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寧 cafeˊ

2010年11月6日（六）下午2:00～4:00

福華飯店四樓405室（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內容：
 
         2：00 ~ 2：30  來賓入場，背景音樂

         2：30 ~ 2：40  主持人介紹與會貴賓

         2：40 ~ 3：10  藝文人士致詞

         3：10 ~ 3：15  作者致謝詞

         3：15 ~ 4：00  茶敘聯誼

咖啡茶點，老朋友相聚，新朋友相識，
自由自在，暢談台灣藝術文化…… 




新書發表會出席來賓。

前國家文藝基金會董事長、詩人李魁賢（前），
台大數學系教授楊維哲（中），
台獨運動前輩林永生夫人高儷珊（後）。

新書發表會兩位主持人：鄭凱榕小姐（左）與魏嘉宏先生（右）。

身兼聲樂家、歌劇指揮、歌劇導演數職的曾道雄教授與邱斐顯。

聞名國際詩壇的詩人李魁賢與邱斐顯。

感謝新書發表會攝影師謝慶龍先生提供照片。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新書出版

當今台灣社會，有人不斷遭受挫折，有人留下孤獨身影，

有人拒絕權勢當道，但是，他們堅持理念，

他們「想為台灣做一件事」。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新書出版

一、 寫作計畫：

作者邱斐顯女士與其先生江蓋世，自 2006 年來，兩人共同策劃，由邱斐顯執筆，進行這項《想為台灣做一件事》（原訂書名《台灣藝術花園》）的長期寫作計畫。邱斐顯寫下了台灣藝文人士堅持創作的理念與身影，以及她個人從事文學創作的心路歷程。全部書稿 20 萬字，經熱心友人們贊助，集結成冊，由前衛出版社出版發行。

二、 本書內容：

第一部分、台灣藝文人物訪談錄，依姓氏筆劃排列如下：

王金櫻（歌仔戲國寶）、王秀杞（石雕家）、李永豐（兒童劇團長）、李良仁（雕塑家）、李筱峰（台灣史學家）、李勤岸（台語文教授）、李魁賢（詩人）、李龍泉（雕塑家）、沈明正（布袋戲團長）、林文欽（出版家）、林清財（研究平埔族的漢人音樂家）、林耀堂（版畫家）、邱萬興（民主運動攝影師）、洪瑞珍（台灣唸歌團長）、高子洋（原住民音樂家）、莊永明（台灣歷史文物研究專家）夏曼．藍波安（原住民文學家）、許亞芬（亞芬歌子劇戲坊團長）、郭明福（水彩畫家）、陳永明（歌仔戲編劇）、陳麗貴（記錄片導演）、曹欽榮（博物館學專家）、曾道雄（聲樂家、台北劇場團長）、黃明川（導演）、楊碧川（台灣歷史學家）、劉嘉逸（精神科醫師、畫家）、劉鐘元（河洛歌子戲團長）、歐蜜．偉浪（原住民牧師）、潘朝森（油畫家）、柯芳隆（作曲家）……等。

第二部分、邱斐顯從事創作的心路歷程，以及歷年來所寫的文學創作。　

三、學經簡歷：

邱斐顯，1964 年生，台北市人。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英國赫爾大學 ( University of Hull ) 社會學碩士。

曾任《台灣新文化》月刊編輯、週刊記者、國會助理、《人本札記》執行編輯、台北市女權會秘書長、台灣民主運動史專書《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執行編輯、《新台灣新聞週刊》專欄作家、中央通訊社英文藝文新聞網路編輯、《人本札記》專欄作家。　

現任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兼任講師，並從事寫作，經營個人部落格【台灣藝術花園部落格】 http://www.wretch.cc/blog/phesha0822

江蓋世，1958 年生，台大政治學士、碩士，莫斯科大學博士候選人，鄭南榕『自由時代』雜誌社採訪編輯，曾巡迴全台提倡『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曾任台北市議員，行政院政務顧問，「台北市愛與非暴力協會」理事長，著有《我走過的台灣路》、《非暴力的理論與實踐》等書。江蓋世部落格http://kaise1958.pixnet.net/blog/　

四、2010年11月出版發行：

前衛出版社，購書服務電話：02-25865708

傳真：02-25863758  社址：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53號4樓之3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迴盪 5-3命運之旅（上）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七日 ，自立晚報刊出來，民進黨的謝長廷、洪奇昌、江蓋世，與「反共愛國陣線」的許承宗、吳東沂，全部遭到台北地檢處檢察官陳清碧起訴，前三人的罪名是「妨礙公務」、「妨礙秩序」，後兩人的罪名是「妨礙秩序」，而謝長廷因帶領群眾大罵老賊不要臉，他個人又加了一項「侮辱公署罪」。
 

　　該來的，想躲也躲不掉，我雖遭到了起訴，但又可以延續非暴力的抗爭，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可是，我卻面臨一個困境，如果完全按照「甘地精神」，我根本不需要聘請律師，也不需要在法庭上大費唇舌，可是，我如果把話講得太滿，說我自己不請律師，絕不上訴，但這麼一來，只會影響我另外兩位受難同志謝長廷、洪奇昌。一位律師朋友告訴我：「你堅持你的信念吧，別管別人怎麼說。」

 

　　但另一方面，由陳繼盛律師所召集的義務辯護律師團，正在密切磋商，如何打贏這一場官司，如果我個人自行其道，不委任律師，將來也不上訴，豈不是破壞了原有的團隊嗎？左思右想，我想到一個折衷的辦法，有關於法律訴訟的部份，就由律師團統一步調，但我個人依舊去環島，推動台獨思想運動。甘地本人，有他基本的堅持與原則，但遇到特殊情況，他總是採取權宜的措施，我想，我這樣的決定，可以說是修正版的「甘地精神」，畢竟國情不同，時空背景不一樣，我總不能食古不化，自我突出，而忘了身邊受難的同志。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民進黨中央為了我們遭到起訴，而舉行記者招待會，黨主席江鵬堅親自主持。小小的會議室裡，擠滿了新聞記者，人很多，秩序很亂。江鵬堅首先開個頭，然後再依序由我、洪奇昌、謝長廷發言。那時，我整個心思，是擺在下個月的「命運之旅」，什麼記者招待會啦，或是法庭的辯論啦，又有什麼重要呢？我能上山下海，踩遍台灣的每一塊土地，那才是我的最愛啊！因此，我發言前，就事先準備一張小抄，我慢慢的唸了出來：
 

　　  「我只想說兩句話：

　　　第一、我感激他們將我起訴，謝謝他們；

　　　第二、我怕黑暗。他們不准我們點燈，我只好當『台灣獨立』的蠟燭。」

 

　　接下來，洪奇昌、謝長廷針對國民黨的司法整肅，提出了很多批判。記者會完了，江鵬堅回頭問我：「江蓋世，你怎麼只講一點點？」

 

　　我只好聳著肩，笑一笑，我又能說些什麼呢？反正，我一無所有，要抓要關，是他們的事，我只要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入獄前的「命運之旅」，那麼，所得的成就就勝過在記者會上的千言萬語了。

　　一九八七年的民進黨，黨綱內有關台灣前途的條文，只有「住民自決」的基本綱領，而沒有任何台獨的字眼。當時我想，除了反對國安法之外，我們應該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民進黨的黨綱，如果成功了，維護台灣人民的台獨思想自由，就不再是我們這幾個「少年仔」的任務，而是整個民進黨的政治責任，是啊，為什麼不如此呢？我們只有幾個人，統治者很好對付我們，要是整個民進黨都站了起來，那所凝聚的力量，就沒有那麼簡單對付了。

 

　　因此，我們幾個討論之後，決定要尋求民進黨全國黨代表的連署，把「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納入民進黨黨綱，同時，也向海內外的台灣人民訴求，推動一個全面性的連署運動，希望不單單是民進黨，而是所有支持思想自由的人民，都應該站出來，簽下你的名字，向統治者說「不，你不可以剝奪我們的思想自由！」。

 

　　主意打定，接下來，我們就要找一個人來寫連署運動的宣言，第一個，我想到的就是林濁水。

 

　　林濁水，一九四七年生，南投埔里人，政治大學畢業，曾擔任過《新潮流》雜誌總主筆、「黨外編聯會」會長，一九九一年提出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一九九二年當選立法委員。林濁水寫得一手好文章，理論研究紮實，民進黨組黨前後的重要文獻，以及有關台獨的重要決議文，大都由林濁水主導或主筆，因此，他向來被人稱為「台獨理論大師」。

 

　　我去找林濁水，向他提出連署運動的概念，這位前輩聽了一聽，思考一下，就滿口答應。圈內的朋友，常愛笑林濁水，說他的思考縝密，但動作卻慢吞吞的，跟他邀稿，就要不時的盯著，不然三拖四拖，大軍已開拔，子彈都沒準備，那還得了？有鑑於此，我特別叮嚀他：「濁水兄，時間有卡趕，請儘量卡緊咧，好否？」

 

　　林濁水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倒是滿照顧的，他一口答應，就真的快馬加鞭，過了沒幾天，宣言就寫好了，我非常感激他的協助。

 

　　這篇台獨運動的歷史文獻，題目是「台灣人走台灣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全文如下：

 

　　「台灣的前途問題關係到一千九百萬人現實的利益，更關係到子孫萬代的幸福。
 

　　一、不願再接受國共擺佈！
 

　　對這個問題最喋喋不休的是國民黨與中共，台灣的出路在他們說來有夢想式的「一國兩制」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有讓生靈塗炭的「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和「血洗台灣」，更有讓國民黨維持特務統治的國共合作；而付諸行動的則有八二三等戰役。

    要戰要和、要用文、要用武；要統戰，要殺人盈野都在於他們的隨興所至！他們看來，台灣人民除了安安份份地接受擺佈，甚至以自己的血肉當他們的砲灰之外，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一千九百萬有血肉的人，在他們看來，只是一堆統計數字，是擴張統治慾、權力慾的對象，是用來墊在權力寶座下的磚石木頭！  

　　二、台灣人民，你們的聲音在那裡？
 

為了台灣問題，甚至國際社會，不分大國小國，遠邦近鄰，四十年來都一再發表意見。
 

　　但是，在舉世喋喋不休，甚至把你當做芻狗犧牲時，有血有肉的台灣人民，你們的聲音在那裡？
 

    四年前台灣人民只不過怯生生地主張住民自決，中共、國民黨兩個勢不兩立了六十年的政權竟齊聲恫嚇，這兩個仇敵在面對台灣人時，竟是迫不急待地志同道合起來了！ 
 

    其實，自決，到底只涉及解決台灣問題的程序問題，還不是具體明確的方案，對台灣人民這樣低姿態的要求，兩個統治集團已悖然震怒！
 

　　三、走遍全島，喚醒人民，大家一起來支援！
 

    但是就在這兩政權怒震未息時，台灣人民卻有人毫不在乎地進一步要求討論具體明確的方案的自由了，開始有人連「台灣獨立」的主張都提出來了！
 

    而包括江蓋世在內的幾個年輕人竟不只形諸於文字，甚至舉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旗幟遊行，要走遍台灣南南北北各角落，去喚醒台灣人民天生的權利了！ 　

    台灣人民已經能勇敢地表達自己的心願了！  

　　有血有肉的台灣人民，不願屈服在強權之下的台灣人民，一起來支援江蓋世這幾位勇敢的年輕朋友的主張吧。」

 

（未完待續）

牧童作曲家柯芳隆的《二二八安魂曲》
文／邱斐顯

本文刊載於《人本札記》# 254，August 2010

柯芳隆，一九四七年出生於台灣台中，一九七二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他的作品融合了東方的傳統與西方的技巧，表現出個人特色及本土的色彩。

柯芳隆第一首正式發表的作品《醮》（一九七一），把童年家鄉熟悉的廟會樂音與台灣傳統戲曲「哭調仔」結合，展現其特殊的創作風格。大學畢業演奏會，他親自彈奏創作的鋼琴曲《嫦娥←→火箭》（一九七二），表現傳統人文與現代科技的衝突與對比。服役歲月，創作了鋼琴曲《馬祖漣漪》（一九七四）。

一九八○年柯芳隆進入德國柏林藝術大學深造，主修理論作曲。一九八四年，留學期間為大提琴與鋼琴所寫的作品《變》，獲選在柏林新音樂節中演出。一九八五年畢業回國，開始任教於台灣師大音樂系。

一九九二年，創作的室內樂作品《五重奏II》，獲邀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作曲家評議委員會」會議中播放，並在捷克國家廣播電台與歐美各地演出，獲得極高的評價。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擔任中華民國現代音樂協會理事長。二○○二年獲得吳三連音樂獎。二○○四至二○○八年，擔任師大音樂系主任，並於二○○七年八月系主任任內，將藝術學院音樂學系、民族音樂研究所、表演藝術研究所合併改制為音樂學院。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的那一年，多少台灣人的午夜夢魘，從這一年開始。一九四七年，柯芳隆出生於大甲溪入海口的南埔村，隸屬於台中縣大安鄉。

放牛哼唱  怡然自得

柯芳隆是個農家子弟，孩童成長過程中，他的娛樂相當有限，印象中，每逢拜拜，家裡才有肉可吃，村裡才有戲可看。因此，他最大的娛樂，就是難得的廟會活動，聽歌仔戲，欣賞台灣傳統民間音樂。柯芳隆憶起兒時，那一聲聲的鑼鼓聲，那一句句的歌仔調，經常腦中盤旋不去。

柯芳隆的歷代祖先，唐山渡海來台後，世居大甲溪畔。柯芳隆回想，他小的時候，幾十戶柯氏家族，都住在一個村子。村子裡，一條溪水潺潺流過，一棵百年大榕樹屹立其中。

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以興建防波堤為名，柯氏家族被迫搬遷到大甲溪堤防的北邊。溪的另一邊，放眼望去，長滿一整片的「水蓑衣」。那是一種爵床科水蓑衣屬的多年生水生挺水植物，為台灣特有品種，由於棲息地受到人為的大肆破壞，瀕臨滅絕，目前僅剩分布於台灣的台中大安、清水以及龍井等地。

國小時期，柯芳隆常常在放學後，穿著短褲、打著赤腳，呼朋引伴，少則三、四人，多則十多個人，大家各自牽著自家的牛，大甲溪畔，放牛吃草。溪畔野草叢生，綿延兩公里長，直到台灣海峽的出海口。午後時分，柯芳隆小牧童，與其他玩伴，牽牛至此，悠閒吃草，一吃就是一個下午，這是他最快樂的時光。他常常人騎牛背，嘴裡哼唱自編民間小調或是歌仔曲調，大甲溪畔，悠哉遊哉，怡然自得。

柯芳隆回憶著快樂的童年，「放牛時間，就是我最好的自然課。我們會拿著曬乾的牛糞去烤螃蟹、溪蝦。」牛糞？沒錯！牛是吃草的素食動物，牛糞本身並不臭。牛糞曬乾後，可當柴火燃燒，非常環保。

「夏天放牛的時候，我們就在溪裡撈螃蟹。冬天，有時我們會在海邊撿拾被凍斃的烏賊。有時，眼看魚兒逆流而上，跳到石頭上。我們常常在岸邊，用牛糞生火烤螃蟹。」他們用竹籠笆把溪水圍起來，螃蟹跳不過的話，就會跳到竹籠內。台灣半個世紀前的自然生態，溪中生物不虞匱乏。

竹師啟蒙  楊兆禎老師

楊兆禎（1929~2004）就讀芎林國小時，曾受業於鄧雨賢；就讀新竹師範學校時，不但師從呂泉生學習聲樂；還創作〈搖船〉與〈農家好〉等歌曲，而後被選為國民小學音樂教材。除此之外，楊兆禎也熱衷採集客家民謠。他於一九七四年完成台灣第一本客家民謠專書《客家民謠九腔十八調的研究》，這是二次戰後第一本公開有系統且由台灣人出版的著作，也是研究客家山歌重要的著作之一。因為這本著作，原本只流傳在鄉間的山歌，得以進入學術殿堂。楊兆禎一生投入音樂教育生涯四十多年，堪稱音樂教育界的國寶。他作育英才無數，桃李滿天下，而柯芳隆正是個中翹楚。



1975年竹師音樂會，演唱者楊兆禎，鋼琴伴奏柯芳隆。


柯芳隆談起楊兆禎，「每次上楊老師的音樂課，都是一大享受。他豪爽的笑聲與豪邁的歌聲，至今猶歷歷在目。我後來選擇音樂作為我一生的志業，完全是受楊老師的影響。」

柯芳隆新竹師範學校畢業後，分發到台北市東園國小任教。任教時期，他知所不足，決心繼續深造，打算投考師範大學音樂系。那時候，讀大學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學科成績好者，採保送方式；一種是學科成績不好者，採考試方式。柯芳隆的數學成績不佳，所以他去補習班補習，加強數學。最後，他如願以償，考進了師範大學音樂系。

私下求教  許常惠教授

柯芳隆就讀師範大學音樂系時，對作曲特別有興趣。音樂系裡雖然有教大班作曲的老師，但是沒有開個別指導學生作曲的課程。那時候，許常惠教授尚未在師大音樂系任教，而在國立藝專音樂科任教，柯芳隆因而私下受教於許常惠。許常惠（1929~2001）是一位知名的台灣音樂家及教育家。柯芳隆憶及許常惠的指導，說：「我唸師大的時候，家裡的經濟狀況不好，跟許常惠老師學習時，我有時都繳不出學費。而許老師一點都不在意。」

許常惠採開放式教學，常常鼓勵學生，「盡量發揮創作」。許常惠相當推崇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法國作曲家德布西，以及俄國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

許常惠特別強調作曲家要有民族音樂的特色，這樣的觀點深深影響柯芳隆。一九七一年，柯芳隆還是一個大學生，他就發表了第一首正式作品《醮》。他強調：「我不用西洋調性和聲理論來作曲，而是用鋼琴的和弦來表達鑼鼓敲擊的效果。」

竹師任教  覓終身佳侶

一九七二年師大音樂系畢業後，柯芳隆回到新竹，此時新竹師範學校已改名為新竹師專，他在那裡擔任了好幾年的助教。巧合的是，他的老師楊兆禎仍在該校任教。楊兆禎與柯芳隆兩人，從師生變成同事，正是「亦師亦友」的最佳寫照。

柯芳隆在新竹師專任教時期，一位翩翩佳人走進了的感情世界。她是陳淑文，柯芳隆的學妹，比柯芳隆晚三年進入師大音樂系，主修鋼琴。她師大畢業後，也到新竹師專來擔任助教。他們兩人在一九七八年結婚。陳淑文不僅是柯芳隆的人生伴侶，也是柯芳隆一路從事音樂創作的推手。



楊兆禎退休歡送留影，楊兆禎老師（前排右三），柯芳隆（前排左一），
陳淑文（前排左三）。

柯芳隆在新竹師專任教多年，日漸覺得，台灣的學院裡，對現代音樂理論介紹得不夠充分，他興起了出國深造的念頭。柯芳隆家境並非富裕，但是太太從旁鼓勵，一九八○年，他申請到德國柏林藝術大學深造。柯芳隆事後回想：「我到德國深造，一來是想吸收西方樂世界的作曲理論，二來是讀書免學費。那年頭，外省權貴子弟，出國較容易，動輒有獎學金可申請或補助，而台灣人子弟，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留學德國  吸收理論

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間，柯芳隆於德國柏林藝術大學深造，主要師事德國教授拜爾（F. M. Beyer），主修理論作曲；同時也向席內柏教授（D. Schnebel）及向韓國作曲大師伊桑勇（Isang Yun）學習樂曲分析。

伊桑勇在音樂創作上，極力將東方傳統音樂引進西方樂壇，他也寫了〈洛陽〉、〈禮樂〉等有東方色彩的名曲。伊桑勇強調「用西方現代音樂語法，寫出自己的風格」的觀念，雖然很值得學習，但柯芳隆也發現，伊桑勇他的作品太個人化。因此，柯芳隆只求教於他一個學期。

深入了解西方音樂的作曲理論後，柯芳隆有著很深的感觸。西洋樂曲強調邏輯、對稱、對位等概念；但是東方樂曲卻是強調氣氛、神韻、氣韻，而這些就是他自小熟悉傳統音樂裡豐富的內涵與精神。西洋作曲理論學得越多越廣之後，他越想把自己家鄉的音樂，以現代音樂的語法呈現出來。

留學時期，柯芳隆研究作曲理論之外，最大的收穫，莫過於學習德國人對環境保護的態度。柯芳隆喜愛接觸大自然，走訪德國鄉間小鎮時，即使是一草一木，政府都重視。他記得，「德國的每棵樹，都有登記。若要建造房屋，屋旁若有樹，照規定不能任意砍掉那棵樹，你必須把樹木移植到旁邊。」

相較之下，台灣政府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不顧生態環境的作法，簡直有天壤之別。一九八五年，柯芳隆學成歸國，卻發現自己熟悉的故鄉，農宅已改成水泥屋，鄉間小路也變成柏油路，水源污染嚴重，溪裡的土虱、泥鰍、鱔魚，早已不見蹤影……。

歐洲遊歷  境遇刻骨銘心

柯芳隆提到了太太陳淑文，說道「我太太任勞任怨，支持鼓勵，也是我全心投入作曲創作的動力。」柯芳隆赴德進修的第二年暑假，太太陳淑文帶著公公與兩歲的小孩，搭機赴德與柯芳隆會合，一家人到歐洲各大城市旅遊。旅途中，因經費有限，他們全家以克難的方式來遊歷，只住一般民宿；而且隨興地走到哪裡，休息到哪裡。有一天，當他們玩到羅馬時，因一時訂不到旅館，柯芳隆只好讓父親、太太和小孩在車內休息，自己則窩在汽車底下，勉強熬過了一夜。



1982年，柯芳隆與太太陳淑文及小孩，於柏林植物園。

一九八四年暑假，楊兆禎夫婦、柯芳隆夫婦與友人，一起在歐洲自助旅行一個多月。他們開著車，搭上船，從北歐一路旅遊到南歐。他們帶著瓦斯、帶著帳篷，大部分時間住在露營區。個性謹慎認真的楊兆禎，出國前，就小心翼翼地把錢縫在褲袋、綁在皮帶上。



1984年，柯芳隆（前排左），太太陳淑文（前排右），
與楊兆禎老師夫婦（後排），攝於歐洲。

他們遊歷到西班牙馬德里時，因為要看鬥牛表演，當晚沒有再去找露營區，而住在市區內一家位在風化區裡的旅館。風化區內的旅館比較便宜。他們住的旅館，甚至沒有電梯。他們看完鬥牛表演後，回程時已疲憊不堪，大家都沒有體力背著身上的物品，再爬上四、五樓高的旅館房間，就乾脆把隨身物品，往汽車裡一擺。楊兆禎把皮帶也放進車內。而車子就停在馬路邊。沒料到，西班牙宵小猖獗，第二天，他們大吃一驚，車內的錢與酒都被偷個精光。他們連忙趕到警察局報案，沒想到，當地警察告訴他們，這種偷竊事件，西班牙已司空見慣了。這一群台灣來的音樂家，因此心情不佳，當天就離開馬德里，驅車直奔法國。

留學時期，柯芳隆也參加台灣同鄉會的活動。一九八四年，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在德國埃森舉行，陳唐山是當時的會長，尤清、史明都到場參加，柯芳隆也躬逢盛會。那時候，有些海外台灣同鄉，對史明的左派思想頗為抗拒，有的人表明不想與史明住同一個房間。柯芳隆則和其他幾位同鄉，被安排與史明同住，但因人多，且只有一夜，柯芳隆和史明，後來並沒有進一步的接觸。

鄉土遭污染  心痛作曲示警

柯芳隆喜愛大自然之美，有感於台灣的環境污染日益惡化，痛心之餘，寫出了管弦樂作品《哭泣的美人魚》（1993），以表達他對鄉土遭蹂躪的錐心之痛。他作品中的主角美人魚，不是迪士尼卡通裡浪漫、等待愛情的美人魚，而是面對溪海發臭、垃圾成堆，無法悠遊自得的美人魚。



【哭泣的美人魚】樂譜封面


【哭泣的美人魚】音樂 CD 封面

柯芳隆關懷台灣這塊土地，從未間斷。他所寫的小提琴、大提琴與鋼琴的三重奏《祭》（1997），是目睹台灣遭受「口蹄疫」肆虐，抱著贖罪心情完成的作品。

一九九九年，台灣遭逢前所未見的世紀大震－「九二一大地震」，天災人禍舖天蓋地襲捲台灣，柯芳隆決心用音樂來省思這一切。他創作了大型管弦樂與合唱的交響曲作品《2000年之夢》，並事先邀請台語詩人林央敏為此合唱曲寫詩。

詩人林央敏是一位多產的台灣作家，他熱愛鄉土、寫過不少諷刺戒嚴時代強人政治的文章，因而作品屢遭國民黨當局查禁。他的一首詩作〈嘸通嫌台灣〉，作曲家蕭泰然將其譜曲後，對催化台灣人意識，有著深遠的影響。

「林央敏的詩作，台語讀起來很自然，很順口。我委託他寫《2000年之夢》的詞時，我告訴他，我所要的感覺和語彙，譬如第一樂章要有悲壯、淒涼的感覺，那種大自然遭到破壞的悽愴；第二樂章描述兒時的夢境，我請他多用『白泡泡』、『青菱菱』等形容詞；第三樂章以激奮的語詞，激勵台灣人民的人心。」

第一樂章的部份詩詞如下：

「是安怎？我的心內無歡喜，只是陣陣痛疼陣陣驚！聽！彼是什麼聲？山咧哮！溪咧哭，雲的目屎湊湊流。咁是受傷的平洋塊叫啼？我欲問激動的風，這是為什麼？」

第二樂章的部份詩詞如下：

「思當初細漢的時，白泡泡的雲蕊歇置青菱菱的山嶺，蕭蕭的樹林內，鳥仔合唱青春的歌聲，長長綠水青鏡鏡，鯽仔魚排隊郊遊，毛蟹做夥浮涎……到如今社會人情變甲冷吱吱，記智內收集的相片，攏變做反黃的日子。」

這首《2000年之夢》自發表以來，包括島內和海外，已經演出十餘次，每次都動員兩三百人參與演出，深愛聽眾喜愛。

《二二八安魂曲》 紀念犧牲者

台灣首度政黨輪替之後，政治紛擾依舊吵嚷不休，媒體興風作浪，政黨之間嫌隙日增。但柯芳隆不因此而悲觀，反而創作另一大型管弦樂作品《台灣新世紀序曲》（2004），來表現他感恩、樂觀的心情。

柯芳隆表示，「台語詩詞優美，腔調特別，融合交響樂團的音響，創作出富於台灣本土特色的動人樂章，進軍國際樂壇，讓全世界的音樂家也用台語演唱台灣的音樂，是我夢寐以求的願望。」《二二八安魂曲》則是繼《2000年之夢》之後，柯芳隆再度結合台語詩詞與管弦樂的大型創作。

柯芳隆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紅嬰仔」，經歷「二二八事件」後的白色恐怖時期，對於政府不當的作為，造成台灣人民的恐懼，感受特別深刻。柯芳隆回想年幼時，聽過家中長輩提到，他的舅舅本來在鄉公所任職課長，因二二八事件而遭到逮捕，並遭到「灌大便」的經歷，這些慘痛歷史，常存他的心中，難以磨滅。他希望自己能用音樂創作，來記錄這段晦暗而沉重的台灣歷史；他希望這首曲子能撫慰那傷痛的歲月，紀念為台灣勇敢犧牲的受難者。

他很努力地尋找合適的台語詩詞，但遍尋不著。二○○六年，正巧詩人李魁賢寄了〈二二八安魂曲〉的詩作給他，他如獲至寶，於是花了一年時間，完成樂曲創作。柯芳隆創作時，為了更精確地掌握李魁賢台語詩詞之音調，特地請求李魁賢以錄音朗讀詩作，以便他能反覆聆聽。柯芳隆說：「李魁賢朗讀〈二二八安魂曲〉的錄音檔案，現在仍然保留在我的電腦上。」與他合作的李魁賢誇讚他：「〈二二八安魂曲〉總共有六個樂章，兩百二十八行的史詩，柯芳隆都能按時、按章節，完成譜曲，何況他那時還身兼師大音樂系主任，有忙不完的學校行政工作要處理。他真是一位認真的作曲家。」

第二樂章的部份詩詞如下：

「由街頭巷尾  行到荒廢的郊外  行到水尾湳仔地  行到山嶺絕壁  無消息  是唯一的消息  生死路上全然無消息  我的青春也就安爾無消息  我唯一的等待  就是消息」

柯芳隆原本希望能在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首演，無奈不巧，當時國家音樂廳另有安排，後來首演日期改為安排至四月七日。這場首演結束後，原本計劃於二○○八年底，移師日本演出，最後也因政黨再度輪替而暫時終止。

改編民謠  鼓勵學生創作

柯芳隆在個人創作之外，也著手改編不少台灣民謠。「過去，很多優美動聽的台灣民謠，因為缺乏合適的鋼琴伴奏曲，唱起來總是顯得單薄。我試著以鋼琴、管弦樂、弦樂四重奏譜了一些歌曲，希望能提升台灣民謠的地位，讓這些民謠聽起來更有藝術價值。」目前，他改編過的曲目有《望春風》、《雨夜花》、《白牡丹》、《河邊春夢》，其中以《河邊春夢》最受歡迎。

柯芳隆聽過一些外國人改編的台灣歌謠，不禁搖頭嘆息道：「我聽過一位日本作曲家改編《草螟仔弄雞公》，因為他對詞意不熟悉，編出來的曲子，聽來很沉重，根本不對味。」他指出，當前台灣音樂界人才濟濟，我們應該鼓勵年輕一代從事創作或改編台灣民謠，而有些企業界人士，卻經常重金禮聘外國作曲家來改編台灣歌謠，這是最不值得鼓勵的事。

「鄉音，台灣民間音樂，是我創作的泉源。鄉土，對台灣這塊土地的關懷，是我創作時的中心信仰。鄉音與鄉土，無時無刻，迴盪耳際，浮現眼簾，一直是我心中的最愛與最痛。」柯芳隆自撰《鄉音鄉土情》前言裡，作了這一段告白。

柯芳隆，這位當年庒腳放牛囝仔，他走過了艱辛的創作歲月，他寫下了撫慰人心的創作《二二八安魂曲》，他創作的泉源，就是我們的故鄉－台灣。

Date: 2008 April 7, Monday.
Time: 19:30 p.m.
Venue: National Concert Hall, National Chiang Kai Shek Cultural
Center (國家音樂廳) 

The incident that set off the February 1947 uprising occurred in the area near the Tien-Ma Cafe (Tea House) on Nan-Ching West Road in Taipei on the evening of February 27 of 1947 when a policeman attempted to confiscate cigarettes being peddled by an elderly Taiwanese woman. The woman, Lin Chiang Mai, resisted and was then pistol-whipped by the policeman. An angry crowd soon gathered around Lin and the policeman. A warning shot fired by a policeman went astray and killed an onlooker, and that was the spark that lit the so-called 228 Incident. 


The 228 Incident of 1947 was a spontaneous uprising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against suppression by the Kuomintang (KMT） government which took control in Taiwan in 1945 in the wake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Thousands of Taiwanese elites and ordinary citizens were killed in the incident. 


The upcoming concert will open with “The Requiem for the 228 Incident,” composed by Ko Fang-Lung（柯芳隆）. 


Professor Ko, the composer.

The famous poet, Lee Kuei-Hsien（李魁賢）wrote the lyrics for the song, which represents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in their darkest hour.


Lee Kuei-Hsien, the poet.


Members and the program

Composer: Ko Fang-Lung 

Lyricist: Lee Kuei-Shien  

Apo Ching-Hsin Hsu, the conductor. 


Conductor: Apo Ching-Hsin Hsu 許瀞心

Vocal Soloists: Chen Yun-Yi 陳允宜, Yang Ai-Lin 楊艾琳, Hsueh Ying-Tung 薛映東, Chen Jung-Kui 陳榮貴  
 

Chorus of the Department of Music,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樂系合唱團）, The Philharmonic Symphony which was formed by professors and elite alumni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台灣師友愛樂交響樂團）, Taipei Century Chorus（台北世紀合唱團）, and La Voix d'Azur（蔚藍之聲合唱團）

The program includes Beethoven：Symphony No.3“Eroica”and Ko Fang-Lung：“The Requiem for the 228 Incident”.

A note about Ko Fang-Lung

Ko Fang-Lung was born in Taichung, Taiwan, in 1947. He graduated from the Music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in 1972, and in 1980 entered the Berli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where he majored in composition under Professor F. M. Beyer. He graduated in 1985 and returned to NTNU to teach.  

Professor Ko is currently the chairman of NTNU’s Music Department. From 1994 to 1995, he served as president of ISCM. He received the Wu San-Lien Music Award in 2002.

His works combine eastern traditions and western techniques, and reflect hi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his culture. His chamber music composition（Quintet II）received rave reviews when it was performed in Europe and the U.S. His Orchestral piece “Crying Mermaid" is the most frequently performed piece of modern music in Taiwan . The Three Movement Symphony for Chorus and Orchestra, “Dream of Year 2000, " has been performed 10 times since its premiere, each time with about two to three hundred people on stage.

A note about Lee Kuei-Shien

Lee Kuei-Hsien, born in Taipei in 1937, is a famous poet who graduated from Taip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began writing poems in 1953, and by 1976 had become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oets in England . He helped to establish the Taiwan PEN and was elected vice president of the organization in 1987 and president in 1995.

His poems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Canada , Greece , India , Japan , Korea , Mongolia , the Netherlands , New Zealand , Romania , Russia , Spain , the U.S. and Yugoslavia .

His awards include Merit of Asian Poet, Korea (1994); Taiwanese Poet Prize (1997); Poets International, India (1998); Poet of the Millennium Award, International Poets Academy, India (2000); and the Lai Ho Literature Prize and Premier Culture Prize, both in Taiwan (2001). His name was put forward by the International Poets Academy of India three times as a nominee for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2001, 2003, and 2006. This brought great honor to Taiwan , even though he was just a nominee for the prize.

He also won the Michael Madhusudan Best Poet Award (2000), the Wu San-Lien Prize in Literature (2004) and the Poet Medal from the Mongolian Cultural Foundation (2005).

He has attended international poetry festivals in El Salvador , Japan , Korea , India , Mongolia , Nicaragua and the U.S. He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from 2005 to 2007.

Lee will give a poetry reading at the upcoming concert.

A note about Apo Ching-Hsin Hsu

Apo Ching-Hsin Hsu, a native of Taiwan , earned a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in piano studies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She did her graduate studies in the U.S. at the Hartt School of Music in Connecticut under the legendary double bassist, Gary Karr. She also earned an MM in double bass and an Artist Diploma in Conducting under Charles Bruck. She attended the Pierre Monteaux Domaine School in Maine for Advanced Conductors, the Conductor's Institute in South Carolina , studying under Harold Farberman, and the Aspen Music Festival in Colorado , studying under Murry Sidlin. 

Apo Hsu entered her fifth season as Orchestra Director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fall of 2007. She had previously served as Music Director and Conductor of the Springfield Symphony in Missouri . She also served as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Women's Philharmonic in San Francisco and earlier as Music Director and Conductor of the Oregon Mozart Players in Eugene , Oregon , after she completed her three-year tenure as Affiliate Artist/NEA Assistant Conductor of the Oregon Symphony.

Apo Hsu has made guest appearances at concerts all over the U.S. , in Russia , Asia, and Australia . Hsu was also invited to guest conduct the Festival Orchestra for the 2003 Summer Presidential Concert in Chungli, and the Presidential Holiday Concert in Tainan , Taiwan in December 2003.

During the University's 6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in May 2006, Apo Hsu led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ymphony Orchestra on a week long cultural exchange tour of Australia , performing in Brisbane , Sydney and Canberra , Australia .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ymphony Orchestra and the Festival Chorus also went tour of California tour where they performed “Formosa Dreaming” by Ko Fang-Lung and “Ilha Formosa : Requiem for the Formosan Martyrs” by Hsiao Tyzen. Apo Hsu conducted the Orchestra in September 2007 in three concerts that were presented at UCSD, San Gabriel and San Jose to critical acclaim.

Photo courtesy of the Department of Music,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民主運動街頭攝影師 邱萬興 文／邱斐顯

邱萬興，一九五九年生，桃園縣觀音鄉觀音村的客家人，祖、父兩代都是觀音街上的打鐵匠。家中兄弟眾多，上有五個哥哥，邱萬興排行老么，更能體會父親辛苦打鐵的工作，難以維持一家溫飽。 

繪畫度日  塗鴉童年
 

邱萬興從小喜歡繪畫，天天拿筆畫畫度日。就讀觀音國小一年級時，第一次參加校內美術比賽就獲得第一名，「我上司令台領獎，獎品是三十六色的彩色蠟筆，這個非常珍貴的蠟筆盒獎品，讓我從此更喜歡畫畫。」那時候，學校裡沒有美術專業老師可指導學生，他只能靠自己摸索。
 

邱萬興就讀觀音國中時，一、二年級的導師麥良興是美術老師。他的繪畫興趣得到麥老師的重視，經常被指派去參加各類壁報與美術比賽。國三的美術老師則是 曾英才 老師。要考高中前，這兩位國立藝專畢業的美術老師都鼓勵邱萬興報考國立藝專，或是楊梅高中的美術班。
 

邱萬興覺得自己的學科成績不理想，怕考不上，沒有去報考老師推薦的學校，加上擔心家境貧窮，到外地念書會造成家裡的負擔，他選擇了省立龍潭農工的電工科就讀。電工科所教的科目，全是水電接電線與焊水管知識，不僅如此，學校還安排課程教導學生爬電線桿。邱萬興念了一學期，就知道自己毫無興趣。「我不希望我以後的人生就是爬電線桿。」
 

第二學期第一次月考結束後，一位同學得知台北縣永和市的私立復興商工有美工科，就邀他一起上台北去看看學校。私立復興商工創立於一九六五年，是當年全台第一所最具規模與特色的美術工藝設計學校。邱萬興和他的同學在復興美工的校門口看了又看，他們也看到了美工科的學生作品展現在校園櫥窗。邱萬興深深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

 

休學重考  復興美工

回家後，邱萬興把想轉念美工科的意願告訴母親，兩、三天後，邱萬興決定辦理休學，打算七月重新報考復興美工。邱萬興回憶著，「那時候，鄉下資訊不發達，我根本不知道台北有美工科系的專業學校，如果不是那位同學找我到台北看學校，我可能還留在龍潭農工，念著不喜歡的電工科。」休學了幾個月，邱萬興一邊準備學科考試，一邊準備術科考試。一九七六年的暑假，邱萬興如願以償考進了復興美工的美工科。此時幸好有他大哥的經濟援助，他才能順利就讀。

復興美工非常注重專業科目的訓練，一、二年級的美術通識課程裡，舉凡跟美術設計有關的科目，全都列為必修，課程內容包括素描、水彩、油畫、木雕、版畫、平面設計、攝影、室內設計、網版印刷等。邱萬興說：「一年級剛開學，老師就告訴我們，美術專科三年裡，『數學』只要第一年讀完，以後就不必再讀了；『理化』則是完全不必讀。」
 

當年，許多優秀的國立藝專與師大美術系研究所畢業學生，到復興美工來應聘教職。葉世強、葉松森、郭明福、蔡明勳、林耀堂、王嘉霖、李琪蓮等多位老師，都教導過邱萬興。其中，以 林耀堂 老師所教的平面設計課程，最為吃重。 林 老師要求學生以手工繪圖，特別是以鴨嘴筆畫墨線的「三十二點聯線」與色彩上色作業更是讓學生們畫到手軟，慘痛的經驗令人難忘。 林 老師嘴裡說「二十個小時可以完成」的作業；同學們卻是整整畫了三天。「我們的學科壓力雖輕，但是術科壓力卻很重，國文課、英文課就成了我們的睡覺時間。」

 

蒐集珍藏  選舉文宣
 

專科第三年的課程，學生得以自選組別（繪畫組、雕塑組、平面設計組、產品設計組）就讀。邱萬興選擇留在雕塑組，學習更多的人體雕塑技巧。然而，邱萬興畢業後，台灣的房地產銷售事業正逢起飛之際，許多房地產公司需要平面設計人員，一九八○年，邱萬興憑著自己美工完稿的功力，考進「海華建設」公司，負責房地產平面廣告的完稿設計。
 

一九八一年底，「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陳水扁第一次代表黨外政團，參加台北市議員松山、內湖、南港區市議員選舉。那時候，海華建設在信義計畫區附近推出一個新的工地建案，地點就在台北市虎林街陳水扁競選總部附近。邱萬興下班後，時常主動到陳水扁競選總部拿傳單看，這些傳單讓他接觸到不一樣的政治觀點，他因此了解反對運動人士被國民黨高壓統治迫害的情形，也同情這群為理想奮鬥的反對運動者，並開始蒐集街頭運動與競選活動的文宣傳單。
 

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許多支持黨外人士言論的民眾，多半會主動參與黨外人士的演講活動及其政見發表會，他們也會蒐集與珍藏手中拿到的文宣傳單。但是，對邱萬興而言，蒐集與珍藏選舉的文宣傳單，卻成了他事業的另一個開端。 
 

一九八一年起，黨外人士為了爭取言論自由的空間，紛紛創辦政論雜誌；一九八三年起黨外雜誌更是蓬勃發展。邱萬興的美工科同學們如黃志堅、王玉靜、劉韓畿、王聖培等人，先後投入黨外雜誌的美術編輯工作。一九八五年，邱萬興的同學劉韓畿在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系列雜誌負責美術編輯。由於雜誌工作講求時效，編一期周刊，美術編輯人員只有一夜的美工完稿時間－－除了設計編輯含六十四頁內文、彩色封面、封面裡、封底、封底裡的雜誌外，還必須手工裁切文稿、圖片，並貼稿。劉韓畿一個人忙不過來，便找邱萬興來幫忙做雜誌美術編輯。邱萬興因工作之故，不僅學習了許多黨外雜誌的編輯技巧，也因此接觸到許多黨外組織的基層群眾與重要幹部。

 

攝影美編  黨外雜誌 
 

戒嚴時期，以「爭取言論自由」、「爭取結社自由」為名的黨外雜誌，在實施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府眼裡，猶如眼中釘、肉中刺。國民黨政府常常以「新聞局」，或「警備總部（簡稱警總）」的名義，動輒「查禁」、「沒收」黨外雜誌。許多黨外雜誌經常每隔幾期就遭查禁，在不堪虧損的情況下，一家又一家的雜誌只好先後停刊。《八十年代》停刊後，邱萬興陸續擔任過《新路線》、《台灣關懷》、《台灣人權》、《台灣與世界》、《 台灣評論》等黨外雜誌的美編。
 

提起這段參與編輯黨外雜誌的風雲歲月，邱萬興記憶猶新地說：「雜誌美編完稿工作幾乎都是通宵完成的。早上六點左右，完稿送廠印刷前，為了怕『警總』或『情治人員』搜查，我們都會把整本雜誌的『手寫稿』，丟到一個大鐵桶內燒燬，大家都戲稱這個動作為『燒銀紙』。」 
 

一九八六年，邱萬興應黨外公政會第三任理事長顏錦福之邀，擔任《黨外公報》周刊的攝影及美編工作，白天負責拍攝黨外活動及組黨說明會，晚上擔任雜誌美術編輯。
 

個性隨和，待人客氣，擅長美編、攝影的邱萬興，此後工作領域始終圍繞在黨外政治圈。他曾經在同一時間裡，幫好幾家黨外雜誌做街頭運動攝影與美編工作。他有時幫各社運團體製作示威遊行的傳單，有時幫政治人物設計競選文宣，有時還陪著候選人上街掃街拜票。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台灣史上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立時，他不但一手包辦民進黨創黨黨證設計、會場佈置，而且還負責民進黨中央黨部機關報《民進報》的編輯工作。當天上午，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大飯店開會時，決定採取不公開的形式，只有邱萬興能在開會現場拍攝所有的活動照片。直到下午舉辦記者會時，才開放外界的記者進入採訪。因而邱萬興得以保有民進黨創黨當天第一手的現場相片資料。
 

邱萬興表示，當年黨外雜誌被警總查禁、沒收的情形非常嚴重，那些比他早參與黨外雜誌美編的同學們，個個因為工作沒有著落，紛紛向各大報社轉進，而離開黨外雜誌的工作圈。「如果民進黨沒有成立的話，我大概也會離開吧！」
 

民進黨成立後，邱萬興留在中央黨部，繼續從事攝影、美編等工作。因為工作需要，他總是帶著相機，走上街頭，以影像記錄解嚴前後群眾示威抗議的事件全貌。這樣的經驗，讓他飽嚐站在軍警或鎮暴警察前拍攝影像的壓力。無數次的街頭衝突抗爭，他學會該站在何處拍攝影像，才能讓影像看起來具震撼力；或是以何種角度取景，才不會遭到軍警的暴力襲擊。
 

國內各大報社記者擁有證明身份的記者證，他們在街頭示威抗議活動中採訪時，只要向警方亮出證件，猶如有一道保護令在身；比起這些記者，邱萬興和黨外雜誌的文字或攝影記者，相對地缺少了這樣的保障。每一次在鎮暴部隊前面搶鏡頭拍照，就歷經一次的冒險犯難。

 

街頭救人  法庭作證
 

自一九八五年邱萬興投入黨外文宣工作後，歷經解嚴前後時期，台灣社會各種團體（婦女、環保、農運、工運、原住民運動等）發起的示威行動，他參與設計示威抗議的傳單海報，數量之多，幾乎到了無役不與的地步。
 

除此之外，邱萬興還有兩次為黨外雜誌的攝影記者朋友出庭作證的記錄，以及一次驚險地解救受傷流血的朋友，把他從群眾運動抗爭現場送到醫院，再從醫院救回家裡的特殊經驗。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蔣經國過世後三天，解嚴後的第一樁政治案件－－蔡有全與許曹德因把「台灣應該獨立」列入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的組織章程中，而被國民黨政府視為叛亂份子，他們兩人分別遭到重判十一年與十年之有期徒刑。
 

該年的 一月廿九日 ，全台各地的民進黨員兩三百人，聚集到土城看守所，聲援蔡許案。國民黨以國喪為由，不准人民舉辦任何集會遊行活動，當天在土城看守所外聲援蔡許的民眾群情激憤，因而與五千名武裝憲警發生激烈衝突。《民進周刊》的攝影記者曾文邦在示威抗議行動中，過於專心拍照記錄軍警施暴的鏡頭，以致攝影取景時不慎落單，被軍警抓去後送往地檢署羈押。邱萬興看到曾文邦被抓，心裡為他抱不平，於是決定出庭為曾文邦作證。這是邱萬興第一次出庭作證。曾文邦因邱萬興的證詞，得以無罪釋放。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台灣農民走上街頭，要求政府保護農民權益。邱萬興與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同事多人，一起上街採訪農民街頭抗爭的記錄。
 

國民黨政府不但無視農民的基本訴求，甚至在街頭抗爭的過程中，不斷以軍警暴力強制打壓遊行民眾。這件五二○示威遊行所爆發的警民衝突，被稱為「五二○事件」。
 

「當天下午警方用噴水車強行驅離群眾時，我也被水柱噴得全身濕透，我趕回家中換了衣服再回到抗爭現場。」邱萬興這麼說。傍晚七點半左右，遊行的總指揮林國華、副總指揮蕭裕珍、《民進報》總主筆林濁水、《台灣民主》雜誌編輯黃嘉光等二十多人，先後遭警方逮捕。黃嘉光在台北火車站被捕前，邱萬興與他站在同一部指揮宣傳車上，兩人同樣拿著相機，為警方動手毆打民眾的事實作影像記錄。邱萬興看到鎮暴警察要上車抓人，只好先行跳下宣傳車。但是行動不便的黃嘉光來不及跳下，他只好眼睜睜看著黃嘉光被警方抓走。
 

晚上八點之後，許多關心農運的大學生，趕到現場聲援群眾，他們手臂勾著手臂，並肩坐下，希望以和平、靜坐的方式，把群眾和警方隔開。當時，邱萬興的《民進報》同事－－就讀台大社會系的陳啟昱與就讀台大獸醫系的朱容徵，也都加入靜坐行列。
 

但鎮暴警察歷經一整天的群眾抗爭，早已失去耐性，聽到長官一聲「驅散」令下，他們無視學生靜坐在地，無情的棍棒就從學生頭上揮舞下去。許多學生當場掛彩受傷，朱容徵甚至被棍棒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傷勢非常嚴重。邱萬興見狀，顧不得拍照，趕緊抱起朱容徵離開抗爭現場。朱容徵傷口不斷流出的血，把邱萬興的衣襟都染紅了。 
 

邱萬興緊急連絡在城中分局與警方協調的民進黨籍立委張俊雄、王聰松等人，請他們協助處理危急狀況。他們透過分局，呼叫救護車到現場，把昏迷不醒的朱容徵送到台大醫院急診。邱萬興一路陪同朱容徵到急診處就醫。醫生為朱容徵頭部的裂傷縫了十幾針。當時，台大醫院急診處裡不僅佈滿了求診的病患、受傷的群眾與員警，還有態度惡劣、到處追問傷患的警官。朱容徵的傷口剛縫好、頭部剛用紗布包紮好，沒想到警官就趨向前來，問說：「他是不是抗爭受傷民眾，如果是，就要抓回去台北市城中分局。」一聽他這麼說，邱萬興哪管急診室醫生交代還要去做X光及腦部檢查，就趕緊帶著朱容徵逃出台大醫院。
 

邱萬興第二次出庭作證，是為了好友黃嘉光。「五二○農民事件」事後的司法程序，檢察官不斷起訴當天遭到逮捕的人。法庭上雖有江鵬堅、謝長廷、陳水扁、李勝雄等辯護律師在場，但如無人作證，黃嘉光仍難逃檢警惡意控告，指其在宣傳車上向警方扔擲石塊。「我在法庭上聽到這種話，實在氣不過，就對法官說，黃嘉光有小兒痲痺，行動不便，而且他身上背著一部相機，他是拿著相機拍攝，所以指認的警察在夜晚遠處看到是拿相機的手，哪裡是拿石塊丟擲警方？」黃嘉光被收押在土城看守所近兩個月之久，幸有邱萬興的證詞，才得以無罪開釋。 

 

震撼心痛  含淚拍照 

邱萬興以相機記錄民主運動二十多年，底片用去幾萬卷，照片多達上幾十萬張，但其中讓他最震撼的一次拍攝經驗，莫過於鄭南榕自焚事件。
 

鄭南榕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創辦《自由時代》周刊，標榜「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嚴厲抨擊國民黨自戒嚴時期以來的言論尺度。鄭南榕的精心策劃下，《自由時代》系列周刊不斷有備胎的雜誌出版執照，「警總」查不勝查，國民黨政權面臨極大的挑戰。鄭南榕也成了國民黨最頭痛的人物。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中，鄭南榕與黃華共同推「新國家運動」四十天的環島行軍。鄭南榕找邱萬興幫他設計文宣、海報，以及行軍時可以醒目動人的標語。邱萬興支持他的理念，無條件義務幫忙。兩人因而有了共事的經驗，也培養出革命同志般的情感。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鄭南榕在雜誌上刊登旅日學者 許世楷 博士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鄭南榕就收到高檢處寄給他「涉嫌叛亂」的傳票。鄭南榕堅持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信念，堅決表示他「絕不出庭」。為此，他開始自囚，並決心以自焚來抵抗警方緝捕行動。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上午九點多，鎮暴警察攻堅行動開始，鄭南榕抵死不從。鄭南榕，點了一把火，以自焚明志。邱萬興接到電話通知，騎著摩托車火速趕到台北市民權東路雜誌社樓下。那時候，消防車與警察堵住巷子口，他抬頭望見三樓自由時代雜誌社的總編輯室早已一片燻黑，而整棟大樓入口則是被警方的霹靂小組擋住。
 

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周清玉國代、顏錦福市議員，和李勝雄律師等人一直與警方溝通，希望能進入雜誌社了解狀況。江鵬堅律師與邱萬興兩人是最早被警方批准進入雜誌社的人，其他關心的民眾只能在樓下等待消息。江鵬堅律師帶著邱萬興走上三樓的出事現場。整棟大樓佈滿嗆鼻的汽油味、屍體與物品燒焦味，以及警方為滅火所灌入的水柱。他們在三樓雜誌社門口，遇見帶隊拘提的刑事警察侯友宜隊長。帶隊的警官帶著他們直奔總編輯室。 
 

那時候，檢察官和鑑識人員都尚未抵達。這個警官告訴江鵬堅律師說：「等一下檢察官會來驗屍」。江鵬堅指示邱萬興動手拍照，「要詳詳細細地把現場的每一處景象都拍照下來。連窗戶上的血跡都要一一紀錄下來。」邱萬興因此擁有鄭南榕自焚現場第一手最完整的影像照片。 

邱萬興身上背著兩部「尼康」單眼相機，三十多卷底片，一部裝著彩色幻燈底片，一部裝著黑白底片。在燃燒後的一片焦黑現場，邱萬興眼前出現一具挺直振臂的焦黑屍體－－鄭南榕以不屈從的姿態自焚抗爭。邱萬興內心極為震撼，也非常心痛。「看見南榕兄為了捍衛言論自由，甘願將自己活活燒死，燒成浴火鳳凰，很難相信突然失去這樣一個一起為新國家運動打拼的兄弟。」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拿著相機快門對準鄭南榕焦黑的屍體時，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淚水沾濕了相機鏡頭，卻又不得不拍照。他在現場不斷地拍照，拍了半個多小時以上。雜誌社裡裡外外的景象，每一扇門，每一個窗戶，每一個角落，鄭南榕所處的編輯室，以及焦黑的屍體，都被邱萬興以各種不同角度攝入鏡頭。這次的拍攝過程，他的淚水幾乎沒有停過，也讓他永生難忘。

 

百年校刊  綠色年代
 

二○○○年總統大選後，台灣首度政黨輪替，過去體制外街頭抗爭的模式不再時興，邱萬興除了幫幫少數競選公職的候選人設計文宣外，他把重心放在與師長、同學的連繫互動。由於工作型態轉變，他開始主動積極為教過他且奉獻藝術教育多年的老師們，策劃藝術個展。
 

他也時常回去觀音國小探望 葉芳美 老師，因而得知母校於二○○四年將有百年校慶活動。當時的校長曾經告訴他，想要出版一冊《觀音國小百年校史特刊》，但苦無資料和缺乏編輯人才。秉著對故鄉和母校的情感，邱萬興心想，「自己既然有能力編輯書刊，此時正是回饋母校的時候了。」他主動向校方表示，願意接下這份工作。為了編輯這個特刊，他親自蒐集學校歷史照片、拜訪師長、同學，並蒐集相關的歷史文件與文字資料。從蒐集資料、編排印刷，到最後完成出版，前後歷經大約一年的時間。這本特刊不僅紀錄觀音國小的發展，也呈現桃園縣觀音鄉人文發展的史料。
 

邱萬興基於類似編輯校刊以保存校史的心態，手中累積了數十年來民主運動的精彩照片與文宣，他一直捨不得讓這些歷史的痕跡隨風飄逝。邱萬興與同為民主運動文宣高手的前輩張富忠不斷構思策劃，並邀集多位嫻熟黨外刊物編輯的朋友，共同編纂出一套記錄台灣民主運動二十五年的《綠色年代》。這二十五年的史料，以解嚴做為分水嶺，正好包含解嚴前十二年半與解嚴後十二年半的街頭政治抗爭、議會抗爭、各種社會運動抗爭，與歷屆選舉等資料的種種文字陳述與歷史照片，這套上下兩冊的《綠色年代》，最後於二○○五年完成出版。 
 

雖然《綠色年代》已印刷成書發行，但是邱萬興典藏的幾百萬張台灣民主運動照片，仍是台灣社會的一大資產。邱萬興多年前開始陸陸續續將大部份的圖像資料數位化，他也曾考慮過要將這些數位化的資料捐出來當公共財，但是目前即使是民進黨本身，或是其他學術機關或基金會，都沒有任何單位有收藏史料的興趣。他十分期待未來有機會的話，能把這些珍貴的民主運動史料公共化。 

 

（本文刊於《人本札記》253期，2010年7月）

 

江蓋世《我走過的台灣路》序

台大學生時代，我就很想寫一本書。

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寫了一本偉大的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他在前言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

「人類的歷史，很有耐心的，等待被壓迫者，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讀這句話的當時，覺得他的話，很有先知預言的氣勢，但並無深刻體認。

一九八六年，台灣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那一年，我開始投身反對運動，而後鼓吹台獨思想自由，進而推動台灣獨立運動。

回首我走過的台灣路，我才深深的體會到，羅曼羅蘭那句話的偉大之處。他的話，等於是鼓舞為民主自由奮鬥的人，告訴他們：「眠不會久長，天總是會光。」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買了一本《甘地傳》。看了這本書之後，甘地他那枯瘦的身影，他那嘴角的微笑，他那一雙拖鞋，他那一根拐杖……，都不時在我腦海中盤旋；最重要的，是他那「愛與非暴力」的精神，成了我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精神指導。

我想寫這一本書，主要有兩個目的：

第一、二十年前，我這個台大學生，當年立志寫書的夢想，今天，我要把它實現；

第二，我要以自己的「甘地精神」奮鬥經歷，為台灣的歷史做見證，我想向世人說明，追求台灣民主獨立的坎坷路途上，跟我一起奮鬥的年輕人，我們是這樣走過來的。

說起我的寫作計畫，也是一波三折的。

我曾三度動筆想寫這本書，但都功敗垂成。

雖然三度功敗垂成，我還是不死心，腦中一直編織著這個夢想。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首度參選，當選台北市議員。一九九五年，也就是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一百週年，就在這個具有特別歷史意義的一年，我第四度下定決心，無論如何，我要排除萬難，非完成這本著作不可！這一次，我終於貫徹到底，從一九九五年七月開始，歷時兩年，我終於完成了這本書，也實現了我二十年前的夢想。

有關這本書的寫作，我想做幾點說明：

第一，我是以自傳的體裁，來寫我倡導「甘地精神」，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心路歷程，年代是從一九七三年我讀建中的學生時代，一直寫到一九八八年底，我離開土城看守所。跨越的時間，有十幾年，但重點都集中在一九八六年及一九八七年這兩年，因為，這兩年，正是台灣由威權統治邁向民主政治的分水嶺。

寫作的過程，我力求人事時地物符合史實，但我並不是一位歷史學家，我只能針對我最了解的事實，依據我的日記、剪報、相關資料及訪問有關人士，而忠實的寫了下來。但是，畢竟我寫作的方式，是自傳的體裁，難免在記錄史實上，無法面面俱到。這一點，還請讀者原諒。台灣近十年來的民主運動史，是由許許多多的人，用他們的鮮血、辛勞、汗水與熱淚，共同寫下來的，我所寫的，只是整部民主運動史的一小頁。

第二，我曾在牢裡學習台語文，創作台語詩，試寫台語散文。因此，我寫這本書，本文都是用中文表達，而文內對話方面，則看對話者的場合與時機，而用台語文寫出來。因為我覺得用台語文的對話，比較能忠實的表達我當時的思想與感情。

第三，為了有效完成這項寫作計畫，不讓我這本書第四度流產，我請了一位中文電腦輸入高手來幫我的忙。我利用公餘之暇，或犧牲假日，以口述的方式，完成這本書。我根據事先擬訂的大綱與細目，逐章逐節的口述，然後，她直接在電腦上打字。我一邊唸，她一邊打字，遇有錯字，或文詞不妥之處，我們可以馬上修改。我們這種合作的方式，給我兩大好處，第一是，短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寫上幾千個字；第二是，我直接口述，她馬上打字出來，這樣可以讓我寫出來的文章，比較口語化，而口語化的文章，讀起來比較平易近人。

最後，我想說一些感謝的話：

在這裡，我感謝那些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們，沒有他們的犧牲與奉獻，就沒有我們這一代前仆後繼的反對運動；

在這裡，我更要感謝全島各地，那許許多多公開的或暗地的支持者，沒有他們的協助與鼓舞，我們不可能一趟又一趟的走完全島的台灣路；

我感謝這些年來，跟我一起奮鬥的同志，與不時給我支持的好友，因著他們，使我得以在面臨挫折、遭到打擊時，依然能微笑向前，繼續奮鬥！

我感謝家母及兄姊的支持，讓我在坎坷的路途中，永遠有個溫馨的避風港；

我感謝我的電腦打字助理 顏秀珍 小姐，因著她的協助，我得以逐章逐節，努力向前，終於完成這本書；

最後，我感謝我的太太邱斐顯，兩年來，她不但細心的為我校稿，也不斷提供一些寫作上的意見，更給我無比的精神支持，使我全力以赴，夢想成真。

出書前夕，我想說的是：

「非暴力就是愛，台灣人民要走台灣路。」

蓋世於初版前夕，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台灣詩 走國際 詩人李魁賢 文／邱斐顯


本文已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010年5月號

詩人李魁賢，一九三七年出生於台北淡水，於台北工業專科學校（現台北科技大學）主修化學工程，後於教育部歐洲語文中心主修德文。自一九五三年（十七歲）首度發表詩作以來，持續不斷寫詩、譯詩，長達五十多年。他的詩作、譯作等身，除了在台灣發表之外，也發表於中國、美國、菲律賓、香港等地，各種語文的翻譯本，並在日本、韓國、加拿大、紐西蘭、荷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印度、希臘、西班牙等國的文學雜誌及詩刊發表。




李魁賢筆耕多年的傲人成果

李魁賢是一個同時享譽台灣及國際詩壇的台灣詩人，不但屢獲台灣文壇的諸多獎項，如吳濁流新詩獎、巫永福評論獎、笠詩刊評論獎、行政院文化獎、吳三連獎等；也常獲得外國的文學獎項，如英國國際詩人學會傑出詩人獎、印度千禧年詩人獎。印度詩壇更是三度（二○○一年、二○○三年、二○○六年）提名他角逐諾貝爾文學獎。
  

退休開始學電腦   設部落格

 
二○○七年底，李魁賢卸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的職務。二○○八年，七十一歲的李魁賢在女兒的協助下，學習電腦操作。他除了學會用注音符號輸入中文，也學會用Skype通訊軟體，與國外的女兒連繫。父女兩人，一端在台灣，另一端在美國，遇到電腦上不懂的問題，遠在美國的女兒，就是他最佳的幫手。 

學會使用電腦後，李魁賢陸陸續續把自己的作品（一千零三十四首詩）整理建檔，放到個人部落格「名流書房」（http://kslee-poet.blogspot.com/）。他也利用電腦整理自己的傳記，目前已鍵入數十萬字的文字資料。本來他以為從國藝會董事長的職務退下來，會比較清閒，沒想到學了電腦之後，文字創作開始從「平面」轉為「電子」，從「書」變成「網頁」。
 

李魁賢經常使用電子信件與朋友連繫，甚至處理編輯工作。二○○九年三月底，再訪蒙古計畫啟動後，他發現該計畫的人事、經費都有困難，因為不希望第三屆台蒙詩歌節流於兩國詩人單純見面聚會，於是策劃編輯一冊英文《台灣心聲－－台灣現代詩選》，透過蒙古的世界詩歌年鑑網絡，發行全球，並在第三屆台蒙詩歌節（二○○九年七月）會上推出。

在短短的三個月中，藉著新興的網路科技，李魁賢與蒙古詩人朋友在網路上魚雁往返，快速且大量傳輸台灣的詩作。目前，他正積極策劃二○一一年的台灣詩人訪土耳其計劃。他表示，全世界約有七千萬人使用土耳其的語言和文字，如果我們藉著文化交流的活動，把台灣詩傳播到土耳其及其臨近的國家，對台灣文化的國際化將有不少幫助。他不但想把「台灣詩」行銷全世界，也想讓「台灣詩」揚名國際，甚至希望藉此提升「台灣」與「台灣詩」的國際地位。

 

父親不支持寫作   故意藏書 

李魁賢回憶，他讀小學時，台灣仍在日治階段，因此他讀了兩年日文教育。但隨即二戰結束，學校裡的日文教育就換成「漢文教育」。那時兵荒馬亂，再加上中國政府來台後，很多台籍教師從教日語改成教國語，他們的「北京語」都是現學現賣的，往往是前一天晚上學，第二天早上教。小學三年級以後，李魁賢就覺得自己的「中文」學得離離落落。

嚴格說來，直到初中三年級，他的「中文」才認真地學兩年。他喜歡讀《開明少年》，卻因辭彙不夠，表達能力不佳，作文大傷腦筋。他坦承自己想要寫作，卻因中文底子不好，所以轉而寫詩，因為詩的語句較短，可以達意，又不受限於古文的語法結構。十七歲時，他首次投稿，第一首詩作〈櫻花〉就順利發表於《野風》文藝雜誌。當時《野風》的主編是田湜（本名陳文尚，曾在僑委會擔任專員）。雖然文稿來來去去，但直到李魁賢四十多歲時，兩人才偶然在一個場合中相遇。

但是李魁賢的家人並不支持他的寫作。「我的詩發表在雜誌上，雜誌寄到我家去，我父親接到後，就把它收起來，藏在抽屜裡，不讓我知道。有一次，我無意中打開抽屜才發現的。以後，每次有書或雜誌寄來，我父親也都不說，我們也心照不宣，因為他不喜歡我寫詩投稿。」然而幾十年下來，詩的創作與翻譯，卻成了李魁賢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份。

一九五○年代，書信的遞送完全靠郵差，李魁賢提到，因為他的詩作常有機會發表，家裡常收到這類信件，久而久之，連郵差都知道他的名字和住址。「我讀工專的友人要寄信給我，不知道我淡水的確實地址，只在信封上署名『淡水李魁賢』，結果，郵差真的把信送到我家來。」 

一隻蠟燭兩頭燒  多語並進

李魁賢是極少數擁有多種語文能力的台灣詩人。小學時期，他接受兩年的日本教育，擁有一點日文基礎。服完兵役後，他先在中壢的泰豐橡膠廠擔任助理工程師，再考取台灣肥料公司（台肥公司）南港廠。在台肥公司任職時，他積極自修日文；除此之外，因有感於德國科技的先進，一心想前往德國留學，在業餘開始學習德文。 



一九六○年代，學習外語的環境不佳，可是李魁賢仍盡其可能把握任何機會，不斷充實自己的外語能力。一九六一年，他到台灣大學夜間補習班進修語言課程。一周有三天，他分別學英文、德文、日文等三種不同的語言。英文課，學的是翻譯；德文課，學的是基礎德文，任教的是 周學普 教授；日文課，學的是會話，任教的是 曹欽源 教授。

學英文翻譯時，李魁賢利用業餘時間，嘗試做翻譯工作，一九六一年便翻譯作家黎錦揚的小說  Lover’s Point，這是一個敘述華人移民美國的故事，譯名為《天涯淪落人》。黎錦揚是華人作家，在二次世界戰後，最早以英語撰寫中國人題材，並成功打入歐美社會，享譽西方文壇。一九六三年《天涯淪落人》連載於自立晚報副刊。一九六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這本李魁賢的譯作。

一九六一年，也是李魁賢異常忙碌的一年，他除了在台肥公司南港廠上班，擔任值班主管，以及下班後進修語言之外，還在百吉洋行（一家出口茶業、代理 Goodyear 人造膠等物品的貿易公司，位於台北市中山堂附近）兼差。「那段往返台北、南港的日子裡，我可以從南港一坐上火車就開始睡覺，火車抵達台北車站時就自動醒來，趕著下車。」在這樣忙碌的日子裡，他養成了一有機會就閉目養神的習慣，「回想那時候，我真是一隻蠟燭兩頭燒。」

學了一學期德文後，李魁賢轉到德國文化中心繼續進修。一九六三年，他考進教育部歐洲語文中心德文科高級班，同班同學中，有後來擔任過考選部長的 劉初枝 女士，以及監委轉任大法官的 黃越欽 教授。一九六四年，李魁賢自教育部歐洲語文中心進修結業，並考取公費獎學金留學奧地利維也納。那時候，考上公費獎學金的人毛麟鳳角，他是其中一個。但不知何故，獎學金取消，失去出國留學的機會。

中譯里爾克詩  台譯莎劇

一九六七年，李魁賢被台肥公司派往瑞士工作三個月。李魁賢自認為是「執迷不悟的（德國詩人）里爾克迷」，一九六六年，他曾以中文翻譯英文版的里爾克《致青年詩人書簡》。在戒嚴時期出國不易的一九六○年代，李魁賢把握人在瑞士工作的機會，輾轉向德國出版社郵購了六大卷里爾克全集，及里爾克生前出版的單冊作品等書。光是購買這些書，就耗去他整整三個月的薪水。

一九六九年，他出版翻譯里爾克詩集《杜英諾悲歌》、《給奧菲斯的十四行詩》和《里爾克傳》。一九七二年，他應邀參加設於瑞士之「里爾克學會」，成為會員。一九七七年，他出版翻譯里爾克詩集《形象之書》，再版《杜英諾悲歌》、《給奧費斯的十四行詩》、《里爾克傳》。一九八八年，他重訂再版《杜英諾悲歌》。一九九○年，他與「同為里爾克迷」的中國詩人馮至會晤相談。一九九四年，他翻譯《里爾克詩集》三冊。二○○一年他翻譯《里爾克書信集》。

從一九六六年至二○○一年的三十多年間，他不斷翻譯里爾克的詩作。在台灣，翻譯里爾克作品的第一把交椅，非李魁賢莫屬。

除了大量以中文翻譯里爾克的詩，李魁賢也於一九九九年，創下台灣翻譯史上首度以台語文字，翻譯英國大文學家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暴風雨》（該書由桂冠圖書公司出版）。台灣翻譯文學作品中，中文的莎士比亞全集是由梁實秋翻譯的。李魁賢譯的台語版《暴風雨》，算來可說史無前例。以下摘自書中一段英語、台語對照：

While you here do Snoring lie       你倒在此當鼾，  

Open-ey’d Conspiracy                   目珠金金的陰謀， 

His Time doth take.                            得到好時機， 

If of Life you keep a Care　        如果你愛顧性命， 

Shake off Slumber, and bewar   愛睏暝趕走，專心：  

Awake, awake.                                    清醒，清醒！ 

修法文一時迷糊   以德語答 

 
一九六八年，李魁賢離開台肥公司。雖然醉心文學領域、詩的創作，此後李魁賢的工作卻一直與發明、專利研發、專利說明書翻譯息息相關。他的翻譯功力遊刃有餘，可以毫無困難地把英文、德文、日文翻成中文。不過，一九七八年，當他帶團去日內瓦參加發明展時，卻赫然發現自己十多年下來，德文雖行，德語卻說不出口。 

隨後，因為工作上需要，他又進修法文。有一回李魁賢上法文課時，發生一件有趣的事，「老師用法語問我一個問題，我竟然不自覺地用德語回答他。」事後，別的同學才告訴他這個狀況。

 

藝術家惺惺相惜   相見隨緣

一九五三年，李魁賢十七歲，發表第一首詩〈櫻花〉於《野風》文藝雜誌。當時《野風》的主編是田湜（本名陳文尚，曾在僑委會擔任專員）。雖然文稿來來去去，但十多歲時的李魁賢，不曾見過田湜本人；後來，直到李魁賢四十多歲時，兩人才偶然在一個場合中相遇。

1995 年在亞洲詩人會議日月潭大會中，李魁賢與韓國、印度、尼泊爾、新加坡詩人（左起）合照。


一九九五年，李魁賢擔任台灣筆會第五任會長。該年，台灣筆會與《笠》詩社等其他社團合辦「一九九五亞洲詩人會議台灣日月潭大會」，他擔任大會秘書長。為擴大亞洲詩人參與範圍，他特別多邀請了幾位印度詩人。其中，他頗為欣賞的印度詩人普拉薩德博士（Dr. V.S. Skanda Prasad）卻無法來台。往後幾年，李魁賢一直沒機會和普拉薩德博士見到面。但是，普拉薩德博士欣賞李魁賢的詩，於是向李魁賢邀稿。李魁賢寄給他一首描寫獄中政治犯友人的詩－－〈留鳥〉。這首詩打動了普拉薩德博士，以至於他把這首詩推薦給印度《國際詩人》月刊，也使得李魁賢榮獲二○○○年印度千禧詩人獎。

留鳥      李魁賢／作

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不學候鳥
追求自由的季節
尋找適應的新生地
寧願
反哺軟弱的鄉土

我的朋友還在監獄裡

斂翅成為失語症的留鳥
放棄語言　也
放棄海拔的記憶　也
放棄隨風飄舉的訓練
寧願
反芻鄉土的軟弱 
 

〈留鳥〉描寫一些勇於從文學走向政治活動的朋友，他們入獄、出獄的情形，李魁賢覺得自己沒有膽量、也沒有能力參與政治活動，但是對於這些文人朋友的舉動非常欽佩，因此以詩作記錄了台灣戒嚴統治下的白色恐怖。

印度詩人中，李魁賢與克里濕納．施里尼 華斯 博士（Dr. Krishna Srinvias）有過不少交往。施里尼 華斯 博士是印度詩壇的領袖之一，生於一九一二年，不但是世界詩人協會創辦人兼會長，又擔任機關誌《詩人》（Poets）主編數十年。他曾與菲律賓 尤松 博士（Dr.Amado Yuzon），以及台灣的 鍾鼎文 博士，共同發起成立世界詩人會議。 




2003 年李魁賢再度訪印，與印度元老詩人 Krishna Srinivas 合影

一九七三年，世界詩人會議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第二屆時，李魁賢初次與施里尼華斯博士認識。一九七六年，在美國巴爾的摩與辦第三屆時，他們又碰面。施里尼華斯博士主動告訴李魁賢說，「我們三年前在台北見過，我對你有印象。」此後，他們保持通信。二○○一年四月世界詩人節，施里尼華斯博士獲世紀詩人金牌獎。二○○二年，李魁賢獲印度麥克爾‧默圖蘇丹學會（Michael Madhusudan Academy，簡稱M.M學會）頒贈麥克爾、默圖蘇丹獎。他前去印度領獎時，不忘拜會這位詩人朋友。二○○二和二○○三年，施里尼華斯博士兩度在馬徳拉斯熱情接待李魁賢帶領的台灣詩人訪問團，兩人晤談甚歡。二○○七年，李魁賢有機會再造訪印度時，這位詩人已高齡九十五歲了。二○○八年初，李魁賢自國藝會董事長卸任不久，卻得知九十六歲的施里尼華斯博士仙逝了。


 

二二八安魂長詩  記述史實  

李魁賢的詩作，始終關懷社會、關懷弱勢，針對台灣歷史悲劇「二二八事件」，他寫下了兩百二十八行的歷史長詩〈二二八安魂曲〉。這首詩的創作，先以華語發表，後以台語發表，歷時多年，創作歷程頗為特殊。

當初，音樂家游昌發希望能找到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詩來譜成清唱劇，但一直找不到合適的詩。為此，李魁賢與游昌發深談了一個晚上。李魁賢瞭解他的想法後，開始構思，後來以華語寫下第一章〈寒夜〉，游昌發便將它譜成輕歌劇，於 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在台灣文資中心首演。 〈二二八安魂曲〉第一章〈寒夜〉寫受難者，第二章〈消息〉寫受難者的太太，第三章〈呼喚〉寫受難者的女兒。第四章〈輪迴〉寫一個遺腹子。第五章〈審判〉，寫亡靈回來說話，讓它產生一種戲劇性效果，第六章〈安魂〉，由詩人為亡靈安魂。整首長詩發表於 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自由時報》，前一晚由台灣北社安排在二二八紀念公園紀念晚會朗誦。

台語版〈二二八安魂曲〉則 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發表於《台灣日報》，全詩六章兩百二十八行。後來，師大音樂系主 任柯芳隆 教授將〈二二八安魂曲〉譜成交響樂與合唱曲， 二○○八年四月七日 並在師大音樂系師生與系友的聯合演奏、合唱下，於國家音樂廳舉行首演。


 

詩的批判力強弱  有待考驗  


這些年來，藉由各種台語詩選、中文詩選、詩評活動，以及把詩作編入教材的方式，詩的教育大為普及，讀詩、寫詩的人口逐漸增多。李魁賢就曾看過小學老師教學生讀詩、寫詩。

李魁賢曾在一九九三年寫了一篇文章〈外向性詩人的三個階段〉，指出外向性詩人把詩做為手段，透過詩的營造，去干涉外在的現實社會。他強調，外向性詩人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詩批判」，第二個階段是「以文章批判」，第三個階段是「以行動批判」。

然而，隨著政權輪替，李魁賢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詩壇，對政治的批判力不似過去那般敏銳，尤其是經過二○○○年到二○○八年民進黨執政後，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方向與目標有所模糊，甚至停滯不前。

李魁賢猶記得，二○○○年總統大選前，陳水扁曾在台北市誠品書店敦南店，發表由文化界人士規劃的「文化白皮書」，他也受邀出席。當時陳水扁坦承對文化不懂，但會請文化界人士主持，可惜的是，陳水扁順利當選總統後，並未著力推動。陳水扁首次在總統府接見文化界的人士是詩人鄭愁予，陳並朗讀鄭愁予的詩「這土地我一方來／將八方離去……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誇讚此詩「雋永」，而不知此詩的漂流心態，不具土地認同性。

「文化白皮書」裡提出設立台灣藝術院來取代中央研究院的政見，位階等同法國法蘭西學院一般。李魁賢於二○○四年獲吳三連獎，由吳樹民率領晉見陳總統時，曾向陳水扁總統提醒這個議題，然而總統的答覆是：「這個是我的政見，我知道要做啊……」後來，也沒有下文了。

 再者，就詩的本身而言，台語詩的發展困境，有所謂的「語言的革命運動」（如漢羅合寫，或全羅馬拼音），而非台語詩也有轉型期的困境，如要批判的對象敵友不清、或自我意識不明；再加上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以及對物質的需求大過於精神需求等等，這些現象不僅讓詩的批判力弱化，文章的批判力也弱化，行動的批判力更是弱化。二○○八年的總統大選後，又換回國民黨執政了，李魁賢表示，「詩的批判力能不能由弱化轉為強化，還是有待時間的觀察與考驗。」 

（「四月望雨」音樂劇）

Date: 2010 May 7^th~ May 9^th

Time: May 7^th (Friday) 19:30 p.m.

      May 8^th (Saturday) 14:30 p.m.

      May 8^th (Saturday) 19:30 p.m.

      May 9^th (Saturday) 14:30 p.m.

      May 9^th (Saturday) 19:30 p.m.

Venue: National Theater (CKS Cultural Center in Taipei )

Editior／Felicity Fei-Hsien Chiu（邱斐顯）

Revised by Peggy Carr 

A note about Taiwan musical “April Rain”

The musical “April Rain” is the first Taiwanese musical to recall a long-gone and almost forgotten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an era of blood, dreams, hopes, sweat and tears that comes alive through the compositions of the great Taiwanese composer Deng Yu-Shian（鄧雨賢）.

This musical was named April Rain（四月望雨）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character of four pieces of Deng’s famous works -- “Love Song of Four Seasons”（四季紅）, “Sorrow in a Moonlit Night”（月夜愁）, “Longing for the Spring Breeze”（望春風）, and “Flowers in a Rainy Night”（雨夜花）.

Blending Deng Yu-Shian’s own musical legacy with new pieces composed especially for this musical, “April Rain” tries to create a mesmerizing mixture of old and new styles.

A note on Deng Yu-Shian （鄧雨賢）

The great Taiwanese composer Deng Yu-Shian, the “Father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Music”, wrote his famous folk melodies several decades ago, but much of his music is still very popular today.

From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the following link. http://www.wretch.cc/blog/phesha0822/13638627  

A note on Yang Chung-Heng（楊忠衡）, playwright and artistic supervisor

Yang Chung-Heng, born in 1963, is currently the editor-in-chief of Allmusic Publishing Company and art director of Allmusic Theatre. Yang has held a number of positions in several organizations, list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vice editor-in-chief at “Audio Art”, “Music Shopper” and “Art China” magazine; journalist at “China Times”, founder and editor-in-chief of “All Music” magazine, musical director of “All Music Records;”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Poco-a-Poco Music Education Foundation”.

Yang is a prolific writer. He has written and translated several books and his music critiques and columns appear frequently in numerous journals. He is also a record producer, and won the National Golden Melody Award in 1999 for Best Producer of a Classical Music Recording.

The members of “April Rain” are as follows:

Chiang Yi-Jui（江翊睿）who graduated from the School of Medicine at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nd despite his parents’ objections, immersed himself in artistic performances after he graduated. He plays “Deng Yu-Shian” in this musical.

Hung Jui-Hsiang（洪瑞襄）is an experienced actress who is equally at home in Hakka musicals and Taiwanese Operas. She plays the female singer Chun-Chun.

Chang Shih-Pei（張世珮）, who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Music,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s a vocal music major, is a piano teacher in real life. She plays Deng’s wife in the musical.

Chen Ho-Chia（陳何家）, a music lover,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and president of Shin Shin Natural Gas Company, plays the Japanese柏野正次郎 who was in charge of Columbia Music Entertainment, Incorporated.

Shih Ying-Ying（史茵茵）earned a B.A. from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an M.A.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 This is her first role in “April Rain.” She plays a female singer Ai-Ai, a good friend of Chun-Chun’s.

◎本文另以〈歐蜜．偉浪：致力人民與土地連結的牧師〉為篇名，刊載於2010年3月《人本教育札記》。

野百合的抗爭  玉神的民主週

一九九○年，反對郝柏村軍人干政的野百合行動，從各個大學校園裡不斷串聯起來。東海大學研究生方孝鼎，是第一個發起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絕食的學生。那時，歐蜜．偉浪剛好到台北來，他響應這個活動，成為第六個參加靜坐絕食的學生。當時，不少學校極力想把學生召喚回去上課，但是玉神的教職員、學生反而紛紛北上聲援靜坐活動，校方乾脆把這週設為「民主週」，讓學生自由參加。

一九九一年，歐蜜．偉浪參加了長老教會「URM」城鄉宣教組織訓練營。其中，講 師林哲夫 教授看到歐蜜．偉浪表現傑出，便鼓勵他到加拿大深造。然而，因為家庭因素，歐蜜．偉浪放棄了這個機會。

照顧侄兒女  結識漢人女友

一九九二年，歐蜜．偉浪自玉神畢業，回到桃園，任職羅浮基督長老教會。這個牧會工作，一做就是四年，直到一九九六年。

那段時間，兄嫂之間起了很大的爭執，造成雙方離婚，而歐蜜．偉浪的父親則是暗示他，「我已無力再幫你哥哥嫂嫂，處理彼此的紛爭，他們的三個小孩也是整天處在父母親不合睦及暴力的緊張狀態……」他體恤年邁父母親，決定把哥哥的小孩，接到自己牧會的羅浮教會來同住。這三個小孩中，最小的才國小三年級。

歐蜜與侄女哈娜玩耍（羅浮教會）

歐蜜．偉浪一邊牧會，一邊照顧哥哥的小孩，他不只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也一針一線地親手為他們縫製學校制服的名牌學號；他不只關照他們的課業，也照顧他們的心靈情緒。

有一次，歐蜜．偉浪到新竹尖石部落，去探訪一位一百零二歲泰雅族老婦人，希望能從她身上，獲得更多泰雅族的珍貴史料。這次探訪，同行的尚有阿棟．尤帕斯牧師，與清大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江寶月。本來江寶月也想訪談百歲阿嬤，但因為歐蜜．偉浪都用泰雅語和阿嬤對談，她無法了解談話內容。歐蜜．偉浪訪談數小時後，知道江寶月也想為碩士論文的研究與阿嬤相談，趕緊把時間讓給她，但是江寶月察覺到阿嬤的狀況，主動表示：「談了這麼久，阿嬤一定很累了，我改天再來好了。」歐蜜．偉浪曉得她上山一趟很不容易，而自己卻也占去了不少阿嬤的時間，覺得頗為愧疚。

下山後，他們常常連絡。歐蜜．偉浪漸漸被江寶月的想法和做法感動。「寶月是宜蘭羅東人，她念中興大學一年級開始，就協助司馬庫斯對山的鎮西堡部落（約有幾十戶原住民）賣水果，而且這個工作持續到她念研究所都沒間斷過。」他們交往了兩年。「其實，我們不像一般男女朋友那樣密切交往，但是我很欣賞她對原住民文化的用心。有時她會上山來，有時她邀我帶著三個小孩去清大校園放風箏。」

江寶月知道歐蜜．偉浪為侄兒女費盡心神，經常主動協助他輔導這三個小孩，甚至陪著他閱讀一些有關兒童成長的書籍，並和他一起討論、溝通。不過，歐蜜．偉浪也察覺到他的侄兒女對她頗有敵意。「如果寶月打電話到家裡來，是他們接到的話，他們就對我說，『是別人打來的。』然後很快把電話掛掉。」歐蜜．偉浪解釋著：「他們大概怕她把叔叔搶走了，所以用這種方式阻撓我們的連繫。」

 歐蜜．偉浪與女友江寶月

女友重病  病床前一再求婚

一九九四年五月，江寶月因身體不適，到長庚醫院求診。因為她的家人不在台北，所以她請歐蜜．偉浪陪著她去看診。「那天，我陪著她做完檢查，醫生卻面色凝重地跑出來問我說，跟江寶月有沒有什麼親屬關係？」原來，醫生發現她的病情不輕，但又不便直接告訴她。「我只好告訴醫生，我是她的未婚夫，醫生才告訴我實情。」

醫生表示，她可能是以前誤疹而不知情，現在檢查出來的結果是「直腸癌」，她必須接受開刀治療，而且她的來日不多。一九九四年六月，她住院開刀。此後，歐蜜．偉浪就向教會告假，到醫院來照顧江寶月。歐蜜．偉浪坦白說道：「寶月只是一個研究生，她住院時，家人遠在羅東，沒有多餘的人力能留在台北照顧她。」他向寶月家屬要求由他全心照顧，經家屬答應後，他便全心全意細心照料寶月所有的日常生活。

「寶月得知實際病況前，我就向她求婚過，但是她不答應。」當她知道自己的病情後，更不希望歐蜜．偉浪因同情、憐憫而與她結婚。歐蜜．偉浪始終沒有放棄與江寶月結婚的念頭。到了八月，他求婚更勤。江寶月還是堅持不肯。江寶月的健康情形，每下愈況，身體也越來越虛弱。在歐蜜．偉浪真誠的告白與真實付出下，江寶月終於考慮歐蜜．偉浪的求婚，但她開出兩個條件，其一是她希望自己能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其二她要歐蜜．偉浪答應，在她死後一定要再尋找另一個伴侶。 十月一日 ，江寶月終於答應歐蜜．偉浪的求婚。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他們在長庚醫院的化療室舉行婚禮，雙方家人、醫護人員都到場觀禮。歐蜜．偉浪陪著江寶月渡過人生的最後關頭，江寶月於 一九九四年十月五日 過世。她過世時，身體就倚在歐蜜．偉浪的肩上，結束了她人生旅程裡的最後一口氣。「她過世後，我把她的遺體先送回宜蘭家裡，然後再運回巴陵，並葬於風景宜人的拉拉山巴陵部落公墓。」

豐富的國際視野  決策的推動與執行

歐蜜．偉浪就讀玉山神學院時，曾被選為交換學生，到日本見習一個月；也曾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指派，到菲律賓半年，接受海外宣教訓練。一九九六年，歐蜜．偉浪獲得澳洲聯合教會的獎學金，赴澳洲遊學一個月、紐西蘭訪問一個月，研究澳洲原住民的社會實況與民族議題。

歐蜜（右二）與日本亞洲農學院同學（右一為坦尚尼亞同學，左一為日本同學，左二為印度同學）

歐蜜與澳洲原住民媽媽合影_（達爾文市）

本著自身的奉獻熱誠，以及豐富的國際視野，歐蜜．偉浪先後擔任過民進黨原住民立委巴燕．達魯的國會助理，台灣教會公報理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幹事助理。二○○○年政黨輪替，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被陳水扁總統延攬入閣，擔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歐蜜．偉浪則擔任主委的機要秘書與參事。在兩年任期內，他協助主委，推動與執行許多有益原住民正向發展的政策。

歐蜜．偉浪擔任泰雅爾族民族議會執行長。

1999年陳水扁總統與台灣各族原住民代表簽訂「新政府與原住民新伙伴關係」。歐蜜於第二排右一。

勸阻「打飛鼠」 保育「藍腹鷳」

歐蜜．偉浪在江寶月過世後四年，才認識了現 任的 太太莎菲依．諾佈。二○○二年，他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比亞外部落牧會。他的岳父諾佈．哈用也是部落裡的長輩，自小孤兒出身，白手起家。莎菲依．諾佈比歐蜜．偉浪小十四歲，但是他們對婚姻相當忠誠。婚後，歐蜜．偉浪與莎菲依生育了兩名子女。

歐蜜與莎菲依結婚照，與第一任妻子江寶月全家族合影。歐蜜左邊為江寶月的父親。

2002年5月11日台灣正名運動。莎菲依（歐蜜第二任妻子，圖右一），歐蜜．偉浪抱著年僅兩歲的兒子勒俄腊．歐蜜（圖中）。

比亞外部落只有十五戶人家，而地理位置較外的卡維蘭部落則有八十多戶人家。這兩個部落相形之下，政經資源就須為懸殊，比亞外部落可說是相對弱勢。歐蜜．偉浪深深感覺到，部落裡經濟與教育息息相關。如果經濟狀況不佳，學生就要半工半讀，這樣升學意願就低落，教育程度就無法提昇。

歐蜜．偉浪察覺到部落、教會，都充滿著危機意識。他本身的工作歷練，讓他有許多重建比亞外部落的構想。他開始帶動學生拜會部落耆老、研究部落歷史、整理文史資料、研究當地的自然資源。他甚至挑戰部落「打飛鼠」的習慣，鼓勵大學生上山來研究飛鼠的演進生態，這比打飛鼠更能帶給部落商機與教育意義。

歐蜜．偉浪的著作《來自原鄉土地的吶喊》

此外，歐蜜．偉浪也積極推動「保育藍腹鷳（台灣特有鳥種）」計畫。他說，「想要保育藍腹鷳的原因，一來是為了訓練隊整合這個小部落的團結心及凝聚力，二來，則是想透過政府有關單位的資源補助，增加部落族人對自己部落未來發展的信心。」

歐蜜．偉浪剛到部落的前兩年，特別加強部落內部整合及自我培力等課程內容，直到第三年，他才開始提出比亞外部落營造的計劃，連結原民會、勞委會、林務局等政府資源到部落。有著基督信仰的歐蜜．偉浪，深深體會到「生活就是信仰，信仰就是生活」，亦積極推動「教會即部落，部落即教會」的信仰概念。

於是，他鼓勵部落裡的人改變環境，並在部落裡種植上萬顆花草。以前，部落的小孩甚至還有不少對待動植物的粗暴行為，現在這種現象慢慢減少了。他記得剛到部落時，一位少女告訴他，「比亞外這個部落，就是養老等死的鬼地方。」後來，這位少女竟然告訴他，「牧師，我想我長大後不想結婚了，因為我捨不得離開比亞外這麼漂亮的地方。」歐蜜．偉浪聽到她的話，心中產生莫名欣喜與感動，他看到比亞外部落漸漸開出無形生命的花朵。

二○○七年，歐蜜．偉浪擔任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多元就業方案審查委員，二○○八年，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重點部落方案審查委員，泰雅爾中會教會與社會事工部及產業展事工部長，以及「捍衛司馬庫斯櫸木案」聯盟執行長，比亞外基督長老教會牧師。二○○九年七月，回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接任「原住民宣教委員會、總會牧師傳道師委員會」幹事。

無論職務如何調動，不論人在中央，還是在地方；不論是身在大台北都會，還是偏遠的比亞外部落，歐蜜．偉浪對原住民族「人與部落、土地的連結與關心」是唯一不變的。

浪漫有情  捍衛家國的牧師  歐蜜．偉浪（上） 

文／邱斐顯  圖／歐蜜．偉浪

 
◎本文另以〈歐蜜．偉浪：致力人民與土地連結的牧師〉為篇名，

我與歐蜜．偉浪相約訪談那天，上午歐蜜．偉浪到行政院，去旁聽一個有關「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的會議，中午他匆匆趕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的辦公室，準時與我相見。顧不得尚未吃完的午餐，他告訴我，這個會議只授權給某個特定的宗教團體，做為唯一的對口平台，而且會議內容完全不尊重原住民的意願及土地權益，草率立法，硬是用粗糙的法律規定，要原住民強制遷徙到山下永久居住，並且放棄原鄉祖先遺留的土地。對於國民黨政府不斷以法律條文，迫使原住民切斷與土地連結的作法，他相當憤慨。


我們坐下來，歐蜜．偉浪還沒開始談自己成長的故事前，就先告訴我過去有兩位泰雅族的前輩，曾為了極力爭取原住民的權益，結果在白色恐怖時期，慘遭國民政府槍決。一位是泰雅族的文人醫生林瑞昌（原名為樂信．瓦旦 Losin Watan）。他，出生於大豹部落，自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回到泰雅族部落行醫，對原住民地區的近代醫療貢獻很大。他曾任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第一屆台灣省參議員，以及第一屆台灣省議員。他在台灣省議會常常提案爭取族群權益，如增加原住民民意代表名額、設置山地行政管理局、山地行政一元化、培養原住民人才、協助復興山地農村生活等。1952年11月國民政府以「高山族匪諜案」罪名，將林瑞昌逮捕下獄，同案包括鄒族的政治菁英高一生、湯守仁等人。1954年4月17日林瑞昌等人被處決。


另一位是泰雅族的武將高澤照。他出生於武道能敢部落，曾任大溪警所巡官。他眼見部落原住民的利益，被層層剝削，遂主張以武力自保，結果同樣遭到國民政府羅織罪名後，與林瑞昌同案被槍決。高澤照是歐蜜．偉浪父親的老師。歐蜜．偉浪常常聽他的父親說起這位老師的故事。


歐蜜．偉浪提起這兩位泰雅族前輩的故事，似乎間接地告訴我，這也是他致力於原住民與土地連結的自我實現。 

泰族雅的比雅尚，不是蔣介石的復興鄉

歐蜜．偉浪，泰雅族人，一九六三年生於桃園山上花園（比亞外部落）。以現在的地名來說，就是桃園縣復興鄉。然而，歐蜜．偉浪對「復興鄉」這個地名相當排斥。他表示，此地的地名，在清光緒時期，因地形呈三角形，而被巡撫劉銘傳命名為「角板山」。而後蔣介石來台統治，把台灣視為「復興」基地，便將此地更名為「復興鄉」。歐蜜．偉浪指出，此地是泰雅族原住民部落，以前泰雅族長者為紀念一個偉大戰將，奮勇抗敵而戰死於該地，因而稱此地為 Pyasan（譯音：比雅尚）。

歐蜜．偉浪的父親－偉浪．哈用，是第一代原住民長老教會牧師。他受到外國宣教士孫雅各的感召，因而獻身教會，從事牧會工作。歐蜜．偉浪一家共有七個兄弟姊妹（四男三女），牧師爸爸因工作關係，很少在家，家裡由媽媽一人照顧所有的小孩。歐蜜．偉浪從小看到媽媽的辛苦，很希望自己能早點幫助媽媽分擔家庭重擔。


小學一至四年級，歐蜜．偉浪就讀高義國小。三年級時，媽媽帶他到大溪，碰上鎮上大拜拜的活動，個子不高的他，被廟會中的「七爺」、「八爺」嚇到，一個人在暗巷裡躲了好幾個小時，結果和媽媽失散很久。幸好他一直留在原地，最後總算和媽媽會合。由於這個令他害怕的經驗，後來，外省籍的校長孫震揚（他曾參加過「八二三砲戰」戰役）教學生畫圖，並且把京劇臉譜發給學生，要學生把臉譜著色，心生抗拒的歐蜜．偉浪於是把這份臉譜，塗得黑漆漆。

五年級時，全家搬回巴陵部落，歐蜜．偉浪改就讀巴陵國小，當時的級 任 老師是外省籍的 盧姓 老師。歐蜜．偉浪曾在學校和同學用母語（泰雅語）講話，就被罰掛牌。

 
童工的記憶  不跪蔣介石而被打

小學五年級暑假，歐蜜．偉浪想幫家裡賺錢，就與友人到彰化鹿港打工，去做竹窗簾、拉板車、晒竹窗簾的工作。這個老闆視原住民小孩為廉價勞工，不但給的食物少，甚至叫他們在地板上舖草蓆睡覺。有一回，因為肚子很餓，歐蜜．偉浪爬上了附近的龍眼樹，想摘一些龍眼來吃，不料被當地的老人發現。老人就拿了一根長條竹子，從樹下用力戳他的背與屁股。「那種又餓又痛的感覺，真是叫人難受。」而他的友人，也面臨被老闆女兒猛踢下體的痛楚。本來他們還想忍耐繼續做，後來發生了一件事，他們決定提前離開。

有一天，一位當地小孩坐在磚瓦上，不小心摔落下來，結果腦震盪。這件事跟歐蜜．偉浪與他的朋友完全無關，但是村裡的人一口咬定是是歐蜜．偉浪他們這一群「番仔」做的，為了存留最基本的尊嚴以及來自內心一絲絲的懼怕，因此他們不願繼續留在此地工作。離開前，苛刻的老闆只發給他們兩百五十元的工資。歐蜜．偉浪從鹿港搭車到中壢，再從中壢搭車到大溪，包括車錢和餐費，就把兩百五十元花光光。最後，歐蜜．偉浪只得在大溪，請別的部落阿姨協助，他才得以摸黑回到卡拉部落。

六年級時，蔣介石過世，老師叫學生們到慈湖去跪拜。歐蜜．偉浪那時候正好與父親上山工作，因此沒去慈湖跪拜。老師知道後，用藤條狠狠地抽打他的手背。這些慘痛的兒時記憶，點點滴滴都深烙在他腦海中。


他讀介壽國中二年級時，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到校視察。他的教室雖然位在三樓，蔣經國仍一間間教室去巡視，並一一和學生握手致意。他走到歐蜜．偉浪面前，歐蜜．偉浪就是堅持不願與他握手。 

想認真讀書  卻無法好好受教育

 

不過，介壽國中的舍監－－獨身的外省 籍 老師羅威郎，卻是歐蜜．偉浪非常敬重的老師。他把兩百多位住校生當成自己的子女，他對學生管教甚嚴，但也要求學生生活規律，準時十點一定熄燈。如果學生沒錢買鞋，他就出錢幫學生買鞋；如果學生沒錢買車票回家，他也幫學生買票，讓學生回家。在 羅 老師管教下，歐蜜．偉浪報考了基隆高中的個別招生。為了這次考試，他不得不在旅館住一夜，而同來報考的同學之中，只有歐蜜．偉浪一個人考上。

 

基隆高中位於八堵礦工醫院正對面，但學校沒有宿舍，班上只有歐蜜．偉浪一個原住民學生。考量了很多因素後，歐蜜．偉浪一年級就辦休學。他與一位排灣族的友人一起到運輸公司擔任跟車（大卡車）的工作，從鶯歌載瓷磚到花蓮，再從花蓮載大理石回鶯歌。歐蜜．偉浪常常在跟車途中自修讀書。但也因為接觸到運輸業的工作，他才清楚，其實很多運輸公司都在搞幫派。他的老板開車時，一上車就喝一瓶米酒，他看了很害怕，而老闆娘則是請歐蜜．偉浪幫她盯著老板，盯著車子。這個工作做不久，他還是決定放棄。最後，他選擇回到山上，與父親一起工作。

 

回到山上，他思考著原住民的灰色未來，他想起教會裡感恩節、耶誕節的溫暖，即使父親常常在外地牧會，媽媽總是會帶著他們參加教會活動。教會無形中給他一股安定的力量。他告訴父親，他想念神學院，想當牧師，不料，身為牧師的父親卻是極力阻止。有一次，他們父子倆看到電視上播著一部演員柯俊雄主演的電影「張自忠傳」，父親對這部電影很不以為然地說，「事實不是這樣，電影根本亂演！」，那時候，懵懵懂懂的他，還為此事與父親大為爭執，長大後，才瞭解父親對日本武士精神深深的敬仰。而父親反對他報考神學院的背後，也是希望他不要步入自己的艱苦甚至無法維持一家的溫飽，更不期待看到歐蜜．偉浪步上他的後塵。 

 

玉山神學院  人生轉捩點

 

由於歐蜜．偉浪的意志堅定，家人只好尊重他的選擇，讓他就讀玉山神學院（簡稱玉神）。「剛到玉神時，我的自信心不夠，也不會自我表達，很容易緊張，但是在玉神這樣一個自由的教育環境下，我覺得自己慢慢成長了，也能夠在信仰上，建構自己的思想。」

 

歐蜜．偉浪一進玉神，就碰巧被分配到與原運大將多奧．尤給海同寢室。本來多奧．尤給海睡在歐蜜．偉浪的上舖，但多奧．尤給海的身材魁梧，他常常懶得爬上去，就與歐蜜．偉浪擠在一張床舖裡。 

 

多奧．尤給海投身原住民自覺運動多年，一九八○年代他就參與「黨外編聯會」，年紀也比歐蜜．偉浪大很多。歐蜜．偉浪印象中很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回他們在唱國歌時，多奧．尤給海就大聲斥責他們，說：「你們唱什麼『國』歌？那根本就是國民黨的黨歌！」他的舉動把其他學生都震懾住了，大家也對他的舉動很不滿。這些同學私下商量，打算找一個機會，準備動手「修理」多奧．尤給海。沒想到，多奧．尤給海口才很好，能言善道，即席對著他們四、五個人就演講起來，原本想動手打他的人，當下全部成了他的聽眾。

 

出訪北京  認清中國統戰伎倆

 

喜歡看書的歐蜜．偉浪，讀了不少陳映真辦的《人間》雜誌。一九八九年，在一個機緣下，歐蜜．偉浪參加了陳映真組成的「台灣娜魯灣訪問（中國）團」。當時中國的總理是鄧小平。這個訪問團的行程原定十多天，詩人莫那能也同行，其他同行的還有長老教會的牧師與神學生。中國官方希望大家能一起合唱「我們都是一家人」，其中部份的團員還可接受這樣的安排，但大部份長老教會的牧師與神學生就不依。

 

訪問團的行程安排，一路從北京、長城、四川、貴州、雲南、西雙版納（傣族）、雲南昆明…..。不過，團員隨著行程的安排，越來越對中國的統戰伎倆不恥。中國官方擺明了帶著他們去參觀「樣板部落」。第二次回訪雲南時，歐蜜．偉浪終於向此地的宗教負責人（他具有中國政協身分）提出一個疑問，「三治愛國教會與地下（家庭）教會，你們如何界定正統（合法）與異端（非法）？」這位宗教負責人以一口京片子捲舌音，如此回答歐蜜．偉浪：「凡遵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都是合法的教會，不然就是非法的。」歐蜜．偉浪進一步問他：「我們信仰耶穌基督的憐憫、慈愛、公義、和平以及聖經的權威，應該是凌駕於所有世間的政治、族群以至於國家的規範才對……」對方竟以一句話迴避他：「這個問題我不予回答。」至此，他們已經認清中國政府的居心，他們就是想以此行安排來籠絡台灣原住民的心，但他們的手段卻是粗糙且卑劣。最後，雙方不歡而散，「第六天」時，大部份的團員就決定結束此行，提前回台。

 

未完待續

邱斐顯，《想為台灣做一件事》作者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 迴盪 5-2月琴走唱（下）

往後多年，我想起這次「命運拜訪」，一個白鬍子老公公，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他竟雙膝跪地，兩手合十，向鎮暴警察哀求，這一幕，我永遠難以忘懷……。
 

　　我們決定 九月四日 開始第二波的環島「命運之旅」，因此，龍山寺的走唱活動結束後，到九月初，還有半個多月的時間，我就利用那段時間，積極的招兵買馬，尋求義工，另一方面，我還是繼續去學月琴，希望臨時的惡補，能讓我抱著吉他走全島，至少也可以撥弄個兩、三聲，唱出台灣人的心聲。



　　在那段期間，蔣經國已體弱多病，他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他這句話，雖遲到了將近四十年，但台灣的報紙，依然擺在頭條，蔣經國他說道：「我已是台灣人。」



　　長久以來，蔣介石一直把台灣當成反攻的跳板，而後礙於國際現實，才不得不暫居台灣，而後蔣經國當權，雖然也大力推動建設，但整個政治權力，都掌控在外省籍的領導階層手中，因此，在反對運動人士的眼中，國民黨政權，一直是個外來的政權。蔣經國晚年，迫於國際的民主浪潮，與國內的反對運動興起，他不得不開始開放改革。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 ，他宣佈台灣解嚴，接著，他又宣稱「我已是台灣人」。

 

　　對於他這項聲明，雖然來得太晚，我還是表示歡迎，畢竟，他踏出認同台灣的一小步，可是，在他認同台灣的同時，卻又透過「萬年國會」，通過「國安法」，剝奪了台灣人民「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這根本是矛盾的，也是對台灣人民的欺騙，因此，我跟兄弟們討論，我們決定，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要進行一項「命運拜訪」的活動，我們打算在台北士林夜市附近的「慈誠宮」，再追加一場「命運走唱」，然後，率領民眾，遊行到士林總統官邸。

 

　　有個朋友，他為我擔心，而說道：「恁去龍山寺，伊們會使意思意思，甲你擋一咧，但是，你欲衝去士林官邸，伊們一定毋放你煞，會甲你掠去，按呢，甘有妥當否？」


 

　　「毋會啦，免煩惱彼濟，伊們嘸敢掠我啦，若欲掠，早就愛掠去啊。」我只好笑著答道。

 

　　當時，我不但不怕，反而覺得，同樣是挑戰，就要挑戰最高層峰，除非，蔣經國願意放棄那項剝奪人民思想自由的緊箍咒，否則，我就要向他挑戰，戳破「我已是台灣人」的謊言。

 

　　 八月二十三日 下午，我得知一項消息，警方知道我們要「命運拜訪」蔣經國，竟然下令，要求士林慈誠宮夜市的攤販們，統統休市一晚。我的民進黨朋友尤清圳，他是士林在地人，曾當過謝長廷服務處主任，他非常熱心，就主動跟慈誠宮的住持接洽，希望能讓我們使用慈誠宮的廣場，來舉辦走唱的活動，可是，慈誠宮的有關人士，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他們無法協助我們。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幾個人，依然帶著布條、油燈、月琴、菜籃車的音響，於晚上七點，準時抵達士林慈誠宮，我們就在階梯上坐了下來。


 

沒多久，士林警分局的人，進來要求我們不得遊行，否則，將依法辦理。我還是一樣的老話，「要抓隨你」，我依然堅持非暴力的原則。


 

　　慈誠宮附近的商家，紛紛拉下鐵門，停止營業，所有的攤販，也被迫休市一天，警方更一不做，二不休，把慈誠宮統統圍了起來，只准人出去，不准人進來，來孤立我們。雖然，他們還沒封鎖之前，廣場內已有近百名民眾進來，但時間愈來愈晚，慈誠宮廣場的氣氛，愈來愈緊張，原本要支持我們的民眾，也不得紛紛離去，等到我們命運走唱結束，大約八點左右，準備出發遊行時，廣場內已剩下不到五十多名，而警方卻出動鎮暴警察，右手持長警棍，左手拿盾牌，擺出肅殺的鎮暴隊形。

　　「前進或後退？」其實，除非我們也拿起棍棒，跟他們對幹，否則，我們別無出路，他們層層封鎖，我們如同重兵壓境下的一小支隊伍，我們沒有任何武器，只有一支麥克風。還好，在警方的封鎖線之外，仍有許多，徹夜圍觀的民眾，他們不時隔著警方人牆，為我們歡呼打氣。

　　八點三十分，我們準備遊行，這時，有一位本省籍的老人，大約七、八十歲，他滿頭白髮，一撮白鬍鬚，他跟我說，他是二二八事件的目擊者，歷經國民黨屠殺台灣人民的事件，今晚，他看到那些台灣子弟，充當國民黨政權的鎮暴警察，他看了很傷心，說著說著，他就去拿放在地上的那盞油燈。那位老人手提著油燈，走到我的面前，對我說道：「我是二二八死無去的老人，今仔晚，我願意行在頭前，做恁的前鋒，欲打乎伊們先打……。」

　　「這……」我本想阻擋他這麼做，不過，他眼裡閃爍堅毅的眸光，一說完話，自己就走到最前面，想拉也拉不回來，考慮到這位老人堅持，我也真的愣在那裡，最後，我還是決定下令出發，畢竟，那些警察也是人，我相信他們絕對不敢，對那麼大年紀的老人動粗吧。

　　「現在，咱開始遊行！」我話一說完，遠遠的民眾，立刻歡呼鼓掌，而擋在慈誠宮廣場大門口的鎮暴警察，也立即緊張起來，形成更緊密的人牆，雙方對峙，有一觸即發之勢，突然，那位老人，油燈擺在地上，雙膝一落地，兩手掌合十，用接近淒厲的聲音，哀求那些鎮暴警察，千萬不要對我們動武。

　　一時間，現場的人都凍在那裡，大家都不敢動！我們不敢往前擠，深怕壓到那位老人，鎮暴警察也僵在那裡，不敢往前衝，害怕萬一有個什麼閃失，那位老人脆弱的身體，可能挨不了一陣肢體的巨大衝突。


 

　　老人就跪在地上，一直哀求他們，「恁乎我拜託啦，恁乎我拜託啦！……」

　　那老人說些什麼話，我已聽不清楚，只覺得我的眼角濕潤，鼻峽酸楚……。



　　過了幾分鐘，有熱心的人士，硬是把那位老人攙扶起來，硬拖到旁邊安全的地方去，眼看雙方勢力懸殊，又是個月黑風高的晚上，任何的衝突，都很難維持住我所堅持的「非暴力」原則，因此，我們只好就地靜坐，雙方僵在那裡，不斷的唱歌、演講，等到台北縣的民進黨人士，在蕭貫譽的率領之下，一輛戰車趕到，已經快要到半夜了，最後，警方再度跟我們談判，為了居民的安寧，雙方各讓一步，警方答應，十一點五十分，撤掉鎮暴警察的封鎖圈，而我們就在午夜十二點正，宣佈結束今晚的「命運拜訪」。

　　第二天，我買了幾份報紙，結果，所有的報紙，全面封鎖，沒有刊出半個字，讓我頗為失望，我們的心聲，一再的受到媒體的漠視。雖然，前一天晚上，有許多記者親臨採訪。

　　往後多年，我想起這次「命運拜訪」，一個白鬍子老公公，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他竟雙膝跪地，兩手合十，向鎮暴警察哀求，這一幕，我永遠難以忘懷……。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迴盪  5-2 月琴走唱（中）

回到家裡，我愈想愈不對勁，我那龐大的「命運之旅」計畫，還沒踏出一步，我怎能被月琴的兩根弦絆倒，就趴地不起呢？而且，後天就要去龍山寺了，我能就此打退堂鼓嗎？不行，新聞稿已經發佈出去了，龍山寺的「命運走唱」我要如期進行，我一定要學會！我一定要去走唱募款！我一定要完成「命運之旅」！當天傍晚，我就去我二姊家，請她教我一些基本的樂理，然後，她用鋼琴伴奏彈「思想起」，我把它錄了下來。嗯，信心又來了，只要我把「思想起」的主旋律，不厭其煩的反覆的聽，聽熟了，後天一上場，嘴巴隨我哼，手指隨我彈，只要有個模樣，不至太荒腔走板，反正我是業餘的，群眾應不會太苛求我吧，於是，這樣自我安慰一番，心情就好多了。


八月十一日 晚上七點，我們在台北市龍山寺廣場，舉行第一場「命運走唱」。我們進行的方式，晚上七點到九點，在廣場上靜坐、演講、走唱，然後九點開始遊行一個小時。我本來想，沒多少人會來參加，沒想到，一到龍山寺，嚇了一跳！幾百名民眾，已經擠在大門等待我們到來。哇，太好了，人這麼多，於是我們趕快把四張大布條，上面寫著幾個大標語，如「命運走唱－台灣人走台灣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等，圍成一個正方形，中間騰出一個空間，然後，再擺上四個大型紙箱，充當募款箱。


        這時，民眾立即踴了上來，紛紛圍坐布條前，或坐著觀看，或站著議論。一位龍山寺老人會的 羅 先生，特地為我準備了一盞油燈，我把油燈點燃，放在我面前，然後把月琴放在地上，接著穿好了甘地精神綠背心，頭綁上了綠絲帶，好了，一切準備就緒，大家等著聽我「命運走唱」囉。


正當民眾豎起了耳朵，拉長了脖子，準備聽聽我的月琴走唱，我們用菜籃車拼湊而成的音響，就響起了「周成過台灣」的彈唱！


「咦，怎麼江蓋世沒彈月琴呢？」有人低聲的問。
　　原來是這樣子的，前一晚，我再怎麼練，還是彈不出來。我太自信了，原以為兩個指頭亂彈一通，也會自成旋律，可是，我左手的手指頭壓著弦，壓了一個晚上，主旋律還是跑不出來，只有斷斷續續的「鐙、鐙、鐙」的聲音，最後，只好對月琴宣告投降。那晚一上場，只好厚著臉皮，拿出預先準備好的一卷「周成過台灣」錄音帶，由它為我代打了！


雖然我無法彈唱，我的朋友們，如蕭貫譽、蔡文旭等人，還是賣力的輪番助陣演講。有一位黨工朋友，他家住板橋，他每天都用一個大背包，裝滿了報紙，到處兜售報紙，我們演講到一半時，他說，他也要上場說幾句話，他一拿起麥克風，就呼籲大家要支持我們「命運走唱」的募款活動，他講到最後非常激動時，他向大家呼籲道：
 

　　「江蓋世伊們欲去行全島，沒錢，沒人，今仔暗，我帶頭先捐款，我將今仔日賣報紙的錢，全部捐出來，希望逐家嘛鬥相工！……」

 

　　他說著說著，就把他的大布袋，拿到群眾的面前，然後，往募款箱一倒，嘩啦啦，數百個銅板，就丟進箱子裡面去，這時，群眾抱以熱烈的掌聲。

 

　　看到這一幕，我好感動，在那個時代，我的朋友，都是基層黨工朋友，我也沒有辦法接觸到一些企業家，更別說去募集大筆捐款，因此，他的錢，雖然很少，但統統倒在箱子裡，卻是他一日所得！我們幾個年輕人，夢想著率領著一支龐大的進香團，巡迴全島一個月，並且舉行七場盛大的台灣民謠晚會，算算基本的開銷，至少要好幾百萬，而我只評估，只要一百萬，我們用最節省的方式，還是可以辦得成。我夢想，這幾天的募款，能夠買到一輛中古的宣傳車，還供給一小支工作人員，巡迴全島的住宿、飲食費用，再印個幾萬張傳單，然後，租借場地、音響設備等等。

 

　　 八月十一日 ，我們結束了第一天的「命運走唱」，最後，我們現場清點募款箱，把箱子倒出來，裡面一大堆一元、五元、十元的銅板，還有揉得發皺的百元舊鈔，偶爾才翻得到一張千元大鈔，總計是一萬六千零五十七元。雖然，離我們百萬元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但是，這些基層熱心民眾，肯掏出他口袋裡的錢，已讓我非常感激了。



第二天，第三天，我們繼續在龍山寺進行「命運走唱」。因為前一晚，我只是擺了一支月琴，卻彈不出來，龍山寺老人會有些熱心的老人，看出我的窘境，他們便私下出錢，在 八月十二日 那天晚上，專程從桃園請來了一團南北管，來為我助唱。一位老先生，看起來年紀大約八十幾，他跟一位老婦人，在南北管的伴奏之下，現場表演起「陳三五娘」，兩人頭髮發白，臉上皺紋滿佈，身軀瘦弱，但表演起「陳三五娘」，卻身手靈活，唱作俱佳，看得大家哈哈大笑，拍手叫好。看到別人熱情相助，我也不管自己的歌喉多麼難聽，就跟蔡文旭說：「等一咧，我嘛欲來唱一條歌仔戲調。」

 

　　蔡文旭聽了，眼睛睜大，嘴角抿著詭異的笑容，好像心裡在說：「啊－－你，你的聲音？－－也敢上啊，這……」

 

　　我可管不了那麼多，抓起了麥克風，就開始哼唱起來，歌詞是我自己編的：

 

　　　　「 八月十二日－－龍山寺

　　　　　鄉親－－父老－－攏到陣

　　　　　命運走唱－－為啥米

　　　　　台灣人啊－－行台灣路」

 

　　 八月十二日 晚上，我們募到七千二百一十五元，不到昨天的一半， 八月十三日 晚上，我們募到了八千二百九十元，所以三天的「命運走唱」，我們總計募到了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二元。得到基層群眾這樣的熱心捐款，我們感到非常的欣慰，但距離原訂的目標，一百萬元的預算，卻差距太大了。三萬元，印一波傳單就沒了，怎麼買中古車？怎麼租音響？那有經費去組團？……。

 

　　連著三天的「命運走唱」，演講、唱歌、募款、遊行、與警察對峙、遭到警察下令解散……每天搞到十一、二點，原本體力強健的蔡文旭，感到後勁乏力了，我也疲憊不堪。不過，有一件事，讓我稍有安慰，而精神為之一振。

 

　　 八月十三日 晚上，簡錫堦跑來龍山寺找我，交給我一包禮物，我打開一看，是一件長袖 T 恤，上面印有美國黑人民權領袖 金恩 博士的肖像， 以及他講過的一句名言「I Have A Dream. 」。簡錫堦是當時反對運動圈內非常有名的漫畫家，也是一位勞工運動專家，他去美國一趟，回程的時候，朋友託他帶這件 T 恤給我，他說道：「你的同學陳寬倫託我，帶這件 T 恤給你，並向你致意。」

 

　　哦，原來是我延平初中的同學陳寬倫，跟我延平同屆，建中同校，而後清大畢業，再赴美留學， 將近十年沒連絡了，他居然在我疲憊不堪的時候，託人把金恩的 T 恤，拿到龍山寺廣場交給我， 這給我無比的鼓舞，那件 T 恤，也許只有美金一、二十元，可是，我握到手的那一剎那，卻覺得它比黃金鑽石還珍貴，因為，金恩所說的「我有一個夢想」，給我莫大的精神支持。

 

　　三天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用這種「命運走唱」的方法，很難募到大筆的款項，我們還是需要尋求別人的支助，可是，我已決定，我絕對不放棄，再窮，我們也可以四處走唱，第二波的「命運之旅」，我們一定要完成。我那時，在日記本上，寫下了一首短詩，那首詩，寫出我當時心境：

 

　　　　「我怕黑暗，

　　　　　他們不准點燈，

　　　　　我只好當蠟燭……。

　　　　　我怕寂寞，

　　　　　他們不准說話，

　　　　　我只好去走唱……。」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第五章迴盪 5-2 月琴走唱（上） 


 
一九八七年環島的「贖罪之旅」，走了一半，我已經確定，縱使全程走完，政府當局也不會把我送入牢裡。那麼，接下來，我該怎麼辦呢？

 

　　我不想坐困愁城，我要繼續走下去，因此，「贖罪之旅」一站一站走下去，我的腦中，已經在計畫下一波的運動。我反覆的跟蔡文旭、兵介仕、楊木萬等人討論，最後我們決定，經過我們第一波「贖罪之旅」，原本乾旱的土壤，現在稍微鬆動濕軟，我們應該加把勁，把台獨思想自由運動，再往前推一步。

 

　　討論中，我提議要把訴求提昇為「台灣人民走台灣路」，明講的，就是「台灣獨立」，可是，再三的討論，我們檢討，在我們所走過的各縣市，有的民進黨人士，連「台灣獨立思想自由」的基本的要求，他們都不敢聲援，何況是「台灣獨立」呢！況且我們沒有成立具體的組織，很難去動員群眾。因此，修正再三，我們最後定案，決定了我們下一波運動的名稱－－「命運之旅」。我們認為，台灣的命運，由我們台灣的人民自己來決定，為了喚醒台灣人民自決的權利意識，我們決定推出第二波環島的「命運之旅」。

 

　　這一次，我們想匯集更多的民力，可是，我們依然沒錢、沒人，那怎麼做到呢？我們還是要靠民進黨在各地的服務處或黨部，那邊有基本的黨工，再者，各地的廟宇，如關帝廟、城隍廟、媽祖廟等廟寺，都是當地傳統的政治、文化、宗教、社會的中心，所以我們打出一個名號，要組織一個「全島進香團」，為了台灣的命運，要到全國各大廟宇進香。

 

台灣人民燒香拜佛，常常是祈求神明保祐自己，或保祐自己的家人，或保祐自己的親戚朋友，可是，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只管自己好，不管他人死翹翹，更不管社會發展，也不理國家前途，只是一個自私的信仰。所以，我們擺明的，這個全島進香團，進香的目的，就是為了台灣的命運，只有當人民可以自由的討論台灣的前途問題，我們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好，就這麼辦吧！

 

　　 八月四日 晚上六點半，我跟兵介仕與蔡文旭，在羅斯福路的一家馡林西餐廳，經過數小時的磋商，我們擬訂了「命運之旅」全島進香團的計畫，我們決定由 九月四日 至 九月二十七日 ，全島巡迴一周，舉行遊行、進香的活動，並安排七場大型的台灣民謠演唱會，並且，在最後一天，進行最高潮的「命運拜訪」，我們將為了台灣的命運，再度拜訪蔣經國，向他重申「台灣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我們三個臭皮匠，窩在一個小餐廳，擬出一項龐大政治運動的企劃案，非常有成就感。但是，接下來呢？錢呢？人呢？

 

　　我曾經看過電視的報導，雲林北港的進香團，數萬進香客，湧進北港媽祖廟，那是何等龐大的社會動員力量！而我們呢？那個北港的進香團，匯集了大大小小的宗教團體、社會團體、政治團體，才能展現出這樣龐大壯觀的進香場面，而我們呢？幾個小黨工，其中，我還官司纏身……，想到了錢，我就苦惱，因為當時的我，連一部交通工具都沒有，更別提要帶領一支龐大的進香團，為台灣命運進香！

 

　　有位朋友借我一卷陳達的月琴演唱帶，他那一曲自彈自唱的「思想起」，讓我聽得非常著迷，這位來自屏東的老歌手，是台灣國寶級的藝人，他那沙啞的彈唱，常叫我不自覺的跌回童年的時光，是啊，就在大廟口，大樹下，一位老歌手，哼出親切動人的台灣歌……。

 

　　有了！沒經費，我就抱著一把月琴，到廟口去走唱，目標一百萬，錢的問題不就解決了嗎？人家常說我，倡導甘地的非暴力，甘地是外國人，非暴力是外國貨，不是台灣本土的，因此無法深入民間，那麼，如果我抱著一把月琴，四處為台灣命運來走唱，月琴是台灣樂器的象徵，我把非暴力與月琴結合，這樣不是更能打動人心嗎？

 

　　想到這裡，我心中又亮了起來，沒錢沒人的煩惱，通通往後拋。 八月五日 ，我想當月琴歌手想得發瘋，就央求我的二姊，陪我去羅斯福路一家「宜展樂器行」，因為二姊她稍為懂得一點鋼琴，而我是完全外行，連五線譜的豆芽菜，看也看不懂。我們東挑西挑，就買了一把，新臺幣八百五十元，嗯，太棒了，月琴啊，月琴！「命運之旅」的百萬經費，就靠你囉！

 

　　好了，我現在有了一把月琴。但問題來了，我根本不會彈啊，更不用說邊彈邊唱！不會，我可以學啊。我就專程跑到台北市補習班街的一家錄音帶行，買了二卷「周成過台灣」的台灣勸世歌，那是台灣民俗藝人的彈唱錄音帶，我買了下來，回家迫不及待的放來聽一聽，哈，太棒了，手指頭在月琴的兩根弦上輪轉，真的好像是大珠小珠落玉盤，彈唱者哼哼唉唉，訴說古老的台灣故事，讓我聽來，愈聽愈有信心，只要我肯學，我也可以彈唱，雖然達不到那樣的登峰造極，也可唬唬一些外行人。於是，我就跟買月琴的那家樂器行報名，請了一位月琴老師來教我。

 

　　說來，我可真大膽，我們擬訂第二波環島運動「命運之旅」時，就預定 八月十一日 到 八月十三日 ，連著三天，要在台北市香火鼎盛的龍山寺廣場，舉行「命運走唱」募款會，希望能募集「命運之旅」的初期經費。我現在月琴是有了，募款會的時間也定了，可是我們定的太匆促了，我月琴還沒學會，就要打鴨子上架，萬一當場出糗，那該怎麼辦呢？這時，蔡文旭卻跟我打趣道：

 

　　「無要緊，你只要坐佇土腳，手抱著一支月琴，邊仔放著一支破雨傘，頭戴一頂破笠仔，邊仔擱點一支油燈，然後擱擺一個破碗公，哈，親像一個走唱的乞食，一定募有錢的！會曉彈，毋曉彈，那有啥米要緊咧？哈，哈！……」

 

　　話說得不錯，可是，我 八月五日 買了月琴， 八月十一日 馬上就要登台演出，我總不能抱著月琴，對著圍觀的群眾一直傻笑吧？於是，我決定在最短的時間內，拜師學藝。

 

　　 八月九日星期天 ，上午十一點，我就去宜展樂器行上第一堂月琴課。教我的老師是 陳士美 小姐，她是文化大學音樂系的學生。我跟她說，我不懂任何樂器，也看不懂樂譜，只想學會彈唱一首陳達的「思想起」。她並不知道我的來歷，我也不敢跟她表明，我今天上了第一堂課，後天就要登台獻藝。

 

　　 陳 老師也沒多問，就非常耐心的教我最基本的彈法，然後，再彈一彈「思想起」的主旋律，我上課上了一個小時，不斷暗地叫苦，以前，看人家在台上，抱著一把吉他，又彈又唱，快樂、青春、活力！這應該很簡單吧，可是，我用我左手的指頭去壓月琴的那兩根弦，然後右手拇指跟食指拿著一個塑膠「匹克」，彈出「多－－蕾－－咪－－」，慢慢彈，我還可以找到那個音，速度加快，我就完了，左手指頭壓來壓去，右手彈指，使力忽強忽弱。 那位陳 老師，叫我慢慢彈，可是我從小上音樂課，最討厭的就是看樂譜，看了樂譜，相看兩相厭，現在我二十九歲了，早過了學音樂的年齡，硬梆梆的指頭，不若 陳 老師的手那麼纖細靈巧，她稍為彈指撥弄，優美樂音如潺潺流水，煞是動聽。

 

　　好不容易，一小時的課結束了，我已彈得額頭冒汗，汗衫全溼，要不是愛面子，早就跟 陳 老師說，對不起，我實在不是學音樂的料子，我不要學了。

 

　　我若現在不學，那下個月要推動的環島「命運之旅」，經費來源該怎麼辦呢？想到這裡，我還是把剛才的念頭，吞了下去，然後堆著笑臉，問老師：「 謝謝 老師，下一次我們什麼時候上課？」下了課，我就抱著那把月琴，從那樂器行的音樂教室落荒而逃。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五章　迴盪  5-1鬆動的土壤（下）

 
        八月一日 ，「贖罪之旅」的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了基隆市。在這兒，基隆市當地的民進黨人士，給我們熱烈的聲援，尤其是反對運動人士的名人黃華，更是熱心的全程參與。另外，我的好朋友，尤清服務處的主任蕭貫譽，更親率一支支援部隊，老遠從台北縣趕來聲援我們。我看到蕭貫譽他們來，又加上黃華等基隆子弟兵的熱情參與，這一站活動，我走來興緻昂揚，把環島一周的疲憊，拋諸腦後。

　　下午五點時，我們一行四、五十人，在蕭貫譽帶來的大型宣傳車的助陣下，朝基隆市區挺進。沿途，我看到黃華非常興奮的，沿街賣力的向路人揮手致意。這是我們的最後一站，我想基隆的警方，應該也有最基本的默契，反正，我們用非暴力的方式靜坐、遊行，台灣全島已經繞了一周，快快結束，平安無事那就好，因此，我們沒有遭到任何的阻擾，一路順暢，終於在下午六點半遊行結束，而整個「贖罪之旅」宣告完成。

 

　　黃華，一九三九年生，基隆市人，他正式的教育，只讀到初中一年級，而後曾在海軍士校電機科結業，不過這位反對運動前輩，先後入過四次政治牢，在長達二十幾年的牢獄生活中，不斷的自修苦讀，他在一九八八年推動環島的「新國家運動」，又在一九九○年推動「台灣總統民選運動」，而且擔任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他也深受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影響，在台灣的反對運動，不遺餘力地倡導「愛與非暴力」。

 

　　我跟黃華走在一起，我們一邊走，一邊交換意見，他非常感慨，他被關了二十一年之後，出獄了，但與外界隔離太久了，資訊不足，人際關係網路也不足，他非常推崇甘地，也羨慕甘地，他羨慕甘地活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而不是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甘地搞獨立運動，雖然常常被關，但關的時間並不長，而甘地又能夠經常的與外界連絡，所以他不致於跟外界脫節太久，因此，黃華幽默的說道：「要是甘地落在國民黨的手裡，不是被槍斃，就是被送到綠島，關個二、三十年，那麼，他還能當什麼『聖雄』呢？」

 

　　甘地一生活了六十九歲，總共被逮捕下獄十五次，其中，在南非六次，在印度九次。

 

　　甘地十五次入獄記錄中，有的是當日釋放，有的是朋友偷偷幫他繳罰金而出獄，有的是朋友替他交保，有的是被判勞役，有的是判刑六年，而後因開刀而出獄，有的是沒有審判，沒有判刑而無條件釋放，有的則是甘地絕食絕得快奄奄一息，而遭釋放……他的入獄記錄相當可觀，而出獄方式也各有不同。

 

　　可是，唯一相同的是，他每次被抓時，一定不作任何抵抗，乖乖的接受逮捕，而英國政府方面，無論甘地怎麼公然的違反政府法令，都不會把他抓出去槍斃，也不會把他一關就關個二、三十年，於是，牢裡牢外進進出出的甘地，他能掌握充份的資訊，甚至由牢裡指揮印度國大黨反抗政府，從而奠定他無可取代領袖的地位。

 

　　我巡迴台灣的大鄉小鎮，倡導非暴力，但常遭到一些老一輩的朋友反駁，他們最常指責的一個問題，就是：「甘地的非暴力，是拿來對付文明的英國政府，而你用非暴力，對付國民黨，那個曾經在二二八事件，大量屠殺台灣人民的外來政權，有用嗎？」

 

　　對這些朋友的非難，我能體會到他們心頭的感觸，他們有揮不去的二二八悲劇陰影，但是，我還是要走下去，因為我相信，非暴力比刀槍砲彈更有力量。

 

　　「贖罪之旅」，從一九八七年的 七月六日 到 八月一日 ，整整繞了台灣一周，我跟我的運動同志，首創了這樣環島一周，靜坐、遊行、演講的運動模式，使得不少人對我感到非常好奇，為什麼這樣一個「台灣少年仔」，能夠高舉著一幅布條，巡迴全島，挑戰國民黨政權，警方居然不抓也不關，他又不是什麼三頭六臂，又沒有任何公職頭銜，這傢伙憑的是什麼呢？

 

　　我記得，幾年前呂秀蓮曾告訴我一件事情，她說，她在美國向台灣人社團演講的時候，特別提到了我，關於上面那個問題，她在演講中，做了這樣簡短的回答，惹得聽眾哄堂大笑：「國民黨嘸敢掠江蓋世，是因為伊的英語名叫做 Chiang Kai-Shih！」

 

　　事實真象如何？我也不曉得，不過，也許是巧合吧，蔣經國在位一天，無論我跑去博愛特區，或進軍士林官邸，或環島示威遊行，無論警方派出多少霹靂警察、鎮暴警察，也無論我伸出雙手，表明願意束手就縛，我想主動入獄，奈何都無法如願以償，可是，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因病去世，換了李登輝上台，情況就不一樣了，一九八八年八月，我就入獄一次，一九九一年，我再度入獄。

 

　　是不是蔣經國當權的時候， 他非常忌諱逮捕一個名叫「Chiang Kai-Shih」的傢伙，這我可不曉得，但是，這個說法，也許是人家茶餘飯後的笑談而已吧，現在回想起來，在當時，我曾憂慮，也曾恐懼，更害怕慘遭不測，但「非暴力就是愛」的這個信念，給了我無比的信心，也讓我有這樣的毅力，去完成許多人認為只有瘋子才辦得到的事。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他用下面這段簡鍊而優美的語句，闡述愛的哲學：

 

　　　　「你無法用仇恨與殘酷，去治療心頭的恐懼，只有愛才能辦到。

　　　　　仇恨痲痺了我們的生活，愛卻使我們得到舒解；

　　　　　仇恨使我們的生活混亂，愛卻使我們生活和諧；

　　　　　仇恨使我們暗無天日，愛卻使我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