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寧 cafe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2 少年組黨夢（下）

　　一九八五年代，黨外陣營並沒有一個正式的組織，只有靠各個黨外雜誌，形成一個一個小型的政治團體，透過黨外雜誌，向國民黨的戒嚴體制與黨禁報禁，不斷的向他們挑戰。

在眾多黨外雜誌中，鄭南榕的《自由時代》雜誌，老是扮演言論的急先鋒，直劈蔣家政權的心臟。而鄭南榕的雜誌，也被修理的最厲害，因此他聲請了好幾個雜誌社名稱，當做備胎，如《先鋒時代》、《開拓時代》、《民主時代》……等，一個個輪番上陣。

雜誌一被停刊，他不但不生氣，反而把停刊或查禁的公文，貼在辦公室內的佈告欄上，嘴上露出洋洋得意的笑容，因為當時政治的資訊取得不易，一本雜誌，若被停刊或查禁，保證大為暢銷，人們爭相搶購。

　　十二月三十一日，鄭南榕召開編輯會議，會中，他跟我們說：「咱那寫文章批評蔣經國，照國民黨的法令，詆譭元首判三年，但是呢，那是咱組黨，干旦會使判咱兩年而而！哈哈！按呢來講，組黨卡俗！……」

　　組黨這個禁忌，從自由中國雷震等人，組黨失敗的事件以來，黨外人士一直都無法突破，頂多寫寫文章，罵罵國民黨「鴨霸」，也不敢採取真正的行動，冒然組黨。

　　伊索寓言有一個故事，一隻兇惡的貓，嚴重威脅到一群小老鼠的生命安全。有一天，這群小老鼠就在洞穴裡開起緊急會議，大家研究，看看大家有什麼法子，來對付這頭惡貓。正在大家百思無解之時，有一隻小老鼠眼睛一亮，高興的大叫道：「有了！我們就在貓的脖子上，掛一個鈴噹，這麼一來，只要牠一出現，不就叮噹作響，我們就可以提高警覺，從容跑掉了嗎？」

　　「好啊，好啊！太棒了！」小老鼠們興奮的手足舞蹈，高聲大叫。

　　「但是，由誰去掛鈴呢？」一隻老謀深算的小老鼠，冷靜的問道。

　　「呃……唉……」一下子，老鼠洞穴又呈現一片沉寂，小老鼠們你看我，我看你，看來看去，垂頭又喪氣。

　　這則故事，就是當時黨外陣營的寫照。我們有一千個理由，組黨有理，但我們沒有幾個人，敢跑上前去，率先掛上那個「鈴噹」。

　　我跟很多在黨外雜誌社的年輕人一樣，平常聊天時，我們會互相消遣，如「組個黨吧，管他的什麼黨，碗糕黨也好，紅柿黨也好，時代黨也好，深根黨也好，反正三個人就宣布組黨，黨外是什麼，管他的，看看國民黨，敢不敢來抓我們？」開玩笑歸開玩笑，也沒有人真正拿自己的生命自由，去開一個沒有把握的玩笑。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二日，這天是禮拜天，晚上我去參加張富忠與范巽綠的婚禮，回家後，我鑽在房間裡，看菲律賓政情報導，我翻到一篇當年艾奎諾被抓，馬可仕政府對他的起訴書，看了之後，有很深的感慨。艾奎諾曾經說過一句名言：　　「我一無所有，我也不怕失去。」

　　依艾奎諾的政治歷練，他是不是一無所有，那是主觀的認定，可是他挑戰馬可仕，曾被判處死刑，長期牢獄八年，最後慘遭政治暗殺，血濺馬尼拉機場，這種「不怕失去」的英雄氣概，讓我獨自在書房裡，沉思良久……。

　　我想起，以前曾經讀過一段歷史，汪精衛刺殺清朝攝政王，功敗垂成，被捕下獄，他在獄中寫了一首詩：

　　　　「慷慨歌燕市，

　　　　　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

　　汪精衛命大，坐牢沒多久，就改朝換代了，他成為當時的英雄人物，他的詩，也名噪一時。有時，命運也真會做弄人，同樣的反抗暴政，有的人含冤而死，有的人與死神擦身而過，而後名滿天下。

自從我接受了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我放棄了任何以暴制暴的念頭，我可以認同少年汪精衛「引刀成一快」的愛國情操，但我難以接受，假借任何高貴的名義，用刀子插在另一個人的心臟，結束對方的生命。

　　看資料看累了，睡吧，我就躺在床上，卻翻來覆去，一時間睡不著。我的腦子裡，浮著一個又一個接連而來的組黨念頭：「我不用任何暴力，我不動刀，我不動槍，我就發表一篇個人組黨宣言，你們抓我，你們關我，隨你們吧，……老是在雜誌上，批判一些公職人員，罵他們沒有膽量，挑戰國民黨的黨禁，而我們自己呢？……」

　　隔天，我還是照常上班，可是，前一晚的宣布組黨念頭，卻一直擱在心上。隔了兩天，我把雜誌社應交的稿子，交出去了。那天晚上，鄭南榕、吳乃仁、林乾義與我四人，一起去吃宵夜。

他們三人都是黨外的前輩，我想就趁這個機會，跟他們陳述我的想法。我就說：「我們現在就來組個象徵性的政黨，只要有人，有名稱，就可以挑戰他們的黨禁。……不知各位的看法如何？目前來看，組一個實質能運作的政黨，比較困難，……」

　　一向老神在在，不慌不忙的吳乃仁，他留著華勒沙似的鬍子，露出慣有的笑容，婉轉的對我說，那是沒用的，要嘛要一個實質的反對黨。這時我看看鄭南榕，希望他能給我正面的肯定，結果，他跳過了我的問題，也不答可否，只是幽默的答道：「要做，你就去做吧。如果被抓，你在自由時代雜誌社的工作，我還是會幫你保留。」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2 少年組黨夢（上）

黨外雜誌春秋戰國時代陣營裡，有許多志同道合的編輯作家，大家覺得，跟國民黨玩單打獨鬥，會被一一擊破，應該團結在一起，槍口一致對外，才有力量，所以在邱義仁、林濁水、林正杰等人的提議下，成立了「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簡稱「編聯會」。我在《台灣潮流》雜誌社上班一陣子，就提出申請，而後正式加入這個黨外新生代的雛形政治團體。

以邱義仁為首的《新潮流》雜誌社，著重於組織的發展，在加上「新潮流」本身講求紀律，因此，新潮流在編聯會擁有過半數的影響力。編聯會歷任會長邱義仁、林濁水等皆是新潮流領導幹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編聯會又面臨會長改選，新潮流推出洪奇昌，而其他派系的人，都紛紛放棄，反正推出來任何人，也無法跟新潮流抗衡，就乾脆讓他一人競選算了。

「號稱黨外新生代的菁英團體，怎能一派獨大，一人競選呢？」我看不慣蔣經國一人出馬，一人當選總統；同樣的，我認為黨外推動民主的團體，也應該發揮民主競爭的精神，有參與、有競爭、有選擇，這樣才能考驗民主的精神，紮不紮實。

　　有一天，我跟一位編聯會的朋友聊起，我說：「我要出來競選編聯會會長。」

　　只見他瞪著眼睛，看著我，先是咧著嘴，笑了一笑，然後大聲對我說道：「你別開玩笑了！你才剛出道，誰會投票給你，哈！哈！……」

　　我不理會別人的恥笑，自己寫起了傳單，一位朋友贊助我，快速印刷印了幾百份，我就這樣，抱著傳單全島去拜票。說起全島拜票，事實上，規模小的可憐，只不過是巡迴全島各地的公職服務處，找一些熱心的黨外編聯會成員，請他們支持。

我到宜蘭，請個朋友載我去，回到台北，搭火車直接南下高雄，再從高雄一路北上，有朋友，就在朋友家打地舖，沒地方睡，就投宿火車站前的破舊小旅館，一個人窩在旅館裡，撰寫即將在編聯會發表的政見稿，倒也自得其樂。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編聯會會長選舉投票日，我的競爭對手是洪奇昌醫師，他曾任馬偕醫院精神科醫師，加拿大公共衛生碩士，出自長老教會的家庭，他說的台語，抑揚頓挫，優美典雅，他是新潮流重要的領導核心幹部，後來，出馬競選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連戰皆捷，是選戰中的常勝軍。

而當時的我，辭去台灣潮流的工作，那一陣子，沒有任何收入，我也沒有加入任何派系組織，更是黨外陣營的菜鳥，講的一口不輪轉的台語，就這樣，兩相比較之下，已經註定這場競爭，我幾乎沒有任何勝算，但我只抱著一個信念，「我沒有任何包袱，民主政治的精神，就在參與！」，因此我仍然興致勃勃的，投身這一場大家看來都是一面倒的選局。

　　當天票一開出來，洪奇昌六十票，我只拿十五票。主席一宣布開票結果，我馬上起立，走向洪奇昌的面前，伸手跟他握手道賀。說來也真巧，過了兩年，也就是一九八七年，因為反對國民黨制定國安法，暴發了「六一二」事件，我與洪奇昌、謝長廷共同遭到國民黨當局起訴。我跟洪奇昌成為同案被告，因此，昔日的競選對手，後來，卻共同在法庭抗爭，一起在街頭戰鬥。

　　我雖然選輸了，我卻得到了寶貴的經驗，原來，輸的感覺，並不是那麼苦澀，只要我樂在參與，輸贏是由歷史去評價吧！這樣的信念，支持我在未來的日子，接受更多的挑戰。十二月十五日，我那裡也不去，就留在家裡，好好的休息一天，想一想，該找什麼工作，唉，明天再說吧。

那天晚上，我就窩在房裡看厚厚的「卓別林自傳」，就讓他傳奇似的戲劇人生，暫時把我帶離開現實生活一下吧。

我看這本書，裡面提到卓別林的一段話，讓我有很深的感觸。卓別林由一個沒沒無聞的窮家小孩，因為他的戲劇天才，而聲名大噪，財源滾滾，來自各方的訪客，絡繹不絕。

他的一位好朋友奈特顧文，給卓別林一個忠告：「離開百老匯吧！」

　　卓別林聽了老朋友的話，也很感慨的說道：「我這麼年輕，又有錢，名氣又大，可是，我在紐約街頭閒逛的時候，卻感到孤獨而難堪……」

　　看了這段話，我會心的笑了起來，像卓別林這樣名滿天下的人，走在五光十色的紐約街頭，也會孤獨，也會難堪，那一時的落選，又算得了什麼呢？想到這兒，我全身都鬆弛了下來，那晚，睡得非常舒服。

　　十二月十九日，我為了現實的生活，不得不去向《自由時代》雜誌的創辦人鄭南榕求職。雖然我曾在《台灣潮流》待過，但他卻以老前輩的口吻，對我說道：

「你一切重頭開始，周薪二千元，哦，你是碩士畢業，好，再加個五百元，周薪二千五，……嗯，好，下周開始上班！」

　　一聽他的口氣，心裡就很不舒服，月薪一萬元，再加一些稿費，簡直就是叫我當學徒嘛！想到家裡的房租，期限就快到了，我也就忍住這口氣，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就正式到自由時代上班。加入自由時代，成了我反對運動的轉捩點。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1 人權長跑（下）

　　往後幾天，我常常跑到木柵找翁明志，研究二人預計在十二月八日星期天，從桃園跑到台北市總統府廣場的人權長跑計畫。那時我家住新店，我就常常由新店跑到木柵，或由木柵跑回新店。我在建中或台大，都是班上的接力隊隊員，短跑我是沒問題，但馬拉松式的長跑，卻不曾接受正規的訓練。

有一次，我跑了一個鐘頭，喘夠了氣，心裡暗自慶幸道：

　　「還好，當初沒設計全島長跑，不然，憑我現在的腿力，一個鐘頭下來，全身大汗，兩腿發酸，全島跑一圈，足足有一千公里，我豈不是要出師未捷身先死嗎？」

　　十二月八日前一晚，我跟翁明志兩人先到中壢，晚上住在一位朋友的家。夜深了，下了一場大雨，雨勢不停，老翁憂心忡忡的說道：「你看，明天我們要不要延期呢？」

　　
        我笑著答道：「我們已經來了，對外也宣布了，一些朋友也會過來支援，我們還是照計畫去跑吧！」

　　第二天一大早，真是天助我也，雨小了，到了早上八點，雨竟然完全停了。我們就到徐松川服務處集合。徐松川是桃園市人，政大外交系畢業，曾任許信良縣長的機要秘書，一九八五年代表黨外參選省議員，不幸失敗。那場選舉，我過去他那裡，負責文宣工作，因此也認識了不少桃園地區的黨外人士。這次我的人權長跑，我就是請這些當地的黨外人士如呂國民、呂洪淑女、廖運育、長腳、阿圳……等人，協助後勤補給工作。

　　八點多，我們十來個集合好了，放了一長串鞭炮，就沿著桃園市兩側街道，邊跑邊發傳單，由廖運育在後面開車壓陣，目標朝向台北市總統府。我跟老翁兩個人，都穿著一身運動服裝，另外披上一件自己裁剪的綠色背心，在背心的胸前，還用一張厚的紙，寫上「人權長跑」四個字，後面貼一張「黨外」，我這樣的打扮，引來不少過路人的側目，剛開始有一點不好意思，後來，人家看我，我就笑著看回去，愈跑，臉皮就愈厚，我跟翁明志兩人，就慢慢的跑離開桃園市。在我們慢跑的時候，有四位情治人員，分騎兩輛摩托車，緊跟在我們後面。

　　到了早上十時左右，哇，糟了！翁明志不見了！

　　「快點，趕快去找！會不會被人抓去了呢？」一位聲援的黨外朋友，在後面焦急的大吼。

　　那時，汗水不斷從我面頰流了下來，我的心，涼了半截，邊跑邊擔憂：「老翁會被抓嗎？他們敢公然的在街上逮捕我們嗎？……我們又沒犯任何法律，他們憑什麼！……我……我要繼續跑下去，還是……可是，他會半途開溜？……不，不可能的，他不是那種人，我不要這樣亂猜，……老翁啊，拜託，你可要快點出現，不然我一個人，怎麼有辦法跑到總統府那裡去呢？……」

　　我們只好再回到服務處，然後派兩輛車子，沿著既定的路線，去找翁明志。過了一會兒，消息傳來，找到了，找到了！翁明志人已經跑到龜山了！聽到這消息，我們再搭車子趕過去翁明志那裡。遠遠的，我就看到翁明志在縱貫路上慢跑的背影，心中有無比的慚愧，他沒有開溜，反而一往無前的向前跑，他跑丟了，是因為在桃園市街道上，路不熟，與隊友分開，又沒有辦法連絡，才造成中途分散的插曲。

　　呂國民等人，送我們到新莊，然後兩輛車子就折回桃園，接著下來的路程，就靠我們兩人，自己去完成了。

　　日正當中，飢腸轆轆，吃碗麵，歇歇腿，再上路吧。

　　接著，又是一個漫長的路程，我們是跑跑走走，走走跑跑，只巴望早點到台北。我們從新莊，一路殺到中興大橋，再跑到台北火車站，把兩人隨身的行李，寄放在火車站投幣式的行李寄放箱。然後，在候車室小睡一下。

　　重要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昨天，我們已發了新聞稿，對外宣稱，十二月八日下午六時，我們人權長跑成員，將準時抵達總統府廣場，向蔣家政權抗議，不容再剝奪台灣人民的人權。

　　我把一些重要的聯絡電話，以及善後事宜，再度跟老翁說明白，然後，兩個人就目標總統府，往前邁進，我們穿過了地下道，邊走邊發傳單，再跑過新公園，沿途發傳單的時候，很多路人，表情訝異，好像是看見了兩個瘋子一般……。

　　下午五點四十五分，我們抵達總統府廣場前，最靠近總統府的一根水銀燈，站在那裡，我好高興的大叫：

　　「總統府廣場，我們終於到了！」這是蔣家政權的禁區，這是黨外人士示威的禁地，這是蔣氏父子接受群眾萬歲萬萬歲的廣場，而現在，廣場就在我們的腳下！

　　可是，我的興奮支持不到一分鐘，一陣寒風吹來，把我拉回到現實。

　　我們對外發布新聞，現場卻看不到半個記者，我們打電話告訴一些朋友，卻看不到半個同志過來聲援，天色愈來愈暗，寒風愈來愈強，往來只有稀稀疏疏的車輛，連我原本預期的，總統府的憲警人員，鎮暴陣勢，完全看不到，只有突然襲來的孤獨與失落。

老翁就坐在廣場前介壽公園的紅磚道路上，他在那裡休息，這時，有一位雜誌社的朋友，拿著相機趕來。我就跑到總統府最前面的水銀燈下，兩手拿著黨外綠十字，中間有台灣的旗子，站在那裡，想要照一張相。在照相之前，有一位憲兵走過來，不太客氣的說道：

　　「喂，你們在做什麼，快點走開！不要站在這裡！」

　　看了看他，我也不想跟他理論，只好答道：

　　「好的，我們照完了相就走。」

　　六點多，台北已經拉下了夜幕，我的內衣全被汗濕透了，冷風吹得我打了幾個寒顫，空曠的總統府廣場，幾百公尺外，只有幾個稀疏的身影，我們拖著一身疲憊，踏上歸途。這時，我的腦海裡浮起，一位老朋友的話：

　　「不要期望太高，也不要失望過早。」

　　很好，沒有掌聲的戰，我們已經打了，應跑的路，我們已經跑了，……。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1 人權長跑（上）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為期十天的台灣地方公職選舉落幕了，競選台南縣長的陳水扁，捲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旋風，政見會上人山人海，可是，結果揭曉，陳水扁竟落選了。落選之後的陳水扁，屋漏偏逢連夜雨，他與妻子吳淑珍在台南縣沿街謝票時，一名男子張榮財，竟然開車直往謝票的人群撞上去，吳淑珍當場被撞倒，雖經火速送醫急救，保住性命，但下半身卻完全癱瘓，註定後半輩子要與輪椅為伍。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搭著魏廷昱的車子，與江鵬堅、李勝雄、許主峰、張立明、李寧等人，一路驅車奔往台中榮總分院，探望吳淑珍。

我們到了台中榮總分院，直接走到加護病房，首先看到陳水扁，他面色鐵青，神情憔悴，兩眼佈滿血絲，不知幾夜沒好好睡個覺。我們隔著玻璃，看到躺在加護病房的吳淑珍，身上插滿了管線。

看到這樣的情景，我心裡有說不上來的難過，前一個禮拜，活蹦活跳的一個人，而現在卻躺在加護病房裡，靠著身上各種管線，身邊各種儀器，與死神在做肉搏戰，縱使贏了，下半身，也要癱瘓一輩子。隔著玻璃，望著吳淑珍，我也不知道她現在是睡著還是昏迷，只有在心裡默默祝福她，早一點活過來，只要活著，就還有希望。

台中歸來，我還是繼續過著忙碌的日子，我知道，人無法一輩子風平浪靜，更不能因為前面有狂風暴雨，而不敢向大海挑戰。

我有一個好朋友，叫做翁明志，他跟我同年齡，一九五八年生，金門人，政治大學畢業，在學校期間，他就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朋友都稱他為「翁大俠」。他在政大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因為木柵淹水，他租的房子淹水了，他的書籍家當全泡湯了，剛好那時候，立法院剛剛通過國家賠償法，翁明志便一狀告到法院，要求國家賠償，他因這個事件，而上了媒體，成了校園內的焦點人物。後來，他參加市議員選舉敗北，而後投身金門馬祖自救運動，要求解除金馬地區戰地戒嚴，恢復金馬人民應有權利。

透過朋友的介紹，我們就成了高談闊論的好朋友。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我跑去木柵找他。我向他說明，十二月十日是世界人權日，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就是為了紀念這個世界人權日，而爆發了流血衝突事件。時隔多年，每年的世界人權日，黨外都有固定的紀念活動，但我想來點創意。我跟翁明志提議三種方式：

第一、人權行軍，徒步巡迴全島，拜訪各地黨外人士；

第二、抗議示威，跳島戰術，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的不定點示威；

第三、人權長跑，桃園跑到台北總統府，短距離的慢跑。

翁明志聽了聽，他說道：「我贊成第三個案，桃園那邊的人，因為我助選過，比較熟，後勤補給較沒有問題，距離短，容易做得到。」

我本來不贊成，心想跑這麼短，會讓人笑死了，可是再想一想，他說的也沒錯，我們要先挑可行的方案，成功了之後，將來再做高難度的。

　　好，就這麼決定了！

　　離開翁明志他家，我滿腦子「人權長跑」的念頭，心中無比興奮。

　　十二月二日，我去自由時代找鄭南榕，請求他幫忙。鄭南榕是黨外雜誌界的一個怪傑，他原本也參加許榮淑的深根雜誌社，擔任一個並不重要的角色。他經常扳著一張撲克牌臉，臉上難得有一絲的笑容，是個老菸槍，薰的滿嘴的牙齒，好像七零八落的違章建築，帶著一副眼鏡，陰沉沉的，叫人很難以親近。他不擅寫文章，寫出來的文章，人家不知道他在扯些什麼東西，他更不善於演講，一位朋友曾經這樣幽默的挖苦他，「鄭南榕參加政見會，主辦單位一定叫他第一個上台，反正剛開始沒有什麼觀眾，才不會把人群都趕跑了！」。

　　像這樣的一個人，不會講，不會寫，外表看起來，沒有什麼親和力，朋友對他也不看好，可是，他讀的是台大哲學系，他的思考，比一般人敏銳，他對於工作，更有超乎常人的狂熱，這兩個特質，奠定了他創辦自由時代雜誌社的成功基礎。首先，他靠了一筆貸款，找了一些人馬，掛起了自由時代的招牌，就開始經營。

　　《自由時代雜誌》所標榜的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因此，在短時間之內，這本雜誌，成了挑戰蔣家政權的急先鋒，有一度，鄭南榕把遭到暗殺的江南，他所寫的《蔣經國傳》，分期刊載在《自由時代雜誌》上，而洛陽紙貴，轟動一時。

鄭南榕辦雜誌，除了有無比的勇氣之外，更有永續經營的企業理念，他非常照顧員工的福利，他讓員工去學習管理課程，他讓員工享有汽車貸款，自由時代員工的薪資，比起其他的黨外雜誌社，來得較優厚與穩定。

　　我跟鄭南榕並不熟，但從朋友那裡得知，他是個很有俠骨義氣的人，我就厚著臉皮去找他。見了面，我簡單的說明，我的「人權長跑」的計畫，我跟他請求道：「我要印人權傳單，這件事，請你幫助我！」

　　
        他聽了一聽，也不多問，我到底在搞什麼活動，就淡淡的一句話：「好啊，稿子拿來，我就幫你送去快速印刷。」

　　結果，沒幾天，我就從他的雜誌社，興沖沖的抱了一堆傳單回家去。

　　這件事，是我第一次跟鄭南榕直接的接觸，也開始了我跟鄭南榕短短幾年的友誼。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8 我看甘地傳

　　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我媽媽入院檢查，準備進行人工頭蓋骨更換手術。雜誌社的工作，我跟許榮淑請辭不成，便改成請長假，讓我能到台大醫院照顧我媽媽。這段日子，過的比較平靜，我暫時離開黨外雜誌，也擱下了全島行軍的夢想，人在醫院裡，有很多時間，去思考生老病死的問題。

　　我媽媽從一九八五年二月一直到十月，八個月內腦部連續開過三次刀，負責手術的是台大教授洪慶章。我媽媽以她堅強的求生意志，一次又一次的進出手術檯，而後慢慢的恢復健康。每次在醫院照顧她時，我就帶了一些書，充分利用時間。我那時候有個習慣，常常愛背著一個包包，跑來跑去，但不論我去那裡，我的包包內，一定放一本書，或是政治人物的傳記，或是世界文學名著，或是企業管理專書，……我都利用等車的時候，或排隊，或等人，抽空看書，這樣子，積少成多，一個月可以看好幾本新書。

　　這裡我說了那麼多，主要是要提起一件事，這件事，使我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小伙子，開始學習深沈的思考，展開我往後數年的非暴力抗爭運動。

　　十月間，我媽媽最後一次開刀，我照舊去醫院照顧她。有一天，我利用空檔，跑去逛逛書店。東翻翻，西翻翻，看到一本遠景出版的《甘地傳》。這本書，厚達六百五十頁，由許章真先生翻譯的。嗯，買下來吧，厚厚的一本書，讓我在醫院裡，可以慢慢的看。

　　就在那半個月間，我一邊照顧我媽，一邊仔細研讀《甘地傳》。那時候，台大病房的光線，並不十分明亮，白天的時候，我可以在病房裡看，到了晚上，就略顯照明不足，我就自己搬一張椅子，跑到外頭走道，照明設備充足的地方，坐在牆邊，一頁一頁的看《甘地傳》……，偶爾，三三兩兩的探病訪客，從身邊經過，我也沒察覺，我整個人，沈浸在這本印度聖雄傳奇一生的歷史。我看了第一章，就深深的著了迷，每天迫不及待，有個空檔看這本書。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甘地生於印度西岸波班達，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甘地在印度新德里遭到暗殺而不幸逝世。他以絕食、祈禱、入獄等非暴力抗爭，領導印度人民脫離大英帝國的統治，他提倡「愛與非暴力」的哲學，強調以非暴力對抗暴力，以不合作對抗高壓統治，他的一生，就是印度獨立運動史的寫照，印度人尊稱甘地為聖雄，是印度的國父。

　　我很喜歡讀世界偉人傳記，每一個偉大人物，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他所做的事，一定有了不起的地方，而成為後代子孫，學習的榜樣。我剛開始看甘地傳，最叫我訝異的是：「為什麼甘地這一個瘦瘦、乾乾、矮矮、聲音柔若女子的人，外表看起來，手無縛雞之力，而手中又沒有槍砲彈藥、更沒有飛機坦克車，居然能讓大英帝國降下他們的國旗，灰頭土臉的離開印度，他靠的是什麼力量？……」

　　其實，我最早接觸甘地事蹟的，是中學時代的歷史課本，提到印度的獨立運動時，一筆帶過而已。我第一次接觸較有系統的甘地研究，是在讀台大政治系時，從圖書館借回一本《甘地與現代印度》，這本書，是吳俊才寫的，他是我同班同學吳玉山的爸爸。吳俊才他曾經擔任駐印度大使館的外交官，是研究印度方面的專家，曾擔任政大東亞研究所所長、國民黨副秘書長、中視董事長。

　　一九八三年七月間，我的軍中同寢室的同仁，買了薄薄的一本《甘地自傳》。我借來看，甘地他的坦誠披露，闡述追求真理的歷程，讓我印象深刻。這是我讀的第二本甘地傳記。以前，還沒親自投入反對運動，看甘地傳記，看過就看過了，頂多感動而已。可是，我加入黨外陣營以後，拿起那本厚厚的《甘地傳》閱讀時，不啻叫我心中充滿了亮光！

　　一九八七年十月間，我在台大醫院照顧我媽媽的時候，所買的《甘地傳》，是我所看的第三本有關甘地的著作。因為在此不久，我才發動過一次，流產的「人權行兵」，還把朋友搞得灰頭土臉的。看完了那本《甘地傳》，最是叫我獲益良深！我才知道甘地發動非暴力抗爭，不光憑著他的意志力而已，抗爭活動要搞成功，需要講究策略，妥善計畫，培訓人才，選擇時機，抓住議題，訴諸輿論等等，要有這樣一套的程序，才能成功的完成一樁抗爭行動。反過來看看自己的人權行兵，我不禁笑了，好像在鏡子裡，看到嘴角邊幾顆飯粒，這麼小的幾顆飯粒，怎麼沒揮了下來？我的人權行兵計畫，好像一個手無寸鐵的唐吉訶德，要向巨大的惡靈風車宣戰，風一刮，就把唐吉訶德吹到草叢裡去了。

　　我沒有群眾，我更沒有計畫去動員群眾，也沒準備去向群眾宣揚，以一己之力，從南走到北，沒有策略，沒有計畫，沒有預期的目標，只有心裡不斷重覆播放的「我反對蔣家政權」，這樣血氣之勇，又怎能成功呢？

　　台大醫院期間，我有充裕的時間，靜下來讀甘地傳，讓我能做深沈的思考，好好的反省，過去的我是那麼幼稚無知，雙手長度有限，卻想擁抱台灣島，臂膀肌肉薄弱，卻妄想扛起革命大業，過高的自我期許，把自己壓得喘不過氣來，想到這裡，我不禁笑了，原有的壓力也鬆弛了，我的眼睛，也更加明亮，我看到我將來要走的道路……。

蘇格蘭風笛為誰響？
----我聽到了蘇格蘭獨立心聲
◎圖&文：邱斐顯
             

十五年前，我走了一趟蘇格蘭。蘇格蘭男子身穿長裙，手握風笛，吹奏民謠，令我印象深刻。當時，我寫下心中感觸。這篇文章，封存十多年，未曾發表。

最近半年來，台灣的政局發展，起起伏伏，人心惶惶，讓我想起當年蘇格蘭之旅，雖然這是陳年往事，但卻是歷歷如繪。

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一年，我在英國進修社會學碩士學位，我對蘇格蘭高漲的獨立意識便時有耳聞。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獨自一個人，再度踏上英國的國度，並以自助旅行的方式，深入造訪蘇格蘭時，我才深刻地體會到這種強烈的感覺。 

我在蘇格蘭待了八、九天。這些日子裡，點點滴滴人、事、物的回憶，使我對蘇格蘭人追求獨立自主之決心，有著難以磨滅的印象。

我從倫敦，一路搭乘英國境內的快速火車（Intercity），抵達蘇格蘭的依凡尼斯（Inverness）。依凡尼斯是蘇格蘭北方一個非常有名的港口城市。從依凡尼斯可搭船在尼斯湖（Loch Ness）上航行，探訪傳說中的水怪，因此到依凡尼斯一遊的觀光客相當多。

第二天早上，在我下塌的小旅館（B & B, 即只提供客房住宿一夜與次日早餐的 Bed and Breakfast）用早餐時，我遇見了一群來自西班牙的、年輕的自助旅行旅客。

他們在餐桌上，問起了這家小旅館的老板娘------一個外型微胖但和藹可親的女主人，說道：「我們想去卡萊（Carlisle），請問，怎麼去？」餐廳裡，不少來自世界各國的旅客，也好奇地期待著她的答覆。

誰知道女主人一聽，表情驚訝不已，對這群旅客提高音調，大聲地說﹕「什麼？你們昨天才剛從歐陸來到蘇格蘭，今天就要離開蘇格蘭去英格蘭？蘇格蘭的風景比英格蘭美，而且更值得玩！卡萊位在英國中北部，不是蘇格蘭屬地，而是英格蘭屬地。我建議你們好好考慮考慮，改變一下你們的計劃吧！」雖然這位女主人終究無法改變他們的心意，但她那種以蘇格蘭為傲的態度，實在令人印象深刻。

蘇格蘭最聞名的節目，莫過於蘇格蘭秀（Scottish Show）。蘇格蘭秀的特色在於結合音樂、舞蹈，與當地的風俗文化於一身。尤其是，蘇格蘭男子身穿長裙，手握風笛，吹奏民謠，非常吸引外國遊客。

一天晚上，我到蘇格蘭的首府愛丁堡（Edinburgh）的一個當地飯店，去欣賞聞名遐邇的蘇格蘭秀。這個蘇格蘭秀的主持人，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先生，他詼諧幽默的言談舉止，常常逗得看秀的觀眾開懷大笑。在他載歌載舞的開場白之後，他問在場的觀眾說﹕「我知道你們來自世界各國，現在，請各位觀眾合作一下，我點到名的請舉起手。」

主持人開始問了。法國？有人舉手！德國？有人！美國？有！瑞士？有！日本？有！韓國？有！西班牙？有！義大利？有！挪威？有！丹麥？有！

為了怕他遺漏，我還自告奮勇地向他大喊道﹕「還有台灣！」。主持人馬上幫我補充道：「好，台灣！」

隨後主持人拋出一個敏感問題：「不知道有沒有來自我們南方的鄰國----英格蘭的？」話一出口，頓時全場鴉雀 無聲。這位主持節目的老先生接著說﹕「唉呀！別害羞嘛！我知道一定有的。對不對？」終於，過了兩秒鐘，四位散坐在不同角落的英格蘭人，怯生生地舉起手來。觀眾馬上報以熱烈的掌聲，而我卻被這一幕幕的場景震撼了。我有點意外，因為這位老先生是這麼「直率」地去消遣「英格蘭人」。

愛丁堡是蘇格蘭的首府，整座城市坐落在蘇格蘭高地的一塊小山丘上。由於地形特殊，因此造就了不少奇特的風景名勝。為了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概略地飽覽一番愛丁堡的全貌，我選擇了最簡便的途徑------搭乘市區遊覽巴士。

愛丁堡火車站的對面，停了兩輛市區遊覽巴士。我走近巴士，打算向售票員詢問票價，卻發現，只有一位身材粗壯並蓄留鬍子的售票員，在巴士外兜售車票。他一個人同時收取這兩輛遊覽巴士的車費。除了巴士車廂的外觀及廣告外，我分辨不出它們的差異。我問這位售票員，他告訴我，一個票價四英鎊，另一個則五英鎊。我問他﹕「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建議﹖我搭哪一輛比好呢？」

這位售票員很大方地朝著巴士上的司機笑一笑，然後對我說﹕「四英鎊的這輛巴士，很棒！五英鎊的那輛，糟透了！」又是一個出人意料外的答案。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我忍不住問他﹕「怎麼會這樣？」他告訴我﹕「很簡單！四英鎊的巴士是蘇格蘭政府經營的！」

「哦，我懂了！五英鎊的巴士是英格蘭政府經營的！」於是我把四英鎊給了這位售票員，搭上了這班蘇格蘭政府經營的市區遊覽巴士。

一趟蘇格蘭之旅下來，我不停地想，難怪蘇格蘭人民強烈的獨立意識舉世皆知。原來他們的獨立意識，早就內化到人民的心中，並且表現在日常生活上。任何一個市井小民在面對外國遊客時，都不會錯過任何機會去向他們表達「蘇格蘭是最好的」、「蘇格蘭要獨立」的觀念。

反觀台灣，事實上，台灣的主權早就獨立於中國之外，然而，有獨立意識的台灣人，在台灣總人口之中的比例並不高，而有獨立意識的台灣人，又絕大多數是「政治上」認同台灣的獨立意識者。蘇格蘭人如此心口合一，打從「文化上」、「生活上」認同自己的民族，並極力要求獨立的情形，台灣很難找得到！

從「希望獨立」到「真正獨立」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奮鬥。但是，十年多前，心裡想獨立，嘴巴講獨立，蘇格蘭人能做得到的地步，我們台灣人，長夜漫漫，更待何時﹖

  



















《展現民力》封面                             
































《展現民力》封底


網路神奇---我找到《展現民力》電子書

◎邱斐顯

數個月前，我在網路上搜尋資料時，無意中發現：十五年前，一九九一年，江蓋世和王康陸合著的一本書------《展現民力------非暴力的理論與實踐》的內文，竟然在網路上找得到。驚喜之餘，我把這個網站加入「我的最愛」。但因自己手邊還有別的事在進行，也就忘了告訴蓋世這件事。

一週前，我突然又想起這件事。

我問蓋世：「你寫過、出版過的三本書，都有文字檔嗎？」

他答：「不是全部啊！好像只有《我走過的台灣路》有文字檔吧！」

我好奇地問：「十五年前，你和王康陸出版這本書時，有文字檔嗎？」

「應該沒有吧！妳怎麼這樣問？」換他覺得奇怪了。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這本書的內文。」

「真的嗎？」蓋世的表情十分詫異，「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以為你知道。」我把這個網站找出來，給他看。

看了之後，蓋世終於搞清楚了這件事。「二○○一年，林哲夫教授擔任『台灣國家和平與安全研究協會』理事長時，他問我，是否願意授權給他，重新出版《展現民力------非暴力的理論與實踐》。我心想，有人要幫我把這本書再版發行，繼續推動『愛與非暴力』的理念，何樂不為？」

「我沒聽你說過有版稅呀！」

「沒有版稅呀！這種書這麼專業，這麼冷門，又不是坊間那種暢銷書，哪有版稅？林哲夫教授肯幫我再版發行，我已經很高興了。我不在乎版稅、版權，越多人閱讀這本書，越好！」

老實說，蓋世的非暴力思想，受托爾斯泰、甘地的影響頗深。他尤其推崇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一八九一年，六十三歲的托爾斯泰，決定放棄他所有的著作權。托爾斯泰的這個舉動，讓很多人都相當敬佩，蓋世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蓋世認為，《展現民力------非暴力的理論與實踐》能再版出書，讓更多人能讀到這本書，就是一件很值得鼓勵的事。

我們沒想到，這本書再版後，林哲夫教授也把這本書的文字檔全部放到網站上去了。這下子，換成蓋世興致高昂了。他天天催著我，上網把全文下載，另存文字檔，最好再燒錄成資料光碟，以便保存。

我憶起一九九一年蓋世打算要出版此書時，是找我們的好友----小邱（邱萬興）幫忙做美術編輯的。我於是決定找小邱，問個詳細。

小邱回想之後，告訴我，「要出這本書時，個人電腦還沒這麼發達，內文的文字部份，都是交由電腦打字行負責打字，一校、二校、三校之後才輸出，然後，以手工方式去裁貼書稿的。」難怪蓋世會說：「我沒有這本書的文字檔。」

「妳既然找到這個網站，就趕快把資料儲存下來吧！如果不巧，遇到某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導致這個網站不存在的話，我的文字檔也就沒得找了。」蓋世看我沒有很積極地幫他儲存文字檔，一催再催。

「書的內文既然都在網路上，還擔心什麼？」我想，反正這個網站已存在很久了，不差這幾天吧。

「不一定永遠都在網路上找得到。過去，我有市議員服務處，有自己的網站，也請朋友把《我走過的台灣路》這本書的全文，放在網站上。現在，服務處沒了，網站也移除了，別人就無法找到這些資料了。不過，現在最重要的是，既然林哲夫教授那邊已經有現成的電腦文字檔，我們就不必自己再重新打字建檔了。當初還不知有這個好處哩！」

蓋世的話是對的！二○○四年初，小邱找我一起整理、編輯台灣民主運動史時，小邱曾對我說：「妳要寫一九八六年『五一九事件』的話，我找到一份資料，給妳參考。」他把網路上找來的文章印下來，拿給我看。我拿到手上一看，忍不住哈哈大笑：「這是蓋世寫的文章嘛！你怎麼找的？」

小邱也很高興地答道，「就從電腦上找啊！蓋世這本《我走過的台灣路》，對我們要編的書，幫助很大。」不過，半年後，蓋世決定把服務處結束運作時，這本書的全文也就被移除掉了。

因此，二○○六年十月，當我想到可以把《我走過的台灣路》放在【台灣藝術花園】部落格時，蓋世也表示非常高興。他還是那一句話：「越多人閱讀這本書，越好！」

註1：這本《展現民力------非暴力的理論與實踐》的初版，於一九九一年，由江蓋世和王康陸博士（當時擔任台獨聯盟美國本部秘書長）合著。當時，曾任世台會會長的旅日台灣同鄉郭榮桔博士，以他自己所經營的「玉山書坊」，負擔這本書初版的大部份經費。此外，王康陸博士幫忙對外募些款項。

註2：這本書初版日期，為一九九一年十月廿日。這也是王康陸博士遭到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的日子。而江蓋世也於出版前兩天，十月十八日，被捕入獄。這本書是台灣出版界，首度以較完整的篇幅、較深入的探討，來出版「愛與非暴力」的著作。極為諷刺的是，當時，兩位作者都親身實踐「愛與非暴力」的抗爭方式，人已被關在獄中，才看到這本書的出版。

註3：王康陸博士於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二日，不幸發生離奇車禍而過世。

http://www.wufi.org.tw/wufi/konglio.htm

註4：郭榮桔博士於一九九八年一月六日過世。

http://www.taiwannation.org.tw/republic/rep1-10/no03_12.htm

註5：江蓋世尤其感謝林哲夫教授的用心，把這本書再版出書，讓「愛與非暴力」的思想與精神，繼續在台灣社會發揮其影響力。

註6：林哲夫教授資料，請參考： http://youth.pct.org.tw/chhengsoan/news/kangsu03.htm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7人權行軍（下）

那天下午，電話不斷，大都是來勸阻我的。周伯倫勸道：「你去，一定會被抓，何必呢？將來還可為黨外做更多的事！」編聯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大家都習慣暱稱他為「喇叭」的邱義仁，他也來電勸我：「再三思考！」林正杰也打電話來說道：「你一個人走，效果不大，後果是沒有什麼，你應當專心寫一些心路歷程的文章！」

另外，我大學的老同學張所鵬也極力勸阻我，他提出三點理由反對，最後更語重心長的問我一句話：「你難道都不考慮自己的家庭嗎？」……

一整個下午，朋友善意的電話，不但阻擋不了我，反而更讓我下定決心，我很天真的認為，也這麼自我期許：

 　　　　「自我要求，比要求他人更重要；
　　　　　自我犧牲，比犧牲他人更高貴。」

坦白講，我當時沒有一點恐懼感，也管不了什麼抓不抓，關不關的問題，只圖個浪漫一場，快意恩仇而已！

我一定要走，別人再怎麼反對，我還是要走。這樣的心理壓力之下，我原有的十二指腸潰瘍，又發作了，整天隱隱作痛。我媽媽上台大醫院做檢查，過去所開過的腦部骨瘤手術，台大洪慶章教授說，還要再動一次手術，換一小塊人工頭蓋骨，這事情，也讓我心頭憂心忡忡。這下子，我該怎麼辦？……

隔天，我向許榮淑提出辭呈，但為她挽留。

我想離開雜誌社，實踐人權行兵是一個理由，但心中更強烈的動機，則是我討厭每天趴在雜誌社裡，寫，寫，一直寫，成了一位批判他人，而不願自我實踐的寫稿匠！這時，我再也無心替雜誌社寫文章，這下子，可苦了謝志祥一個人，讓他獨撐雜誌社的編務工作。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幾位朋友決定，當天晚上八點，要約我到黨外公共政策會的會議室，好好的跟我談一談。

前一天，我寫好了一份聲明，請人家幫我打好了字，我準備大量的影印，由南走到北，一路走，一路發，我那份簡短的聲明如下：

　　　　　我們的抗議---

 　　　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的堡壘，
            而學術自由是言論自由的最後防線。
  　　　我們不認為言論自由，
            可以任由政府以非法手段，加以剝奪；
            我們更不認為學術自由，
  　　　可以任由政府以司法手段，加以箝制。
  　　　為了維護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
            我們不得不向政府提出最嚴重的抗議。
　　　　　　　

晚上八點左右，黨外界的朋友，紛紛抵達黨外公政會會館，共有謝長廷、劉守成、田秋堇、邱義仁、賀端蕃、吳乃仁、吳乃德、曾心儀、黃嘉光、陳錫福、周伯倫、程福星等十二人。

一開始，這些朋友，每個人都以不同的觀點，勸我打消個人人權行兵的行動，我的臉上，雖然不願意插著投降的白旗，但我的心裡，已經慢慢的軟化了，我心想：「這十幾位黨外的先進，比我早出道，比我有更多的歷練，雖然我的構想，自認為很有創意，但是沒有朋友的支持，我怎麼能夠完成千里跋涉的行動呢？……不！不行！我不能這樣輕易放棄！……但是，由南到北，我又認識幾個朋友？誰又願意支持我呢？……」

就這樣，我靜靜的聽著他們的勸阻，而不作任何辯解，因為我的決心，已經開始動搖了，再耗下去，只是為自己的面子，不願意輕易俯首稱臣，承認自己的無知與衝動。

快要十點了，自由作家曾心儀直接了當的一句話，要求我不要再固執下去，她神情嚴肅的對我說道：「我們黨外運動，是要求團體行動的，現在，大家一致反對你，將來要是你出了事，我們也無法支援你！」

賀端蕃，長期從事勞工運動，一副削瘦的臉龐，兩眼炯炯有神，留著一撮鬍子，一頭散髮，好似雜草叢生，他說起話來，簡捷有力，咄咄逼人，最後，輪到他發言，他不客氣的說道：「今天晚上，我們由八點開到十點，整整兩個鐘頭，就因為你一個人堅持，而浪費了我們十二個人，總共二十四個鐘頭的時間，這樣吧，就請你暫緩二十四個小時，再考慮考慮，要去你就去吧！……」

聽完了曾心儀與賀端蕃的話，我原先鋼鐵般的意志，早就像破碎的城牆，一塊一塊的磚頭，紛紛剝落，而後宣告倒塌了。這時黃嘉光笑著臉，拍拍我的肩膀，說：「行啦！咱去飲酒啦！」

我跟著大家，走出了公政會，我的臉，雖然擠著笑容，但擠得好勉強，我就像一個苦練多年的田徑選手，到了田徑場上，臨時被宣佈資格不符，不得不垂頭喪氣，悻悻然的離開場地。我跟大家去台大對面的大學口，一起吃火鍋。

「人權行兵」這齣戲，就在熱騰騰的火鍋湯，所升起的熱氣中，宣告落幕了。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7人權行軍（上）

一九八五年黨外雜誌陣營，百花齊放，百家齊鳴。國民黨政權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新聞局常動不動就把一期的黨外雜誌禁掉，或者乾脆一點，下令停刊，不准他們發行該份雜誌，而軍事機關的警備總部，更扮演言論思想的打手，他們公然的衝去印刷廠，搶走尚未發行的黨外雜誌，也經常四處去書報攤，查扣黨外雜誌。因此，每當他們一有行動，搶的搶，扣的扣，讓黨外雜誌的負責人，經濟損失重大，精神的壓力更大，每期雜誌要出刊，就是跟他們玩捉迷藏的時候。

國民黨玩久了，覺得這樣太費力了，乾脆直接對人下手，因此，許多黨外雜誌的負責人、編輯、作者等人，常常吃上言論官司，而遭判刑。例如，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前進雜誌》楊祖珺、蔡仁堅等人被判八個月，而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等三人被判一年。

陳水扁等三人的案件，我們通稱做「蓬萊島事件」。陳水扁是《蓬萊島》雜誌社的社長，黃天福是發行人，李逸洋是總編輯，這份黨外雜誌在一篇的報導裡，批評當年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主角馮滬祥，說他的作品是抄襲的，馮滬祥便控告他們誹謗，並要求民事賠償。

這個事件，一審法院宣判之後，黨外陣營為之群情激昂。以前，雜誌任你抄，任你禁，任你跑去製版廠，搶走剛做好的版，而現在卻「軟土深掘」，把一個誹謗罪的言論官司，搞成將人關入牢裡的刑事案件，士可忍，孰不可忍！年少氣盛的陳水扁，聆聽法院判決之後，當庭發表聲明，放棄上訴。

為了聲援「蓬萊島三君子」，我在《台灣潮流》的編輯會議上，提出我的構想，我認為，國民黨這樣任意把黨外雜誌的負責人，送去牢裡，若我們不抵抗的話，他們會愈抓愈多，而黨外雜誌會一家一家的關門，因此，我提出我們要有一套全島性的「人權行軍計畫」，也就是，動員群眾，走上街頭，像菲律賓人民那樣勇敢的走上街頭。

我的構想，得到其他編輯的贊同，我心裡非常高興，自從我一來上班，就提出長跑運動計畫，一直都沒有什麼迴響，經過了四個月之久，時機總算到了，我便很興奮的埋頭寫下一篇長文，＜和平的走上街頭------黨外『人權行軍』＞，在文章中，我呼籲，當蓬萊島三君子陳水篇等三人，舉行全島行軍時，支持黨外運動的群眾，大家應該勇敢的站出來，陪著他們走上街頭，凝聚黨外的力量。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美國參議員甘迺迪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裴爾，邀請陳水扁赴美訪問，許多黨外人士紛紛前往桃園機場送行，我也跑去那裡採訪。陳水扁離開台灣之後，他的太太吳淑珍，以家屬身分提出上訴。

因為，陳水扁當庭聆判，未經磋商，立即宣布放棄上訴，勇氣十足，但許多關心的朋友，卻擔心他被判一年而做牢，律師資格將喪失，更沒有辦法回到故鄉競選台南縣長，為了延長戰線，有的朋友就積極建議，一定要由家屬上訴，繼續打官司，而爭取更多的時間及空間，從事體制外的戰鬥。

當然，陳水扁這樣的轉折，一定有他說不上來的苦衷，但不諒解他的人，也因而批評他，話講太大聲，然後又縮水了。

因為家屬提出上訴之後，可預見的未來，仍以法庭的鬥爭為主，而我所提出來的「人權行軍」計畫，好似一陣煙火，大家看過也就忘了。

那時我年輕氣盛，也不去考慮當事者的感受，就暗自決定：「如果大家不出來，一起走上街頭，那麼我一個人總可以吧？……我一個人由屏東，一路走上來，最後跑到總統府，向蔣經國遞交一份抗議書，就這樣！我一個人也可以『人權行兵』！」

一月三十日，我抱著我滿腦子的人權行兵念頭，跑去找李敖，向他請教。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位傳奇性的人物，他約我在環亞飯店吃飯，以後我陸陸續續跟他見了幾次面，也親自去過他家拜訪。

他身高一百七十三公分，略為發福的身材，講話的速度比一般人快，聲音非常溫柔，帶著一副眼鏡，鏡片底下是一雙瞇成一線的眼睛，說起話來，笑嘻嘻的。他家裡的陳設，以書為主，書房有書，客廳有牆壁有書，廚房有書，連廁所也擺著書。他的書那麼多，難怪寫起文章來，引經據典，吊吊書袋子，弄弄洋書包，資料可是滿山滿谷。

有一陣子，我最迷他的文章，因為他的白話文，寫的是一流的，很難得看到拖泥帶水的長句子，或味同嚼蠟的西式語法。這也無怪乎，他曾在文章上自我評價，寫白話文的排行榜上，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我見了他，說明了來意，他聽了之後，笑著說道：「蓋世，你這個『人權行兵』計畫，我反對。第一，你不適格，你又不是當事人啊！第二，對象不對，你千里迢迢，由屏東一路走上總統府，你要呈給蔣總統什麼聲明？他就是該打倒的對象啊！」

他是社會的名人，蔣介石時代的政治犯，黨外雜誌上犀利的巨筆，而我只是初出茅蘆的小伙子，雜誌社裡的新手，能夠與他見面，我已經很高興了，因此他怎麼說，我就隨他說，也不便跟他辯駁。

我只有一個很簡單的邏輯，人權行軍草案是我擬的，雜誌也發表出去了，我不想抱怨別人做不做，我總得自我實踐，以自己的雙腳，來檢驗自己的主張。因此，跟李敖說聲再見後，他雖留給我很好的印象，但我並沒有改變我的想法。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6 學習台語（下）

    
    　八月二十七日，我第一天上班，就參加《台灣潮流》的編輯會議，會議中，我提出來，我想寫一系列的專題報導：「世界各國反對派的活動」。于良麒總編輯贊同我的意見，就叫我去搜集資料，動手去寫。從何下手呢？就從我們最鄰近的國家，菲律賓的反對運動開始吧。

 　　當天晚上，我馬上去中國時報，找我的台大政治系同班同學張所鵬。在大學裡，我們是非常要好，兩人又同時酷好文學，喜愛跑步，他幹過台大政治系學會總幹事，台大畢業，考上政大東亞關係研究所，而後到《中國時報》任職。我找到了他，他很親切的協助我找資料。

       《中國時報》所做的簡報工作，相當完備，我要的是有關菲律賓的政治，一整個檔案夾，由一九八三年一月到一九八四年八月，凡是有關菲律賓一年半來的政情簡報，大都搜集在這裡。那個晚上，我從頭到尾翻過一次，菲律賓的民族英雄艾奎諾，返鄉不成，血濺馬尼拉機場的事蹟，讓我感觸良深。 

　　死亡是什麼呢？如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所說，死亡是------「那一去不返而未經發現的異鄉」！ 

　　看完了那一本簡報，就好像似看了一部驚心動魄的政治風雲錄！艾奎諾的死，使得菲律賓的反對派勢力風起雲湧，而艾奎諾遺孀柯拉蓉女士，自然而然成了反馬可仕政權的領導中心。 

我一邊看簡報時，特別注意一位人物，那就是艾奎諾的弟弟，他的活動力很強，擅長搞示威遊行，後來又繼承他哥哥，而當上了參議員。艾奎諾遇刺身亡之後，他的弟弟曾經發起一項「長跑示威」，他率領一群人，由艾奎諾的故鄉，穿過軍警層層的阻撓與打壓，一路長途慢跑，最後抵達馬尼拉機場，他企圖喚醒菲律賓人民，不要忘記艾奎諾血濺馬尼拉機場的事件，人民應該繼續站起來，反抗獨裁者馬可仕。 

　　菲律賓能，我們為什麼不能？

　　艾奎諾弟弟所發動的長跑運動，給我一個啟示，只要有組織，有動員，找一群人長跑，所花的成本很低，只要敢，就可以上媒體，就可以影響更多的人民。這個構想，我想了好幾天，愈想愈興奮，興奮到有一天，午睡時，在床上翻來覆去就是睡不著！ 

那天晚上，吃過了飯，我就找雜誌社同事謝志祥討論。他讀台大電機系，是我台大大陸社的學弟，人很聰明，留著一撮鬍子。我們那時候的黨外雜誌界，有不少台大前後期的學長學弟，一個拉一個進來，因此，有時一家黨外雜誌社，裡面清一色都是台大畢業的。有時我們會碰到一些關心的朋友，問這樣的一個問題：「你是台大畢業的，為什麼不出國留學？唉，真是『呆呆』！」 

　　我跟謝志祥提出了﹁長跑運動﹂的概念。他比我早進雜誌社幾個月，對黨外雜誌的現況，也比較了解，而我呢，好像初生之犢，一股熱情，只想往前衝。我向他說服道：「……這個構想可以的話，我們要趕快成立『長跑運動籌備委員會』，為長跑運動來籌募基金，以長跑來當做我們現階段奮鬥的目標，更可考驗我們黨外新生代動員組織的能力！……」 

　　他沒有潑我冷水，但也沒有感到很大的興趣。

　　第二天，我費盡心血，完成了我在黨外雜誌的處女作，「菲律賓反對黨組織動員------艾奎諾事件」。初出茅蘆的我，完成這篇稿子，興奮無比，就好像我為台灣的反對運動，找到了一把通往自由之門的鑰匙。那天，我又找于良麒談，問他是不是可以一起來推動？ 

「長跑運動？」于良麒瞇著疲憊的眼睛，露出慣有的笑容，婉轉說道：「你這意見是很好，不過，我現在忙著編聯會，比較難分身，長跑運動這事情，暫時緩一下吧！」 

　　總編輯這麼一說，我還是不死心。過一會兒，許榮淑由外頭回到雜誌社，我找到機會，主動再跟她提起。她對於我長跑運動的構想，不置可否，倒花了一些時間，向我說明，她的台中服務處，辦一些活動，老是遭到警備總部的阻撓，她愈講愈氣，愈氣就講愈多……，我也插不上嘴，只是靜靜的聽，然後把擠在喉嚨裡的長跑運動計畫，再度吞了下去。 

　　許榮淑，屏東人，師大畢業，原本過著相夫教子的平靜日子，美麗島事件之後，她以受難家屬出馬競選，高票當選立法委員，再度競選，又以十九多萬全國最高票，連任成功。張俊宏關在軍法監獄，許榮淑擔任立法委員，又身兼父職，每天過日子，就像在跟時間賽跑，忙碌非常。 

不過，再怎麼忙，輪到會客的那一天，她常常煮一鍋雞湯，提去給她的先生張俊宏，當時，我只是對他們革命夫妻的處境，感到同情，日後，直到我自己親自入獄，才深深的體會到，隔著玻璃，拿著電話筒，匆匆幾分鐘的會面，然後捲簾鐵門降下，揮手跟家人道別，那種親愛家人，鐵窗相隔的滋味。 

　　不過，聽完了許榮淑的訴苦，我的長跑運動計畫，在雜誌社內，就胎死腹中了。

陳定南送我一本書……

文／邱斐顯

陳定南走了。台灣政治史上，一位備受推崇的楷模典範，留給台灣人民無限的追思與悼念。

2006年11月5日下午，我在電腦上工作著，透過網路，得知陳定南過世，我的心抽痛了起來。那時候，蓋世正好有事外出，我打電話通知他時，他正開著車子，電話中他也震驚地應了一聲：「呃！……」 

早在知道陳定南因癌症住院治療時，我就有個念頭，想去探望他。但是，蓋世認為，探望的人很多，除了親人、家屬、朋友，還有一大堆官場人士。蓋世說：「我們也是過來人，妳生病的時候，最需要的就是休息、調養。他也是。讓他享有一個平靜的療養生活吧！」 

我記得，1993年11月，我和蓋世結婚時，當時，陳定南是立法委員。他之所以讓我印象深刻，是因為他送了一本書，給我和蓋世當結婚禮物。蓋世和我兩個人都非常喜歡看書，但是，在我的生命經驗裡，把書當成結婚禮物送人，我只遇到陳定南一個人這樣做。
 

或許他認為蓋世在街頭運動闖蕩多年，因此送書表示祝福。這本書上有著他與夫人張昭義的親筆簽名。他的舉動，間接教導我們對婚姻承諾的神聖性。 

2006年11月9日，下午4點多，好友邱萬興（小邱）打電話來，對我說：「斐顯，我在民視新聞台，看到他們播出過去陳定南唱著台語歌謠------【快樂的出帆】的電視鏡頭。那是林炳煌提供給民視的陳年錄影帶。我突然一股衝動，跑去翻找十多年前的底片。」小邱愈說愈興奮。


「記得嗎？那次，林炳煌邀一些立委候選人去中廣攝影棚，錄製他們唱著台灣歌謠的錄影帶。除了林炳煌和那些專業的工作人員外，就只有我們兩個在攝影棚幫他們。我拿相機，妳拿家用攝影機去拍他們。記得嗎？」

陳定南唱著【快樂的出帆】，林炳煌手中拿著大字報，為他提詞，邱斐顯在一旁以攝影機拍攝。



記得！我當然記得！那一次，我和小邱，一整天耗在中廣攝影棚，陪著這些我熟稔的立委們練唱，幫他們打拍子，幫他們提詞，幫他們拍攝錄影NG鏡頭。鏡頭裡，有盧修一、陳定南、陳水扁、謝長廷、葉菊蘭、魏耀乾等人。

這些從事民主運動的民進黨立委們，在演講台上，經常口沫橫飛，講得頭頭是道。誰知道，一進了攝影棚，個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因為棚內有樂隊伴奏，他們又求好心切，不希望自己的歌唱成果表現太差，所以，每個人對自己手中的台語歌謠，練了一遍又一遍。

我和小邱甚至因此機緣，而認識了曾經得過五燈獎歌唱大賽總冠軍的孫德銘先生。那天，孫德銘在攝影棚內，擔任義務指導。尤其陪著陳定南，不厭其煩，一句一句地抓著旋律，唱著歌詞。這些立委中，盧修一和陳定南都是出了名的「完美主義者」。

看著十多年前的照片，再比對著當前的局勢，真的叫人感慨萬千。陳定南去世後，家屬遵照他的遺囑，於72小時內火化。陳定南對自己後事的處理方式，不但令我敬佩不已，也讓我百感交集。

我的父親於2003年12月27日過世。父親過世後，因為年關將近，殯儀館的殯葬時間安排上不甚容易。要嘛，就要安排得早，不然就要拖很久。最後我們選擇2004年1月8日，為父親舉辦告別式。

比起近幾年來，兩位伯父，或是三叔公、三嬸婆，父親從過世到舉行告別式，時間之短，是這些過世長輩之冠。父親告別式之後，一些親友在言談之間，無意中，常會不經意地對我母親提一下：「怎麼這麼快就辦告別式了。」


這種話，在父親剛離開人世的半年內，幾乎成了我內心自責的根源。甚至在這兩三年間，有時想起父親的告別式，我還是難以揮去內心的傷痛。現在，看到一個令台灣人民尊敬的陳定南，能如此豁達於自己的後事，甚至成為未來人們舉行告別式的楷模。我還能再自責嗎？
 

有關陳定南的相關報導，請參考【綠色年代影像館】部落格。
http://www.wretch.cc/blog/feidy


本文已收錄於：

《想為台灣做一件事：台灣價值訪談錄及心情紀事》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86824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6 學習台語（中）

　　有一天，我自己一個人，跑去台北市長老教會的雙連教會聽演講。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在美麗島事件中，他藏匿了國民黨欽命要犯施明德，而被捕入獄，過了幾年，他出獄了，雙連教會為他舉辦這場釋放感恩禮拜。

　　當晚，雙連教會樓上樓下，擠滿了人群，我坐在樓上，懷著很虔敬的心情，看著講台上的高俊明牧師。他原可以避免這場牢獄之災，他也可以避免妻離子散，但為了救施明德，個人的安危，卻置諸腦後，這種宗教家的情操，讓我對他肅然起敬。

　　聽完了他的演講，我深受感動，也暗地讚嘆：

　　「太美啊，太美啊！伊的台語，實在足優雅！……平平是台灣人，為啥米伊會當講彼呢美，我講的卻彼呢無輪轉！……希望有一工，我會當像伊仝款，發表優美的台語演講！……」

　　我決定要練好台語。當我的朋友，參加托福補習班，聽ICRT，我卻每天帶著隨身聽，聽自己錄下的台語廣播劇，如吳樂天「廖添丁」、或俊明等廣播名嘴的歷史講古。聽這些台語廣播劇，就練台語而言，是有幫助，可是廣播劇本身，不是打打殺殺，就是充滿怪力亂神，再加上講沒幾分鐘，就來個「人蔘大補丸」、「強精固腎丸」等藥物廣告，誇大不實的藥效，疲勞轟炸的廣告術語，聽久了，也挺厭煩的。

　　有一天，我跟許榮淑的小兒子張容彰聊起，說我想練台語演講，他眼睛一亮，跟我說道：「江叔叔，我爸爸留下一些台語演講錄音帶，你可以拿來聽聽！」

　　那時，他爸爸張俊宏人還在軍法監獄裡，我們的台灣潮流雜誌社，就在他和平東路的住宅內辦公。張容彰翻出了他爸爸留下的錄音帶，大都是美麗島時代，那些黨外人士的政見演講帶，有康寧祥、康水木、張俊宏……等人。

看到這些台語演講帶，我如獲至寶，因此，每次雜誌編完了，也不急著馬上回家，就窩在張容彰的房間裡，一遍又一遍的反覆聽那些錄音帶，我把這個當做一大樂趣。當時，在三台的台語節目裡，是可以學點台語，但中午時段，常常只有半個鐘頭的台語笑鬧劇，晚上，每一台也只能有半個鐘頭的歌仔戲，或台語的鄉土劇，從這些節目，所學的台語辭彙，要運用到政治上，並不夠用，因此，我把所能聽到的台語政見錄音帶，當做很重要的學習寶庫，經常反覆的聽，反覆的對嘴練習，好像在學習外國語言一樣。

　　我這樣牙牙「學台語」，進步了多少，除非別人指正，自己也不太清楚，因此，我在家裡，弄了兩部錄音機，當做道具。首先，我用第一部錄音機，放康寧祥的演講錄音帶，然後戴上耳機，再找一面鏡子，放在桌前。

錄音帶裡的康寧祥，用那粗獷吵啞的聲音，呼籲人民支持黨外運動，他講一句，我就跟著唸一句，遇到一些我並不常用的詞彙，如「通貨膨脹」、「低下階層的心聲」……等等，我就倒帶，再重新唸一次。

另一方面，桌上也擺了另外一台的迷你錄音機，把我的對嘴式「鸚鵡演講」錄了下來。不只這樣，前頭擺著一面鏡子，我可以一邊講一邊觀察自己的嘴型，碰到我特別不輪轉的詞句，我愈注意聽錄音帶。唸了十幾二十幾分鐘，我再把迷你型錄音機拿來倒帶，接著，聽聽看吧，自己的台語進步了多少！

　　我媽媽有時候會問：「蓋世，你佇內面做啥米代誌？房間門關密密，匿佇內面唸啥米咧？」

　　原來是我在裡頭，悶了太久，又不斷唸唸有詞，我媽媽搞不懂我在玩什麼花樣。

　　「嘸啦！我是在學台語演講！」我笑笑的答道。

　　兩台錄音機，一面鏡子，聯合在一塊，這也不是什麼大發明，我卻感到非常的得意，我能夠在自己的家裡，用這樣簡易的設備，來糾正我的台語發音，來鍛鍊自己的台語演講，這真是生活的一大樂趣。

（未完待續）

邱斐顯短篇小說創作

《素月的淚珠》-7

七、選戰尾聲（下）

她看著陳振聲，覺得他好像還有話要說，卻又就此打住了。素月很明顯地感受到他的關心，她因此而感動。她回想起上一次助選時，正傑和她都各忙各的，正傑把所有的心力都花在助選事務上，根本無暇來關心家人的感受和自己的健康，更不用說會體貼素月了。她記起以前她曾經規勸過正傑忽略家人的缺點，沒想到此刻居然都應驗到自己的身上。

「妳沒忘記吧﹖去年有一位候選人努力打拼地經營選舉，好不容易當選了，沒多久他卻因病去世了。妳說，健康重要還是選舉重要﹖」陳振聲善意的關懷讓素月啞口無言。

離選舉日不到七十六小時了，碰巧這幾天來的天氣很不穩定，總部裡很多人都得了流行性感冒，由於大家都不敢放鬆，很少人因此而缺席，結果是總部裡咳嗽聲頻仍不斷，感冒的人愈來愈多。總部裡大家正在傳著一個笑話：「這一定又是國民黨搞的，他們怕輸不起，乾脆在空氣中施放病毒，讓我們都生病，削弱我們的抵抗力。」這種笑話很「阿Q」， 不過，在競選壓力不小的工作環境中，多多少少還是有紓解壓力的作用。

到了選舉前一天，整個選舉活動的氣氛彷彿達到高潮一般，街道上人車鼎沸，宣傳車一輛接一輛地排列著，有的已經在播放音樂，有的正準備播放錄音帶墾請賜票。遊街拉票的活動就要進行了，卻見黃總幹事在一旁焦急地等候著。原來候選人還沒有到。要當一個候選人還真不簡單，沒有足夠的體力的話，要撐過一場選舉也很不容易。等了好一會兒，候選人終於拖著一臉的倦容和一付沙啞的聲音，姍姍來遲地及時出現在黃總幹事的面前。素月真是替他可憐。

半個小時不到，競選總部的夥伴們幾乎都跟去遊街了，只剩下素月和幾個歐巴桑留守在總部。歐巴桑們難抑她們對素月和陳振聲的好奇之心，正私下吱吱喳喳地談論著。其中有人打算開口問她的時候，離素月最近的電話卻在此時響起。

「素月，我打了好幾通電話都很難找妳。」是陳振聲打來的，口氣很急。

「怎麼了﹖」

「志遠打電話找妳找不到，只好找我。他說，志祥肚子痛得很厲害，先送學校急診室，好像很嚴重，校方又把他送往醫院去了。」

「什麼醫院﹖」素月一聽，心裡很擔心。

「妳等我，我馬上過去接妳。」

他們兩個人趕到醫院後，醫生說小孩子因為吃了不新鮮的食物，而導致食物中毒。看著志祥臂上吊著點滴，素月內心自責不已。她很久沒有好好煮一頓飯給小孩吃了。自從忙選舉，她就很少有時間在家裡吃晚飯，不是買便當，就是讓小孩自己到外面吃。她記起幾天前陳振聲給她的勸告，心裡很懊悔沒有多花一些時間照顧自己的子女。

志祥還需要留在醫院多休息兩個鐘頭。素月已經打算不回競選總部去了。她掛一個電話到總部告訴留守的歐巴桑們。這時候，大家都還在忙著最後一天的助選活動，沒有人能體會她一個做母親的心情。

和陳振聲走出志祥的病房後，陳振聲安慰她說：「志祥的情況雖然有點嚴重，但幸好發現得早，運氣還算不錯。反正明天是投票日，小孩放假，志祥正好可以多休息。」

「謝謝你這些天來幫我照顧小孩。助選的事已經告一段落了，現在起，我要好好陪陪小孩了。」

「那麼，我還能陪陪妳的小孩嗎﹖」

「怎麼那麼說呢﹖」

「妳不反對囉﹖」陳振聲希望得到她肯定的答案。

「我怎麼會反對﹖」

「這樣好不好，後天是禮拜天，我們帶小孩去關仔嶺玩一玩吧﹖」

素月想起他們第一次約會就在關仔嶺，不知陳振聲的心裡在想什麼，她不願再多猜想，就讓它順其自然吧！她點點頭，卻聽見陳振聲神情愉快地哼著一首她很熟悉的旋律----很久以前他常常唱給她聽的「關仔嶺之戀」。

  全文結束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1-6 學習台語（上）

　　有人說，「當兵一隻蟲，退伍一條龍」，我雖然沒有猛龍過江的得意，卻有得到解放的快感，畢竟，離開了軍中的封閉社會，我可以暢懷高歌，不必擔心，唱錯了歌譜，遭來上面的批判。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退伍後第四天，我馬上就去許榮淑立委的《台灣潮流》雜誌社報到。許榮淑曾創辦《深耕雜誌》，集合了當時的黨外青年才俊，如邱義仁、林濁水、林正杰、林世煜……等人，形成了黨外運動強而有力的言論機關。

後來，為了一些因素，深耕解散了，邱義仁等人另創新潮流雜誌社，而林正杰則另組前進雜誌社。許榮淑在深耕解散了之後，她邀請了于良麒擔任總編輯，把雜誌名稱改為「台灣潮流」，再重新出發，我就是在那段雜誌社重整時期，加入黨外雜誌的陣營，成為黨外運動的新兵。

　　我從來沒有讀過什麼新聞採訪的理論專書，可是，我一進去上班，就得背著相機，拿著錄音機，開始幹起採訪記者。我喜歡不恥下問，不懂的，我就找人問，採訪工作，還難不倒我，可是語言方面，卻碰到了難題。

　　我是桃園大溪人，從小就講台灣話。我六歲的時候，全家搬來台北，七歲上小學，就讀於當時頗具盛名的西門國小。那所國小，嚴格的貫徹國語政策，同學若在學校，不小心講出了台灣話，老師會罵「不可講方言」。我幼小的心靈裡，國語是正統的，是官方的，是上流的，而我的母語，竟成了方言，不入大雅之堂的，是該被處罰的。

就這樣，我從西門國小，到延平初中、建國高中、台灣大學，全部的求學過程中，我都一直使用「國語」，除了日常生活，跟家人講話聊天之外，我不常說台灣話，我甚至害怕讓別人聽了我講話之後，指出我講的是「台灣國語」，我會感到很不好意思，我這麼拚命的練習，聽相聲，學京片子，到頭來，還是被人家聽出我的台灣口音！

　　我對於黨外運動，並不陌生，因為人在軍中時，每個禮拜固定出刊的黨外雜誌，我都不會放過，黨外運動裡的政治明星人物，雖然沒有正式接觸過，但他們長相，他們的政治主張，我都略知一二。

　　九月十二日，我去訪問黨外編聯會新任會長邱義仁，請他談黨外運動的組織與動員。那時，我暗地詫異：「奇怪，政治學上的一些專門術語，為什麼他能用台灣話表達，而且講得那麼流利？」

接著，我陸陸續續採訪很多黨外人士，我發現他們溝通的主要語言，就是台語，不管是政治學或經濟學，一些專有名詞，台語照樣表達的出來，而我呢，拿起報紙的政治新聞，用台語唸，一路踉踉蹌蹌，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不但舌頭吃螺絲釘，偶而腦袋出現一片空白，只得張口結舌，或再回過頭用北京話唸出來。

　　當時的黨外運動，是國民黨極力打壓的本土反對運動，因此黨外人士被迫害情結很重，深怕圈子裡面，有國民黨派來臥底的「爪爬仔」。因此，黨外陣營一有新進人員加入，除非是有資深的黨外人士引介，否則總會引來一陣的懷疑，「他是誰？那裡人？以前在幹什麼？……」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台灣籍的菁英，慘遭國民黨屠殺，而播下了省籍仇恨的種子，那種仇恨的情緒，一直延續到一九八○年代。

　　黨外陣營雖然不強調「血統純正」，但不可否認的，除了費希平、林正杰等人，其餘的黨外領導階級，清一色都是本省人。像我跑到中南部，與當地的黨外人士聊天時，他們的談話裡，常常把外省人稱做「鴨山仔」、「呷餿仔」、「咬柑仔」、「外省豬」等。

如果有外省第二代，認同黨外政治改革的理念，想要投身黨外運動，常常私下會遭來他人的質疑：「彼個鴨山仔敢無問題嗎？看伊少寡怪怪咧？……」

　　我的父母都是桃園大溪人，講起來，我應是「血統純正」的台灣人，但我那外省腔調的台語，給我帶來一點困擾，剛開始跟黨外人士認識，常會碰到這樣的問題：「阿你家是叼位人？……啥米？你也是台灣人！汰也歸嘴番仔腔帶彼倪重咧？……」

　　剛開始，我會費力的解釋：「我是正港台灣人啊！只是，六歲以後就搬來台北，從小到大，在學校裡都講國語，所以……唉，歹勢啦！我以後會打拚，好好的去學！」

　　過了一陣子，人家問我同樣的問題，我也懶得去解釋這麼多，畢竟，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國民黨三十年來的國語政策，配合強而有力的廣電媒體，獨尊北京話為國語，而壓迫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其他族群的母語。像我的朋友，中南部上來的，在校的時候也都是用台語交談，所以長大出了社會，講台語是件輕鬆的事，但對我們這些在台北長大的小孩，卻沒有那麼幸運，從小的教育，告訴我們方言是不好的，講方言的人，好像電視粗俗劇裡頭，阿匹婆、阿西、素珠、脫線……等電視演員，笑鬧劇中所扮演的中下階級人物。

（未完待續）

邱斐顯短篇小說創作

《素月的淚珠》-7

七、選戰尾聲（上）

自從進入選戰的倒數第十天起，競選總部的夥伴們就好像進入備戰狀態一般。這就是所謂的選舉活動期間。候選人及助選人員特別希望利用這十天的時間好好地衝刺一番。

白天，競選總部裡門庭若市，人潮川流不息，車隊遊行的活動一波接著一波，鞭炮聲隆隆不絕於耳。競爭對手的車隊經過總部時，有的有禮問好，有的無禮叫罵。在街上一眼望去，到處可見黨旗和寫著候選人名字的旗幟，在馬路中間的分隔島上飄著；候選人的宣傳海報則在路旁的牆壁上、樹上張貼著。

下午，一些工作人員便忙著摺疊由文宣小組所設計、印製的傳單。義工們每次陪著候選人出門去挨家挨戶拜訪時，就攜帶許多文宣品去沿途散發；此外，政見發表會也是他們散發傳單的好時機。目前堆放在競選總部的文宣品還有兩、三千份。下午四點左右，又有一批新的傳單運到，總數約有三萬份。於是大家又手忙腳亂地重覆著摺疊傳單的機械性動作。

素月正在數錢，是要付給印刷廠的傳單印刷費。有位來幫忙的中年婦人看到這情形，嘆了一口氣說：「錢，錢，錢，這些傳單都是用錢換來的。但是這些傳單能換來幾票，那可就難說了。」

另外一位更年長的老先生則接著她的話說：「妳才知道！現在是資訊社會的時代。這些傳單只不過提供人民更多選擇的資訊而已！最後還是得由人民自己決定要投票給誰才可以。這才是民主政治的方式。妳想想看，那個賊仔國民黨，老是叫一些有錢有勢的『金牛』﹑『鑽石牛』來參選，嘴巴講得很好聽，電視廣告也做得很好看，說什麼『我們不賄選』﹑『我們不買票』，根本就是騙人的，根本就是黑白講講的白賊話。那些候選人都是找里長去送紅包。三百、五百、一千、兩千，送到阿公阿婆的手上，那些收了錢的阿公阿婆，哪個人敢不投票給他們呢？唉！台灣人就是這麼好騙、好欺負。有這種歪哥的執政黨，老是要靠買票、做票的手段來贏得選舉，台灣能有什麼民主政治﹖」

那位中年婦人回答他說：「阿伯，就是因為我們都不希望國民黨老是不下台，所以我們才要來幫民進黨啊！」

素月聽著他們的對話，臉上浮起淺淺的笑容，這些長輩的見識比起電視上那些昧著良心、睜著眼睛說瞎話的國民黨打手學者強太多了。

「記得回家去告訴家裡的老人家，以及左右鄰居們，可別被錢收買了。」老先生才剛說完，似乎又想到什麼，眼光投到素月身上，說：「周太太，尤其是妳，回去叫妳的公公婆婆別投票給那些買票的候選人吧！否則可真枉費妳和妳先生兩個人這麼熱心地幫民進黨助選。」

聽到老先生這麼一說，素月尷尬地搖搖頭說：「我也不希望如此，可是我也沒辦法，我和他們老人家實在溝通不來。」

「以後有機會的話，帶他們來競選總部，或是到服務處走一走。妳一個人改變不了他們的觀念，我們一群人總可以慢慢改變他們。否則，我們這麼用心地支持民進黨，卻連自己最親近的親人都無法被我們所影響，豈不是太失敗了﹖」老先生的話的確有道理，素月覺得很慚愧，這方面她是沒有努力過。

晚上，競選總部裡的十線電話，直到午夜十二點幾乎沒停過，有的用電話聯絡事情，有的用電話忙著拉票。而十二點過後，還有許多瑣瑣碎碎的雜事待收拾或待檢討，大家每天幾乎都熬夜到凌晨兩、三點。素月也不例外。在這些忙碌的日子裡，幸好有陳振聲陪著她，一方面讓她沒有交通不便的煩惱，另一方面他也給她很多精神上的支持。甚至當他在競選總部幫不上忙時，他就先回她家去陪陪她的小孩。

素月認真地向陳振聲道謝過幾次，都被他嘻嘻哈哈地打發過去，反倒是有一次，他提醒她別忽略了自己的健康，以及和家人相聚的時間。

「妳這樣天天熬夜，身體怎麼受得了﹖」

「別人不也都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