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寧 cafeˊ

1986年519綠色行動對決台北龍山寺

文字整理／邱斐顯，《綠色年代》執行編輯
圖片提供／湯金全

資料來源：《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p.190~193

1986年的5月19日，《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訴求「反對台灣長期以來的戒嚴統治」。當時的黨外雜誌，紛紛報導風起雲湧的第三世界國家反獨裁的民主運動。鄭南榕認為，「菲律賓能，台灣當然也能！」

五一九綠色行動，地點訂在台北市的龍山寺。這是台灣戒嚴三十八年以來，第一次有人敢公開提出「反戒嚴」的行動訴求挑戰國民黨，並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在街頭展現。





圖片提供／江蓋世

立法委員江鵬堅擔任行動的總指揮，黨外公政會台北分會理事長陳水扁市議員擔任發言人，簡錫堦負責動員和指揮工作。來自全島各地的重要黨外人士張俊雄、尤清、陳水扁、謝長廷、黃天福、李勝雄、顏錦福、洪奇昌、邱義仁、陳光復、湯金全、黃昭輝、戴振耀、蔡有全、蕭裕珍、江蓋世、田孟淑等人群聚在龍山寺廣場，人人頭綁綠絲巾，手拿綠色抗議布條「要求解除戒嚴！」、「戒嚴就是軍事統治」。在這次活動中，黨外人士對外宣稱，要將大隊人馬帶去總統府抗議。

早上十點，黨外示威陣容擺妥，準備大步踏出龍山寺大門時，警方派出一千多名警察，將龍山寺鐵門鎖上，以警力團團圍住，不讓示威群眾越雷池一步，同時在龍山寺外圍道路，派出女警大隊與警力包圍住，將圍觀民眾阻隔於龍山寺外。

國民黨如臨大敵，附近商家停業一天，警力把龍山寺四周包圍得水泄不通，當天集結而來抗議的黨外人士，全部遭警方封鎖而被圍困在龍山寺內。這一天，主導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行動者是鄭南榕，但是他沒有公職身份。一旦國民黨翻臉，後果將如何？沒有人知道。

隔著龍山寺鐵門，一位高階警官拉著喉嚨大喊：「今天的集會是誰負責的？請他出來一下！」當時許多黨外人士正在你看我，我看你時，立法委員江鵬堅站了出來，對著那位警官說「好啦，是！我來負責！」他踏出這一步，負責扛起示威的重責大任，擔任行動的總領隊，也為他後來的政治發展，奠下了無人可比的基礎。

當時，示威現場有兩個場景。一個是以公職人員為主，在龍山寺廣場內靜坐；另一個是少數黨工在龍山寺外走動，江蓋世與蔡有全、蕭裕珍、田孟淑（田朝明醫師的太太）一起拿著一面寫著「戒嚴就是軍事統治」的綠色長布條，卻也只能在第一層封鎖線內高喊「出頭天」，衝也衝不出去。

國民黨採取「不攻擊、不驅趕、不抓人」，只佈下天羅地網，採用警力包圍群眾的消耗戰，「黨外示威者要出去，可以，想進來，對不起，門兒都沒有。」示威群眾從白天奮戰到黑夜，從艷陽高照、汗流浹背，持續到傾盆大雨，如落湯雞一般。黨外人士不曾打過這樣的持久戰，而發起人鄭南榕事先連糧食、飲水都沒準備，後勤補給嚴重缺乏，每個人都餓得發昏。

幸好，黨外人士暱稱「袁姐」的袁嬿嬿，她圓圓胖胖的身驅擠在人群裡，賣力的將買來的一包又一包熱騰騰的饅頭、包子及土司、飲料，騰空飛過圍牆內。袁嬿嬿自掏腰包的舉動，觸動了旁觀民眾的熱情，大家爭先恐後去附近搶購食物。「空中補給」源源不斷而來，使他們能持續和國民黨抗爭，由白天支撐到黑夜。

在這一場示威活動中，江鵬堅立委充分展現其臨危不亂、指揮若定的領導能力。他和軍警不斷地溝通交涉，終於避免了原本擔心會擦槍走火的意外。歷經十二小時烈日暴雨下的抗議示威後，整個事件終於在晚上十點平安落幕。

事件結束後，江鵬堅立委擔心鄭南榕安危，堅持陪著他回到台北市錦州街家門口，讓葉菊蘭看鄭南榕到家，才敢放心回家。 

鄭南榕與519綠色行動

摘自江蓋世〈鄭南榕這個人〉

http://www.wretch.cc/blog/phesha0822/9128141

 

鄭南榕就拿著那份廣告稿，一邊指著，一邊對我解釋道：「政治的口號越簡短越好。五一九，就是要告訴人家 五月十九日 ；綠色，就是代表和平；行動，就是一場示威。翻成英文就是『519，Green Action』。」
 

此後，他就把自由時代雜誌社，當作是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指揮中心，每隔一週就在雜誌上大打五一九的廣告。其實，鄭南榕正在搞一項高難度的政治運動。一來，他沒有自己的群眾組織，只能借助於新潮流的力量；再來，由於自由時代雜誌批判性極強，得罪了不少黨外的公職與山頭；再加上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因此，雜誌社變成他推展五一九運動的唯一基地。
 

為了行銷綠色行動，有一天鄭南榕突然大發奇想，「希望全台灣的人民，在那一天，每個人身上繫綠絲帶，在屋頂上、樹上綁綠絲帶，讓人民用這種簡單的沉默的舉動，來表示他們的抗議。」
 

鄭南榕相信有人會跟著他這樣做，可惜我們雜誌社的同事私下聊天時，有人開玩笑說道：「頭殼壞去！誰敢在自己家門口綁綠絲帶，讓國民黨來抓？」 
 

鄭南榕敢。 五月十九日 還沒到，我們雜誌社的那些小弟，就被鄭南榕叫去，在民權東路五五○巷，整條巷子的樹上，綁滿了綠絲帶。事後想來，那條巷子，大概是當時全台灣唯一掛上綠絲帶的巷道吧。 
 

三月二十六日，美國Time雜誌香港分社主任波頓小姐（Sondra Burton）與特派員沙蕩（Donald Shapiro）兩人，來雜誌社訪問鄭南榕。他們看到雜誌社大門上綁著綠絲帶，感到很新奇。鄭南榕就對他們說：「菲律賓人民用黃絲帶來歡迎艾奎諾，我們也希望，用綠絲帶來表達人民要求解嚴的共同意願。」
 

有一天，一位朋友跟我聊起，知道我在幫鄭南榕推展五一九綠色行動，半開玩笑說道：「別傻了，五一九當天，搞不好，只有鄭南榕跟你這兩個瘋子，身上綁著綠絲帶，呆呆站在龍山寺那裡。」
 

1986年5月19日，鄭南榕所推動的「519 綠色行動」，是四十年來，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最大的一場反對戒嚴示威行動。它幾乎聚集了當時所有的黨外菁英，在龍山寺熬過烈日，淋過大雨，從早上十點抗爭到晚上十點。在此之前的黨外運動，很少能夠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這場龍山寺的示威行動，卻讓國際媒體，如 Time，Newsweek 大幅報導。


而國內的媒體則爭相報導，尤其是《民眾日報》，把它當成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數個版面，全面報導，因而觸怒了國民黨執政當局，並遭到停刊一週的處分。 






雜誌圖片提供／江蓋世

（本文原載於1994年4月7日《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現收錄於江蓋世著《鐵窗筆墨》一書）




  

懷抱獨立建國夢想—李鎮源（1951~2001）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  

p.150~151

李鎮源院士，台灣醫學界的大老，國際知名之藥理學家。早年貢獻心力、時間於蛇毒研究的醫學領域，晚年則是積極投身於台灣民主、獨立運動之洪流。他堅持理念、絕不妥協、毫無怨尤的精神，猶如一頭雄獅，威武不屈，鎮定從容，自自然然洋溢出一股尊貴的台灣人氣質。


李鎮源院士年輕求學時，是日治時代台北帝國大學（即現今的台灣大學）醫學部第一屆醫學生。一進入醫學院，李鎮源就全心投入「基礎醫學」之研究，他利用暑假時間到解剖研究室做實驗，並發表了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畢業後，李鎮源繼續追隨台灣醫學之父杜聰明，致力於「台灣產毒蛇的毒物學研究」。李鎮源對「蛇毒」的研究早為國際醫界所肯定，因此膺選為中研院院士，並獲國際毒素學會頒最高榮譽的「雷迪獎」。1985年，李鎮源更出任國際毒素學會會長。

李鎮源擔任台大醫學院院長期間，大力提倡專業制度，廢止台大醫師夜間開業及收取紅包的陋規，扭轉了台大醫學院及台灣醫界的不良風氣。這些重大改革，如果不是憑藉著他對理想的堅持及實踐勇氣，是無法做到的。

國民黨來台主政後，1950年的「台北市工委會」案，國民黨特務利用「言論禁制」的白色恐怖，強行帶走了好幾位台大醫師，其中包括他的好朋友許強（被捕後不久就被槍決）和妹婿胡鑫麟（坐牢多年）。這件事在他的心中烙下很深的陰影。

1987年，陳永興、李勝雄和鄭南榕，開始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要求政府為二二八事件平反。陳永興因此開始與李鎮源有所接觸。1989年，李鎮源曾悄悄到為追求「百分之百言論自由」殉死的鄭南榕之靈堂行禮致意。

很多人以為李鎮源是從「一○○行動聯盟」才開始從醫學界轉入對政治及社會關懷的。事實上，身為一位師長，他對台大學生的愛護是很重要的觸發劑。他對很多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出國的留學生，因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而不能回台貢獻所學的事，深感痛心。尤其是在1991年9月初，到土城看守所探望李應元、郭倍宏等人之後，終於使他對國民黨潛藏於內心數十年的怒火，一發不可收拾。1991年10月9日 ，「一○○行動聯盟」在台大醫學院基礎大樓前的抗爭，年邁的他行動並不落人後。

李鎮源在退休後的日子幾乎是以生命相許，無私地奉獻給台灣社會。他除了積極參與「廢除刑法一○○條」行動之外，也號召 全台 醫師、成立並組織「醫界聯盟」，提倡台灣本土文化、鼓吹台灣重返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加入聯合國、支持「一台一中」運動，推動台灣正名運動、台灣建國運動，甚至籌組成立「台灣建國黨」。

2000年，台灣第二屆總統直選時，親友學生要為李鎮源做壽，他堅持不受，最後則決定將自己的壽宴，改為陳水扁總統的舉辦募款餐會，並成立醫界後援會，以行動支持台灣人總統的誕生。就在這個場合中，陳水扁喊出了「台灣獨立萬歲！」

2001年「反閱兵廢惡法十週年紀念活動」，是李鎮源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為了讓病體衰弱的李鎮源能夠抱病出席參加，陳水扁總統甚至指示承辦單位說，「活動就辦在台大醫學院的門口吧！讓李鎮源院士直接下樓就可以參加了。」當天，陳水扁總統推著李鎮源的輪椅出場。熱愛台灣的李鎮源，不惜以他微弱的氣息呼籲大家，要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與言論自由。

撲向蛇籠的火鳥—詹益樺(1957～1989)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74~75

俄羅斯的民間傳說裡，有一則「火鳥」的故事： 

當火鳥被伊凡王子抓住而失去自由時， 

火鳥悲哀地唱出：『是誰禁錮了我的翅膀？ 

是誰扭曲了我的身體？受了捆綁的身體漸漸僵硬。  

受了束縛的心靈終將死去。 

沒有自由的火鳥，就像風中之燭，漸漸熄滅……漸漸熄滅……』

詹益樺，1957年2月22日 生，嘉義竹崎人。他在黨外時期默默奉獻，1985年底曾為監察委員尤清競選台北縣長助選，在三重地區為「彩虹戰士」尤清發傳單，開始他的黨外義工歲月；並曾先後在許榮淑、鄭南榕所辦的雜誌社擔任發行工作。　　

1986年10月10日，詹益樺第一次上街頭，參加包圍台電反核遊行示威，舉著「我們反對核電廠！」海報，他默默的跟在謝長廷與洪奇昌後面呼口號。一個多月後，12月2日，為迎接前桃園縣長許信良闖關回台，到桃園中正機場接機，包括詹益樺在內共35位民眾，遭軍警暴行毆打，並被集體監禁在桃園縣蘆竹鄉海湖軍營，詹益樺被監禁十幾個小時，眼睛紅腫、頭部因而受傷，這個經驗引起他的極大憤怒，也改變了他的一生。

位於桃園縣蘆竹鄉的海湖軍營，這是當天專門用來關民進黨人士。這個軍營外面的高牆上，每十幾公尺有一個憲兵站崗，肅殺的氣氛、恐怖的場面，猶如刑場一般令人心生恐懼。詹益樺等三十多人被關在軍營空出來的房間，一直到天色很晚時才被釋放。軍營裡的人用軍用大卡車把他們載到非常偏僻的鄉下地方，放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產業道路上，故意讓他們無法順利回家。

12月3日，詹益樺在黨外公政會青島東路總會與民進黨主席江鵬堅、李勝雄律師、游錫堃省議員、以及在機場被毆打受傷的中執委張富忠共同召開中外記者會，指控國民黨在桃園機場事件中毆打三十幾位無辜的接機民眾。他說：「我這一生絕對不再讓這種代誌發生在我身上」。

為了不再受第二次的屈辱，詹益樺甚至留下遺書，表明他的決心「如果國民黨起訴我，在牢裡我要絕食至死」，以徹底抗議這個不義的政權。

1987年，「六一二事件」前夕，江蓋世帶領群眾到士林官邸拜訪蔣經國總統時，詹益樺與周柏雅全程扛著相當沈重的老式麥克風音箱，走了四個多小時，一路毫無抱怨地加入抗議國安法的遊行行列。





（走在最前方，高高扛著音箱者，即是詹益樺。）

1988年1月16日，「許曹德、蔡有全的台獨案」判刑確定之後，全台掀起一陣聲援活動，詹益樺為了蔡有全被關，義無反顧地投入這場聲援活動。

1988年的5月20日 ，台灣農民北上請願，詹益樺開著宣傳衝出重圍援救同志，在立法院前爆發嚴重警民衝突的流血事件時，為了抗議立法不公，詹益樺甚至憤而拆下立法院的招牌。

1989年5月19日，當鄭南榕的喪禮隊伍遊行到總統府前的時候，迎面伺候台灣人民的，仍舊是大家熟悉的蛇籠、鎮暴警察。鎮暴部隊向和平遊行的民眾噴射強力水柱，引起群眾的憤怒。只是出其不意，一個基層的社會運動草根工作者——詹益樺，在遊行隊伍行進中，竟然把預藏的汽油包在身上，以引火自焚的方式，撲向蛇籠鐵絲網上掛著「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魂」的布條上，用他的生命來向國民黨當局做最嚴厲的控訴。

這幕悲劇讓所有在場的人十分震驚和哀傷。沒想到才送走一個在雜誌社內抵死不從的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在鄭南榕的喪禮上，竟又有一個追求台灣民主的基層黨工，以同樣的自焚方式來反抗國民黨。

詹益樺來自台灣社會的中下階層，嚐盡各式各樣的生活疾苦，卻仍然勇敢地加入追求民主自由的行列。在鄭南榕自焚之前，詹益樺南下投入戴振耀草根運動的組織工作，住在戴振耀家裡。他在高雄縣六龜、甲仙、美濃、旗山、大樹、內門等地區，幫助艱苦農民，為農民爭取權益。他過著苦修式的生活，有時甚至以宣傳車為床，從不叫苦。詹益樺的言行舉止令人如此感心，他的自焚更是令大家哀思不已。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自焚之後，詹益樺曾在他的日記裡表明，「我願與上帝同在，不願屈服在豬槽下，鬥陣吃饙，作為一個快樂的豬。」面對國民黨這個不公不義的政府，他抱著「寧願死，也不願再受其羞辱」的決心。正是這樣的決心，讓他的行徑有如那隻失去自由的火鳥一般，視死如歸。終於他張開雙手，以十字架的姿勢，在自燃的熊熊烈火中，用身體撲向阻擋民主前進的蛇籠，為台灣人民留下永恆的典範。

「424 刺蔣案」三十八周年紀念

     
      自左而右：史明，鄭自才，黃文雄  （圖片提供：鄭自才）

終於回鄉的鮭魚－－刺蔣案主角黃文雄返台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235~236

黃文雄行刺蔣經國，那歷史性的一槍，雖然未能結束蔣家政權，卻讓全世界知道台灣人對蔣家政權的唾棄。

1960年代末期，國民黨政權依然對台灣實施白色恐怖統治，而大權在握的蔣介石開始將政權逐步轉移給兒子蔣經國。蔣經國先後擔任黨、政、軍、特各種要務職位，於1965年1月出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

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蔣介石經常派蔣經國出國訪問。

1970年3月，蔣經國將出訪美國的計畫一經報紙披露，留學美國的台灣學生圈裡，開始有人表示「要給蔣經國一點警告」。

1970年4月18日，身為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應美國國務卿羅吉斯的邀請前往美國，做為期十天的訪問，以爭取美國政府對台灣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援助。

早在蔣經國訪美之前，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就已先致函給美國總統尼克森，要求美國停止對「蔣家政權」的援助。美國各地的台獨聯盟成員，也在蔣經國所到之處舉行多場示威遊行。

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原本預定於上午11點45分，赴紐約第五街中央公園附近的廣場飯店，應遠東美國工商協進會之邀演講，他原想從隔街的飯店徒步到會場，卻因下雨而改乘汽車。然而，廣場飯店外面早已聚集了一大群台獨聯盟示威抗議的隊伍。

中午12點左右，蔣經國的座車駛到廣場飯店。蔣經國在警察的護衛下登上石階，正走向飯店門口之際，混在抗議人群中的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班學生黃文雄，突然自示威的行列中衝出來，朝蔣經國背後開出那歷史性的一槍。

黃文雄開槍的那一剎那，被身旁的警察發現了。他朝著黃文雄的手肘劈了過去，讓手槍失去了準頭，隨後三名警方人員將黃文雄撲倒在地。而當時，黃文雄的內弟，台獨聯盟的秘書長鄭自才，則從人群中跑出來打算救援黃文雄，兩人同時都被美國警方逮捕。

台灣留美學生黃文雄與鄭自才兩人行刺蔣經國一事，是震驚中外的政治暗殺事件，「424的槍聲」驚醒了國民黨統治者，也喚醒了沈默許久的台灣人。

在籌劃「424刺蔣案」時，鄭自才一邊在紐約一家建築事務所工作，一邊擔任台獨聯盟的秘書長。

黃文雄，1937年出生，台灣新竹人。1967年赴美時先就讀於匹茲堡大學，後來加入台獨聯盟。事件發生時，他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黃文雄那革命性的一槍，成功地向全世界控訴蔣家的罪行。黃文雄被捕時，高喊著：「讓我像男子漢般一樣站起來！」充分展現出他不平凡的骨氣與尊嚴。全球各地的報紙都以很大的篇幅，報導這件「424刺蔣事件」。鄭自才和黃文雄成了台灣人的英雄。營救鄭、黃兩人的捐款四處湧來，海外的台灣人湊足了錢，分別以九萬元及十萬元的美金，才將兩人保釋出來。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但是給國民黨的蔣家政權一個大大警惕。蔣經國返台後，為避免被暗殺的歷史重演，自此不再踏出國門。兩年後，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極力推動所謂的「吹台青」政策，開始起用台籍政治菁英，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施啟揚等獲重用，被稱為「台灣本土化」的開始。 

「刺蔣案」的審理拖了一年多，1971年5月中旬，美國法院的陪審團判決兩人有罪。1971年7月6日 ，刺蔣案宣判，黃文雄、鄭自才兩人棄保逃亡。鄭自才先逃至瑞士，轉到瑞典；此後分別在瑞典、英國、美國的監獄服刑。最後鄭自才才在1991年6月22日 ，以「黑名單闖關」的方式成功地現身在陳婉真的「叛亂餐會」上。

然而，黃文雄卻是二十一載，杳無音訊。九○年代，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下，陳菊在歐洲見到黃文雄。陳菊因而在台灣的報紙上，發表一篇〈是的，我真的見到了黃文雄〉。在陳菊的勸說下，黃文雄終於考慮返台。

黑名單中最後一個被解除返台限制的就是刺蔣案的主角黃文雄。1996年5月6日，黃文雄闖關入境。二年後，1998年11月10日，黃文雄被政府查獲，控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第三條，未得許可入境罪名起訴。




附註：2005年，當我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時，礙於篇幅與版面的安排與設計，未能將鄭自才在刺蔣案之後的個人境遇，做一個完整的描述。





4月24日至 5月24日，鄭自才將於「玫瑰古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舉辦個人油畫展「自由的風佇底吹」，中央社英文網站上，有鄭自才個人完整的英文簡介：

http://www.cna.com.tw/cnaeng/vistaphoto/engexhibition.aspx?Artc_ID=72&CatL_ID=K&CatM_ID=K02 



下列圖片由鄭自才提供。

民進黨組黨關鍵人物

——傅正（1927～1991）

 

◎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134~137 

四十年來，我在台灣所追求的，

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  

乃至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

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 

第三還是民主，除了民主，

只有民主。   ——傅正

傅正，黨外人士都尊稱他為「傅老師」，是民進黨建黨十人小組的成員之一，也是民進黨草創時期的功臣。傅正老師的個性耿直，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有學問、有良心、有反省能力的外省人。因為他對民主自由的熱愛，使他在以台灣本土菁英為主流的民進黨內，相當為人敬重。

傅正，本名中梅，1927年生於江蘇高淳，青年時期正好遇上二次世界大戰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使他求學過程頗為坎坷。抗戰末期，傅正曾經響應蔣介石「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加入青年軍的報國行列。二次大戰後，傅正得以復學，1946年，就讀上海大同大學經濟系。

隨後，傅正參與學運，並因積極反共，表現傑出優異，1947年，被遴選加入青年軍延安參觀團擔任採訪組長，並且到蔣經國親自主持的嘉興夏令營受訓。一年以後，傅正慢慢見識到國民黨團操控學運的手段，對國民黨大失所望，決心轉往武漢大學政治系，專心治學，追求真理。

1949年5月，武漢棄守，傅正隨著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白崇禧的部隊撤退，親眼目睹三十萬大軍覆沒之悲劇，從此痛恨「槍桿子出政權」的惡性循環，堅信唯有民主才能救國，立誓終身為民主自由而奮鬥。

1950年到台灣之後，傅正參加國防部政幹班，1952年，再調政工幹校，負責訓練政工幹部。1953年，傅正認清了蔣介石父子之家天下的心態，以本名向雷震所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投稿，開始脫離「蔣經國之路」而走向「雷震之路」。

傅正在《自由中國》初期，以寫文章批判時政為主，他當時嚴厲指出國民黨一黨專政之私，挑戰國民黨旗下的反共救國團制度，並堅決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中華民國總統。他不但批判國民黨在台灣的選舉徇私舞弊，更主張成立反對黨，以制衡國民黨。

《自由中國》後期的活動，則以籌組反對黨為最重要的目標。由於獲得雷震的信任，傅正開始以「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兼秘書身分，南北奔走，拜訪台灣各地之黨外領袖，希望能順利組成一個反對黨。

1960年6月，雷震、傅正等人結合台灣本土政治菁英，著手籌組反對黨。國民黨終於拿雷震和傅正開刀。9月4日爆發震驚海內外的「雷震案」，當時33歲的傅正，和雷震同時被國民黨構陷入罪並逮捕入獄。雷震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傅正則被判「感化教育」，6年3個月。這是傅正第一次參與組黨活動。

出獄後，傅正先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世界近代史。1972年，傅正到東吳大學政治系任教，一直到過世前，先後講授中國政府、行政法、中國政治學名著選讀、中國憲法與政府、地方政府、中國近代政治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傅正就這麼默默地在校園內散播民主思想的種子。由於他隻身來台，沒有家累，學生們就宛如他的子女一般。他在校園內深得學生的敬重與愛戴。

雷震案後，台灣民主運動在國民黨政權高壓統治下，沉寂了十多年之後，才有《台灣政論》雜誌出刊。然後陸陸續續的黨外雜誌出刊、被查禁，直到1979年，《美麗島》雜誌出刊。  

傅正憂慮台灣的民主發展再度遭國民黨政權扼殺，因此便積極介入黨外運動，與當時年輕一輩的意見領袖交往，不但在黨外雜誌上寫文章鼓吹民主自由的思想，同時常常幫黨外公職候選人助選，並協助黨外公職問政。

然而組黨的夢想仍常存在傅正的心中。因有雷震組黨失敗的前車之鑒，傅正一直很小心謹慎地為組黨事宜構思、佈局。1986年7月3日，傅正出面邀請黨外人士聚餐，洽談組黨的可行性。餐後大家在周清玉的家裡，對於進行秘密規劃組黨的事情交換意見。自此之後，大家每週聚會一次，成員有：費希平、傅正、尤清、江鵬堅、張俊雄、周清玉、謝長廷、游錫堃、陳菊、黃爾璇等10人，秘密協商組黨方式、黨章、黨綱、創黨宣言，黨名也由這10人小組討論決定。此小組一直到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宣布建黨為止，沒有再增減人數。這就是民進黨「建黨10人小組」的由來。

為了決定民主進步黨的黨綱規章架構，尤清和黃爾璇到傅正家裡，就中外政黨規章做詳細比較，然後向小組提出報告。為了分工起見，宣言部份委由傅正負責研擬工作。其他黨章、黨綱初稿文字的斟酌修正，傅正的貢獻很大，尤其遇到大家意見相左而僵持不下時，就由他來排難解紛。傅正一再告誡大家「千萬不可洩密」，否則會重蹈「中國民主黨」的覆轍。

傅正在「建黨10人小組」及其後的「18人工作小組」中，均擔任重要文件之研擬，對於創黨文字之斟酌，周密精微，對於制度的參與策劃，建樹甚多，遇困難則盡心調和排解，使創黨工作不致消極轉向。民進黨宣布創黨後，傅正仍強調「人可以抓，黨不能毀」之決心，並提醒創黨同志隨時做萬全的準備，及安排第二波、第三波的人選。

同為創黨同志的尤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許多人當時面對可能全面被逮捕的危險，都有著焦躁、不安、憂慮的心情，唯有他（傅正）始終在謹慎的安排中，勇往直前，沒有任何退縮。」

民主進步黨創黨後，中央黨部幹部選舉時，淡泊名利的傅正，只屈就於「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之職位，協助民進黨發展黨務。每次開會傅正一定都是最早到。誰遲到，誰沒有來、誰說了什麼話，他都用筆記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黨內也博得「太史公」的封號。

傅正以一個大陸籍學者的身分，無財無勢，卻因其道德人格與組黨經驗，成了組黨工作小組的召集人，並且在國民黨高壓統治的氣氛中，順利地推動組黨工作。這不只是傅正的第二次組黨活動，也是傅正一生奮鬥努力的結果。

1990年，傅正因胃癌住院接受化學治療，心中仍掛念著想為雷震撰寫完整的傳記，想為中國民主黨與民主進步黨撰寫組黨歷史。1991年5月10日，傅正病逝於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享年64歲。對民進黨而言，傅正已經鞠躬盡瘁了，他終身為民主奮鬥不懈的所做所為，將永遠留在台灣人民的記憶之中。  

告別白鷺鷥盧修一（1941～1998）

◎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256~257

盧修一一生最感人的地方，是他的愛心與正義感。他參政的目的，是「以知識份子的良知拿回台灣歷史之詮釋權」、「以實際行動用心愛台灣」，進而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他參政的態度是，「正直、專業、清廉」。他終其一生，貫徹了「台灣第一、人民做主、弱勢優先」的政治理念。

在學術上，盧修一是一個擇善固執的政治學教授。在推動民主運動的過程中，盧修一是一個熱情浪漫的政治家。在國會殿堂中，盧修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頑童。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盧修一用心熱愛家人、熱愛鄉土、熱愛台灣。盧修一抱著「為了照顧弱勢人民、申張社會正義」的理念而從政。他喜歡自喻為一隻「白鷺鷥」，在立委任內也提攜了不少後進，更成立「白鷺鷥連線」，後又成立「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致力推廣台灣本土文化與音樂。

盧修一，1941年生於台北縣三芝鄉北新庄。六歲喪父，家境困窘。政治大學畢業、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1969年，獲得法國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75年返台，受聘於文化大學政治系專任副教授，並兼任行政管理系主任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1983年1月，盧修一在文化大學政治系主任任內，因與台獨前輩史明通信，而被懷疑涉嫌台獨案件，遭警備總部羅織罪名，由調查局逮捕後，被判三年感化教育，於1983年3月起拘禁在土城的台灣仁愛教育實驗所。1986年3月期滿出獄後，獲聘為清華大學副教授。1988年，應民進黨主席姚嘉文的邀請，出任民進黨外交部主任。

1989年立法委員選舉，盧修一決定在自己的故鄉台北縣參選立委。他加入「新國家連線」，與連線成員共同提出「建立東方瑞士」的台獨政見，以新國家建築師自許，並以第一高票當選。至1995年為止，盧修一連選連任三屆立委，先後獲社運團體、國會記者及媒體民調評鑑為表現優異的立委。任內尤以擔任法治、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折衝議壇，推動法制民主等法案，促進議會民主政治之發展，績效昭彰，時論譽美。

由於台北縣的民進黨支持者很多，盧修一又樂於提攜後進，因此他和新潮流系的子弟兵共組「白鷺鷥連線」，以「正直、專業、清廉」作為聯線成員參選公職的基本需求，不斷協助民進黨累積地方上的資源。賴勁麟、李文忠、林錫耀、陳景峻、陳世榮、陳文治、沈發惠等人都是他帶出來的「小白鷺鷥」。

1993年，盧修一與他的妻子——音樂家陳郁秀女士，成立「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致力推動本土文化，整理台灣音樂史料、出版及發表等等工作。1995年，「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舉辦「台灣音樂一百年」系列活動，成果豐碩。

1995年，盧修一發現罹患肺腺癌之後，進入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接受治療。在三年艱辛的抗癌路上，盧修一始終不改其達觀開朗的個性，憑著堅毅的意志，勇敢面對癌症。1997年7月24日，熱愛台灣的盧修一，不顧身體的病痛，堅毅地完成其生前攀登台灣第一高峰「玉山」的願望。

1997年11月28日，台北縣長選前之夜，因為接受癌症化學治療影響視力、聽力、平衡感的盧修一，不顧醫師的勸阻，親自出席台北縣長候選人蘇貞昌在板橋市的最後一場造勢晚會。

由於一來感慨自己無法再為選民服務，因病不得不放棄參選台北縣長的夢想，二來擔心國民黨在台北縣的選情看好，將剝奪民進黨繼續在北縣執政的機會，在競選演講台上因病而顯得弱不禁風的盧修一，突然向在場的數萬群眾，演出「深情一跪」，拜託選民為蘇貞昌拉票。盧修一的「驚天一跪」，透過當晚的電視新聞不斷地重播，深深地感動了台北縣的選民，也扭轉了當年台北縣的縣長選情。

1997年底病危時，盧修一仍不忘關懷器官移植患者，因而囑咐他的夫人陳郁秀積極舉辦「關懷生命、關懷社會」的慈善音樂會，以推動國人捐贈器官之觀念，更呼籲政府將此醫療行為納入健保。1998年7月1日，此案終於正式納入健保。

1998年8月6日，努力與癌症搏鬥數年的盧修一，安詳地走出人生的舞台，步入台灣歷史之中，留給敬愛他的台灣人民無限的追思與懷念。 

牛背上的民主騎士

——郭雨新
（1908～1985）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上冊，p.179~182

郭雨新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不朽的老兵，他為台灣人爭取民主權益，使他贏得「台灣民意領航者」的地位，他生平最大的理想便是組織反對黨，讓台灣早日達到政治民主化的境界。「民主」一向是郭雨新一貫的堅持，他認為「民主是世界的趨勢，是隨時可以聽到的聲音、歷史的潮流，任何地區、任何人都阻止不了這個歷史的潮流。」

 

1908年8月24日，郭雨新出生於宜蘭市，1931年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靠著本省巨富林松壽先生學費的贊助，他才能順利讀書、完成學業。1934年3月自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的前身）農業經濟系畢業，畢業後即進入林松壽的公司——「林本源會社」擔任經理，隨後到上海和北京經商。郭雨新在戰後回到台灣，所經營的生意非常成功。

 

1949年，郭雨新以青年黨代表身份，獲得遴選擔任台灣省參議會的參議員，1951年以最高票當選台灣省第一屆臨時省議會議員，之後長達21年連任了四屆省議員，前前後後共擔任了25年的省議員，並與吳三連、郭國基、李萬居、李源棧、許世賢並喻為「省議會五龍一鳳」。
 

郭雨新畢生投入民主運動，問政犀利，故有「小鋼砲」之稱。1960年，他曾參與雷震、傅正籌組的「中國民主黨」，是該黨的7位常委之一。1960年代末期，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被國民黨懷疑為「搞台獨、搞顛覆」的專家，與美國大使館關係密切的郭雨新，也因而被國民黨視為頭痛的問題人物，自此，郭雨新就得不到國民黨的出國許可。 

1972年，郭雨新欲競選連任省議員，因國民黨無理打擊、破壞而放棄競選。1973年，郭雨新以省議員身份參選監委。而黨外陣營也曾經為了這次監委選舉，發動一次空前絕後的全省大團結，大家都認為郭雨新應該可以拿到最高票了。不料，國民黨出動黨、政、軍各方壓力，強力介入選舉，恐嚇省議員們不得投給郭雨新，並宣稱將以選票編號、集體亮票方式監控選票流向。郭雨新得知上情，為了避免造成省議員同仁困擾，遂採「零票落選」以示抗議。
 

1975年底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年67歲的郭雨新參選立委，選區分布台北縣、基隆市與宜蘭縣，郭雨新在張俊宏的文宣策劃下，訴求「不死的虎將——郭雨新」、「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成功地掀起選戰聲勢。選前，郭雨新當選的呼聲最高，然而開票之後，廢票竟逾8萬多張，創下選舉史上廢票的最高記錄。郭雨新的落選，可說是國民黨在台灣地方選舉史上最醜陋的作票污點。該次選舉，以及選後的選舉官司，由兩位法律顧問林義雄、姚嘉文合寫《虎落平陽》一書，詳實記錄所有過程。
 

1977年，由於郭雨新向國民黨政府申請出國許可申請了十年，一直未獲執政當局首肯，在吳三連和許金德的作保下，國民黨政府終於讓步，同意讓郭雨新出國去探視兒女與孫子。4月17日這一天，他離開了心愛的台灣，誰知道這竟是他與故鄉的永別之行。

 

1978年1月，郭雨新在美國宣布參選台灣總統，海外數十個團體登報在《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 買下半頁廣告，以中英文刊登「擁護郭雨新競選總統」的決心，並登出他的五項政見： 

 

一、 台灣總統應由台灣人民選出。
二、 國民黨國民大會決不代表台灣人民。
三、 郭雨新先生才是台灣人民的總統候選人。
四、 台灣未來地位應由台灣人民決定。
五、 台灣人民要建立自己的政府與國家。 

 

1979年，郭雨新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出任主席，每兩週發行一期同盟《快訊》，主要記載台灣黨外運動的消息，讓海外台灣同鄉瞭解。 

 

直到1985年8月2日郭雨新逝世於美國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大醫院，國民黨才允許他魂歸故土。在美國舉行完追悼會後，他的遺體根據其遺囑，運回台灣安葬在陽明山。 

 

郭雨新的一生，可以說是一位在野人士在威權體制下，為台灣人爭取權益與尊嚴的歷史縮影，郭雨新扮演著對黨外民主薪火相傳承先啟後的重要角色，結合台灣老中青三代，讓台灣的反抗精神、民主思潮沒有斷裂，使民主種子得以繼續發展。 

外省籍台大教授張忠棟---堅持台灣獨立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執行編輯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
p. 270~271

◎圖片攝影：邱萬興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著者



張忠棟抱病上台，第一句話就用慢條斯理的口氣對民眾說：「各位父老兄弟姊妹，非常抱歉，我因為剛從醫院出來，打過的麻醉針還沒有完全退，現在嘴唇還是麻麻的，不能完全控制﹐如果說話不清楚，請大家多多原諒。」話一說完，全場報以如雷的掌聲。



自由主義學者—張忠棟教授（1933～1999）

在台灣崎嶇坎坷的民主運動道路上，張忠棟教授曾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率性，展現一個正直知識份子的風骨，投身民主改革運動。對於時政，他不斷提出真摯的呼喚、痛切的針砭。

在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從一個所謂的「外省籍」教授，轉變成一個徹底支持台灣獨立的「新台灣人」，張忠棟教授的言行思想一直是隨著時代改變而自我調整。

不論是早年處身在國民黨，或是後來加入民進黨，甚至到最後因理念不合而脫離民進黨，張忠棟教授始終是言行一致的自由主義學者。

張忠棟，1933年出生於漢口市。1949年來到台灣，唸完台南二中，考上台大歷史系。大學畢業、服役後，曾任教於新竹中學。1959年考上台大歷史系研究所，獲碩士學位後，在系裡任教。隨後又前往美國，取得密西根州立大學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1973年返台，在母校、母系講授美國史、美國外交史、中美關係史等課程，並兼任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1975年10月，在楊國樞、胡佛等台大教授的邀請下，張忠棟加入《中國論壇》的編輯委員會，開始以溫和理性的方式臧否國是。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前，台灣政治的戒嚴氛圍肅殺，張忠棟經常挺身而出，宣揚自由主義的理念，力主台灣應該民主化。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張忠棟、楊國樞、胡佛、李鴻禧等四位「自由主義」學者的台大教授，企圖發表一份聲明，呼籲國民黨政府「明辨事實真相，不要趕盡殺絕」，來營救黨外人士。這份聲明後來因聯合報與國民黨當局的封殺而無法刊出。這四位台大教授因此被國民黨軍方以及保守份子視為眼中釘，甚至被封為自由主義的「四大寇」、「四大毒草」。自此之後，這幾個教授在戒嚴時期參加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備受國民黨情治機關的騷擾和打擊。

八○年代之後，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張忠棟則試圖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協助黨外，制衡國民黨，並要求國民黨貫徹民主憲政。「黨外公政會」得以順利成立，張忠棟、楊國樞、胡佛、李鴻禧等四人居中協調，出力不少。1986年，民進黨突破黨禁之後，張忠棟教授更是毫不保留地為民進黨人士助選站台。 

在台灣的民主浪潮裡，張忠棟教授的身影幾乎是不曾缺席的。1989年，要求修改「大學法」；1990年，要求「反軍人干政」的示威抗議活動中，都可以看到張忠棟教授積極投入與參與。

隨著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進展，民進黨的政治理念也從要求「民主」，漸漸轉變為要求「台灣獨立」。過去幾位曾在戒嚴時代極力主張自由主義的外省籍學者，卻在台灣獨立的聲浪高漲時退縮卻步，只有張忠棟教授例外。張忠棟教授堅持「自由主義」的理念不變，卻在台灣的統獨論戰之爭中，更有其「大是大非」的明確抉擇。 

 1990年12月，第一個認同台灣獨立理念的學術團體「台灣教授協會」在籌備創會期間，討論創會宗旨。張忠棟教授曾發言明講：「『認同』這兩個字，用字太不積極，應該改成『促進』台灣主權獨立才夠積極。」接著，張忠棟教授毫不遲疑地加入「台灣教授協會」。 

1991年4月，張忠棟教授因看不慣國民黨「踐踏民主憲政」的作法，憤而退出中國國民黨。1991年8月，張忠棟教授加入民進黨，並積極參與在8月召開的「人民制憲會議」，參與「台灣憲法草案」的研議。1991年年底，張忠棟教授獲民進黨提名並當選為不分區國代。1991年9月，張忠棟教授抱病參加廢除惡法刑法一○○條的「一○○行動聯盟」靜坐行動。在靜坐示威中，身體虛弱的他被警察強行抬走，但其堅毅不拔而抵抗強權的神情，卻是令人動容。

1992年4月21日，在民進黨推動的「總統直選運動」大遊行中，張忠棟教授帶領群眾高呼「總統直接民選」、「台灣獨立建國」的口號。1992年8月23日，他加入「『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 

張忠棟教授後來因罹患肝癌，身體違和。患病期間，他仍熱心參與各種有關「民主」、「憲政改革」及「台灣獨立」的群眾運動。有一次在中山足球場的一場大型的演講會上，張忠棟抱病上台，第一句話就用慢條斯理的口氣對民眾說：「各位父老兄弟姊妹，非常抱歉，我因為剛從醫院出來，打過的麻醉針還沒有完全退，現在嘴唇還是麻麻的，不能完全控制﹐如果說話不清楚，請大家多多原諒。」話一說完，全場報以如雷的掌聲。張忠棟教授為台灣民主、獨立運動的這份心力，讓台灣人民深深感動不已。 

有一次聚會中，張忠棟教授和同樣罹患肝癌、熱衷台灣獨立運動的林永生碰面。因為兩人初次見面，李筱峰教授便從旁介紹他們兩人互相認識。張忠棟教授和林永生寒暄後，得知林永生也患了相同的病症，就握起林永生的手，笑著說：「我們倆真是雙重同志。」

1997年，國民黨、民進黨兩黨聯合修憲期間，張忠棟教授因理念不合而選擇離開民進黨，但他的理念仍深受民進黨人士的敬重。 

1999年6月11日，張忠棟教授病逝於台大醫院，遺體捐給台大醫院。張忠棟教授過世後，親友依其生前意志，不發訃文、不舉行公祭，僅於6月19日在台北市和平東路的靈糧堂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告別儀式。

（參考資料來源：李筱峰教授、《新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