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寧 cafe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中）
 

一個禮拜後，我如期銷假上班。一位同事迎面就問：「怎麼樣，好一點了沒？」

「謝謝，謝謝關心，我已經好多了。」這時，鄭南榕走來，一看到我，就熱情的握手。好啦，我就繼續上班吧。

雖然我人是回到了雜誌社，可是我的心，已經飛到外面去了，我心裡一直再反覆的思索，以什麼樣的訴求，用什麼方式，進行全島行軍。

首先，我想到的是延續去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一九八七年的五月十九日，民進黨將舉行第二次的五一九綠色行動，這是以全黨的力量，再度向統治當局施壓，要求解除戒嚴。

「這不就是最好的機會嗎？如果我能找一群人，放下工作，暫時離開家庭，一起跑全島，四處宣揚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時代意義，這不就是最好的訴求嗎？」

想到這兒，我感到很興奮，就找朋友討論，但還是碰到同樣的問題，「有誰願意跟我走呢？放棄工作，離開家庭，四處流浪，又很可能有牢獄之災？……」 

一天晚上，我重讀甘地傳，有新的感觸。甘地的偉大，在於他的悲天憫人的胸懷，更在於他透過絕食、禁慾、長途行腳、粗衣淡食……等，培養出異於常人的意志力，當他下定決心，要完成某件事情，他那個瘦瘦乾乾的柔弱肢體，卻包裹著一顆鋼鐵般的心。他是印度獨立建國的精神領袖，受到印度人民萬人擁戴，被尊稱為「聖雄」，可是，他卻再三的強調，「我不是聖雄！」，他討厭被人民當成神那樣，來頂禮謨拜，他厭惡受到英雄崇拜，……。

他的想法，與現代一般的政治人物相比，可說是一個異類。選舉的時候，候選人拚命打廣告，提高知名度，目的是讓更多的人民，知道他，信任他，甚至對他產生英雄崇拜，而在一些極權獨裁國家，領導者不需經過選舉的洗禮，或只是形式上的選舉，那些政治人物，他們無不千方百計的創造自己的神話，讓千萬的人民崇拜他，歌誦他，把他當成民族救星、太陽與鋼，永遠不會犯錯的偉人！

可是，甘地卻極力的強調，「我不是神，我不是聖雄，我也會犯錯，……」。想到這裡，我終於領悟到，原來是我自己心裡的束縛太多，而導致我下不了決心，甚至今晚下了決心，明天太陽出來，決心就蒸發掉了，甘地這面鏡子，使我照到了自己內心深處的脆弱角落－－
 

　　我擔心，走在路上，人家把我當成瘋子；

　　我擔心，沒人願意跟著我四處流浪；

　　我擔心，新聞記者收到我的新聞稿，就一把丟到垃圾筒裡去；

　　我擔心，走不了多遠，腳底起泡，兩腿發酸，胃痛襲來；

　　我擔心，半路被警察抓去，家人毫不知情；

　　我擔心，全島各地的民進黨朋友，沒有幾個人，會站出來幫忙；

　　我擔心，這樣的全島行軍行動，上不了媒體，甚至被人當成鬧劇一場……。

問題就出在這裡！追求完美，心裡就無法放鬆，而求名心切，煩惱自生。連甘地他自己，都一再疾聲呼道，「我不是聖雄！」，那麼，我憑什麼去當一個完美的英雄呢？明明自己有懦弱的時候，有貪生怕死的時刻，有好名求利的慾望，有掩飾自己過失的不良記錄……，為什麼我不敢坦白呢？為什麼我不敢面對自己呢？

徹夜深思，我眼前的迷霧逐漸散去，我慢慢的，清楚的看到我的目標，是的，我要走出去，這時，我下定了決心，要在一九八七年的五一九紀念活動之前，我要全島走一趟，去實踐深藏在我心中的那個夢想。

五月二日早上，我到了雜誌社，就在佈告欄上，貼了一份「自我放逐」的聲明。這份聲明裡，我表明了，我想離開雜誌社，去全島進行運動。

編輯部的同仁王鴻仁，他是自由時代的主筆之一，中英文俱佳，個性溫和，對我非常照顧，因他年齡比我稍長，所以常以長輩指導後輩的態度，給我不少正面的指導。他看到我在佈告欄上，貼了那張，不禁露著微笑，走過來勸我道：「你要辭職就辭職，不要用『自我放逐』那樣的字眼，那樣會傷了人。」

我另外一位同事羅美玲，她也好言相勸：「兩者不可得兼的，你必須做個決斷，要辭職就辭職，好好的去搞運動；不辭職，就留在雜誌社，好好的寫文章。」

主編胡慧玲也好言相勸，希望我別離開。她是一九五八年生，台東人，一九八○年台大歷史系畢業，她的文采與美貌，在黨外雜誌圈內，為人所津津樂道，她的先生林世煜，是一九八四年代《深耕雜誌》的總編輯。胡慧玲一直在《自由時代》擔任主編，直到一九八九年鄭南榕自焚。往後，她就在台美文教基金會（現已更名為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擔任幹事。

胡慧玲花了相當大的精力，投注在台灣的口述歷史，她自一九九二年起，連續出版下列書：《悲情車站二二八》、《基隆漁港二二八》、《台北南港二二八》、《我喜歡這樣想你》、《島嶼愛戀》等。

我從大學時代開始，就很喜歡讀文學作品，自己也愛寫文章，可是自從到了黨外雜誌，除了每週不斷而來的趕稿壓力，再加上街頭運動，如火如荼，每天忙透了，所以一趕起稿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路殺到底，也不管遣詞造句，通不通順，稿子趕出來，才是第一要務，所以，我常常跟胡慧玲說：「我的文章，愈寫愈糟，有時還跑出西式語法，唉！……」

她還是勸我，好好的多看別人的好文章，自己好好的寫。話說回來，她知道我想「自我放逐」，而眼前採訪組人手有限，因此她極力勸我，應與雜誌社的編務為重，希望我在街頭運動與雜誌社工作，兩者兼顧。

我心裡雖然感激同事們的慰留，可是，我已經自己在製做傳單了。我採訪組的另一位同仁兵介仕，他焦慮的來電問道：「你敢真的，欲照計畫進行嗎？」

「是啊，我不愛擱逐天趴佇桌仔寫稿，我欲出去行全島。」過幾天，我等待的機會來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