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寧 cafe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下）

也因為黨外人才輩出，讓人感覺，康寧祥幾乎在原地踏步。幾年之後，當他又在風雨之中，以那同樣的粗獷沙啞的聲音，聲嘶力竭的吶喊：「我康寧祥------為了咱------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共同命運……」我聽了之後，再也不像當年背著書包去聽他的演講，那樣的感動了。

　　話說回頭，我進到康寧祥的辦公室，跟他說明來意，並問他：「五一九當天，你會不會去參加龍山寺的示威呢？」

　　他只是簡單的答道：「我會在適當的時機，有所表示。」

　　面對這位當年的黨外巨星，給我這樣模稜兩可的答覆，我感到有點失望，也不想再多說，就起身告辭了。

　　五月十日下午四點，我寫了一份《靜坐聲明》，呼籲黨外公政會的公職人員，加入龍山寺的五一九綠色行動。當天早上，台北市黨外公政分會成立，他們就在下午四點，於公政會館召開記者會。一群黨外公職人員，都會湊在一起，又有一堆記者，我選定這個時機，來宣傳五一九綠色行動。

　　可是，我算錯了。來參加的黨外公職人員不少，記者也不少，但他們看到我蹲在公政會館樓下的入口處，拿著一幅「五一九綠色靜坐」的海報，好像看到廟口行乞的流浪漢，避之唯恐不及，有的人視若無睹，有的人匆匆走過，少數幾位還會跟我點個頭，而攝影記者，也紛紛擦身而過，只有一兩位記者照個相後，馬上匆匆上樓，我一個人就從下午四點，靜坐到傍晚，再也看不到人進進出出了，我只好收拾收拾海報，悻悻然的離開那兒……。

　　「國民黨將怎麼對付五一九綠色行動呢？抓人、關人、還是運用鎮暴警察把我們團團圍住？」這個問題，沒有人知道，因為台灣實施戒嚴以來，從來沒有人計畫這樣一場反戒嚴示威。

　　五月十八日早上，新店分局長陳良國、巡官郭承憲等一行人，突然跑到我家來，讓我嚇了一跳，以為他們要提早採取行動。

　　陳分局長一臉苦笑，不斷拜託我：「江先生，明天的龍山寺示威，請你不要參加。」

　　我了解他的來意，知道他們不致於輕舉妄動，我繃緊的神經，稍微放鬆了些，就回答他們道：「五一九綠色行動，是我們自由時代雜誌社，不斷的對外宣傳呼籲，我拚命的叫人去參加，我自己怎麼可能不去呢？」

　　他們又一再的央求，說是上面的壓力太大了，請我務必給他們有個交待。看樣子，若得不到滿意答覆，他們是不肯離去的，我只好婉轉的說聲：「好吧，我會考慮的。」於是，他們終於起身，告辭而去。

        其實，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鐵定會參加的，我告訴他們，「我會考慮的」，下面一句話還沒說出來，那就是，「我今晚不會住在新店的家裡，也不會害你們半夜守在我家樓下大門口，被蚊子叮了一整個晚上！」。

　　他們一走，我就趕到雜誌社去。整個雜誌社，為了明天的示威，忙得不可開交，鄭南榕忙著接電話，指揮東，指揮西，他的臉上，並沒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愁容，反倒像是學校的小朋友，明天要去郊遊，忙著準備糖果點心，那樣的興奮快樂。

　　一九八六年的時代，黨外還沒有發動過有組織、有紀律的大型示威行動，鄭南榕他也沒有經驗，為了控制這一次的示威場面，他就調來將近十來個發行書報的小弟，充當糾察隊。

        這支鄭南榕臨時組成的糾察隊，從來沒有經過任何訓練，只是讓他們掛個臂章，有個示別標誌而已，當然，第二天群眾一聚集，鎮暴警察一包圍，這批糾察隊員，就紛紛做鳥獸散了。雖然如此，我還是非常肯定他們的勇氣，因為他們裡面，有的人，只有十、七八歲。

　　雜誌社裡，大伙兒忙得不可開交，我突然看到一大包草綠色的軍帽，頭上有個青天白日徽章的那種。我愣了一下，回頭質問鄭南榕：「這欲做啥米？這是軍帽啊！」

　　
        「糾察隊要戴的。」

　　「按呢無好啦！你叫這寡囝仔，帶軍帽仔，萬一國民黨變臉，煞掠去判軍法，這嘸是害死人咧？」

　　鄭南榕想一想，就說，「那按呢，我將彼粒頭徽剪掉，好否？」，說著說著，他就自己拿起一把剪刀，把一頂一頂軍帽的頭徽剪去。

        我看他剪帽徽的動作，還是深覺不妥！可是，我一向對鎮暴軍警，象徵國民黨的權威，沒有好感，要是在明天的示威場合裡，讓這些糾察隊員，頭上戴這種軍帽，豈不太荒謬了？我只好再跟鄭南榕建議：「 Nylon，我無贊成咱用彼寡軍帽仔，請你擱考慮看覓咧，不要用啦！」

　　
        鄭南榕考慮了一陣子，最後終於接受了我的意見，不用那些軍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