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留台獨少年的外省老兵——吳心白大哥（下）
文／邱斐顯
- 3月 03 週日 201316:44
收留台獨少年的外省老兵——吳心白大哥（下）文／邱斐顯
收留台獨少年的外省老兵——吳心白大哥（下）
文／邱斐顯
- 2月 24 週日 201315:48
收留台獨少年的外省老兵——吳心白大哥（上）文／邱斐顯
收留台獨少年的外省老兵——吳心白大哥（上）
文／邱斐顯
- 9月 01 週二 200921:24
悲歡人生的31歲
悲歡人生的31歲
文／邱斐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執行編輯
本文亦刊載於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基金會網站：http://www.cwcmf.org.tw/jooml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27&Itemid=441
謹以此文獻給我的父親－－邱玉崑，
雖然他已離開人世五年多，
但是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1981年夏天，留美博士陳文成返台探親。他長期支持民主運動，是國民黨政權的眼中釘。七月初，他在警備總部約談後不久即遇害，陳屍台大校園，享年31歲。那年夏天，我只是一個高中生，就讀北一女中，正要從高一升高二，當時17歲。
高二開學後，學校老師三不五時點名，找班級幹部加入國民黨。那時候，我正處於政治意識懵懂階段。父親常常拿一疊黨外雜誌，交到我的手上，他希望我自己讀、自己看。老師的話，和雜誌上所報導的，完全相反。我不知該相信父親給我看的雜誌報導，還是課堂上老師對黨外人士的批判。我腦中最大的疑問是，國民黨眼中的叛亂犯，為何個個都是高學歷的知識份子？為什麼面對遇害的台大傑出校友陳文成博士，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始終無法給台灣人民一個明確的交待？
讀了父親給我的「一拖拉庫」黨外雜誌，我終於開竅了。我不再相信課堂上老師所說的話，除了我的國文老師。
我的國文老師，姓洪，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為人和藹可親，雖然個子不高，但教起書來，聲如洪鐘。他上課時，常把高中國文課本裡，艱澀難記的課文或注釋，用淺顯易懂的語詞，或是幽默風趣的比喻，讓我們一讀難忘。他教書之餘，也不忘對學生解釋社會現象。他常常說，「當老師，就是要對學生傳道、授業、解惑。」
他是唯一一個會教我們看報紙「要倒著看」、「要翻過來看」的老師。我們班上的同學常常笑著問老師：「報紙『倒著看』要怎麼看？看什麼？」他瞇著他的小眼睛，笑笑回答說，「多看幾次就會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
我的公民老師，姓史，也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但是他和國文老師恰恰相反。他身材魁梧、高高壯壯的體格，一副氣勢懾人的模樣。他常常在上課時，借題發揮，不斷地咒罵黨外人士。他越罵，越讓學生反感。他常常點名要同學加入國民黨，同學更因此而拒絕。
我高三那一年，校長眼見入黨學生太少，無法交差，動輒要求全三年級的學生舉行周會，要求入黨人數要達到一定比例，她才肯罷休。校長的作風讓我感到不屑，她為了吸納學生成為國民黨員，竟然不擇手段。
巧的是，在這一個學期間，台灣政壇上有數場重大選舉，在全台各地進行著。
1981年11月14日，縣市長、省市議員大選。黨外的選舉文宣，在大城小鎮熱切地飛舞著。黨外的政見會場，常常湧進數以萬計的支持者人潮。我一次又一次好奇地跟著父親，跑去好幾個黨外政見會場，聆聽黨外人士發表的政見。
那一年，我只有17歲，沒有投票權。父親不在乎我能不能投票，能帶著女兒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的洗禮，他引以為傲。那時候，我們早已搬離大稻埕的老家四年，遷到正在發展中的台北東區。夜晚，父親常常帶著我搭車去老家附近，聽聽謝長廷、陳水扁的演講。我們去過日新國小（父親的母校），也去過太平國小（我的母校）。每次，政見會結束後，我們的手上總會多了好幾本黨外雜誌。
父親不只關心台北的選情，也關心台灣其他各地的選情。陳水扁、謝長廷、康水木、林正杰選台北市議員，蘇貞昌、游錫堃選台灣省議員，邱連輝選屏東縣長，陳定南選宜南縣長。這些黨外人士的大名，就這樣在我眼裡出現，在我耳裡聽見。
如果我不能陪父親去政見發表會，父親有時會找母親陪他去，有時會和他的同事相約一起去。那時候，父親在信用合作社上班。他常常告訴我，「我要和一位同事去聽政見發表會。」
「那是誰呀？」我好奇地問父親。「他是住在新莊的張伯伯。」從新莊到台北來聽政見？我幾乎沒看過他，但是總是從父親口中聽到他。父親對我說，「張伯伯常常出國。如果他人在台灣，常常會找我作伴去參加黨外人士舉辦的活動。」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有兩個兒子在美國唸書，他們都投身於台灣獨立運動。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就是曾任台獨聯盟主席張信堂的父親。
我讀高中的時候，從來不曾和同學分享過我對政治的看法。學校裡，有一個黨棍校長－－硬是要學生加入國民黨，和一個黨棍公民老師－－常常以憎惡的口吻咒罵黨外人士，我學會了「惦惦，卡無代誌」。從此，我也不相信這些態度偏頗的師長，會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什麼貢獻。
我讀大學的時候，再一次感受到這些黨國體制的思想延伸，學校的創辦人就是獨裁統治者蔣介石之妻蔣宋美齡。我懶得再去和師長或同學爭辯我所相信的理念，保持沈默是最佳的應對方式。但是，私下，我還是找到幾個志同道合的好友，分享對台灣社會現象、政治現狀的觀點。
我大學畢業那一年，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
1987年7月，我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是在前衛出版社的辦公室，擔任《台灣新文化》雜誌採訪編輯。前衛出版社的老闆林文欽，對「台灣本土文學」非常認同與堅持。他過去長期在出版社工作，了解「中國文學」長期肆虐下，「台灣本土文學」與「台灣文化」所面臨的弱勢，與遭到的壓抑及貶抑。後來，他為了理想，離開原本所待的出版社，自行創業，獨力經營前衛出版社。
1987年9月，黃怡接任《台灣新文化》雜誌總編輯工作。如果說，我父親是第一個影響我對台灣政治觀點的人，那麼，黃怡就是第二個影響我的人。我還沒認識黃怡的時候，她就在黨外的雜誌圈內工作。我們共事的日子裡，她常常告訴我她對台灣社會的觀點，並且與我分享她的想法和做法。我從她的口中，認識了更多一九八○年代以來，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社會人士。
我讀高中的時候，父親買雜誌給我看；等我大學畢業後，換我編雜誌給父親看。1987年10月初，我把參與編輯且剛出版的《台灣新文化》雜誌，交到父親手上。他戴上了老花眼鏡，仔仔細細地讀著雜誌上的每一個字，連版權頁都不放過。當他看到《台灣新文化》雜誌美國連絡人－－張信堂時，他對我說：「張信堂好像就是我朋友的兒子。」
然而，縱使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國民黨政權底下的警備總部仍然大權在握。台灣人民仍然沒有言論自由。
以前，父親老愛跑去書報攤，購買被查禁的雜誌；現在，警總老是跑來印刷廠，查禁我們所編的雜誌。說刺激，很刺激。但是苦了用心經營的老闆林文欽。查禁到後來，十多位編輯委員的投資，幾乎血本無歸；最後，雜誌虧損累累、被迫停刊，我們這幾個編輯，只得黯然離開。1981年，警備總部約談了陳文成之後，陳文成就告別了人世間。1987年，警備總部不斷查禁《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化》也就停擺了。
透過黃怡引荐，我與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深談。我準備接受謝明達的邀請，到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民進報》採訪編輯。1988年5月18日那一天，我第一次和《民進報》的同事們見面。第二天，他們打算參與並報導「五一九農民抗議大遊行」。我還不算編制內的編輯，他們這樣對我說：「等我們明天的遊行結束後，妳就一起來編雜誌吧。」
沒想到，一場「五一九農民抗議大遊行」，再度讓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改寫。我才剛認識的同事們，受傷的受傷（編輯陳啟昱、朱容徵嚴重受傷），被抓的被抓（編輯黃嘉光、總編輯之妻蕭裕珍、總主筆林濁水遭逮捕），被起訴的被起訴。整個《民進報》的運作機制，頓時大亂。顧不得什麼叫做害怕，我只覺得，如果我的文筆能據實報導國民黨的惡形惡狀，我就該盡一分心力。何況，五一九當天，我的父親也跟著走上街頭去抗議。
那一天，父親回到家告訴我說，他人在現場，目睹鎮暴消防灑水車向抗議群眾噴灑水柱，他躲避不及，以致全身溼透。那一天，我也告訴他，我決定到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民進報》工作。
那時候，民進黨才剛成立不到兩年，我們一群編輯部的同仁（攝影編輯邱萬興，美術編輯黃惠芬，文字編輯劉一德、陳啟昱、朱容徵與我），幾乎是以一半報導一半參與的心態，從事民主運動。當時的黨主席是姚嘉文，秘書長是黃爾璇，副秘書長是邱義仁，外交部主任是盧修一，政策中心主任是傅正，文宣部主任是李逸洋。雜誌定期出刊，街頭運動三不五時舉辦，「走上街頭抗議」和「窩在辦公室編雜誌」，都是我們生活的重心。
照片說明 由左至右為：
邱萬興（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邱工作室負責人
邱義仁（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林曉霞（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現任基隆市的國小老師
蔡文旭（任民進黨文宣部幹事）現任嘉義市議員
邱斐顯（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執行編輯
林濁水（任民進報總主筆）前立法委員
黃惠芬（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牛頓公司總經理特助
李逸洋（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前內政部部長
圖片提供：邱萬興
1989年，我開始人生第一次助選工作，並且，因緣際會，認識了我的另一半江蓋世。巧合的是，蓋世認識我的那年，正好也是他的31歲。
幾年下來，我們兩人感情發展雖有不少波折，最後仍是喜劇收場。1993年，我29歲，他35歲，我們步上紅色地毯。1994年，我30歲，他36歲，我們共商政治事業發展，我決定支持蓋世，並協助他參選台北市議員。那一年，民進黨帶給台灣人民許多清新的期盼。陳水扁贏得選舉，當上解嚴後第一任民選台北市長，過去長久以來，台北市政府的國民黨政治終於崩盤。而蓋世也順利當選台北市議員。
1995年，我31歲，工作跑道又有了轉換。我接下「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的職務，和原本就有相同理念的一群姊妹們，共同為女性權益努力。我們辦了幾次活動、志工與學生訓練、女性議題座談，結交更多的女性朋友，探討更多女性議題，從生理到心理，從人文到歷史。前一年，女權會的理事長江文瑜策劃了一系列台灣女性史書寫運動，女權會也因此出版了《阿媽的故事》與《阿母的故事》兩本書。
我喜歡文學，喜歡寫作，這兩本書的出版令我相當感動，推銷這兩本書的工作，成了我任內的重大會務之一。我還記得，為了行銷這兩本書，女權會常常上上下下，動員眾多會員，以及理事、監事等各幹部，出席各種集會，派人駐點賣書。
1995年，我31歲，我的生命中，還有一件更特別的事發生－－那就是「懷孕」－－孕育一個新生命。這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經驗，一個女性特有的經驗。這一年，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跑醫院、做產檢。喜歡小孩的老公，偏偏命中注定晚婚又晚生，對於這樣一個按照計畫來報到的小寶貝，我們都非常期待。
依醫療規定，我這個高齡產婦，做了生平第一次的「羊膜穿刺」。我生命中這一段難以言喻的經驗，一個胎兒住在子宮內，整天跟著我進進出出的感覺，真是再奇妙不過了。當一個「新手媽咪」，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讀書，讀如何生育寶寶的書，讀如何教養寶寶的書。「生第一胎，照『書』養。」就是我懷孕時的最佳寫照。1995年底又逢立委選舉，我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女權會的幹部們，在台北街頭各個演講會場，到處吆喝，賣著兩本女權會的代表作；我也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老公及助理們，在大雨滂沱中，到華江橋下，為黨內的立委候選人加油助陣。
1996年，我32 歲那年，小寶寶呱呱墜地，初出人世。
陳文成31歲遇害，走得「太年輕」了。我31歲初次懷孕，又嫌有點「不年輕」了。然而，我知道，只要這個社會不夠民主，那麼，任何年齡的奮鬥，永遠不嫌晚。有人離開了人間，有人才加入人世，生命歷程不就是這樣生生不息的嗎？
後記：2007年（我父親過世三年多）的某一天，我與蓋世一起去拜訪張信堂。那一天，信堂兄的雙親都在家裡。我們聊起了我的父親。張伯伯對我說，「以前，我常常找妳爸爸，作夥去聽演講。後來，妳爸爸也告訴我，妳都在寫文章、編雜誌，他甚至告訴我，蓋世是他的子婿。」如果不是我父親的啟蒙，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走上這條路？但是我相信，這是父親給我最好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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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反戰」信念，羅素88歲坐牢---我看見台灣老人的身影
堅定「反戰」信念，羅素88歲坐牢
---我看見台灣老人的身影
作者：邱斐顯
- 11月 30 週四 200611:52
邱斐顯----蘇格蘭風笛為誰響？----我聽到了蘇格蘭獨立心聲
蘇格蘭風笛為誰響？
----我聽到了蘇格蘭獨立心聲
◎圖&文：邱斐顯
十五年前，我走了一趟蘇格蘭。蘇格蘭男子身穿長裙，手握風笛，吹奏民謠，令我印象深刻。當時，我寫下心中感觸。這篇文章，封存十多年，未曾發表。 最近半年來，台灣的政局發展，起起伏伏，人心惶惶，讓我想起當年蘇格蘭之旅，雖然這是陳年往事，但卻是歷歷如繪。 我在蘇格蘭待了八、九天。這些日子裡，點點滴滴人、事、物的回憶，使我對蘇格蘭人追求獨立自主之決心，有著難以磨滅的印象。 我從倫敦，一路搭乘英國境內的快速火車（Intercity），抵達蘇格蘭的依凡尼斯（Inverness）。依凡尼斯是蘇格蘭北方一個非常有名的港口城市。從依凡尼斯可搭船在尼斯湖（Loch Ness）上航行，探訪傳說中的水怪，因此到依凡尼斯一遊的觀光客相當多。 第二天早上，在我下塌的小旅館（B & B, 即只提供客房住宿一夜與次日早餐的 Bed and Breakfast）用早餐時，我遇見了一群來自西班牙的、年輕的自助旅行旅客。 他們在餐桌上，問起了這家小旅館的老板娘------一個外型微胖但和藹可親的女主人，說道：「我們想去卡萊（Carlisle），請問，怎麼去？」餐廳裡，不少來自世界各國的旅客，也好奇地期待著她的答覆。 誰知道女主人一聽，表情驚訝不已，對這群旅客提高音調，大聲地說﹕「什麼？你們昨天才剛從歐陸來到蘇格蘭，今天就要離開蘇格蘭去英格蘭？蘇格蘭的風景比英格蘭美，而且更值得玩！卡萊位在英國中北部，不是蘇格蘭屬地，而是英格蘭屬地。我建議你們好好考慮考慮，改變一下你們的計劃吧！」雖然這位女主人終究無法改變他們的心意，但她那種以蘇格蘭為傲的態度，實在令人印象深刻。 蘇格蘭最聞名的節目，莫過於蘇格蘭秀（Scottish Show）。蘇格蘭秀的特色在於結合音樂、舞蹈，與當地的風俗文化於一身。尤其是，蘇格蘭男子身穿長裙，手握風笛，吹奏民謠，非常吸引外國遊客。 一天晚上，我到蘇格蘭的首府愛丁堡（Edinburgh）的一個當地飯店，去欣賞聞名遐邇的蘇格蘭秀。這個蘇格蘭秀的主持人，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先生，他詼諧幽默的言談舉止，常常逗得看秀的觀眾開懷大笑。在他載歌載舞的開場白之後，他問在場的觀眾說﹕「我知道你們來自世界各國，現在，請各位觀眾合作一下，我點到名的請舉起手。」 主持人開始問了。法國？有人舉手！德國？有人！美國？有！瑞士？有！日本？有！韓國？有！西班牙？有！義大利？有！挪威？有！丹麥？有！ 隨後主持人拋出一個敏感問題：「不知道有沒有來自我們南方的鄰國----英格蘭的？」話一出口，頓時全場鴉雀 無聲。這位主持節目的老先生接著說﹕「唉呀！別害羞嘛！我知道一定有的。對不對？」終於，過了兩秒鐘，四位散坐在不同角落的英格蘭人，怯生生地舉起手來。觀眾馬上報以熱烈的掌聲，而我卻被這一幕幕的場景震撼了。我有點意外，因為這位老先生是這麼「直率」地去消遣「英格蘭人」。 愛丁堡是蘇格蘭的首府，整座城市坐落在蘇格蘭高地的一塊小山丘上。由於地形特殊，因此造就了不少奇特的風景名勝。為了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概略地飽覽一番愛丁堡的全貌，我選擇了最簡便的途徑------搭乘市區遊覽巴士。 愛丁堡火車站的對面，停了兩輛市區遊覽巴士。我走近巴士，打算向售票員詢問票價，卻發現，只有一位身材粗壯並蓄留鬍子的售票員，在巴士外兜售車票。他一個人同時收取這兩輛遊覽巴士的車費。除了巴士車廂的外觀及廣告外，我分辨不出它們的差異。我問這位售票員，他告訴我，一個票價四英鎊，另一個則五英鎊。我問他﹕「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建議﹖我搭哪一輛比好呢？」 這位售票員很大方地朝著巴士上的司機笑一笑，然後對我說﹕「四英鎊的這輛巴士，很棒！五英鎊的那輛，糟透了！」又是一個出人意料外的答案。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我忍不住問他﹕「怎麼會這樣？」他告訴我﹕「很簡單！四英鎊的巴士是蘇格蘭政府經營的！」 「哦，我懂了！五英鎊的巴士是英格蘭政府經營的！」於是我把四英鎊給了這位售票員，搭上了這班蘇格蘭政府經營的市區遊覽巴士。 一趟蘇格蘭之旅下來，我不停地想，難怪蘇格蘭人民強烈的獨立意識舉世皆知。原來他們的獨立意識，早就內化到人民的心中，並且表現在日常生活上。任何一個市井小民在面對外國遊客時，都不會錯過任何機會去向他們表達「蘇格蘭是最好的」、「蘇格蘭要獨立」的觀念。 反觀台灣，事實上，台灣的主權早就獨立於中國之外，然而，有獨立意識的台灣人，在台灣總人口之中的比例並不高，而有獨立意識的台灣人，又絕大多數是「政治上」認同台灣的獨立意識者。蘇格蘭人如此心口合一，打從「文化上」、「生活上」認同自己的民族，並極力要求獨立的情形，台灣很難找得到！ 從「希望獨立」到「真正獨立」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奮鬥。但是，十年多前，心裡想獨立，嘴巴講獨立，蘇格蘭人能做得到的地步，我們台灣人，長夜漫漫，更待何時﹖
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一年，我在英國進修社會學碩士學位，我對蘇格蘭高漲的獨立意識便時有耳聞。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獨自一個人，再度踏上英國的國度，並以自助旅行的方式，深入造訪蘇格蘭時，我才深刻地體會到這種強烈的感覺。
為了怕他遺漏，我還自告奮勇地向他大喊道﹕「還有台灣！」。主持人馬上幫我補充道：「好，台灣！」
生活觀察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