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寧 cafeˊ

 

　　1-2  浪漫狂飆

 

　　進台大以前，我是個符合一般社會標準的乖學生，班上成績排名在前面，當班長，當兩次全校模範生，我不抽煙、不喝酒、不打撞球……。可是一進了台大，我開始懷疑這些價值觀念。

 

我不喜歡上課，老愛泡在圖書館，或捧著書，在樹下自我欣賞。剛開始，我一頭栽入胡適的白話世界，他以那淡如白開水的文筆，向傳統的中國社會開刀，我看了大呼過癮，把台大圖書館內整套的胡適選集，陸陸續續看完。

 

另一方面，我也開始去摸索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及列寧的著作，這一大堆社會主義的著作，台大政治系的辦公室有全套的，我有空沒空，就去抱一堆回來，也不管裡頭抽象的哲學史觀，或經濟思想，我了解多少，我像隻飢渴的馬，走過荒漠之地，來到清澈小溪旁，拚命的豪飲。

 

我愈來愈討厭上課，尤其討厭那些照本宣科的教授，他們無法啟發我，只會浪費我寶貴的時間。大一第一學期結束時，成績單一公佈，我的一門「法學緒論」居然被當時的法學院院長姚其清當掉了，我難過了一個星期，雖然跟我一起被當的不下十來位，這麼一當，敲碎了我拿「書卷獎」的美夢。

 

　　我因禍得福了，一門課被當了之後，我徹頭徹尾的反省，乖乖的上課，乖乖的讀教科書，是非常無聊的，成績，閃一邊去，我愛看，我就看，我愛做夢，我愛讀詩，我愛寫情書，我要打破傳統，做個浪漫狂飆的學生。

 

　　我不想墨守成規，強烈的念頭，要打破傳統。雖然讀的是政治系，我卻老想跑到台大文學院，去旁聽莎士比亞的課，或聖經文學，或泡在圖書館裡一整天，看盧騷，黑格爾，羅素……，有一陣子，狂烈的熱愛上俄羅斯文學，管他的學期考試快到，我只顧讀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高爾基的著作……，我人雖在台灣，卻隨著俄國文豪，倘佯在靜靜的頓河，奔馳在烏克蘭大草原，穿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走過農奴的悲慘世界，幻想自己走入民間，宣揚自己所相信的真理。

 

　　有一次，心血來潮，一大早，我就跑到政大圖書館，一口氣借了八本書，在三樓牆角找到一個位置，除了中午吃飯或上廁所之外，書一本一本的看，筆記一頁一頁的寫，一直到圖書館三樓的燈都全關了，唯有我還賴著不走，捨不得把桌上的燈關掉！

 

為了考試，這麼拚命嗎？才不是呢！我借了一堆與考試無關的文學哲學的書。為了考試，我才不會這麼拚命的。我還記得很清楚，正當圖書館要打烊了，我手頭看的是，哥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哥德把主人翁維特的戀情，寫得非常細膩，我看幾頁，整個心如同磁石給吸住了，維特高興，我就高興了，維特沮喪，我也跟著愴然若有所失，看到最後，維特寫給他無緣的愛人夏綠蒂的絕別書時，我的心，好像被凍在那裡，忘了自己是在政大圖書館裡，也沒察覺到圖書館工作人員催著要關門了……。

 

　　胡適解放了我的文筆，我學習用淺顯的白話，去表達我的思想與感情，改掉了以前愛吊書袋的毛病；而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的文學鉅作「約翰克利斯朵夫」，則解放了我的思想，強化了我要打破傳統，打倒權威的慾望。

 

羅曼羅蘭，生於一八六六年。他出生的地點叫做克拉姆西，這個地方，在一八七○年普、法戰爭中，法國戰敗，割讓給德國。從小就做了亡國奴的羅曼羅蘭，長大之後，他藉著一支筆不斷的創作，抒發悲天憫人的胸懷。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羅曼羅蘭一生的思想精華，作者花了廿五個年頭，寫出長達一百多萬字，它描寫一位熱血澎湃的音樂家，橫衝直撞的，討伐當時封建社會的傳統，他揮舞著唐吉訶德的長矛，去戳破現實社會的謊言。

 

　　大一時，我的同班同學賴昭志，跟我住在台大男生宿舍同一寢室，我倆不約而同的迷上了「約翰克利斯朵夫」，每天一大早，他一骨碌翻下床來，第一件事，就是看這本書。一大清早就看，深夜也看，可見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魅力了。而我呢，簡直看得比聖經還勤。以前看到厚厚的書，重要的章節翻一翻就夠了，不重要的，就隨電風扇讓它吹走。

 

原本，我看這本書，是抱著翻小說的心情去看，但看了一章之後，我的速度卻慢了下來，原因是：「這麼好的書，我怎麼捨得秋風掃落葉？我要邊看邊咀嚼，邊咀嚼邊回味！」

 

　　進入大學，剛開始接觸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尤其是類似「職業革命家」的觀念，總覺無比的快意恩仇。我要幹我所能幹的事，冬風吹，戰鼓擂，誰也不怕誰！我不但在校園裡，愛講大話，也喜歡到處寫信，表達與眾不同的看法。當時的國民黨教育，給我們一個刻板的框框，中國大陸那邊是不自由的，共產主義是可怕的，沒有人性的，而台灣這邊是自由民主的，是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是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可是，上了大學以後，我就覺得這套框框，相當荒謬可笑，有一次，我就寫了一封信，寄給同班同學石之瑜，信上大意如下：

 

　　「人類的思想，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如果我們來做個實驗，把一百個台灣出生的嬰兒，送到大陸去，同時，把一百個中國大陸的嬰兒，送到台灣來，你看看，結果會是如何呢？廿年後，台灣成長的中國大陸嬰兒，長大成人後，他嘴巴裡不是喊共產主義萬歲，而是三民主義萬歲。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成長的台灣嬰兒，廿年後，他們的腦袋裡，國民黨政府是蔣家集團，共產主義世界才是天堂。因此，兩邊政權，加在人民頭上的思想教條，只是環境的產物，絕非真理。」

 

　　我完成了這一封信，看了再看，甚表滿意。好東西，不該獨享，就沒頭沒腦的裝入信封，貼上郵票，寄去石之瑜他家。反正，我倆互相寫信，瞎扯打屁慣了，我也不問他收到沒有，過了一陣子，我也就忘了。

 

沒想到，有一天他氣極敗壞的找我，掛著一付苦瓜臉劈頭問道：「喂，你老兄寫了什麼信給我，調查局找上門來了！」

　　「調查局？我……我……啊，我想起來了，我寫了一封信，討論台灣與中國大陸嬰兒交換的事，你收到了沒有？」

　　「當然有啊！調查局還去問老爸呢，說江蓋世，這個人真名是什麼？我簡直笑不出來了！」

 

　　原來，在蔣經國當權的時代，即使是兩位台大學生的通信，也可能會遭到檢查。調查局居然正事不幹，卻把我的信扣押，還要調查是否共產黨派來的地下組織，幹什麼勾當。

 

　　時隔將近廿年，石之瑜在美國拿個政治學博士，順利返回母校，目前就在台大擔任政治系副教授，我倆在聊起這段往事，不禁相視哈哈大笑。

 

　　在那時，一般的同學，要嘛盡情的玩樂，要嘛參加社福社團，聊表自己對社會應盡的心意，而更多的人，希望快快畢業，乘風破浪遠渡美國求學。我呢，也不想遙遠的未來，只是討厭當年的國民黨教育，在我頭上所鑄的思想緊箍咒，我恨不得快快將它砸下來。

 

我常常踩著一輛中古鐵馬，快速的在台大總區椰林大道馳騁，迎面而來的涼風，吹得我心滿意足，雖然我要去擺路邊攤，我要去當家教，我是個無殼蝸牛，要去租一個房子，跟媽媽住在一起，我要去應付一大堆無聊的考試……，我還是把自己弄得很快樂，穿著短褲，繫上球鞋，頂著風沙，滿頭是汗，我的心裡，不斷的吟唱著，唐吉訶德自封騎士時的歌詞：

 

　　　　　「忍受那不能忍受的痛苦，

　　　　　　跋涉那不堪跋涉的泥濘，

　　　　　　負擔那負擔不了的風雨，

　　　　　　探索那探索不及的辰星。」

 

　　唐吉訶德的詩詞，盤繞腦海，讓我慢慢的看不到眼前的人情世故，聽不到師長昔日的耳提面命，看不到擺在眼前的法條律令，突然間，我發現，戳破虛偽，好比高空跳水，一樣的爽快，向權威挑戰，惹得他們臉色鐵青，頭上冒煙，是人間最大的樂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一章　萌芽
1-1   懵懂的台大學生

一九七六年，我第一志願考上台大政治系。台大，是多少年輕學子所嚮往的明星學校，從懵懵懂懂的建中少年，走進台大的椰林大道，是我人生旅途的一個重大轉捩點。


曾記得聯考之前，在公館附近搭乘公車的時候，看到三三兩兩的台大大哥哥大姊姊，身上穿著卡其校服，胸前繡著「國立台灣大學」六個字，心中好生羨慕，暗想：「將來我一定要進去！」


這個夢想，果然實現了。建中畢業，我考上台大政治系的國際關係組，也就是一般通稱的外交系。那時，我心中好樂，有一天，我將要成為外交官。可是，我去打工的時候，出了個糗。


事情是這樣的，考上大學之後，一位同班同學名叫做黃振榮，他來找我道：「走吧，我們一起去打工吧。」我們兩個就一起去一家可樂公司打臨時工，每天的工作，就是跟著貨車去送貨，或搬回空的可樂瓶子。


有一天，送到一家雜貨舖，那歐巴桑站在店門口的走廊上，笑咪咪的對我們說：「少年仔，恁真辛苦！」

跟我同組的伙伴，他長我幾歲，大概是國中畢業就出來做事，長得一臉橫肉，滿嘴髒話，但有時也不失赤子之心，專愛開別人玩笑。他對著老闆娘，手指我神氣地說道：「頭家娘啊，阮這咧少年仔，是台大的學生喲。」


「台大的？敢真的？是讀嘟一系？」
被老闆娘一褒獎，我心頭飄飄然，就搶著答道：「我剛剛考上台大政治系，就出來打工的。」


「夭壽短命的，別的嘸讀，偏偏欲去讀政治系！敢毋使轉別系嗎？」
我心中暗暗叫苦，原以為台大的金字招牌，會贏得她的一陣讚美，想不到，聽到「政治」這兩個字，老闆娘臉上的表情，由擠滿的笑容，眼睛瞇成一線，頓時，眉頭一皺，嘴角下垂，眼神露出無比的惋惜之意。


那老闆娘的一張臉，正是當時台灣社會環境的活生生寫照。什麼都可以碰，就是政治少去碰，台大是一流的，台大政治系卻是「頭殼壞去」的人，才會去讀的。


那時，在我懵懵懂懂的腦子裡，有聲嘶力竭的黨外政見發表會，有遙遠的二二八悲劇，有廖添丁故事裡的日本警察大人的嘴臉……，我就是想讀政治系，我可不管外面的社會怎麼個想法。政治可不可怕，我不懂。我天天頭戴著高中大盤帽，揹著大書包，做著建中紅樓夢。我常常幻想，總有一天，我能振臂高呼，為自己的國家，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一進台大，夢想將來當個外交官，因此，一口流利的英語，是少不了的。大一時，我常常跟同班的幾位好友，如：石之瑜、曾永光、佟光華……等人，我們常常有空沒空，就用英語交談，或討論國家大事，或大談個人的戀愛經驗，或瞎掰打屁。


當時我是住在台大法學院的宿舍，可是每天上課，都要搭公車到羅斯福路的台大總區來，有一次，在總區下完了課，我就提議道：「我們不要搭公車了，怎麼樣，大家一路由這裡走回法學院吧！」眾人皆說好，於是，一夥四、五個人，展開長途跋涉的「英語徒步」，由台大總區出發，走新生南路，轉到仁愛路，拐進徐州路，最後抵達紹興南街的台大第四宿舍。


奇怪，一個小時下來，腳是有一點兒酸，但我們心裡頭，一點兒也不累，原因無他，我們邊走邊用英語打屁，講得口沫橫飛，手舞足蹈，兩人對講，三人搶話，偶爾有路人走過，總是撇過頭來，投下狐疑的眼光：「這群人是不是瘋子？」我們也不管人家怎麼看，也不理會別人暗地咒罵我們，說我們崇洋媚外，反正我們心中有個亮，希望未來能夠出席國際青年的會議，一展英語的辯才，別人的笑罵或暗幹，也就丟到後腦勺了。


為了進一步磨練自己的英語能力，我跟同班好幾位同學，一起去報名參加「國際事務研習會」，那時一個暑期青年國際事務的研習營，全部活動，都是說英語，還有模擬國際會議，因此吸引了不少大學生去報名參加。要進去，還真不簡單，先通過筆試還要再來一關口試。


那次筆試，在台大總區考試，我時間記錯了，遲到了半個鐘頭，才大搖大擺地走進考場，一看場外無人，門口站了個應試的老師，我心頭一驚：「慘了，我太胡塗了，大家都在考試了。」我趕快趨前一步，向那位老師苦苦哀求，拜託他給我一個機會。」


「來不及了，人家已經考了半個鐘頭，我看你還是明年再來吧。」他搖搖頭苦笑道。「拜託，拜託！千萬給我一個機會！考不過，我也算了，但還有一點時間，請幫個忙吧。」

熬不過我的哀求，那老師一臉不情願的說道：「好吧，好吧，你趕快進去吧，快要下課鈴響了！」於是我趕緊衝進考場，抓起試卷緊握著筆，深呼吸一口，埋頭猛寫，一看試題，還好，並不難，我也不知哪來的衝勁，幾乎憑著反射動作，瞄一下題目也沒經過長時間思考，瞬間作答，就這樣，好像從台北，一路飆車，直奔高雄，險象環生，抵達終點了，我喘了一口氣，轉過頭來，看看前後左右，咦，我都寫好了，別人還在寫，難道我亂寫不成？罷，罷，罷，管他的，交卷吧，考不上就算了，我也懶的再詳細檢查，交了卷走出試場，鈴聲就響起了。


原以為，這下子沒指望了，想不到，筆試放榜了，我居然榜上有名！要是我一踏進門，碰了釘子，馬上垂頭喪氣的走開，那一切就沒輒了，還好，憑著一股傻勁，我用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亂闖瞎撞，倒給我考上了，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


通過了筆試，下一關，我可沒那麼輕鬆，碰到的是當面口試，應試的那一天下午，心裡蠻緊張的，不斷地對自己打氣：「別緊張，會就會，不會就不會，又不是考聯考！」口試前一小時，我就在台大校園裡逛來逛去，走啊走的，走到舟山路側門的小庭院，那裡有一棵綠意濃密的大樹，樹下有好幾塊大石頭。


我突然眼睛一亮，看到一位美國女孩子，坐在樹下乘涼，這不是最好機會嗎？我趕緊趨步前往，但走了幾步，又故意放慢腳步，略做輕鬆狀，以免人家以為我是個莽撞的人，趨前一看，她一頭金髮披肩，皮膚白晰，長得有點像「戰爭與和平」電影裡的女主角奧黛麗赫本，雖不比她的美麗，卻跟她一樣有無比的優雅的氣質。我走前一步跟她聊起，才知道，她是來台留學的女學生，名叫安妮，在台大的史丹佛研究中心就讀，聊了幾分鐘，我不再那麼緊張了，愈講愈順，嗯，真好，英語口試之前，能跟一位老外場外即席練習，好像舌頭塗了一些潤滑油，愈講愈順溜。



最後，我看看錶，也該走了，突然想起還沒自我介紹，便對她說道：「 My name is Chiang Kai-Shih。」只見她瞪著大大眼睛，噗哧笑了一聲，正當我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她笑著回我一句話道：「My name is Mao Tze-Tung！」


她誤會了，我也傻在那裡。原來，她以為我故意開她玩笑，自稱是「蔣介石」，天大的冤枉啊，我跟蔣介石既不同名又不同姓，只不過是英文唸起來，完全一樣，害她也回我一句，「我是毛澤東」。


跟她揮手道別後，我參加了口試，如願以償的通過了。後來，我再也沒有見過那位美國女孩子，當時我也忘了，互相留下聯絡住址電話。可是，她的一句會錯意的玩笑，卻給我無比的衝擊。


我在建中時，曾與成千上萬的學生，雙手拿著彩球，空中揮舞，高呼「蔣總統萬歲！萬萬歲！」我們的大盤帽底下，裝的是，蔣介石是「世界的偉人」、「民族的救星」、「國家的舵手」……。而毛澤東呢，他是一個大獨裁者，他是一個萬惡不赦的屠夫，他是個自由中國的頭號敵人。我們是民主的，他們是獨裁的，蔣介石是民主的，毛澤東是獨裁的，這麼簡單的二分法，就是我們一般學生的政治認知，可是，安妮的一句話，卻敲碎了我過去的認知，我一提蔣介石，她就回應毛澤東，是不是在老外的眼中，這兩個政權的領導者，真的是光明與黑暗的對比，還是極權獨裁的難兄難弟呢？


後來，我把這段故事，告訴我的同學，他們也就不時開我的「蔣介石」玩笑。往後的大學生涯，我躺在台大椰林大道上的草地上，我看的書愈多，我離開蔣介石愈遠，等到我畢業當兵退伍之後，投入黨外運動，便徹頭徹尾的向蔣家政權宣戰了。

李勤岸獲2004年第12屆南瀛文學傑出獎


詩人李勤岸 為台灣催生國字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7 （2006.7.8~2006.7.14）


「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因為這個疑惑，一個台灣子弟，不惜賣掉房子，接受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捐款、募款，甚至是朋友父親的身後遺款資助，遠赴美國夏威夷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十年努力，終於為台灣找到自己的文字，開啟有文有字的母語推廣運動。他，就是詩人李勤岸，一位畢生為台灣研究「國字」的人。

李勤岸，一九五一年生，台南新化人。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學，現任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九七四年開始寫詩，從中文詩寫到台語詩。大學時代，從中文系唸到外文系；後出國進修，再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十多年來，李勤岸投入母語運動，雖然辛苦，但從不放棄。
 

師生保守   對中文系大失所望


一九六九年，李勤岸自台南二中畢業，因沒有錢讀大學，因此先服兵役。退伍後，他做了三年的推銷員，賺了一點錢，才報考大學。一九七二年，李勤岸以「慕隱」為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第一篇散文。一九七四年，加入「後浪詩社」，並在《後浪詩刊》發表第一首詩。李勤岸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考上了東海大學中文系後，本來以為自己能在文學天地裡，得到更多的學識涵養，沒想到事與願違。
 
李勤岸比他的大學同學們，年長七、八歲，而且出過社會，閱歷豐富。他對大學教師的做法與期待，也和同學們不同。中文系的老師上課時，言語中常常透露著一些強烈排外的見解，他們告訴學生：「台灣只剩下中文系能保留中國文化傳統……」
李勤岸的心裡，對這樣的論調很不以為然。結果，班上竟有同學，要他勿以自己的問題影響老師教學進度。「我沒想到，中文系的老師，思想封閉保守，連學生也如此。」這個刺激，讓他萌生去意。基於對文學的喜愛，李勤岸選擇轉系，改唸外文系。 


改讀外文   請益文壇耆老楊逵


東海外文系的外籍老師，不僅教學作風靈活，而且教學觀念進步，光是課程設計，就夠令李勤岸印象深刻的了。那時，曾經有個老師，要班上每個學生，各自扮演一個聯合國的代表，並針對他所給的議題---「評論是否要讓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提出自己的論點。李勤岸在外文系四年的薰陶之下，對英語教學頗有心得。



 大學期間，李勤岸因地緣之便，有機會向台灣文壇耆老楊逵請益。一九七六年，他的詩作《示範公墓》獲第一屆「草根詩獎」；一九七七年，他的散文《牆》獲「愛書人散文獎」；一九七八年，他出版第一本詩集《黑臉》。 

一九七九年，李勤岸大學畢業後，到台南家專擔任英語教師。一九八○年，他擔任詩人季刊社社長。詩人季刊社的前身，即是後浪詩社。 

一九八三年，李勤岸加入「春風詩社」，積極參與政治詩運動。春風詩社於一九八二年創社。春風詩社的詩人與詩作，有著社會主義理想性格的左派思想。春風詩社前後總共只出版五期刊物，每一期出版，都遭國民黨查禁，刊物還在印刷廠內，就被當時的警備總部派人來搶、來抄。這段時間，李勤岸常常嚐到被人跟蹤的滋味。
 
一九八五年，李勤岸申請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英語教學」研究所。一九八六年，他取得碩士資格後，回台於高雄中山大學外文系任教。李勤岸在中山大學任教一年，觸目所及皆是「國民黨利用職業學生監視一般學生」、「教官干預校務」等事實，當時，他要求「教官退出校園」，因此遭到國民黨另眼相待。

 
〈解嚴以後〉 台語意識開始萌芽


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山大學文學院長余光中與外文系主任黃碧端，李勤岸因與他們理念不合，而遭排斥。李勤岸因此提出「評鑑制度」，讓學生來評鑑大學老師。李勤岸表示：「在台灣，我是第一個提出評鑑制度的老師。這只不過是把我在美國求學的經驗，用來落實在台灣的大學教育而已。」 

學生對李勤岸的風評很好，但校方依舊執意把李勤岸解聘。為此，李勤岸不惜與余光中、黃碧端在報紙章上打筆戰。最後，李勤岸憤而辭職，並於六月十三日，為這件政治迫害事件走上街頭抗議。這個事件發生後一個多月，蔣經國總統才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台灣社會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八月，李勤岸發起成立台灣第一個教師組織「教師人權促進會」（簡稱教權會）。
 
解嚴後不久，有一次，教權會在高雄勞工公園，舉辦一大型演講會。李勤岸寫了一首詩〈解嚴以後〉，準備演講時朗讀。不料，李勤岸上台朗讀時才發現，這首用華語寫成的詩，他竟然無法當著廣大群眾的面，把詩讀好。他當時也不知如何用台語寫詩，然而，想用台語表達詩作的意識，卻因此而逐漸萌芽。
 
李勤岸遭解聘後，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兩年間，沒有別的學校敢聘用他。他雖有教師資格，也只能以兼課維生，因此，他更積極投入社會運動。李勤岸在母語文學創作上，有很深的挫折感。他的「語言意識」產生之後，看到不少前輩在台語文字化領域裡，各自埋頭苦幹，卻難以整合出一套全面適用的語言文字系統，他開始思考出國深造，希望對語言學有更深入研究。 


台語無字   到底是欲按怎樣寫


一九九○年，一次聚會場合，台灣語言學的前輩學者鄭良偉教授，曾鼓勵李勤岸出國進修語言學。其實，早在一九八六年，李勤岸就已經認識鄭良偉教授了。那一年，李勤岸拿到英語教學碩士學位。返台前，他過境夏威夷，拜訪自己的老師---曾任東海外文系主任的李英哲教授。 

有一次，李英哲教授家裡辦個聯誼餐會，鄭良偉教授也受邀其中。當時鄭良偉曾問李勤岸：「你寫作，敢有用台灣話來寫？」那時，李勤岸聽到這樣的問題，簡直不可思議，他無法想像：「台語無字，欲按怎寫……」幾年過去了，李勤岸慢慢體會出「需要用台語寫作」的必要性。於是他開始找學校，積極準備出國唸語言學的一切安排。 

一九九一年，李勤岸不但參與發起「蕃薯詩社」，投入台語文運動，同時也加入台獨聯盟。李勤岸並申請賓州州立印第安那大學英文系，攻讀修辭語言學博士班。李勤岸選擇該校就讀，因為它是最便宜的公立學校。此時，李勤岸四十歲，完全沒顧慮到自己的經濟能力差、語言學理論基礎也差，就憑著一股信念勇往直前。 

那時候，他太太剛生下小孩不久，他們的經濟壓力不小。幸好太太全力支持他。面對這些困難，李勤岸認為：「只要有心，就可以解決，再大的難題也可以面對！」

 
轉學重讀    健康差一點出問題


賓州讀了一年，有一天，李勤岸突然接到鄭良偉的電話。鄭良偉透過美國查號台，查到李勤岸的電話。鄭良偉非常希望他能轉學去夏威夷大學語言研究所。當時，鄭良偉任教於夏威夷大學東亞系。幾經考慮後，李勤岸接受這個建議。

要去夏威夷大學唸書，需要一筆為數不小的費用，幸虧自己的妹妹、好友鄭邦鎮、廖永來等人申出援手，給他經濟援助，他才能成行。
 
然而，李勤岸料想不到，夏大語言所不承認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的學分，要求他再從語言學碩士班修起。夏大語言所要求極為嚴格，教授功課盯得很緊，學生被逼得很辛苦。夏大語言所規定，學生必須通過「初考」，才能撰寫博士論文。
 
李勤岸前四年從不敢放假，也沒回來台灣過，孜孜矻矻拼命地唸，仍然考不過。沈浸在文學世界多年的李勤岸，怎麼也無法想像唸語言學，竟然要修數理、分析、統計等課程，他一度想放棄。
 
這段期間，吃緊的經濟壓力，也逼著李勤岸想放棄繼續唸書的念頭。因為他連房租都付不出來。「學業和經濟的壓力都很大，健康也差一點要出問題，我甚至必須到海邊去游泳，透過海療，來放鬆自己緊繃的弦。」 


友人相助    咬緊牙關完成學業


一些海外留學生，得知李勤岸的經濟狀況後，約有二十個留學生，每人每個月出點小錢，積少成多地把錢資助李勤岸。主編《台文通訊》的鄭良光，即鄭良偉之弟，也給他經濟上的幫忙。鄭良光對他說：「你將來有錢再還我，不然，你就把這筆欠債，還給台灣。」 

李勤岸咬緊牙關拼命讀，終於通過初考。初考通過後，李勤岸回到台灣，把房子賣掉，再把錢拿去夏威夷大學繼續拼博士學位。此時，同為台語文運動努力的陳明仁、陳豐惠等人，他們自己經濟也不好，還幫李勤岸為攻讀博士學位而募款；廖瑞銘也在其父過世後，將父親喪後的餘款，全數交給李勤岸，以做進修用途。「在這些友人的鼎力相助下，我才可能完成學業。這個語言博士學位，真的得之不易。」
 
一九九五年，李勤岸擔任台獨聯盟中委之一，負責宣傳部，兼編獨盟的刊物《公論報》。李勤岸開始在《公論報》用台語寫社論。當時，獨盟內部為此不同觀點，有著嚴重衝突，因為一些資深的老盟員不贊同他的作法。他們認為，刊物是要做宣傳用的，如果讓人看不懂，怎麼做宣傳？ 

李勤岸一邊苦讀語言學，一邊在獨盟內部，堅持做實驗性的語文運動。一九九五年的夏天，第一屆北美洲台語夏令會在休士頓舉辦。李勤岸在會中發表〈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的論文。會中，作家賴永祥發表論文時，提起「白話字」小說，提到鄭溪泮、賴仁聲等作家用台語白話字寫小說，並將這些作品拿給李勤岸看。李勤岸這時才了解，原來早已有人以這種方式，做母語文學的創作。

 
論文重提    斷詞分析母語文學


李勤岸決定自己的博士論文要做此研究，於是論文題目重新提出，委員會、指導教授全部更換。他並與鄭良偉教授的一個美國學生合作，針對這些文學創作資料，設計一套軟體去斷詞、去分析。李勤岸用了三年半時間撰寫論文，從一九九七年寫到二○○○年，才完成論文，取得博士學位。 

有一次，李勤岸的好友李筱峰來夏威夷拜訪他。向來鑽研台灣史的李筱峰，看見李勤岸書架上琳瑯滿目的研究書籍，就對他說：「那些語言學的專書，我看不懂，我看看這本《歷史語言學》好了。」李筱峰一看也十分不解地搖搖頭：「怎麼這本書裡頭，全是數學、邏輯概念？」 

經過攻讀博士學位課程的淬練，李勤岸發現，自己竟然也能克服以前對數理知識的恐懼，透過種種學術上的訓練，便能夠發揮無限的潛力，突破過去的知識障礙。
二○○○年，李勤岸回到台灣，申請到國立東華大學英美系教書，不料該校校長表示，因為一些政治因素，學校遲遲不發聘書給他。政黨輪替之後，教育界仍有此戒嚴下的心態，這是李勤岸始料未及之處。




李勤岸與太太攝於 Boston 住處
 


一通電話    哈佛大學走馬上任


二○○一年，李勤岸的太太，當時擔任鄭良偉教授的助教，得知「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正要開設「台語文課程」，並徵求台語教授，便通知他去申請。原先他並不積極，但後來連系主任彼得．鮑伯也打電話找他去。然而，彼得．鮑伯的「親中立場」，李勤岸很不以為然。他們兩個幾乎在電話中起爭執。不過，縱使政治立場不同，彼得．鮑伯仍堅持邀他去教授台語，就憑這點，李勤岸不得不信服，美國人可以在不同觀點下共事。 

李勤岸在哈佛大學任教了兩年半，於二○○四年離開美國。由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開設「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因此，李勤岸回台任教。但是由於不合理的新制規定，舊制就擔任過講師的李勤岸，只能擔任助理教授之職。針對此事，他也只能徒呼無奈。
 
對於台灣目前的語言文化政策，李勤岸表示，前幾任教育部長都不曾真正用心推動母語教育，只有杜正勝部長有心有魄力在做，體制上有著不少困難，但他仍努力實行。李勤岸語重心長地指出：「母語運動，還有一段很遠的路要走，我們只能盡自己的能力做，期待我們的下一代，能有更好的母語環境。」

雕塑家李龍泉 上山教原住民木雕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5 （2006.6.24~2006.6.30）


李龍泉，一九五一年生，雲林北港人。一九七三年，國立藝專雕塑科畢業（二○○六年，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畢業）。一九九六年，作品《兩相好》獲高雄市立美術館第十三屆美展雕塑組首獎。二○○二年起，擔任新竹縣五峰鄉泰雅族「民都有田園部落」雕刻班木雕指導老師。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從事專業創作的李龍泉，將前往中國大陸，參加北京奧運景觀雕塑展的展出。


教育實驗品    童年快樂中學習


李龍泉的父母親，都是小學老師，李龍泉在二十歲以前，生活的空間都在學校的宿舍裡。李龍泉的兄弟姊妹有五人，他排行老三，父母親對他的管教方式較為放任，因此他在童年的成長過程中，有著極大的揮灑空間。

小學時期，學校裡有一個年輕、剛畢業的老師來教書。他上課前，喜歡找一個比較乖的小朋友來實驗。「我就是他實驗的那隻『白老鼠』，不過，我很高興自己的才藝訓練，是在快樂中學習的。」李龍泉對音樂、美術的喜好，就從那時起。

李龍泉喜歡畫畫，老師鼓勵他拿作品去參加甄選。不過，老師忙著談戀愛，根本沒時間指導他。他很努力地畫，後來，作品被刊登出來，自己也覺得很滿足。這種「只有鼓勵，沒有指導」的教育方式，也成了他日後生活哲學的一部份。

學校校舍外，一牆之隔，只需五分鐘的步行時間，李龍泉就可以到他的阿公家玩耍。阿公的家，是典型台灣農村的鄉舍。這些農村的農具、鏟子，屋舍內的竹篙、菜刀、木屐、長板凳，都伴隨著李龍泉長大。日後，這些物品，也都成了李龍泉創作題材的來源。後來，他做一系列《椅子非椅子》藝術創作，就用鏟子做椅背。

李龍泉的祖父是宋江陣的教頭。數十年前，祖父所使用的陣頭工具，李龍泉把它們好端端地收藏在工作室的一個角落裡。他對這些物品有著濃厚的感情。李龍泉認為，台灣本土的藝術創作，應當與生活結合，而這些物品的陳列與組合，形成「台灣當代藝術」的概念，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等了四十年   眷戀無緣木雕品


中學時期，一次校際童軍露營活動，一位來自雲林古坑的隊友---林芳棋，向其他隊友們分享自家長輩所從事的木雕工作：「一塊一塊很香的木頭材料，雕鑿成一尊一尊的神像、佛像，和一個一個生動可愛的動物、花鳥……」仔細詳實的描繪，令李龍泉十分神往。他本來答應李龍泉，拔營回家後，會寄送一個小小的木雕彌勒佛像給李龍泉。結果，李龍泉等了又等、望了又望，四十年過去了，這個小木雕始終沒有出現。「那尊小木雕，一直占據我的記憶深處，而他的名字我也清清楚楚地記著。」

高中時期，李龍泉讀的是北港高中。學校裡的美術課讓他印象十分深刻，因為美術老師曾教他們捏泥塑、做人頭像。唸國立藝專時，李龍泉認識了她的太太---陶琪芬。她是他的同班同學。兩人志趣相同，因而共組家庭。「她也是學雕塑的，但是，我創作時，她全心協助我。」屈指一算，李龍泉的家人中，就讀國立藝專的人數相當多。李龍泉的大哥，唸的是國立藝專美術科國畫組。他和陶琪芬，以及兩個兒子；他的弟弟與弟媳；他大姊的小孩……等等，將近十個人，都是國立藝專畢業的。「我們的家族聚會，就算是迷你型的校友會了。」 


放棄高收入   庭院成雕塑公園


國立藝專畢業後，李龍泉投入就業市場。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的十年間，李龍泉從事藝術陶瓷設計、場務、經理等職。李龍泉回憶著：「當年公教人員薪資只有四千五百元左右時，我做陶瓷裝飾藝術品的原型設計，論件計酬，一個月收入可達十至十五萬元。」

由於從事陶瓷設計工作之故，李龍泉和陶琪芬，於一九八四年買下新竹縣竹北市溪州路的現宅，含屋舍及前、後院，共占地五百多坪。前院放置了不少李龍泉創作的雕塑品，附近的小孩都把他家的庭院當成公園來玩。

屋舍旁邊搭建了一個工作室，李龍泉就在這個工作室裡創作。李龍泉那時候的設計工作，是在一個鐵轉盤上進行的。最上層是陶瓷設計品，這是賺錢用的工作檯；第二層則放著他喜歡的泥塑，一有空檔，他總會去捏捏泥塑；最下層的抽屜內，經常放著他手寫的文字稿或畫稿。他就這樣一邊做陶瓷設計，一邊做自己想要的藝術創作。後來，他甚至放棄陶瓷設計的豐厚收入，全心投入自己的藝術創作。

三十八歲左右，李龍泉面臨了一次創作上的極大困境。後來，他突破困境，完成這個創作---以大理石做成的石床，作品命名為《蟄伏》。他在石床內舖著五顏六色的回收再製玻璃塊。李龍泉，這個強調與大自然結合的藝術家，向來希望他的作品，能被人觸摸、感動，而不是「只能遠觀，不能褻玩焉！」的展示品。到他家玩耍過的小孩，幾乎都會喜歡到這張床裡去玩。李龍泉指著這件作品，開玩笑地說：「除了我的小孩以外，跑進去玩的小孩，很多都唸台大。」

然而，當李龍泉不計代價、勇往直前時，挫折卻接二連三地來了。他開始從事純藝術創作時，台灣的藝術界，沒什麼展覽活動與空間；也沒有任何個人收藏家或企業界，有收藏藝術品的喜好與制度；更不用提公共藝術的發展。


心痛失至愛   仍堅持完成參展 


沒多久，他就面臨到藝術家經常面對的生計問題。他的太太陶琪芬，面臨經濟壓力之苦，不幸得到躁鬱症。有一天，李龍泉對她說：「明天起，我不要創作了。」他們於是開著車子到海邊，兩個人抱在一起，痛哭一場。哭累了，就回家睡覺。那天晚上，他早早入睡，卻在清晨兩、三點時醒來，為著心中突然而來的豐富靈感，不斷振筆作畫，畫了很多草稿。直到天亮，他才發現，幾個小時前，他才對太太說要放棄創作的。他這時總算了解到，他要不斷創作，才有生命。

一九九六年，本來，李龍泉和陶琪芬夫婦兩人，正準備提出作品《兩相好》，要參加高雄市立美術館第十三屆美展。不料，陶琪芬飽受躁鬱症的困擾，竟選擇自殺一途，離開了人世，離開了愛她的李龍泉，以及兩個十多歲的兒子。那時，大兒子唸高一，小兒子讀國三。此時，他陷入生命最低潮，一度徘徊在生死的十字路口……

那時，高雄市立美術館寄來通知，請李龍泉把作品寄去美術館，陶琪芬的遺體還在客廳裡。「要不要把作品寄去？」的問題，李龍泉思索很久。想起他們夫妻為了這次參展而一起拍照、一起整理作品的情景，這是他們兩人共同的心血，他不忍心因她去世而放棄參展。

然而，李龍泉獨自面臨巨大的壓力，有的親友指責他：「太太都過世了，你還有心參展？」最後，李龍泉堅持參展。皇天不負苦心人，這個作品，贏得高雄市第十三屆美展雕塑組首獎。

李龍泉坦白說道：「其實，我很愛哭！」。愛妻遽逝的衝擊，讓李龍泉痛徹心扉。那半年內，只要一想起她，他就會哭。當年，李龍泉落魄潦倒，面臨創作瓶頸，沒人肯定，陶琪芬守在他身邊，為他做了一堆事，但陶琪芬卻來不及等他成功，就離開人間了。


人生最低潮   藝術伴侶闖心扉


喪妻半年後，李龍泉身處人生最低潮，另一個熱愛藝術的女性---鍾琴，走進了他的生命。當時的新竹縣長范振宗，主動邀請李龍泉到縣長室敘舊。那天，在新竹地方電台工作的鍾琴，也正巧在縣長室內。他們不期而遇，相談甚歡。不久，鍾琴就安排到李龍泉府上，做一次電台採訪。鍾琴帶著錄音機，蹲在李龍泉庭院的池塘邊，錄著鵝的叫聲，這一幕，觸動了李龍泉封閉已久的心靈世界。

鍾琴，出身於新竹縣橫山鄉的客家女性，曾任護理工作長達十年，後因與自己的興趣不合而離開護理界，轉而學習跤趾燒、膠彩畫等藝術創作，並在新竹地方電台從事播音工作。她對李龍泉的藝術才華，非常欣賞。

李龍泉得知她工作轉換之故，以及她對貓頭鷹的喜愛，為了追求她，他曾深夜拿著手電筒，去電台接她下班；為了追求她，他開始做起貓頭鷹的木雕。這些貓頭鷹的木雕品，曾在新竹文化中心開過個展。李龍泉提起現任的老婆鍾琴，得意地說：「我才做了三個貓頭鷹木雕，就把她追到了。」

鍾琴想嫁給李龍泉，朋友們都不看好，他們兩個還是決定攜手共度人生。婚後，她辭去電台工作，協助李龍泉從事雕刻創作。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她拾起畫筆，從事玻璃彩繪工作。李龍泉不但肯定她生活化的藝術創作，甚至在她的作品尚乏人問津時，適時地給她「過來人」的安慰與鼓勵。鍾琴因而得以持續她的玻璃彩繪創作。

一九九六年之後，李龍泉的藝術創作，漸漸受到藝術界的肯定。這十年來，他年年都有作品展出，且於二○○○年，獲得母校（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頒發傑出校友獎。





往返三小時   民都有田園部落 


一九九九年，泰雅族的原住民運動工作者---麗依京．尤瑪，回到故鄉五峰鄉桃山村的「民都有田園部落」定居。二○○一年六月，麗依京．尤瑪開始擔任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一職。為了幫助原住民解決就業問題，二○○一年十二月，社區發展協會成立了泰雅族「民都有田園部落」雕刻班。

然而，泰雅族是台灣原住民族中最沒有雕刻文化的民族，他們原本擅長的是編織。
因此，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麗依京．尤瑪，只好透過新竹縣政府勞工局的劉家滿課長與范國銓秘書，尋找木雕老師。他們兩人左思右想，決定邀請李龍泉和鍾琴夫婦兩人上山看一看。

「他們本來都沒告訴我們，到民都有部落去做什麼，只說要看一看……」因為上山一趟，要一個半小時，來回就要三個小時。他們也沒有把握能說服得動藝術家上山教原住民做木雕。不過，李龍泉和鍾琴夫婦兩人上山之後，就決心留下來教他們藝術創作。原住民的情感表達很直接、很純樸，這是他們吸引李龍泉的地方。

雕刻班的學員們，過去從來沒有人拿過雕刻刀，遑論做木雕品。李龍泉第一次上山與學員們認識時，他誠實對他們表示：「我自己也沒有教學經驗，只能教給你們每人一把鑰匙，讓你們打開心中的創作之門。」有趣的是，一週後，他們再度上山授課時，發現有幾位學員，竟端出自己打造好的木刻鑰匙來給他看。此後，他們夫妻倆，只要山上路況正常，幾乎每週都會上山教授木雕與玻璃彩繪。


木雕情深深   作品召喚人互動


二○○三年，SARS疫情籠罩全台，人人聞病色變，個個戴口罩以求自保，人際關係因而疏離。李龍泉有感而發，設計了一組多媒材藝術作品，將木材做成的木魚，和金屬做成的罄，當成是人體的頭部一般，安裝在與人身等高的組合木雕上。

木魚和罄是佛教中用來祈福的法器。李龍泉將它命名為《祈福祝福》，希望它能為台灣社會祈福。李龍泉一邊解說，一邊拿起棒槌來敲打木魚和罄，「叩、叩、叩、鏘」，清脆悅耳的聲音就流洩在我們耳邊。

李龍泉強調：「我的作品，就是要召喚欣賞它的人，觸摸它、與它互動，這樣，創作才算完成。」和美術館內「請勿動手」、「請勿觸摸」的教條比較起來，李龍泉的創作是多麼有生命力，多麼有親和力！

李龍泉，他等不到小木雕，乾脆自己動手做；
他放棄陶瓷高收入，摸索自我藝術創作；
他情感世界一度陷入黑暗，再現一道曙光；
他上山教木雕，讓原住民展現藝術天份。

曹欽榮 人權設計師、和平博物館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7 （2006.2.18~2006.2.24）


一九八○年代，台灣社會民主化的過程中，力抗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的，除了站在第一線的法、政、醫、傳等專業人士之外，還有許多默默貢獻自己能力的各行各業社會人士。曹欽榮，是其中的一位 。


漁村少年，對建築產生興趣


曹欽榮，一九五三年出生，成長於基隆和平島，求學時對工藝、美術有著濃厚的興趣。曹欽榮回憶自己唸小學的工藝課，老師在課堂上教學生利用身邊俯拾可得的材料，作成如船、螃蟹、蝦、貝殼等親近的生活物品。

漁村少年曹欽榮，成長過程中，強烈地感受到家鄉所有的生存條件，都與海洋息息相關，看見了海港、海洋環境不斷變遷、惡化。基隆中學畢業後，他考上國立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科學系。

上大學前，曹欽榮造訪了鹿港。他被這個六零年代依然蘊藏著濃濃古早味的古樸小鎮所感動。大學四年裡，他探訪了許多台南的歷史遺跡。現在回想起來：「這些記憶沈潛在我的腦海中，不斷地讓我意識到台灣過去美好的史蹟建築。七○年代的台灣，經濟快速成長，執政者沒有人文考量的規劃，城鄉風貌逐漸呈現一致化。」

談起走入室內設計一途，曹欽榮表示：「唸大學前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要唸什麼，還曾經問到一位學長，以為建築系是學土木的，將來只能造橋舖路。」從摸索中，他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興趣---環境與建築。曹欽榮認為，建築不應只是硬體規劃，要有深遠的內涵，包含環境與人文的整體思維。


邊做邊學，衝刺事業關心政治


踏入社會後，他的第一個工作，到國泰信託公司不動產部上班。他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建築專業知識，台灣的房地產業正處於萌芽的時刻。七○、八○年代，台灣社會快速變遷，也刺激著曹欽榮不斷反思、成長。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時，他曾和朋友為此互相討論、爭辯。一九八○年，在獄中的林義雄家裡遭逢「滅門血案」，震撼了海內外台灣人，曹欽榮也不例外。他開始在工作之餘，大量閱讀黨外雜誌，主動關心台灣的政治發展，有了家庭、小孩，思索著個人與群體的未來。當時他認為，「自己只能盡一己之力，自我充實，對民主運動關心，有錢出錢，做多少算多少。」


白色恐怖，親族鄰居皆遭殃


「以前我家鄰居有位阿張姨，終身未婚，卻又扶養一個兒子，我後來才知道她弟弟在二二八事件時被抓走，從小聽大人談話，心中留下基隆港曾經血染海港的印記。家族有位姨丈，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因為這些緣故，曹欽榮閱讀二二相關的書，「被出賣的台灣」是第一本二二八啟蒙的書。鄭南榕推動「二二八事件平反」活動，他還特地跑去參加幾場演講會。

曹欽榮就職國泰信託期間，認識了黃梅芳女士，兩人後來成為終生伴侶。黃梅芳女士，畢業自實踐家專空間設計科。她非常喜愛藝術，從事室內設計工作三十年，熱情不曾稍減，夫妻因而互相影響，對藝術有共同的喜愛。另外，曹欽榮在國泰結識了台灣詩人李敏勇，兩人私交甚篤。

曹欽榮的第二個工作，在同發建設公司擔任副理。當時，他與「民進黨黨旗設計者」歐秀雄老師有同事之誼。因為歐秀雄認識美麗島的家屬--周清玉，他並曾與歐秀雄一起造訪周清玉的關懷中心。

解嚴後，一九八八年，曹欽榮夫妻自行創業，成立一家設計工程公司。業餘仍然持續關心台灣民間的活動，參加「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前身）所辦的台灣系列講座，之後他應邀成為基金會的董事之一。


參與籌劃，擔任「二二八紀念館」副館長


一九九六年，，曹欽榮邀請李俊仁、王立甫建築師共同參加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競圖，並且協助開館一系列的規劃工作。一九九七年三月到六月，應民間經營的「台灣和平基金會」之邀，擔任「二二八紀念館」副館長。

曹欽榮的岳父於一九九六年過世，老人家在過世後，留下當日本兵皮製軍用袋，內藏許多當時資料，他把這些歷史收藏在自己的記憶中，這件事讓他深深感慨，徵得家人同意，將岳父的遺物捐給二二八紀念館。

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曹欽榮繼續「二二八紀念館」的全館展示與館活動更新企劃，包括內容企劃、設計、影像軟體設計等，「二二八紀念館」有了完整的紀念館功能。一九九八年底，陳水扁市長連任失敗，馬英九接掌台北市政，並由龍應台擔任文化局長之後，「二二八紀念館」因換人執政而逐漸脫離紀念館應有的博物館功能。

一九九七年，曹欽榮負責規劃「陳文成博士紀念室」，一九九九年，也接手規劃鄭南榕紀念會館。以前，他讀「時代」雜誌，也常去雜誌社買書，但是沒有機會認識鄭南榕。「鄭南榕在成大讀過一個學期，算是我的學長。我知道他參加過成大的『西格瑪』社，我也是從社團裡聽過他的名字。」

後來爲鄭南榕紀念會館做設計時，整理鄭南榕的資料，發現他曾在獄中寫過一張卡片，記述二十年來的回顧，其中提到『西格瑪』社的自由精神。「會館施工中發現雜誌社的鐵窗缠繞的鐵線非常堅固，雇工不願意再拆下去，我只好親自拆除一環一環絞在鋁網上鏽蝕的鐵線，倍感吃力，我意會到自我禁絕，對抗暴力體制的堅決毅力絞在防禦工事的鋁網上。鄭南榕自焚那一天午后，廣播傳來消息，我呆坐在辦公室一下午…『他是玩真的！用生命取得真正的自由！』那些臆想、扭曲的報導，只是在考驗我們心智的判斷能耐。」曹欽榮回憶起鄭南榕自焚就義，深受衝擊。

二○○一年開始，曹欽榮先後擔任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案主持人、總統府「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展」的策劃總召集人，繼續追尋白色恐怖的歷史。他不但負責金寶山「鄭南榕墓園」設計，也幫林義雄「慈林文教基金會」的「台灣民主運動館」，提供展示規劃與製作諮詢。

從「綠島人權紀念園區」、「國家人權紀念館」、「綠島永續觀光發展計劃」，到「二○○五綠島人權音樂祭」，曹欽榮都參與其中，他認為台灣被殖民一直到戰後的歷史－我們父祖世代的生命歷史，並未被全面理解。


國際會議，盼台灣達世界水準


二○○四年十月，韓國首爾舉辦世界博物館協會（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會議，與二○○五年五月，西班牙格爾尼卡世界和平博物館會議，曹欽榮都以個人會員身份，自費前往參加會議。曹欽榮認為：「我從國際會議的交流中更加確信，和平博物館的文化能量，不只屬於博物館專業人士所擁有，而應該不斷地擴散，成為全民參與的博物館活動。」

眼看馬英九執政下的「二二八紀念館」由充滿活力而清冷，曹欽榮憂心忡忡：「台灣內部還存有很大的族群認同問題，不僅如此，台灣人的歷史意識不足，放縱加害者工具化被害者，馬英九連結台灣歷史的論調，有著加害者重新包裝上路的邪惡本質。」

二○○五年，曹欽榮年過半百，決定再深造。他追求的不是時下一般人所熱衷的「EMBA學位」，而是投入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希望鑽研世界各國的和平博物館建立與理念。他期盼自己能學習更多，有朝一日，能為台灣有一座「世界和平博物館」奉獻心力。

戴寶村與李筱峰 笑談台灣史望春風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07（2005.12.10~12.16）


李筱峰和戴寶村以台灣歷史為主要題材，用「淺入淺出」的單純聊天的形式，把台灣史的教學或是學術性的內容通俗化，讓一般民眾都聽得懂。

四年前，世新大學在網站上，開一門遠距教學的課，任教於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台灣史的教授李筱峰，有機會隨著學校的製作單位出外景，拍攝台灣史教學的課程。當時，李筱峰曾經想過，如果，這個教學方式製作得不錯的話，有機會推廣到更多人收看的電視螢光幕，那麼台灣史的教學不是更有影響力了嗎？

當李筱峰開始有這個念頭的時候，他就已經想到他心目中理想的搭檔人選，那就是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戴寶村。他們兩人都花了很多心血，在台灣史的領域裡專注研究，又同為台灣教授協會的成員，常常有機會在大型群眾場合上台助講，或是在正式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演講。

民視拒絕 華視接手

有一次，在某個場合中，李筱峰把他的想法，告訴民視董事長蔡同榮。然而，蔡同榮對李筱峰表示，「這個想法是不錯，但是基於商業考量，如果要做這樣的節目，你就得自己去找廣告！」因此，這個構想就無法成行。

雖然這個創意遭到挫折，但李筱峰仍然把它放在心裡，甚至還鼓勵戴寶村先努力於學術著作，把副教授的資格升等為正教授之後，再考慮兩人合作的構想。戴寶村也果真在這段等待的日子裡，由副教授升為正教授。直到二○○四年年中，江霞開始接任華視總經理，而資深的媒體工作者陳銘城也接任了華視的專案經理，這才讓李筱峰再度燃起希望。

與陳銘城熟識的李筱峰，決定再度提出製作與台灣歷史有關之節目的構想。經陳銘城引見後，華視總經理江霞不但沒有將李筱峰提議製作的節目視為「冷門」而拒絕，相反地給予大力支持，並要求華視內部積極、主動策劃安排節目的製播方式，同時也調度一組華視內部的製作群，來配合這兩位教授的錄製時間。最後並將它安排在華視教育文化頻道上，在每個週六、日晚間八點到九點的黃金時段播出。

村峰合作 春風上檔

戴寶村提及節目命名時，本來還一度想用「台灣Smile」，幾經考慮之後，覺得這個名稱就像時下台灣年輕人用的「火星文」，因而放棄。最後，決定把「台灣史」和最有代表性的台灣民謠「望春風」結合，讓這個節目成為【台灣史望春風】。同時，「望春風」裡也有戴寶「村」和李筱「峰」兩人名字的諧音。

節目一旦敲定，李筱峰和戴寶村這兩位「節目主持人」就精心策劃了約五十二集的節目內容。對兩位資深的教授而言，這樣的規劃不是難事，因為這就像給學生上課排進度表一般地熟練，早就習以為常。他們也希望以這種有系統的方式，向更多電視機前的觀眾介紹台灣史。

因此，李筱峰籌備多年的構想終於順利進行了。【台灣史望春風】於二○○五年九月三日晚間八點，正式於華視教育文化頻道首次開播。在台灣的電視頻道上，把「台灣史」像說故事一般地搬上螢光幕，這也是頭一遭。

開播的前一天，九月二日，華視舉辦「開播記者會」，教育部長杜正勝特地親自到場聲援，他強調收看【台灣史望春風】的最大意義，就是要「淡化疏離、愛上本地、發掘問題！」，並且表示「國中基測」台灣歷史比例占50﹪，要了解台灣史不必去補習，看【台灣史望春風】最好！

各有所長 互相呼應

在【台灣史望春風】節目中，李筱峰和戴寶村以單純聊天的形式，以台灣歷史為主要題材，以編年的方式進行，向電視機前的觀眾述說發生在台灣的事蹟與故事。

李筱峰希望藉著這個節目的製作，把台灣史的教學或是學術性的內容通俗化。不只要做到「深入淺出」，甚至還要「淺入淺出」，免得讓這個節目流於像過去的空中教學節目那樣死死板板，使【台灣史望春風】的節目更通俗化，更能讓一般民眾都聽得懂。

不過製作這個節目的過程，畢竟和實際教學狀況大不相同。面對學生或是一般群眾時，是台下活跳跳的人與台上教書或演講的他們互動，然而在攝影棚內錄製節目時，除了工作人員之外，面對說話的對象則是冰冷冷的機器。戴寶村在剛開始錄製節目、面對攝影機的時候，其實相當不適應。

節目錄製至今已有三個多月了，李筱峰回顧過去初期錄製節目時的表現，也不免表示自己開始錄製節目時「表情很生硬」。李筱峰曾在「開播記者會」上，說了很幽默的一段話：「因自己吃了不少螺絲，所以肚子痛。」

李筱峰認為，尤其是錄製教學講史的節目，不像以往上電視「叩應（call-in）節目」，只要有題材、有見解就可以侃侃而談那般輕鬆容易，這幾乎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領域，如果不花時間準備，就會辜負了這個節目的製作。

由於李筱峰和戴寶村本來就是好朋友，因此搭配起來默契十足。戴寶村精通的是清朝與清朝以前的台灣史研究，李筱峰則是精通日據時代及日據時代以後的台灣政治史研究。他們兩人不但可以在節目中各自發揮自己所長，從歷史的連貫性來看，兩人還能前後相互輝映。

如果說，節目的主菜是以編年史的方式來談台灣史，那麼配菜則是以「影像台灣」與「台灣諺語」這兩個時間較短的形式來表現台灣史。「影像台灣」單元由李筱峰獨自負責主持，他以台灣早期的老照片、舊地圖，與小文物來說故事，讓觀眾能從不同角度認識台灣。

戴寶村認為，在錄製節目的過程中，他覺得最有成就感、讓他自己最有信心的部份，就是獨自錄製兩分鐘長度的「台灣諺語」單元。精通台灣諺語的他，因為能夠發揮所長，透過日常生活諺語中的生活百態、社會萬象、思想價值及哲理內涵，來解讀台灣歷史，因此不管是在選取題材或解說內容上，不但駕輕就熟，而且連時間的掌握都非常恰當，就連攝影棚內的工作人員都讚賞不已。

用心溝通 按時錄製

這個節目在每週一的下午三點進攝影棚錄製，一次錄製三集。因為錄影中必須換場景，換服裝，工作時間經常持續到傍晚近七點左右。原本這兩位教授也擔心工作人員工作時間過長而無聊，不過，攝影棚內的工作人員倒是表示，他們就像在聽台灣故事一般。這也讓李筱峰和戴寶村對【台灣史望春風】的節目信心大增。

事實上，李筱峰和戴寶村對這個節目的錄製，也是相當用心。每週一上午，李筱峰在學校裡有課，戴寶村則是從上午就要參加教科書審查會的開會，一直到下午兩點才會結束會議。所以週一在進攝影棚之前，兩人完全沒有時間談節目錄製的內容。

正因如此，他們兩人不管各自的工作再怎麼忙碌，都會利用週末假日時間，通個電話討論週一的內容。節目進行了三個多月，他們這項電話討論工作，也就每週持之以恆地進行著。

戴寶村算一算時間，今年十二月底以前，全部五十二集的內容應該都可以錄製完成。這對不喜歡面對電視機鏡頭的他來說，可說是快要解脫了。不過，他也坦承，和李筱峰一起錄製【台灣史望春風】的經驗，實在勝過兩人在學術領域奮鬥二十年的教書經驗。電視媒體帶給社會大眾的影響力，遠遠大過一個教授在學院裡辛勤地教授台灣史的影響力。

由於【台灣史望春風】頗受好評，華視近期內已接著考慮將要把這個節目從教育文化頻道，移到華視主頻道去播映。










【台灣史望春風】
播出頻道： 第11無線頻道（華視教育文化頻道）
播出時間： 每週六、日，晚上 8：00 ~ 9：00

如果你有興趣，又錯過收看時間，也可以上【南方快報】的網站，即時點選任一集【台灣史望春風】的播映內容。

【南方快報】http://www.southnews.com.tw/taiwan_story/index.htm

 

楊碧川    台灣「歷史運動家」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10 （2005.12.31~2006.1.6）


只有高中學歷，出版了超過三十本以上的歷史書籍，楊碧川從不承認自己是學者，只認為自己是創造歷史的人，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實踐者，他堅信研究歷史、撰寫歷史，要從生活中去了解，他甚至以「歷史運動家」自許。


獄中經歷勝過學校知識


讀初中時，楊碧川讀了鄭學稼教授的《史大林評傳》，就對托洛茨基深感興趣，並且痛恨史大林和他的官僚集團。讀高中時，他對世界歷史和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一九七○年，讀高中的楊碧川就被國民黨政府以「蓄意顛覆政府」為由，抓到綠島去關，前後共七年。

綠島坐牢期間，他堅持不肯與獄方合作，不肯「對其他人犯打小報告」，獄方因此不給他任何看書、寫字的機會。只要楊碧川一寫東西，獄卒就把他寫的東西搶走，哪怕只是一張小紙頭，他們也不放過。

在獄中的歲月，楊碧川甚至因罹患肺病，一個人被關在獨居房約三、四年的時間。七年的獄中時光，獄方嚴格控制他們的思想，不但不讓他接觸任何書籍，連報紙也不讓他看。他除了一個人腦中思考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他身繫囹圄時，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前輩政治犯。黃華教他英文，江漢津教他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他們都利用在一起的時間「口授心傳」。楊碧川因此在獄中學到許多「在一般學校裡學不到的知識與學問」。

一九七七年出獄後，只有高中學歷的楊碧川，開始靠著自修的方式，不斷努力學習英文、日文，並博覽群書。他仍醉心於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以及台灣史、世界史的研究。

一九八二年，當時的台大學生李文忠，開始幫他安排到台大校內的社團去講授台灣史、世界史。他的課吸引不少台大學生。這些學生後來畢業後仍與他保持聯繫，甚至成為朋友。從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十年間，楊碧川幾乎都是靠著朋友或學生的經濟支援而維生。

一九八四年六月，《新潮流》雜誌創刊，楊碧川是十八個創刊編輯委員之一。在黨外雜誌百花齊放的年代裡，社會主義的研究算是熱門的顯學。但是後來因為理念不合，楊碧川就與新潮流系的友人漸行漸遠而分道揚鑣了。

一九八七年，在綠島前輩政治犯柯旗化的鼓勵之下，開始出版他第一本有關台灣史的書---《簡明台灣史》。問他，「這本書與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觀點是否相近？」楊碧川答道：「我們的史觀是一樣的，我出這本書，為的是希望更多人深入了解台灣史。」


地下電台引發的思考


一九九○年起，台灣的反對運動開始從平面的文字轉往有聲的電子媒體發展。當時，由於媒體的掌控權操縱在國民黨的手中，加上人民對國民黨諸多的批判與不滿，「地下電台」就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地一個接一個成立。楊碧川在電台上「講史」成了很受歡迎的節目。

這些地下電台的經費來源有限，他常常自掏腰包來電台做節目。有些朋友因而贊助他一些經費來營生。「地下電台」當紅的年代，楊碧川的節目不但支援全台，就連錄音帶都是可以賣錢的，一捲五十元。

然而，也正因為經常在線上講史，讓他有機會接觸到「叩應（call-in）聽眾」，楊碧川發現，有不少基層民眾，其實沒常識、不讀書，又喜歡亂扯與雄辯。他非常感慨，他雖然學歷不高，但用心自修學問；相較之下，很多人不管學歷高不高，常常不根據事實或理論而言，就胡說八道一通。

國民黨當權的時代，「地下電台」再糟也就是電台被罰款，負責人被起訴、判刑而已。令楊碧川詫異的是，民進黨執政後，對「地下電台」的做法，竟然是釜底抽薪地對它施以「抄台」的手段。

楊碧川忿忿不平說道：「民進黨執政前，我一年的演講、出書的收入可達十萬至二十萬元，民進黨執政後，我反而沒有收入！」


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別人


楊碧川的個人著作，至少超過三十本以上。他寫過的書裡，自己最喜歡的是《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但他也很坦白，「這本書沒什麼人要看，除非是被指定為教科書。」

而他所寫的人物傳記如《切．格拉瓦傳》、《托洛茨基傳》、《後藤新平傳》，常是參考中文、英文、日文多國文字，並且融會貫通之後才寫的，不是逐字翻譯而來的。

看看楊碧川的著作，由此可知，他的社會主義理想性格，非常強烈。台灣的歷史人物中，他最欽佩的是為台灣獨立而死的英雄---陳智雄。廖文毅在日本推展台灣獨立運動時，曾委派陳智雄到東南亞向台僑鼓吹台獨，國民黨政府於是千方百計將他誘捕回台。

一九六一年，國民黨因陳智雄組織「同心社」，宣揚台獨主張，將他逮捕。一九六二年，陳智雄被判處死刑。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陳智雄被綑綁後拖出去槍決，離開押房時，還高呼「台灣獨立萬歲，萬萬歲！」臨刑前，陳智雄拒絕下跪，最後壯烈成仁。楊碧川的心中，這個徹底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人，雖死猶榮。

三十五年前在坐政治牢的時候，楊碧川就覺得自己像托洛茨基一樣，把監獄當作大學，並從火燒島（即綠島）及其他的黑牢裡，鍛鍊出自己反抗統治政權的意志。楊碧川所寫的《托洛茨基傳》，雖然到一九九七年才出版，中間經過二、三十年，他仍不改其志。而寫這本《托洛茨基傳》，也是為了紀念台灣早期犧牲的鬥士，並藉此勉勵年輕的台灣人，要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其他被壓迫的同胞。


為蒐集資料，不惜千里找書


為了讀書、寫書，他常到國外找書。「我太太最不喜歡和我出國，因為我不是去旅遊，而是去找資料。」他在許多台灣同鄉的協助下，一九八七年就到哈佛大學蒐集資料。紐約、日本、香港、大陸也都留有他蒐集資料的足跡。

一九九九年他寫了一本書---《國共談判（毛蔣大決戰三部曲1）》，由一橋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後來有很多讀者迴響，大多是我們所謂的「老芋仔」（即戰後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的軍人）。他們看完書之後，才了解當年的國共歷史，以及當年為何而來台灣，大有那種『就算要死，也得知道為什麼死的』深刻感動。楊碧川很興奮地說：「我讓他們了解歷史，他們從了解而『支持』我對台灣獨立的堅決主張。他們甚至告訴我，如果我有需要找他們，他們一定站出來支持我。」


礙於制度，臨時講師有志難伸


二○○二年，在好友趙天儀的安排下，楊碧川到台中的靜宜大學歷史系，擔任「臨時講師」，時薪五百八十元。每週一的下午有四堂課要上。這個工作持續了兩年。到了二○○四年，楊碧川開始向系方提出「申請為正教授」的要求。然而礙於教育部的法令規章，他的要求無法如願以償，他也因此就拒絕再接受臨時講師的教職。他覺得自己比起正規的大學教授還認真，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這也是他強烈控訴台灣的教育制度、文憑主義的原因。「有的人雖然考試得第一，或者拿到博士學位，但不表示他真的把知識、學問讀進腦子去。」

過去半年多的時間裡，楊碧川選擇以「發傳單，每張0.35元」的方式，賺取自己的生活零用金。問他如何度日，他幽默地說：「手頭真的很緊時，會向老婆領取三千元的愛心零用金。因為，除了抽點煙、買點書之外，我是不會亂花錢的。」

就歷史的觀點而言，楊碧川認為，民進黨上台執政後，很多制度並沒有改變多少。他甚至認為還有許多值得「革命」的空間。「這二十年來，我看透了人間的世態炎涼，以往尊敬的朋友們，幾乎一個個成了半調子的史大林。革命尚未成功，他們就迫不及待地篡奪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爭取民主、獨立的那一點點的成果。我也看到年輕的一代，享受台灣人民的血汗代價，個個成為小官僚、小政客的醜陋一面。」

鑽研歷史的楊碧川，眼看二○○五年底，民進黨選舉大敗，他深信：「民進黨執政，為了討好財團，不惜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唯有敗選，才能讓民進黨自我反省，他們是如何失去民心。這些貪官酷吏，離人民愈來愈遠了！」

導演黃明川：「再熱，也要關掉冷氣！」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05（2005.12.10~12.16）


台灣的電影史上，導演黃明川向來所拍的電影都是叫好不叫座。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的十年間，黃明川一共拍過【西部來的人】、【寶島大夢】、【破輪胎】三部劇情片，其中【寶島大夢】上映之後，更因票房奇差無比，下片後連電影院的場地都付不起。黃明川滿腔的理想實現後，卻在台灣這種功利主義盛行的藝文圈內得不到應有的掌聲。然而，這些挫折還是抹煞不了黃明川對電影拍攝的狂熱。


從拍劇情片到拍記錄片


從當年醉心於電影創作的劇情片，到另闢天地拍攝台灣詩人口述歷史的記錄片，黃明川的轉折的確不小。

二○○○年的冬天，黃明川不但陷入他個人的電影創作低潮期，同時也面臨財務嚴重拮据的現實困境。最辛苦的莫過於黃明川的妻子王秀卿。她一方面要幫助黃明川處理財務問題，一方面仍不忘給他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永遠站在他身旁陪伴他，一起渡過人生的黑暗期。

二○○○年的冬天，黃明川應詩人張德本（家住高雄）的邀請，前往汐止山上，參加「北台灣文學營」。張德本是這個營隊的駐營講師，講授的是「電影與文學」。他和張德本之所以相識，是因為張德本曾評論過他的電影創作。黃明川本來還期待在營隊裡和張德本相談對電影的觀點，但這次的相聚卻沒機會談電影。

一向心思細膩、觀察入微的黃明川，注意到這個營隊的講師居然多半是詩人，也強烈感受到這群詩人對文學前景的不安與無奈。年輕一代的學子，文學欣賞能力的培養，已逐漸被電視、電腦、網路……的現代科技所取代，使得這些講師也感到文學教育推展的重重困難，加上文學界原本就比較偏好小說創作而輕忽詩的創作，致使詩人的發表空間愈來愈少，詩的創作更如雪上加霜。

在這些觀察下，黃明川突然想到，如果能把詩「影音化」，不是可以拓展詩的影響力嗎？黃明川開始思索這個自己臨時起意的點子……。


「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創意成形


其實，這樣的點子並不是無中生有。過去，從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六年間，黃明川就曾接受前衛出版社老闆林文欽之託，拍了四部文學家傳記型記錄片。黃明川發現，在台灣要找這些文學創作者的身影竟是如此困難，即使有名如楊逵，仍遍尋不到任何相關的記錄片資料，卻只能從當初楊逵曾出席過的場合，有私人拍攝的家庭錄影帶中看見。黃明川深感可惜的是，這些影片若沒有好好保存，只是徒留在某人家中的書櫃裡或抽屜裡，真的是浪費國家的文化資產。也正因如此，過去數年來，黃明川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的創意於是逐漸成形。

然而，空有理想若無經費，計畫的進行仍會置礙難行。不可諱言的，的確是在民進黨的綠色執政之後，很多資源才容易得手，很多理想才有實踐的空間。因為「國家文藝基金會」、「國家文化資產保存中心」，以及「國冤台灣文學館」接連支持黃明川的構想，才使得影音保存計畫順利推動。

在「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中，黃明川以一百個台灣詩人為其設定目標。關於詩人名單的挑選與擬定，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分別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和「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的顧問提出建議名單；第三和第四階段，則由「國家台灣文學館」的館長、評審和館內研究員，共同商討研擬之後而建議。


「到府拍攝」難度媲美拍外景


「台灣詩人一百影音計畫」拍攝過程中，第一階段時，黃明川工作室只出一部攝影機，到詩人家中或工作場所「單機作業」，第二階段才加到二機、三機作業。對黃明川而言，這樣的工作難度，則可媲美拍外景。

通常在導演或攝影師在攝影棚內拍攝時，場景很好掌握，棚內的溫度與聲音都可以控制，即使開空調也不會影響攝影、錄音工作，但是出外景可就大大不同了。戶外若有一點點聲響，常常影響到拍攝的進度與品質。

「有時一切拍攝工作都準備就緒了，偏偏遇到颱風天，刮大風、下大雨，狂風驟雨呼呼作響，我們就是得被迫改期再約。」

此外，為了希望攝影鏡頭可以獵取到一個視野或光線較佳的角度時，有時家具、陳設都得重新安排移動，工作人員除了要有攝影專業外，同時還要兼搬運工。「書櫃、書桌、床、沙發，再重再亂的物品，我們都得搬。」



（導演黃明川拍攝詩人龔顯榮場景）圖片來源：黃明川



鏡頭前看來幽雅的佈置，如果黃明川不說，或許沒有人知道，有些拍攝場景的空間，竟然只能容納三台攝影機存在而已。

黃明川在拍攝過程中，運用他所嫻熟的電影場景轉換、燈光效果，及自然收音手法，讓詩人很自然地在鏡頭前表現他個人的特色，談他的個人經驗，挑選他自己所喜愛的詩作（甚至這些詩作，不必一定要接獲好評），用詩人本身的風格來朗讀其作品。




（導演黃明川拍攝詩人江文瑜場景）圖片來源：黃明川



非關掉空調設備不可


為了要求最好的影音品質，黃明川都要求受訪詩人勿用空調設備，以免因雜音干擾攝影過程。有的詩人無法理解他的要求。在某個夏日裡，他們工作團隊曾約好要訪談一位知名的年長詩人，工作人員一上門要進行拍攝時，因為黃明川要求這位詩人：「請先關掉空調！」

這個詩人一聽，馬上把臉色拉下來，非常不高興。本來他堅持不肯配合，還對他們表示：「香港方面曾派了兩名記者來台北採訪我，他們都沒要求我關空調。」他的不愉快，持續了好幾個小時。

工作人員則在這位詩人的憤怒中，戰戰競競地進行拍攝。半天之後，他自己才慢慢地被黃明川專業、認真的工作態度所改變。


拍攝過程辛酸，冷暖自知


有一次，他們在某位詩人的家中拍攝。他的家位於內湖三軍總醫院旁，工作人員在工作現場發現，不時有救護車進進出出，「哦---吚---哦---吚---」的聲音，經常中斷他們的拍攝進度。他們必須在救護車離去後，搶時間工作，才能順利完成拍攝任務。

有一位受訪詩人的居家環境相當特殊，只有門而沒有窗。黃明川的工作團隊前往拍攝的時間在炎炎夏日，這位受訪詩人很配合地沒有開冷氣空調。原本這位詩人的家只利用這扇門來通風，為了進行拍攝工作，工作人員把這扇門關了數個小時之久，大家都汗流浹背，額頭上的汗水不斷滴下，衣服也幾乎濕透。黃明川本人深夜拍完片回到家後，才發現胸口很悶，整個人有種很想吐的感覺，他這才感到自己的中暑症狀出現。

在台灣本土詩人作家的領域裡，許多人都知道，某位詩人的情詩極負勝名。當黃明川向這位詩人提及想拍他朗誦自己的情詩時，卻遭這位詩人婉拒。他拒絕的理由是：「當年情詩再好，畢竟是婚前的作品，獻詩的對象是以前的女友。」現在他則不想因為這些曝光的詩作而影響到現在的配偶或家人。

這位詩人本來甚至也不願意接受這個拍攝計畫，後來好不容易才被說服。但他堅持不讓工作團隊到他家去拍攝，最後只好商借另一位詩人朋友的住家來拍攝。幾乎大部份被拍攝過的詩人，都持肯定的態度支持黃明川，事後他們還會主動要求、索取自己的DVD，告知自己的友人，只有這位詩人是唯一的特例，他還央求黃明川工作室：「千萬不要把這個拍攝的DVD寄來給我。」

還有一位詩人，大概因為寫詩無法維持溫飽，或者另有其他難言之隱，使得他的太座堅持要與他分居。他被迫遷居到自家的樓頂加蓋的鐵皮屋上。因此，黃明川無法拍攝。後來，他們商借到一個場地---某個基金會。基金會的地點位在台北市車水馬龍的新生南路與和平東路交叉口附近的巷子內，工作團隊在拍攝時，三不五時就會聽到路口加油站裡，傳來的汽車煞車聲、加油後的引擎啟動聲，交錯地出現在這個辦公室裡，使得拍攝工作進行得頗為辛苦。


台灣詩人躍上螢光幕


如果你也曾坐下來好好欣賞過【詩人部落格】的節目，很難不被黃明川運鏡拍攝的畫面吸引住。他那一流電影的拍攝手法、深度刻劃台灣文學的用心、對攝影品質的強烈要求，以及那股「再熱，也要關掉冷氣！」的堅持與毅力，終於讓詩人活靈活現地躍上螢光幕。

這樣的人才、這樣的用心，能為台灣做的事，應該還很多……。

版畫家林耀堂 「台灣民主國」歷史插畫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4 （2006.6.17~2006.6.23）

林耀堂，一九四六年，出生於南投埔里。畢業於師大美術系，曾任教於復興商工，
也曾任職於聯合報聯合副刊美術編輯、台北市福華飯店美術設計主任，目前任教於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與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

過去十年間，林耀堂獨力完成一百多幅以台灣當代詩人、作家為對象的版畫系列作品，為台灣當代文學作家的面貌，留下生動而鮮活的圖像。二○○五年，他為《黃虎印---歌仔戲新編劇本》一書做插畫繪圖，半年間繪製了二十二幅有關「台灣民主國」的歷史插畫。


父母鼓勵 牆壁毛玻璃上作畫


林耀堂出生時，父親已經四十四歲。「我父親是民國前七年生，算來是清朝時代的人。」林耀堂的大哥，排行老大，足足大他二十四歲；大姊排行老二，大他二十二歲。其間，因為母親的身體虛弱，所以間隔了一段長的時間之後再生育。後來母親又生了三個姊姊，林耀堂則是排行老么。

小時候，林耀堂的家境不錯，家裡開碾米廠。父親本來就對子女的文學、美術、音樂等教育很重視，又因中年生得幼子，對林耀堂更是疼愛有加。回憶起幼年生活，林耀堂記得自己四歲時就愛畫畫：「父親常常帶我到處去拜訪繪畫名師，無論是小鎮上的知名畫師，或是台灣早輩西洋畫家蕭木桂老師（日籍畫家石川欽一郎的學生），總是帶我的畫作讓他們看看。」

有些小孩，兒童時期在家裡壁上塗鴉，會遭到大人的責罵。林耀堂不然。他很幸運地受到父親的鼓勵，不但毫無禁忌地在家中的牆上大肆塗鴉，連毛玻璃也成了他繪畫世界的版圖。「幾年前回到老家，牆壁早已粉刷一新，當年的塗鴉不復存在，但是毛玻璃上的畫作，依然清晰可見。」

由於母親對子女教育的重視，林耀堂的大姊，高中時就到台北的靜修女中來唸書。日治時代的靜修女中，是台灣學生眼中的好學校，當時學校裡就教學生畫油畫、畫水彩。三、四歲大的林耀堂，常常看著姊姊畫畫，耳濡目染之下，漸漸喜歡上畫畫。林耀堂表示：「對我來說，繪畫的啟蒙，最大的因素，是來自父母的鼓勵。」


剎那美感 來自天邊一道彩虹


林耀堂五歲時，大姊約二十七歲。原本一直不想出嫁的大姊，終於不敵歲月的催促，也到了必須出嫁的年紀。那時候，他常常看姊姊縫製嫁衣。有一天，父母專程到台中去為她準備嫁妝。那天下午，林耀堂午睡醒來，吵著要找父母，大姊只好先把他帶到天井邊，讓他洗洗臉清醒。他依舊哭鬧不休，姊姊為了哄他，隨手一指，要他看看天邊的一道彩虹。

那一道彩虹，對當時幼小的林耀堂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震撼，「我本來又哭又鬧，沒想到，一看到彩虹，竟然看到整個人都呆住了。美感的啟蒙，就在這一剎那。姊姊跑到廚房去拿涼糕要來哄我，我卻食不知味……」

讀小學時，林耀堂在班上儼然是一個小畫家。「童年時，我的零用錢只有兩毛錢。我用一毛錢去買兩張八開的圖畫紙來畫畫，另外一毛錢才拿去買糖果。」

初中時期，林耀堂離開埔里，到台中的衛道中學去唸書。衛道中學以功課為主，他幾乎很少有畫畫的機會。學校裡，少年林耀堂有一位同學，是許常惠教授的姪子，他常常告訴林耀堂，北台灣有一個綠草如茵、校園漂亮的淡江中學。為了這些吸引人的條件，林耀堂決定選擇淡江中學就讀高中。許常惠教授的姪子，反倒因為祖母捨不得他離家太遠，而沒有去讀淡江中學。


淡江中學 校風自由「色彩繽紛」


淡江中學是台灣最古早的基督教學校，校風非常自由，且注重學生美術、音樂教育的培養。當年，其他學校最多只有兩台鋼琴時，淡江中學就已在校內設置二十多架鋼琴。林耀堂後來才知道，原來淡江中學是一個「不以升學為主」的學校。當別人埋頭苦幹、努力讀書時，可能他們「人生是黑白的」；然而林耀堂在這個重視全人教育的學校裡，很愉快地享受到「色彩繽紛」的高中三年。

淡江中學的社團有美術社。社團的器材設備，不輸給大學的美術系，社團老師也教學生透視、投影等專業美術知識。林耀堂記得，學校裡的美術老師是陳敬輝老師。學生時代的林耀堂，不知陳敬輝老師在台灣畫壇上的重要性，後來才知道陳敬輝老師，原來是日治時代台灣東洋畫的名畫家。

他非常欣賞陳老師的教學態度。陳老師從來不罵人，如果學生在課堂上打個大哈欠，他會在黑板上，很含蓄地畫下這個學生的打哈欠的素描。「現在，自己當老師才知道，我的耐心還比不上陳敬輝老師。」

林耀堂喜歡藝術，他在風景秀麗、多姿多采的淡江中學唸書，如魚得水。然而，該校不重升學的校風，也讓林耀堂在首次考大學時，嚐到挫敗的滋味。林耀堂決定先服兵役。退伍後，林耀堂考進師大美術系。

師大畢業後，林耀堂到私立復興商工任教。當年復興商工徵求教師時，條件頗為嚴格，只有師大前三名畢業者，才能到該校任教。那時，唸復興商工美工科的學生，對美術的愛好與追求，程度很高。處在菁英學子激盪的環境下，林耀堂強調：「在這種壓力下，自己教學時，不敢稍有懈怠，必須自我提昇，才讓夠教好學生。」


擔任美編 為作家詩人畫插畫


後來，林耀堂的父親生病，他於是辭去教職，離開台北，回到故鄉埔里去陪伴父母親。雖然他的兄姊共有五人，但是唯一的哥哥已經五十多歲了，其他都是已出嫁的姊姊，要他們放下各自的家庭，來照顧七十多歲的父母親，似乎有些不易。身為么子的他，單身未婚，因此義不容辭地擔負起照顧父母的責任。整整兩年的時間，他留在埔里，陪伴父親，讓他安享晚年。

林耀堂留在埔里的時候，他師大美術系的廖修平老師，因其家族事業的需要而籌備「台北福華飯店」，所以到處拜訪藝術家收集藝術品。廖修平在藝術家朱銘的陪同下，先到三義去拜訪木雕師傅，繼而又到埔里，走訪一位素人石雕家林淵。並在詢問其他學生之後，得知林耀堂就在埔里賦閒。

廖修平看了林耀堂，勸他回台北，並邀他到福華飯店擔任美術設計主任。林耀堂這才帶著母親北上，到福華飯店任職。兩年後，階段性任務告一段落，有人邀他到銘傳商專去教書。在銘傳任教時，林耀堂才有時間創作，並開始開畫展。

林耀堂曾在聯合副刊擔任美術編輯，其間為不少作家、文學家、詩人的文章畫過插畫。他很欣賞這些藝術創作者，等到自己有時間創作時，林耀堂開始有個念頭，想「替台灣留下一些歷史的圖像」。

林耀堂的創作，常常以人為主題，但媒材卻相當多元，水彩、版畫、彩瓷等多樣性的媒材皆發表過。林耀堂創作的主題中，一貫不變的是對台灣本土、人物的描述，這也是他自己最喜愛的主題。


心血結晶 百位人像版畫創作


一次聚會場合中，林耀堂與一些詩人、作家相遇。活動結束後，詩人林佛兒熱心地邀他上車，表示順道要載他一程。不過，林佛兒車內前座，還載著另一位詩人林亨泰。三人一路聊得很愉快。林耀堂很欣賞林亨泰的文學家氣質。此刻，林耀堂坐在後座，從後座看著林亨泰的身影，他忽然很想用畫筆畫下這個令他心儀的詩人身影。他當場快筆畫下兩張，一張送給林亨泰，一張自己留著。

沒多久，林亨泰也寄了他自己的詩集給林耀堂，做為回報。而林耀堂也把素描化成版畫，回送給林亨泰。詩人、畫家就這樣禮尚往來。林亨泰是林耀堂創作的第一位「詩人模特兒」。一九九八年，林耀堂推出【遇見詩人】個展，共展出四十一位詩人，這是他努力了兩年，以詩人版畫為主題創作的成果。

後來，在作家履彊（台聯黨主席蘇進強）、黃武忠的鼓勵下，林耀堂於二○○一年開始，以「作家」為模特兒創作版畫。二○○三年，林耀堂推出【相遇．文學．畫面】個展，共展出四十八位文學作家。



林耀堂為鍾肇政作畫


接著，他再以「春天文學對話」為題，繼續繪寫十四位當代女作家創作系列版畫。至今，台灣文壇詩人、作家，已有一百多人都被林耀堂畫過版畫。二○○五年，華視頻道製作【詩人部落格】的節目，首度讓詩人與詩作以影像媒體的方式，呈現在電視螢光幕前。製作單位也徵得林耀堂同意，讓他們把「詩人版畫作品」同時在節目中展現。


春花夢露 蔡瑞月舞目入版畫


二○○○年六月，林耀堂用他的紙筆，為八十高齡的台灣前輩舞蹈家蔡瑞月女士，留下一些特殊的圖像記錄。那時，離蔡瑞月舞蹈教室被人縱火，已有八個月了。林耀堂曾在自己寫的《向蔡瑞月女士致敬》系列文章中，寫著：「我站在火災後的現場，仍可以用怵目驚心來形容我內心的震撼：房舍只剩下焦黑的骨架，內部的角落裡，散亂地置放著一堆舊舞衣，………」

談到畫作蔡瑞月女士的經驗，林耀堂有著無限深沉的感慨：「蔡瑞月女士，她歹命的一生，跟台灣史的發展很相像，很坎坷，她結婚後不久，不止夫妻離散，白色恐怖也隨之到來……」蔡瑞月告訴他：「在綠島的日子，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是在月夜能到海邊去『擔肥』的時候。」聽到這種生命場景的描繪，其實感覺非常辛酸的。

有一次，林耀堂造訪蔡瑞月舞蹈教室時，遇上刮大風、下大雨的颱風天。他如期依約前去，眼前看到的是，屋破、雨落，溼漉漉的地板上，工作人員依舊拿著掃把，奮力不懈地在塑膠地板上掃水。那真的只能用「淒風苦雨」來形容蔡瑞月舞蹈教室的處境。在這種十分不捨的情況下，林耀堂畫了一幅蔡瑞月編的舞目【春風夢露】，對蔡瑞月舞蹈教室留下一些「刻骨銘心」的回憶。


歷史版畫 為《黃虎印》一書繪圖


二○○五年，考試院院長姚嘉文原著、施如芳編劇的《黃虎印---歌仔戲新編劇本》一書，進行編寫時，出版社表示，過去沒有人為歌仔戲劇本單獨出書的經驗，希望本書能找圖來配，比較有可看性。

施如芳與林耀堂的太太是同鄉舊識，因此，施如芳央請林耀堂協助此書的繪畫工作。這對林耀堂來說，是一個嶄新的工作經驗，這不僅是自己一人獨自創作而已，還要團隊合作。過去，他為「當代」的台灣文學家作畫。現在，他卻為「古代」的台灣歷史作畫。




林耀堂花了半年的時間，為這本書繪製了二十二幅插圖。為了劇中的主角人物，他得在自己心中選取「模特兒」來畫。林耀堂坦承：「我只好在課堂上，看看哪個男學生、女學生的長相，適合劇中人。」他偷偷地選定角色，也不告訴當事人，就以這些人為模特兒，把他們外貌、氣質畫入劇中。

而且他所繪製的人物造型，也必須多人討論，以求得共識。例如，原本林耀堂把一個官吏，畫得胖胖的，但一經討論後，發現書中所敘述的官吏乃是清官，那麼，這個官吏就不應該畫成胖胖的，而該改成瘦瘦的，這才符合「清官」的造型。
林耀堂從事繪畫創作四十多年，林耀堂舉辦畫展超過四十次。他對台灣本土的人物、歷史，是如此地用心畫作與記錄。而這些作品，一旦走入數位媒體的科技內，這些文物圖像的保存，意義就更深遠了。

石雕藝術家王秀杞  石頭對話  人性刻劃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27（2006.4.29~2006.5.5）


一件石雕作品，評價好不好，不在於作品的「事件性」或「個案性」，而在於這件作品是否刻劃得出一個普遍的「人性」。放眼望去，石雕藝術家王秀杞的作品，幾乎都表達了他想要呈現的「人性」。

許多年前，台北縣政府計劃在林口鄉社區的婦幼公園，放置一件藝術品，以紀念「白曉燕事件」。然而，在王秀杞的巧思規劃下，他創作的雕塑品「大地之母」，傳達了「天下慈母心，放諸四海皆同」的理念，取代了行政官僚希望以「事件性」為主導的藝術設計，得以陳列在該公園。王秀杞堅信，透過作品，達到藝術潛移默化、教化人心的目標，是他從事公共藝術創作時，內心最為關注的議題。

王秀杞，一九五○年出生，世居於陽明山上舊稱「燒粳燎」山谷中的新安里。王家在這個山谷裡，有著數畝祖傳田地。由於家族世代務農，王秀杞從小就常跟著父母兄姐，到田裡耕種。王秀杞家裡共有七個兄弟姊妹，以農維生的父母親，經濟負擔很大。為了賺錢、養家活口，王秀杞也曾在三更半夜，跟著家人挑著橘子，步行兩個多小時的崎嶇山路，於大清早趕到山下的士林市場去賣水果換錢。


作品蘊涵道地的台灣味


農家繁重的勞動生活，不但鍛鍊了王秀杞過人的體力與耐力，也孕育了王秀杞對台灣本土文化藝術創作的動力。

王秀杞的作品，處處看得見「台灣味」，例如：「播種」、「守望」、「歸」、「龍骨車」、「捕魚」、「月琴」、「講古」、「望春風」、「耕」。生肖屬牛的王秀杞，更是以牛為題，創作了很多石雕品。

在山裡長大的王秀杞，從小就與泥土、石頭為伍，陽明山的安山岩，對他來說，再熟悉不過了。印象中，小學的時候，他就喜歡和同伴坐在大石頭上，把泥土與小石頭當成玩具來玩。他也曾在溪流中，把石頭堆成一個小水壩當泳池，看著水流穿過小水壩而行的景象。他甚至會自己一個人，把許許多多形狀不一的奇形怪石當成朋友，說起悄悄話。直到王秀杞的石雕藝術作品成名之後，他還是認為：「石雕就是我的語言、我的工具！」

回憶起小時候，王秀杞說：「媽媽常帶我們到關渡的媽祖宮去拜拜，偶爾也會到台北市艋舺的龍山寺。那時候，我就對廟裡的『石獅』、『龍柱』、『石堵』等的石雕作品非常好奇。」王秀杞唸國立藝專雕塑科時，透過李梅樹老師的引介，認識了負責三峽祖師廟整修工作的石雕師傅劉老師（綽號阿狗師），與木雕師傅黃龜理老師之後，他更加體認到，廟宇的石柱雕刻，既要鏤空又不能刻斷，實在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江湖一點訣   慢工出細活


聊到廟宇的石柱雕刻，王秀杞說了一個很幽默的小故事。「有經驗的老師傅刻龍柱時，刻了一陣子之後，就要抽煙、喝茶，甚至和人聊天，過了一會兒才繼續工作，他刻龍柱的功夫又細緻又精確。而沒有經驗的小學徒，以為老師傅偷懶，於是為了趕時間多做一點工，就拼命不停地刻，卻常刻斷作品。」

王秀杞指出，這是因為雕刻石頭時，石頭因磨擦而產生能量，內行的老師傅會等石頭能量釋放出來，並且冷卻之後，才繼續雕刻。這正是石雕前輩們口耳相傳的秘訣---慢工才能出細活。

藝專畢業後，在創作過程中，王秀杞仍三不五時聘請阿狗師，到工作室來指導自己的石雕技術。王秀杞開始創作人像雕刻時，由於沒有錢雇用一般藝術家所需的模特兒，身邊的親人，包括王秀杞的阿媽、父親、老婆、外甥兒女等，都成了王秀杞的模特兒。早期王秀杞很滿意的一個石雕作品「講古」，就是以父親、外甥兒女為模特兒而完成的。

那時候，最辛苦的莫過於王秀杞的太太，「她除了要花時間照顧家庭，還要長時間擔任我的模特兒。」


雕塑第一名，「永久免審查」


一九八四年，王秀杞參加全省美展，拿下「雕塑第一名」的成績，並獲得「永久免審查作家」的特殊榮譽。父親在得知這個消息後，高興得不得了，還為此大肆宴請親友。不識字的父親，認為古代有「文狀元」、「武狀元」，兒子獲得這份藝術界的殊榮，也就跟狀元差不多了。

然而，提起這個「永久免審查作家」制度，王秀杞卻是感慨萬千。既然成為「永久免審查作家」，在石雕藝術方面的成就得到肯定，王秀杞為什麼還深深感慨？

原來，當時每年舉辦比賽的「全省美展」，簡章中規定：「如果參賽的藝術家，連續三年的參賽作品，都得到前三名的成績，就可以獲得『永久免審查作家』的特殊榮譽。」

王秀杞參賽的第一年，得到第二名；第二年，第三名；第三年，才得到第一名。他參加美展比賽的項目是「石雕」，作品的重量很重，體積也很大，他事後才知道，第二年他得到第三名的原因，竟然是---評審者在評審時，連運送作品過程中所裝置的架子、箱子也不拆。

王秀杞認為，「一件雕塑品，從應該從四面八方去欣賞、研究，甚至是從三百六十度的角度去觀賞。」因此，這樣含糊、偷懶的評審方式，讓王秀杞頗為憤慨。這件事反而激勵他，第三年更用心、更努力準備參賽。


制度坑人    藝術家「啞巴壓死子」，有苦無處訴


第三年的參賽，王秀杞花了「十萬多元」，買了好幾噸重的觀音山石，做為雕刻的素材。二十多年前的「十萬多元」，對家境不是很好的王秀杞而言，負擔非常大。

王秀杞用了半年的時間完成這個石雕。他以這塊數噸重的觀音山石，刻出他想傳達的理念「守望」---「一個原住民牽著一條狗，守望著自己的土地、家園」。這個作品果然得到了「第一名」，而他獲得的獎金，是「三萬元」。

由於比賽辦法上規定，得獎作品歸由「主辦單位」（即「全省美展」）所得，參賽作者不得領回。因此，這件得獎的藝術品---「守望」，當時就由主辦單位全權處理。現在，這件約值市價兩百萬元的石雕作品，就陳列在台中市國立美術館的戶外，永遠回不到原創作者的手中。

據王秀杞所知，他連續三年的得獎作品，除了「守望」，因太重才沒有搬動外，另兩件作品則被主辦單位收到倉庫內。

「全省美展」的這種比賽，雖然鼓勵藝術家提出創作，然而，入不敷出的獎金所得，以及不尊重原創作者的智慧財產權，不讓藝術家保有其作品的做法，在在都令藝術家深表不滿。王秀杞用一句非常貼切的台語「啞巴壓死子」，來形容藝術家參賽時，被制度所坑、且無處投訴的遭遇。（後來，經過藝術家們努力多年爭取，這個制度終有改善。目前，已另立較合理的得獎作品收購辦法。）




王秀杞作品---逗蛙



不懂藝術欣賞    就會糟蹋藝術


其實，當年，作品「守望」寄去參賽前，王秀杞就嘗到行政人員不尊重作品的滋味。「全省美展」的收件處是台中的中興新村，不過，台北的藝術家也可將作品寄到新公園的省立博物館，請他們代收、代寄。王秀杞自己花了五千元的運費，請卡車公司把作品從陽明山的工作室，運送到省博館。省博館的代收者，卻以王秀杞的作品太重太大為由，恐嚇他：「下次作品再這麼重、這麼大，就不幫你收件！」

不只王秀杞一個人面臨這樣的問題，很多藝術家都有相同的經驗。王秀杞轉述了某位書畫家在當時曾經說過的俏皮話：「如果不懂藝術的行政人員，如此對待我們的藝術品，下次我就要設計一副巨大無比的書畫作品，大到連博物館的門都進不去，然後我就把作品放在門口，把門堵住，看他們怎麼辦？」

王秀杞提起，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有個藝術家用鋼筋、水泥，混合成一個藝術品，放在展覽會場門口處，第二天，作品不翼而飛，大家正揣測誰來盜走這件藝術品？後來才得知，收垃圾的人把它當成垃圾清走了。


先顧腹肚，再顧佛祖


做為一個藝術家，藝術和個人經濟生活之間，應取得一個平衡點。對於藝術品的價值，王秀杞一直抱持一個很合乎人性的觀點。他認為，如果一件作品花了創作者很多心血和時間去完成，卻只向收藏者收取不成比例的一點點費用，那就對不起自己的付出；反過來說，如果向收藏者收取高於價值太多的費用時，那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了。

王秀杞舉了一個實例。有一位台灣前輩畫家，他辛苦了大半輩子之後，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有一次某個畫廊幫他開畫展，一次開給他三千萬元的支票。他接到支票之後，痛哭流涕地說：「如果這三千萬，早在三十年前給他，那該有多好。過去，他想出國，去看看別國的藝術家創作，沒錢，辦不到；他想給老婆買化妝品，沒錢，買不起；自己住家屋頂漏水，沒錢，沒辦法修房子……」王秀杞用了一句頗為幽默的台語，明白地坦承：「藝術家總得『先顧腹肚，再顧佛祖』。」

前不久，有一位科技大亨，想在亡妻墓前，放置一件亡妻「少女形貌」的人像雕塑品。他對王秀杞的人物雕塑非常欣賞，也央請王秀杞照著他愛妻的照片雕塑，幫他完成心願。王秀杞的友人知情後，調侃王秀杞的事業「發了」，但王秀杞仍然秉持著一顆平常心，只收取合理的費用。王秀杞表示，「費用因素倒不是我最主要的考量，而是我贊同他希望『墓園藝術化』的理念，讓後人到墓園看到墓碑時，不再是冰冷冷的墓碑而已，還看得到有人性的藝術品。」


讓藝術走入全民的生活


法國著名的羅丹美術館，收藏並陳列著羅丹所有的雕塑藝術品，有室內的，也有室外的。羅丹美術館不但吸引世界各國的藝術家，也吸引世界各國的觀光客去參觀羅丹的藝術品，甚至羅丹美術館也免費開放給法國的兒童參觀。此外，羅丹美術館更是主動與世界各國的藝術界接洽，安排機會讓羅丹的藝術品到世界各地展覽。

反觀台灣，政府對推動藝術，或是保存藝術的政策，不夠主動積極，對全民的藝術教育也有待加強與普及。王秀杞曾自我解嘲：「我常與石頭對話，比較少與人深入談話。」他覺得藝術應該是讓人垂手可得，從生活中就看得到、摸得到的。他最大的期盼，是台灣這塊土地上能夠「藝術生活化」，讓藝術走入全民的生活。

莊永明 舊書攤大學者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09 （2005.12.24~12.30）


沒有高深傲人的學歷，卻對台灣文史資料，有著無比濃厚的興趣和熱誠，持續不斷蒐集。
沒有正式學院的訓練，卻傾其半生之精力，寫下了五十本台灣文史著作，造福台灣子孫。


耳濡目染，沈浸台灣歌謠中


在台北市大稻埕出生、長大的莊永明，對大稻埕的陳年古蹟、風土人情、民俗歌謠、歷史人物等等如數家珍，信手捻來就是豐富的台灣本土史料。二十多年來，
莊永明用心蒐集很多的台灣文史資料，其中則以台灣歌謠史料最為豐富。

記憶中，莊永明讀中學時，經常到淡水河邊的露天歌廳去聽台灣歌謠的演唱。「那時候，台北的文化區塊可分成兩處，一處是外省人，在台北城內，在歌廳內聽歌，就像大陸的十里揚場一般；另一處是本省人，在淡水河邊第六到十二水門間的露天歌廳聽歌，夏天的時候蚊子多，還要點大蚊香來驅蚊，下雨或是颱風時，露天歌廳就只好停擺。」

此外，莊永明的老家就在台語歌謠作家李臨秋的住家附近，而且莊永明和李臨秋之子又是小學同窗，因此莊永明常常有機會陪著這位音樂家談天，彼此也結下忘年之交的情誼。除了李臨秋之外，台灣名作曲家呂泉生也是莊永明的忘年之友。莊永明的手邊甚至還有呂泉生的傳記資料---尚未付梓的手稿。


《民俗台灣》，深受此刊物感動


小學的時候，一些知名的「學友出版社」、「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兒童刊物，對莊永明日後影響很大。這些刊物提供他很多台灣鄉土知識的來源，遠遠勝過教科書裡的內容。從小學到中學，他持續閱讀這些刊物。這些刊物也不斷地蓄積他對台灣本土文史資料渴求的能量。

印象中，小學時，莊永明就曾看過一幅描繪台灣風味的插圖---謝籃。看到這個插圖，他深受感動，開始興起想蒐集這些資料的念頭。讀建中時，他開始在學校附近聞名的舊書店街---牯嶺街逡巡，想找一些與台灣早期文化有關係的文物。他挖到一個寶藏，那是一本《民俗台灣》的刊物。

這本《民俗台灣》是由一些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所編的。其美術編輯為立石鐵臣，他是「台灣最大的民間美術團體，同時歷史也最悠久、最有成就」的「台陽美術協會」（即台陽展）的發起人之一。而文字編輯則為池田年雄。莊永明對池田年雄的印象極為深刻，因為池田年雄雖然住在台北城內，但他曾說過，他喜歡來大稻埕，尤其喜歡享受那種「越境的樂趣」。因為北門附近的縱貫鐵路，就沿著台北城和大稻埕的邊境舖設著。跨過了鐵路，似乎就到另一個境界。

這本書給莊永明相當深刻的印象，因為這些日本人都能把台灣的景物用圖、文表達得如此生動、感人。這份感動讓莊永明開始朝著蒐集這些台灣的文史、古物資料的大方向前進。


「台灣第一」 撰寫中曾遭到警告


一九八○年，莊永明應詹宏志之邀，在中國時報開闢一個「台灣第一」的專欄，每週一次、有系統地撰寫出台灣的人文、歷史等文化性的文章，前後長達一整年的時間。剛開始寫這個專欄的時候，有些人不了解，還以為他在做類似「金氏記錄」之類的整理工作。他在這個專欄中，就陸陸續續介紹過「台灣第一個醫學博士---杜聰明」、「台灣第一個畫家---黃土水」……等等。

這個專欄推出後，讀者反應非常熱烈。很多人甚至主動提供更多的相關資料給莊永明。當時，台灣社會尚未解嚴，台灣本土文化不僅未被重視，還被國民黨政權高度壓抑，莊永明首開先例地整理出「台灣第一」的文稿，著名的文學家柏楊就說過：「莊永明是台灣第一個寫出『台灣第一』的人。」

莊永明在撰寫「台灣第一」專欄時，他任職公司的安全主任，有一次曾跟他轉達，「上面的安檢單位打電話來關心你寫的文章。」不過這個安全主任對他很好，主動把這些莫須有的壓力給擋掉了。


建南茶莊  生產第一個茶包袋


對蒐集史料興趣濃厚的莊永明，提到他無意中蒐集到「台灣第一個茶包袋」，興奮之情，洋溢在他的言談之間。

過去幾年間，莊永明一直很希望可以找到「台灣第一個茶包袋」。從小住在台北有名的茶街---貴德街上，莊永明知道，過去的台灣人喝茶，習慣將茶葉直接放進茶壺或茶杯裡，用開水沖茶葉後飲用。「茶包袋」是後來從西方社會引進之後才有的東西。

台灣早年的「建南茶莊」，是第一個引進德國的進口紙張，把茶葉放進紙張內，開發製成「茶包」的茶莊。當初為了推廣「茶包袋」的泡茶方式，還聘請當時的影劇界人士（如張美瑤、楊麗花）來做廣告。然而那時候的各種條件都尚不利於「茶包袋」的行銷，「建南茶莊」後來經營不善而結束營業。

莊永明知道「建南茶莊」的茶包袋，即為「台灣第一個茶包袋」，但是他找了很久，一直找不到。

三年前，莊永明在逛公館的舊書攤時，看到一本研究生寫關於皮影戲的論文著作，裡頭竟然夾著「建南茶莊」茶包袋上的標籤。他如獲至寶，欣喜不已。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個學生的指導教授，是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莊嚴先生。他在閱讀學生的論文時，随手把「建南茶莊」茶包袋上的標籤，當成書籤夾著。


遠赴加國  找尋蔡阿信的足跡


為了蒐集資料，莊永明一直捨不得花錢出國。不過他從不出國的記錄，終究在六、七年前的一趟加拿大之旅中改寫歷史了。當時，一個舞蹈團要遠赴加拿大表演，其中有友人邀他同行。

莊永明曾經研究過「台灣第一個女醫生---蔡阿信」，知道蔡阿信的晚年就在加拿大度過，甚至在那裡終老。莊永明向友人表示，要他同行去加拿大的話，行程中必須讓他有時間走訪蔡阿信生前住過的三個養老院。

這趟行程果真如莊永明所願。莊永明認為，東方白所寫的名著《浪淘沙》，書中的女主角丘雅信，雖是台灣第一個女醫生---蔡阿信的化身，但那畢竟是史實加上杜撰而成的。莊永明本人對真正歷史的興趣較為濃厚，即使他出國旅遊，仍不放棄任何追蹤史蹟的機會。

加拿大溫哥華的台灣同鄉得知道莊永明來訪，特地帶他到濱海的某個公園去看看。因為這個公園內，有一張蔡阿信捐贈的座椅，上頭刻著「蔡阿信」三個漢字。
當莊永明抵達這個公園，站在這個座椅前時，有個年輕人正坐在這個座椅上，他的手臂正好把蔡阿信的名字遮住了。莊永明請他挪開手臂，蔡阿信的名字就赫然出現。


文化傳承 長期筆耕奮鬥不懈


做為一個作家而言，談到目前的出版現狀，莊永明不免慨然。「以前在戒嚴時期的『報禁』時代，只有『中時』、『聯合』兩個較大的報社，而且報紙只有三大張。我一寫專欄，自己不講，別人也會知道。現在報紙種類繁多，張數也很多，我寫了文章刊在報紙上，還得自己告訴親友刊在哪一報哪一版，他們才會看得到。」

「在台灣的政治解嚴前後的十多年裡，只要是與台灣研究有關的書，大多為暢銷書，一年可賣到三千本。」莊永明估算，他一年約有四、五十萬元的版稅收入。他以為退休後，以版稅收入做為主要的收入來源，應當可以衣食無虞了。

但是，最近出版市場變化很大。現在出版一本與台灣有關的書，印了兩千本，賣了兩、三年還賣不完，更別提要靠版稅過日子了。這個現象尤其在綠色執政之後更加明顯。

雖然對目前台灣文化現象頗為失望，雖然因自己長期埋案筆耕之故，導致視網膜病變而暫時封筆，莊永明為保存台灣文化而付出的心力與精神，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推崇的。


蒐集成癖 台灣第一揚眉吐氣


莊永明，這位「蒐集成癖」的舊書攤大學者，從建中唸到國立藝專美工科，
他沒有高深傲人的學歷，卻對台灣文史資料，有著無比濃厚的興趣和熱誠，持續不斷蒐集。
他沒有正式學院的訓練，卻傾其半生之精力，寫下了五十本台灣文史著作，造福台灣子孫。
他撰寫《台灣第一》、《台灣近代名人誌》……到《台灣歌謠追想曲》、《台灣歌謠鄉土情》，他讓我們的後代知道，台灣的歷史和文化是值得發揚光大的，台灣的價值是值得追求與肯定的。

夏曼．藍波安   達悟文學勇士 
擁抱飛魚之夢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0 （2006.5.20~2006.5.26）


一九八八年，台灣的民主運動蓬勃發展，原住民的正名運動、環保運動、反核四運動也在此時風起雲湧。夏曼．藍波安沒有錯過這一波波要求改革的浪潮。他的自我覺醒，正是來自他在台灣社會底層工作過的生命經驗。

夏曼．藍波安，達悟族的文學作家，民族正名及自治運動、以及蘭嶼反核廢料運動的先驅，一九五七年生，從小在達悟族人口中的『人之島』---蘭嶼長大。一九八八年，投入蘭嶼反核自救運動，曾擔任蘭嶼「驅除惡靈運動」總指揮。

從一九九二年到二○○二年，他陸續出版了《八代灣的神話》、《冷海情深》、《黑色的翅膀》、《海浪的記憶》等四本文學著作。

夏曼．藍波安是一個能文能武的文學勇士。他擁有淡江法文系學士，以及清大人類學碩士的學歷。他一方面用文學寫作，為達悟族的生命與生活經驗，留下珍貴的文字記述；另一方面，他身兼人類學者與原住民的身分，以自己的體力，身體力行，親身參與族人造船、捕飛魚等等的文化模式。


離鄉背井，隻身來台求學


國中畢業後，夏曼．藍波安和他的同學們，離開蘭嶼，前往台東考試。成績不錯的他，很幸運地考上高中。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夢想。夏曼．藍波安揚起了嘴角：「這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一件事。」

然而，家人無法感受到他想唸書的心，也體會不出唸書的重要性，父親要求他回蘭嶼，並留在蘭嶼。

夏曼．藍波安的父母共育有六個子女，有的同父不同母，有的同母不同父。和夏曼．藍波安同父同母的，只有一個妹妹。就達悟族的文化傳統而言，個人的私有財產，如水芋田、造船建屋的素材等，都是父子相傳的。對父親而言，夏曼．藍波安是他的獨子，也是唯一的繼承人。因此，父親要求夏曼．藍波安留在蘭嶼，也就想當然爾。

父命難違，夏曼．藍波安回到蘭嶼，待了一個多月之後，想讀高中的念頭仍然非常強烈。趁著父親出海抓魚時，他又偷偷跑到台東。

早期，由瑞士籍神父所創辦的台東天主教「培質院」，一直為解決偏遠山區及外島的鄉下小孩、原住民小孩，到台東市區就學的問題而努力。當時，台東教區負責蘭嶼事務的是瑞士籍的賀石神父。在賀石神父的協助下，夏曼．藍波安得以順利住進培質院，安心地在台東求學。


台東「培質院」，人格訓練與教育


夏曼．藍波安高中時期，培質院的養成教育，對他日後影響很大。尤其是東北籍神父鄭鴻聲，對他的影響更是深遠。「鄭神父管我們管得很嚴，把學生當軍人看待，作息、紀律都如軍令般地要求學生服從。」此外，鄭神父也教導學生一種生活哲學------要自己承擔一切責任與後果。

培質院的管理甚嚴，除了週六下午與週日整天的自由時間之外，只要學校一放學，學生就必須回到培質院。夏曼．藍波安在培質院住了一、兩個月後，因為很想念在蘭嶼的父親，又無法見面，因此他常常掉淚。

他經常寫信給他的妹妹。高二那年，父親到東沙島去採海藻，卻因身體適應不良而生病，後來只好回蘭嶼。父親從夏曼．藍波安給妹妹的信上，得知他在台東的地址，決定來看他。讓夏曼．藍波安感慨更深的是，當他看到父親時，父親卻不認得他了，因為他離開蘭嶼到台東求學時，身高不過才一百三十多公分而已，等父親再次見到他時，他卻已經長到一百七十多公分了。

他拿著公文給父親看，說是政府要他去唸高中，不識字的父親無法再反對，就任他留在台東讀書。夏曼．藍波安青春期的叛逆性格，在高中時期學會抽煙後，就展露無遺。高二時，夏曼．藍波安交到一個朋友，他的英文很好，可是卻也很「愛抽煙」。從此，夏曼．藍波安就煙不離手了。

對於鄭神父雖嚴厲但包容他的作風，夏曼．藍波安很是感激。離開培質院，進入社會以後，他常常想起培質院的院訓------「樸實剛毅」，這四個字對他的一生受用無窮。


拒絕保送，憑自己勞力賺錢


高中畢業時，夏曼．藍波安原本有機會可以被保送大學，甚至有三個學校，師大音樂系、高雄師院音樂系、高雄醫學院，可讓他挑選就讀。不過，夏曼．藍波安堅持不接受「保送制度」，一來，他認為自己的成績沒有好到那種程度，如果憑保送制度，將來在大學裡還是會跟不上其他同學；二來，他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難道原住民學生只有靠保送制度，才有機會上大學嗎？」

培質院的鄭鴻聲神父得知他不肯接受保送後，非常生氣，夏曼．藍波安回憶著當年的情景：「我不知道他是左撇子，他一巴掌對我打過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還氣呼呼地說：『你不要給我來培質院！』」

放棄了保送之路以後，夏曼．藍波安跟著同學，到中和的腳踏車工廠工作半年，負責做腳踏車的把手零件。當時，他住堂姑的家裡。因為堂姑丈是外省籍，他們就住在眷村裡。這是他第一次開始接觸「眷村」文化。

和一般的眷村小孩比起來，夏曼．藍波安覺得自己的語言比他們差，因而產生自卑感。此外，夏曼．藍波安的自卑感也來自一般人對地理基本常識的欠缺，因為當他告訴別人他來自蘭嶼時，別人都不知道蘭嶼在哪裡，但是只知道他是來自「穿丁字褲」的地方。


蘭嶼小孩，夢想讀大學


一九七七年的七月二日，夏曼．藍波安在汽水貨車上，看見貨車因為全台大專聯考之故，車速開得很慢。他內心深處有感而發，就在車上哭了起來。因為他從小學四年級起，就想要唸大學。

一九六七年，國民黨政府撤除山地管制，蘭嶼正式對外開放觀光。小學四年級的夏曼．藍波安，第一次接觸到一位政大關姓的學生，他因參加救國團的活動而前往蘭嶼。這個關姓青年的榜樣，讓夏曼．藍波安開啟了他想「讀大學」的夢想。

他想要憑自己的能力考大學、唸大學，這條路走起來，也就特別辛苦。夏曼．藍波安放棄搬運汽水工作之後，與另一個學長到毛巾工廠、紡織廠工作。這段期間，
他曾送過嘉裕西服的貨，也曾送過保力龍的貨，還到基隆去做綁鋼筋的工作，趁著工作之便，他把大台北的地形摸得熟透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夏曼．藍波安決定報考大學聯考。他暫時放下工作，到補習班上課，專心拼命讀書。然而，一向不擅理財的他，很快就把賺來的錢花光，以致到六月時就沒錢可用了。當時他住在永康街，早在考前多日，永康街很多家小吃店都被他賒過帳。


一邊隨車送貨，一邊準備聯考


考前兩天，夏曼．藍波安沒錢吃飯，餓著肚子度日子。考試當天，他從永康街徒步走到北一女中的考場去應試。縱使是餓得沒體力，夏曼．藍波安還是堅持把第二天的聯考考完，他覺得，這是對自己負責。

如果不是自己餓得沒體力，夏曼．藍波安還期望自己能考上台大考古系，或是哲學系，或是政大歷史系。然而，餓到發昏的地步時，光是連考試作答、用2B鉛筆塗試卷的力氣都沒了，哪裡談得上期望？考完試，他走回永康街，站在二十一巷的日式房子前，為著自己茫茫然的前途而哭。

一九七九年的暑假，考試失敗後，他先回到蘭嶼，之後再回基隆去綁鋼筋。接著他又到染整廠，擔任送貨員、貨運助手的工作。很幸運地，在染整廠送貨時，他遇到一個剛從中興大學畢業、很年輕的隨車司機。他知道夏曼．藍波安很想考大學，也一直幫著他。夏曼．藍波安很感激這個朋友：「他一邊開貨車，一邊幫我復習國文、歷史、地理等科目，我才能一邊工作賺錢，一邊讀書準備考試。」夏曼．藍波安終於在一九八○年，憑著自己的能力考上淡江大學法文系。

在讀大學之前，夏曼．藍波安就已嚐遍人生的挫折。他常常從挫折中反省自己。在他的眼裡，已經沒有什麼事是「順利」的了。一九八八年，台灣的民主運動蓬勃發展，原住民的正名運動、環保運動、反核四運動也在此時風起雲湧。夏曼．藍波安沒有錯過這一波波要求改革的浪潮。他的自我覺醒，正是來自他在台灣社會底層工作過的生命經驗。


重返蘭嶼，學習飛魚文化


一九九○年代，夏曼．藍波安回到蘭嶼，重新學習達悟人傳統的生活方式後，才真正澈底走入蘊育自己的部落文化。從造船、捕飛魚的文化中，他深深體認到海洋文化的生命力，以及達悟族與大自然生態融合成一體的人文思考。夏曼．藍波安認為，台灣也是一個四面環海的海島，但是長久以來，受到來自大陸內地的漢民族思想所影響，對海洋生態並不重視也不尊重。

夏曼．藍波安指出，同樣是捕魚，達悟族人抓飛魚，有著文化意涵，只捕捉自己所要食用的飛魚，以求自給自足；而台灣本島的漁船抓飛魚，卻是只有經濟意涵，漁民們橫衝直撞，大把大把地把網撒下，希望捕捉更大量的魚，以便賺更多的錢，完全不尊重蘭嶼的生態，連一百五十米深的海珊瑚也不放過。而蘭嶼在開放觀光後，資本主義的活動方式影響到達悟族人的生活型態，原本族人自給自足的經濟觀念，也一再遭受到極大的挑戰。


家遭重大變故，自我放逐南洋


二○○三年三月，夏曼．藍波安的人生再次遭逢重大變故，一個月期間，他接二連三地喪失了母親、父親、大哥三個親人。這對他的打擊相當大，也讓他一直思索著自己何去何從。二○○四年，他入選文建會「全球視野文學創作人才培育計畫」後，夏曼．藍波安就提出「南太平洋夢想之旅」。

這趟航行的時間，從二○○四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二○○五年的二月十五日。在心態上，驟然失去三個親人的夏曼．藍波安，有著自我放逐的味道。二○○五年，夏曼．藍波安考上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後，於五月底，第二次出海航行。這次航行中，夏曼．藍波安成為首位以獨木舟橫渡南太平洋的台灣人。

一位台灣中小企業家資助這次航行，在印尼打造南島民族復古船舷外浮桿獨木舟「飛拉達悟」號，由日本冒險家山本良行任船長，連同夏曼．藍波安，以及五個印尼人在內，一共七人同行。這艘船的船身長十七公尺、寬一米八、高一米八。他們航行中曾遭遇到三次大風暴。夏曼．藍波安一路上只有帶著全球衛星訂位儀，與一些米飯、泡麵，其他就靠釣鬼頭刀魚來充飢，他們並用柴油煮魚來吃，一度釣不到魚時，只能划著船去找其他釣魚的船，向他們要魚來吃。日本船長雖然備有衛星電話，但船出發後，就發生電話按鈕按錯，以致電話打不出去的狀況。這趟航行不算成功。





周邊六海浬，達悟傳統生態海域


政黨輪替後，夏曼．藍波安表示，則是語重心長地指出，「不容否認，在政策的推動上，民進黨比過去的國民黨更積極、更具體。但是，民進黨的立委在文化上、知識上的素養，還是不夠。」他甚至認為民進黨的立委仍是「民粹」主義至上，把很多應該由全民共同討論的問題，都丟給原住民委員會去解決。

夏曼．藍波安指出，「全蘭嶼的人口，只有四千多人，就算把蘭嶼人全部塞進台北市羅斯福路的台電大樓內，也綽綽有餘。」相較於兩千三百萬的台灣總人口，達悟族在人口比例上，算是非常弱勢的民族，但它卻有著獨特的飛魚文化，台灣執政當局，更應特別珍惜這項台灣人民共同的資產。因此，夏曼．藍波安強烈主張，民進黨政府應該提出「蘭嶼周邊六海浬，列為達悟傳統生態海域」的政策，唯有如此，才能讓當地的海洋資源受到保護而得以永續。「如果這個政策無法通過，那麼，說得再多也是徒然！」

油畫家潘朝森 無言美女探索人性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32 （2006.6.3~2006.6.9）


潘朝森，一九三八年出生於苗栗市西山里，是潘家的次子。潘朝森的父親，一生在山林服務。潘朝森幼年時期，就隨著家人，住在父親林務局新竹縣尖石鄉內灣村的宿舍裡。但由於工作之故，父親極少在家，一家十多口人的生活重擔，幾乎由母親一手扛下。潘朝森小時候特別乖巧，因此備受母親的呵護。


眼疾之苦 童年黑暗渡日


一九四○年代，台灣的物質水平、醫療水準都尚未起步。學齡前，潘朝森因不知名的眼疾，經歷了兩年黑暗的童年時光。潘朝森憶及當年，不禁莞爾說道：「我那時候猛吃油炸的甜不辣，不知是否因此才導致眼睛紅腫？」至今，他仍然不知原因。不過，此後兩年，潘朝森的眼睛裡佈了紅絲與白點，視身外之物皆模模糊糊。

潘朝森的眼疾，令母親十分憂心。母親不但弄來中藥、草藥，要他乖乖按時服用，還將中藥粉與地瓜、蛋白混合調好，要他敷眼睛。「這個藥汁敷在眼皮上一陣子之後，會乾硬，好像蛋殼一樣，必須輕輕敲，然後把它拿下，如果用力扯，眼皮會很痛。」


為了吃中藥，並避免不小心吃下一些含解藥成份的蔬果，小小年紀的潘朝森，必須單獨一人用餐，吃醬瓜配稀飯，不能與家人同桌飲食。這樣特別隔離的結果，導致潘朝森的身心受創很大。潘朝森的內向與缺乏自信，就從這時候開始。潘朝森也知道母親用心良苦，因此他每次喝藥時，都是一飲而乾。


潘朝森聽過鄰居對他媽媽說：「妳那麼多個小孩，一個瞎眼也不會怎樣？何必那麼辛苦和憂心？」潘朝森的媽媽卻是回答說：「這個孩子實在太乖太聽話，他的眼睛如果瞎了，我實在不甘。」


重見光明 展現繪畫天份 


有一次為了醫治眼疾，母親背著他到山裡求訪名醫。去程他們母子涉水渡河（新竹縣的油羅溪），回程大雨滂沱，潘朝森在媽媽背上卻驚覺腳已浸水，如果不是對岸有鄰居叫他們繞道，母子二人或許會因此而遭不測。母親的細心呵護，加上潘朝森自己堅強的意志力，經過兩年的治療，他終於能夠重見光明。


恢復視力不久的潘朝森，很急切地想上學，卻因自己生性膽小、怕光、怕與陌生人交談，差一點成了問題兒童。就在那個模糊的童年裡，潘朝森漸漸發現，自己喜歡塗塗抹抹，喜歡畫畫。小學時期，潘朝森不是被選為做壁報的高手，就是被選去參加繪畫比賽。


潘朝森就讀芎林中學時，遇上了台灣美術教育界的名師---用畫筆展現對台灣之愛的畫家---蕭如松。潘朝森受到蕭如松的訓練及薰陶，得到極大的啟發與鼓勵，「我一生最早的一次個展，就是在蕭如松老師的手中催生。」蕭如松的剛強和潘朝森的文弱，恰成強烈對比，彼此也有互補作用。潘朝森越來越確定自己想走藝術創作路線。潘朝森很感念蕭如松的指導，師生相交四十年的生涯中，即使曾有六年的歲月，潘朝森遭到蕭如松的誤會，潘朝森還是對恩師不離不棄。


中學畢業後，潘朝森報考了台北師範學院藝術科。北師藝術科的錄取率，大約是五、六十人取一人，在一般學生眼中是很難考取的。然而，潘朝森就是考上了。


鍛鍊意志 準備藝術創作


考上後的那個暑假，為了鍛練自己的意志力，家境還算小康的潘朝森，堅持在自己家鄉內灣村對面的南亭村，到苗圃去拔草賺錢。「那個暑假，我每天晒了好幾個小時去拔草，賺到六十元，並用這筆錢買了一個畫架。」


潘朝森曾到水泥廠做小工。這個工作不像常人想像的那麼容易。水泥調好後，水泥師傅會要求小工把水泥倒在盤子上，不能出差錯。偏偏潘朝森在倒水泥時，連連出了四次差錯，都把水泥倒在盤子外。水泥師傅實在受不了，開口大罵。潘朝森就這樣被水泥師傅罵走。


有一次，潘朝森到田裡工作，他的任務是要挑著秧苗，把秧苗交到插秧者的手上，然而他常常在挑著秧苗的過程中，跌得四腳朝天，因此這份工作也就告吹。後來，他也曾要求要隨著父親，在山裡架設電話。由於電線桿很重，一整天工作下來，潘朝森幾乎是把臉搞得烏漆抹黑地回家的。


經年累月靠著這些意志力的鍛鍊，潘朝森才能讓自己在六十八歲的高齡，還能於週日清晨六點，開著車出門，前往自己位於八里的畫室，一畫就是一整天，直到下午五點才收工回家。「午餐時，我簡單地用電磁爐煮個麵，就能度過一天。」


錯過情緣 心靈轉變甚大


北師藝術科畢業後，潘朝森考上台中師專。師專藝術科的學生，生活起居通常只有宿舍可用，沒有個人的畫室。當時，潘朝森的另一位恩師---台灣膠彩畫家林之助，他不但教導潘朝森，也把自己的美術準備室借給潘朝森使用。台中師專剛畢業時，潘朝森參加中部美展，得到特選第一名的成績。後來，有一件特殊的事情發生，使得潘朝森在繪畫創作中，心靈上有著極大的轉變。


在那次中部美展會場，有一個女生來看畫展，知道潘朝森是第一名時，她似乎對潘朝森很心儀。兩天後，她到學校指名要找潘朝森。潘朝森那時面對女生會自卑，他的身材瘦瘦弱弱，自認不是玉樹臨風的帥哥；而且他心中執著於藝術的追求，甚至還自認為是梵谷的化身，所以對男女交往一事，不知如何應對。


潘朝森只好走出校門，會見這位女生。隨後，潘朝森與那位女生，一起到台中公園繞一圈，之後就各自回家。當時究竟聊了些什麼，現在也回想不起來。那位女生，向他表示，自己叫做徐曉萍，是東勢客家人，在台中市某個小兒科醫院當護士。他們一共在台中公園散步兩次，有一次，潘朝森花了三元，主動請她看一場電影。


還有一次，潘朝森準備五元，打算她來找他時，他可以請她吃飯，兩人各吃一碗兩塊半的蛋炒飯，五元剛剛好。沒想到，她卻沒有事先告知他，就帶了她的一位朋友同行。那一餐，潘朝森只得自己餓肚子。





無言美女 獨特創作風格


這段感情發展，若有似無，本來潘朝森也沒有特別刻骨銘心的感受。然而，就在潘朝森離校前一晚，她來向潘朝森要住址。她似乎想告訴潘朝森，她願意與他訂終生。但是潘朝森卻是清清楚楚地向她表示，自己要當個小學老師，並不打算結婚。


次日，潘朝森要搭車回新竹。出發之前半個多鐘頭，學校西畫社團的小學弟，拿著一大把的萬年青交給潘朝森，並表明是徐小姐所託。這時，潘朝森才突然心慌意亂起來，剎時不知所措。潘朝森在台中師專唸書時，幾乎畫遍整個校園，因此他知道可以將這一大把萬年青種在校園某一處。火車就快要啟程了，他趕緊把萬年青插入土裡，然後匆匆離去。


搭上火車後，潘朝森千頭萬緒，一路沉思，整個人好像脫胎換骨一般，有著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他突然後悔自己過去不婚的決定。回家之後，他曾瞞著母親，兩次前往東勢去找她。潘朝森到她住的客家小鎮去，兩次都問不到「徐曉萍」的下落。潘朝森只好倖然而歸。後來，有人告訴他，她的本名應該叫做「徐萍妹」，而非「徐曉萍」。


原來，她與潘朝森交往時，對他隱瞞了真相。沒有真實姓名，沒有確實地址，從此以後，她的音訊杳然，再也見不到她的倩影。這段情緣，就這樣陰錯陽差地與潘朝森擦身而過。


潘朝森承認，一九七四年，他以台灣最年輕的畫家身份，於三十三歲的年紀，在國立歷史博物館開畫展時，他其實是想讓她知道，他還在畫壇努力。潘朝森深深覺得，這份感情很唯美，他遠離了第一時間（當初追她追不到）之後，可以把自己抽離出來，這樣的動力讓他創作一輩子也不會累。


潘朝森畫筆之下的女性，多半沒有嘴巴，臉部呈現平面、沒有立體感，眼睛大都是閉著的。潘朝森強調：「我畫的是人物，不是人體。人體就需要五官清楚呈現，人物創作則是呈現我的感情。我常常覺得張開眼睛，會受傷害，因此我的人物通常是閉著眼的。」也許是這段無緣的愛情，導致潘朝森日後繪畫創作的獨特風格。


馬祖當兵 拿筆偷偷作畫


潘朝森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沒過於在馬祖當兵服役之時。他擔任戰地排長，在馬祖生活了一年十個月，常常目睹馬祖海邊的漁村風景。馬祖的石頭屋，漁夫捕魚、晒網，海邊賣魚的姊弟，即使退伍後，那一幕幕之景，幾乎歷歷如繪。而這段當兵的日子，也是他最痛苦難敖的日子。


那時，政府徵調台灣子弟去馬祖當兵，第一優先考慮的條件是，必須易於管理，因此師專、師院畢業的學生，就是最佳人選。然而，因為馬祖的戰備位置特殊，軍方要求服役的人，不准「畫」任何景物。這對自小就愛畫畫的潘朝森而言，簡直是一種酷刑。「真的完全沒畫畫？」潘朝森笑笑說：「怎麼可能？我還是手癢，畫了將近二十張小小的水彩畫。」


退伍回台前，阿兵哥們一個一個輪番上陣，接受返鄉前的最後檢查。那時，約有三百人在同一梯次退伍。潘朝森把自己的畫，藏在包包裡，唯恐被查出來。趁著前一人檢查完之際，趕緊把自己的包包踢到他的腳邊，等到自己通過檢查後，再把包包踢回來自己的腳邊。就這樣，這些珍貴的畫作終於安然無恙地隨著他回到台灣。


放棄寫作，重新塗抹畫布


當兵時，無法作畫的挫折，令他難以忍受，他開始提筆寫作。他在軍中服役，休假日就常寫稿。潘朝森的文筆不錯，馬祖日報、中央日報的副刊，常常刊出他的文章。退伍回台的潘朝森，雄心萬丈，本想改行當作家，當時的徵信新聞社（中國時報的前身）副刊主編，也向他邀稿。但事後的發展卻事與願違。


潘朝森在副刊上，寫了一篇以「車掌小姐」為主角的短篇小說，他以第一人稱的手法，虛構了一個考上北一女，但沒錢唸書的女孩，不得已只好去當車掌小姐的故事。這篇文章，引起許多人的共鳴，讀者的迴響不小。


讀者之中，有一位老作家，寫了洋洋灑灑的八張信紙給潘朝森，表明想認識「她」，並在信中表示，他可以在學校裡查「她」的資料。這位老作家的舉動，讓潘朝森相當震驚。他覺得自己欺騙了這位老作家。心虛之餘，他決定封「鋼」筆，不再寫作，並重拾「畫」筆。潘朝森後來反省，「文學應用文字來表達，而自己卻應該是用繪畫來表達自己的思維才對。」潘朝森雖然放棄寫作，重拾畫布，但他的畫風與眾不同，總帶有濃濃的文學氣息。


面對台灣的年輕藝術創作者，潘朝森有感而發地表示：「他們的心太浮了，很多人都希望一夜成名、一步登天。」潘朝森特別指出，國家的藝文政策，很可惜地浪費掉了。他舉例而言，像「雄獅美術」這樣的民間私人企業，或是「吳三連文教基金會」，都設立藝術獎項來獎勵新人創作，國家更應該主動提撥經費出來鼓勵新人創作才對。


台灣客籍油畫家潘朝森，學生時代開始投入繪畫的學習與創作，歷經全省學生美展第一名，台陽美展首獎「台陽獎」，省教員美展第一名，以作品「思」代表我國參加法國坎城國際展，榮獲「國家榮譽獎」……。


潘朝森拿著畫筆作畫，超過五十年。他聽著林間鳥鳴，畫作就以鳥為題；
他看著松鼠跳躍，心境就興奮不已；他情緒低潮，則造訪山林，與樹交談。
五十年的繪畫生涯，潘朝森不斷克服挫折，不斷熱情創作，不斷探索人性，
他堅信：「畫作若不能感動自己，就無法感動別人。」

沈明正 掌中絕藝 指上超塵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26（2006.4.22~2006.4.28）


布袋戲在台灣文化中，一直扮演著一個很特殊的角色。從過去到現在，包括日治時代與國民黨統治時代，布袋戲的歷史演變，相當崎嶇坎坷。一九七○年代之後至今，從李天祿「亦宛然」、新莊許家班「小西園」、雲林黃家「雲州大儒俠」、「霹靂」，到中南部的沈明正布袋戲團，都為台灣的布袋戲文化，做了很大的貢獻。

「明曉掌中演絕藝，正知指上幻超塵」是沈明正為保存、延續台灣布袋戲文化努力的最佳寫照。

沈明正，一九五九年生，雲林斗六人，成長於戲劇家庭。父親沈雀是知名藝人，先後經營歌仔戲團與布袋戲團。過去農業社會時代，不少歌仔戲團員，常因經濟問題向團主借錢，有時錢借走了，人也跑了。「我父親便在這種經濟負擔下，結束歌仔戲團。後來他又頂下一個布袋戲團。但是他不會演布袋戲，只能當戲團老板。」


耳濡目染，踏入布袋戲界


沈雀五十多歲才「中年得子」沈明正。沈雀的布袋戲團因為所聘的演師不錯，演出機會很多，經常在廟會中演出外台布袋戲。沈明正從小在戲棚下耳濡目染，加上自己對布袋戲產生濃厚的興趣，因而開啟他拜師學藝的歷程。

沈明正十二、三歲時，由於電視布袋戲的興起，以及國民黨政府政策---明令「跑江湖」藝人禁止賣藥，父親的布袋戲團只好解散。沈明正於是到嘉義大林鄉向吳金興（阿郎）老師學習。

阿郎老師是個很特別的人，平常與人講話時會「口吃」，但是一上場演起布袋戲卻從不「口吃」。阿郎老師的劇團，有一位「阿川」先生，人稱「變景川」，他會在舞台上用機關變景，能設計夜光效果，還會用一個圓形轉盤，裝上電動馬達，讓木偶騎著腳踏車，並用繩子把木偶拉到觀眾席。

不但如此，阿川還製造特殊現場效果，用飛機、大炮引爆，讓糖果掉下來，使得看布袋戲的兒童歡笑不已。劇團尚有一位配樂師「阿華」，用音樂把整場的氣氛帶得很恰當。這個劇團因此頗受歡迎，外台戲演出機會接應不暇。沈明正就在這個劇團中一步步學習。

布袋戲界有個術語，稱之為「開口」，意思是操作木偶者能兼「口白」。十五、六歲的沈明正，在學習過程中，阿郎老師訓練他的膽識，讓他試著「開口」助演，並不斷練習。

中學畢業後，因對布袋戲的愛好與投入，沈明正不再升學，繼續投入布袋戲的學習行列。當兵前，他因緣際會向南投「新世界掌中劇團」的陳俊然老師學習。因為已有「開口」演布袋戲的經驗，沈明正就在陳俊然的本團，當起「半學徒」助演。


開口操偶，有機會就練習


那時，布袋戲的外台戲分日戲與夜戲。日戲算是練習場，讓學徒直接上場演出，台下觀眾不多，是訓練學徒開口演出的時機。夜戲則是團主本人的功力秀。有的觀眾甚至會直接向團主反映當天日場學徒的表現。沈明正便是從日場的演出開始磨練起。

有一次中秋佳節，陳俊然的布袋戲團廣受各地廟會邀請，本團之外又分了二、三團四處演出，沈明正就在二團擔綱演出。想起當初學習過程，沈明正表示：「做學徒是非常辛苦的，學布袋戲要靠自己觀察與揣摩；跟著老師出去演外台戲與內台戲時，要靠自己去背戲劇內容，學老師的聲調、語氣、口白的方式。」

那時，有一個「中聲唱片公司」，曾幫陳俊然把布袋戲的劇情錄製成唱片發行。沈明正很認真地聽著唱片學習口白，常常三更半夜還不睡，躲在棉被裡，邊播放唱片邊拿手電筒抄劇本提綱，也常常因而被罵。不過，沈明正的功夫也因此慢慢累積下來。

退伍後，沈明正仍一心朝布袋戲事業發展。當時中興電台的副台長孫正明先生正從事廣播工作。同是演布袋戲出身的孫正明，有心想提攜後進，培養電台的布袋戲聽眾，沈明正便毛遂自薦與孫正明接觸。沈明正很幸運地進入電台，從事布袋戲廣播，跟著孫正明老師邊做邊學。

孫正明與陳俊然同輩，那時陳俊然最成名的代表作「鐵漢男俠」，已經在電台播了一陣子，沈明正進電台後，由於陳俊然的外台戲仍然很多，就由沈明正接著播演這齣「鐵漢男俠」。


彙音寶鑑，用台語讀漢字


沈明正在電台工作時，除了「鐵漢男俠」之外，也花了相當多的功夫在錄製古書歷史劇布袋戲。為了加強口白的功力，孫正明推薦沈明正熟讀《彙音寶鑑》一書。這是一本查閱台語語音資料極為重要的工具書，是嘉義梅山的沈富進先生所編著。靠著這本《彙音寶鑑》，沈明正以自修的方式，把歷史古書的台語口白，鍛鍊到「看到漢字，就能讀出台語的音」。

在電台製作廣播布袋戲時，因為聽眾看不到影像，聲音的表達就特別重要，不但口白要流暢、配樂要合宜，機器音量的控制也要恰當，沈明正回憶道，「我曾在錄音間裡，嘴在講，腳在踏，手在打，眼睛還要注意看機器訊號是否正常……」孫正明常常以此為傲。如果有朋友來訪，孫正明就會帶他們進錄音室參觀，並陶侃沈明正像猴子一樣，自己一個人乒乒乓乓地錄音。沈明正也因此鍛鍊出十八般武藝。

一九七九年，沈明正創立「沈明正廣播劇團」，當時他只有二十歲，但是他投入的努力與用心，不下於許多布袋戲界的老前輩。他把歷史古書如《三國演義》、《封神榜》、《春秋戰國》、《少林演義》等，以精彩的口白、緊湊的劇情，透過廣播電台的放送，風靡了不少中南部的布袋戲愛好者。


歷史古書，題材栩栩如生


一九九二、九三年間，沈明正開始在電台播出一套完整的《三國演義》。之前，沈明正的外台戲演《三國演義》時，由於時間有限，都是只演其中一段的故事而已。《三國演義》開播後，曾有某個歷史老師打電話到電台，指明要買他的布袋戲錄音帶。這位老師告訴沈明正：「因為每次上到＜赤壁賦＞時，學生都很難讀得通、記得住。」而沈明正卻能把《三國演義》的故事說得栩栩如生，他打算買來放給學生聽。

問起沈明正，為何早期沒有往三家電視台發展，他非常感慨地指出，曾有家電視台的節目經理與他接觸過，這個經理也找了某個導播到中部來看他的布袋戲《少林寺》演出。

沈明正忿忿地說：「沒想到這位導播一來就對我明講，如果我能拿出兩百萬來，他立刻可以安排演出。」這樣大言不慚的要求，令沈明正相當吃驚。他看沈明正不依，還退而求其次，要求沈明正給他六十萬，讓他去布置音樂設備。

沈明正痛心疾首地說：「我花了三十多萬搭布袋戲的布景、舞台，他連看也不看，竟是以這種方式對我變相勒索。」事後，他輾轉得知，這個導播是蓄意「封殺」他上電視台。

這個事件，對沈明正個人的影響很深。那時候開始，他對自己立下一個心願：「將來有一天，一定要把我的布袋戲拍成片子。」一九九○年代起，沈明正的布袋戲在中南部地區的地方電視頻道播出。一九九九年，沈明正製作了電視版的布袋戲《三國演義》，在衛星頻道的「環球電視台」播映，讓全台喜歡布袋戲的觀眾，除了「霹靂」之外，還有另一種更優質的選擇。




























                                                                                                       【三國演義】布袋戲布偶，圖左為孔明，圖右為關公。



三國演義，正好借古諷今


為了演好《三國演義》，沈明正仔細地研讀了三種版本，一是大字足本的完整版，一是兒童易懂的白話文淺顯版，還有一個是學者專家的人物評論、批判版。經過多方的比對，抓住書中各個人物的性格，多方揣摩、刻劃之後，沈明正才開始製作拍攝。這部年度歷史大戲，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拍攝製作完成。

在《三國演義》的布袋戲裡，雖然演的是歷史故事，但是沈明正不忘扣住現實社會的政治現象，他鞭辟入裡的政治批判，其實是相當「草根」的，他毫不諱言地指陳當下台灣社會的政治亂象。布袋戲「借古諷今」的功能，沈明正演來正是絲絲入扣。

其他還有多部歷史劇布袋戲，如「薛仁貴征東」、「鐵漢男俠」也都是在沈明正精心策劃下，用心製作出來的。

目前，沈明正布袋戲劇團的野台戲公演，每年都超過兩百場以上。沈明正本人除了接受大專院校推薦公演外，並配合藝術學院，擔任暑期大專學生木偶研習指導藝師。

二○○六年年初，民進黨新舊閣揆交接後，新聞局辦了一個，「ＳＨＯW台灣！尋找台灣意象系列活動」，第一階段票選時，超過七十八萬名民眾投票，選出布袋戲、玉山、一○一大樓、美食及櫻花鉤吻鮭等五大主題，認為這些最能代台灣意象。五大意象中，則以「布袋戲」代表台灣文化認同。


無校無系，尚待政府努力


這項票選結果，看在沈明正的眼中，其實很荒謬。談到布袋戲的遠景，沈明正並不樂觀。他坦白指出，從過去到現在，政府根本沒有對台灣的布袋戲文化用心耕耘。第一，過去國民黨戒嚴時期，是由台灣省教育廳在管劇團，每年都會舉辦戲劇比賽，所謂的評鑑，都用外行人來對各布袋戲劇團評審，沈明正最氣憤的是，「評審者，有的甚至連台語都聽不懂。」

第二，國民黨政府從來沒有制定政策，來鼓勵年輕一輩的台灣人學習布袋戲藝術。京劇來台後，為了培養學生學習京戲，國民黨政府不論用政府力量或是讓私人辦學，「復興劇校」、「大鵬劇校」、「華岡藝校」。各級藝術學校設有歌仔戲科系，則是近幾年的事。然而，不論是國民黨政府或是民進黨政府，從沒有為布袋戲設過任何科系，正式招收過學生。

在這種情形下，民進黨政府還誇口說「布袋戲代表台灣文化認同」，這樣的說法實在讓他無法苟同。沈明正從事布袋戲演藝事業二十多年，從有興趣到全心投入，他還是一心一意想把布袋戲發揚光大。他期待有朝一日，至少在陳水扁總統任內，民進黨政府真正重視這項民間藝術，開辦學校或科系，以國家力量來培植演布袋戲的人才。

台灣出版蠻牛－－林文欽


作者：邱斐顯
刊載於《新台灣》新聞週刊 # 508 （2005.12.17~12.23）


二○○五年十月，海外的美國《台灣公論報》和台灣島內的《自由時報》合辦一個活動，由海內外十七位作家、十九位學者、二十七位意見領袖，共同評選、推薦五十本最能孕育台灣人文主體意識的啟蒙書。在這個票選活動中，前衛出版社與其同系列的草根出版社所出版的書籍，踏踏實實地占了一半之譜，足足二十五本。

這個結果對前衛出版社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與肯定。投身台灣出版事業長達二十三年之久的前衛出版社老闆林文欽，雖然因此而感欣慰，但長期觀察台灣出版界現象的他，同樣地對台灣社會「不愛讀書」、「不讀書」、出版市場萎縮的情況，深感痛心疾首。林文欽直言不諱地說：「近年的台灣出版景況，讓我做得手酸腳軟，幾近六神無主。」


編遍各類書籍，開始籌資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起，林文欽開始任職於三民書局編輯部，三個月即升任主編。當時正是三民書局的出版高峰期，不但出版教科書，更廣括社會科學及應用科學類，姊妹公司「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文史類的《滄海叢刊》，吳錦發及彭瑞金的第一本書就在此出版。全部種類的書籍都在林文欽手上編輯，以三天一本書的進度，在三民書局三年十個月共編了超過五百種書。

一九八二年九月，雖然三民書局給林文欽優渥的月薪遠超過當時大學教授的薪水，每年有六個月的年終獎金，還配有宿舍，他卻深深自覺：當個編輯雖好，但是卻無法出版自己想出版的書。秉持著一股熱忱及善心，林文欽想要幫熱愛台灣這塊土地的作家出書。為了完成他的出版大夢，於是他離開三民書局，同時向親友籌款創辦前衛出版社。

從一九八二年的戒嚴時期開始，一直到一九八八年的解嚴時期，前衛出版社讓台灣社會的「反（國民黨）對言論」擁有一塊可以暢所欲言的園地。林文欽立下心願，要讓台灣作家都在前衛出版社集中出版作品，並自許為「台灣論述」、「反對論述」的大本營。


不愛書、不看書、不買書的人，愈來愈多


「目前書的市場上，大概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營運狀況還算不錯，但那也算是搭上全球暢銷書『哈利波特』的便車，才有這樣的成績。」林文欽語重心長地表白。

現在台灣社會裡，書的市場可說是全面下滑，以前出版社的退書率約為五成，最近退書率不斷上升，幾乎飆漲到六成、七成。台灣人的閱書率之低實在令人汗顏。林文欽指出，這約略可歸納成三個因素：

1、科技性的因素：網際網路（Internet）的普及，使得許多人坐在電腦前就能獲得一些資訊。過去為了找資料，必須到圖書館借書或是到書店買書的時間、金錢成本，以及瑣瑣碎碎的繁雜手續，大大地減少了。相對的，花錢買書的人就少很多了。

2、經濟性的因素：因為經濟愈來愈不景氣，對一般的家庭而言，圖書消費的支出能減少就儘量減少。

3、社會性的因素：因為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已呈現混亂狀態，高知識份子和中、低知識份子不論在求職或在職的差距都不明顯，導致整個社會對讀書的風氣不鼓勵、不支持。


《武士道解題》希望改造台灣人的心靈


前總統李登輝，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又曾在日本留學深造，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感召的他，從政以來，長期著思考如何改造台灣人的心靈。因此親自以日文寫作了《武士道解題》一書，詳述他在「武士道」的價值觀的架構下，人格修練的求道體驗，並解開《武士道》的要義，以做為人品道德教義、性格德性修養、思想觀念培養、理想真理探索等國民精神的原動力。這本書於二○○三年在日本出版。出版才一個月，就廣受日本人的推崇，此書接連印了十刷，銷售約十萬冊。

職是之故，二○○四年年初，林文欽決定出版「中文版」的《武士道解題》。這本書對前衛出版社而言，算是「強棒出擊」，在銷售成果上突破一萬五千冊。但是，如果仔細研究銷售狀況，就會發現，個別的讀者購書才約五千本，其餘則是透過李登輝之友會、台聯黨（政黨力量）、扶輪社……等等社團組織大批購書，才能有「突破一萬五千冊」的成績。

和日本社會相形比較之下，台灣人購書、閱讀的情況實在相去甚遠。這也讓林文欽有著很深的感慨「就拿坐捷運看書，和日本人坐電車看書相比，有人就認為台灣的捷運穩定度不夠、人多、中廂內空間設計不佳，不適合閱讀。理由是不少，這些藉口之下，其實就是不愛看書……」


大河戲劇雖轟動，珍藏好書沒銷路


旅居加拿大的台灣作家東方白，花了十年功夫，用心寫出一百五十萬字的大河小說《浪淘沙》一套三冊，共兩千兩百頁。這部小說一九八二年就獲得「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前衛出版社自一九九○年即開始出版該套書。随後數年，這部小說頗受文學界的重視與青睞，在海內外的銷售量甚至已達一萬五千套以上。

二○○五年，台灣的電視媒體-----民視，很慎重地把《浪淘沙》拍成年度大戲，並於五月開始上映。接著九月之後，《浪淘沙》移師到公視上映。

這齣歷史大戲由於劇本好、卡司陣容強大，不但未演先轟動，上映後收視率也亮出漂亮的成績，甚至先後在兩個電視頻道上播出。不過，對出版該書的林文欽而言，卻有著極為諷刺性的結果呈現，因為高收視率，並不代表高購書率。

林文欽表示，十五年前出版《浪淘沙》時，東方白在小說的對白中，用了很多「台語」語句來書寫。十五年後，為了配合電視大河連續劇的播出，東方白特地加了上千個註解，以便讓更多人了解小說的內文及其精神。

為此，林文欽不惜砸下重金，斥資數百萬元，重新排版、印刷，甚至為了讓讀者易於保存、收藏，更進一步可以用書來「裝飾」、「擺飾」家居環境，而推出新封面設計、新包裝書盒的平裝本，以及絨布燙金封面附翡翠皮書盒的精裝珍藏版。台灣本土的文學作品，有如此「經典級珍本」，可說是台灣文學界破天荒的創舉。

然而，精裝珍藏版印了一千套，平裝版也印了兩千套之後，效果並不彰，銷售情況並沒有原先預期的好，幾乎各有一半賣不出去。事實顯示，這一齣當紅的電視劇，看電視的人非常多，但因此而看書的人卻少得可憐。


資訊取得愈易，求知熱誠愈少


回想過去在戒嚴時期，國民黨動不動就查禁黨外政治性或文化性雜誌。在那段風聲鶴唳的歲月中，林文欽充滿了「奮力對抗國民黨文檢制度」的豐富閱歷與信心。「書愈禁就愈紅、愈暢銷。」禁書反彈的理論，放諸四海皆準。

林文欽表示：「那時候，台灣人的閱讀率反而比較高。當權者愈是不斷禁止，反抗者愈是積極爭取。」但慢慢地台灣社會在改變，對年輕的一代來說，資訊愈易取得，追求智識的熱誠也愈來愈少，整個社會普遍缺乏追求優質社會的精神，這個情形在二○○○年綠色執政後更加明顯。而且選票壓力下，立竿見影的事才做，細水流長的文化事業則乏人問津。

林文欽很無奈地對這種現象下了一些結論：「中國的文學大師朱光潛曾經說過一句話：『人都往抵抗力較低的方向走。』我覺得，現在的台灣人已把這句名言發揚光大。台灣人『厭讀症』，源自智育的惰性、心靈的毀壞、精神的墮落。」儘管如此，自詡為「台灣出版蠻牛」的林文欽，依然堅強地站在台灣的出版界，鍥而不捨地努力著，為的是替台灣的文學與文化，留下一片可與中國文學相抗衡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