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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三） 

　　我們這次進軍士林官邸，整個行動是臨時起義，我只知道目標朝向官邸，但遊行的路線並沒有事先規劃，而剛剛上了復興路橋途中，有一輛反方向的自用轎車，那位車主拉下窗戶，罵了一句話，而引起群眾的不滿，就有人包圍上去，用腳踹他的車子，甚至向裡面的車主吐口水，幸好有隨行的民進黨的糾察義工，趕快制止，遊行隊伍一陣騷動之後，繼續在陸橋上往前走。

　　說實在的，當時我也不知道，警方將如何對付我們，當場逮捕呢？或在那一個街口，以拒馬或水龍車等待我們呢？為了紓解我本身的壓力，也想讓遊行隊伍抱著輕鬆愉快的心理，遇到狀況時，不會反應過度，或以暴制暴，因此，我走在前面，手上拿著那張「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海報，我一邊走，一邊保持微笑，我可不要讓媒體記者，看到我掛著一張繃緊的臉，好像風蕭蕭兮易水寒，一去不返的送葬隊伍那樣。我想讓群眾體會，我們是為了思想自由而戰，我們是非暴力的鬥士，我們的臉上應該呈現著笑容，我們的喉嚨應該發出快樂的歌聲，所以，我請拿麥克風的兄弟，不斷的唱歌，不斷的呼口號，也不斷的呼籲，站在道路兩旁的觀看者，加入我們的陣營：

　　「現在，阮欲去士林官邸，請逐家做伙鬥陣行！」

　　我們一群一百多人，走向復興路橋，沿著中山北路，往北前進，這時，我的心情輕鬆了下來，我的耳畔，隱約聽到自由的號角，我不斷跟前後左右的伙伴，打打氣，說說笑。我曾經看過一捲記錄片，裡頭記錄美國六○年代， 金恩 博士所領導的民權運動，他們那些民權鬥士，面臨警方逮捕的時候，是一邊拍手鼓掌，一邊載歌載舞，走進警察逮捕犯人的大型巴士。或許是民情不同，過去黨外的示威，有人敢走出來，已經難能可貴了，若是一邊走，一邊載歌載舞，恐怕會被路人當做神經病，因此，傳統的遊行，就是以莊嚴、肅穆、悲壯、激昂的基調，來展現我們的訴求。這一次，我希望用快樂的心情，創造歷史！

　　走在中山北路上，我們士氣愈來愈高昂，人數也由一百多人增加到兩百多人，後面還有更多的摩托車騎士加入。我心情覺得很輕鬆，就開始跟左右的人，邊走邊聊，有一位約三十幾歲年輕人，中等身材，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他住那裡，現在更忘了他的長相是什麼，我只記得，他走在我身邊，一邊走一邊對我說：「我今仔日，足歡喜咧！」

　　「你歡喜啥米？」我笑著問他道。

　　「我有塊呷頭路，下哺我就請假無去上班，專工欲來甲恁鬥陣行！」

　　「哈，真感謝你，咱若鬥陣行，咱就嘸驚啦！」

　　「我，我，已經等足久，……等到今仔日，我才有機會，……咱台灣人乎壓彼呢久，今仔日，我……我……足歡喜咧！我……嗚！……嗚！……」

　　我身邊這位兄弟，跟我走在前排，說到這裡，悲喜交集，竟然當眾哭了起來，我一下子也傻了眼，也不知該說些什麼來安慰他！

　　我們的前面，有多少鎮暴警察磨拳擦掌，嚴陣以待呢？我不知道，下一個路口，很可能另有狀況，我們必須馬上做判斷，隊伍應該如何前進，可是，我身邊這位兄弟，他的一陣哭泣，讓我鼻峽為之一酸，眼淚也快奪眶而出，不行，不行！我要趕快恢復理智，我趕緊的深呼吸，試著把眼淚吞下去，我告訴他：

　　「兄弟，咱嘸通流目屎，咱要高興，繼續向前行，好否？」

　　我安撫了他之後，望前行沒幾步，前面馬上有狀況發生了。六點十分左右，我們快接近中山北路與南京東路口的交叉路口時，兩輛鎮暴車，滿載著鎮暴警察，從我們的後面急速超前。

 

　　「哇，伊們來啊，伊們來啊，欲來擋啊！」隊伍中有人大喊，引起了一陣騷動。

 
　　這時，我們就面臨了一個選擇，要硬碰硬，與他們鎮暴警察當街對峙？還是，走迂迴路線，閃過他們，繼續朝目標進行？因為當時正值下班的交通尖峰時刻，如果我們跟警方在中山北路與南京東路的路口對峙，雖然會引起更多的人群圍觀，可是，附近那一帶的交通，一定陷於癱瘓，再加上，若有人蓄意挑釁，我們很難維持一貫的非暴力立場。因此，我決定迂迴前進，以避免兩軍對幹。負責指揮的同志就下令：

 
　　「右轉，行南京東路！」

　　好，這時，我們的評估，以和平的持久戰，會比兩軍對峙，更能維持我們非暴力的原則，於是我們這支隊伍，開始跟台北市的警察，玩起大規模的捉迷藏遊戲。我們的人愈來愈多，隊伍愈來愈長，一但遇到他們部署已久的銅牆鐵壁，我們馬上轉移陣地，迂迴前進。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二） 

　　下午五點多，陳明秋走過來我的旁邊，在我的耳朵旁說道：「整個立法院四周，警方已經佈下強大的警力，要往監察院、行政院、總統府等所有的通路，只要我們一出去，就通通封鎖了，……我們被封死了，因此，現在，除了右側的復興橋，我們別無出路了……，蓋世，謝長廷他們的演講快要完了，現在，你要做個決定，走，或不走？……快，趕快決定！……」

　　當我知道前後左右的道路，即將完全封鎖，我那時，才深深體會到，「破釜沉舟」的悲壯心情。好，既然我們去不了總統府，我們就進軍士林的總統官邸吧，他們防備的非常嚴密，卻沒有想到，漏了一條通行車輛的復興橋，這就是我們的機會！

　　我考慮了幾分鐘，便告訴陳明秋道：「好，我們上復興橋，目標士林官邸。」

　　這時，周柏雅帶來七、八張小型的海報，上面寫著「反對國安法」、「回歸憲法」、「抗議強姦民意」、「只要解嚴」等，這下子，我們待會兒遊行的道具增多了，使現場增色不少。

　　下午五點二十五分，謝長廷繼續發表演說，現場已經聚集了上千名的群眾，他以一貫詼諧犀利的口才，講得群眾不斷鼓掌歡呼叫好，最後，他帶領全場的群眾，高呼口號：

　　　　「抗議國安法！」

　　　　「抗議表決部隊！」

　　　　「表決部隊不要臉！」

　　　　「國會全面改選！」

　　最後，謝長廷宣佈道：「今仔日的示威行動，到遮完全結束！」

　　民進黨社運部督導謝長廷，正式宣佈解散了，可是，現場上千名的群眾，卻仍停留在原地，不肯離去，為什麼呢？很多人，預期我們今天還要去總統府示威，他們不想只當個鼓掌叫好的聽眾，他們要行動！

　　好了，時間到了，現在該我們這批基層黨工上場了。我一直等到謝長廷宣佈解散，是不想讓他造成困擾，因為他是社運部的督導，若整個示威活動，有什麼差錯，他要負全部的責任，我也是民進黨創黨黨員，我也應該服從他的指揮，但是，我們這批基層黨工，不願意眼睜睜的看著，那一棟萬年立委盤踞的國會，通過一項台灣人民思想自由的緊箍咒，而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坐在地上，歡呼、鼓掌，然後，回家吃飯、睡覺。

　　謝長廷離開之後，我馬上登上台階，拿著麥克風，正式向現場的群眾宣佈：

　　「即馬，阮欲來去士林官邸－－」

　　我才說了一句話，現場歡聲雷動，打斷了我的話，許多支持的民眾，頂著一整天的大太陽，滿臉曬紅，汗流浹背，就是在等待這一刻！一聽到要去士林總統官邸，群眾臉上立即浮出無比的興奮。

　　我繼續說：「各位，昨仔日，我欲去總統府，乎伊們擋著，所以，即馬，阮欲直接去士林官邸，向蔣經國表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阮反對伊們制訂國安法，來剝奪咱的思想自由！……各位欲走向士林官邸這條路，阮欲堅持甘地『非暴力精神』，如果，伊們將我掠去，我會惦惦接受伊們的逮捕，無欲做任何反抗，而且，感謝伊們的逮捕！……因此，請欲甲阮鬥陣行的人，若我乎伊們掠去，請嘸通為我做任何反抗的行為！……現在，我正式宣佈，咱的遊行開始！」

　　一陣歡呼之後，我們開始踏上這段歷史性的「進軍士林官邸」抗議之旅。

　　現場雖然有上千名群眾，可是，台灣戒嚴將近四十年，從來沒有任何一場示威遊行，把目標朝向總統官邸。此行一去，安危如何？沒有任何人能夠事先預料，因此，群眾的歡呼聲中，我們開始遊行，走了兩、三分鐘，我往後一看，哇，後面只有一百名左右跟上，雖然這樣，我的心裡並不感到孤單，我們一起走的，有自由時代的同事兵介仕、黃怡、陳明秋，有謝長廷服務處廖耀松，有尤清服務處楊木萬、還有人稱「黨外保母」的田媽媽、有來自高雄的詹益樺……等。還有許許多多我在街頭運動熟識，但叫不出人名的基層黨工，與熱心的民眾。就這樣，我們這支非暴力的義勇軍，走上了連接中山南、北路的復興橋，一路往前邁進。

　　我們上了橋後，為了提振大家的士氣，我們就一路唱歌、一路喊口號，「團結為自由！－－團結為台灣！－－團結為民主！－－」

　　我們跟謝長廷服務處借來的麥克風，是比一般的手提式麥克風還來得重，它有一個長方體的音箱，再加一個延長線，接一個麥克風，因此，行進間，需要兩個人配合，一個人講，一個人背音箱。那個長方體的音箱，揚聲效果，功力十足，喊起來，整條街都聽得十分清楚，可是，它非常的重，一路走下來，就由詹益樺與周柏雅兩個人輪流背著。

　　周柏雅，一九五九年生，彰化田中人，政大政治研究所碩士，當時，他在周清玉所主持的「關懷中心」，擔任人權幹事，後來，姚嘉文擔任民進黨主席，他隨著到黨中央社運部擔任幹事，一九八九年擔任台北市議員。

　　然而，詹益樺則是在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於鄭南榕出殯大典的行進中中，在總統府廣場前引火自焚，壯烈犧牲。

　　這一趟長達四個多小時的遊行，幸虧詹益樺與周柏雅這兩位身體健碩的好兄弟，一路輪流背著我們這個唯一的發聲武器，走完全程。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一）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 ，台北市博愛特區的上空，烈陽高照，但政治氣息，卻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歷經 六月十日 的「博愛特區遊行」， 六月十一日 這一天，情治單位彷如大敵來臨，重新佈署警力，把整個博愛特區嚴密封鎖，只留下立法院大門口，讓民進黨中央發動的群眾，定點示威，而不得到處流竄。

 

　　上午八點多開始，就有許多民眾來立法院正門口聚集，到了上午十點多之後，人數慢慢增加到近百名，十一點多，民進黨社運部督導謝長廷，出現在正門口，他開始發表演講，接著立委尤清、張俊雄、許國泰等人，陸陸續續的由立法院內走出來，輪番上陣，痛罵國安法。

 

　　快接近十二點的時候，謝長廷帶領群眾高喊：「表決部隊不要臉！」

 
　　群眾又是歡呼，又是鼓掌，可是下面總是有人發問：「今仔日，有欲行否？」

 
　　接著，民進黨中評委郭吉仁以及李勝雄律師兩人相繼上台演講，講完了之後，就結束了上午的抗議行動。

 
　　其實來參加的民眾，很多人心裡都明白，無論我們喊破了喉嚨，無論我們在豔陽下曬夠了太陽，無論我們的Ｔ恤，浸透了多少汗水，國民黨高層已經吃了秤陀鐵了心，國安法一定強渡關山，而當時的民進黨，面臨了兩條路線的爭執，應該透過體制內的議會路線，推動改革？還是透過體制外的群眾路線，要求人民革命？

 
　　當時很多街頭的黨工，他們不滿民進黨的公職明星，一進入體制內，就無法回到街頭，從事街頭的抗爭運動，可是，絕大部分的街頭黨工，他們沒有公職所具有的社會資源，與法律上的地位保障，因此，他們還是在公職明星的號召之下，被動員而來，聽演講，呼口號，痛罵國民黨，向公職明星歡呼叫好。

 
　　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我雖同意民進黨的公職，有他們的社會資源，與社會的號召力，但是我認為，在國民黨尚未解嚴之際，唯有以強有力的街頭路線，以展現台灣人民非暴力的抗爭力量，才能夠迫使台灣邁向民主改革。

 
　　 六月十一日 下午二點，我按照我原定的時間，帶著同樣的行頭，身披甘地精神綠背衫，帶著那張「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海報，坐在昨天同樣的地點，開始靜坐。很多人看到我一來，立即擁了上來，紛紛向我致意。其中，有好幾個人，問我同樣一個問題：

 
　　「蓋世啊，今仔日，有欲行出去否？」

 
　　我只是保持微笑，不做任何答覆，若有人繼續追問，「阮不愛聽啥米演講啦，下晝，咱擱來行一擺，好否？」

 
　　這時，我只有雙手合什，感謝他的關心，但不做任何的答覆。

 
　　昨天已經闖過了一天，我已經豁出去了，警察抓不抓我，那並不重要了，今天我要做的決定，就是，我不願意面臨國民黨把國安惡法強行通過，而我們唯一能做的，竟然只是在太陽底下，等待、等待又等待。

 
　　我下決心，今天要走出去，但是，我不能連累民進黨中央的領導幹部，尤其是謝長廷，因為黨中央給他的任務，只是在立法院前，定點的示威，並沒有要求他帶領群眾，進軍總統府。既然這樣，我做下任何決定，我就要自己負責，所以，我跟幾位共同策劃的朋友講好，謝長廷宣佈活動結束之後，我們的遊行隊伍，才開始拔營遠征，使謝長廷不必為我們的行動負責。

 
    　下午三點，當時民進黨唯一的大陸籍資深立委費希平，再度開場，進行下午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呼籲大家不要鬧事，接著，賁馨儀、謝長廷、邱義仁等人，陸陸續續上台演講。台下的群眾聽歸聽，但大家仍一直在問：「有欲行否？」

 
　　他們在演講的過程中，我仍然繼續靜坐著，我想到，趁著人群這麼多，反國安法，是我們的主訴求，但是，我希望能透過這個場合，把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傳播出去，因此，我準備好一張長條形的宣紙，拿出一隻非常粗大的毛筆，用事先準備好的小盤子，倒上墨水，把宣紙攤在地上，然後跪趴在地上，寫著甘地的名言：

 
　　　　「真正的非暴力，就是遭到打擊，仍然愛他。」

　　就常情而言，這是癡人說夢話，在這社會上，有誰能遭人一頓拳打腳踢，而仍然可以面帶微笑的說，我還愛你。坦白講，我自己也很難做到，就是因為這樣，我更想把這句話，透過當眾揮毫的行動，讓它成為群眾矚目的一幅字畫，群眾所看到的，不單單只是那幾個字，更重要的是，透過那幾個斗大的白紙黑字，我要向群眾傳達，我們要挑戰統治者的權威，但願意承受他們的任何打擊。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1立法院前的風暴（下）

　　當我們走到靠近台大急診室旁，蔡文旭看到洪奇昌趕來聲援，於是，蔡文旭請他加入我們，讓洪奇昌拿著麥克風，帶領我們呼口號。當我們隊伍快到介壽路時，一部台北市警察局的警備車，載滿了一車的警察，衝到介壽路口，這群警察，人手一隻警棍，以快跑步的方式，迅速圍成一道人牆，擋住我們的去路。

　　「衝啊！衝啊！」我聽到背後有人大喊。

　　但我心裡很清楚，這批警察人員，根本沒有任何鎮暴裝備，都是穿著短袖，載著警察大盤帽，手上雖然拿著黑色的警棍，可是，我看到他們個個的神情，相當的緊張，顯然是臨時調度過來的，事前沒有任何心理的準備。我們的人，已經增加到兩三百人，而他們才三、四十位，要衝，憑他們的人牆，是擋不住我們的，可是，在衝撞的過程中，我很難保證，我們這批臨時起義的隊伍，能堅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原則。我並不怕衝突，但我擔心，在衝突的過程中，我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人，堅守非暴力的原則，而傷害了擋在我們面前的警察。我從印度甘地那裡，學到最寶貴的一句話就是：

　　「非暴力就是，遭到打擊，仍然愛他。」

　　這是一句非常高難度的道德標準，我自己也無法徹底實現，那麼，我又怎麼能下令，讓跟在我身後的兩三百人，完全沒有接受非暴力訓練的群眾，沒頭沒腦的往前衝去，而任他們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而成為流血事件呢？我反對惡法，並不願傷害警察，何況，我經常在演講中強調，「警察是咱的兄弟！」

　　當下裡，我決定轉向，將隊伍帶往國民黨中央黨部。我們一群人走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這時警察也如影隨行的，展開一個大型的封鎖圈，絕不讓我們再出去闖總統府，面對這樣的情勢，我就要求群眾通通坐下來，先穩住軍心，驅除大家的恐懼感，然後，我們再開始演講、唱歌、呼口號，維持大家的士氣。這時，有一個人，興奮的大聲的高呼：

　　「咱已經突破博愛特區啦！」

　　現場群眾掀起一陣歡呼。

　　過去的示威或陳情，頂多僅限於立法院門口，或監察院門口，或以前舊的台北市議會大門口，定點活動而已，這一次，我們雖然沒有直達總統府正門口，但我們做到了，過去做不到的事，我們在短短的一小時之內，由立法院遊行到監察院、行政院、市議會、總統府廣場景福門、國民黨中央黨部等博愛特區的重要機關，這是黨外運動以來的第一次！

　　我們這一群要求「台獨思想自由」的隊伍，做了一個偉大的突破，無怪乎大家欣喜若狂！

 
　　下午五點多，我們又開始移動，準備走回立法院，與那邊更多的群眾會合。回程的過程中，雖然我一再呼籲，堅守非暴力的原則，途中也發生一件小小的插曲。城中分局三組的便衣人員，尾隨著我們，朝著我們的遊行隊伍不斷拍照。很多人最討厭情治人員的這種行為，而把他們罵成「爪爬仔」，因為他們擔心一旦被照了相，將成了日後政治迫害的證據，因此，有一位民眾就衝過去，把那位情治人員的相機搶了下來，抽掉底片，摔壞相機，警察人員見狀，驅前制止，就有人大喊「警察掠人！」。現場情勢一度緊張，雙方一時劍拔弩張，幸好，現場有幾位民進黨的糾察人員出面協調，化解衝突，警察也不再介入，退至路旁，一字排開，於是我們就回到了立法院大門口，現場守候在大門口的數百名民眾，高聲歡呼，歡迎兩軍會合。

　　我們這一群以優閒散步的方式，突擊台北市的博愛特區，創下了台灣反對運動的先例，回到了立法院的大門口，我們受到了英雄式的熱烈歡迎。這時，很多人就慫恿我，踏上民進黨中央社運部所主辦的講台，希望我講講話，可是，當時擔任社運部督導的謝長廷卻阻止我上台發言。這時，我還是默默不吭聲的，再度回到我原先靜坐的老位子，坐了下來。此時，我挺身靜坐，雙手放至大腿，但耀眼的斜陽，正面而來，使我有一點打不開眼睛，我只好適度做深呼吸，把剛才浪漫狂飆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

　　立法院前，集結的民眾，愈來愈多，有些人不願意靜靜的呆坐在那裡，不斷表示意見：「行啦！行啦！咱不愛惦惦坐，咱欲出去行！」

　　面對群眾提出遊行的要求，謝長廷只好帶領大家，沿著立法院周圍繞一圈，到了下午六點，遊行隊伍走到了立法院群賢樓前，剛好碰到立法院下班了，人群就在群賢樓前高呼口號，大聲痛罵那些萬年立委。下午六點十五分，謝長廷宣帶今天的示威行動結束了，民眾才慢慢的散去。這是民進黨社運部所辦的示威活動， 六月十日 是第一天，整個活動，和平收場。可是，接下來還有兩天，情勢就愈來愈緊張了。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1立法院前的風暴（中）

　　 六月九日 那天，我拿著那張海報，在立法院前靜坐。第二天， 六月十日 ，我看了《民眾日報》，不禁笑了出來。《民眾日報》是台灣南部的大報，他們的言論一向同情反對運動，有關黨外或後來成立的民進黨，該報報導的幅度，相當寬廣，而一九八六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該報更是大力捧場，而慘遭停刊七日的命運。以這樣親近反對運動立場的報紙，你知道他們在報導我的新聞時，是怎麼處理的呢？

　　我的新聞相片，那張海報上頭的「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標語，「台灣獨立」四個字，竟然被塗掉了，而相片圖說只寫江蓋世拿著「人民有主張××××的自由」。《民眾日報》如此，其他立場中間的報紙，頂多指出我去抗議示威，但絕口不提我主張「台獨思想自由」的事，等而下之的，國民黨控制的報紙，根本就完全封鎖我們的新聞。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蔡文旭大概是全台灣第一個人，在公開的場合，帶領著群眾，高呼口號「台灣獨立萬歲！」。在他之前，鄭南榕於 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 ，在金華國中一場演講會上，他批評國安法時，而舉例說「我主張台灣獨立」。這句話，將來就會違反國安法的。

　　在這裡，我用這樣的篇幅，交待當時的背景，就是要讓讀者去體會，我們那一群年輕人，為了挑戰統治者的最高權威，那時的心情，好像一步一步走上叛亂罪的鋼索。時隔多年，蔡文旭提到這事，他坦誠道：

　　「我還這麼年輕，我喊出了那句口號之後，我的心情非常壞，我想到，我可能被抓，被關，將來找不到工作，……」

　　話說回頭，我們在監察院停了幾分鐘，為了不讓警方調兵譴將，將我們團團圍住，於是，我就帶領著隊伍，走向行政院。因為我踏大步快速前進，跟上來的民眾只有十幾人。我一走出去時，我的精神非常緊張，陳明秋事後也告訴我，那時的我，臉色非常蒼白。我們接近行政院入口處的崗哨時，他們的拒馬還來不及拉出來，阻擋我們前進，我們已經走進去了。這時，只見一位年輕的憲兵，氣極敗壞的衝到我的面前，聲音顫抖的問道：

　　「你－－你們－－要幹什麼？－－這裡－－是不准－－」

　　我看到這位憲兵他那緊張的神情，不禁同情起他來了，緊張的，害怕的，應該是我，可是，眼前這位穿著軍裝的年輕小伙子，突然看到我們這群不速之客，嚇得額頭冒汗，說話顫抖。他兩手張開，擋住我的去路，我就對他微笑，伸出手來，要跟他握手，並向他說：

　　「我們是來向行政院抗議的，請不要擋住我的去路。」

　　在幾十秒內，我看他一時反應不過來，也不知如何是好，我就不想為難他，於是，側身向左跨一步，從他旁邊走過，繼續大踏步拿著那張海報，直走到行政院大廈台階前，而那位憲兵也愣了一下，然後趕緊回頭跑，去向上級報告。我走到了台階，遇到另外一位憲兵，他一臉無奈的表情，一個人站在大門口，兩腳張開，兩手攤開，要求我們不要闖進去。我也不為難這位憲兵，我們象徵性的抵達行政院大門口，幾分鐘後，又轉移陣地，朝向現在的中正一分局，也就是過去的市議會大樓那個方向邁進。我們一群上百人，走到市議會大廈前，停留了幾分鐘，高呼反對制定國安法的口號。

　　「行，來去總統府！」一位民眾興奮的大吼。

　　「好，咱來去總統府廣場散步！」另一位高聲呼應。

　　現在，我的身旁，幾位反對運動中的好朋友都聚集來了，蔡文旭背起高功率的手提麥克風，充當隊伍指揮，陳明秋在一旁協助指揮調度，台北縣黨部幾位黨工，跟在我身邊保護我，也保護我手中那張僅有的海報，我的身後，由原本的上百人，變成兩三百人，這時，我開始大踏步，帶領著群眾，沿著中山南路往景福門邁進。

　　「咱欲出頭天！－－有一日－－咱欲出頭天！－－」

　　沿著中山南路，我們一邊唱歌，一邊前進，沒受到半點阻擋。警方估計錯誤了，他們原以為，我們只是靜坐的活動，卻沒料到，我們最後的目標是總統府。在那時，總統府廣場，是人民的禁區，只供「偉大的領袖」，在國慶大典時，接受人民的歡呼，但卻不准任何示威團體，進入博愛特區。

　　我還聽說過一個笑話，曾經有一個人，他不滿蔣介石政權，有一天，突然提著一個燈籠，跑到總統府廣場前，走來走去，便衣情治人員一看到那個傢伙，立即上前盤問，問他為什麼大白天提著一個燈籠，在那裡走來走去，這位老兄只說了一句話：

　　「太暗了！」

　　接著，他就被情治人員帶走了，從此，再也聽不到他的下落了。

　　這個笑話，是不是真有其人，我不得而知，但流傳開來，他的意義顯示，當年的時空背景下，總統府廣場前，統治者所規劃的「博愛特區」，對台灣人民，既不博，又不愛，這個博愛特區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個絕大的諷刺。

　　隊伍前進，我們一邊高歌，一邊鼓掌，許多人臉上掛著笑容，互相恭喜，大家能參與這場邁向博愛特區的散步之旅。我們只是一群黨工，沒有任何公職帶頭，卻走出這條路來！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1立法院前的風暴（上）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 ，歷史性的一天。

　　當天早上，我還是一身昨天的打扮，同樣的海報標語，同樣的時間，來到了立法院的大門口靜坐。那一天的情況，跟前一天相比，情勢完全改觀了。民進黨的社運部，自 六月十日 起，發動一場連續三天的包圍立法院，抗議國民黨制訂國安法的行動，因此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前來立法院，再加上前一天，被反共愛國陣線的成員怒罵我、丟我石塊，一位警官又毆打我，這個事件， 六月九日 的自立晚報報導了出來，有些民眾看了那則報導，心中忿忿不平，專程在 六月十日 趕來立法院，為我助陣，要向警察討一個公道。

　　六月的大熱天，頂著豔陽，兩三百名民眾聚集在立法院大門口前，或站著批評國安法，或坐在牆角休息，而昨天前來示威的「反共愛國陣線」，今天就不再出現，所以現場也沒有部署什麼龐大警力。我還是持續坐在正門的石階上，坐久了，難免背發酸、腿發麻，我就稍微伸展一下，又繼續再靜坐下去。偶爾有熱心的民眾，會跑過來跟我聊聊天，為了節省體力，我盡量少講話，或乾脆雙手合什，表示感謝。

　　下午三點，聚集的民眾愈來愈多，民進黨社運部所安排的立法院場外演講，正式開鑼，洪奇昌、朱高正等立委，輪番上陣演講。他們演講時，許多民眾紛紛鼓掌叫好，而我一邊在聽，一邊在思考：

　　「統治者敢會聽著人民的心聲？咱的立委，有話講到無話，伊們敢會聽？最後的結果，嘛是透過彼陣萬年立委的投票部隊，硬將國安法通過，到時陣，咱除了發表嚴厲的譴責聲明，咱擱會使做啥米？……咱一定要有行動！……」

　　一九八七年代的總統府前廣場的博愛特區，是統治當局的權威象徵，他們用龐大的軍警，來維持這個形式上的統治權威，而不容許人民有任何的示威請願活動，進入博愛特區。統治者以這種方式，叫台灣人民乖乖馴服，另一方面，又要運用他一黨掌控的立法院，去制訂違反世界民主潮流的國安法，以黑紙白字的法律條文，封住人民的嘴巴，不得主張台灣獨立。

　　此時此地，我怎麼能夠只是靜靜的坐在這裡？……那時候，我就決定，好，你們要「橫柴舉入灶」，我就挑戰你們的最高權威！

　　下午三點左右，我與幾位雜誌社的朋友陳明秋、兵介仕、蔡文旭等人討論，這是一個關鍵時刻，我要闖博愛特區，希望他們協助。他們表示支持，就開始暗地調兵遣將，招呼一下幾位自由時代雜誌社的同仁，以及一些基層的黨工。

　　事實上，率領群眾走進博愛特區，這是個臨時的決定，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組織，也沒有事前的計畫，我們沒有宣傳戰車，沒有示威布條，也沒有事前的遊行計畫，更沒有沙盤推演，而我現在手中所擁有的，只有一張「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海報，再加上我對甘地精神的堅強信念而已。

　　下午四點二十分，民進黨的立委們演講告一段落，我就站了起來，跟現場幾百位民眾說道：

　　「各位，現在，我欲去行政院，抗議伊們提出國安法草案，來剝奪咱人民的思想自由。……過程中，若是遭到任何的逮捕，我無欲做任何抵抗，敬請逐家接受我這個原則，堅持甘地的非暴力精神。」

　　一時之間，群眾歡聲響起，鼓掌叫好，我拿著那一張全開的海報，走入人群，走到前面。只見那些便衣情治人員，一時措手不及，也不知如何是好，我們一群上百人就走出立法院大門，沿著中山南路，穿越青島東路，走向監察院。

　　隊伍一出發，我們才發現，沒有麥克風，實在無法指揮整個隊伍的前進，因此，蔡文旭趕快跑去向謝長廷服務處的黨工廖耀松，借一個手提麥克風。蔡文旭拿到，又匆匆忙忙由後趕上隊伍。這時，隊伍的前進，由陳明秋負責指揮，蔡文旭負責麥克風，帶領大家呼口號、唱歌，鼓舞大家的士氣。蔡文旭帶領大家高聲大喊：

　　「台灣人萬歲！－－」

　　「反對國安法！－－」

　　「思想自由！－－」

　　我們雖然人不多，但能在警方措手不及之下，我們走到監察院的大門口，每個人臉上，洋溢興奮之情，大家也都盡情的高呼口號。這時，陳明秋眼看民氣可用，就告訴蔡文旭，帶領群眾高喊「台灣獨立萬歲」，這時的蔡文旭，也沒做什麼考慮，立刻拉開他那宏亮的大嗓門，帶頭高呼：

　　「台灣獨立萬歲！－－」

　　不料，他這句口號一喊出來，全場的空氣突然凍結了，沒有半聲的回應，蔡文旭心裡也嚇了一跳，不敢再喊下去了。

　　蔡文旭那時只是一個廿四歲的青年，曾在台北縣尤清的服務處擔任黨工，因緣際會，與鄭南榕相識，後來，自由時代欠人手，鄭南榕就把他挖來上班，上班沒兩個多月，就遇到雜誌社員工總辭，然後我們幾個朋友，就一起規劃推動台灣獨立思想自由運動。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下）

我笑了一笑，謝謝對方的提醒，依然靜坐下去。不過我靜坐到了早上十點四十分，覺得還是到大門靜坐較好，就轉移陣地，來到了立法院正門的台階上，坐下了來，然後再把海報攤開，又繼續我的靜坐行動。
 

沒想到，我坐下來不到兩分鐘，愛陣的示威群眾，立刻飛出了一塊饅頭那樣大的石塊，砸在離我 兩公尺 的地方，接著，愛陣人馬，人手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狂熱揮舞，更有人高舉旗桿，準備拋向我，還不斷破口大罵：「共產黨！」、「王八蛋！」、「打死漢奸！」

 

就在他們辱罵當時，愛陣的一位成員，爬上立法院大門的圍牆，手上拿一塊巨大的石塊，擺出一副要將我置之於死地的姿勢，準備向我丟來。

 

我自己一個人，安安靜靜的走進立法院的前庭，走上石階，放下包包，攤開海報，然後盤腿而坐，我這樣短短的 一兩 分鐘的和平舉動，竟激起他們萬丈的怒火，並狠心的拿大石塊，要砸我這個靜坐在地，手無寸鐵的人。

 

「要走？還是繼續坐下來，任他們毆打？」我心裡掙扎了一下子，後來我下定決心，我不走了，這是我做一個非暴力的實踐者，所應面對的考驗。

 

幸好，愛陣那邊的人，有人出面維持秩序，大聲高喊：「保持理性！」接著，城中分局員警才趕了過來，維持秩序，要求愛陣的示威群眾，留在大門圍牆外。而我一個人，就靜坐在台階上，面對著他們，繼續的靜坐。這時候，我才定下了心，張開眼，好好的看著站在我正對面的愛陣群眾。

 

他們大約有三、四十人，有些人手上拿著白布條，其中一條寫著「不信朱高正，真是神經病？」。沒拿布條的，大都人手一根中華民國國旗，從他們的呼喊聲音來判斷，應該以外省籍的民眾居多。

 

其中，有一個愛陣的成員，跨前跑向我幾步，看到我地上的海報，發出淒厲的叫聲：「哇啊！天啊！他是－－台－－獨－－啊！－－」

接著，那邊又響起了一陣叫罵聲。其實，我並不恨他們，如果我出生在眷區，而我的父母、師長從小就告訴我，台獨就是暴力份子，台獨就是共產黨，那麼，我也會跟他一樣，看到台獨那兩個字，會發出那樣淒厲的叫聲。我們的偏見，常常是後天的社會環境影響。



想到這裡，我不但不恨他們，反而同情起他們來了，因為，他們看到台獨這兩個字，他們根本沒有充分的資訊，去了解台獨是什麼，也沒有機會，去了解真正的台獨份子，是不是如政府所描繪的那樣，忘祖背宗，殘暴恐怖。他們明明看到，我身上穿的是「甘地精神」綠背心，我沒有帶任何武器，也沒有向他們挑釁，我只是靜靜的坐著，保持微笑，還試著說服自己，若遭受辱罵或面臨暴力威脅，依然保持友善的微笑，可是，唉，這沒有用的，因為反台獨的情緒，已經蒙蔽了他們的理性……。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跟他們有同樣的出身背景，我也許會跟他們一樣，拿著中華民國國旗，對著一個呼籲「台獨思想自由」的年輕人，大吼「打死漢奸」，想到這裡，我就不禁想到西方哲學家盧騷說過的一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卻無時無刻不在枷鎖之中。」

因此，人類的偏見，往往來自統治者的思想枷鎖，不敲掉人民思想的腳鐐手銬，就無法去避免，政治族群間的傲慢與偏見，而如何敲掉思想枷鎖呢？就是我現在坐在立法院大門口所要做的事情……。

「起來！離開這裡！」我背後傳來一聲喝斥。我坐沒多久，立法院警衛隊出動了，城中分局的員警也包圍了過來，硬是半推半拉的，把我帶到立法院會客室。警察執行公權力，有他的立場，因此我不做任何抵抗，而任其推拉，沒想到，在推拉的過程，一位二線一星的警衛隊警官，出其不意的，以拳頭猛擊我的背部。人被他們架著，背部又挨了一拳，我根本毫無招架之力，只好任其擺佈。

那位出其不意打我的警官，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可是，一位自立晚報的記者眼尖，抄下了他臂章的號碼，是「駐六○○一」。當場有人問我：「你要不要告那個警官？」

我只好苦笑一番，對他答道：「不會啦，我靜坐抗議的對象，是國安法啊，又不是警察！」警察把我拖離了正門階梯之後，就強力的不准我在原地繼續靜坐，但是，我也不想就此終止原定的靜坐活動，只好再回到原來的群賢樓前，繼續靜坐，警察看我離開立法院大門口，就不再理我，於是，我一個人，就一直坐到正午……。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中）

吃過早飯，我就開始跟一些好朋友連絡，向他們說明，我想要到立法院前，展開下一波的「不合作靜坐運動」，抗議統治當局的國安法，剝奪人民的台獨思想自由。有位朋友，聽了我的念頭就說，「好啊，好啊，你就去啊，不過小心一點！別被抓去！」，有的則幽默的說道，「別擔心，警察連理都不會理你的。」

六月八日早上，我一大早起來，又去散步，把即將進行的「不合作靜坐運動」，徹底的思考一番。迎著朝陽，看著晨露，新鮮的空氣，源源不斷進入我肺中，我的信念，愈來愈堅定。

下午三點，我專程跑到立法院去旁聽，因為，今天有一個重頭戲要上演，那就是立法院內政、司法、國防三個委員會召開聯席委員會，一起審查「國安法」。當時的民進黨籍立法委員，也加入這場國安法審查攻防戰。

當時，我們黨外新生代，最愛把民進黨的公職領導幹部，拿來跟韓國的反對運動領袖相比，總覺得，相形之下我們的領導人物，不如人家。根據那時報載，韓國的「統一民主黨」國會議員，為了向執政黨表示強烈的抗議，就在國會發動三天的絕食抗議行動。

 
要是我人仍留在雜誌社，我想我那時的心態，一定是如此，「人家是這樣，我們呢？」我一定會寫文章批評民進黨的領導幹部，不如人家韓國的反對運動領袖。可是，當我下了定決心，離開雜誌社之後，我卻有不同的感觸：「要求別人犧牲，是很簡單的，但是，自我犧牲，是比要求別人犧牲來得更高貴！」

我在立法院那個聯席委員會，晃了一下，找到了當時擔任自立晚報記者的楊憲村，交給他一份我手寫的新聞稿，說我打算六月九日開始，每天在立法院前靜坐。他是我的老朋友，看了看，笑了笑，寒喧了幾句，然後繼續他的採訪，也沒多問我些什麼的。

我與楊憲村熟識幾年了，我記得，他曾經跟我說過，他非常推崇當時紅透半邊天的朱高正，理由是，「朱高正把立法委員的權限，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時的朱高正，被一家黨外雜誌封為「台灣第一戰艦」。他只要一跳上議事桌，或與國民黨的立委幹架，就保證上全國版的頭條新聞。這種作法，我不以為然。朱高正突破傳統，敢跳上全國最高立法機關的議事台，敢扯斷麥克風，敢跟國民黨的立委幹架，他的出發點，也許是高貴的，神聖的，為真理正義，義無反顧，可是，他所使用的手段，我沒有辦法認同，因為，當群眾的掌聲，為他的幹架行為瘋狂喝采，間接的，肯定以幹架的方式來進行抗爭，而博得媒體注意，群眾的瘋迷，這樣的作法，是符合真理正義的。可是，我的非暴力信念，不斷的提醒我，為了正義公理，而粗暴向人，所得到的群眾的掌聲，是暫時的，而不是永遠的。我要得到媒體注意，但絕不暴力相向！

六月八日晚上，我自己在家裡畫一張大海報。我買了一張全開的白色海報紙，上面寫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我寫這十二個字的時候，根本就沒有預期到，往後的發展，它成了台灣島內台獨運動的里程碑！

我拿起一隻大毛筆，沾上紅色的廣告原料，寫「人民有主張」，再空一行，再寫「的自由」，然後，我用綠色的原料，寫出又粗又大的「台灣獨立」四個字。這十二個字，雖然看起來歪歪扭扭的，並不是那麼整齊，我把它擺在地上，看了一看，嗯，很清楚，這就夠了，海報不需要太漂亮，只要簡捷有力，清楚明確，能傳達我們的意思，這樣就好了。

一九八七年六月九日早上九點，我帶著我的標準配備，如「甘地精神」綠背心、頭上的綠絲巾、一個包包，就這樣，單槍匹馬的來到立法院側門的群賢樓前，開始靜坐。

剛開始時，也沒有什麼人群，有幾個年齡老邁的大陸籍立法委員，走過我身邊，看了一看標語，搖了搖頭，又拖著沈重的腳步，走進群賢樓。有幾位熟識的記者，看了我坐在那裡，跟我聊了幾分鐘，又匆匆忙忙趕進群賢樓裡，因為立法院裡頭，朝野委員正上演著「國安法」攻防戰，整個新聞的焦點，都在裡頭，很少人會理會我孤零零一個人，坐在那裡幹什麼。

就在同時，「反共愛國陣線」的成員，三十多人，也到立法院前示威。他們號稱將發動百萬人簽名，來要求國民黨政府，迅速通過國安法。

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反共愛國陣線」的人，也要到立法院大門口示威，我是來到立法院的群賢樓門口，才有人才告訴我：「江蓋世，大門口有『愛陣』的人，你可要小心一點，不要一個人落單！」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上） 

一九八六年「五一九綠色行動」之後，台灣人民要求解嚴的呼聲，愈來愈大，而蔣經國晚年，面對這龐大的民意壓力，不得不進行鬆綁戒嚴的工程。


 
國民黨主控的立法院，充斥著隨著國民黨徹退來台的大陸籍立法委員，他們從不改選，因此被反對人士諷刺為「萬年立委」。這批「萬年立委」，充當國民黨審查法案的投票部隊，只要行政院提出的法案，國民黨層峰要它通過，一定無往不利，管他的人民叫啊鬧啊，只要付諸表決，有提著尿袋舉手的，有吊著點滴舉手的，有些根本不知外面的反對聲浪，依然乖乖舉手的……。

聽說當時的蔣經國，已經決定要解除台灣的戒嚴，可是，解除戒嚴之前，他還想搞另外一部法律，來代替戒嚴法，這部就是「國家安全法」。報紙披露出來，在這部國家安全法草案裡面，有一項規定：「不得主張分裂國土。」

這個規定，擺明的，就是衝著台灣獨立運動而來。

事實上，在民主國家，國家領土是不是可以變更呢？當然可以變更，只要透過一定的法定程序，例如，修改憲法，有關領土規定的相關條文，或是透過公民投票，由人民來決定要不要分割獨立，或合併統一。國家的領土，並不是那麼神聖不可分割的，真正的主人，是住在這塊領土之上的人民，人民有什麼變更領土的主張，當然有講出來的自由。先進的民主國家，絕不會把禁止某種政治思想的緊箍咒，硬套在人民的頭上，因此，國安法草案的這一條規定，簡直就是擺明的講，台灣人民沒有思想自由！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早上，我一大早就出去散步，一邊走，一邊思考，立法院即將審查國安法，將會發生什麼風暴呢？

「五月份由南走到北，『五一九非暴力靜坐運動』，所得到的反應真少，真濟人將我當做痟仔，雖然，我彼身打扮，有上報紙雜誌，但是，人興趣的，是我奇怪的服裝，不是我主張的非暴力思想，若按呢，欲按怎咧？……一九三○年三月十二日，甘地為了反抗英國統治者的『食鹽稅』，而發動一場『食鹽長征』，伊率領七十八位成員，手提竹拐仔，由阿美達巴德行向海邊的丹地，二十四天之內，行兩百英哩，最後一天，佇海邊親手拾一把鹽，他用這個簡單的動作，來號召千千萬萬印度人民起來，家己來製鹽！公然反抗政府的食鹽法！後來，有將近六萬人乎英國人政府，掠去籠仔內，但是最後咧，嘛是人民勝利啊，政府被迫改變法律，這就是非暴力的力量啊！……唉，不過，這是歷史，這是離台灣千里遠的印度，台灣人民甘有這個力量？……」

每天早上散步，是我生活一大樂趣之一，我家住在新店溪畔，只要走個十幾分鐘，就可以到「小碧潭」河濱公園，一九八七年那時，附近的道路，與跨溪的水泥橋，都還沒有建起來，因此，小碧潭河濱公園也就成了附近社區住民，最主要的休閒運動場所。

我經常繞著公園散步，偶爾也走到溪邊，蹲下來，看著溪流，緩緩的從腳尖前流去。人站在那裡，心靈無比的寧靜。

六月七日早上，我人在小碧潭走著走著，四週的風景不變，依然是那麼寧靜怡人，可是我的腦裡，卻一直在思索著如何展開非暴力的抗爭。我自己秤秤斤兩，我沒有工作了，我沒任何公職頭銜，可以發號司令，我是一個民進黨員，但也只是一個最基層的黨工而已，我想發動群眾，來反抗國民黨制訂國安法，可是誰會理我呢？好吧，我應該來個逆向思考，算一算，我手中握有什麼牌，再來決定，我要根據什麼牌理來出牌：

「世俗的政治人物權勢，我一無所有，但是，我比伊們卡少年，我嘸驚失敗，這是優點之一；擱來，我相信甘地的非暴力，我嘸驚統治者甲我醜化，媒體若愈打我，我愈歡喜，因為若欲抹黑我江蓋世個人，這是真簡單，但是，若欲歪曲甘地的非暴力，那就真吃力；擱再來，長期以來，台獨乎統治者說成恐怖暴力，但是，思想自由，卻是現代民主國家人民的基本常識。……最重要的，我不愛坐佇辦公廳內，吹冷氣，發表譴責聲明而而，我有強烈的慾望，想欲去行全島，這個慾望，比啥人擱卡強，這就是我上大的本錢啊！……」

就這樣，我踏出家門去散步時，內心徬徨，但等我散完步之後，踏進家門，我已經是一個充滿信心的人，我相信自己，我相信我的肩膀能扛起未來的重擔，我相信我展開的雙臂，能擁抱蜂擁而來的群眾。我一無所有，但信心一籮筐！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下）
 

整個事情的導火線，主要是針對鄭南榕的管理方式，以及編輯部與採訪部門之間的權責問題，關係相當緊張。那時候，有同事就認為，平常我們黨外陣營，為社會的不公不平不義，大聲疾呼人權人權，可是碰到自己的內部出了問題，就不敢站出來說話，因此，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我與雜誌社同仁總共十人，就在離雜誌社不遠的豐群餐廳聚會，正式成立「自由時代工會」，這個迷你形的工會，推派黃怡、兵介仕與我，擔任委員，負責與鄭南榕談判，而張立明、宋隆泉則擔任紀律委員。

六月一日，「自由時代工會」舉行第一天的罷工，我們不進去辦公室，大夥兒都集中在雜誌社前面的公園，一起討論要跟鄭南榕談判的重點。

上午十點半，我們三位談判代表，進去總編輯室，我看到鄭南榕，兩眼佈滿紅絲，神情極為憔悴，而我們三位談判代表，經過前一晚徹夜長談，繃緊的壓力，也使得我們，看來像命運未卜的難民，正在為未來的命運努力掙扎。我們一見面，除了客套的寒喧之外，就直接切入主題，我們提出了幾點要求，可是，鄭南榕的一句話：「我不承認你們這個工會！」，這個態度，使我們無法再談下去了，到了下午十二點二十分，我只好對鄭南榕這麼說：「既然這樣，我們沒有什麼好談的。」

我們三人走出了鄭南榕的總編輯室，我的心情極為複雜，我沒有想到，站在我眼前的，我們所抗爭的對象，是反抗國民黨政權的英雄，是啟迪我台獨思想的一位前輩，可是，他卻否定了我們工會的存在，他的強硬立場，使得我們的談判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

我們走出了自由時代，又到另外一家餐廳，全體成員又展開馬拉松式的會議，從午餐吃到晚餐，從發表聲明討論到將來如何另創一份週刊……就這樣，一整天下來，沒有任何的結論。六月二日下午三點，我們工會成員又再度聚會，又繼續冗長的討論……。

在這同時，鄭南榕不因為我們突然的離職，而導致整個編務停擺，他卯足全力，四處調兵遣將，硬是把當期的雜誌給編了起來，反觀我們，共識不高，步調不一，士氣已一衰三竭，最後，大家只好決議，若鄭南榕不接受我們提出的條件，那麼全體成員就立即總辭。到了當天晚上八點，黃怡代表我們打電話給鄭南榕，向他提出最後的通牒，沒想到，鄭南榕非常乾脆的答道：「總辭？好的！」

於是，大概是台灣近代反對運動史上，最短命的「工運」，在此宣告壽終正寢。由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自由時代工會」成立，到六月二日晚上八點，我們集體總辭，而工會也就因此宣告解散。

六月三日上午十一點，我們這些離職的成員，相約返社，去處理一些留在社裡的私人雜物。鄭南榕看到我們，也不提昨天不愉快的事情，反倒主動的邀請我們，「欲鬥陣呷中晝否？」，他這突如其來的邀約，使我們稍覺尷尬，只好給予婉拒，帶著我們的私人雜物，還清了雜誌社的公物，我們悻悻然的走出了雜誌社……。

往後的發展是這樣，在鄭南榕的努力之下，那期的雜誌，依然如期出刊，這一點，使我不得不佩服鄭南榕的應變能力。在工會這方面，打從我們跟鄭南榕談判開始，就有黨外陣營的一些朋友出面，表示關心，他們極力勸我們和解，最大的理由是，當時的自由時代，是反對國民黨陣營裡，最重要的一個言論堡壘，絕對不能讓它倒了，若是倒了，會讓很多反對運動的支持者失望的。這個理由太強了，沒多久，我們工會的部份成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溫情，不得不回心轉意，而陸續重返雜誌社去工作。

現在回想起這段往事，讓我感觸良深，如果這段歷史能夠倒帶的話，我可不願這麼播放。我在想，假設當時，雙方都能給對方一些時間，或雙方能夠表現較成熟的溝通談判技巧，那麼，事情不會搞得那麼僵，而這段灰頭土臉的「工運」，也不會流為朋友間茶餘飯後笑談的資料。

從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開始，我再也不回到自由時代雜誰社上班了。不是我氣鄭南榕，工運事件，只是導火線，「我想出去雙腳走台灣」的強烈念頭，才是主因。於是，我下定決心，放下筆桿，暫拋飯碗，我要出去闖天下，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中） 

鄭南榕是黨外雜誌界裡，特例獨行的人物，經過幾年的經營，他使自由時代雜誌社成為黨外發行量最大，員工最多，被國民黨查禁次數最多，批判國民黨最嚴厲的黨外言論急先鋒。

然而，他並不以當個黨外雜誌總編輯就夠了，他又想當個號召群雄的政治人物，因此，他呼應許信良的遷黨回台運動，他傾全力發動五一九綠色行動，他被逮捕入獄，他出獄後，又積極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這一切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讓有的人感到非常困惑，到底他要當個總編輯？還是要當個政治人物？若要當個總編輯，他的最高職責，就是要搞好一本雜誌，若要當個政治人物，則應該避免過度干涉編務，才能夠維持這一本雜誌，本身所標榜的「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

鄭南榕曾對我說過，他的反對運動哲學：「要當個導演，不要當個演員。」

因著他這樣的信念，他非常反對我在採訪工作之餘，自己又跑去外面投入街頭運動，他有一套了不起的企業管理觀念，非常重視員工的培訓與成長，可是，因著他孤傲的個性，與難以捉摸的脾氣，使有些員工，不太敢跟他接近。

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台灣解嚴的呼聲愈來愈大，統治者控制的枷鎖，逐漸鬆綁，台灣的各種社會力量，如雨後春筍，紛紛掙脫覆蓋的泥土，而冒出頭來，呼吸自由的空氣，因此，那時的台灣，這邊有抗議，那邊有示威，鎮暴警察疲於奔命，示威人士人仰馬翻，新聞記者街頭團團轉，朝野政黨領袖竭盡心力，處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危機……。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這天是端午節，也是自由時代雜誌社歷史性的一天，我們成立了「自由時代工會」，這是黨外陣營裡第一個工會，不幸的是，也是最短命的工會，前後只維持三天，這個工會的十名成員，就在六月二日總辭，而工會也就自然瓦解了，前後歷時五十一個小時。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上）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我再度回到自由時代雜誌社上班。我離開了雜誌社一個多禮拜，我丟下了手中的筆，遠赴高雄，一路北上。我出發前，鄭南榕在電話中對我怒吼，摔我電話。但是，當我回到了台北，我覺得那一切都過去了，所以我主動返社，想表示我的歉意。 

鄭南榕一看到我回來，用一張紙，寫下「歡迎歸來」四個字，外加一條綠絲帶，走到我面前，咧著他那張燻黑的牙齒，嘿嘿的微笑，向我獻禮。他突如其來的幽默與善意，倒叫我有點不好意思，我也不願多說，只簡單答道：「NYLON，多謝啦！」

沒事了，我回到我自己的辦公桌上，整理一下子，坐在我對面的主編胡慧玲，向我說道：「蓋世，你看怎樣，將你這段走台灣靜坐的過程，心內有啥米感觸，將伊寫做一篇文章，你看好否？」
 

我聳個肩，自我解嘲的回答道：「講我的心內感觸？嘸免啦！別管彼的痟仔！」

重新回到雜誌社，做了幾天，我又「不安於社」，我內裡的聲音，愈來愈大，「我不想幹記者，我要出去外面！」，因此，雜誌社的開會、出外的採訪、趴在桌上趕稿等工作，我愈來愈覺得乏味。
 

在黨外界人稱大魏的魏廷朝，他是桃園龍潭人，就讀台大法律系時，跟隨彭明敏教授，而走上政治的不歸路，他在政治黑牢裡，已渡過漫長的十七個歲月了，將要於五月二十七日出獄，雜誌社編輯會議決定，要把他出獄的事，好好的報導。那時我的頂頭上司採訪主任魏廷昱，他也就是魏廷朝的弟弟，他告訴我很多魏廷朝當年的事蹟，他最大的感慨是：「我哥哥是一個讀書人，根本就不是搞政治的料子，更談不上什麼叛亂犯！」
 

魏廷朝是黨外圈內人稱的「人格者」，他的前半生，三度入獄，第一次，與彭明敏、謝聰敏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被捕入獄；第二次，美國商業銀行台北分行爆炸案，他被誣指參與該爆炸案；第三次，美麗島事件，他因擔任美麗島雜誌社的編輯，而移送軍法大審。
 

以現在眼光，來看當年魏廷朝的三件大案，而判以軍法重刑，前後加起來，總共十七年又兩個月。坦白說，一個人，又有多少個十七年？……而魏廷朝他的十七年所付出的鐵窗歲月，最後通通被鎖入戒嚴的鐵箱裡，而無法平反。
 

雖然根據戒嚴法，在戒嚴期間，遭受軍法審判的案件，解嚴之後，可依據法定的訴訟程序，要求平反，而按照統計，在台灣三十八年來的戒嚴期間，有將近兩萬九千個案件，在解嚴之後，當事人可以要求平反，還他們一個清白。

但是統治當局，為了因應這種平反的浪潮，就另外製訂一部「國家安全法」，把戒嚴法這一部份的上訴權利，加以凍結了，換句話說，過去的冤案，殺了就殺了，關了就關了，失蹤了就失蹤了，兩萬九千個案件，所牽涉的數萬個當事人，若遭到冤屈的，也只有自認倒楣了，他們沒有辦法透過法律，來尋找最後的正義。
 

在那時，我還沒坐過牢，我根本無法體會，一個人在牢裡渡過十七個寒暑，鐵窗之內，漫漫長夜，是何等的感觸，我更沒有辦法去體會，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兄弟姊妹，如何熬過那漫長的「望你早歸」的探監之路。
 

五月二十七日一大早，我跟許多關心的人趕往土城仁教所，去接大魏出獄。沒想到，土城仁教所的人員，手腳更快，天未亮，大概五點多吧，就把他送回埔心老家。他們這麼做，是一貫的手法，就是不要讓政治犯出獄時，在監獄的大門，擠滿了迎接出獄的群眾，而給人們一種「他是英雄」的形象，所以才搞出這樣半夜摸黑，偷偷送魏廷朝回家的把戲。
 

魏廷朝回到家，知道大家通通趕往土城看守所接他，於是，他又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又匆匆離開，跑出去與接他的群眾會合。

 那天，我看到他的時候，他滿臉鬍鬚，外貌憨厚耿直，愈看愈不像紅毛綠眼的江洋大盜。許多認識他的人，關心他的人，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但是歲月的齒輪，絞過他一臉的風霜，我們除了恭喜他第三度出獄，也不能再多說些什麼話了。 

我記得，那一天，他說了一句幽默的話，讓我覺得好想笑，又會笑得暗地流下眼淚，他這麼說：「我不是坐牢，我是休息。」 

繼魏廷朝之後，五月三十日，國民黨當局一口氣釋放了黃信介、張俊宏、黃華、顏明聖等政治犯。一時之間，民進黨人士與反對運動的人權團體，都紛紛忙著迎接他們，重返社會，朝野之間，原有的對抗形勢，也因這些重量級的政治犯出獄，而稍稍和緩。

 

外面的情勢看來大好，可是，自由時代雜誌社卻面臨重大的危機。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下）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民進黨中常會通過一項決議： 

五月十九日下午一時，民進黨將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大型演講會，反對執政黨制定國安法，並抗議執政黨實施戒嚴屆滿卅九週年。而且，將在演講會之後，以總統府為目標，由國父紀念館出發，舉行示威遊行。然後由民進黨主席江鵬堅親率十一名中常委，向總統府呈遞抗議書。  

早在民進黨中常會通過這項決議之前，我就已經知道，透過鄭南榕的從中運作，民進黨一定會在五一九舉辦大型的演講會。可是，整個運動都集中在台北，而全島各地呢？因此，我想在黨的大型活動之前，自己先去跑全島一趟。再來，在那個時代，「非暴力」這個概念，對很多街頭運動的黨工而言，是一個很陌生而可笑的概念，我可以去巡迴全島，倡導非暴力。

不過，有位朋友，曾經不客氣的指責我：「你頭殼歹去！民主國家才來講非暴力，對付國民黨政權，講非暴力，就是對伊們軟弱啦！」

「嘸對，非暴力是非常堅強的，只有強者，才有可能使用非暴力，才有可能手無寸鐵，面對的暴力鎮壓……」

「聽嘸啦，你講彼套，行不通啦！」

就是這樣，我與許多朋友的論辯，碰到非暴力的議題，我實在很難說服他們，叫他們赤手空拳，任憑鎮暴警察毆打、逮捕，而不還手，而不脫逃。因此，我想，最強有力的論辯，就是不要論辯，只要自我實踐，才是最有力的證明。

解除戒嚴，是我們反對陣營的共識，這一點，也不需我再多說了，而且，國民黨當局，頭上頂著戒嚴三十九年的世界冠軍，它沒有這個老臉，繼續演出這樣爛的劇碼，因此，他們也趕著要制訂一部「國家安全法」，來取代戒嚴。那麼，眼前我應該做的，就是去倡導非暴力的精神，讓台灣的反對陣營，了解非暴力，實踐非暴力，而凝聚更強的力量，進行民主改革。

五一九是個新聞點，而非暴力是個長期宣導的運動，何不把這兩項結合在一起，先進行一場試驗？於是，我自己用手寫一份聲明，題目是「五一九非暴力靜坐運動」，其內容如下： 

　　
       甘地說：「真正的非暴力，是遭到對方打擊，仍然愛他，為他祈禱。」
　　為了宣揚甘地的「非暴力精神」，我將從五月十二日到十九日，身披「甘地精神」綠背心，在全國各地黨外服務處大門口及立法院群賢樓，進行「非暴力靜坐運動」。  

五月八日，我特地跑到位於台北市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圖書館，我借了一本《金恩傳》。金恩是六○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曾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發動了一場為數廿五萬人的大型群眾集會，會中，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我有一個夢〉的演講，而聞名全球，但後來，卻不幸遭到暗殺而身亡。

金恩一生獻身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非暴力是他運動的最高指導原則。《金恩傳》這本書，我讀建中的時候，就已經看過了，當時，只是把它當成一本偉人傳記，讀過了就算了，並沒有很深的印象，但時隔十年之後，我重讀這本書，則有不同的感觸。 

五月九日星期六，鄭南榕大概知道我已下定了決心，要離開雜誌社了，那天一大早，從辦公室打電話給我，憤怒的吼道：「我甲你講！－－你若離開雜誌社－－就是對不起咱台灣的前途！－－」

我被他突如其來的怒吼，嚇了一跳，他脾氣壞歸壞，對我還不曾這麼大聲的咆哮過，我遲疑了半晌，心想，若我回罵回去，兩人一定在電話線裡惡言相向，吼來吼去，這又何必呢？反正我已經決定走了，我要走出自己的方向，我不想再扮演一個搖筆桿的記者！我想用兩隻腳，走出自己的天地來！……。於是，我先耐住自己的脾氣，冷靜的告訴他：「我會留一封信給你，裡面會告訴你，為什麼我要走－－」鄭南榕沒等我把話講完，就「卡嚓！」一聲掛了電話……。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中）
 

一個禮拜後，我如期銷假上班。一位同事迎面就問：「怎麼樣，好一點了沒？」

「謝謝，謝謝關心，我已經好多了。」這時，鄭南榕走來，一看到我，就熱情的握手。好啦，我就繼續上班吧。

雖然我人是回到了雜誌社，可是我的心，已經飛到外面去了，我心裡一直再反覆的思索，以什麼樣的訴求，用什麼方式，進行全島行軍。

首先，我想到的是延續去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一九八七年的五月十九日，民進黨將舉行第二次的五一九綠色行動，這是以全黨的力量，再度向統治當局施壓，要求解除戒嚴。

「這不就是最好的機會嗎？如果我能找一群人，放下工作，暫時離開家庭，一起跑全島，四處宣揚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時代意義，這不就是最好的訴求嗎？」

想到這兒，我感到很興奮，就找朋友討論，但還是碰到同樣的問題，「有誰願意跟我走呢？放棄工作，離開家庭，四處流浪，又很可能有牢獄之災？……」 

一天晚上，我重讀甘地傳，有新的感觸。甘地的偉大，在於他的悲天憫人的胸懷，更在於他透過絕食、禁慾、長途行腳、粗衣淡食……等，培養出異於常人的意志力，當他下定決心，要完成某件事情，他那個瘦瘦乾乾的柔弱肢體，卻包裹著一顆鋼鐵般的心。他是印度獨立建國的精神領袖，受到印度人民萬人擁戴，被尊稱為「聖雄」，可是，他卻再三的強調，「我不是聖雄！」，他討厭被人民當成神那樣，來頂禮謨拜，他厭惡受到英雄崇拜，……。

他的想法，與現代一般的政治人物相比，可說是一個異類。選舉的時候，候選人拚命打廣告，提高知名度，目的是讓更多的人民，知道他，信任他，甚至對他產生英雄崇拜，而在一些極權獨裁國家，領導者不需經過選舉的洗禮，或只是形式上的選舉，那些政治人物，他們無不千方百計的創造自己的神話，讓千萬的人民崇拜他，歌誦他，把他當成民族救星、太陽與鋼，永遠不會犯錯的偉人！

可是，甘地卻極力的強調，「我不是神，我不是聖雄，我也會犯錯，……」。想到這裡，我終於領悟到，原來是我自己心裡的束縛太多，而導致我下不了決心，甚至今晚下了決心，明天太陽出來，決心就蒸發掉了，甘地這面鏡子，使我照到了自己內心深處的脆弱角落－－
 

　　我擔心，走在路上，人家把我當成瘋子；

　　我擔心，沒人願意跟著我四處流浪；

　　我擔心，新聞記者收到我的新聞稿，就一把丟到垃圾筒裡去；

　　我擔心，走不了多遠，腳底起泡，兩腿發酸，胃痛襲來；

　　我擔心，半路被警察抓去，家人毫不知情；

　　我擔心，全島各地的民進黨朋友，沒有幾個人，會站出來幫忙；

　　我擔心，這樣的全島行軍行動，上不了媒體，甚至被人當成鬧劇一場……。

問題就出在這裡！追求完美，心裡就無法放鬆，而求名心切，煩惱自生。連甘地他自己，都一再疾聲呼道，「我不是聖雄！」，那麼，我憑什麼去當一個完美的英雄呢？明明自己有懦弱的時候，有貪生怕死的時刻，有好名求利的慾望，有掩飾自己過失的不良記錄……，為什麼我不敢坦白呢？為什麼我不敢面對自己呢？

徹夜深思，我眼前的迷霧逐漸散去，我慢慢的，清楚的看到我的目標，是的，我要走出去，這時，我下定了決心，要在一九八七年的五一九紀念活動之前，我要全島走一趟，去實踐深藏在我心中的那個夢想。

五月二日早上，我到了雜誌社，就在佈告欄上，貼了一份「自我放逐」的聲明。這份聲明裡，我表明了，我想離開雜誌社，去全島進行運動。

編輯部的同仁王鴻仁，他是自由時代的主筆之一，中英文俱佳，個性溫和，對我非常照顧，因他年齡比我稍長，所以常以長輩指導後輩的態度，給我不少正面的指導。他看到我在佈告欄上，貼了那張，不禁露著微笑，走過來勸我道：「你要辭職就辭職，不要用『自我放逐』那樣的字眼，那樣會傷了人。」

我另外一位同事羅美玲，她也好言相勸：「兩者不可得兼的，你必須做個決斷，要辭職就辭職，好好的去搞運動；不辭職，就留在雜誌社，好好的寫文章。」

主編胡慧玲也好言相勸，希望我別離開。她是一九五八年生，台東人，一九八○年台大歷史系畢業，她的文采與美貌，在黨外雜誌圈內，為人所津津樂道，她的先生林世煜，是一九八四年代《深耕雜誌》的總編輯。胡慧玲一直在《自由時代》擔任主編，直到一九八九年鄭南榕自焚。往後，她就在台美文教基金會（現已更名為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擔任幹事。

胡慧玲花了相當大的精力，投注在台灣的口述歷史，她自一九九二年起，連續出版下列書：《悲情車站二二八》、《基隆漁港二二八》、《台北南港二二八》、《我喜歡這樣想你》、《島嶼愛戀》等。

我從大學時代開始，就很喜歡讀文學作品，自己也愛寫文章，可是自從到了黨外雜誌，除了每週不斷而來的趕稿壓力，再加上街頭運動，如火如荼，每天忙透了，所以一趕起稿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路殺到底，也不管遣詞造句，通不通順，稿子趕出來，才是第一要務，所以，我常常跟胡慧玲說：「我的文章，愈寫愈糟，有時還跑出西式語法，唉！……」

她還是勸我，好好的多看別人的好文章，自己好好的寫。話說回來，她知道我想「自我放逐」，而眼前採訪組人手有限，因此她極力勸我，應與雜誌社的編務為重，希望我在街頭運動與雜誌社工作，兩者兼顧。

我心裡雖然感激同事們的慰留，可是，我已經自己在製做傳單了。我採訪組的另一位同仁兵介仕，他焦慮的來電問道：「你敢真的，欲照計畫進行嗎？」

「是啊，我不愛擱逐天趴佇桌仔寫稿，我欲出去行全島。」過幾天，我等待的機會來了。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上） 

一九八七年三月初，長期的雜誌社工作，使我產生了職業倦怠症。 

 

我曾經在報紙上，剪下了一則感人的新聞，有一位美國的殘障青年，他叫做傑夫基斯（Jeff  Keith），他一隻腳自膝蓋以下切除，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感到自卑、自憐，反而裝上了義肢，積極復健，而後他立下雄心，要以單腿橫跨美國，在許多朋友及熱心人士的支持下，他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一步一腳印，完成了這段橫跨美國之舉。

 

這個小故事，使我非常感動，也增加了我的信心。我有點徬徨，不單單因為工作壓力太大，也不單單是因為鄭南榕的工作狂與他的脾氣，叫我無法適應，最主要是，我一直有個想法，為什麼我老是要拿筆，專門批評統治當局或反對運動領導階層呢？難道，我只能在方格子裡，去翻翻反對運動稻田裡的土壤嗎？為什麼我就不能走出來呢？


我在三月四日的日記裡，寫下了這段話： 

 

　　　　「我的世界太窄了！

　　　　　除了雜誌，就是雜誌，難道不該追求些別的嗎？」


我以前一直有個夢想，我要走遍台灣，去認識台灣的每一塊土地，上山下海去聽聽台灣人民的心聲。像傑夫基斯那樣的殘障青年，他能單腿橫跨美國，而四肢健全的我，又為什麼做不到呢？…… 


 

三月八日星期日下午，我陪同家人去基隆八斗子的忘憂谷，難得有個禮拜天，又是三八婦女節，我跟哥哥們就帶著我媽去北海岸，過一個下午看海的時光。

那天晚上，我正要好好的上床睡覺時，突然電話鈴響，一看看時鐘，已經半夜十二點了，嘴裡正嘀咕著，是誰又要吵我清夢，一接電話，又是鄭南榕。

「昨天，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佇彰化遊行，結果，彰化團管區司令金夢石他不准咱舉旗仔，煞發生衝突，……你趕緊咧，寫一篇聯合質詢稿，咱通乎立法委員，提去立法院，……」

「好的，……我馬上就寫！……」我很不情願的答應了下來。我想，他大概不知道現在是幾點了，也沒有去體會到我也需要有休息的時間，不能二十四小時都是政治、政治、政治！我實在很憤怒，氣他為了一件並不緊急的事情，而深更半夜打攪我難得的家居生活。以前，我身上沒有掛呼叫器，還羨慕別人，看到他人身上有個嗶嗶作響的呼叫器，嗯，很現代，可是，來自由時代雜誌社上班，我們採訪組幾位成員，身上都戴著呼叫器，這下子我才叫苦了，因為鄭南榕經常熬夜，脾氣一來，有時不管三七二十一，深更半夜也呼叫你，你若回了，一晚的寧靜可能泡湯了，你若不回，第二天，他就會問你，「昨晚你去那裡了？」，後來，我學乖了，夜深了，就趕緊把呼叫器關掉，甚至電話鎖起來，免得又有一位總編輯，半夜來跟你「魔音穿腦」，讓你輾轉反側不成眠。

我好想向鄭南榕提出辭呈，但一直不敢開口，看到他那樣日以繼夜的工作，看到他以無比的毅力，一步步的開拓台灣獨立的言論自由空間，我實在不敢向他說，「NYLON，我欲走啊，你家己擱去找人。」，……。 

三月十三日晚上，我窩在自己的房間，讀了幾個禮拜的《卓別林自傳》，終於看完了。卓別林這位喜劇大師，我看了他的傳記之後，有很多感觸，他不單單只是一個笑匠而已，他還有多采多姿的一生。下面這段話，我再三的深思，感觸良多，我把它抄在我的日記本上： 

「我一向堅信，幸與不幸，就像天上的雲彩一樣，隨風飄來，不期而至。

　　 因為知道這一點，每當我遇到惡運，我不致於驚駭過度；
好運當頭，我依然會驚喜交加。」

既然人生的際遇，如同天上的雲彩，幸與不幸，功成名就或落魄潦倒，都不是絕對的，那麼，我還怕什麼呢？我還擔心什麼呢？我還在意什麼呢？我還眷戀一份雜誌社的薪水嗎？我為什麼還要繼續拿著一枝筆，不斷的在桌上爬格子、爬格子、爬格子？為什麼不張開眼睛，離開台北，到全島各地，去尋找台灣的生命力呢？

有一天，我告訴一位朋友，說我想效法當年的甘地，他從南非返回印度時，走遍印度大鄉小鎮，去了解印度人民的生活，去聽聽人民的心聲。結果，我那位朋友聽了哈哈大笑，而說道：「印度是印度，台灣是台灣，你啊，你走不了全島的！」

我也不想跟他辯駁，對方笑的也對，畢竟，全島行軍也罷，或環島行腳也罷，苦是苦了一點，只要有毅力，烏龜也走得到終點的，問題是，我要做全島性的抗議行軍，過去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若我首開此例，統治當局，會容忍這樣的行為嗎？我也不知道。 

三月十六日星期一，我一到自由時代雜誌社，馬上當面跟鄭南榕提出辭呈。因為雜誌社同仁已經有人跟他提到了這件事情，所以他聽到我說不幹了，臉上並沒呈現詫異的表情，他還是那張沒有變化的臉，只是淡淡的說：「辭職不准，你可以休息，不用寫稿，但薪水照領。」

我不想接受這樣不工作，又可領薪水的特殊待遇，我執意要辭職，但又熬不過他的要求，我只好退一步說，好吧，我休息一個禮拜，他還想跟我理論，那時我的胃不太舒服，我就說胃很痛，我要走了，便匆匆的離開他的辦公室，提前返家。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4 海外台灣人運動（下）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台灣革命黨」於紐約宣佈解散。當時台灣革命黨主席是洪哲勝，副主席是許信良，一般島內人士，都不太清楚這個黨究竟是什麼黨，後來又為什麼要宣佈解散。三月二十五日，鄭南榕一大早就打電話給我，叫我越洋專訪洪哲勝。
 

當天下午，我聯絡到了洪哲勝，說明了我訪問的主題，我直接就問：「國民黨還沒倒，為什麼就要自我解散台灣革命黨呢？」
 

他講了一些原因，可能涉及到海外台灣人運動的分分合合，內幕我也不太清楚，我最有興趣的，就是繼續追問：「你要放棄台獨嗎？」他馬上答道：「我們現在講民主自決，不談台獨。」
 

做完了洪哲勝的專訪，我更下定決心，要到美國去走一趟，畢竟，海外的台獨運動，理論是什麼？如何實踐？我都不清楚，而有些政治訴求，例如，「台灣人出頭天」、「自決救台灣」、「台灣人走台灣路」等，其實講的都是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國。可是，在台灣，台獨是國民黨當局最高的言論禁忌，台灣的前途與命運，他們不讓人民在免於恐懼的環境之下，公開的討論，就因如此，我就愈想把它搞個清楚，愈想把它擺上講台，讓人民各吐心聲。
 

這裡，附帶提一件趣事，四月十三日，洪哲勝從美國送來一張傳真信給我，他署名「楚也」。他還自己引經據典的說明：「亡秦者，楚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哦，原來，他把國民黨比做秦朝，把自己比做亡秦的楚國，所以用個筆名「楚也」。接著，他提到我的名字，又補充說明：
 

　　　　「楚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

　　　　　蓋世，楚（霸王）也！」
 

由洪哲勝的筆名，我可以體會到，海外台灣反對運動人士，那種流亡海外，有家歸不得，想要返回故鄉，打倒國民黨政權，卻踏不到家鄉的土地，找不到可以使力的戰場，那種無奈，那種悲憤，那種痛苦，簡簡單單「楚也」兩個字，道出了其中的心酸……。


三月三十一日，我訪問到了「世界台獨聯盟」副主席許世楷">席許世楷博士。他是我台大政治系的學長，後來赴日留學，投身日本的台獨運動，成為國民黨的黑名單，而有家歸不得。在整個訪問過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再的強調，「我們堅持革命路線」。這篇訪問稿，可以說是在當時國內的報章雜誌，首度以大篇幅，把「台獨聯盟」領導人的政治主張，完整的報導出來。刊載這樣的報導稿，依當時的政治言論標準，形同「為叛亂團體宣傳」。
 

我知道，鄭南榕是要拿這樣的訪問文章，來試探統治當局的忍耐限度。我把那篇訪問專稿寫完了，我笑著對鄭南榕說：「好啊，煞落來，我想欲訪問你，來談談台灣獨立，好否？」他裝著一個苦瓜臉，笑著答道：「拜託咧，你嘸通害我！」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我終於聯絡到上國民黨的頭號敵人，也就是長期領導台獨聯盟的 張燦鍙博士。因為他行蹤不定，為了聯絡他，我可花了一點心血。我把預先擬定的問題，打了傳真出去，給海外某個聯絡的人，等了好久，才得到回音，知道他願意接受我的專訪，我就感到非常興奮。凌晨十二點十分，我在雜誌社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說道：

　　「我是張燦鍙。」

　　「你好，我已經等你足久啊！」
 

我懷著興奮的心情，一手抓話筒，一手抓筆，快速把他的話寫了下來，又反覆的問他，「你講的，敢是按呢？」，以便確定對方的講話原意。就這樣，我從凌晨十分一直訪問到一點二十五分，整整一小時又十五分的越洋電話，讓我感受到的，他是一個思維清楚的讀書人，而不是紅毛綠眼的土匪頭子。還有，他講了一口道地的台灣話，許多政治或經濟上專門的術語，能很輕鬆的，以台語表達出來，這一點，就叫我佩服不已，因為當時的我，台語很菜，無法流利的唸報紙，更不用說即席的台語演講。
 

整個訪問，張燦鍙強調一個重點，他說：「海外台獨聯盟，要走比民進黨更堅強的路線，這樣獨盟就成了國民黨的首要打擊對象，而間接的保護民進黨。」
 

張燦鍙在一九八七年所說的話，時隔四年之後，也就是一九九一年，島內爆發了獨盟事件。當時的民進黨已經通過「台獨黨綱」，而台獨聯盟更是台獨的招牌老店，可是，國民黨當局為了鎮壓，逐漸高漲的台獨運動，就先拿獨盟領導人士開刀，將他們逮捕下獄，而放過民進黨的領導階層。一九九一年的「獨盟事件」，果真應驗了張燦鍙四年前的預言。
 

話說回來，我做完了張燦鍙的專訪，雜誌社的編輯部，非常重視這篇訪問稿，而鄭南榕本人更是關心。最後我們將這篇名專訪的標題訂為「建立東方的瑞士」，並且以封面故事刊出。
 

雜誌社有位同仁問：「會不會因為這篇，而吃上官司呢？」

「應該不會吧！」我自我安慰答道。
 

讓台獨聯盟的首號領袖張燦鍙，直接透過《自由時代》，向台灣人民宣傳台獨主張，這是一個創舉。鄭南榕不去擔心，他會不會再度入獄，完稿的那晚，我又看他咧著滿嘴薰黑的牙，咬著一根香菸，在編輯室裡走來走去，心情好像特別高興，一副那種「老神在在」的態度，有事，我來擔，其他的，你們只管去做吧。
 

我們所擔心的事，並未發生。那事直到後來，《自由時代》刊登了許世楷博士的新憲法，國民黨當局再也不忍不下了，才決定把鄭南榕當做叛亂嫌犯，移送法辦。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4 海外台灣人運動（上）

一九八六年，從許信良在海外推動「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開始，我就對海外的台灣人運動，有很大的興趣。
 

過去，國民黨當局告訴我們，在海外搞台獨的，是叛祖背宗的暴力份子，是為害台灣安定的不法份子。美麗島事件之後，我曾經在電視上，看到一則政府的宣傳相片，上面是一張台獨聯盟領袖張燦鍙的相片，模模糊糊的，隱隱約約看出來，好像是一個紅毛綠眼，獐頭鼠目的土匪頭子。那時，我一看，除了不了解台獨運動是什麼，直接的印象是，「好可怕喔！」

 

一九八六年，島內的反對運動，先是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再來就是成立「民主進步黨」，這兩波重大事件，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國與日本的台灣同鄉，激起了很大的迴響。這段時間，我也陸陸續續的透過越洋電話或傳真，與海外的台灣同鄉積極聯絡。那時，我心裡一直有個困惑：「為什麼政府口中的通緝犯，卻是說起話來彬彬有禮的博士，或是大學任教的教授？」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有一個異想天開的計畫，那就是，我想要到美國去，以三個月，或半年的時間，寫一本「海外台灣人運動」的書。我說是「異想天開」，那是因為我根本沒有多餘的錢，供我去美國一趟，奔波各地，採訪撰稿，那時，我每個月賺來的薪水，繳繳房租，交給我媽生活費，身上放一些零用的，所剩就不多了，別說是買一張飛機票，甚至留在美國幾個月。

 

「這項寫作計畫，有人會支持我嗎？」我想了一想，「為什麼不說出來呢？只要是夢想，就要說出來，就要去做，曾經有人講過，『偉大的夢想，要經年累月才會實現的。』，既然是這樣，我總得找一個人，把我的夢想說了出來吧。」

 

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我鼓起勇氣，打電話給當時擔任「海外組織」發言人的許丕龍，我跟他說，我有這樣的計畫，不知道海外那方面，那裡可以獲得這樣的經費贊助。聲音極富磁性的許丕龍，二話不說，很爽朗的答道：「真好，我會甲你鬥想看覓。」

 

我很感謝他的熱心，不過，我再補充一句道：「丕龍兄，但是，我已經對外宣佈過，台灣若無解嚴，我就絕對無欲出國。」越洋電話線那端，傳來爽朗的哈哈笑聲，許丕龍連聲說道：「我了解，我了解！……」

 

其實，我那時的心裡很矛盾，我是很想到海外，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開拓一下視野，免得自己像井底之蛙，可是，自己講出的誓言，我又不得不守住。

 

一月二十一日，我在外頭忙了一天，直到晚上十一點四十分，才踏進家門，我媽媽面色驚慌的，馬上對我說道：「電視有報出來喔，有一對姓蕭的立法委員尪仔某，伊們乎人槍殺，我真驚你也去遐……」

 

我連忙安慰她道：「無啥米代誌啦，免煩惱，彼件甲錢有關，甲咱反對運動無關係啦，……即馬，時代無仝啊！……」

 

真的是時代不一樣了，以前，我還聽過這樣的故事，有兩位台大學生，暗中計畫籌組反對黨，事情爆發了，結果呢，雙雙就從台大校園裡失蹤了。不過，自從黨外的力量逐漸興起，再加上民進黨成立了，國民黨當局要整肅一個異議份子，不再像過去那樣的粗魯，至少也要撲撲司法的「粉底」。雖然如此，老人家看到電視上，發生政治人物遭到槍擊的事件，放心不下，總是難免。

 

對我而言，這些都不算什麼，如果，我每天老是再擔心，發生什麼意外，那麼，我怎麼能夠集中精神，去追求我的目標呢？

 

既然暫時出不去，於是，得到總編輯鄭南榕的支持，我計畫一系列的專訪，越洋訪問海外台灣人運動領袖，從一九八七年三月一直到四月，《自由時代》大幅度的刊出許世楷、彭明敏、洪哲勝、陳唐山、張燦鍙等人的專訪。

 

島內的反對運動，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成立之後，終於告一個段落，而反對運動人士，下一波的目標，是要求解除戒嚴，這也是新生的民進黨，所接下最重要的棒子。但是，台灣獨立這個議題，國民黨政權禁令高懸，少數的反對運動領袖，只能在私下的場合，相互交換意見而已，他們不得也不敢在公開場合，訴諸民眾。

 

這階段的《自由時代》就扮演一個衝破「台獨」禁忌的火車頭，一篇又一篇的海外運動人士的專訪，台灣獨立的主張，開始流入島內的反對運動人士，及廣大的讀者群。

 

三月十一日，我聯絡上彭明敏 教授。訪問中，我直接問他：「彭教授，你何時才會返來？」

彭明敏很感傷的答道：「我老母佇一九八五年過身，我想欲返去，伊們無欲乎我返去，所以，我也無法度返去見我老母，……我是一個通緝犯，……」。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3民進黨成立了（下）

民主進步黨真的成立了，許多在街頭風吹雨打，或鎮暴警察棍棒交加，依然勇往直前的黨外黨工，聽到這個消息，錯愕一陣，真的不敢相信，那些黨外公職，居然是玩真的，訝異之後，是無限的狂喜，這證明了，權利是要自己去爭取，而不是向統治者搖尾乞憐而來的。

面對這樣突然的改變，我除了高興組黨成功，卻有一點失落。因為當時我多盼望，我們能用「台灣民主黨」這個黨外，有台灣兩個字，可以跟中國做個區隔，我並不是要一個台灣至上，狹隘的地域觀念掛帥的民族主義政黨，但是，至少「台灣民主黨」，可以跟中國國民黨有決然的「市場區隔」，一個是台灣，一個是中國，再則，民主這兩個字，本身就意涵著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民主是跟民族優越的概念，兩相排斥的。可是，既然大家已經決定，用「民主進步黨」作我們的黨名，身為一個黨外人士，我當然要接受。


             

兵介仕，一九五六年生，台南市人，輔大哲學研究所，他比我晚幾個月加入「自由時代」雜誌社，我們兩個常常一起跑新聞，一起討論黨外組黨的策略及台灣未來的發展。民進黨成立那晚，我們一起跑這條頭條新聞。
 

那晚，兵介仕看出我內心的矛盾，就拉我到旁邊，語重心長的勸我：「民進黨成立了，你應該調整腳步，……『台灣民主黨』是海外的，你的根在台灣，你不應該老是靠外力。……」我聽了他的話，答應他，我會好好的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
 

九月二十九日，在海外的許信良「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正式對外宣佈，因為民主進步黨成立了，原來的建黨委員會，就改為「民主進步黨海外組織」，這個組織將訂於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在美國舉行成立大會。
 

聽到這個消息，我馬上接受事實，又為自己打氣：「台灣民主黨已經不存在了，你跟陳萬富的組黨行軍，已經是昨日的流水，……你與鄭南榕所推動的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運動，已成昨日黃花了……。不要老是回首過去的歷史，而應該往前挑戰下一個權威柵欄，繼續往前跳吧！……」
 

九月三十日，我整天都待在家裡，那兒也不去，整個人完全放鬆，聽聽英語錄音帶，做為消遣，就這樣，我過了輕鬆的一天……。正當我準備好好輕鬆幾天，十月二日晚上十一點二十分，有一個人，打電話到我家來，我不在家，我媽媽接的，那位陌生男子通知了我一件事情：「陳萬富被捕了！」
 

第二天，我搭國光號趕到高雄。這天晚上，楊金海的女兒，當時的高雄縣議員楊雅雲，他們的服務處，為這個事件舉辦了一場「陳萬富官司說明會」。
 

首先，我去找陳萬富的朋友劉文福，他是前岡山鎮民代表，以及陳正毅、蔡福仲等人，聽他們說明，我才了解，陳萬富一直投靠在劉文福那裡，只要國民黨做了什麼錯事，陳萬富就召集了幾個人，甚至單槍匹馬，在馬路上公然的示威行軍，也曾陸陸續續發生數起肢體衝突，而遭警察函送法辦，而警方在屢傳不到之下，便在十月二日早上八點，將他逮捕歸案。陳萬富就被羈押，一直到十月九日，我人在台北，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蓋世，我返來啊！……」



「返來就好，後擺著愛記著，咱甘願乎伊們掠，嘸通甲伊們相打，……咱那無辜入獄，咱才有力量，那是甲伊們起衝突，打來打去，最後吃虧是咱……」我嘗試用甘地的話，來去撫平他心中的憤怒。

他就是成百上千基層黨外黨工的縮影，當黨外的領袖，高站講台，揮舞拳頭，聲嘶力竭，控訴國民黨時，常常一時忘情，而喊出「衝啊！打倒國民黨！」、「我嘸驚關，嘸驚死，逐家衝啊！」，可是，這些領袖，他們比起一般的黨工，知道法律的分際，他們可能喊了一喊，情緒發洩了，群眾獻給他們狂熱的歡呼，然後事情就過去了，然而，有些基層黨工，誤以為這些領袖的呼籲是真心的，再加上群眾運動所激發出來的集體情緒，使的他們失去了控制，而跟警察對幹起來。當黨外領袖政治受難，他們的頭上會增加英雄的光圈，但基層的黨工被揍、被抓、被關，所留下來的，很可能是冷冷清清的鐵窗生涯，或遭到家人的誤解，或被左鄰右舍的人看成是破壞社會的歹徒……。

 

因著這個緣故，在我往後幾年的群眾運動生涯，我更積極的鼓吹甘地的非暴力精神，我實在不願意看到，那些共同在街頭戰鬥的黨外黨工，因著「不教而上陣」，胡裡胡塗被抓了，事前心理沒有任何準備，抗爭過程中，又沒有適當的指揮控制，而被抓被關，那些不幸事件，常給他們的家人帶來莫大的打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3民進黨成立了（中）

我們是流許多汗，我們是整晚站得腰酸背痛，又蹲得兩腳發麻，可是我一想到今晚偉大的直銷效果，疲倦？口渴？被人當做乞丐？給人瞧不起？讓人當做神經病？哈！這些感覺，通通沒有！我只想到，我們正在做一樁了不起的事情，當全國的黨外菁英八方會風雲，來自各地的民眾，擁抱著共同的組黨美夢，發出「組黨！組黨！組黨！」的怒吼，我們比大家更往前踏出一步！憑著我們高舉的海報，雖然我們沒有說出半句話，可是我的心底卻聲嘶力竭的吶喊：「組黨，對啦！就是愛組『台灣民主黨』啦！……」
 

那天晚上，收拾收拾之後，我跟陳萬富說聲再見，然後，懷著無比興奮的心情，返回家裡，明天，對的！明天，報紙一定會寫的，「台灣民主黨」這五個字，還有我們的名字，一定會上報的。
 

第二天，我買了幾份報紙，中山國小的「組黨說明會」，哇，大幅度的報導！可是，我從第一版看到最後一版，沒有，我們的「台灣民主黨」的訴求，沒有提到半個字……。
 

後來，我在偶然的一個機會裡，看到一份專門報導影劇黑道等新聞的娛樂雜誌裡頭，居然也報導中山國小「組黨說明會」，文章中，還附有一張新聞相片，照片中的我跟陳萬富，兩人手持海報，活像兩個稻草人，聳立在一片蹲坐的人海中。
 

看了新聞相片，我本來應該高興一下，可是，讀過了那篇報導，卻只有苦笑的份了，因為那是在罵黨外人士，而把我們的相片，拿來當做抹黑辱罵的對象……。
 

罵吧，隨你們罵吧，總有一天，屬於台灣的政黨，一定會成立，我又自我打氣，重建信心，眼看未來。
 

往後一個月，國民黨當局不斷老調重彈，恐嚇黨外人士，假使組黨的話，會遭到怎樣不利的後果，而黨外公政會與黨外編聯會，則不斷對外宣稱，組黨是我們人民的權利，我們一定要組黨！
 

為了因應一九八六年底的大選，由黨外公政會與編聯會的領導幹部，所籌組的全國黨外後援會，訂於九月二十八日，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召開大會，研擬競選綱領，並推薦全國黨外的候選人。
 

會議召開前夕，黨外圈內就流傳著這句風聲，「黨外甘敢組黨否？」不管是真是假，許多媒體記者，蜂擁而至，但是主辦單位關起門來開會，讓許多記者在會場外枯坐苦等，偶爾遇到與會代表，出來上上廁所，記者便抓到空檔，上前詢問，有的口風很緊，有的卻露出一點訊息，「阮即馬塊討論重大代誌喔！」
 

那時，我與雜誌社的同仁林乾義、兵介仕、郭文宏等人，也懷著興奮的心情，守在外頭。「欲組黨啦，即馬塊討論黨名啊！」有人傳來這個消息，守在外頭的記者，又是一陣騷動，有的黨外記者，簡直不太相信，事情來得這麼快，連聲喃喃自語道：「甘按呢？敢是真的喔？」
 

後來我才知道，全國黨外領導幹部，暗中推選出一個「組黨小組」，固定在姚嘉文位於忠孝東路的家裡，召開組黨小組會議，討論黨綱、黨章等相關事宜。而這個台灣本土反對運動，第一個產生出來的反對黨，究竟要用什麼黨名？組黨小組將這個問題，提交九二八的大會決定。
 

在大會中，有關黨名的爭論，花了不少時間，雖然也有人提出，許信良已經在海外發起「台灣民主黨」組黨運動，那麼，就乾脆用台灣民主黨，可是，與會代表又有人反對，擔心黨外上面掛著「台灣」兩個字，會讓人有狹隘的地域觀念，要想吸收外省人士入黨，會比較困難，而影響到未來的發展。
 

最後，謝長廷極力主張的「民主進步黨」，普獲與會代表的支持，於是，就在下午六點零五分，大會正式通過決議，就採用「民主進步黨」這個黨名，與會代表一百三十二人，通通都連署了這項組黨聲明，而成了當然的創黨黨員。
 

大會在一陣歡呼鼓掌之後，由大會主席費希平與組黨小組成員，馬上召開記者招待會。費希平面露微笑，氣定神閒的正式宣佈：「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了！」
 

大會結束之後，因圓山飯店租借的時間已到，只好再轉移陣地，到環亞飯店，繼續選舉黨的中執委與中評委，然後，剛誕生的中執會與中評會，再全體移師到位於仁愛路與敦化南路交叉的圓環邊，由黨外人士蘇治芬所開的元穠茶藝館，繼續投票選舉黨主席，經過一番錯綜複雜的政治角力，江鵬堅當選了。
 

江鵬堅不具派系色彩，又沒有強有力的群眾組織，但在五一九綠色行動那場示威，他擔任總領隊，又信守「一屆立委，終身黨外」的政治承諾，因此，在新潮流系強力支持之下，打敗了康系所支持的費希平委員，而榮登了民進黨創黨主席的寶座。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3民進黨成立了（上）

一九八六年是大選年，年底有立委選舉，隨著選舉的到臨，島內黨外組黨的鼓聲，愈來愈密集，愈來愈響。流亡海外的許信良，他在美國推動籌組「台灣民主黨」，並打算在年底大選之前「遷黨回台」。 

雖然內有國民黨的恐嚇，不得組黨，外有許信良的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運動，島內的黨外人士，仍然依照自己的鼓聲，踩出組黨的步伐。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全國黨外後援會，在台北市中山國小，舉行「組黨說明會」。這一場說明會，幾乎集結了黨外陣營的全部菁英，大家卯足了勁，動員群眾，當天晚上，中山國小的操場大爆滿，一樓教室的走廊，也擠滿了群眾，由學校大門到操場的一小段路，人潮如流水，川流不息，無疑的，這是一場盛況空前的群眾集會，更重要的，在這場集會中，黨外陣營傳遞了一項訊息：「我們將要組黨了！」
 

我不放棄這大好的機會，又跟陳萬富約好，走吧，就在這天晚上，我們到群眾場合，去鼓吹台灣民主黨。
 

當天晚上，我跟陳萬富兩人，都穿著綠色的背心，我們製做了兩張保麗龍板的海報，他拿一張，上面畫著一幅「黨旗」，那是我們自己設計的，以一個白底的Ｖ字三角塊，中間放著一個綠台灣，左右畫上兩個綠色三角塊，構成了一幅簡單的幾何圖形，而我則拿著一張標語，上面用斗大的標語，寫了七個大字：
 

　　　　「台灣民主黨   甘地精神」 
 

我們兩個人，頭上綁著綠布條，身披綠背心，手上各拿全開的保麗龍海報，就這樣，我們在說明會場穿梭來穿梭去，當演講會正在進行時，講台前的群眾，都席地而坐，聆聽演講，我跟陳萬富兩人，為了想讓記者拍照，就稍微擠到前面，鎂光燈閃了幾下，可是，我看到站在台上的某位公職，面露嫌惡的樣子，我想想，照到相就好，只要能讓人家知道，我們希望趕快組黨，台灣民主黨是我們的一個選擇，這樣就夠了，我們也不想再站在群眾場裡，晃來晃去，妨害人家聽演講的視線，於是我跟陳萬富說：「行啦，咱來去頭前入口的所在，佇彼靜坐，卡免乎人討厭。」
 

於是，我們兩個人，穿過黑壓壓的人群，走出操場，來到一個走廊的入口處，把標語放在地上，兩人席地而坐，我擦擦額頭的汗，伸展一下發酸的雙腿，就蹲在那裡，兩隻眼睛看著，來來往往的民眾，從我的面前走過，偶爾我聽到，背後的操場，響來震天價響的群眾歡呼聲，好像是什麼黨外公職明星又到了吧。而我們兩個人就一直蹲在那裡，很多人經過我們面前，有的瞄一下，有的看我們幾眼，我猜想，我們那時的模樣，活像蹲坐廟口的乞丐……。

我們又熱又渴，全身汗如雨下，身邊又沒半瓶飲料，那時，蹲在那裡，也累得不想離開原地，跑去買一瓶礦泉水……。來來往往的民眾，進來時，一心趕快進場，共赴盛會，出去時，大概是因為夜深了，人也累了，想匆匆忙忙的趕回家去，因此，來來去去的人潮，雖然洶湧，卻難得看到幾位熟識的朋友，走過來跟我們打招呼……。
 

我們不知道蹲在那裡多久，突然，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子，走到我們的面前，停了下來，向我們問好。他長得是什麼樣子，事隔多年，我怎麼想也想不出來，我只記得他很親切的對我們說道：「恁兩個辛苦啊，我真佩服恁的精神！」
 

他跟我們說了幾句話，就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千塊，說是要贊助我們兩個人，運動的經費，然後，他就匆匆的走進會場裡面，消失在人群之中……。
 

我把那位熱心的民眾，所捐的一千元，交給陳萬富，讓他做旅費，因為他目前沒有工作，他從高雄北上台北，來參加活動，是向朋友借錢當旅費的。
 

夜深了，曲終人也散了，我們也準備收拾起道具，打道回府。我看到人群散去，心裡充滿了無比的信心，為什麼呢？我手裡拿的那張保麗龍海報，上面七個字「台灣民主黨／甘地精神」，這一場，少說有三萬人的群眾大會，扣掉來來去去的不算，光是我跟陳萬富兩人，高舉海報，走在中山國小操場裡面，至少有一萬人以上，看到我們手拿的標語，與那幅自畫的台灣民主黨黨旗，還有什麼行銷，比我們這種現場直銷來得更有效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