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寧 cafe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6龍山寺風雲錄（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天剛破曉，一群遠從南部來的黨外人士，悄悄的走進龍山寺……。

　　動盪的時代，不安的一天。

　　台北市的龍山寺，四週商家，警方早已下令，五一九當天不要營業，因此，原本熱鬧非凡的龍山臨時商場，家家戶戶，鐵門深鎖。正對著龍山寺前面，更有人在商家前面，懸掛著紅色的抗議布條，反對黨外人士的示威，上面寫著，如：「請不要來破壞地方秩序」、「請不要來影響我們生意」等。

　　早上九點多，來自全島各地的黨外人士群聚龍山寺廣場，人人頭綁綠絲巾，手拿綠色抗議布條，大家心裡又是興奮，又是緊張。雖然，我們對外宣稱，將要把大隊示威人馬，帶去總統府廣場，可是我們心裡明知，這一段坎坷路，實際的距離並不遠，但走起來，可能相當久，因此，不少人暗地憂心忡忡：「走得出去嗎？……」

　　早上十點，黨外示威陣容擺妥，公職率領，準備大步踏出龍山寺大門時，警方派出上百名警員，將龍山寺前的鐵門團團圍住，不讓示威群眾越雷池一步，更在龍山寺外面的道路，形成另一圈更大的包圍圈，透過一層警察人牆，將圍觀民眾，阻隔於外，不讓他們進來參加。

        那時，是高度威權、白色恐怖的時代，警方只派出女警大隊與身穿卡其布，頭戴白色鋼盔，手持警棍的警員而已，而且，堵住大門的總警力不超過一百位，若依現在示威群眾的標準而言，這樣單薄的警力，一陣衝撞，就可將他們衝垮，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又足以證明，以那樣少的警力，竟能把一大群黨外領導精菁與群眾，團團圍住，使其乖乖就範。這一點，就足以說明，白色恐怖時代，人民是多害怕政府的威權統治！

　　隊伍開拔，鐵門後的群眾，就有人喊，「衝啊！」，可是前面的巨大鐵門已經鎖上了，警察又組成四、五道人牆，大家不得其門而出。

　　這一天的實際領導者是鄭南榕，但他事前透過臨時性的組織，推出當天的執行委員會，事實上，這個委員會是空的，實際的運作還是鄭南榕為主的黨工系統，因為許多黨外公職人員，事先都無法評估，領導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一旦國民黨翻臉，後果將如何呢？沒有人知道。

　　警方與群眾，隔著鐵門互相推擠，一位高級警官，拉著喉嚨大喊：「今天的集會，是誰負責的？請他出來一下！」

　　結果，擠在前面的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時間卻愣住了。那時，我正站在立法委員江鵬堅的旁邊，只見他擠得滿頭大汗，對著那位警官說：「好啦，是！我來負責！」

　　江鵬堅站出來，擔任當天示威的總領隊，他踏出這一步，扛下示威的重責大任，也為他後來的政治發展，奠下了無人可比的基礎，他領導了這一場轟動海內外的示威，而後也成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的創黨主席。

　　這一場反戒嚴示威，雙方打了一場長達十二小時的持久戰，由早上十點，僵持到晚上十時，由白天，戰到黑夜，由豔陽高照，汗流浹背，戰到傾盆大雨，如落湯雞，而又雨過天晴，烈焰懸空，地上雨水蒸發，柏油路面曬得燙腳，而示威者身上的衣服，由乾而濕，由濕而乾，汗水、雨水、淚水，攪和成一片……。

　　國民黨採取包圍的消耗戰，也不攻擊，也不驅除，也不抓人，只佈下天羅地網，示威者你要出去，可以，讓你出去，晚來的黨外人士或旁觀的民眾，你想進來，對不起，門都沒有，除非你硬闖。因為黨外人士，過去沒有打過這樣漫長的持久戰，漸漸的，有的人，熱的受不了，有的人，餓得發昏，而鄭南榕這邊，也沒有料想會有這樣的場面，糧食飲水的後勤補給，事先都沒準備。於是，困守在龍山寺廣場的黨外人士，透過麥克風，向龍山寺外的民眾緊急呼籲求援。

　　當時，示威現場分成兩個場景，一個是內場，以公職人員為主，手持綠色的橫布條，在龍山寺廣場內靜坐，另一個是外場，少數的黨工，及一大批國內外的媒體記者，就站在外場，這批人的外面，警方又以一個封鎖圈團團圍住。

　　我身披綠背心，上面寫著「甘地精神」，頭上綁著一條長條的綠絲巾，在外場走來走去。

　　眼看內場的公職人員，遭到團團圍住，不得動彈，於是有人建議：「我們既然走不出去，就讓我們在大門廣場外這條馬路上，拿著布條來示威吧！」

　　於是，我跟蔡有全、蕭裕珍、田媽媽、陳萬富，還有幾位黨工，一起拿著一面綠色長布條，上面寫著「戒嚴就是軍事統治」，然後，蔡有全走在中間，我們就在空曠的第一層封鎖圈內，昂首闊步，高聲大喊，公然「示威遊行」起來了！一時間，引來許多攝影記者猛拍鏡頭，而場內被圍困的黨外人士，也向我們歡呼叫好，就這樣，內呼外應，外呼內應，我們就不再感到孤單無聊，剛開始時的害怕與無助，也消之無形。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下）

也因為黨外人才輩出，讓人感覺，康寧祥幾乎在原地踏步。幾年之後，當他又在風雨之中，以那同樣的粗獷沙啞的聲音，聲嘶力竭的吶喊：「我康寧祥------為了咱------台灣一千八百萬人的------共同命運……」我聽了之後，再也不像當年背著書包去聽他的演講，那樣的感動了。

　　話說回頭，我進到康寧祥的辦公室，跟他說明來意，並問他：「五一九當天，你會不會去參加龍山寺的示威呢？」

　　他只是簡單的答道：「我會在適當的時機，有所表示。」

　　面對這位當年的黨外巨星，給我這樣模稜兩可的答覆，我感到有點失望，也不想再多說，就起身告辭了。

　　五月十日下午四點，我寫了一份《靜坐聲明》，呼籲黨外公政會的公職人員，加入龍山寺的五一九綠色行動。當天早上，台北市黨外公政分會成立，他們就在下午四點，於公政會館召開記者會。一群黨外公職人員，都會湊在一起，又有一堆記者，我選定這個時機，來宣傳五一九綠色行動。

　　可是，我算錯了。來參加的黨外公職人員不少，記者也不少，但他們看到我蹲在公政會館樓下的入口處，拿著一幅「五一九綠色靜坐」的海報，好像看到廟口行乞的流浪漢，避之唯恐不及，有的人視若無睹，有的人匆匆走過，少數幾位還會跟我點個頭，而攝影記者，也紛紛擦身而過，只有一兩位記者照個相後，馬上匆匆上樓，我一個人就從下午四點，靜坐到傍晚，再也看不到人進進出出了，我只好收拾收拾海報，悻悻然的離開那兒……。

　　「國民黨將怎麼對付五一九綠色行動呢？抓人、關人、還是運用鎮暴警察把我們團團圍住？」這個問題，沒有人知道，因為台灣實施戒嚴以來，從來沒有人計畫這樣一場反戒嚴示威。

　　五月十八日早上，新店分局長陳良國、巡官郭承憲等一行人，突然跑到我家來，讓我嚇了一跳，以為他們要提早採取行動。

　　陳分局長一臉苦笑，不斷拜託我：「江先生，明天的龍山寺示威，請你不要參加。」

　　我了解他的來意，知道他們不致於輕舉妄動，我繃緊的神經，稍微放鬆了些，就回答他們道：「五一九綠色行動，是我們自由時代雜誌社，不斷的對外宣傳呼籲，我拚命的叫人去參加，我自己怎麼可能不去呢？」

　　他們又一再的央求，說是上面的壓力太大了，請我務必給他們有個交待。看樣子，若得不到滿意答覆，他們是不肯離去的，我只好婉轉的說聲：「好吧，我會考慮的。」於是，他們終於起身，告辭而去。

        其實，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鐵定會參加的，我告訴他們，「我會考慮的」，下面一句話還沒說出來，那就是，「我今晚不會住在新店的家裡，也不會害你們半夜守在我家樓下大門口，被蚊子叮了一整個晚上！」。

　　他們一走，我就趕到雜誌社去。整個雜誌社，為了明天的示威，忙得不可開交，鄭南榕忙著接電話，指揮東，指揮西，他的臉上，並沒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愁容，反倒像是學校的小朋友，明天要去郊遊，忙著準備糖果點心，那樣的興奮快樂。

　　一九八六年的時代，黨外還沒有發動過有組織、有紀律的大型示威行動，鄭南榕他也沒有經驗，為了控制這一次的示威場面，他就調來將近十來個發行書報的小弟，充當糾察隊。

        這支鄭南榕臨時組成的糾察隊，從來沒有經過任何訓練，只是讓他們掛個臂章，有個示別標誌而已，當然，第二天群眾一聚集，鎮暴警察一包圍，這批糾察隊員，就紛紛做鳥獸散了。雖然如此，我還是非常肯定他們的勇氣，因為他們裡面，有的人，只有十、七八歲。

　　雜誌社裡，大伙兒忙得不可開交，我突然看到一大包草綠色的軍帽，頭上有個青天白日徽章的那種。我愣了一下，回頭質問鄭南榕：「這欲做啥米？這是軍帽啊！」

　　
        「糾察隊要戴的。」

　　「按呢無好啦！你叫這寡囝仔，帶軍帽仔，萬一國民黨變臉，煞掠去判軍法，這嘸是害死人咧？」

　　鄭南榕想一想，就說，「那按呢，我將彼粒頭徽剪掉，好否？」，說著說著，他就自己拿起一把剪刀，把一頂一頂軍帽的頭徽剪去。

        我看他剪帽徽的動作，還是深覺不妥！可是，我一向對鎮暴軍警，象徵國民黨的權威，沒有好感，要是在明天的示威場合裡，讓這些糾察隊員，頭上戴這種軍帽，豈不太荒謬了？我只好再跟鄭南榕建議：「 Nylon，我無贊成咱用彼寡軍帽仔，請你擱考慮看覓咧，不要用啦！」

　　
        鄭南榕考慮了一陣子，最後終於接受了我的意見，不用那些軍帽了。

堅定「反戰」信念，羅素88歲坐牢
---我看見台灣老人的身影

作者：邱斐顯 

 
圖片來源：http://www.brainythoughts.com/index.php?s=Bertrand+Russell

英國哲學思想大師羅素，88歲時，為堅持自己的理念---反對核子軍備，勇於與英國政府對抗，不惜付出必須坐牢的代價。（註：羅素1872年出生，1970年過世，享年98歲。）

2006年下半年，是我人生中相當灰暗的一段日子，許多我這一輩子從未經歷過的感受，一波一波地來襲，讓我難以招架。幸好，蓋世不斷地在我身旁鼓勵與打氣，讓我渡過人生的低潮期。為了讓我轉移注意力，他建議我讀《羅素自傳》。直到年底前，我才從圖書館借來了厚厚三大冊的《羅素自傳》。

剛開始看時，我只想多了解一個世界偉人的傳記，看他一生的經歷，看他如何應付人生危機，如何面對人生困境。沒想到，一路讀下去，我卻發現，《羅素自傳》深深地吸引著我。

羅素不愧是近代人文主義的先驅。他不但具有哲學思維，也勇於為自己所堅持的理念而奮鬥。他甚至不惜為「反戰」、「反徵兵」、「反核子軍備」等理念而坐牢。

1914年，羅素42歲，開始在英國各地發表反戰演說。1916年，他44歲，因支持「反徵兵運動」，不僅被法庭判處罰金一百鎊，同時也被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開除他的教職。1918年，他46歲，因繼續支持「反徵兵運動」，再度出庭，被判六個月徒刑。

1961年，他88歲，發動靜坐示威，反對核子軍備，被英國政府判兩個月徒刑。後來，政府因輿論壓力，以及考慮88歲年邁的羅素健康之故，兩個月徒刑遂減為七天。 


羅素在他的自傳裡寫著： 

1961年2月18日早晨天色陰暗寒冷，而且下著毛毛雨，我們的心情為之低落。如果雨勢轉大，參加示威的人數勢必減少，儘管主要的人員大多已立誓參加。但是當我們在特拉法加廣場集合時，那裡已聚集了一大群人。
 
人群到底有多少人，不可能明確地說出來。根據新聞界、警方和「百人委員會」的計算折衷，大約有兩萬人。演說進行順利而且迅速。然後人群開始遊行至政府機關所在地，由一面大旗幟做前導，百人委員會組成的糾察隊維持秩序。隊伍中包含原先已在特拉法加廣場的五千多名內心洶湧澎湃但外表冷靜嚴肅的群眾。 

我們遊行到了一個地點，遭到警方攔阻。警方企圖以妨礙交通的理由，阻止我們前進。然而這個理由顯然站不住腳，遊行隊伍繼續前進。最後，五千多人在國防部外走道上或坐或躺。我們在那裡坐了大約兩個三時，直到暮色低垂，很堅強而安靜（即使並非完全安靜）地抗議政府的核子政策。

很多人來加入我們，而有更多的人過來看我們，當然新聞界和電視記者更是蜂擁而至。當有人傳話說「所有的遊行者都已坐下」時，史考特、舒恩曼和我立即將我們準備好的一份佈告，貼在國防部的大門上。我們知道政府已要求消防隊用水管對付我們，所幸消防隊予以拒絕。
 

六點一到，我們便宣布結束這次靜坐示威。人群中響起一片歡呼。當我們在暮色和燈光中離去，經過歡呼的支持者身旁時，我感到很高興------我們已完成了我們當天下午出發時想要做的事，我們嚴肅的目標已經公諸於世。人們對我的歡呼，當我走過時，他們對我大叫「他是個大好人」，也令我感動。
           
---------------------摘自《羅素自傳》第三卷 p. 142~143  
 

編完了《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之後，看到羅素自傳裡的這段文字時，我的感觸很深。國民黨政權的戒嚴統治之下，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陸陸續續有大規模走上街頭的示威行動。台灣的黨外人士，為了台灣社會的民主、自由，一再與國民黨政府對抗時的情境，和當年哲學大師羅素，為了「反核子軍備」的理念，而與英國政府對抗的情境，頗為相似。只是時間晚了20年。 


1961年8月6日「廣島日」，「百人委員會」安排舉行兩次集會：一是上午在倫敦政府街第二次世界大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的獻花儀式；另一是下午在「大理石拱門」集會演說。…………在海德公園舉行的集會，生氣盎然。警方根據公園管理條例，禁止我們使用麥克風。這條規矩，警方先前多次對別的集會活動視而不見，但對我們卻堅持到底。我們決心嘗試使用麥克風，一部分是因為我們知道必須使用麥克風，才能讓更多的人聽到我們所說的話；另一部分是為了顯示公園管理條例執行上的矛盾。畢竟，我們是個致力於和平抵抗的團體。
 
因此，我開始透過麥克風演說。一個警察悄悄提出抗議。我堅持。那個警察將麥克風拿走。這時我們將集會延後，宣佈要遊行到特拉法加廣場去繼續舉行集會。這一切是我們原先計畫好的，而且計畫執行相當成功。我們沒料到的是，當群眾沿著牛津街前進時，突然下起了一陣大雷雨，而且持續到廣場集會的大部分時間。
 
一個月之後，有天下午，我們開車在北威爾斯兜風回家之後，發現一位神情雖然很尷尬，但卻愉快的警官，他跨坐在摩托車上，車子就停在我家門前。他是送傳票來給我太太和我，傳我們於9月12日到波爾街法庭去接受審訊，罪名是煽動大眾和平抵抗。

------------------------摘自《羅素自傳》第三卷 p.145  
 

讀到這段文字，我非常感動。一個睿智的老人，一個人文主義思想家，即使到了88歲的高齡，仍為堅持自己的理念，奮不顧身，勇往直前。世界上，像羅素這樣為理念堅持的老人，的確罕見。因為有的老人，如果曾經有名，或者曾經有權，常常可能為權、為名、為利，或為了無法公諸於世的個人動機，而改變當年的思想信仰。 
 

然而，羅素是特例，他一直都享有盛名，甚至曾經是諾貝爾獎得主。但為了「反核子軍備」的理念，88歲的羅素，在法庭上面對法官時，不但不懼怕坐牢，還主動表示「故意要被判入獄」。羅素在自傳中提到：


在審訊開始之前，一位警察找遍法院，想找一塊墊枕，給我墊在又硬又窄的法庭木椅上。結果找不到－－這正合我意－－不過我還是感激他的好意。


這是何等的不簡單，一個88歲高齡的老學者，還願意為自己終生的堅持，勇敢走進牢獄之中。透過羅素的自傳，我了解到，一個偉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一向堅持他自己的信仰；而他也勇於為這個信仰，付出他必須犧牲的代價。


在台灣，有許多類似羅素這樣的老人，他們不一定有名，不一定有權，不一定有勢，但是他們只為一個單純的信念，那就是---「愛台灣」，而且打死不退。他們有著羅素不屈不撓的身影。




左起戴斗笠者為田朝明醫師（田爸爸）、田醫師的太太田孟淑（田媽媽），
中間立者為江蓋世，攝影者為邱萬興。時間：1987年。

鄭南榕自焚後，田媽媽高舉鄭南榕遺像，依然走在街頭抗爭。
她的後方，即是田朝明醫師。攝影者為邱萬興。時間1989年。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反抗 2-5五一九綠色行動（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初，許信良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並揚言三個月後「遷黨回台」。許信良的這個動作，引起了島內黨外人士的注意：許信良能不能組成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可不可能？許信良會不會成為台灣的艾奎諾？……這一連串的問題，給台灣黨外的政治圈，激起了不小的漣漪。在當時，許信良給人的評價不一，有人認為他是變色龍，也有人推崇他雄才大略。那時的鄭南榕，正在全島到處宣傳，五月十九日台北龍山寺要舉行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他知道許信良的這個行動，非常高興，就叫我好好追蹤，深入報導。

鄭南榕最氣有些黨外人士，成天喊組黨，喊得轟隆作響，卻沒有半滴雨下來，因此，許信良的呼籲，他立即迴響。

五月八日，鄭南榕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道：「昨晚，我已經傳真到美國，告訴他們，我願意當台灣民主黨在台灣的第一位黨員，你要不要加入呢？」

因為我負責採訪許信良的遷黨回台這件大事，有一些黨外人士，對許信良的這個動作，把他看成又是一樁「膨風」代誌，並不寄予厚望，所以反應很冷淡。

好，鄭南榕當第一號在台黨員，那麼，我就當第二號吧。於是，我就拿起「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的申請書，填寫上基本資料，然後，又在空白的地方，寫上附註：

「請『建黨委員會』負責先生，對外宣佈『遷黨回台』的明確日期。若在限期內未能如期實行『遷黨回台』的計畫，本人將在島內自行籌組反對黨。」

鄭南榕看到我的附註，皺著眉頭，質疑問道：「你要加入就加入，不要就算了，幹嘛加個附帶條款？」

我解釋道：「我非常贊成許信良的遷黨回台計畫，我才會自願當他的在台黨員，我加上那些附註，是表示我自已對組黨的承諾，我不希望他們只是在美國成立的泡沫政黨，甚至只是開空頭支票而已。」

鄭南榕與我響應許信良的號召，自動申請加入「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成為在台的第一號與第二號準黨員，這件事情，在美國發行的台灣公論報，以頭條新聞報導出來。

有位朋友勸我：「鄭南榕官司在身，因此鋌而走險，你年紀輕輕的，將來還大有可為，何必跟著他搞什麼組黨，將來為何被抓、被關，我看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只是輕鬆的回答他，「好玩啊！」，大概是個性使然，我若遇到的壓迫愈大，我就愈想挑戰，若能使壓迫者氣得暴跳如雷，腦門充血，我就會感到無比的痛快。數十年來，國民黨黨禁高懸，能夠衝破它，這是歷史大事，我可不想缺席。

鄭南榕除了在自由時代雜誌上全力宣傳「五一九綠色行動」，他還籌組了一個推動委員會，去各縣市舉辦說明會，呼籲全島黨外人士，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當天，群集台北市龍山寺，進行有史以來第一場反戒嚴大示威。

剛開始，許多黨外公職人員，對這個示威不表樂觀，也很難評估將來的下場會如何，因此，他們的態度並不熱衷，鄭南榕便要求我們，在採訪的時候，逼那些黨外公職人員表態。

五月八日早上，我跑去《八十年代》雜誌社找康寧祥，他不在，我告訴助理，再久，我也願意等。等了一個鐘頭，康寧祥匆匆進來，又在辦公室裡，跟別人討論事情，好不容易輪到我，我懷著緊張的心情進去他的辦公室。

一九七○年代，康寧祥是黨外的超級政治明星，他那矮小但結實的身體，他那沙啞而粗獷的聲音，他那萬人簇擁的政見會，讓許多年輕人，為之崇拜不已。在一九七○年代，他提出削減國防預算，就被整個社會，當成過街老鼠，眾人喊打，也因他這樣的道德勇氣，黨外選民以高票送他進去市議會及立法院。

他的演講，氣勢十足，他的政見會，經常人山人海。我讀建中的時候，也常跑去萬華火車站前廣場，擠在黑壓壓的人群裡，聽他如何控訴國民黨。康寧祥的演講，讓人感到，整個台灣歷史的命運，就扛在他的肩上，他一出場，就有帝王降世的氣勢，例如，他曾經說過這樣的名言： 

　　　　「今仔暗時的風，是為我康寧祥吹的；

　　　　　今仔暗時的雨，是為我康寧祥落的。」

不過，一九七九的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原有的領導者，紛紛入獄，但以美麗島辯護律師為主的黨外菁英，如尤清、謝長廷、陳水扁、張俊雄……等人，投入公職選舉，紛紛高票當選，而成為新興的領導階層，那時的康寧祥，就不再是唯一的，能呼風喚雨的黨外明星了。 

（未完待續）

後記：
 
「入黨申請書」19年後重見天日 

文／邱斐顯

鄭南榕與江蓋世二人，加入「台灣民主黨」的入黨申請書，於1986年從台北傳真到美國之後，由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影印後保存收藏。鄭南榕簽署的那一份申請書，目前收藏在「鄭南榕基金會」，與鄭南榕的其他遺物，一併存放在基金會的櫥窗裡。

2005年，邱萬興和我在整理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1975~2000》一書時，從艾琳達慷慨提供的兩大箱資料中，找到這兩份簽署文件。這兩份簽署文件竟然在19年後，重見天日。邱萬興如獲至寶，隨即將這兩份簽署文件，以數位影像檔案的方式保留下來。

台灣民主運動中，艾琳達因長期協助黨外人士，以致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眼中釘。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幾天，1979年12月15日，艾琳達被國民黨政府強制驅離台灣。直到1990年，經過民進黨多年的努力，國民黨的「黑名單」解禁後，艾琳達才得以回到台灣。

艾琳達表示，箱內許多重要的「民主運動」文件，是過去海外台灣人不斷累積而成的。一九八○年代，她為了救援被抓、被關的美麗島同志，常常馬不停蹄地帶著這些資料，到處演講。「這些資料，可能已經跟著我，繞了地球好幾圈。」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下）

另一位面貌削瘦、皮膚蒼白、身材略矮但體格結實的男子，也對我大聲吼道：「你太囂張了！」看到他們對我這樣惡形惡狀，再看看我身旁的警察，對這兩名男子的恐嚇，視若無睹，都露出事不關己的神情，我心裡想著：「這兩名陌生男子，我跟他們素不相識，也無冤無仇，他們敢公然，專程跑來這裡鬧場，背後可能有人唆使，我跟他們罵回去，又有什麼用呢？算了吧，不要理會他們，也許，台灣戒嚴了卅八年，他們毫不知情！」

　　我心頭想了一想，反倒同情他們的無知，原諒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我按捺住自己的脾氣，露出笑容，走向他們，主動伸出我的手，想跟他們握手，他們一臉憤怒，拒絕跟我握手。然後，我就上了呂國民的車子，胡光明、呂洪淑女跟我們同車離去。

呂國民的車子，一離開桃園火車站前廣場，他就警覺到，有一輛淡綠色轎車，緊跟在後。呂國民是桃園黨外人士的重要人物，他對桃園市街道非常清楚，他擔心後面跟著來的，就是揚言要剁掉我腳跟的惡漢，因此，他就猛踩油門，東奔西竄，企圖把後面那輛淡綠色轎車甩掉，於是，兩輛車子，就在桃園市展開飛車大追逐，呂國民的開車技術不錯，但後面追蹤的人，技術也很高竿，尾隨其後，讓我們甩也甩不掉。

呂國民在情急之下，靈機一動，把車子殺進桃園縣警察局，啊哈！這一招，果然見效，後面那輛車子就不見蹤影了。呂洪淑女是呂國民的太太，她是當時的桃園縣議員，她就立即向警局報案。過了一陣子，警局督察與刑警隊長，從外頭回來，他們跟我解釋：「跟在你們後面的，是我們派出所的警察，是要保護你們的，而不是要追殺你的，請不要誤會。」

　　可是我的心裡，卻搞不懂，若說要保護我們，幹嘛不用警車？若要派便衣，也可打個招呼，表明他們的善意，何苦瘋狂大飆車，非緊跟著我們不可？

　　後來，他們要求我去指認，開那輛淡綠色轎車的人，是不是揚言要殺我的壯漢，我想一想，也沒有這必要了，就想離開警察局，回台北去找朋友，可是督察卻堅持叫警局的便衣人員，保護我回到新店的家，我說不必了，我自己想走，可是督察說，基於職責，他們還是會一路尾隨保護，不然，我要是半途發生意外，他們沒法對上面交待。

呂國民、呂洪淑女他們夫妻倆，也勸我接受警方的保護，兔得壞人真的半路攔殺，他們非常擔心我的安危。我也不再堅持己見，就在四個便衣警員的陪同下，驅車北上，回到新店。剛開始時，心中還存有一絲絲恐懼，因為初入黨外，聽過許多黨外前輩提起，過去國民黨情治人員，對付政治異己的手段，非常可怕……。

然而，一路上我跟這些便衣聊天，內心的緊張，逐漸鬆弛，我跟他們聊起，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待遇，他們的家庭……我覺得，他們就像我們的兄弟的一樣，只不過，他們的工作是警察，而我是黨外，這是基本的不同。

　　四月六日桃園的示威，有驚無險，平安落幕。事後，我把這段經歷，告訴一位桃園黨外朋友，他聽了之後，不禁哈哈大笑，對我說道：「哈哈！……你太糗了！看你嚇得那樣子，他們跟你無冤無仇，幹嘛要殺你這一號的小人物？因為你三不五時，就來桃園示威，害警察勤務增加，不能正常休假，所以找一些人來嚇嚇你，就是叫你少來桃園，這樣知道了吧？」

　　「你這麼一說，那麼來砸場的，要殺我的，就是警方暗中派來的嗎？」

　　「你太笨了！你不會自己去想一想吧，哈哈！……」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事實真相，也不曾去追查究竟如何。那些砸場的壯漢，是不是警方派來的人馬？這並不重要。經過了這一個事件，我學到了一個寶貴的經驗，那就是當對方惡言相向時，若我們能保持微笑，伸出友誼的手，我們的神智會比較清醒，我們的判斷，會比較正確，而冷靜的判斷，是一個政治人物，不可或缺的要件。

　　這使我想起，南北戰爭時代的林肯總統，他說過一句名言：

　　　　　胸懷善念抱蒼生。」

　　心中絕無惡意，除非聖人再世，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若我們心無仇恨，甚至對那些揚言要加害我們的人，依然能露出微笑，我們可以得到心中的寧靜，而這個寧靜，有助我們度過難關。第二度的桃園之行，讓我深深的體會到林肯這句名言的哲理。

說到二二八，鄭南榕的淚水......

說到二二八事變。他說：「那陣，阮爸甲我講，台灣人開始欲找外省仔算帳，有人報，講阮厝是外省仔，一陣人就欲來打啊，……好加在，有人鬥相工，講『彼咧，嘸通去打伊們啦，伊的某是台灣人啦。』就按呢，阮爸甲阮母啊，……著無乎伊們打……」話沒說完，鄭南榕停了半響，突然摘下了眼鏡，掏出手帕，拭去滾落臉頰的熱淚……。

 鄭南榕的台灣意識

 （本文摘自江蓋世著《鐵窗筆墨》p. 17~20）

一九八六年，我離開了生根雜誌社，去鄭南榕的時代雜誌社，擔任採訪記者。跟鄭南榕相處一年多，我一直以為他是宜蘭人，因為他常跟我提起：「阮故鄉宜蘭……」。直到他後來告訴我，他老爸偷跑回福州，回來時被情治人員叫去問話，我才曉得，他本籍是福州人。但是他愛講台灣話，雖然他的台語，跟洪奇昌那動人優美的語調，差了很多，他也還是要講，而且他總是以「我是台灣人」自居。

鄭南榕教了我很多，而影響我最大的，就是他那強烈的「台灣意識」。我們的見解也有不一樣的地方，但他那種以台灣人自居的使命感，令我深為疑惑：「為什麼他會這樣呢？」他生前，我只看過他掉過兩次淚。

一次是我陪著他，跑到宜蘭，向一位黨外至交上香。那位朋友，就是在首次「五一九綠色行動」的前夕，不幸車禍喪生。另外一次，是我在他的辦公室，協助他訓練演講的時候。

我引用美國著名的演講學家戴爾卡耐基的原則，跟他說：「上好的演講，就是講我家己的故事，真實，又擱乎人聽卡不厭。」他愣著看了我一下，搖頭說：「我有啥米故事通講？」

我想了一想，嗯，他是宜蘭人，那麼，就講小時候的故事好了。鄭南榕緩緩地打開話匣子，說他的「故鄉宜蘭」，說他爸爸，說他媽媽，說著說著，說到二二八事變。

他說：「那陣，阮爸甲我講，台灣人開始欲找外省仔算帳，有人報，講阮厝是外省仔，一陣人就欲來打啊，……好加在，有人鬥相工，講『彼咧，嘸通去打伊們啦，伊的某是台灣人啦。』就按呢，阮爸甲阮母啊，……著無乎伊們打……」

話沒說完，鄭南榕停了半響，突然摘下了眼鏡，掏出手帕，拭去滾落臉頰的熱淚……。我不想看他掉眼淚的樣子，就起了身，輕聲說道：「Nylon，我出去一咧啊。」我把房門帶上，留下他一個人，雜誌社的同仁，寫稿的寫稿，打字的打字，他們不知道辦公室裡面，有一個一向剛強的人，正在裡面擦眼淚……。

挑戰國民黨禁忌---1987年「二二八事件」40週年紀念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上冊 p. 248~250）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戰敗，台灣自此不再受日本的殖民統治。然而，國民黨政權在接收台灣的同時，也因黨政軍的腐敗，與台灣人民的期望有非常大的落差，社會情況混亂。到1947年2月28日，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

在「二二八事件」中，數以千計無辜的台灣人民，在事件中遭到逮捕和屠殺。台灣人自此開始視政治為禁忌，對政治事務都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數十年來，絕大多數的長輩都會告誡子女「各行各業都能做，唯有政治不能碰！」

1987年2月4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正式成立，由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陳永興醫師擔任會長，李勝雄律師擔任副會長，《自由時代週刊》創刊人鄭南榕擔任秘書長。其中鄭南榕是打破二二八禁忌的關鍵人物。


 

「二二八事件」到了1987年，正好滿四十週年。過去在國民黨戒嚴的體制下，從來沒有人敢公開談論「二二八事件」，更不用說為二二八事件舉辦紀念儀式或活動。「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後，台灣島內和海外共有56個團體加入促進會。

從2月14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展開祈禱會、祭拜典禮、座談會、演講會、和平遊行等紀念活動，2月15日在台南市舉辦第一場遊行，一直到3月17日，在台灣全島一共舉行了23場公開性的群眾活動，要求國民黨政府公布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平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冤屈，安慰罹難者的家屬，向罹難者、受難者家屬以及全國人民道歉，同時展開調查與登記，興建二二八紀念碑和紀念館，出版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論文和資料，並把每年的2月28日訂為「二二八和平日」。 

由於嚴重地挑戰了國民黨當局過去統治台灣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因此，「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活動，幾乎是全面性遭到憲警的暴力阻擋與打擊。
 

揭開二二八事件的神秘面紗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下冊 p. 70）        

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前夕，鄭南榕邀集陳永興、李勝雄與一群人權工作者，於2月4日發起「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要求國民黨政府查明及公布歷史真相，平反冤屈、訂定「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並在全台各地舉辦演講、遊行、悼祭亡魂的活動，全面展開對二二八事件的救贖工作。


左一著灰色西裝者為鄭南榕，左二為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林宗正。 

鄭南榕之所以對國民黨政府的禁忌話題「二二八事件」如此用心，是因為他的成長過程深受其害，所以他傾一生之力，去挑戰這個四十年來無人敢碰的禁忌話題。  

鄭南榕曾經在他自己的求職履歷表上寫著：「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件事帶給我終身的困擾。因為我是個混血兒，父親是日據時代來台的福州人，母親是基隆人。二二八事件後，我們是在鄰居的保護下，才得以在台灣人對外省人的報復浪潮裡免於受害。」 

在努力推動「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過程中，鄭南榕曾明白地表示：「按照國民黨身分證上的劃分法，我是外省人，但實際上，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台灣人。所以，我非把省籍這個結解開不可。這就是我投下人力、財力，舉辦『二二八』四十週年紀念活動的原因。」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中）　　

下午三點，我們準時抵達桃園火車站前廣場，桃園黨外民歌手邱垂貞，抱著一把吉他，也趕來火車站，他準備搭三點二十六分的火車，在搭火車之前，跑過來看看我這小老弟。

　　到了現場，桃園分局長馬上過來阻止我，我身披綠背心，前面貼上黨外兩個字，後面貼著「甘地精神」四個字，我好言的跟他表示，我這是和平的示威，若是警察要逮捕，我不做任何抵抗。我不理會分局長的阻撓，就把我前一晚準備好的保麗龍標語板拿出來，擺在廣場中央，靠著那一尊蔣介石銅像。

這時，突然衝來幾位身材高大的壯漢，二話不說，搶下我們的保麗龍標語板，不到三十秒，我那辛辛苦苦寫好的標語板，已被撕得粉碎……。

　　邱垂貞見狀，跟那些流氓作風的壯漢理論，又轉過頭來，與分局長大吵。來來往往的乘客，雖然很多，可是大家都不敢靠過來，更別說他們會為我仗義直言了。後來，陸陸續續又有幾位桃園的黨外朋友到場關心。

邱垂貞因為要搭三點二十六分的火車，不得不跟我告辭，叫我自己多保重，然後就匆匆忙忙走去車站搭火車。沒想到，那些撕毀我標語牌的壯漢，竟然一路尾隨邱垂貞，還趁機揍了邱垂貞幾拳。

火車站前停放數十輛計程車，可是很多計程車司機，遠遠的站在那裡圍觀。陳鼎森拿著傻瓜相機，要為我拍照，居然當場被人家警告「不准拍照！否則給你好看！」。

那分局長手裡抱著一本六法全書，說我公然的違法，我就笑著反駁道：「我違反那一條法？請你當場逮捕吧！」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而另外一位警官，拚命的把我拉到旁邊，壓低聲音說道：「江先生，早一點結束吧，意思到了就好，拜託啦！」

　　「我這個人講信用，我的示威是三點到四點，時間一到，我馬上離開。」

　　我時間訂這麼短，有兩個原因，第一，我根本沒有組織，也沒有基本的群眾，時間短，比較能操之在我；第二，那時傳真機不發達，桃園的記者發稿，最好在四點以前完成，然後，把稿件拿到郵局，經過鐵路托運，剛好趕上報社編輯檯截稿時間，所以我設定在四點以前結束活動。

　　就這樣，幾位黨外朋友一旁看著，我一個人身穿綠背心，在火車站前廣場走來走去，四點一到，我就宣布結束活動，然後，跟警察一個個握手，向他們抱歉，因為我的示威，而增加他們的勤務。我也同時感謝幾位一旁關心的黨外朋友，因為當初考慮到，這樣子的反戒嚴示威，不知道會不會被抓，要先由我來當試驗品，我可不能一開始就拖累別人，所以請那些黨外朋友，請他們過來關心，但不必參與。

　　跟朋友告別了，我就一個人孤零零的去搭火車。往台北的途中，腦海裡不斷撥放火車站前，我的標語牌被撕碎的那一幕………。組黨的慾望，又在胸中翻滾……。窗外的樹木、房舍一幕幕往後拉。回到了台北，踏進家門，看到我媽，心中不禁感觸良深：「回家的感覺真好！……」

　　四月六日，也就是下一個禮拜天，同樣的下午三點，我再度披著「黨外」、「甘地精神」的綠背心，在桃園火車站，推出同樣的劇碼，宣傳五一九反戒嚴行動。這一次，來聲援的的黨外朋友比較多了，有林熺模、胡光明、王國治、李阿生、呂國民、呂洪淑女……等人。

這一次的行動，可沒有上一次那麼輕鬆，當我把保麗龍標語牌拿出，圍觀的人群中，馬上竄出兩名壯漢，劈哩叭啦的，把我辛辛苦苦寫的海報標語，幾秒鐘內完全毀掉。我也不還手，也不跟他們理會，我就坐在火車站前廣場中央。我請胡光明幫我照相，現場的情治人員，卻故意站在他面前，阻擋他拍照，我想拿著寫滿標語的長布條，請人照相，可是在現場指揮的桃園市副分局長，一個箭步靠過來，把我的布條搶走，我無可奈何，只好一個人，一言不語的靜坐在那裡……。

　　下午四點一到，我收拾了一下道具，準備打道回府，剛才那兩名壯漢，一高一矮，衝到我面前，高個子的穿著一件武術館的背心，走到我面前，狠狠的推我一把，就在許多警察及情治便衣人員面前，指著我的鼻子，高聲恐嚇道：「那是乎我擱看著你，我就剁斷你的腳筋！」

　　                         （未完待續）

外省籍台大教授張忠棟---堅持台灣獨立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執行編輯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
p. 270~271

◎圖片攝影：邱萬興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著者



張忠棟抱病上台，第一句話就用慢條斯理的口氣對民眾說：「各位父老兄弟姊妹，非常抱歉，我因為剛從醫院出來，打過的麻醉針還沒有完全退，現在嘴唇還是麻麻的，不能完全控制﹐如果說話不清楚，請大家多多原諒。」話一說完，全場報以如雷的掌聲。



自由主義學者—張忠棟教授（1933～1999）

在台灣崎嶇坎坷的民主運動道路上，張忠棟教授曾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率性，展現一個正直知識份子的風骨，投身民主改革運動。對於時政，他不斷提出真摯的呼喚、痛切的針砭。

在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從一個所謂的「外省籍」教授，轉變成一個徹底支持台灣獨立的「新台灣人」，張忠棟教授的言行思想一直是隨著時代改變而自我調整。

不論是早年處身在國民黨，或是後來加入民進黨，甚至到最後因理念不合而脫離民進黨，張忠棟教授始終是言行一致的自由主義學者。

張忠棟，1933年出生於漢口市。1949年來到台灣，唸完台南二中，考上台大歷史系。大學畢業、服役後，曾任教於新竹中學。1959年考上台大歷史系研究所，獲碩士學位後，在系裡任教。隨後又前往美國，取得密西根州立大學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1973年返台，在母校、母系講授美國史、美國外交史、中美關係史等課程，並兼任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1975年10月，在楊國樞、胡佛等台大教授的邀請下，張忠棟加入《中國論壇》的編輯委員會，開始以溫和理性的方式臧否國是。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前，台灣政治的戒嚴氛圍肅殺，張忠棟經常挺身而出，宣揚自由主義的理念，力主台灣應該民主化。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張忠棟、楊國樞、胡佛、李鴻禧等四位「自由主義」學者的台大教授，企圖發表一份聲明，呼籲國民黨政府「明辨事實真相，不要趕盡殺絕」，來營救黨外人士。這份聲明後來因聯合報與國民黨當局的封殺而無法刊出。這四位台大教授因此被國民黨軍方以及保守份子視為眼中釘，甚至被封為自由主義的「四大寇」、「四大毒草」。自此之後，這幾個教授在戒嚴時期參加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備受國民黨情治機關的騷擾和打擊。

八○年代之後，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張忠棟則試圖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協助黨外，制衡國民黨，並要求國民黨貫徹民主憲政。「黨外公政會」得以順利成立，張忠棟、楊國樞、胡佛、李鴻禧等四人居中協調，出力不少。1986年，民進黨突破黨禁之後，張忠棟教授更是毫不保留地為民進黨人士助選站台。 

在台灣的民主浪潮裡，張忠棟教授的身影幾乎是不曾缺席的。1989年，要求修改「大學法」；1990年，要求「反軍人干政」的示威抗議活動中，都可以看到張忠棟教授積極投入與參與。

隨著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進展，民進黨的政治理念也從要求「民主」，漸漸轉變為要求「台灣獨立」。過去幾位曾在戒嚴時代極力主張自由主義的外省籍學者，卻在台灣獨立的聲浪高漲時退縮卻步，只有張忠棟教授例外。張忠棟教授堅持「自由主義」的理念不變，卻在台灣的統獨論戰之爭中，更有其「大是大非」的明確抉擇。 

 1990年12月，第一個認同台灣獨立理念的學術團體「台灣教授協會」在籌備創會期間，討論創會宗旨。張忠棟教授曾發言明講：「『認同』這兩個字，用字太不積極，應該改成『促進』台灣主權獨立才夠積極。」接著，張忠棟教授毫不遲疑地加入「台灣教授協會」。 

1991年4月，張忠棟教授因看不慣國民黨「踐踏民主憲政」的作法，憤而退出中國國民黨。1991年8月，張忠棟教授加入民進黨，並積極參與在8月召開的「人民制憲會議」，參與「台灣憲法草案」的研議。1991年年底，張忠棟教授獲民進黨提名並當選為不分區國代。1991年9月，張忠棟教授抱病參加廢除惡法刑法一○○條的「一○○行動聯盟」靜坐行動。在靜坐示威中，身體虛弱的他被警察強行抬走，但其堅毅不拔而抵抗強權的神情，卻是令人動容。

1992年4月21日，在民進黨推動的「總統直選運動」大遊行中，張忠棟教授帶領群眾高呼「總統直接民選」、「台灣獨立建國」的口號。1992年8月23日，他加入「『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 

張忠棟教授後來因罹患肝癌，身體違和。患病期間，他仍熱心參與各種有關「民主」、「憲政改革」及「台灣獨立」的群眾運動。有一次在中山足球場的一場大型的演講會上，張忠棟抱病上台，第一句話就用慢條斯理的口氣對民眾說：「各位父老兄弟姊妹，非常抱歉，我因為剛從醫院出來，打過的麻醉針還沒有完全退，現在嘴唇還是麻麻的，不能完全控制﹐如果說話不清楚，請大家多多原諒。」話一說完，全場報以如雷的掌聲。張忠棟教授為台灣民主、獨立運動的這份心力，讓台灣人民深深感動不已。 

有一次聚會中，張忠棟教授和同樣罹患肝癌、熱衷台灣獨立運動的林永生碰面。因為兩人初次見面，李筱峰教授便從旁介紹他們兩人互相認識。張忠棟教授和林永生寒暄後，得知林永生也患了相同的病症，就握起林永生的手，笑著說：「我們倆真是雙重同志。」

1997年，國民黨、民進黨兩黨聯合修憲期間，張忠棟教授因理念不合而選擇離開民進黨，但他的理念仍深受民進黨人士的敬重。 

1999年6月11日，張忠棟教授病逝於台大醫院，遺體捐給台大醫院。張忠棟教授過世後，親友依其生前意志，不發訃文、不舉行公祭，僅於6月19日在台北市和平東路的靈糧堂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告別儀式。

（參考資料來源：李筱峰教授、《新新聞》週刊……）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4 桃園火車站（上）

　　鄭南榕用自由時代，一期期的鼓吹「五一九綠色行動」，我覺得這不夠，應該要有具體的行動，好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在台北，黨外的人才太多了，我的行動，恐怕很難引起媒體的注意，因此，我決定回到我的故鄉桃園縣，從那裡開始做起。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我跑去桃園南崁找陳鼎森。他是南崁地區重要的黨外人士，一雙大眼，炯炯有神，一副大嗓門，聲如洪鐘，三杯下肚，喜愛高談闊論。陳鼎森也拉了一位他的好朋友胡光明，一起到他家，共商大計。

　　首先，我跟他們說明，五一九的意義，接著我表示，我想在桃園火車站進行全台灣第一場五一九反戒嚴抗議行動，想請他們協助我。只見，他們兩人我看你，你看我，在那個時代，我的要求，似乎有點勉為其難，因此我就改變了另一種方式，我對他們說道：

　　「鼎森兄，你看，你敢有辦法替我借著一隻牛，抑是是牽一隻豬，咱做一張海報，頂面寫著『戒嚴』兩字，蓋佇彼隻牛，抑是彼隻豬的頂頭，這代表台灣人民那無反抗，就親像牛啊、豬啊同款，恁看，按呢好否？」

　　「哈！……哈哈！……」陳鼎森聽了我的建議，笑得開心極了，連聲說道：「讚！咱來將彼警察仔弄甲戇神戇神！……無問題啦！牽豬牽牛，包佇我身上！我厝邊頭尾去借一咧，就有啦，放心，放心啦！……」

　　帶著他們的保證，我很滿意的離開了南崁回去台北，好好的計畫下個禮拜六，也就是國定假日三二九，要舉行全台灣第一場反戒嚴綠色行動。

　　三月二十八日，我發了一份新聞稿，說我們將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三點至四點，於桃園火車站廣場前舉行「五一九綠色行動」的第一場示威。同時，我也打了一些電話，希望當地的黨外朋友，也能到現場關心。

　　三月二十八日那天晚上，陳鼎森臨時才告訴我：「蓋世，慘啊！歹勢啦！牛借無，豬嘛借無。」

　　「汰也按呢，咱嘸是講好啊？」

　　這時，陳鼎森氣極敗壞的向我解釋，他說，我們要借牛借豬，當做示威的道具，話一傳出，情治單位就先我們一步，去找附近養牛養豬的鄰居，嚴厲警告，不得把牛豬借給我們，否則，將給他們好看。情治人員這麼一放話，還有什麼人敢借我們呢？看到陳鼎森一臉無奈，我也不忍心怪罪他。這下子，該怎麼辦呢？

　　「牽狗啦！欲牽狗，這著卡簡單啦！」我這麼一建議，陳鼎森與胡光明兩人，又覺得此計可行，臉上再度現出笑容。不過，同樣的問題又來了：「欲牽誰人的狗？」

　　我們三人再度陷入沉思。牛啊，豬啊，狗啊，請牠們當配角，情治單位是拿牠們沒辦法，可是，牠們的主人，若被查到了，往後的日子可不好過！尤其是在純樸的南崁鄉下地區，調查局、警總、或警察，要是他們找上門，一般鄉下人，早就嚇得發呆了，哪敢跟他們理論。

我考慮了一下子，只好放棄了原來的計畫，退而求其次，只好去買幾張大型的保麗龍板，然後上面寫上反對戒嚴的標語，另外再畫一副棺材，上面寫著戒嚴兩個字，象徵著台灣的戒嚴，早該壽終正寢了。

　　三月二十九日當天中午，我們載著一台手推式的卡拉ＯＫ伴唱機，幾片保麗龍標語板，先到桃園火車站附近的一家自助餐廳吃飯。我們吃飯時，不斷說話，互相打氣，但三人臉上卻掩飾不了緊張的神情。吃飽了，距離下午預定的示威時間三點鐘，還有一小時多，我們就繼續等待。

等待中，胡光明終於忍不住了，他坦白的說，他很緊張，他很怕發生事情。聽到胡光明這麼一講，陳鼎森也忍不住吐露實情：「阮阿母叫我嘸通隨你行，恐驚有代誌，我講免驚啦，伊煞來落目屎，唉，叫我欲按怎是好？……」

　　已上了攻擊發起線，兩位同志居然在最後關頭，表明了他們心中巨大的恐懼。我該怎麼辦呢？我能舉起白旗，夾著尾巴，撤退而去嗎？不行！我一定要堅持到底！當時，我心裡也是很緊張，也很害怕，因為在戒嚴的那個時代，我們公然在火車站抗議，我們的下場如何，無法預知，那種不確定的恐懼，襲上心頭。要是我也說出我好害怕，我們三人可能就此打退堂鼓了，因此，我就故意談笑風生，自我放鬆，也鬆弛他們兩人繃緊的神經。

（未完待續）

 台灣價值．創作活泉
---訪談心情燒錄

              ◎邱斐顯

三、洪瑞珍月琴悠揚．抗癌堅強

楊碧川的訪談文稿完成後，我們一直思索著、討論著，下一個訪談對象該找誰？想來想去，蓋世建議我試著聯絡洪瑞珍。

「她很心用經營『台灣唸歌』，也是台灣藝術界的國寶楊秀卿的嫡傳弟子。她值得報導，而且目前網路上，她個人的深入報導還不多。」我們從自己的電腦資料庫裡，找到洪瑞珍的聯絡方式，我們試著用電話、手機、電子郵件等方式與她聯絡。

蓋世先幫我打電話問候洪瑞珍，並向她說明我的訪談計畫，接著就把話筒交給我。「瑞珍姐，妳好。我是江蓋世的太太邱斐顯。幾年前，蓋世和我帶著我女兒，在台北中山堂的外面，看妳表演『台灣唸歌』。」

「是呀！妳身體好嗎？」她開頭第一句話就這樣問我。她還記得我做過化療的事。當蓋世得知她於2001年罹患癌症時，曾經把我的抗癌經驗與她分享，並以我的例子來安慰她、鼓勵她。

「謝謝妳的關心，我現在很好。妳呢？」她表示目前狀況也算穩定。

我們另外約定時間，做一個完整的訪問對談。訪談結束後，我才了解到洪瑞珍的人生歷練，以及她致力推展「台灣唸歌」的來龍去脈。她經歷過癌症病魔的陰霾之後，卻更加積極從事社會服務，走入醫院、走入社區、走入學校，把她所擅長的台灣唸歌文化，以傳授月琴彈唱的方式，散播出去。

有關她的報導刊出之後，我才知道我的文章裡，鬧了一個「小笑話」。瑞珍姐一看到當期雜誌後，來電告訴我：「斐顯，我告訴過妳的那一位朋友，前台北電台台長劉國珍，當我得到癌症時，他鼓勵我學習氣功。我以為妳可能認識，而忘了告訴妳，他是『男士』，妳卻把他寫成『女士』了！」
 

洪瑞珍的相關報導，請參考：http://www.wretch.cc/blog/phesha0822&article_id=5812363 

 台灣價值．創作活泉
 ---訪談心情燒錄

              ◎邱斐顯

二、我的先生，最大的精神支柱

我很幸運，我的先生江蓋世，始終在我身旁不斷的幫助我。他全力支持我寫作。如果不是他一路支持與鼓勵，就無法完成這一系列的訪談。

蓋世和我一樣，二十多年前從事文字工作。他專心從政後，也多年不曾提筆寫作。他寫下年輕時期，全心投入民主運動的心路歷程------《我走過的台灣路》，那是將近十年前的事了。看到我接下雜誌社的訪談工作，他也替我高興。

每一次，我的訪談寫作完稿後，他是第一個幫我看稿、改稿的人；他花了很多時間與我討論寫作內容；他更嚴厲要求我斟字酌句、推敲文辭。

2006年10月，當我讀到《從難民到國務卿-----歐布萊特回憶錄》一書時，我才赫然發現，麥德琳．歐布萊特在結婚生子後，為了寫一份有關女性在家庭與事業間徘徊掙扎的報告，也曾經有這樣與我很類似的經驗，她的先生---喬瑟夫．歐布萊特，也曾經這樣幫她潤飾、改稿的。

     這份報告的整個寫作過程獲得喬鼎力支持，他甚至願意幫我潤稿。喬謹慎又注意細節，用字一絲不苟，他建議我將文中的「女孩」（girls）的字眼，改以「婦女」（women）代之。  

 ----摘自時報文化出版的《從難民到國務卿-----歐布萊特回憶錄》第70頁

蓋世雖然讀的是台大政治系，卻是非常酷愛文學。大學時期，他迷上羅曼羅蘭所著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把那本書當成他的案頭書。之後，他又不斷地閱讀大文豪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狄更斯、拜倫、邱吉爾等人的文學著作。

他不斷地強調，要我注意文章前後的邏輯，以及遣詞用字的修辭。我用心地寫，他也拼命地改，我的草稿紅線畫了一條又一條，牽過來又牽過去。甚至為了什麼該寫，什麼不該寫，我們都會討論很久。有時，我的文章被他改得七零八落時，我索性丟給他一句氣話：「你卡賢，你來寫！」

這時，他總會安慰我：「我很久沒寫作了，怎麼寫得出來？但是我喜歡看書，尤其是文學鉅著，我知道什麼文章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你的文章稍微再改一改，就很好了。」他比我更早在雜誌社工作，尤其二十年前在鄭南榕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工作時，採訪寫作的速度又快，產量又多；趕稿的時候，他一天可以拼出一萬多字來。不過，自從一九九七年底，他出版了《我走過的台灣路》之後，他就很少再觸及寫作一事了。

說來矛盾，要他先幫我看稿、改稿，我常常不服氣；但是他如果真的不幫我看稿，我又不放心交稿。我開始寫作的第一篇訪談報導，就在他的鼎力協助下，把文稿完成了。事實上，應該說，我所寫作的這二十四篇訪談報導，十九個我們自己選取的藝術工作者名單，包含各篇文章的主標，內文分段的小標等，全都是我們兩個人一邊討論，一邊構思出來的。

原本這只是單純的訪談寫作工作，總編輯高天生也給了我四、五個訪談名單------從導演黃明川，台灣史學者李筱峰、戴寶村，台灣本土文學出版商林文欽，台灣文物史學者莊永明，到台灣史學者楊碧川。面對這些早已為台灣文史努力奮鬥許久的前輩，我只是盡力，把他們的貢獻再一次記述與報導。

這五期訪談報導結束後，總編輯高天生表示，如果我還打算繼續寫作，他已經沒有其他人選可給我訪談報導，他希望我自己尋找訪談題材。這下子，換我傷腦筋了。人海茫茫，標準何在？我要如何選取訪談對象？不由分說，蓋世就是我第一個求援的人。

由於蓋世自己本身對藝術的熱愛，在兩屆八年台北市議員任期內（從1994年到 2002年），他對藝術活動，常表現出高度的熱誠。過去，蓋世的服務處辦餐會，他一定安排這些本土藝術家到場。他和藝術家們接觸的機會也因而增多。

當我想採訪更多藝術家時，我們就一起討論，什麼樣的藝術家，可以列入採訪對象？幾番討論後，我們的共識是：要具「台灣價值」的藝術家。台灣的藝文界，有許多藝術家，他們的各種表現，都非常優秀、傑出。但是我們想針對這個藝術家是否能「彰顯」台灣價值，作為訪談人物取捨的標準。  

我也不想跟他辯駁，沒錯，他是潑我一盆冷水，但那是事實的冷水，當時的台灣政治環境，就如同我那位朋友所說的，從事反對運動的人，隨時隨地都要擔心牢獄加身，一般人民，若不是漠不關心，就是暗地痛罵國民黨，但叫人民一起走上街頭，在戒嚴之下，台灣人民還不太習慣走上街頭，發出怒吼。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3 桃園靜坐（下）

　    於是，從這一週開始，鄭南榕在每一期自由時代雜誌的裡面裡，都刊登「五一九綠色行動」宣傳廣告，在那一則廣告中，他呼籲全台灣的人民，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這一天，每個人身上繫一條綠絲帶，在你家附近的樹上，或鐵欄杆，或電線桿……，綁上綠絲帶，以這樣和平的方式，來表達我們人民的心聲，抗議國民黨的長期戒嚴，他還呼籲，台灣人民一起到台北市龍山寺集合，然後集體步行到總統府廣場，宣誓我們反戒嚴的決心。另外，五一九當天的下午五點十九分，他希望大家一起按機車、汽車的喇叭，企圖透過這樣很簡單的方式，來強化「五一九」三個數字的歷史意義。

　　這下子，鄭南榕不再是雜誌社的創辦人了，他已搖身一變，成為反戒嚴運動的領導者。有一天，他叫人去買一些綠絲帶，綁了一個蝴蝶結，繫在胸前，自己愈看愈得意，哈哈笑了起來，臉上露出難得的笑容，他還印了許多貼紙，上面寫著五一九綠色行動，他派人送去全島的服務處，希望到處張貼。為了響應鄭南榕的綠色行動，我想我總得身體力行，託了一位朋友，花了一百塊，幫我買了一條長條的綠絲巾，我出門去採訪或參加黨外活動，就圍上它，有的朋友覺得很怪異，不禁會問：「查甫囝仔，汰也圍彼條？」

　　人家一問起，我就趁機宣傳：

　　「五月十九號彼一工，大家鬥陣來去龍山寺，咱做伙示威，抗議國民黨的戒嚴體制！……到時，愛會記，著結綠色絲帶，你看好否？……」

　　剛開始時，我一個大男生，圍著一長條綠絲巾，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圍久了，也習慣了，膽子也更大，絲巾圍脖子，交叉打了一個活結，走在路上，隨風飄著，倒也覺得帥氣十足。

　　有一天，我又圍著綠絲巾，跑去台大校友會館開會，一位黨外編聯會的朋友，知道我跟著鄭南榕，正在全力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他笑著對我說道：「少傻了，沒人會理你們的！黨外公職人員都那麼怕死，誰敢領頭搞這種示威？一般人民，更不願意惹禍上身，誰敢在家門口綁綠絲帶，胸前別上綠絲帶？……你想想看嘛！……唉，我看哪，到時候，只有鄭南榕跟你，這兩個傻瓜會跑到龍山寺去的，……」

　　我也不想跟他辯駁，沒錯，他是潑我一盆冷水，但那是事實的冷水，當時的台灣政治環境，就如同我那位朋友所說的，從事反對運動的人，隨時隨地都要擔心牢獄加身，一般人民，若不是漠不關心，就是暗地痛罵國民黨，但叫人民一起走上街頭，在戒嚴之下，台灣人民還不太習慣走上街頭，發出怒吼。

　　正當鄭南榕大張旗鼓，準備全島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時，他卻吃上一件官司。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八五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鄭南榕的雜誌，在選舉期間，刊登了一篇文章「一億元滅桃計畫」，這篇文章提到，桃園縣長徐鴻志，涉嫌圖利長榮海運開設貨櫃場的弊案，他為了讓桃園縣議會不追究此事，因此，用三十萬元的代價，來搓掉那些縣議員的調查行動，而負責搓這場圓仔湯的，就是當時正在競選台北市議員的張德銘律師。

　　此文一刊，張德銘就控告自由時代雜誌社創辦人鄭南榕，以及那時的發行人王鎮輝，指控他們兩人涉及誹謗，及違反選罷法。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二日，台北地檢處，就依違反選罷法，將鄭南榕及王鎮輝提起公訴。

　　三月十二日這一天，正好是自由時代雜誌社創辦二週年紀念日，原本是該慶賀的日子，鄭南榕卻飛來官司之禍，因為張德銘告的，妨害選罷法第九十二條，可判處五年以下徒刑，這是公訴罪，無法透過私下和解，將其消案。換句話說，只要這個案子存在，國民黨就擁有五年的徒刑利刃，擱在鄭南榕的脖子上，讓他很難動彈。因此，鄭南榕在雜誌社，一聽到這個消息，一時情緒激動，就站在辦公室裡，大聲吼道：「我絕對不跟張德銘和解！------」

　　鄭南榕的決心，也注定了幾個月後，他被捕下獄的命運了。

台灣價值．創作活泉

          ---訪談心情燒錄

                                            ◎邱斐顯

一、訪談報導．心得整理

2005年10月，我結束了長達十個月之久的《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上下兩冊一套書籍的執行編輯工作。因為我想在編輯或寫作的領域，繼續發展，於是經好友黃怡的引荐，我與《新台灣新聞周刊》總編輯高天生洽談之後，我嚐試以關心台灣文化的角度，報導致力台灣文化推展與保存的人物，以每周一文的合作模式，在《新台灣新聞周刊》雜誌的「文化視窗」專欄，定期發表文章。

當我決定接受這份挑戰，打算再度提筆寫作時，我的心中尚無明白而具體的專欄寫作計劃。直到後來，一篇又一篇的訪談報導，陸續累積下來以後，我才慢慢覺得，原來自己所做的報導，受人鼓勵，我也建立自信。  

從2005年11月，到2006年7月，九個月中，我先後訪談了二十多位藝術文化工作者，總數二十四篇的訪談的文章，都一一刊登在《新台灣新聞周刊》的雜誌上。 
 

這二十多位藝術文化工作者，有些人本來在網路上的資料就很豐富，我還沒訪談前，上電腦網路一查，個人相關資料早已堆積如山。有些人雖是在畫壇，或是藝術創作、表演的領域上，頗有名氣，但是在網路上的資料卻非常有限，甚至不易找到較深入的個人資料。

我欣慰的是，藉著我的訪談報導，讓這些藝術文化工作者，他們的個人報導資料，更加豐富；讓一般人也能從網路上，得到更多寶貴的內容，因而更了解他們一直努力不懈，為台灣文化奮鬥的歷程。這也算是我報導寫作之外，最大的快樂與動力來源。

這九個多月的工作期間，有一次，和好友曾弘彬聊起來，才知道什麼叫網路資料的「點閱率」。他經營生物科技公司，經常上網查詢最新科技或葯品。他說，在電腦上，一鍵入某一個查詢資料，會跑出很多相關的清單，第一個被列出來的項目，其「點閱率」就最高。

2006年7月以後，《新台灣新聞周刊》因為財務狀況吃緊而縮編，我也因此中斷訪談寫作的工作。有一次，我上網查查自己訪談過的人物資料，竟發現，我所寫的報導文章，「點閱率」都相當高。這件事，讓我有小小的成就感。

訪談報導的寫作過程，有的辛苦，有的有趣，有的挫折感很深，有的成就感很大。這些內心感受，精彩程度，其實不下於已刊出的文章。我決定把這九個月來的心情筆記，作一番整理與記錄。 

二十四篇訪談報導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我是全程使用「台語」與受訪者（十五個）對談的。其中兩位受訪者，達悟族文學家夏曼．藍波安，和客籍油畫家潘朝森，我則是以「國語（北京語）」做訪談。另外七位受訪者，則是「台語」、「北京語」摻雜訪談。

每週一篇文章的訪談寫作，壓力其實不小。從聯絡受訪者，先行閱讀受訪者的資料，擬定提問，約定訪談時間，到訪談後把約三、四千字的文稿整理完成，甚至備齊搭配文稿的圖片，都必須壓縮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完成。

為了節省工作時間，我通常使用「室內電話」，進行一至兩小時的深入訪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原本家裡的無線電話，通話品質不佳，我只好另行添購一組新的無線電話話機。我還沒開始賺稿費，就先花一筆錢買工具。

訪談中，大多數是以「電話」進行；不過，有五位受訪者（導演黃明川、台灣史學者楊碧川、達悟族文學家夏曼．藍波安、台灣百岳水彩畫家郭明福，與雕塑家李龍泉）是我親自見面訪談的；另有三位受訪者（卑南族的原住民歌手高子洋、研究平埔族的漢人學者林清財，與中台灣的布袋戲名師沈明正），則是我以現代科技的免費網路電話（Skype）進行訪談的。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網路科技的功能，人物專訪，竟是如此便利與快速。
 
受訪者中，有十九位親自過目我的文章，確認我的報導無誤。我因而得知，學術界退休的曾道雄教授，與資深歌仔戲編劇陳永明先生，都是屬於中、高齡的年紀且善於使用電腦處理文字的前輩，他們兩人都是利用電腦「手寫版」，把文字儲存在電腦的族群。從他們的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包括他們永不停歇的學習態度。
 
雖然我曾經擔任過文字編輯、執行編輯、以及採訪寫作的文字工作者，但是十多年來，因為工作職場的轉換，以及家庭因素，很久不曾再提筆寫作，因此，當我打算開始訪談寫作時，心裡真是誠惶誠恐、忐忑不安。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3 桃園靜坐（中）

　　回到台北，隔兩天，我跟自由時代的同事魏廷昱聊起這件事。魏廷昱他是政治受難者魏廷朝的弟弟，桃園客家人，許信良的得力幹部之一，他的文筆生動活潑，他講黨外歷史，更是歷歷如繪，他擔任自由時代雜誌的採訪主任，也是我的頂頭上司，也因為同事的關係，有關過去黨外的歷史，黨外的組織發展，桃園幫的過去等等，他都不厭其煩的告訴我這小老弟。

　　針對我的反賄選靜坐，我主動向魏廷昱請教，希望能檢討那次活動的缺點。魏廷昱直接了當的批評：

　　「你靜坐是沒有用的，問題就出在，你根本沒有動員能力！如果你能找十個人，願意跟你去示威，那麼我就找十個人，來配合你的行動！」

　　鄭南榕在一邊聽著，也插了進來，他也不希望我搞個人秀。

　　我是不是搞個人秀，這另當別論，因為我實在不願意看到，當時號稱制衡國民黨的黨外人士，由人民支持成為議員之後，竟然投票去支持國民黨正、副議長候選人。我的邏輯很簡單，如果我不說出來，又有誰願意說呢？

　　但是談到動員能力，魏廷昱卻給我很好的指點，對的，我不應孤獨的上戰場，我要去尋找同志，我要培養自己的動員能力。

　　桃園靜坐之行，讓朋友笑死，但我已不管身邊的嘲笑，腦子裡浮現下一波的運動，那就是------「千人組黨簽名運動」，因為在我們的北方鄰國南韓，反對陣營為了推動民主化，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百萬人簽名修憲運動。我在想，組黨，很難，但請大家來簽名，贊成組黨這件事，應該比較容易，可是，黨禁呢？戒嚴不除，黨禁就依然固我。因此，我很想把南韓的簽名修憲運動，大量報導，以刺激本島的黨外陣營，我把這個想法，跟鄭南榕提了幾次，他聽了之後，也不吭聲，只叫我好好寫文章。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日，那一天，下班前，鄭南榕叫我跟他回家，說有事情要討論。當天晚上，吳乃仁也來了，我們三人，就在鄭南榕他家頂樓的和式房間，開始聊起天來。

　　鄭南榕首先提出他的構想，他說，國民黨在三十多年前的五月十九日，宣布台灣地區戒嚴，因此，他想在今年的五月十九日，發動一場反戒嚴示威。

　　以當時鄭南榕的身份地位，他的企圖心真不小。雖然他擁有一家黨外最大的雜誌社《自由時代》，可是當時的黨外陣營，是以美麗島事件之後，殘存的勢力如康寧祥，以及美麗島辯護律師群為主的公職的人員，如謝長廷、陳水扁、尤清……等人。鄭南榕的雜誌，不但痛批國民黨政權，讓他看不順眼的黨外公職人員，他也絕不留情。因此，鄭南榕要想登高一呼，各地黨外山頭響應，實在有點困難，但鄭南榕的脾氣就是這樣，他才不管那些公職菁英，會不會共襄盛舉，他想創造一個局勢，讓那些公職，不得不加入我們的陣營。

　　我們三人討論了幾個鐘頭，鄭南榕就訂下了這個運動的名稱，叫做「千萬人抗議戒嚴運動」，鄭南榕又決定，把這個運動的主要顏色，訂為綠色，因為他看到菲律賓反對陣營，以黃色為主色調，一場百萬人的示威，黃色旗海，好像大海波濤，非常壯觀。綠色是黨外陣營的主要色調，綠色也是一種和平的象徵。

　　第二天，我一到雜誌社，鄭南榕叫我寫一篇廣告稿，他要利用自由時代雜誌，來鼓吹我們昨晚所討論的「千萬人抗議戒嚴運動」。

　　經過了一個晚上，鄭南榕自己又把運動的名稱改變了，改成「五一九綠色行動」。我覺得不妥，這名稱，拿來跟千萬人××××運動相比，氣勢太差了，人家南韓是百萬人修憲運動，各地風起雲湧，氣勢非凡，這個「五一九綠色行動」，行嗎？

　　鄭南榕一邊口述，一邊跟我解釋道：「廣告，重在簡潔扼要，而口號，更要能抓題，五一九，就是強調五月十九日這一天，讓群眾很容易記住這個日期，而綠色行動呢？就是讓人民知道，我們是反對蔣家戒嚴政權，但口號不要搞得那麼可怕，會嚇跑了一些不明就理的人，……」

　　從這裡，我又學到了廣告行銷的技巧。有時，朋友私下交談時，會拿鄭南榕的文章開開玩笑，「看了他的文章，真不知道他要說什麼！」，可是，偏偏這種人，他改別人的文章，卻是行家，像我寫好了「五一九綠色行動」的廣告稿，經過鄭南榕修改之後，嗯，簡潔有力，我不禁暗地佩服他是個專家。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二章  反抗

2-3 桃園靜坐（上）

　　我曾經看了一本廣告行銷的書，裡面提到一個觀念，要想推出一項新的產品，不要在市場已呈飽和的大都市，跟人家擠來擠去，不妨先從都市的外圍做起，容易得到媒體的注意，然後再進軍都市。

　　這個概念，給我一個啟發：「搞運動，何必擠在台北市呢？為什麼不下鄉？對，有機會，我就要回到桃園，因為我是桃園大溪人，先從故鄉做起吧！」

　　一九八六年年初，地方基層公職人員選舉，黨外推出的桃園縣議員，當選了幾席。這次的選舉，我同時為幾位桃園黨外的縣議員候選人，幕後製作文宣。選舉過後，我就回了台北，可是沒多久，我從報上得知，桃園縣議會議長、副議長寶座爭奪戰，選風敗壞，賄選傳言滿天飛。

本來，這個現象，由來已久，沒什麼新聞，可是，報上提到，連黨外所推出的議員，可能也要捲入這場賄選的漩渦。對我這個剛出茅蘆的黨外新生代，實在很難理解，我們用盡黨外的力量，所推出的黨外縣議員，可以把他手中的那一票，投給國民黨正、副議長候選人。

　　我異想天開的，想要一個人去阻止這件事情！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我自己一個人，從台北搭野雞車趕往桃園，早上十一點正在桃園縣政府新聞記者室，召開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記者招待會，會中，有八、九位桃園地方記者來參加。

　　我發表一項聲明，強調正副議長選舉時，「國民黨的歸國民黨，黨外的歸黨外」，這是我基本的訴求，黨外議員應該把手中的票，投給黨外的議員。

　　回答了記者幾個問題之後，我便開始在縣政府門前靜坐，並且揚言，明天三月一日，縣議會進行正、副議長選舉時，我會坐在縣議會大門口，現場並做最後的呼籲，希望碩果僅存的幾席黨外議員，不要把他們的票投給國民黨議員。

　　我在縣政府門口前靜坐，幾位記者，看了我那種可憐兮兮的模樣，不禁暗地竊笑，有一位記者還勸我道：「你不了解當地的政情，靜坐是沒有用的。」

　　那天是二二八，有一個超級的強烈寒流襲來，整個台灣地區，氣溫急速下降到十度以下，我一個人，靜坐在縣政府大門口，像一條狗，捲縮著身子，不斷發抖。下午二點，我從桃園縣政府轉移陣地，在縣議會大門口前開始靜坐。就這樣，我一直熬到下午五點，才結束第一天的靜坐。然後，我在縣議會附近，找到一家便宜的旅社，沖了個熱水澡，休息了一下，然後一個人在房裡，寫信給朋友，一邊寫信給朋友，一邊聽劉福助的台灣民謠……。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趕到縣議會大門口報到，這一天，奇寒無比，雖然只有我一個人靜坐，但現場多了十來個情治人員，讓我不再覺得那麼孤單。因為絕大部分的桃園縣議員，都各自被兩派的國民黨正、副議長候選人，整批的載離開桃園數天，進行所謂的「自強活動」，實際是集體的「綁票」行為。因此，我坐在地上，用兩個保麗龍寫了二張幽默的標語，一則是「黃昏的故鄉，望君早歸」，另一則是「酒矸通賣嘸？選票不通賣！」。

　　天氣實在太冷了，氣象局發佈那天是六度的超低溫。我穿的衣服不夠，蹲在那裡不斷發抖，只好站起來，甩甩手，伸伸腿，東跳跳，西跳跳，最後冷得實在受不了，又為了顧及自己的面子，不肯躲到議會裡面避風，我乾脆在外面，旁若無人的唱起歌來……，就這樣熬了一個早上，幸好，有桃園的幾位朋友，如：戴紹青、絲彥華、陳銘城等人，過來看我，給我帶來一股寒流中的溫暖。

　　我在那裡靜坐一陣子，一輛一輛的高級豪華轎車，接二連三的停在議會門口，只見一個個準議員，手裡拿著一個長條盒子，裡面當裝著當選證書，他們見我蹲在那裡，大都視若無睹，或瞄一下子，就快步而過。就這樣我就一直坐到中午十二時，選舉結果揭曉了：

　　議長當選人吳烈智，得四十九票，其餘五票分散給四個國民黨議員；

　　
　　副議長當選邱創良，得四十四票，其餘十票分散給五個國民黨議員；

　　黨外議員得零票。

　　結果揭曉了，也宣告我一廂情願的努力失敗了。

　　桃園縣議會正、副議長爭霸戰落幕，議員又一窩蜂步出會場，不少人神采飛揚，從我身旁大步踏出議會大門而過。也沒有半個記者來訪問我，也沒有人來問我的意見，我蹲在地上，收拾一下我的行李。結束了，我該回家了。我把標語牌丟在火車站的垃圾箱裡，搭著火車返回台北……。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