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寧 cafeˊ

陳永森畫作《向日葵》，油畫，60 X 72 cm，1983

台灣前輩畫家陳永森紀念畫展

氣韻森動─陳永森紀念展
 

日期：2008/9/27~2008/10/26 
地點：鳳甲美術館（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166號11樓 ）


◎ 邱斐顯    編輯

「氣韻森動─陳永森紀念展」，由財團法人吳三連獎基金會主辦、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協辦，於台北市鳳甲美術館展出。


台灣前輩藝術家陳永森，一生獲獎無數，卻因常年留駐日本之故，藝術成就較少為台灣人所知，而無法與他前後期畫家的如郭柏川、陳進、林玉山等人，在台灣畫壇享有等量齊觀的知名度。然而，陳永森在日本畫壇的傑出成就，正如同圍棋界的吳清源，棒壇的王貞治等人，是同列日本大師級地位的知名畫家。這可說是台灣畫壇的遺珠之憾。

今年適逢吳三連獎基金會成立三十週年，該基金會特與鳳甲美術館合作舉辦此展，精心挑選出陳永森油彩、膠彩、粉彩、書法等五十餘件精彩作品，讓台灣民眾有機會欣賞到這位被日本畫壇稱為「鬼才」及「萬能藝術家」的經典作品。


出身藝術世家的陳永森，1913年出生。在台南第二公學校就讀期間，由於生活環境讓他感染到一些美感經驗。公學校畢業後，考入私立長老教會中學(長榮中學的前身)，受業於當時留日返台的廖繼春先生，打下了堅實的繪畫基礎。中學畢業之後，他參加第三回及第四回的台灣美術展覽會，獲得入選。原本他計畫畢業之後，到日本繼續求學，礙於家中的生計，只好靠著替人照相、畫像、畫刺繡稿、畫日傘等，作為個人維生與籌措到日本求學的學費。

後來他如願到了日本，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就學期間，受到吳三連的資助。吳三連不僅把家中最明亮的房間，讓給陳永森充作畫室，還提供他部份的學費。陳永森剛到日本時，有幸參加畫家李石樵所主持的鄉土懇親會，認識了在日本留學的李石樵、陳進等藝術前輩，同時也立下他個人繪畫的方向。

陳永森曾多次在台灣與日本兩地舉辦個展，並且多次入選日本藝術展覽會（特選1次、入選25次），甚至兩度得到日本畫壇的最高榮譽「白壽賞」。日本畫壇史上，過去這一獎項，從未有本國以外的人士獲得，陳永森是唯一一個非日籍的獲獎者。

陳永森於日展日本畫、油畫、雕塑、工藝、書法等五科計入選四十五次，尤其有一次五科同時入選之記錄。日本畫壇百年中，一人當選二科目者已屬空前。他的創作因而被稱為美苑中五朵奇花，創下前所未有的佳績，驚傳海內外。他獲頒白壽獎時，得到日本天皇之賜謁及嘉勉。




《座綠裸婦》，膠彩，106 x 84 cm，1956


此次展覽作品中，「綠色裸婦像」，曾遭其日本恩師兒玉希望的反對和謾罵，並在畫面上打了幾下，然後卸了下來。此一事件，當時引起日本NHK電視台的關注，後因日展審查會得知此事，強壓下影帶不得播放，事件才平息下來。另一幅作品「鶴苑」，曾在獲日展日本畫白壽賞（天皇獎）。




《鶴苑》，膠彩，195 x 135 cm，1955



陳永森在日本畫壇浸淫六十餘年，熱情創作始終不輟。他直取唐宋精髓，專擅丹青赭黃礦材顏料，靈巧運用西方繪畫天然外光技法、揉合中國書法墨色重務線條，表現予油畫作品大膽、即興的狂放筆觸，膠彩畫作品精緻瑰麗，而水墨作品則帶文人風格。作家尹雪曼形容：「看陳永森的畫，就像看到多姿多彩的人生。」





《鴻門會京劇》，粉彩，31 X 40 cm，1984



要補實近代台灣美術史，陳永森的畫藝才華絕無法忽視，他對藝術的熱情，正足以說明他那個年代的台灣藝術家，汲汲為台灣美術在海外爭光的傲氣風骨。

一方面，陳永森晚年健康欠佳之際，非常感念吳三連在旅日期間給他的支持與愛護；另一方面，吳三連獎基金會也多次拜訪陳永森及其家人，談到他在藝術創作的成就，以及對於台灣藝壇的貢獻，建議他將藝術成果運回台灣，留在故鄉的土地上。





《鍾馗嫁妹》，膠彩，85 x 145 cm，1975



陳永森幾經思索，並獲家人同意後，決定將其所有畫作由日本運回台灣，並捐贈於吳三連獎基金會。沒想到，這些畫作運回故鄉時，陳永森卻於1997年7月與世長辭。

透過「氣韻森動─陳永森紀念展」，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藝壇前輩，在海外學習與創作的成果，也感受到本土藝術文化精神的展現。陳永森說過：「不管用什麼畫，也不管畫的是什麼，重要的是，每一幅畫都有我，這個我，就是自己的創造力和思想。」


（本文陳永森畫家作品圖片，由吳三連獎基金會提供） 


（本文轉載自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cna/vistaphoto/exhibition.aspx?Artc_ID=1681&CatL_ID=K&CatM_ID=K02）

我就是要參加--奧運精神，志在參加 

文／邱斐顯    

2008年北京奧運已經落幕，各式各樣的運動項目，世界各國的金牌、銀牌、銅牌得主，不但是奧運場上風光的焦點，也是該國至高無上光榮的象徵。這些琳瑯滿目的個人及團體獎項裡，你能夠記得多少出類拔萃的世界體壇菁英？ 

奧運場上，到處充滿著參賽運動員背後動人的故事。 

有的參賽者，成績優秀，甚至刷新紀錄，最後勇奪獎牌；有的參賽者，成績未達決賽的標準，初賽階段就慘遭淘汰。然而，不管有沒有得獎，「參加奧運」就是一種榮耀。為了參賽，他們歷經了無數的磨難與試煉，他們堅持參賽的信念，正展現了奧運的精神－－志在參加。 

一、台灣跆拳道選手蘇麗文—為父為己，倒地再戰 

 

台灣女將蘇麗文，杜哈亞運曾勇奪金牌，今年8月京奧跆拳道比賽，首戰左膝蓋就受傷，教練團建議她退賽，但蘇麗文堅持出賽，她強忍傷痛，幾乎以單腳完成敗部復活。此後，她每賽完一場，傷勢就更加惡化，教練團甚至打算宣佈棄權。然而，她每次倒地爬起後，都一再流露出堅定不移的眼神：「我還要拚！」這是蘇麗文第一次參賽奧運，卻也是她最後一場的戰役，教練團也只好成全她。 

蘇麗文不顧自己左膝受傷，堅持參賽，其實是為罹患鼻咽癌的父親蘇文清而拼。蘇麗文從小就與父親感情深厚。這次為了拼奧運，家人怕影響她的練習，一直沒告訴她父親罹患鼻咽癌第三期的消息，直到今年二月，她由南韓移地訓練返家時才發現這個事實。她為此難過得和父親抱頭痛哭。 

蘇麗文父女兩人，北京奧運賽前曾互許諾言，蘇麗文要拚奧運獎牌、蘇爸爸要拚健康。蘇麗文說：「這是很重要的承諾，不能開玩笑。」 

三場比賽下來，她一共痛倒在地十一次。她的左膝前十字韌帶及外側副韌帶，都有明顯撕裂傷，而且左腳第四腳趾也已骨折，即使是如此嚴重傷勢，她仍堅持到底，撐到銅牌戰驟死賽，硬是拼到第五名的成績。她一戰再戰的精神，幾乎感動了所有的奧運觀眾。她，得不得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已澈底發揮了運動家的精神。 

二、德國舉重金牌的史丹納—愛妻驟逝，為妻一圓「奧運」夢 

 

另一個動人的故事，是105公斤 以上舉重金牌得主－－德國選手 Matthias Steiner史丹納。他原籍奧地利，2004年參加雅典奧運，因成績不理想，甚至被奧地利媒體強烈批評指責。 

後來，他認識了生命中的伯樂－－德國籍的Susann蘇珊。他們兩人相戀，並於2005年初結婚。婚後，史丹納申請德國國籍。蘇珊不但支持他、鼓勵他繼續朝「舉重」比賽努力，甚至也為他的「2008北京奧運」之旅而存錢。此後，他們夫妻兩人更以參加「2008年北京奧運」為共同目標。 

但是，蘇珊不幸於2007年暑假因車禍意外喪生。蘇珊臨終前，史丹納趕到她的病床邊，許諾要為她努力爭取奧運金牌。妻子喪生的悲劇，讓他的體重驟然下降了七、 八公斤 。然而，他還是打起精神，鼓起勇氣，繼續努力自我訓練。 

2008年初，史丹納才順利入籍德國。過去三年，則因國籍問題，他一直無法參加任何比賽。今年京奧舉重會場上，參賽的還有上一屆奧運金牌選手，原本史丹納的舉重成績不被看好，因此當他擊敗其他選手，成為金牌得主之後，他激動得拿出已逝的愛妻照片，獻上他最深情之吻。這一幕深深感動了現場，以及電視、電腦螢幕前數十億的奧運觀眾。 

蘇珊是鼓勵史丹納參加北京奧運的最大動力，她雖不在人世，對史丹納而言，參加京奧，就是對愛妻實現承諾。他隨身帶著蘇珊的照片，就要是告訴她，「我帶妳來參加北京奧運」了。 

三、巴勒斯坦長跑選手阿爾馬斯里—穿越以巴戰火的運動員 

上一次巴勒斯坦參加奧運的紀錄，是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往後十多年，戰火肆虐下的巴勒斯坦，不曾再參加過奧運。 

此次京奧，共有四位巴勒斯坦籍的選手參賽。男子 五千公尺 徑賽，巴勒斯坦選手Nader Al-Masri阿爾馬斯里，是唯一一個從加薩走廊到北京參加奧運的運動員。他來自加薩走廊Beit Hanoun 難民營，此地經年累月飽受哈瑪斯（巴勒斯坦另一好戰組織）與以色列的砲火攻擊。 

雖然加薩走廊戰火不斷，但這些持續性的種族衝突，改變不了阿爾馬斯里參加奧運的決心。阿爾馬斯里原本把跑步當成他的嗜好，後來他漸漸了解，跑步就是他的夢想。然而，以巴長期以來的敵對狀態，使得以色列政府把住在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當成囚犯一般來對待。阿爾馬斯里滿懷希望，想參加北京奧運，卻被以色列禁止出境。 

為了參加5000公尺徑賽，他只能在住家附近練跑，甚至多次嘗試穿越封鎖區。「我求他們，讓我出去，不要毀了我參加奧運的夢想，我今年28歲，我已經為了這個夢想，跑了十年。」幸好人權團體協助，以色列終於在國際壓力下，解除對他的禁令。 

阿爾馬斯里戰火下練出的成績，14分24秒，雖比奧會資格賽的成績，還慢了一分鐘，但是他最大的成就是－－他終於能走出加薩走廊，參加京奧！
   

四、伊拉克短跑選手雅卜都拉札克—槍林彈火下練跑的女性運動員 

五年前，美軍為了推翻海山政權，入侵伊拉克。此後，伊拉克人民，每天生活在戰火的肆虐之下。伊拉克短跑選手Dana Abdul-Razzaq雅卜都拉札克，經常要躲閃子彈來練習跑步。她追求成功的決心，使她成為伊拉克參加北京奧運的唯一女性運動員。 

跑步是雅卜都拉札克日常求生策略的一部份。去年十月，她跟著未婚夫兼教練Yousif Abdul-Rahman阿布杜拉曼，在巴格達練跑時，有個狙擊兵從近距離向她開槍，幸好她閃過。除了戰火下練跑的危險外，她還面臨回教世界保守勢力的阻撓。雖然她的家人都支持她，但一般社會大眾不願意女性出門旅遊，遑論到其他國家去參賽。 

從2003年以來，伊拉克已有104位運動員、教練、管理員、裁判被殺害。奧會官方資料顯示，2006年7月有22人失蹤，其中包括被綁架的奧委會主席。他們到現在仍然下落不明。 

雅卜都拉札克好不容易才爭取到北京奧運「女子 一百公尺 徑賽」的參賽權。然而，

國際奧委會於2008年7月1日禁止伊拉克參加北京奧運的賽程。當雅卜都拉札克被告知「等到2012年再參賽」時，她淚眼盈眶地說：「誰知道，2012年的時候，我是否還活著？」兩周後，2008年7月中旬，國際奧委會決定讓伊拉克的運動員參賽。 

雅卜都拉札克最後雖在85名參賽選手中名列第59名，她仍贏得掌聲。「獎牌」不是她參賽的目標。「參賽」，就是她人生最大的獎勵與自我肯定。

五、荷蘭長泳金牌范德威登－克服血癌，游出人生逆境

  

北京奧運男子 十公里 馬拉松泳賽，勇奪金牌的是荷蘭選手Maarten van der Weijden 范德威登。他自青少年時期，就顯示出游泳方面的天份。1998年，他是荷蘭1500公尺自由式冠軍；1999年，他是歐洲青少年游泳冠軍；2000年，他是5公里游泳賽的世界冠軍。 

2001年，范德威登二十歲時，被診斷出罹患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血癌）。原本存活率不高，他只能靜靜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認為自己無法再游泳。為了治療血癌，他接受化學治療與幹細胞移植。治療後，他的體重掉了13公斤，既不能坐，也不能站，什麼事都不能做。兩周後他出院回家，他的母親鼓勵他「去游泳」。 

2003年，范德威登重返泳壇。2004年，他橫渡荷蘭的IJsselmeer湖。這個湖有20公里寬，他的成績為4時20分58秒，刷新了前一次記錄，早15分抵達對岸。因此，他募集了五萬歐元，並全數捐給了癌症研究。「我沒有戰勝癌症，我只是得到正確的治療。所以我想募款贊助其他人。」 

此後，范德威登仍年年參賽，而且成就非凡。 十公里 馬拉松泳賽是今年京奧新增的比賽項目，他不但成功地克服血癌，參加京奧馬拉松長泳賽，甚至以1時51分51.6秒的成績勇奪金牌。 

「『血癌』教我思考一步一步來。當你躺在醫院病床上，覺得很痛、很累的時候，你根本無法想到下個禮拜或下個月的事，你只能想到下一個小時。你只能耐心地等，就是躺在床上、等待。我現在用的就是這種策略，要有耐心，等候機會。」 

知道自己奪冠時，范德威登表示，「因為幹細胞移植術的治療，我幸運地恢復健康，感謝現在和過去捐錢贊助癌症研究的所有人，如果不是他們，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了。」 

我相信，全球的許多角落，仍有許多勤於操練的運動選手，他們受制於政治杯葛、種族衝突、國內戰爭、性別歧視、天災人禍、病魔襲擊、意外變故等等不可抗拒的因素，而無法參加與奧運。上述五位奧運選手的故事，想必也鼓舞著更多運動員，追求參加奧運的夢想。

（本文亦刊載於《新聞大舞台》#64，2008年10月，邱斐顯撰寫）

圖片來源與原文，請參考網址如下： 
 

Taiwan Taekwondo Athlete Su Li-Wen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08/08/22/2003421122 

 

http://times.hinet.net/times/article.do?newsid=1695037&option=sport&isGraphArticle=true 

Germany Weightlifting Champion Matthias Steiner  

http://www.bbc.co.uk/blogs/olympics/2008/08/world_view_of_beijing.html 

Palestinian Distance Runner Nader Al-Masri 

http://www.reuters.com/news/pictures/articleslideshow?articleId=USL1563250320080418&channelName=inDepthNews#a=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nDepthNews/idUSL1563250320080418

Iraqi Sprinter Dana Abdul-Razzaq 

http://sport.1-apple.com.tw/index.cfm?Fuseaction=NewsContent&Article_ID=30877634&NewsDate=20080821&SportCatID=985&App_ID=1

http://www.daylife.com/photo/0cMI7lfbDH8U9

Dutch 10-kilometers Open Water Marathon Swim Gold Medal Maarten van der Weijden

http://www.maartenvanderweijden.com/english/photos.html

http://www.chinapost.com.tw/sports/olympics/2008/08/22/171300/Dutchman-beats.htm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五） 

 

　　蔣延遠離開之後，我們遊行隊伍繼續向西進行，越過中山北路，直到承德路折而北行。晚上七點廿八分左右，我們走上了承德路天橋，到通河街口停了下來，走了將近一個半鐘頭了，隊伍也累了，大家在橋上坐了下來，這時我們開始一起唱歌，我們坐在那裡，唱著「黃昏的故鄉」、「為什麼」。我們蹲在那裡唱歌的時候，有很多輛保一總隊的警車，呼嘯而過，很多人就在那裡大喊：

 

　　「哇！警察攏跑去頭前，欲來擋咱！」

 

　　其實，那時，我們幾個帶頭的，都心裡有數，我為了堅持非暴力原則，而選擇了迂迴戰術，在台北市的北區，迂迴前進，而警方也算定了我們這支臨時起義的隊伍，並沒有強有力的組織，也缺乏有效的車輛、後勤、糾察等能力，因此他們也採用消耗戰術，只要強力固守住士林官邸，而任遊行隊伍到處迂迴，消耗我們的體力，只要夜深了，兵疲馬困，我們自然會崩潰瓦解了。

 

　　晚上八點半左右，隊伍繼續沿著承德路前進，直到文林路口，士林分局竟然只派了二十位左右的員警，排成一排，阻止我們進入中山北路。這些警察，除了手上拿著一根警棍，身上沒有任何鎮暴的裝備，他們穿著短袖，戴著大盤帽，穿著皮鞋，有的還戴著白色的鋼盔。我們的隊伍一接近他們，許多人不禁笑了起來，我們是四十年來，第一次向士林總統官邸抗議長征的隊伍，結果，你們只派了二十幾名，類似維持一次交通事故的規模，實在太看不起我們了。

 

　　「衝過去啦！」隊伍中，有人大喊。

 

　　這時，走在前面的幾位黨工，還有田媽媽、黃怡、詹益樺等人，他們趕快也圍幾道人牆，阻止後面的人往前衝，去衝撞警察，而破壞我們的非暴力原則。我們僵持了一陣子之後，只好把隊伍開向文林路，九點零二分左右，警方又在文林路夜市的路口，將我們擋了下來，把我們的隊伍逼到基隆河廢河道，但我心裡一想，若一再的讓步，整個士氣會潰散掉，於是趁著警方轉移陣地的時候，我們突然又向文林路轉進，一時之間，我們遊行的隊伍，步伐加大，快步前進，而警方他們沒料到我們來這一招，也氣極敗壞的小跑步前進，就在文林路的加油站前，將我們擋了下來，雙方一對陣的結果，原本窄小的文林路，此時交通大亂，很多車子就塞在那裡，動彈不得，到了九點二十分左右，警方不得不主動撤退，讓我們隊伍繼續前進。

 

　　九點三十分左右，我們走到了士林地政事務所時，這時，尤清板橋服務處的主任蕭貫譽，親率一輛宣傳戰車，加入我們的陣營，哇！太棒了！大家士氣為之一振。太好了，我們一路長途漫漫三個半小時，只靠一個手提麥克風，走在台北街頭，就像被警察趕來趕去的吉普賽族，甚至許多圍觀的民眾，還搞不清楚我們是誰，我們遊行的訴求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一邊走一邊唱歌，我們為什麼要一邊喊口號，一邊淚流滿面，台北市民啊，你們知道嗎，我們為什麼而戰呢？……。現在，有了宣傳戰車的加入，我們便有強大功率的麥克風，陳明秋、蕭貫譽、蔡文旭等人，都集中到宣傳戰車上，而此時的遊行隊伍，已經由原來出發時的一百多人，增加到上千人，此時我們的士氣最高昂，歌聲最大聲。

 

　　晚上九點二十五分，浩浩盪盪的千人隊伍，走到了士林路與中正路的交叉路口時，警方派出了十名警察擋在中正路口，他們要求我們改道往北投或社子方向走去，絕對不准我們轉向，朝士林官邸邁進。在那時，我們了解，現在除了文林路以西，或以北，可以讓我們通行無阻，但只要我們往東，朝士林官邸的方向邁進，警方已集結強大警力，佈下層層鎮暴關卡，絕對不讓我們越雷池一步。如果我們往北走，已失去了目標，不到深更半夜，隊伍就會潰散，如果我們往東強行闖關，勢必要跟他們進行激烈的非暴力抗爭，但我謹記甘地的教訓，非暴力的鬥士，需要事前的訓練，非暴力的抗爭，尤其需要事前的規劃，如果冒然的把一支臨時起義的隊伍，投入一場激烈的非暴力抗爭，那麼，當警方開始以警棍、水龍、催淚彈攻擊我們的時候，毫無組織的群眾，很可能立即以暴制暴，而引發一場無法控制的暴力流血衝突。

 

　　十點左右，群眾越聚越多，十字路口的交通，完全癱瘓，那時我這樣的想，照這情形看來，他們不可能笨到今晚把我逮捕，而把整個事情搞大了，但是，只要警方堅守著鎮暴的防線，民眾一跟他們發生衝突，甚至是暴力流血事件，第二天的媒體，一定把所有焦點，都集中在我們是暴力份子，而將我們訴求『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完全扭曲，或避而不談，所以，目前的情況，我可以做的最好的決定，就是今晚到此為止，明天 六月十二日 ，繼續到立法院大門口前戰鬥！

 

　　決定了之後，我爬上了宣傳車，趁著陳明秋在演講時，我面對著激昂的群眾，兩腿盤坐，兩眼閉目，吐吶養息，利用短短的兩三分鐘，使我整個心情平靜了下來……。

 

　　陳明秋講完了，接著我就站了起來，拿起麥克風，面對著十字路口黑壓壓的群眾，我做了三分鐘的演講，一再的重申：

 

　　「……我主張非暴力，在我的眼中，擋佇咱的頭前的警察，伊們猶原是咱的兄弟，咱不通罵伊們、傷害伊們，……咱今仔日，欲行向蔣經國表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正當我講到這句話，有一位過路的年輕女子，竟然放聲的罵我：「放屁！」

 
　　有些群眾一聽到她居然如此的侮辱我，立刻圍上前去質問，而現場一群警察也迅速圍了上來，保護那名年輕女子。
 

　　眼看現場群眾有些騷動，我趕緊結束演講，而呼籲大家明天下午一點，再到立法院大門口前繼續抗議國民黨制訂國安法，於是， 六月十一日 晚上十點十分，我向群眾說，今晚的示威到此為止，而後正式宣佈解散。

 

　　十點二十四分左右，文林路與中正路口，原本集結的上千人，紛紛散去，癱瘓的交通，又開始恢復暢通。

 

　　這時，我趕緊跟幾位朋友，分頭搭數輛計程車，趕往位於敦化南路圓環的元穠茶藝館，那家是蘇治芬開的，平常黨外人士有什麼重要的會議，都會跑到她那裡開會。

 

　　我們一群人，有陳明秋、兵介仕、蔡文旭、黃怡等七、八位，大都是自由時代的同事，經過了一夜的長征，由下午到晚上，也沒有吃東西，大家餓扁了，蘇治芬趕快叫裡頭的人，下了一盤盤熱騰騰的水餃，給我們充饑。大夥兒一邊吃，一邊檢討今天的行動，說得眉飛色舞，興奮極了！經過了緊張的一天，我也一邊猛吃水餃，一邊跟大家暢懷歡笑，根本就沒有去考慮到，將來有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會降臨在我的身上。

 

　　我們這一群反對運動的新生代，自己發動了這場示威遊行，在當時而言，創下了「目標最高，遊行最久」的記錄，除了零星的小衝突之外，我們居然能維持一場夜間舉行的非暴力示威，這在當時，是個相當高難度的行動，因為在夜晚的示威，比較難以掌控群眾，更難以有效處理有心人士的挑釁行為。當然，事隔多年，我現在回想，那時候，我們的非暴力行動，也得到了警方善意的回應，他們原來的策略，是全面的封鎖圍堵，但面對我這一支臨時起義的非暴力隊伍，他們馬上改弦更張，採用消耗戰策略，雖然亦步亦趨的保持高度監控，但是，並沒有派出鎮暴部隊，對我們施以暴力鎮壓，這一點，我十分肯定他們。

 

　　這就是雙方的學習，台灣的人民，在這場示威中，學習用歡笑、歌唱、長途遊行，直接挑戰最高層峰，而台灣的警察，也學習運用智慧、柔性、消耗戰策略，來承受人民的示威挑戰。

 

　　後來有朋友跟我提起這段往事，他笑著告訴我：

 

　　「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 ，那場士林官邸長征，你們走錯路了，你們要找蔣經國抗議，他是住在大直官邸啊，而士林官邸則是老蔣以前住的地方。」

 

　　我聽了，只好跟著苦笑，歷史就是常常陰錯陽差的……。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四）

　　我們沿著南京東路東行，到吉林路口左轉北進，六點三十五分左右，走到了文化大學城區部時，幾位年輕的學生，站在樓上，對著我們的隊伍大罵「混蛋！」又高喊「中華民國萬歲！」這些年輕學子的挑釁行為，引起我們隊伍中的群眾不滿，但我一再要求陳明秋透過麥克風呼籲，我們是非暴力的遊行，希望群眾保持冷靜，陳明秋也帶頭率領群眾呼喊「台灣人萬歲！」，回應那些文化大學學生的挑釁，但是，我們還是眼朝前方，繼續前進，不理會任何的挑釁。

　　我們已經走了一個多鐘頭，而且沿途唱歌呼口號不斷，但我們並不感到疲倦，許多新聞媒體的記者，一路跟著我們的隊伍。晚上七點零八分，天色已暗，我們遊行隊伍，走到了民權東路距離新生北路約 五十公尺 的地方，我往前一看，前面有一撮的人，站在前面，我心頭一愣，「前面發生了什麼事嗎？」，等我們往前接近，原來，是當時的中山分局長蔣延遠，他只帶著一名警官，站在那裡，要來跟我們協商，而他旁邊則擠著一群記者。

　　我從來沒見過蔣延遠，只是從報章上得知，他是一位鐵面無私，自律甚嚴的警官，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 到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 ，他擔任號稱「天下第一分局」的中山分局分局長，而後，曾任台北市警察局督察長、警政署督察室主任，一九九六年因為電玩天王周人蔘案件，台北市許多高階警官紛紛涉案，而不得不隨同警政署長顏世錫引咎辭職，提前下台。

　　當時的蔣延遠，他並沒有帶一票的霹靂警察，也不躲在鎮暴警察的後面，反而帶著一名警官，主動的走到群眾場合裡面，要來跟我們協商，他這種突破傳統的作風，讓我感到他的善意，因此，與他一接近，我立即要求我們的隊伍，全部當街靜坐下來，不要有任何的騷動。於是，我們兩個，就在二、三十名的記者包圍之下，強烈的鎂光燈閃個不停，開始進行對話。

　　當時，我只記得他非常彬彬有禮，我也一再強調，非暴力是我的最高原則，我們寧願接受逮捕，也不做任何抵抗。一位自立晚報的記者，帶著一台錄音機，蹲在我們身旁，將蔣延遠與我的談判，做了全程的錄音，因此，我跟蔣延遠之間，短短的三分鐘的對話，他寫下這樣詳細的報導，下面這個報導，刊載於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的自立晚報，我把它全文刊出，好讓讀者，更能體會當時雙方談判的過程：

        　　和平對話‧各說各話

        　　警方勸導遊行隊伍解散

        　　江蓋世強調非暴力色彩

　　　　　（台北訊）昨天傍晚，一部分民進黨群眾突然發起「遊行至士林官邸抗議」活動，他們經由復興橋、中山北路、南京東路、民權東路沿途遊行，高呼口號，表示反對制定國安法，晚間七時零八分，遊行隊伍行進至民權東路距新生北路 五十公尺 處、古都民藝館門前，中山分局長蔣延遠帶著一名警官，步行趕來

協商，與發動這場遊行的民進黨員江蓋世，有如下一場對話：

　　　　群眾：警察來了，大家就地坐下。

　　　　蔣延遠：我是一個人來的，很有誠意與你們協商，請問你們打算遊行到那裡？

　　　　江蓋世：我們採取的是非暴力的遊行方式，要一直走到不能走的地方為止。

　　　　蔣：為了不妨害社會和交通秩序，你們還是不要再走了，早一點解散好了。

　　　　江：國民黨制訂國安法實在沒有必要，所以我們才要遊行，警察打算在什麼地方向我們動手？

　　　　蔣：我保證警察不會動手，你們還是不要堅持了吧！

　　　　江：我們的遊行只有一個原則，就是堅持非暴力方式，不會對別人造成妨礙。

　　　　蔣：你們的行動一定要分寸才行。

　　　　江：因為國民黨一定要制訂國安法，我們只好採用這種方式，希望警方也不要採用暴力手段。

　　　　蔣：我保證警方不會有任何暴力行動。

　　　　江：你們的鎮暴部隊放在那裡？

　　　　蔣：我們的確有調動鎮暴部隊，目前正部署在前面一個地方，到了那裡，一定會阻止你們繼續前進。

　　　　江：我即使被擋住，也一定採取非暴力的方式。

　　　　蔣：還是不要堅持了，早點解散吧。

　　　　　雙方談判至此，似乎並無轉圜餘地，蔣延遠隨即離開現場。

　　　　　當雙方談判時，江蓋世帶著遊行的群眾坐在地上，蔣延遠則蹲在他的面前，由於現場喊叫聲不絕，鎂光燈不停閃動，整個談判過程在不很順暢的環境中進行，歷時約三分鐘。

　　我從來不認識蔣延遠，但是，與他蹲在馬路上談判三分鐘，他給我的印象卻非常深刻。站在警方的立場，尤其是在戒嚴的時代，他背負著上級龐大的壓力，不容許我們這批遊行隊伍，走到士林官邸，直接挑戰總統的權威，可是，他並不因為有這樣的壓力，而在處理群眾的場合，失去了應有的沈著與冷靜，而且，他只帶著一個警官，直接走入抗議群眾的隊伍，這樣的做法，在當時的警界，是非常少見的。我那時心裡只有兩個方案，一個是，堅持絕對的非暴力，而迫使他們將我現場逮捕，另一個是，假使警方也堅持非暴力，不願對我們動手，那麼，在凌晨以前，我方已精疲力竭時，我必須以和平方式收場，而宣佈遊行結束。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三） 

　　我們這次進軍士林官邸，整個行動是臨時起義，我只知道目標朝向官邸，但遊行的路線並沒有事先規劃，而剛剛上了復興路橋途中，有一輛反方向的自用轎車，那位車主拉下窗戶，罵了一句話，而引起群眾的不滿，就有人包圍上去，用腳踹他的車子，甚至向裡面的車主吐口水，幸好有隨行的民進黨的糾察義工，趕快制止，遊行隊伍一陣騷動之後，繼續在陸橋上往前走。

　　說實在的，當時我也不知道，警方將如何對付我們，當場逮捕呢？或在那一個街口，以拒馬或水龍車等待我們呢？為了紓解我本身的壓力，也想讓遊行隊伍抱著輕鬆愉快的心理，遇到狀況時，不會反應過度，或以暴制暴，因此，我走在前面，手上拿著那張「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海報，我一邊走，一邊保持微笑，我可不要讓媒體記者，看到我掛著一張繃緊的臉，好像風蕭蕭兮易水寒，一去不返的送葬隊伍那樣。我想讓群眾體會，我們是為了思想自由而戰，我們是非暴力的鬥士，我們的臉上應該呈現著笑容，我們的喉嚨應該發出快樂的歌聲，所以，我請拿麥克風的兄弟，不斷的唱歌，不斷的呼口號，也不斷的呼籲，站在道路兩旁的觀看者，加入我們的陣營：

　　「現在，阮欲去士林官邸，請逐家做伙鬥陣行！」

　　我們一群一百多人，走向復興路橋，沿著中山北路，往北前進，這時，我的心情輕鬆了下來，我的耳畔，隱約聽到自由的號角，我不斷跟前後左右的伙伴，打打氣，說說笑。我曾經看過一捲記錄片，裡頭記錄美國六○年代， 金恩 博士所領導的民權運動，他們那些民權鬥士，面臨警方逮捕的時候，是一邊拍手鼓掌，一邊載歌載舞，走進警察逮捕犯人的大型巴士。或許是民情不同，過去黨外的示威，有人敢走出來，已經難能可貴了，若是一邊走，一邊載歌載舞，恐怕會被路人當做神經病，因此，傳統的遊行，就是以莊嚴、肅穆、悲壯、激昂的基調，來展現我們的訴求。這一次，我希望用快樂的心情，創造歷史！

　　走在中山北路上，我們士氣愈來愈高昂，人數也由一百多人增加到兩百多人，後面還有更多的摩托車騎士加入。我心情覺得很輕鬆，就開始跟左右的人，邊走邊聊，有一位約三十幾歲年輕人，中等身材，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他住那裡，現在更忘了他的長相是什麼，我只記得，他走在我身邊，一邊走一邊對我說：「我今仔日，足歡喜咧！」

　　「你歡喜啥米？」我笑著問他道。

　　「我有塊呷頭路，下哺我就請假無去上班，專工欲來甲恁鬥陣行！」

　　「哈，真感謝你，咱若鬥陣行，咱就嘸驚啦！」

　　「我，我，已經等足久，……等到今仔日，我才有機會，……咱台灣人乎壓彼呢久，今仔日，我……我……足歡喜咧！我……嗚！……嗚！……」

　　我身邊這位兄弟，跟我走在前排，說到這裡，悲喜交集，竟然當眾哭了起來，我一下子也傻了眼，也不知該說些什麼來安慰他！

　　我們的前面，有多少鎮暴警察磨拳擦掌，嚴陣以待呢？我不知道，下一個路口，很可能另有狀況，我們必須馬上做判斷，隊伍應該如何前進，可是，我身邊這位兄弟，他的一陣哭泣，讓我鼻峽為之一酸，眼淚也快奪眶而出，不行，不行！我要趕快恢復理智，我趕緊的深呼吸，試著把眼淚吞下去，我告訴他：

　　「兄弟，咱嘸通流目屎，咱要高興，繼續向前行，好否？」

　　我安撫了他之後，望前行沒幾步，前面馬上有狀況發生了。六點十分左右，我們快接近中山北路與南京東路口的交叉路口時，兩輛鎮暴車，滿載著鎮暴警察，從我們的後面急速超前。

 

　　「哇，伊們來啊，伊們來啊，欲來擋啊！」隊伍中有人大喊，引起了一陣騷動。

 
　　這時，我們就面臨了一個選擇，要硬碰硬，與他們鎮暴警察當街對峙？還是，走迂迴路線，閃過他們，繼續朝目標進行？因為當時正值下班的交通尖峰時刻，如果我們跟警方在中山北路與南京東路的路口對峙，雖然會引起更多的人群圍觀，可是，附近那一帶的交通，一定陷於癱瘓，再加上，若有人蓄意挑釁，我們很難維持一貫的非暴力立場。因此，我決定迂迴前進，以避免兩軍對幹。負責指揮的同志就下令：

 
　　「右轉，行南京東路！」

　　好，這時，我們的評估，以和平的持久戰，會比兩軍對峙，更能維持我們非暴力的原則，於是我們這支隊伍，開始跟台北市的警察，玩起大規模的捉迷藏遊戲。我們的人愈來愈多，隊伍愈來愈長，一但遇到他們部署已久的銅牆鐵壁，我們馬上轉移陣地，迂迴前進。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二） 

　　下午五點多，陳明秋走過來我的旁邊，在我的耳朵旁說道：「整個立法院四周，警方已經佈下強大的警力，要往監察院、行政院、總統府等所有的通路，只要我們一出去，就通通封鎖了，……我們被封死了，因此，現在，除了右側的復興橋，我們別無出路了……，蓋世，謝長廷他們的演講快要完了，現在，你要做個決定，走，或不走？……快，趕快決定！……」

　　當我知道前後左右的道路，即將完全封鎖，我那時，才深深體會到，「破釜沉舟」的悲壯心情。好，既然我們去不了總統府，我們就進軍士林的總統官邸吧，他們防備的非常嚴密，卻沒有想到，漏了一條通行車輛的復興橋，這就是我們的機會！

　　我考慮了幾分鐘，便告訴陳明秋道：「好，我們上復興橋，目標士林官邸。」

　　這時，周柏雅帶來七、八張小型的海報，上面寫著「反對國安法」、「回歸憲法」、「抗議強姦民意」、「只要解嚴」等，這下子，我們待會兒遊行的道具增多了，使現場增色不少。

　　下午五點二十五分，謝長廷繼續發表演說，現場已經聚集了上千名的群眾，他以一貫詼諧犀利的口才，講得群眾不斷鼓掌歡呼叫好，最後，他帶領全場的群眾，高呼口號：

　　　　「抗議國安法！」

　　　　「抗議表決部隊！」

　　　　「表決部隊不要臉！」

　　　　「國會全面改選！」

　　最後，謝長廷宣佈道：「今仔日的示威行動，到遮完全結束！」

　　民進黨社運部督導謝長廷，正式宣佈解散了，可是，現場上千名的群眾，卻仍停留在原地，不肯離去，為什麼呢？很多人，預期我們今天還要去總統府示威，他們不想只當個鼓掌叫好的聽眾，他們要行動！

　　好了，時間到了，現在該我們這批基層黨工上場了。我一直等到謝長廷宣佈解散，是不想讓他造成困擾，因為他是社運部的督導，若整個示威活動，有什麼差錯，他要負全部的責任，我也是民進黨創黨黨員，我也應該服從他的指揮，但是，我們這批基層黨工，不願意眼睜睜的看著，那一棟萬年立委盤踞的國會，通過一項台灣人民思想自由的緊箍咒，而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坐在地上，歡呼、鼓掌，然後，回家吃飯、睡覺。

　　謝長廷離開之後，我馬上登上台階，拿著麥克風，正式向現場的群眾宣佈：

　　「即馬，阮欲來去士林官邸－－」

　　我才說了一句話，現場歡聲雷動，打斷了我的話，許多支持的民眾，頂著一整天的大太陽，滿臉曬紅，汗流浹背，就是在等待這一刻！一聽到要去士林總統官邸，群眾臉上立即浮出無比的興奮。

　　我繼續說：「各位，昨仔日，我欲去總統府，乎伊們擋著，所以，即馬，阮欲直接去士林官邸，向蔣經國表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阮反對伊們制訂國安法，來剝奪咱的思想自由！……各位欲走向士林官邸這條路，阮欲堅持甘地『非暴力精神』，如果，伊們將我掠去，我會惦惦接受伊們的逮捕，無欲做任何反抗，而且，感謝伊們的逮捕！……因此，請欲甲阮鬥陣行的人，若我乎伊們掠去，請嘸通為我做任何反抗的行為！……現在，我正式宣佈，咱的遊行開始！」

　　一陣歡呼之後，我們開始踏上這段歷史性的「進軍士林官邸」抗議之旅。

　　現場雖然有上千名群眾，可是，台灣戒嚴將近四十年，從來沒有任何一場示威遊行，把目標朝向總統官邸。此行一去，安危如何？沒有任何人能夠事先預料，因此，群眾的歡呼聲中，我們開始遊行，走了兩、三分鐘，我往後一看，哇，後面只有一百名左右跟上，雖然這樣，我的心裡並不感到孤單，我們一起走的，有自由時代的同事兵介仕、黃怡、陳明秋，有謝長廷服務處廖耀松，有尤清服務處楊木萬、還有人稱「黨外保母」的田媽媽、有來自高雄的詹益樺……等。還有許許多多我在街頭運動熟識，但叫不出人名的基層黨工，與熱心的民眾。就這樣，我們這支非暴力的義勇軍，走上了連接中山南、北路的復興橋，一路往前邁進。

　　我們上了橋後，為了提振大家的士氣，我們就一路唱歌、一路喊口號，「團結為自由！－－團結為台灣！－－團結為民主！－－」

　　我們跟謝長廷服務處借來的麥克風，是比一般的手提式麥克風還來得重，它有一個長方體的音箱，再加一個延長線，接一個麥克風，因此，行進間，需要兩個人配合，一個人講，一個人背音箱。那個長方體的音箱，揚聲效果，功力十足，喊起來，整條街都聽得十分清楚，可是，它非常的重，一路走下來，就由詹益樺與周柏雅兩個人輪流背著。

　　周柏雅，一九五九年生，彰化田中人，政大政治研究所碩士，當時，他在周清玉所主持的「關懷中心」，擔任人權幹事，後來，姚嘉文擔任民進黨主席，他隨著到黨中央社運部擔任幹事，一九八九年擔任台北市議員。

　　然而，詹益樺則是在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於鄭南榕出殯大典的行進中中，在總統府廣場前引火自焚，壯烈犧牲。

　　這一趟長達四個多小時的遊行，幸虧詹益樺與周柏雅這兩位身體健碩的好兄弟，一路輪流背著我們這個唯一的發聲武器，走完全程。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2進軍士林官邸（一）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 ，台北市博愛特區的上空，烈陽高照，但政治氣息，卻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歷經 六月十日 的「博愛特區遊行」， 六月十一日 這一天，情治單位彷如大敵來臨，重新佈署警力，把整個博愛特區嚴密封鎖，只留下立法院大門口，讓民進黨中央發動的群眾，定點示威，而不得到處流竄。

 

　　上午八點多開始，就有許多民眾來立法院正門口聚集，到了上午十點多之後，人數慢慢增加到近百名，十一點多，民進黨社運部督導謝長廷，出現在正門口，他開始發表演講，接著立委尤清、張俊雄、許國泰等人，陸陸續續的由立法院內走出來，輪番上陣，痛罵國安法。

 

　　快接近十二點的時候，謝長廷帶領群眾高喊：「表決部隊不要臉！」

 
　　群眾又是歡呼，又是鼓掌，可是下面總是有人發問：「今仔日，有欲行否？」

 
　　接著，民進黨中評委郭吉仁以及李勝雄律師兩人相繼上台演講，講完了之後，就結束了上午的抗議行動。

 
　　其實來參加的民眾，很多人心裡都明白，無論我們喊破了喉嚨，無論我們在豔陽下曬夠了太陽，無論我們的Ｔ恤，浸透了多少汗水，國民黨高層已經吃了秤陀鐵了心，國安法一定強渡關山，而當時的民進黨，面臨了兩條路線的爭執，應該透過體制內的議會路線，推動改革？還是透過體制外的群眾路線，要求人民革命？

 
　　當時很多街頭的黨工，他們不滿民進黨的公職明星，一進入體制內，就無法回到街頭，從事街頭的抗爭運動，可是，絕大部分的街頭黨工，他們沒有公職所具有的社會資源，與法律上的地位保障，因此，他們還是在公職明星的號召之下，被動員而來，聽演講，呼口號，痛罵國民黨，向公職明星歡呼叫好。

 
　　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我雖同意民進黨的公職，有他們的社會資源，與社會的號召力，但是我認為，在國民黨尚未解嚴之際，唯有以強有力的街頭路線，以展現台灣人民非暴力的抗爭力量，才能夠迫使台灣邁向民主改革。

 
　　 六月十一日 下午二點，我按照我原定的時間，帶著同樣的行頭，身披甘地精神綠背衫，帶著那張「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海報，坐在昨天同樣的地點，開始靜坐。很多人看到我一來，立即擁了上來，紛紛向我致意。其中，有好幾個人，問我同樣一個問題：

 
　　「蓋世啊，今仔日，有欲行出去否？」

 
　　我只是保持微笑，不做任何答覆，若有人繼續追問，「阮不愛聽啥米演講啦，下晝，咱擱來行一擺，好否？」

 
　　這時，我只有雙手合什，感謝他的關心，但不做任何的答覆。

 
　　昨天已經闖過了一天，我已經豁出去了，警察抓不抓我，那並不重要了，今天我要做的決定，就是，我不願意面臨國民黨把國安惡法強行通過，而我們唯一能做的，竟然只是在太陽底下，等待、等待又等待。

 
　　我下決心，今天要走出去，但是，我不能連累民進黨中央的領導幹部，尤其是謝長廷，因為黨中央給他的任務，只是在立法院前，定點的示威，並沒有要求他帶領群眾，進軍總統府。既然這樣，我做下任何決定，我就要自己負責，所以，我跟幾位共同策劃的朋友講好，謝長廷宣佈活動結束之後，我們的遊行隊伍，才開始拔營遠征，使謝長廷不必為我們的行動負責。

 
    　下午三點，當時民進黨唯一的大陸籍資深立委費希平，再度開場，進行下午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呼籲大家不要鬧事，接著，賁馨儀、謝長廷、邱義仁等人，陸陸續續上台演講。台下的群眾聽歸聽，但大家仍一直在問：「有欲行否？」

 
　　他們在演講的過程中，我仍然繼續靜坐著，我想到，趁著人群這麼多，反國安法，是我們的主訴求，但是，我希望能透過這個場合，把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傳播出去，因此，我準備好一張長條形的宣紙，拿出一隻非常粗大的毛筆，用事先準備好的小盤子，倒上墨水，把宣紙攤在地上，然後跪趴在地上，寫著甘地的名言：

 
　　　　「真正的非暴力，就是遭到打擊，仍然愛他。」

　　就常情而言，這是癡人說夢話，在這社會上，有誰能遭人一頓拳打腳踢，而仍然可以面帶微笑的說，我還愛你。坦白講，我自己也很難做到，就是因為這樣，我更想把這句話，透過當眾揮毫的行動，讓它成為群眾矚目的一幅字畫，群眾所看到的，不單單只是那幾個字，更重要的是，透過那幾個斗大的白紙黑字，我要向群眾傳達，我們要挑戰統治者的權威，但願意承受他們的任何打擊。

（未完待續）

爸爸帶你去海邊抓螃蟹 

－－17年後，遲來的正義………

2008年6月20日，  

大法官會議，作成六四四號解釋， 

針對「人團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及分裂國土， 

大法官認定違憲，即日失效。
 

17年前，1991年10月18日， 

江蓋世擔任台獨聯盟遷台籌備會總幹事， 

鄒武鑑擔任副總幹事， 

兩人在當天先後遭到逮捕，  

被羈押在台中看守所。 

鄒武鑑的老婆， 
帶著八個月大的嬰兒， 

前來探監。 

隔窗會面，鄒武鑑很想抱著自己的嬰兒， 

但被獄方禁止。
 

返回牢房，他告訴江蓋世， 

他無法抱兒子的痛苦。

後來，江蓋世為這位同舍難友， 

寫下一首「想子」的詩。 

這首詩刊登在「教會公報」， 

當時，人在美國的音樂大師呂泉生教授， 

內心大為感動，因而為之譜曲。
 

鄒武鑑望斷鐵窗，無法抱子。 
 

2008年，大法官會議才認定，  

禁止台灣獨立的法律是違憲的。

當年的嬰兒，已是高中生了。 

正義，為什麼來得這麼遲？ 

 

江蓋世詩作「想子」 

~側寫好友鄒武鑑獄中想子

 

在半暝ｅ時陣 

阿爸目睭金金  倒佇眠床 
 

在半暝ｅ時陣 

汝敢被蓋燒燒  乖乖Ｙ睏
 

人在籠仔內 

無欲想彼Ｙ濟
 

只求阮乖子 

一暝大一寸
 

汝著不通踢被亂亂爬 

阿爸娶汝海邊掠毛蟹 

江蓋世作詞，呂泉生作曲「囚人搖籃歌」（二）

一九四三年，呂泉生應「厚生演劇研究會」邀請，擔任新劇《閹雞》配樂作曲與樂隊指揮。他採用大量臺灣民謠為素材，編寫配樂，引起轟動。〈丟丟銅子〉、〈一隻鳥仔哮救救〉、〈六月田水〉等民謠一經改編演唱，予人耳目一新的觀感，頓時改變一般民眾對「民謠」一詞鄙俗的印象，賦予民謠新的社會定義。


 

呂泉生一生埋首寫作歌曲，以之為樂、以之為業，其所編、作的作品總和超過三百七十首。名作如〈搖嬰仔歌〉、〈杯底不可飼金魚〉、〈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等，不但是名家音樂會上演出的曲目，也在小市民口中傳唱不歇。

其中〈一隻鳥仔哮救救〉，其旋律之淒楚，意涵之深遠，成了早期台灣黨外運動聚會中，經常被傳唱的一首名曲；甚至許多被名列為黑名單，無法返鄉的海外台灣人也常常唱著此曲，以表他們的心聲。

巧的是，就在 呂泉生 教授紀念音樂會的這篇英文報導編輯完成後不久，七月初，高齡八十二歲的「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 阮美姝 老師親自打電話，邀請江蓋世參加她的感恩音樂會。這場音樂會的主要目的是，她要為她父親－「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阮朝日先生，舉辦107歲的生日紀念會。她音樂會上，邀請旅美聲樂家吳庭和先生，演唱呂泉生老師的作品〈杯底不可飼金魚〉與〈囚人搖籃歌〉。江蓋世是〈囚人搖籃歌〉的作詞者，因而被邀請。

這場音樂會於7月6日 （周日）舉行。前一天晚上，女兒正練著琴，我讓女兒看著樂譜，彈起這首〈囚人搖籃歌〉。音符在琴鍵上彈來躍去，我聽著聽著，剛好先前才整理過呂泉生老師的英文報導，突然一個靈感湧上來：我覺得這首〈囚人搖籃歌〉的曲調，很像呂泉生老師把他的〈搖嬰仔歌〉加上了〈一隻鳥仔哮救救〉。

我怕自己的想法太突兀，只好寫 e-mail 向辜惠倫請教。她是呂泉生的學生，我希望向她求證，我這個感受不是天馬行空：「不知妳聽過〈囚人搖籃歌〉嗎？不知道我會不會說得太離譜？ 」。惠倫很快給我回音，她知道呂泉生老師所作的這首「囚人搖籃歌」，她回信說：「我聽過！被您一說還真是的，曲中真有其他兩首之精髓，因而更令人動容了！」 

不但如此，惠倫也幫我把 e-mail 轉給呂泉生老師的女兒呂玲兒。不久，惠倫再把她的回信轉給我。她的回信如下： 

Funny, I was humming this melody in the car this afternoon.  

I remembered that my father once told me that if you read these lyrics repeatedly and you would find the melody there which always matches with the tone as we say the words. This is a beautiful piece specially sung by a good baritone.

哦！That’s it.  如果我不是剛好編輯到呂泉生老師的文章，大概也不會得出這個結論，這是我的一大收穫！對蓋世而言，這也是一個莫大的收穫！

江蓋世作詞，呂泉生作曲「囚人搖籃歌」（一）

◎文：邱斐顯

音樂大師呂泉生教授，於 2008年 3月17日過世，享年92歲。 

2008年 6月23日，榮星合唱團於台北新舞台，為呂泉生教授舉辦一場紀念音樂會。 

我想在中央社的英文網站上，介紹這個紀念音樂會的展演活動，6月中旬，便開始積極找人提供資料。我上網找到榮星合唱團的網站，終於找到一位團員辜惠倫小姐。6月17日，幸好辜惠倫幫忙，給了我不少呂泉生教授的電子圖檔，以及一些文字參考資料。

比起另一位較年輕的台灣音樂家蕭泰然教授， 呂泉生教授的英文資料似乎非常有限。在Wikipedia 英文網站裡， 蕭泰然教授的英文資料，滿滿一大篇；而呂泉生教授的英文資料，則尚無人編寫。

 

我再以呂泉生教授的英文名字搜尋，找到了台美基金會（Taiwanese-American Foundation）。該會於二○○七年十一月，頒發「人文成就獎」給 呂泉生 教授。因此，我在這個網頁裡，找到了一部份的英文資料。除此之外，我也參考了一些相關網站，如「Cultural Taiwan」、「Taiwan News」。

 

最後，我自己把一部份重要的中文資料，編譯成英文文稿，再請外籍顧問協助修訂。

編譯過程中，我有機會重新認識 呂泉生 教授一生的作品，因而對他更加敬佩。

他在二次大戰末的1945年，因為思念自己的嬰兒，而寫下一首膾炙人口的「搖嬰仔歌」。然而，1991年，他75歲的時候，人在美國，看到教會公報上，刊出江蓋世為友人鄒武鑑所寫的一首詩「想子」，他老人家竟然親自為這首詩譜曲，做成「囚人搖籃歌」。

 

當年江蓋世、鄒武鑑等「台獨聯盟」成員，被國民黨當權以叛亂犯收押於台中看守所，鄒武鑑隔著鐵窗，無法抱子的痛苦，透過江蓋世的文筆，感動了高齡75歲的呂泉生教授。這首「囚人搖籃歌」收錄於1992年初版，1997年修訂一版的《呂泉生歌曲集》（榮冠樂譜出版社）。

讓我感動的是，呂泉生教授，在「搖嬰仔歌」創作之後的四十多年，仍為「無法抱子」的痛苦，感同身受。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1立法院前的風暴（下）

　　當我們走到靠近台大急診室旁，蔡文旭看到洪奇昌趕來聲援，於是，蔡文旭請他加入我們，讓洪奇昌拿著麥克風，帶領我們呼口號。當我們隊伍快到介壽路時，一部台北市警察局的警備車，載滿了一車的警察，衝到介壽路口，這群警察，人手一隻警棍，以快跑步的方式，迅速圍成一道人牆，擋住我們的去路。

　　「衝啊！衝啊！」我聽到背後有人大喊。

　　但我心裡很清楚，這批警察人員，根本沒有任何鎮暴裝備，都是穿著短袖，載著警察大盤帽，手上雖然拿著黑色的警棍，可是，我看到他們個個的神情，相當的緊張，顯然是臨時調度過來的，事前沒有任何心理的準備。我們的人，已經增加到兩三百人，而他們才三、四十位，要衝，憑他們的人牆，是擋不住我們的，可是，在衝撞的過程中，我很難保證，我們這批臨時起義的隊伍，能堅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原則。我並不怕衝突，但我擔心，在衝突的過程中，我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人，堅守非暴力的原則，而傷害了擋在我們面前的警察。我從印度甘地那裡，學到最寶貴的一句話就是：

　　「非暴力就是，遭到打擊，仍然愛他。」

　　這是一句非常高難度的道德標準，我自己也無法徹底實現，那麼，我又怎麼能下令，讓跟在我身後的兩三百人，完全沒有接受非暴力訓練的群眾，沒頭沒腦的往前衝去，而任他們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而成為流血事件呢？我反對惡法，並不願傷害警察，何況，我經常在演講中強調，「警察是咱的兄弟！」

　　當下裡，我決定轉向，將隊伍帶往國民黨中央黨部。我們一群人走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這時警察也如影隨行的，展開一個大型的封鎖圈，絕不讓我們再出去闖總統府，面對這樣的情勢，我就要求群眾通通坐下來，先穩住軍心，驅除大家的恐懼感，然後，我們再開始演講、唱歌、呼口號，維持大家的士氣。這時，有一個人，興奮的大聲的高呼：

　　「咱已經突破博愛特區啦！」

　　現場群眾掀起一陣歡呼。

　　過去的示威或陳情，頂多僅限於立法院門口，或監察院門口，或以前舊的台北市議會大門口，定點活動而已，這一次，我們雖然沒有直達總統府正門口，但我們做到了，過去做不到的事，我們在短短的一小時之內，由立法院遊行到監察院、行政院、市議會、總統府廣場景福門、國民黨中央黨部等博愛特區的重要機關，這是黨外運動以來的第一次！

　　我們這一群要求「台獨思想自由」的隊伍，做了一個偉大的突破，無怪乎大家欣喜若狂！

 
　　下午五點多，我們又開始移動，準備走回立法院，與那邊更多的群眾會合。回程的過程中，雖然我一再呼籲，堅守非暴力的原則，途中也發生一件小小的插曲。城中分局三組的便衣人員，尾隨著我們，朝著我們的遊行隊伍不斷拍照。很多人最討厭情治人員的這種行為，而把他們罵成「爪爬仔」，因為他們擔心一旦被照了相，將成了日後政治迫害的證據，因此，有一位民眾就衝過去，把那位情治人員的相機搶了下來，抽掉底片，摔壞相機，警察人員見狀，驅前制止，就有人大喊「警察掠人！」。現場情勢一度緊張，雙方一時劍拔弩張，幸好，現場有幾位民進黨的糾察人員出面協調，化解衝突，警察也不再介入，退至路旁，一字排開，於是我們就回到了立法院大門口，現場守候在大門口的數百名民眾，高聲歡呼，歡迎兩軍會合。

　　我們這一群以優閒散步的方式，突擊台北市的博愛特區，創下了台灣反對運動的先例，回到了立法院的大門口，我們受到了英雄式的熱烈歡迎。這時，很多人就慫恿我，踏上民進黨中央社運部所主辦的講台，希望我講講話，可是，當時擔任社運部督導的謝長廷卻阻止我上台發言。這時，我還是默默不吭聲的，再度回到我原先靜坐的老位子，坐了下來。此時，我挺身靜坐，雙手放至大腿，但耀眼的斜陽，正面而來，使我有一點打不開眼睛，我只好適度做深呼吸，把剛才浪漫狂飆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

　　立法院前，集結的民眾，愈來愈多，有些人不願意靜靜的呆坐在那裡，不斷表示意見：「行啦！行啦！咱不愛惦惦坐，咱欲出去行！」

　　面對群眾提出遊行的要求，謝長廷只好帶領大家，沿著立法院周圍繞一圈，到了下午六點，遊行隊伍走到了立法院群賢樓前，剛好碰到立法院下班了，人群就在群賢樓前高呼口號，大聲痛罵那些萬年立委。下午六點十五分，謝長廷宣帶今天的示威行動結束了，民眾才慢慢的散去。這是民進黨社運部所辦的示威活動， 六月十日 是第一天，整個活動，和平收場。可是，接下來還有兩天，情勢就愈來愈緊張了。

Early Taiwanese Coffee Culture






Date: 2008 May 27th~ 2009 January 4th
Venu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Gallery：2F Room 202 

The development of coffeehouses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occup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the terms “coffee” and “coffeehouse” were introduc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years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coffeehouses in Taiwan were mostly run by Japanese.

In Taipei City, coffeehouses, such as the Chung Yang Restaurant（中央食堂）, Parma Cafe and Daiichi Eiraku（第一永樂）,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Sakaemachi area (around today’s Heng-Yang Road).

During this period, many Taiwanese students who had studied abroad and had become acquainted with Western culture returned home after completing their studies. They helped to popularize the culture of coffee and coffeehouses in Taiwan society. It was therefore not long before some Taiwanese people began to run coffeehouses.

These coffeehouses included Werther（維特）, Tianma Teahouse（天馬茶房）and Bolero（波麗路）. Most of them were located in Dadaocheng（大稻埕）District (around today’s Di-Hua Street). They were in fact restaurants, teahouses, cabarets and diners. Bolero, established in 1934,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more than 74 years.

These coffeehouse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ves of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For example, the well-known composer Deng Yu-Shian, who composed many popular songs such as “Love Song of Four Seasons”（四季紅）, “Sorrow in a Moonlit Night”（月夜愁）, “Longing for the Spring Breeze”（望春風）, and “Flowers in a Rainy Night”（雨夜花）for Taiwanese people, often went to Bolero to gain inspiration. The owner of Tianma Teahouse, Chan Tian-Ma, also composed “Crying Peach Flowers”（桃花泣血記）at his coffeehouse around that same time.

The term “coffeehouse”, in early Taiwan, was not really a coffeehouse, but rather was a place for Western style recreation. Most customers were Japanese people or Taiwanese students who had studied abroad. At the time, it was quite costly to patronize those coffeehouses. 



Photo courtesy of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the following website:


Link 1: 
http://www.cna.com.tw/cnaeng/vistaphoto/engexhibition.aspx?Artc_ID=87&CatL_ID=K&CatM_ID=K02


Link 2: http://www.nmh.gov.tw/zh-tw/Exhibition/Content.aspx?Para=0|23|421&unkey=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