立運動史的寫照，印度人尊稱甘地為聖雄，是印度的國父。

　　我很喜歡讀世界偉人傳記，每一個偉大人物，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他所做的事，一定有了不起的地方，而成為後代子孫，學習的榜樣。我剛開始看甘地傳，最叫我訝異的是：「為什麼甘地這一個瘦瘦、乾乾、矮矮、聲音柔若女子的人，外表看起來，手無縛雞之力，而手中又沒有槍砲彈藥、更沒有飛機坦克車，居然能讓大英帝國降下他們的國旗，灰頭土臉的離開印度，他靠的是什麼力量？……」

　　其實，我最早接觸甘地事蹟的，是中學時代的歷史課本，提到印度的獨立運動時，一筆帶過而已。我第一次接觸較有系統的甘地研究，是在讀台大政治系時，從圖書館借回一本《甘地與現代印度》，這本書，是吳俊才寫的，他是我同班同學吳玉山的爸爸。吳俊才他曾經擔任駐印度大使館的外交官，是研究印度方面的專家，曾擔任政大東亞研究所所長、國民黨副秘書長、中視董事長。

　　一九八三年七月間，我的軍中同寢室的同仁，買了薄薄的一本《甘地自傳》。我借來看，甘地他的坦誠披露，闡述追求真理的歷程，讓我印象深刻。這是我讀的第二本甘地傳記。以前，還沒親自投入反對運動，看甘地傳記，看過就看過了，頂多感動而已。可是，我加入黨外陣營以後，拿起那本厚厚的《甘地傳》閱讀時，不啻叫我心中充滿了亮光！

　　一九八七年十月間，我在台大醫院照顧我媽媽的時候，所買的《甘地傳》，是我所看的第三本有關甘地的著作。因為在此不久，我才發動過一次，流產的「人權行兵」，還把朋友搞得灰頭土臉的。看完了那本《甘地傳》，最是叫我獲益良深！我才知道甘地發動非暴力抗爭，不光憑著他的意志力而已，抗爭活動要搞成功，需要講究策略，妥善計畫，培訓人才，選擇時機，抓住議題，訴諸輿論等等，要有這樣一套的程序，才能成功的完成一樁抗爭行動。反過來看看自己的人權行兵，我不禁笑了，好像在鏡子裡，看到嘴角邊幾顆飯粒，這麼小的幾顆飯粒，怎麼沒揮了下來？我的人權行兵計畫，好像一個手無寸鐵的唐吉訶德，要向巨大的惡靈風車宣戰，風一刮，就把唐吉訶德吹到草叢裡去了。

　　我沒有群眾，我更沒有計畫去動員群眾，也沒準備去向群眾宣揚，以一己之力，從南走到北，沒有策略，沒有計畫，沒有預期的目標，只有心裡不斷重覆播放的「我反對蔣家政權」，這樣血氣之勇，又怎能成功呢？

　　台大醫院期間，我有充裕的時間，靜下來讀甘地傳，讓我能做深沈的思考，好好的反省，過去的我是那麼幼稚無知，雙手長度有限，卻想擁抱台灣島，臂膀肌肉薄弱，卻妄想扛起革命大業，過高的自我期許，把自己壓得喘不過氣來，想到這裡，我不禁笑了，原有的壓力也鬆弛了，我的眼睛，也更加明亮，我看到我將來要走的道路……。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7人權行軍（下）

那天下午，電話不斷，大都是來勸阻我的。周伯倫勸道：「你去，一定會被抓，何必呢？將來還可為黨外做更多的事！」編聯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大家都習慣暱稱他為「喇叭」的邱義仁，他也來電勸我：「再三思考！」林正杰也打電話來說道：「你一個人走，效果不大，後果是沒有什麼，你應當專心寫一些心路歷程的文章！」

另外，我大學的老同學張所鵬也極力勸阻我，他提出三點理由反對，最後更語重心長的問我一句話：「你難道都不考慮自己的家庭嗎？」……

一整個下午，朋友善意的電話，不但阻擋不了我，反而更讓我下定決心，我很天真的認為，也這麼自我期許：

 　　　　「自我要求，比要求他人更重要；
　　　　　自我犧牲，比犧牲他人更高貴。」

坦白講，我當時沒有一點恐懼感，也管不了什麼抓不抓，關不關的問題，只圖個浪漫一場，快意恩仇而已！

我一定要走，別人再怎麼反對，我還是要走。這樣的心理壓力之下，我原有的十二指腸潰瘍，又發作了，整天隱隱作痛。我媽媽上台大醫院做檢查，過去所開過的腦部骨瘤手術，台大洪慶章教授說，還要再動一次手術，換一小塊人工頭蓋骨，這事情，也讓我心頭憂心忡忡。這下子，我該怎麼辦？……

隔天，我向許榮淑提出辭呈，但為她挽留。

我想離開雜誌社，實踐人權行兵是一個理由，但心中更強烈的動機，則是我討厭每天趴在雜誌社裡，寫，寫，一直寫，成了一位批判他人，而不願自我實踐的寫稿匠！這時，我再也無心替雜誌社寫文章，這下子，可苦了謝志祥一個人，讓他獨撐雜誌社的編務工作。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幾位朋友決定，當天晚上八點，要約我到黨外公共政策會的會議室，好好的跟我談一談。

前一天，我寫好了一份聲明，請人家幫我打好了字，我準備大量的影印，由南走到北，一路走，一路發，我那份簡短的聲明如下：

　　　　　我們的抗議---

 　　　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的堡壘，
            而學術自由是言論自由的最後防線。
  　　　我們不認為言論自由，
            可以任由政府以非法手段，加以剝奪；
            我們更不認為學術自由，
  　　　可以任由政府以司法手段，加以箝制。
  　　　為了維護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
            我們不得不向政府提出最嚴重的抗議。
　　　　　　　

晚上八點左右，黨外界的朋友，紛紛抵達黨外公政會會館，共有謝長廷、劉守成、田秋堇、邱義仁、賀端蕃、吳乃仁、吳乃德、曾心儀、黃嘉光、陳錫福、周伯倫、程福星等十二人。

一開始，這些朋友，每個人都以不同的觀點，勸我打消個人人權行兵的行動，我的臉上，雖然不願意插著投降的白旗，但我的心裡，已經慢慢的軟化了，我心想：「這十幾位黨外的先進，比我早出道，比我有更多的歷練，雖然我的構想，自認為很有創意，但是沒有朋友的支持，我怎麼能夠完成千里跋涉的行動呢？……不！不行！我不能這樣輕易放棄！……但是，由南到北，我又認識幾個朋友？誰又願意支持我呢？……」

就這樣，我靜靜的聽著他們的勸阻，而不作任何辯解，因為我的決心，已經開始動搖了，再耗下去，只是為自己的面子，不願意輕易俯首稱臣，承認自己的無知與衝動。

快要十點了，自由作家曾心儀直接了當的一句話，要求我不要再固執下去，她神情嚴肅的對我說道：「我們黨外運動，是要求團體行動的，現在，大家一致反對你，將來要是你出了事，我們也無法支援你！」

賀端蕃，長期從事勞工運動，一副削瘦的臉龐，兩眼炯炯有神，留著一撮鬍子，一頭散髮，好似雜草叢生，他說起話來，簡捷有力，咄咄逼人，最後，輪到他發言，他不客氣的說道：「今天晚上，我們由八點開到十點，整整兩個鐘頭，就因為你一個人堅持，而浪費了我們十二個人，總共二十四個鐘頭的時間，這樣吧，就請你暫緩二十四個小時，再考慮考慮，要去你就去吧！……」

聽完了曾心儀與賀端蕃的話，我原先鋼鐵般的意志，早就像破碎的城牆，一塊一塊的磚頭，紛紛剝落，而後宣告倒塌了。這時黃嘉光笑著臉，拍拍我的肩膀，說：「行啦！咱去飲酒啦！」

我跟著大家，走出了公政會，我的臉，雖然擠著笑容，但擠得好勉強，我就像一個苦練多年的田徑選手，到了田徑場上，臨時被宣佈資格不符，不得不垂頭喪氣，悻悻然的離開場地。我跟大家去台大對面的大學口，一起吃火鍋。

「人權行兵」這齣戲，就在熱騰騰的火鍋湯，所升起的熱氣中，宣告落幕了。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7人權行軍（上）

一九八五年黨外雜誌陣營，百花齊放，百家齊鳴。國民黨政權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新聞局常動不動就把一期的黨外雜誌禁掉，或者乾脆一點，下令停刊，不准他們發行該份雜誌，而軍事機關的警備總部，更扮演言論思想的打手，他們公然的衝去印刷廠，搶走尚未發行的黨外雜誌，也經常四處去書報攤，查扣黨外雜誌。因此，每當他們一有行動，搶的搶，扣的扣，讓黨外雜誌的負責人，經濟損失重大，精神的壓力更大，每期雜誌要出刊，就是跟他們玩捉迷藏的時候。

國民黨玩久了，覺得這樣太費力了，乾脆直接對人下手，因此，許多黨外雜誌的負責人、編輯、作者等人，常常吃上言論官司，而遭判刑。例如，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前進雜誌》楊祖珺、蔡仁堅等人被判八個月，而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等三人被判一年。

陳水扁等三人的案件，我們通稱做「蓬萊島事件」。陳水扁是《蓬萊島》雜誌社的社長，黃天福是發行人，李逸洋是總編輯，這份黨外雜誌在一篇的報導裡，批評當年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主角馮滬祥，說他的作品是抄襲的，馮滬祥便控告他們誹謗，並要求民事賠償。

這個事件，一審法院宣判之後，黨外陣營為之群情激昂。以前，雜誌任你抄，任你禁，任你跑去製版廠，搶走剛做好的版，而現在卻「軟土深掘」，把一個誹謗罪的言論官司，搞成將人關入牢裡的刑事案件，士可忍，孰不可忍！年少氣盛的陳水扁，聆聽法院判決之後，當庭發表聲明，放棄上訴。

為了聲援「蓬萊島三君子」，我在《台灣潮流》的編輯會議上，提出我的構想，我認為，國民黨這樣任意把黨外雜誌的負責人，送去牢裡，若我們不抵抗的話，他們會愈抓愈多，而黨外雜誌會一家一家的關門，因此，我提出我們要有一套全島性的「人權行軍計畫」，也就是，動員群眾，走上街頭，像菲律賓人民那樣勇敢的走上街頭。

我的構想，得到其他編輯的贊同，我心裡非常高興，自從我一來上班，就提出長跑運動計畫，一直都沒有什麼迴響，經過了四個月之久，時機總算到了，我便很興奮的埋頭寫下一篇長文，＜和平的走上街頭------黨外『人權行軍』＞，在文章中，我呼籲，當蓬萊島三君子陳水篇等三人，舉行全島行軍時，支持黨外運動的群眾，大家應該勇敢的站出來，陪著他們走上街頭，凝聚黨外的力量。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美國參議員甘迺迪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裴爾，邀請陳水扁赴美訪問，許多黨外人士紛紛前往桃園機場送行，我也跑去那裡採訪。陳水扁離開台灣之後，他的太太吳淑珍，以家屬身分提出上訴。

因為，陳水扁當庭聆判，未經磋商，立即宣布放棄上訴，勇氣十足，但許多關心的朋友，卻擔心他被判一年而做牢，律師資格將喪失，更沒有辦法回到故鄉競選台南縣長，為了延長戰線，有的朋友就積極建議，一定要由家屬上訴，繼續打官司，而爭取更多的時間及空間，從事體制外的戰鬥。

當然，陳水扁這樣的轉折，一定有他說不上來的苦衷，但不諒解他的人，也因而批評他，話講太大聲，然後又縮水了。

因為家屬提出上訴之後，可預見的未來，仍以法庭的鬥爭為主，而我所提出來的「人權行軍」計畫，好似一陣煙火，大家看過也就忘了。

那時我年輕氣盛，也不去考慮當事者的感受，就暗自決定：「如果大家不出來，一起走上街頭，那麼我一個人總可以吧？……我一個人由屏東，一路走上來，最後跑到總統府，向蔣經國遞交一份抗議書，就這樣！我一個人也可以『人權行兵』！」

一月三十日，我抱著我滿腦子的人權行兵念頭，跑去找李敖，向他請教。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位傳奇性的人物，他約我在環亞飯店吃飯，以後我陸陸續續跟他見了幾次面，也親自去過他家拜訪。

他身高一百七十三公分，略為發福的身材，講話的速度比一般人快，聲音非常溫柔，帶著一副眼鏡，鏡片底下是一雙瞇成一線的眼睛，說起話來，笑嘻嘻的。他家裡的陳設，以書為主，書房有書，客廳有牆壁有書，廚房有書，連廁所也擺著書。他的書那麼多，難怪寫起文章來，引經據典，吊吊書袋子，弄弄洋書包，資料可是滿山滿谷。

有一陣子，我最迷他的文章，因為他的白話文，寫的是一流的，很難得看到拖泥帶水的長句子，或味同嚼蠟的西式語法。這也無怪乎，他曾在文章上自我評價，寫白話文的排行榜上，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我見了他，說明了來意，他聽了之後，笑著說道：「蓋世，你這個『人權行兵』計畫，我反對。第一，你不適格，你又不是當事人啊！第二，對象不對，你千里迢迢，由屏東一路走上總統府，你要呈給蔣總統什麼聲明？他就是該打倒的對象啊！」

他是社會的名人，蔣介石時代的政治犯，黨外雜誌上犀利的巨筆，而我只是初出茅蘆的小伙子，雜誌社裡的新手，能夠與他見面，我已經很高興了，因此他怎麼說，我就隨他說，也不便跟他辯駁。

我只有一個很簡單的邏輯，人權行軍草案是我擬的，雜誌也發表出去了，我不想抱怨別人做不做，我總得自我實踐，以自己的雙腳，來檢驗自己的主張。因此，跟李敖說聲再見後，他雖留給我很好的印象，但我並沒有改變我的想法。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6 學習台語（下）

    
    　八月二十七日，我第一天上班，就參加《台灣潮流》的編輯會議，會議中，我提出來，我想寫一系列的專題報導：「世界各國反對派的活動」。于良麒總編輯贊同我的意見，就叫我去搜集資料，動手去寫。從何下手呢？就從我們最鄰近的國家，菲律賓的反對運動開始吧。

 　　當天晚上，我馬上去中國時報，找我的台大政治系同班同學張所鵬。在大學裡，我們是非常要好，兩人又同時酷好文學，喜愛跑步，他幹過台大政治系學會總幹事，台大畢業，考上政大東亞關係研究所，而後到《中國時報》任職。我找到了他，他很親切的協助我找資料。

       《中國時報》所做的簡報工作，相當完備，我要的是有關菲律賓的政治，一整個檔案夾，由一九八三年一月到一九八四年八月，凡是有關菲律賓一年半來的政情簡報，大都搜集在這裡。那個晚上，我從頭到尾翻過一次，菲律賓的民族英雄艾奎諾，返鄉不成，血濺馬尼拉機場的事蹟，讓我感觸良深。 

　　死亡是什麼呢？如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所說，死亡是------「那一去不返而未經發現的異鄉」！ 

　　看完了那一本簡報，就好像似看了一部驚心動魄的政治風雲錄！艾奎諾的死，使得菲律賓的反對派勢力風起雲湧，而艾奎諾遺孀柯拉蓉女士，自然而然成了反馬可仕政權的領導中心。 

我一邊看簡報時，特別注意一位人物，那就是艾奎諾的弟弟，他的活動力很強，擅長搞示威遊行，後來又繼承他哥哥，而當上了參議員。艾奎諾遇刺身亡之後，他的弟弟曾經發起一項「長跑示威」，他率領一群人，由艾奎諾的故鄉，穿過軍警層層的阻撓與打壓，一路長途慢跑，最後抵達馬尼拉機場，他企圖喚醒菲律賓人民，不要忘記艾奎諾血濺馬尼拉機場的事件，人民應該繼續站起來，反抗獨裁者馬可仕。 

　　菲律賓能，我們為什麼不能？

　　艾奎諾弟弟所發動的長跑運動，給我一個啟示，只要有組織，有動員，找一群人長跑，所花的成本很低，只要敢，就可以上媒體，就可以影響更多的人民。這個構想，我想了好幾天，愈想愈興奮，興奮到有一天，午睡時，在床上翻來覆去就是睡不著！ 

那天晚上，吃過了飯，我就找雜誌社同事謝志祥討論。他讀台大電機系，是我台大大陸社的學弟，人很聰明，留著一撮鬍子。我們那時候的黨外雜誌界，有不少台大前後期的學長學弟，一個拉一個進來，因此，有時一家黨外雜誌社，裡面清一色都是台大畢業的。有時我們會碰到一些關心的朋友，問這樣的一個問題：「你是台大畢業的，為什麼不出國留學？唉，真是『呆呆』！」 

　　我跟謝志祥提出了﹁長跑運動﹂的概念。他比我早進雜誌社幾個月，對黨外雜誌的現況，也比較了解，而我呢，好像初生之犢，一股熱情，只想往前衝。我向他說服道：「……這個構想可以的話，我們要趕快成立『長跑運動籌備委員會』，為長跑運動來籌募基金，以長跑來當做我們現階段奮鬥的目標，更可考驗我們黨外新生代動員組織的能力！……」 

　　他沒有潑我冷水，但也沒有感到很大的興趣。

　　第二天，我費盡心血，完成了我在黨外雜誌的處女作，「菲律賓反對黨組織動員------艾奎諾事件」。初出茅蘆的我，完成這篇稿子，興奮無比，就好像我為台灣的反對運動，找到了一把通往自由之門的鑰匙。那天，我又找于良麒談，問他是不是可以一起來推動？ 

「長跑運動？」于良麒瞇著疲憊的眼睛，露出慣有的笑容，婉轉說道：「你這意見是很好，不過，我現在忙著編聯會，比較難分身，長跑運動這事情，暫時緩一下吧！」 

　　總編輯這麼一說，我還是不死心。過一會兒，許榮淑由外頭回到雜誌社，我找到機會，主動再跟她提起。她對於我長跑運動的構想，不置可否，倒花了一些時間，向我說明，她的台中服務處，辦一些活動，老是遭到警備總部的阻撓，她愈講愈氣，愈氣就講愈多……，我也插不上嘴，只是靜靜的聽，然後把擠在喉嚨裡的長跑運動計畫，再度吞了下去。 

　　許榮淑，屏東人，師大畢業，原本過著相夫教子的平靜日子，美麗島事件之後，她以受難家屬出馬競選，高票當選立法委員，再度競選，又以十九多萬全國最高票，連任成功。張俊宏關在軍法監獄，許榮淑擔任立法委員，又身兼父職，每天過日子，就像在跟時間賽跑，忙碌非常。 

不過，再怎麼忙，輪到會客的那一天，她常常煮一鍋雞湯，提去給她的先生張俊宏，當時，我只是對他們革命夫妻的處境，感到同情，日後，直到我自己親自入獄，才深深的體會到，隔著玻璃，拿著電話筒，匆匆幾分鐘的會面，然後捲簾鐵門降下，揮手跟家人道別，那種親愛家人，鐵窗相隔的滋味。 

　　不過，聽完了許榮淑的訴苦，我的長跑運動計畫，在雜誌社內，就胎死腹中了。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6 學習台語（中）

　　有一天，我自己一個人，跑去台北市長老教會的雙連教會聽演講。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在美麗島事件中，他藏匿了國民黨欽命要犯施明德，而被捕入獄，過了幾年，他出獄了，雙連教會為他舉辦這場釋放感恩禮拜。

　　當晚，雙連教會樓上樓下，擠滿了人群，我坐在樓上，懷著很虔敬的心情，看著講台上的高俊明牧師。他原可以避免這場牢獄之災，他也可以避免妻離子散，但為了救施明德，個人的安危，卻置諸腦後，這種宗教家的情操，讓我對他肅然起敬。

　　聽完了他的演講，我深受感動，也暗地讚嘆：

　　「太美啊，太美啊！伊的台語，實在足優雅！……平平是台灣人，為啥米伊會當講彼呢美，我講的卻彼呢無輪轉！……希望有一工，我會當像伊仝款，發表優美的台語演講！……」

　　我決定要練好台語。當我的朋友，參加托福補習班，聽ICRT，我卻每天帶著隨身聽，聽自己錄下的台語廣播劇，如吳樂天「廖添丁」、或俊明等廣播名嘴的歷史講古。聽這些台語廣播劇，就練台語而言，是有幫助，可是廣播劇本身，不是打打殺殺，就是充滿怪力亂神，再加上講沒幾分鐘，就來個「人蔘大補丸」、「強精固腎丸」等藥物廣告，誇大不實的藥效，疲勞轟炸的廣告術語，聽久了，也挺厭煩的。

　　有一天，我跟許榮淑的小兒子張容彰聊起，說我想練台語演講，他眼睛一亮，跟我說道：「江叔叔，我爸爸留下一些台語演講錄音帶，你可以拿來聽聽！」

　　那時，他爸爸張俊宏人還在軍法監獄裡，我們的台灣潮流雜誌社，就在他和平東路的住宅內辦公。張容彰翻出了他爸爸留下的錄音帶，大都是美麗島時代，那些黨外人士的政見演講帶，有康寧祥、康水木、張俊宏……等人。

看到這些台語演講帶，我如獲至寶，因此，每次雜誌編完了，也不急著馬上回家，就窩在張容彰的房間裡，一遍又一遍的反覆聽那些錄音帶，我把這個當做一大樂趣。當時，在三台的台語節目裡，是可以學點台語，但中午時段，常常只有半個鐘頭的台語笑鬧劇，晚上，每一台也只能有半個鐘頭的歌仔戲，或台語的鄉土劇，從這些節目，所學的台語辭彙，要運用到政治上，並不夠用，因此，我把所能聽到的台語政見錄音帶，當做很重要的學習寶庫，經常反覆的聽，反覆的對嘴練習，好像在學習外國語言一樣。

　　我這樣牙牙「學台語」，進步了多少，除非別人指正，自己也不太清楚，因此，我在家裡，弄了兩部錄音機，當做道具。首先，我用第一部錄音機，放康寧祥的演講錄音帶，然後戴上耳機，再找一面鏡子，放在桌前。

錄音帶裡的康寧祥，用那粗獷吵啞的聲音，呼籲人民支持黨外運動，他講一句，我就跟著唸一句，遇到一些我並不常用的詞彙，如「通貨膨脹」、「低下階層的心聲」……等等，我就倒帶，再重新唸一次。

另一方面，桌上也擺了另外一台的迷你錄音機，把我的對嘴式「鸚鵡演講」錄了下來。不只這樣，前頭擺著一面鏡子，我可以一邊講一邊觀察自己的嘴型，碰到我特別不輪轉的詞句，我愈注意聽錄音帶。唸了十幾二十幾分鐘，我再把迷你型錄音機拿來倒帶，接著，聽聽看吧，自己的台語進步了多少！

　　我媽媽有時候會問：「蓋世，你佇內面做啥米代誌？房間門關密密，匿佇內面唸啥米咧？」

　　原來是我在裡頭，悶了太久，又不斷唸唸有詞，我媽媽搞不懂我在玩什麼花樣。

　　「嘸啦！我是在學台語演講！」我笑笑的答道。

　　兩台錄音機，一面鏡子，聯合在一塊，這也不是什麼大發明，我卻感到非常的得意，我能夠在自己的家裡，用這樣簡易的設備，來糾正我的台語發音，來鍛鍊自己的台語演講，這真是生活的一大樂趣。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6 學習台語（上）

　　有人說，「當兵一隻蟲，退伍一條龍」，我雖然沒有猛龍過江的得意，卻有得到解放的快感，畢竟，離開了軍中的封閉社會，我可以暢懷高歌，不必擔心，唱錯了歌譜，遭來上面的批判。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退伍後第四天，我馬上就去許榮淑立委的《台灣潮流》雜誌社報到。許榮淑曾創辦《深耕雜誌》，集合了當時的黨外青年才俊，如邱義仁、林濁水、林正杰、林世煜……等人，形成了黨外運動強而有力的言論機關。

後來，為了一些因素，深耕解散了，邱義仁等人另創新潮流雜誌社，而林正杰則另組前進雜誌社。許榮淑在深耕解散了之後，她邀請了于良麒擔任總編輯，把雜誌名稱改為「台灣潮流」，再重新出發，我就是在那段雜誌社重整時期，加入黨外雜誌的陣營，成為黨外運動的新兵。

　　我從來沒有讀過什麼新聞採訪的理論專書，可是，我一進去上班，就得背著相機，拿著錄音機，開始幹起採訪記者。我喜歡不恥下問，不懂的，我就找人問，採訪工作，還難不倒我，可是語言方面，卻碰到了難題。

　　我是桃園大溪人，從小就講台灣話。我六歲的時候，全家搬來台北，七歲上小學，就讀於當時頗具盛名的西門國小。那所國小，嚴格的貫徹國語政策，同學若在學校，不小心講出了台灣話，老師會罵「不可講方言」。我幼小的心靈裡，國語是正統的，是官方的，是上流的，而我的母語，竟成了方言，不入大雅之堂的，是該被處罰的。

就這樣，我從西門國小，到延平初中、建國高中、台灣大學，全部的求學過程中，我都一直使用「國語」，除了日常生活，跟家人講話聊天之外，我不常說台灣話，我甚至害怕讓別人聽了我講話之後，指出我講的是「台灣國語」，我會感到很不好意思，我這麼拚命的練習，聽相聲，學京片子，到頭來，還是被人家聽出我的台灣口音！

　　我對於黨外運動，並不陌生，因為人在軍中時，每個禮拜固定出刊的黨外雜誌，我都不會放過，黨外運動裡的政治明星人物，雖然沒有正式接觸過，但他們長相，他們的政治主張，我都略知一二。

　　九月十二日，我去訪問黨外編聯會新任會長邱義仁，請他談黨外運動的組織與動員。那時，我暗地詫異：「奇怪，政治學上的一些專門術語，為什麼他能用台灣話表達，而且講得那麼流利？」

接著，我陸陸續續採訪很多黨外人士，我發現他們溝通的主要語言，就是台語，不管是政治學或經濟學，一些專有名詞，台語照樣表達的出來，而我呢，拿起報紙的政治新聞，用台語唸，一路踉踉蹌蹌，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不但舌頭吃螺絲釘，偶而腦袋出現一片空白，只得張口結舌，或再回過頭用北京話唸出來。

　　當時的黨外運動，是國民黨極力打壓的本土反對運動，因此黨外人士被迫害情結很重，深怕圈子裡面，有國民黨派來臥底的「爪爬仔」。因此，黨外陣營一有新進人員加入，除非是有資深的黨外人士引介，否則總會引來一陣的懷疑，「他是誰？那裡人？以前在幹什麼？……」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台灣籍的菁英，慘遭國民黨屠殺，而播下了省籍仇恨的種子，那種仇恨的情緒，一直延續到一九八○年代。

　　黨外陣營雖然不強調「血統純正」，但不可否認的，除了費希平、林正杰等人，其餘的黨外領導階級，清一色都是本省人。像我跑到中南部，與當地的黨外人士聊天時，他們的談話裡，常常把外省人稱做「鴨山仔」、「呷餿仔」、「咬柑仔」、「外省豬」等。

如果有外省第二代，認同黨外政治改革的理念，想要投身黨外運動，常常私下會遭來他人的質疑：「彼個鴨山仔敢無問題嗎？看伊少寡怪怪咧？……」

　　我的父母都是桃園大溪人，講起來，我應是「血統純正」的台灣人，但我那外省腔調的台語，給我帶來一點困擾，剛開始跟黨外人士認識，常會碰到這樣的問題：「阿你家是叼位人？……啥米？你也是台灣人！汰也歸嘴番仔腔帶彼倪重咧？……」

　　剛開始，我會費力的解釋：「我是正港台灣人啊！只是，六歲以後就搬來台北，從小到大，在學校裡都講國語，所以……唉，歹勢啦！我以後會打拚，好好的去學！」

　　過了一陣子，人家問我同樣的問題，我也懶得去解釋這麼多，畢竟，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國民黨三十年來的國語政策，配合強而有力的廣電媒體，獨尊北京話為國語，而壓迫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其他族群的母語。像我的朋友，中南部上來的，在校的時候也都是用台語交談，所以長大出了社會，講台語是件輕鬆的事，但對我們這些在台北長大的小孩，卻沒有那麼幸運，從小的教育，告訴我們方言是不好的，講方言的人，好像電視粗俗劇裡頭，阿匹婆、阿西、素珠、脫線……等電視演員，笑鬧劇中所扮演的中下階級人物。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5  忠愛莊（下）

　　接下來，後面幾位參賽者繼續上場，他們講什麼，我根本沒注意聽，整個人坐在那裡，回憶我剛才究竟講了什麼話……，我好似神魂暫時離身的稻草人……。

　　「……剛才江蓋世少尉，所講的話，非常不應該！怎麼可以連名帶姓，直接稱呼先總統將公呢？------」不知道什麼時候，一位大隊的輔導長，已經站上講台，開始對我點名批判了！

這時，我趕快抬起頭來，仔細聽他的批判：

　　「這個江少尉，未免太有想像力了，居然能編一個劇本，簡直像電視連續劇一般！……」

　　那位大隊輔導長講完，接著，其他大隊長官也連番上陣，將我痛罵一頓。我那時一下子還搞不清楚，倒底講錯了什麼話？只好靜下心來聽聽。人跌到了谷底，再壞也不過如此了，反倒心平氣和。

我就是這樣，他們對我批判，我就當做是一首又一首的風雨交響曲，一邊欣賞，一邊觀看他們在罵人時的表情，我轉過頭，看看胡人傑一眼，他也向我拋個眼色，聳一下肩，擠出一個苦笑。好了，罵夠了，這齣戲總得有個結局吧！經過

評審委員核算成績，最後，宣佈了結果：「×××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以上唸到名字的，請上台接受頒獎！------」

　　那我呢？這還用說嗎，我得了最後一名，胡人傑好像得了倒數第二名。

　　演講比賽完畢之後，我碰到了胡人傑與趙肇迪，我們笑成一團。這是個什麼時代？是封建帝王時代嗎？直接講「蔣介石」三個字，就要被罵個狗血噴頭，抱個最後一名回家！我講自己的故事，頂多是一個幽默而已，我不想讓台下的聽眾，被周公牽去神遊太虛，所以加點料，熱絡熱絡一下場子，如此而已，難道一個人的偉大，一定要全國的人民都稱呼他為「先總統　蔣公」，這樣才得到肯定嗎？美國人民喜歡艾森豪總統，有的人就直接稱呼他為「艾克」、或者「我愛艾克」，這樣的稱謂，又有什麼不敬呢？

　　一場演講事件，不但沒有把我整垮，反而讓我成了忠愛莊的名人，走在營區裡，反而有更多的人，樂於跟我打招呼，而每次，我們穿著便服休假歸營時，大都要拿出識別證，守衛才肯放行，可是，經過了這個事件之後，忠愛莊的士兵，一看到我，就會主動叫「長官」，出入大門方便多了。

　　成名有成名的好處，偶而也會帶來一點不便。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凌晨時分，忠愛莊實施突襲檢查，由總隊派一組人馬，到各中隊實施夜間突檢，看看士官兵有什麼不法的東西藏在營區內。

　　「蓋世，快醒來！他們在翻東西了！」一位室友，把我搖醒，向我警告道。

　　我睡眼惺忪，本不想理會，但爬起來走到窗邊，由寢室望教室看過去，哇，隱隱約約，看到有人在翻我的抽屜，一翻就翻了五分鐘，這我可火大了！這是那門子的突檢？照理說，也應該隨意的抽檢，怎麼可以勞師動眾，假借突檢之名，卻擺明要對付我，要是讓他們搜到什麼不法刊物，那麼，要對付我，就更名正言順了。

　　沒錯，那個時代，已經有不少黨外刊物出現，雖然屢遭警總查禁扣押，還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很喜歡看黨外雜誌，但人在當兵，月薪才三千七，又要拿一點回家給我媽，物質生活我能省則省，所以黨外雜誌，我雖然愛看，卻老喜歡利用休假的時候，跑到中壢火車站前的書店或台北街頭的書店，站在那裡，一本一本的看的過癮，有時一站，就是一兩個鐘頭，腳有點酸，心裡卻樂得很，不花半毛錢，看遍了黨外雜誌，這是我當時一大的娛樂。

　　「搜吧，隨你們搜得痛快吧！你們找不到半點把柄的！」我一邊咕噥，一邊自我安慰道。半夜被吵醒，好累，看到他們亂翻我的東西，好氣，接下來，就在床上翻來覆去，難以成眠，只好再爬起來，沖杯牛奶喝喝吧。一杯溫熱的牛奶，由口慢慢流入胃裡，溫熱的感覺，鬆弛了我的神經，慢慢的，睡意再度來臨，我就一覺到天明了……。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5  忠愛莊（中）

　　一九八三年的七月，平靜的忠愛莊政戰總隊，起了一陣不小的漣漪。

　　忠愛莊每年都舉行一次演講比賽，由各中隊推派代表參加。軍中的演講比賽，是相當官式的，幾乎每個參賽者，嘴巴一打開，就知道他大概的結論是什麼，從過去的反共必勝，建國必成，到後來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過程中，痛罵共產黨，批判黨外人士，這樣子一篇演講，就可以交差了事。

　　那時我所屬的一中隊，原來的中隊長出缺，由另一位長官暫代，他是新來的，也摸不清楚我過去的歷史，看我是台大政治研究所畢業的，竟然公開的指派我：「這個月底的演講比賽，就由你代表本隊參加吧！」

　　我接下了這項任務後，想一想，照本宣科的演講，我不幹，教條八股的演講，我講不出來，好的，竟然代隊長這麼器重我，我就好好的準備，好好的發揮。

　　好友胡人傑、趙肇迪與我，三個人最常在一起聊天打屁，他們兩個人，基地訓練時，我們都同在一個中隊，分官任職後，他們就到研究單位去，而我仍然留在原地踏步無官可做，後來才接後勤官。因為忠愛莊很小，走幾步路，不到十分鐘，就可以互相串門子。

七月底的演講比賽，胡人傑也代表他們那個單位參加，這太好了，我們三個聚在一起，就互相討論，要講什麼內容，比較能創新，不落俗套。我跟胡人傑，應該是未來比賽中的競爭對手，可是我們卻把這次的演講比賽，當做軍中改革的試金石。他要講的內容，是要用反諷的手法，來挖苦軍中的思想教育，而我呢，則針對軍中嚴密的思想控制體系，往往冤柱了好人，因此我編了一個故事，透過這個故事，來說明，嚴密的思想控制，卻沒有一套公正的軍法體系，一個人的基本人權，很可能輕易被剝奪了。

　　演講比賽那一天，整個忠愛莊，除了必要的留守人員，幾乎都集中到忠愛莊的大禮堂，參加這一年一度的盛會。像這樣的盛會，我們參加的人，面臨最大的敵人，並不是什麼共產匪黨，而是瞌睡蟲！

平常，只要上面的長官，一開始訓話，超過了十分鐘，坐在台下的，就有人頻頻點頭，也有人左右搖頭，更有人把他的腦袋瓜子，當做掛在牆壁上的袋子，垂掛在胸前。雖然上面一再嚴令，不得打瞌睡，甚至長官會走過來，搖你的身體，或不客氣的敲你的腦袋，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演講比賽開始了，郎承泰總隊長剛講話，就有人開始夢周公了，接下來，參賽者一一上台演講。我是中間才上的，心情有些緊張，坐在前排椅子上，拿出演講稿，用筆塗來塗去，做最後的修正。

以前常參加學校的演講比賽，緊張是緊張，卻沒有這一次這樣，心跳加速，雙腳微顫，我一直對自己安撫：「來，深呼吸，再呼吸，再大的事情，都幹過了，小小演講比賽，怕什麼呢？……反正上去講一講，也沒有幾個會聽，聽過了也就算了，好了，好了，……放鬆一點！……」

　　奇怪，我愈是叫自己放鬆，愈是緊張。接著，輪到我了，我上了台，向總隊長敬了禮，也向全場行個軍禮，然後站定了位，就開始講故事。首先我設想，場內一定有不少人，正在夢遊周公，講點幽默的，讓大家笑一笑，吵醒了那些神遊太虛的人，再來切入主題，這樣效果會更好。

主意打定，我深呼吸了一口，眼睛朝台下掃了一遍，就開始談我在台大校園，遇到那位長得像奧黛麗赫本的美國女孩：

　　「我是少尉軍官江蓋世，……有一天，我在台大校園遇到一個美國女孩子，……我跟那個美國女孩說，『 My name is Chiang Kai-Shih 』，她竟然回我道，『My name is Mao Tze-Tung！』，原來，是她搞錯了，她以為我騙她，自稱是『蔣介石』。------」

　　咦，沒有笑聲，也沒有掌聲，只有少數幾個人「噗哧」悶笑幾聲，隨即全場又歸於死寂，只要有人稍稍移動椅子，椅子的腳與地板的磨擦聲，全場清晰聽見。我講到這裡，心頭涼了半截，要是在外面，每次我這樣自我消遣，常常惹來哄堂大笑。有誰像我這麼巧呢？

蔣介石三個字， 如果用標準的注音符號來唸，「介」應該唸做「chieh」，偏偏他的名字，音譯是用浙江腔調，所以發出來，就成了「kai」， 因此，這下子我就倒楣了，每次跟老外介紹自己的名字，總得費一番唇舌，讓他們瞭解，我並沒有說謊，而我跟蔣介石，也沒有任何親戚關係。

　　接著，我再繼續講下去：

　　「……有個保防官，找不到一份文件，就懷疑是張三幹的，因為平日張三的言行，他最看不慣，……後來事情鬧大了，上面要辦人，……結果呢，隊上的人，再徹底的尋找，終於找到了，你們知道嗎？就在一個文件箱子裡，翻到最底層，壓在裡頭，……原來是那個保防官，自己在文件整理過程中，翻箱倒筴，無意中就壓在那裡，所以啊，我說，我們在軍中，『不要做烏龜，也不要暗箭傷人』！……」

　　大概五、六分鐘，我講完了，敬個禮，走下台，居然全場靜悄悄的，沒有半點喝采，沒有半個掌聲，我好似站在巨石嶙峋的山腰，望下看去，滿山谷的大大小小的石塊，靜悄悄的，沒有半隻蟲爬過，枯枝上，也沒有半隻飛鳥棲息。

我的心頭，涼了半截，走下了講台，緩緩的走向我的位子，我瞥見了長官席上，總隊長、參謀長、及其他總隊長官，紛紛交頭接耳，一股低氣壓，降臨會場。等我坐定了位，回頭看看我的兄弟們，有幾個向我擠眉弄眼的，其他的大都繃著臉，好像是保鮮膜包著的吳郭魚，你可以知道那是魚，可是呆滯的眼神，讓我們聯想不起來，他們曾是在魚池裡活蹦亂跳的魚。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5  忠愛莊（上） 

 　　一九八三年初，我扛著行李，來到中壢忠愛莊的政戰總隊報到。

 　　忠愛莊是一個很美的地方，裡頭霧氣很重，清晨或夜晚，常常霧氣茫茫的，尤其是晚上，在微弱的路燈，發出柔和的光，整座忠愛莊看起來就像個渡假山莊，那些霧氣，好像棉絮一般，輕輕的黏貼在一棟一棟的營房，這種美麗的夜景，讓初次來到忠愛莊的人，會禁不住的一眼就愛上它。國防部的政戰總隊，就設在這個地方。

 　　忠愛莊有美麗的景色，但是政戰總隊卻沒有美麗的遠景。政戰總隊主要的任務，就是打起仗來專門從事戰地政務的工作，譬如說，作戰部隊攻下一個省城，敵人的軍隊跑了，地方政府也崩潰了，在這種無政府狀況之下，誰來管呢？就是政戰總隊的工作了！

        這樣的工作，是很具有挑戰性的，我們可以用飛機大砲打敗了敵人，卻不能用機關槍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因此，戰時仍需要有一支從事戰地政務的隊伍，專門進行戰地接管的工作。

 　　我所隸屬的政戰總隊，遇到戰時，我們的任務非常吃緊，但是，不打戰的時候，就只能在基地裡，從事人員培訓的工作，偶而做做沙盤推演，一年難得一兩次的野戰演習。隨著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反攻大陸的使命，愈看愈遙遙無期，慢慢的，忠愛莊的政戰總隊士兵愈來愈少，少尉以上的軍官愈來愈多，好似軍官團訓練班。

 　　「既然來了，我就要好好的做。」這是我初次報到後，下了的決心。

　　可是往後的發展，卻事與願違。跟我同期報到的少尉預官，除了是研究所畢業的，又幸運的抽中政戰總隊，才有可能是無黨的，整個總隊的軍官，幾乎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統統是國民黨員。我心想，這也沒有什麼，反正我到那裡，我都能生存下去。不料，當我們這批新進的少尉軍官，基地訓練完了，理應一個一個分官派職，可是我的上級長官們，把別人都安排好了位置，唯獨讓我留了下來。

 　　我同連的幾位碩士預官，上面派他們做研究工作，他們看了我，還留在原地睡大通舖，每天吃大饅頭，無官可封，無事可做，也暗地為我不平。其中一位跟我打趣道：「蓋世啊，你是全忠愛莊最幸福的人！一個人睡一整棟大通舖，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國家還付你薪水，哇！這種差事那兒找得到呢！」

 　　我只有苦笑以對。雖然如此，我可不願意每天懷憂喪志，我還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忙碌，比如說，我從家裡搬來筆墨硯台，瘋狂的從事台灣書道的創作，有關這方面的故事，我已寫成一篇文章「寫出台灣書道」，收錄在我的著作《鐵窗筆墨》一書裡，這裡就不再重覆說了。
 

        除了練練書道，我在連隊後院，闢了一個小型菜圃，種了些菜，每天看到親手栽種的菜苗，一點一點的成長，感受到那種發自泥土的生命力，給我帶來無比的快樂。

 　   有一位同期的預官，他姓關，跟我很要好。他是政大畢業的，臉長得方方正正，皮膚黝黑，身材中等，講起話來很有氣魄，因此我們常稱他為「關爺」，我們兩個人，最喜歡在晚飯後，一起在忠愛莊的操場跑道上，一邊散步，一邊天南地北的聊個不停，而營區發生了什麼事情，那些傢伙幹了什麼壞事，整個軍中制度，要進行那些改革……便自然而然的，成了我們主要的話題。

        有一天，關爺還自我消遣道：「我這樣跟你走在一起散步，咦，不知會不會被人家當做反對黨人士，哈哈！……」
 

　　隔了一陣子，上面下了一道命令，要我去幹後勤官，去管後院的倉庫，裡面堆滿著一大堆裝備器材，有破的，有爛的，有從來沒有使用過的通訊器材，有發霉的防毒面具……。除了管倉庫，我還要輪流去管廚房伙頭軍，照顧整個大隊的民生問題。 

 

　　有事做，總比每天無事可幹，啃著饅頭數日子來得好些吧！我就起了勁，新官上任三把火，不過我的火，不是燒向士兵，因為我的底下根本就沒有兵，只有一位隊長的傳令兵，有事情要幹，對他要用拜託的，可不能隨意亂吼，因為在忠愛莊，軍官比士兵多很多，兵是寶，因此，有什麼活兒，我這個新任的後勤官，就得自己捲起袖子，自己動手。 

人手雖不足，有時事情又多，同儕軍官大都會伸出手來幫忙，因此，我這後勤官就一路幹到退伍。有一次，我覺得軍官寢室，少了一個衣櫥，我便自告奮勇，每天利用空閒的時間，或在營休假的時候，拿起鐵槌，敲敲打打，做出一個巨型的木頭衣櫥，比一般市面上那種達新牌塑膠衣櫥，還要龐大，經過了數夜趕工，終於完成了。 

我吆喝兄弟們，趕快來看我的傑作，他們看了，品頭論足有之，哈哈大笑有之，連隊長看了，也嘖嘖稱奇。這時，我的內心充滿了無比的驕傲，先前無官可做的鬱悶，一掃而空，我就大聲請求兄弟們：「來吧！請大家幫個忙，把它抬進軍官寢室去吧！」 

　　這衣櫥，我是用許許多多木片木塊，拼湊而成的龐然大物，眾兄弟嘿喲嘿喲的，把它從後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搬到了軍官寢室門口。「到了，到了！抬進去吧！」

　　不料，出了一件糗事。有人大喊：

　　「衣櫥太大了！門太小了，塞不進去啦！」

　　大家滿頭是汗，面面相覷，幾對眼光都看著我。

　　最後，衣櫥還是搬進去了，不過門邊卻被我們削了一大塊下來……。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4 新兵入伍（下）

鳳山步校結訓前，我們全體的學員，集中在大操場上，舉行公開的抽籤儀式。這個抽籤，很重要，若運氣好，抽到國防部上下班的單位，那可是上上籤，運氣差的，抽到操練辛苦的野戰部隊，運氣最差的，是抽到金門、馬祖、東引等外島部隊，一去一年多，只能望斷家門千里洋。

我們愈接近結訓，心情也就愈緊張。我還聽不少同學講起，他們的家人甚至跑去台北行天宮或北港媽祖廟，拜託神明務必保佑，給他們的子弟一個好籤，不要離家太遠，將來能平安的回來。

我同連的一位同學，家住台北，他當兵前不久，才娶了新娘子，新婚的甜蜜，還沒好好的品嚐，就不得不揮別嬌妻，來成功嶺、鳳山步校，接受訓練，所以抽籤前幾天，他的心裡壓力很大，常跟我們講：「千萬不要抽到金馬獎！」我們也極

力的安慰他：「不會啦，不會那麼倒楣的。」不料，老天爺沒長眼睛，別人不照顧，卻「特別照顧」他，竟然讓他抱個「馬祖獎」！可憐的傢伙，當天晚上他痛哭流涕，兄弟們只好讓他酒一瓶一瓶的喝，淚水如噴泉，流個不停，有的同學，還發了惻隱之心，想要跟他換，讓他留在台灣，而自己跑去馬祖，但這是違反規定的，抽了籤，已成定局，不得更改。

話說回頭，我自己抽的籤，就更具戲劇張力了。我拒絕考預官，就是為了抗議國民黨包辦政戰預官，我研究所碩士畢業，可以自由填志願，那時我選擇了政戰官科，但分發的結果，我又落空了，我得到的是行政官科。

那天，在大操場上的抽籤儀式，一排排的受訓學員，大家依序的一個一個抽籤，中了上籤的，莫不神采飛揚，抽到金馬獎的，一個一個苦瓜臉，而我呢，手一下去，摸了一個籤上來，打開一看，哈哈！國防部政戰總隊！太巧了！太神奇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原來就在籤筒裡！

那天晚上，我也沈浸在興奮的氣氛裡，很久才成眠。我心中暗想：「我不太相信命理，可是，這回我的運氣也太好了！你們不讓我進去，我偏偏能能去！『以黨領軍』好像一座銅鐵所鑄造的大風車，我披上盔甲，握著槍矛，騎上馬，衝上前去，結果撞得人仰馬翻，鼻青臉腫，……，沒想到，我來到這裡，只是手指頭輕輕一挾，就讓我拿到了進入政戰總隊的鑰匙，哈，老天爺的眼睛，總算有給我驚鴻一瞥。……」

隔幾天，我就告訴我媽媽，我抽到了中壢忠愛莊的政戰總隊。我家住在台北，距離不遠，實在是個好籤。我也跟她提起，我那新婚的同學，即將流放馬祖而痛哭流涕的故事，我還說，有的父母，還為了孩子部隊分發的抽籤，專程跑去燒香拜佛，可是，香愈燒，愈是抱到金馬獎。我說完了，對自己的手氣，甚為得意洋洋，沒想到她幽默答道：「你不要太得意洋洋！為了你的抽籤，我有向主耶穌禱告，這一切都是主的美意。」

結訓離營的那一天，終於來臨了。我跟大家一樣，用軍中綠色的大背包，裝滿了行李，豎起來約半個人身高，揹起來，非常的重，但因為我們那時歸心似箭，反倒不覺得多重。時候到了，大夥兒在大隊集合場集合，大隊長又開始發表離營的訓詞，誰會去聽他在說什麼呢？想家的心，早就飛出營區了！只盼望他快快結束，讓我們早日離開這兒。

最後，大隊長講完了，各級長官也一一跟我們道別，然後宣佈解散，大家散開後，各自踏上歸途。由我們的連集合場，走到步校大門口，還有一段路，我們揹著行李，像一隻隻綠色的蝸牛，緩緩的向大門口前進，其中有的人卻因為非常興奮，三步併做二步，迫不及待的衝出校門。

這時，大隊長一路跟著我們，要送我們最後一程。走著走著，他突然走到我身邊，拍拍我的肩膀，親切的對我說道：「江蓋世，恭喜啊！順利結訓了。」我對他突如其來的親切，感到有點受寵若驚，他平常不是這樣子的，也許是離別的情緒，讓他展現出平常少有的親切吧。

我趕緊側過頭來，笑著對大隊長答道：「謝謝大隊長！多謝您的照顧！」

「出了社會，好好的幹，將來去競選總統！」

我對他突如其來的一句鼓勵，差一點笑不出來。因為自我懂事以來，「蔣總統」就是個專有名詞，從蔣介石到蔣經國，除了中間有個過渡時期的嚴家淦，幾乎每一任都是蔣總統、蔣總統、蔣總統……。台灣人民，從來沒有直接選過總統，而在一九八二年代，誰敢公然的組織政黨，向蔣家政權挑戰呢？

所以，大隊長這一句「將來去選總統」，出自一個職業軍人口中，讓我感到相當的詫異，他那一張冷面閻王的臉，令人寒顫的目光，不苟言笑的生活態度，實在叫我難以相信，他會冒出這麼幽默的話來！

我愣了半晌，只有笑了笑，也不再說些什麼，對他揮揮了手，感激他對我最後的叮嚀，然後快步踏出鳳山步兵學校大門了……。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4 新兵入伍（中）

談起大隊長，他的名字我忘了，而那段時間，因為受訓忙碌，我寫日記的習慣也停頓了好幾個月，因此現在拚命的回想起來，就是沒辦法。大隊長長得中等身材，皮膚黝黑，平時不苟言笑，老是繃緊著嘴唇，一雙銳利的眼睛，好像黑夜裡的手電筒，直接照在你的眼睛那樣，讓人不敢正眼直視。

他大約是四、五十來歲，走起路來，卻顯得有點老態龍鍾，但聲音仍然響亮，只是操著濃厚的外省口音，我們都聽不太懂，他訓起話來，一講就講好久，可憐的是，我們聽完了他的長篇訓話，解散之後，就常常互相詢問：

「大隊長講什麼？我聽攏嘸！」

「你聽無？我嘛仝款啦！」

大隊長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嚴峻的外表，阻礙了學員跟他親近，他的冷酷的態度，讓他成了我們軍中的惡面煞星，學員避之唯恐不及，事實上，那只是我們心裡的感受而已，在他的領導統馭之下，我們並沒有遭到惡意的虐待，他也沒有隨意的破口怒罵我們，他也很嚴厲的要求連隊長官，務必好好的照顧我們的生活起居，可是那個時代，強調的是權威的領導，並不重視上下的溝通，因此大隊長對於我們的關心，只能表現在上對下的君主式的關愛子民，而無法發展成為真正的兄弟袍澤之愛。

話說離營座談會那天，大隊長訓完了話，有幾位同學提了一些生活上的問題，長官們也行禮如儀的一一答覆，那時我就在思考：

「這種座談會，實在太無聊了，生活上枝枝節節的問題，平常就可以改善，難得大家湊在一塊兒，就應該提出一些原則上的，制度上的，來進行檢討，這樣子才有意義啊！……」

我知道，國民黨把以黨領軍當做常態，而且大家都習以為常，但依據我在研究所所做的研究，要一個國家順利的步上民主政治的行列，軍隊國家化是非常重要的前提，而且憲法白紙黑字，寫得一清二楚的，我們怎麼可以，繼續讓國家的軍隊，由一個政黨，靠著政戰制度，加以思想控制呢？我有話要說，我要站起來！

主意一打定，我舉起了右手，要求發言，一時間，很多隻眼睛的目光，通通都投注在我身上，我有一點兒緊張，內心開始掙扎「要不要講呢？」，我猶豫了沒幾秒鐘，就聽到主席台前面傳來一句話：「那位同學，請發言。」

我深呼吸了一口氣，緩緩的站了起來，兩腳有些發抖，面頰發燙，站定了身子，我抬高了聲調，急促的說道：

「報告大隊長，為什麼我們軍中的政戰官，一定要由國民黨員擔任？我希望，我們要建立一支軍隊『國家化』的軍隊！所以------我認為------軍中的政戰官，不應由國民黨------」

我話還說完，只聽見主席台前傳來一聲「砰！」，一只玻璃杯掉在地上碎了，不知道是大隊長站了起來，情緒激動，而把杯子碰落地上，或者是他把杯子摔在地上，我也搞不清楚狀況，反正，一時之間，整個會場的空氣，好像下降到零度以下，每個人都凍在那裡，動也不敢動。

大隊長緩緩的站起來，面色鐵青，以他慣有的尖銳高亢宏亮又鄉音濃厚的聲音，開始罵道：

「現在的年輕人，實在太不像話了！想當年，我們東征、北伐、剿匪、抗戰，我們吃了多少苦，……想當年，我們刻苦耐勞，……而你們這些年輕人，沒有想到國家面臨非常時期，……像社會上，有所謂的黨外人士，……還有那個許信良……」 

我人本來是站在那兒，但左鄰右舍的同學，硬拉我一把，要我趕快坐下來，可是，聽了大隊長那一席「想當年」的訓話，我實在感到莫可名狀的憤怒，我只不過是說，軍隊應該國家化，他竟扯啊扯的，扯到東征、北伐、剿匪、抗戰，又一路罵到底，連許信良也被抓來臭罵一頓，這是什麼道理呢？我不服氣！我要再說！

「報告大隊長！------」我又舉起手，打開嗓門，大叫一聲，想站起來向他說明，但是沒辦法，我後面那位老兄，硬是把我拉住，讓我屁股稍為離開椅子，又砰了一聲的坐了下來。

「喂，江蓋世，不要再講了！拜託啦！不然大家就慘了！」有人在背後壓低的聲音，好心勸告我。

大隊長罵夠了，接著換其他的長官上陣，接力賽一般，把我痛罵一頓。看到大隊長那張罵人的表情，本來我好怕，過了幾分鐘，我愈看他的表情，愈覺得好笑，他好像一個叱吒風雲的革命軍人，被一個毛頭小伙子，公然的挑戰。他除了罵，還是罵，他不能拖我出去槍斃，也不能把我關起來，更不能當著眾人面前拿棍棒打我，他唯一的武器，就是用那一張嘴，來教訓我的無知無理。

想到這裡，我再也不氣他了，誠如聖經上所說的一句話：「原諒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慢慢的，我全身繃緊的肌肉，逐漸鬆弛下來，我的心裡好想笑，但在那個場合，卻只能裝出一副嚴肅的臉，看起來好像全神貫注的聆聽長官的教訓，誰知道我肚子裡想笑的細胞，逐漸的膨脹，我只好轉移視線，東看看，西看看，以免眼睛老盯著台上的長官，他們面色鐵青，頭頂冒煙的情景，會讓我禁不住，噗哧的笑了出來。

長官他們罵了些什麼，我早就忘了，可是，他們無法容忍「以黨領軍」這個最高原則，竟然遭到小毛頭的挑戰，那種憤怒神情，直到今天，在我腦海裡，依然歷歷如繪。

說也奇怪，那件事情過了，居然沒有一個長官，要找我約談。要是在過去，這是軍中天大地大的思想問題，早該好好的嚴刑伺候了。也許是我在台大的思想資料，實在太黑了，黑到無可救藥，黑到他們只好自認倒楣了，算了，碰到這個傢伙。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4 新兵入伍（上）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上了成功嶺，接受短期的預官集訓，然後再到高雄鳳山的步兵學校集訓。我雖然拒考預官，但依當時的制度，我拿到碩士學位就是當然的預官。中心訓練的日子，耳畔經常響起集訓班班長大嗓門的吼叫，他們吆喝來吆喝去，讓我們有點吃不消，但除此之外，日子也過的緊張而有趣，反正，每天天一亮，不是出操跑跑步，刺槍術，打打靶，就是在課堂裡上上課，打打瞌睡，每天的日子安排的很緊湊，而休假的日子，對我們而言，也就彌足珍貴了。

我在鳳山步校受訓時，所屬的連隊，有三分之二都是研究所畢業的碩士或博士，因為學歷較高，也難免有一點優越心裡，所以在部隊裡被人吼來吼去，感覺特別不舒服。到底是軍中嘛，一個命令，一個動作，我們又不敢做什麼反抗，大夥兒每天數饅頭，只希望早點熬過步校集訓，快快掛上少尉軍階，下了部隊就可以當官了。

我們的連長，是科班的職業軍人，身得一副魁梧身材，眼睛大如銅鈴，皮膚黝黑，愛喝幾杯老酒，打開嗓門開罵，聲音可傳達一百公尺之遠，外表看起來像水滸傳裡的張飛，很多同學剛開始對他心驚膽寒，但相處久了，卻往往能夠感受他的赤子之心。他常在罵人之後，又展現一下自我解嘲的幽默感。

相處了幾個禮拜之後，大家也不再怕他了，反而把他當一隻會怒吼狂叫但不會咬人的猛獅。像我的連長這樣的職業軍人，他們受過專業的軍事教育，國家的安全重任，就落在他們的肩上。我相信，戰爭不是人人都要的，縱使是驍勇善戰的職業軍人，一但結婚生子，誰都不願長期離開妻兒，遠赴戰場，而在台灣的國軍基層幹部，有很多是當年自大陸撤退來台的軍人。

有的人來台之後，離開軍隊，繼續讀書，有的人，一離開軍隊，沒有一技之長，頂多做做小生意，或靠著退休金過活，還有一些人，繼續留在軍中，因為他沒有受過比較專業的軍事教育，所以熬了幾年，甚至熬了十幾年，還是只能幹個低級軍官或士官，這些職業軍人，我們就俗稱為「老芋仔」。

我曾聽過一個笑話，八年抗戰時，國民黨軍隊缺乏兵源，沒辦法，往往打到一個地方，就抓了當地的青年壯丁，叫他們穿上軍服，扛著槍，跟著上戰場，有一位年輕人，他媽媽叫他去街上買一包鹽，結果這麼一買，就買了四十年，還沒有回家，原來是被國民黨軍隊抓去當兵了，從此離鄉背井、顛沛流離，爾後撤退來台，隔著台灣海峽，望斷故鄉路，歷時四十載……。

我是本省人，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我的家、我的根，都在這裡，但是，我曾經思考過一個問題：

「如果台灣發生戰爭，我跟就跟那些老芋仔一樣，十五、六歲就被抓去當兵，遠征中國大陸，而後流落在那兒，有家歸不得，那種日子，情何以堪呢？」

用這種心，來去看待軍中的老芋仔，看待社會上退伍的老兵，我對他們不但沒有一絲絲歧視之意，我將心比心，多希望去瞭解他們，畢竟他們來到這裡落腳，並不是他們自由的選擇，而是時代的錯誤。

話說回頭，我的連長他那粗獷豪邁的個性，依然歷歷在目，我在這裡，講這麼多，主要就是要說出來，像我的連長這樣的國軍軍官，他們是非常敬業的職業軍人，他們相信國家安全至上，他們被灌輸一個口令一個動作，他們每週上莒光日，形成一道制約反應的思想體系，打倒萬惡共匪，統一中國大陸，他們更被強迫接受領袖至上，黨的領導高於一切，我們想想，在這種思想教育之下，這批職業軍人的耳中，怎麼聽得進民主改革的聲音呢？怎麼想得到政黨政治的原則呢？怎麼看得到統一中國愈來愈像是一個神話故事呢？又怎麼讓他們體會，黨外人士不是叛亂犯，黨外人士也是愛國的，只是後者愛的是台灣，而他們愛的是遙遠的中國。

有一天，連上值星官宣佈：「五號、十號、十七號、二十五號、……以上所唸到的同學，稍息以後，到連集合場集合！」

我也被點到號碼了，也不知道要幹什麼，也就跟著應聲而出去集合。我們拿了小板凳，在連集合場上坐定了位，值星官接著又宣佈道：「各位同學，現在是我們武器保養的時間，待會兒，各位把自己的槍枝，拿來這裡保養！」

好吧，保養就保養，我們拿著槍擦啊擦，一邊擦一邊納悶：「奇怪，每次裝備保養，應該是全連的事情，為什麼唯獨叫我們這批人呢？其他的人在幹什麼？……」好不容易，擦完了槍，上了油，重新裝配回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工具，再回到連上教室。

探聽之下，原來沒出去擦槍的人，都是國民黨籍的，我們到外頭槍枝保養，他們竟然在裡面開起黨員會議！有的人暗幹在心裡，卻敢怒不敢言，那時，我也不想多說話。這好像一棟建築物，已經爬滿了密密麻麻的藤枝，由來已久了，我在那裡吼了幾聲，頂多是掉了幾片卷焦爛葉，根本也砍不掉盤根錯結的樹根，因此，我就悶不吭聲。要算帳，以後再算吧！

我在鳳山步校的受訓時間很短，大概三個月左右，轉眼一晃，快結訓了。在軍中，依慣例常有離營座談會，那是由各級的長官主辦，讓受訓的學員在會中，吐吐口水，說說建議，表面上是鼓勵大家百花齊放，百家齊鳴，可是誰都知道，軍隊是個自成封閉的社會，裡面強調是的下對上的服從，縱然大家有什麼不滿，頂多是在操練完，大樹底下休息時，長官的背後，暗幹亂罵，或者是私底下找長官，希望某些生活上的措施，或軍事訓練上的課程，能夠有所改進，政治的事情，大家都習慣儘量少碰，不然一頂大帽子扣了下來，會吃不了兜著走。

我們這一大隊，離營座談會是在大隊的餐廳舉行。那一天，座談會開始，大隊長、大隊輔導長，以及其他各級長官，都坐在前面，排成一排，面對著我們，而我們這大隊幾個連，依照連隊分班依序坐好，剛開始的時候，每個人都坐的腰桿挺直，表情嚴肅，不敢隨便嘻笑談話，為什麼呢？原來是我們的大隊長要開場白。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一章  萌芽

  1-3  張貼海報（下）

　

     　隔天，台大法學院徐主任教官與政治系陶智皋教官，二人要緊急約談我，問我為什麼會搞出天大的紕漏。我已經忘了，我當時怎麼答覆他們，只記得，見面之前，有點緊張，就先自我心理建設一番：「貼了就貼了，他們愛怎麼整我，隨他們去吧！反正，蔣經國是人，我也是人，他用這套方法，幹上總統，比起我這一無所有的台大學生，也沒有什麼光釆。」

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精神，頓時成了我的支柱，想想他，挺起腰桿，指著現實社會的長鼻子，大罵：「虛偽！騙子！腐敗！------」，我的心情，好比武林小說裡的男主角，經過一場激烈鏖戰，靠著樹下喘息，接受一位武林高僧自背後運氣，打通血脈，恢復功力那般，我又可以活蹦亂跳的，微笑迎接任何打擊。因此，我接受教官約約談時，充滿自信，侃侃而談。

當天晚上，我的室友，國貿系的吳哲生帶著一臉關心的眼神，對我說道：「蓋世，我們談一談好嗎？」

　　於是，我們兩個就跑到浴室，長夜密談。他不是想責備我什麼，也不是要刺探我什麼秘密。他是一個待人非常謙恭有禮的君子，書也讀得一極棒，跟我一樣，蠻喜歡文學，愛寫寫東西。

　　那晚我們聊了很晚，我深深感謝他的關心，也想讓他了解我的背後沒有任何人或組織，我只是站在一個學生的角度，瞧不起中山堂上，那一幕蔣經國以九十八點三四的超高當選率，演出「一人競選，黃袍加身」的政治舞台劇。

　　第三天，政治系系主任張劍寒又派人來找我了。張劍寒是當年的十萬青年十萬軍，他跟著國民黨撤退來台，離開軍隊繼續苦讀，後來在政治系任教，我進台大時，他擔任政治系主任，他有一張彌勒佛似的笑臉，身材體積龐大，上起課來，條理清晰，幽默風趣，專攻行政法，更是戒嚴法方面的專家，他的戒嚴方面的理論，是國民黨戒嚴體系的鋼骨架構，因此，常被人稱呼「戒嚴大師」。

他那一套戒嚴理論，我一點也不欣賞，可是，我卻蠻喜歡這個人，有的同學，很怕跟他打交道，我卻有事沒事的，就想跑到他的辦公室裡去，找他聊天，或問問他，最近系裡又有什麼新書進來，我好搬回去研究研究。

那天，我上了二樓，敲了他研究室的門，他開了門請我進去，然後小心翼翼的把門帶上。那間窄小的教授研究室，整個牆壁都是書，桌上地上也堆滿了雜誌期刊，他講了什麼，我全忘了，我的日記裡也沒記下來，反正我抱定了「一切隨他們」，記過、退學、或被抓去關，我認為我做的沒錯，這就夠了。

　　事隔幾年，有位同學回想起這件事，跟我打趣道：「張劍寒被你害慘了！論資歷、論地位、論國民黨對他的倚重，他早就該當大法官了，可是，偏偏出了你這個寶貝學生，公然在台大校園裡反對蔣經國，你說，大法官之門他還有什麼指望呢？」我只有一陣苦笑，是不是如此呢，那是他們的事情，跟我無關，我敬重我的老師，可是我跟老師的觀點不同，我就要站出來說話。

　　我第一次親眼看到蔣經國，是在台大操場。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全國大專運動會，在台大揭幕。主辦單位邀請當時的蔣經國總統，前來台大致詞。那天，天氣熱得很，看來沒什麼變化的大會舞，激不起我的興趣，我抱著向同學借來的錄音機，聽當時非常有名的姜成濤的民歌。整個台大校園瀰漫著慶祝的熱鬧氣氛，可是我踩在操場上的砂子，看著來來往往的運動員，並什麼特別的感受。

「總統來了，總統來了！……」

　　有人大喊道，我望司令台那邊看去，蔣經國在貼身侍衛的簇擁下，上台簡短致詞，然後，一群人又走下司令台，慢慢的繞著跑道走一圈。

　　「總統好！------」民眾好像看到電影明星，爭相伸手向前，要跟他握握手，這可苦了蔣經國身旁的侍衛，他們雖然高頭大馬，可是一波波而來的推擠壓力，卻也頂得十分辛苦，難為的是，他們奉命不得讓民眾貼近，但又不得把民眾隔離太遠，損了蔣經國親民愛民的形象。於是，蔣經國就在人群團團簇擁之下，時而握手，時而舉起雙手，向民眾揮揮手，沒多久就匆匆的離去，留下不少人，滿臉洋溢著興奮，爭相炫耀道：「我握到了總統的手了，我握到了喔！」

　　我不像一般學生，會爭相前去湊熱鬧，最大的理由是，我討厭這種父子相傳的家天下政權，任何親民的圖像，都可透過現代宣傳機構，加以營造，可是這種父子相傳，把國家當家產，把神聖的總統選舉，叫萬年國會的國大代表，去熱情演出的做法，這叫做民主嗎？

課堂上，教授告訴我們，什麼叫做民主，什麼公民投票，什麼叫做定期改選的國會，……，可是，走出課堂之外，國民黨正在上演的一齣齣政治戲碼，教授們卻避口不談，或一語帶過，或搬出「動員戡亂」、「非常時期」等等鐵布衫，罩住了學生的思考判斷。

　　以前，有一位投奔西方的蘇聯芭蕾舞巨星，大概是紐瑞也夫吧，他離開俄國本土，到了西方的世界，聚集了更多的鎂光燈，享受了更多的崇拜者，所賜予的掌聲，有一次曲終人散，觀眾爭相要他簽名時，這位老兄，竟然頭回也不回的丟下一句話就走：「十五年後，他們就會把我忘記的，到時，他們瘋狂的是另一個人了。」

　　這段故事，是我在一本雜誌上看的，真相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如果是真的話，紐瑞也夫的一席話，卻蠻有哲理的，說出了名聲如泡影，群眾是健忘的，有的人，默默無名時，拚命的想一舉成名天下知，名滿天下後，卻老是愛戴著太陽眼鏡，以免走在路上被人認得出來。

　　電影明星，或運動明星，一旦他們表現差了，就會遭到淘汰，人們也不在像過去那樣，為他們瘋迷，可是，世上的掌權者，尤其是獨裁國家的政治領袖，當人民厭倦了他或討厭了他，人民沒有辦法像影迷、球迷那樣，說我不喜歡了，你可以下台了，獨裁統治下的人民，如果說我不喜歡了，這時下台的不是掌權者，往往是說話的人，被拖了下台，或被送到牢裡。

　　我公開的在台大校園裡，說出「我不喜歡了，你們這種蔣家政權！」，整個大學生涯，一直到研究所畢業，除了被老師及教官約談，沒人記我過，也沒人把我抓去關，我照舊在台大醉月湖畔唸詩，照舊在宿舍浴室裡高歌，照舊在台大操場上練習長跑，套句俗話說，我是活得好好的。

　　班上一位好友，看我如此狗運亨通，安然無恙，就跟我打趣道：　

　　「你爸爸真偉大，幫你取個好名字，英文唸起來像『蔣介石』，所以，蔣經國也拿你沒辦法，要是抓了你，豈不是『大逆不道』嗎？哈！哈！……」

　　　1-3   張貼海報（上）

　   進入台大第一年，我就住在紹興南街的台大男生第四宿舍。那是一棟新建的宿舍大樓，來自全島各地考上台大的學生，能夠擠在一起，一塊讀書，一塊吃飯，一塊睡覺，一塊在宿舍球場奔馳，一塊在隔壁女生宿舍大門口站崗，一塊在寢室內高談闊論，或互相交換蹺課心得，或彼此吹噓戀愛經驗，或大談國家大事……。

　　有一天，一位別系的同學，過來找我，壓低著聲音說道：「蓋世，有一本書很棒哦，想不想看啊？」

　　「什麼書，這麼神秘兮兮的？好啊，拿來我看看吧。」

不一會兒，他傳來一本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李敖的大名，我早已風聞，只知道他是文壇的怪傑而已，而看了他的書，讓我如獲至寶，看得大呼過癮。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那本書，不過是罵罵國民黨的官場現形記，批批瓊瑤不食人間煙火的虛幻愛情故事，戳戳來自中國大陸殘留的「吃人的禮教」，如此而已，但卻是當年的禁書。

我看了意猶未盡，還想再要幾本李敖的書，可是那位同學卻緊張兮兮的答道：「噓，別那麼大聲，那是禁書哦，不要大聲張揚。」向他要不到，我就跑到台大總圖書館，去翻箱倒篋，找出好幾本《自由中國》雜誌，在雜誌裡，讀到李敖寫的令人拍案叫絕的文章，同時，也初次接觸了雷震、傅正等人，早期鼓吹開放黨禁的文章。

雖然有這樣的接觸，我對於組黨這件事，當時只有糊模的概念，只知道政黨政治，就是制衡政治，至於台灣人要不要自決？或甚至台灣要不要走向獨立路？我都不清楚。

讀建中的時候，我就跟一般的高中生一樣，人在台灣，心中不知有台灣，只想國家強大，統一中國。到了台大，我慢慢的發覺，統一中國，是個遙遠的目標。一九七八年三月廿一日，這一天，原本是窩在宿舍安靜自習的日子，但在外頭，卻是國民大會票選總統的重要日子。

　　國民黨撤退來台，原有的國民大會，也跟著搬到台灣，他們搬是搬來了，卻從不落地生根，整個國家的總政策，放在反攻大陸，因此，國民大會的架構不變，國大代表也從不改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憲政怪獸。國大代表們每六年開一次會，為國民黨的總統副副總統候選人，國大代表他們坐擁高薪，只做合法背書的橡皮圖章。

　　話說那天早上，我本來好端端的窩在寢室裡看書，不知怎麼搞的，宿舍的喇叭，傳來嘈雜的電台播報聲：

　　「蔣經國一票！蔣經國一票！蔣經國一票！……」

　　「到底是那個傢伙搞的鬼，吵死人了，……」我心頭不太愉快，走出寢室外面，看了一看，原來是整個宿舍的擴音器，現場播放正在中山堂舉行的國民大會，總統副總統的選舉過程。

「算了，忍一忍吧，看我的書吧。」我再走進寢室，坐著桌前，想把心靜下來，可是那擴音器的聲量，不但未減，而且一聲聲「蔣經國一票------」尾音拉的好長，國民大會現場聲音嘈雜，我忍了半個多鐘頭，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心想，我雖然只是個學生，也許我知道的有限，但我清楚，任何民主國家，選總統，人民就直接投票，可是台灣人民卻無權選自己的總統，而每次都由這個「萬年國會」來票選總統！這還不打緊，出馬競選的，只有一組人選，形同國家花了大把的錢，養了一千多位國大代表，平常沒事幹，每六年就上場充當投票部隊。

　　當時在寢室裡，孤零零的一個人，可是我的心裡告訴自己，時候到了，我有話說，我們的宿舍有一個封閉形的天井，開票的噪音，繼續在天井裡迴盪不去，宿舍裡的同學，也不知跑那裡去了，聽不到往日嬉笑玩樂的聲音，遙遠的地方，又傳來一串串鞭炮聲，祝賀蔣經國當選的鞭炮聲，此起彼落……。

我拿出一張紙，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決定寫張海報，聲明退出國民黨，表明我反對蔣經國，以萬年國會「總統加身」的作法，於是，我一個字一個的慢慢寫下來，下面就是我反對將家政權的第一張小型海報內容：

　　　　「我不認為中國的命運永遠

　　　　　被懸著是對的；

　　　　　我不認為那一串串的鞭炮聲

　　　　　一聲聲的唱票，

　　　　　意味著

　　　　　中國偉大時刻的來臨；

　　　　　我不認為兩個中國的對立

　　　　　是中國人之福；

　　　　　我更不認為這個現狀的無盡

　　　　　的延長給中國歷史帶來多少

　　　　　光輝；

　　　　　我認為：

　　　　　真正民主的中國的建立歷程

　　　　　是　艱辛的　漫漫長期的

　　　　　但我們要去爭取

　　　　　我們要祖國國土出現全民的

　　　　　不是一家一姓的中國！

　　　　　所以　今天

　　　　　我退出國民黨。

　　　　　　　　　　　　　　　　江蓋世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寫好之後，檢查一下，沒有錯字，嗯，很好，我不怕人家追究，我偏要人家知道，這件事是我幹的，因此，整整齊齊簽了名，又細心的蓋了我的章，好了，拿出去貼吧。我打開房門，四週一望，沒半個人影，就快步走到男生宿舍大門口，貼上去，然後又走進寢室，可是待在裡頭，感到有點緊張，呼吸急促，好似一個全副武裝的，衝上前線的士兵，四下望去，空無一人，頓感淒涼。

「去外頭走走吧，做了就不要怕，該來的總要來。」主意打定，穿著拖鞋，我就走出宿舍，在紹興南街、徐州路附近，逛了一陣子，心情放輕鬆了些，才緩緩的拖著腳步，回到宿舍來。進了大門時，抬頭一看：

　　「哇，我的海報被人撕掉了！是誰的幹的呢？……」

　　我快步的走進寢室房間，一看，我的海報是被人撕了下來，竟然折疊起來，好端端的擺在我寢室的桌子上！我心頭很不舒服：「這是誰幹的呢？誰故意找砸？……但是，對我不滿，又怎麼會把海報好端端的，擺放在我桌上呢？」

　　原來，是宿舍的工友，趁人不注意的時候，迅速的把它撕了下來。沒多久那工友偷偷跑來找我。他是一位強壯的青年人，大約卅來歲，長得魁梧的身材，外貌樸實耿直，平日的的工作，就是打掃男生宿舍的裡裡外外，常常看著他，頂著大太陽，汗流浹背，整理宿舍庭院的花草，或到處敲敲打打，修修補補。

他平常也不愛講話，偶而會跟學生打打招呼，然後就埋頭苦幹，做自己的活兒。他來找我，眼神懇切，面容憂慮道：

　　「少年人，卡忍耐咧！彼張是我甲你撕落下來，趁無人看著，趕緊收起來！」

　　「哦，原來是你，真謝謝你了。」我這才恍然大悟。我好想對他解釋，國民大會是萬年國會，蔣經國「御用」國會來黃袍加身，------唉，講這麼多，他能聽懂多少？他還緊緊的抓著我的手，一副既責怪又拜託的的表情，我不知道能說些什麼，想到自以為非常莊嚴神聖的抗議行動，貼出來沒多久，也沒有幾個學生看到，就被這位老兄一隻粗壯的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撕了下來，我又好氣又好笑，只好苦笑著，跟他說聲謝謝。

             （未完待續）

　　1-2  浪漫狂飆

　　進台大以前，我是個符合一般社會標準的乖學生，班上成績排名在前面，當班長，當兩次全校模範生，我不抽煙、不喝酒、不打撞球……。可是一進了台大，我開始懷疑這些價值觀念。

我不喜歡上課，老愛泡在圖書館，或捧著書，在樹下自我欣賞。剛開始，我一頭栽入胡適的白話世界，他以那淡如白開水的文筆，向傳統的中國社會開刀，我看了大呼過癮，把台大圖書館內整套的胡適選集，陸陸續續看完。

另一方面，我也開始去摸索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及列寧的著作，這一大堆社會主義的著作，台大政治系的辦公室有全套的，我有空沒空，就去抱一堆回來，也不管裡頭抽象的哲學史觀，或經濟思想，我了解多少，我像隻飢渴的馬，走過荒漠之地，來到清澈小溪旁，拚命的豪飲。

我愈來愈討厭上課，尤其討厭那些照本宣科的教授，他們無法啟發我，只會浪費我寶貴的時間。大一第一學期結束時，成績單一公佈，我的一門「法學緒論」居然被當時的法學院院長姚其清當掉了，我難過了一個星期，雖然跟我一起被當的不下十來位，這麼一當，敲碎了我拿「書卷獎」的美夢。

　　我因禍得福了，一門課被當了之後，我徹頭徹尾的反省，乖乖的上課，乖乖的讀教科書，是非常無聊的，成績，閃一邊去，我愛看，我就看，我愛做夢，我愛讀詩，我愛寫情書，我要打破傳統，做個浪漫狂飆的學生。

　　我不想墨守成規，強烈的念頭，要打破傳統。雖然讀的是政治系，我卻老想跑到台大文學院，去旁聽莎士比亞的課，或聖經文學，或泡在圖書館裡一整天，看盧騷，黑格爾，羅素……，有一陣子，狂烈的熱愛上俄羅斯文學，管他的學期考試快到，我只顧讀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高爾基的著作……，我人雖在台灣，卻隨著俄國文豪，倘佯在靜靜的頓河，奔馳在烏克蘭大草原，穿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走過農奴的悲慘世界，幻想自己走入民間，宣揚自己所相信的真理。

　　有一次，心血來潮，一大早，我就跑到政大圖書館，一口氣借了八本書，在三樓牆角找到一個位置，除了中午吃飯或上廁所之外，書一本一本的看，筆記一頁一頁的寫，一直到圖書館三樓的燈都全關了，唯有我還賴著不走，捨不得把桌上的燈關掉！

為了考試，這麼拚命嗎？才不是呢！我借了一堆與考試無關的文學哲學的書。為了考試，我才不會這麼拚命的。我還記得很清楚，正當圖書館要打烊了，我手頭看的是，哥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哥德把主人翁維特的戀情，寫得非常細膩，我看幾頁，整個心如同磁石給吸住了，維特高興，我就高興了，維特沮喪，我也跟著愴然若有所失，看到最後，維特寫給他無緣的愛人夏綠蒂的絕別書時，我的心，好像被凍在那裡，忘了自己是在政大圖書館裡，也沒察覺到圖書館工作人員催著要關門了……。

　　胡適解放了我的文筆，我學習用淺顯的白話，去表達我的思想與感情，改掉了以前愛吊書袋的毛病；而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的文學鉅作「約翰克利斯朵夫」，則解放了我的思想，強化了我要打破傳統，打倒權威的慾望。

羅曼羅蘭，生於一八六六年。他出生的地點叫做克拉姆西，這個地方，在一八七○年普、法戰爭中，法國戰敗，割讓給德國。從小就做了亡國奴的羅曼羅蘭，長大之後，他藉著一支筆不斷的創作，抒發悲天憫人的胸懷。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羅曼羅蘭一生的思想精華，作者花了廿五個年頭，寫出長達一百多萬字，它描寫一位熱血澎湃的音樂家，橫衝直撞的，討伐當時封建社會的傳統，他揮舞著唐吉訶德的長矛，去戳破現實社會的謊言。

　　大一時，我的同班同學賴昭志，跟我住在台大男生宿舍同一寢室，我倆不約而同的迷上了「約翰克利斯朵夫」，每天一大早，他一骨碌翻下床來，第一件事，就是看這本書。一大清早就看，深夜也看，可見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魅力了。而我呢，簡直看得比聖經還勤。以前看到厚厚的書，重要的章節翻一翻就夠了，不重要的，就隨電風扇讓它吹走。

原本，我看這本書，是抱著翻小說的心情去看，但看了一章之後，我的速度卻慢了下來，原因是：「這麼好的書，我怎麼捨得秋風掃落葉？我要邊看邊咀嚼，邊咀嚼邊回味！」

　　進入大學，剛開始接觸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尤其是類似「職業革命家」的觀念，總覺無比的快意恩仇。我要幹我所能幹的事，冬風吹，戰鼓擂，誰也不怕誰！我不但在校園裡，愛講大話，也喜歡到處寫信，表達與眾不同的看法。當時的國民黨教育，給我們一個刻板的框框，中國大陸那邊是不自由的，共產主義是可怕的，沒有人性的，而台灣這邊是自由民主的，是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是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可是，上了大學以後，我就覺得這套框框，相當荒謬可笑，有一次，我就寫了一封信，寄給同班同學石之瑜，信上大意如下：

　　「人類的思想，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如果我們來做個實驗，把一百個台灣出生的嬰兒，送到大陸去，同時，把一百個中國大陸的嬰兒，送到台灣來，你看看，結果會是如何呢？廿年後，台灣成長的中國大陸嬰兒，長大成人後，他嘴巴裡不是喊共產主義萬歲，而是三民主義萬歲。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成長的台灣嬰兒，廿年後，他們的腦袋裡，國民黨政府是蔣家集團，共產主義世界才是天堂。因此，兩邊政權，加在人民頭上的思想教條，只是環境的產物，絕非真理。」

　　我完成了這一封信，看了再看，甚表滿意。好東西，不該獨享，就沒頭沒腦的裝入信封，貼上郵票，寄去石之瑜他家。反正，我倆互相寫信，瞎扯打屁慣了，我也不問他收到沒有，過了一陣子，我也就忘了。

沒想到，有一天他氣極敗壞的找我，掛著一付苦瓜臉劈頭問道：「喂，你老兄寫了什麼信給我，調查局找上門來了！」

　　「調查局？我……我……啊，我想起來了，我寫了一封信，討論台灣與中國大陸嬰兒交換的事，你收到了沒有？」

　　「當然有啊！調查局還去問老爸呢，說江蓋世，這個人真名是什麼？我簡直笑不出來了！」

　　原來，在蔣經國當權的時代，即使是兩位台大學生的通信，也可能會遭到檢查。調查局居然正事不幹，卻把我的信扣押，還要調查是否共產黨派來的地下組織，幹什麼勾當。

　　時隔將近廿年，石之瑜在美國拿個政治學博士，順利返回母校，目前就在台大擔任政治系副教授，我倆在聊起這段往事，不禁相視哈哈大笑。

　　在那時，一般的同學，要嘛盡情的玩樂，要嘛參加社福社團，聊表自己對社會應盡的心意，而更多的人，希望快快畢業，乘風破浪遠渡美國求學。我呢，也不想遙遠的未來，只是討厭當年的國民黨教育，在我頭上所鑄的思想緊箍咒，我恨不得快快將它砸下來。

我常常踩著一輛中古鐵馬，快速的在台大總區椰林大道馳騁，迎面而來的涼風，吹得我心滿意足，雖然我要去擺路邊攤，我要去當家教，我是個無殼蝸牛，要去租一個房子，跟媽媽住在一起，我要去應付一大堆無聊的考試……，我還是把自己弄得很快樂，穿著短褲，繫上球鞋，頂著風沙，滿頭是汗，我的心裡，不斷的吟唱著，唐吉訶德自封騎士時的歌詞：

　　　　　「忍受那不能忍受的痛苦，

　　　　　　跋涉那不堪跋涉的泥濘，

　　　　　　負擔那負擔不了的風雨，

　　　　　　探索那探索不及的辰星。」

　　唐吉訶德的詩詞，盤繞腦海，讓我慢慢的看不到眼前的人情世故，聽不到師長昔日的耳提面命，看不到擺在眼前的法條律令，突然間，我發現，戳破虛偽，好比高空跳水，一樣的爽快，向權威挑戰，惹得他們臉色鐵青，頭上冒煙，是人間最大的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