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寧 cafeˊ

懷抱獨立建國夢想—李鎮源（1951~2001）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  

p.150~151

李鎮源院士，台灣醫學界的大老，國際知名之藥理學家。早年貢獻心力、時間於蛇毒研究的醫學領域，晚年則是積極投身於台灣民主、獨立運動之洪流。他堅持理念、絕不妥協、毫無怨尤的精神，猶如一頭雄獅，威武不屈，鎮定從容，自自然然洋溢出一股尊貴的台灣人氣質。


李鎮源院士年輕求學時，是日治時代台北帝國大學（即現今的台灣大學）醫學部第一屆醫學生。一進入醫學院，李鎮源就全心投入「基礎醫學」之研究，他利用暑假時間到解剖研究室做實驗，並發表了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畢業後，李鎮源繼續追隨台灣醫學之父杜聰明，致力於「台灣產毒蛇的毒物學研究」。李鎮源對「蛇毒」的研究早為國際醫界所肯定，因此膺選為中研院院士，並獲國際毒素學會頒最高榮譽的「雷迪獎」。1985年，李鎮源更出任國際毒素學會會長。

李鎮源擔任台大醫學院院長期間，大力提倡專業制度，廢止台大醫師夜間開業及收取紅包的陋規，扭轉了台大醫學院及台灣醫界的不良風氣。這些重大改革，如果不是憑藉著他對理想的堅持及實踐勇氣，是無法做到的。

國民黨來台主政後，1950年的「台北市工委會」案，國民黨特務利用「言論禁制」的白色恐怖，強行帶走了好幾位台大醫師，其中包括他的好朋友許強（被捕後不久就被槍決）和妹婿胡鑫麟（坐牢多年）。這件事在他的心中烙下很深的陰影。

1987年，陳永興、李勝雄和鄭南榕，開始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要求政府為二二八事件平反。陳永興因此開始與李鎮源有所接觸。1989年，李鎮源曾悄悄到為追求「百分之百言論自由」殉死的鄭南榕之靈堂行禮致意。

很多人以為李鎮源是從「一○○行動聯盟」才開始從醫學界轉入對政治及社會關懷的。事實上，身為一位師長，他對台大學生的愛護是很重要的觸發劑。他對很多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出國的留學生，因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而不能回台貢獻所學的事，深感痛心。尤其是在1991年9月初，到土城看守所探望李應元、郭倍宏等人之後，終於使他對國民黨潛藏於內心數十年的怒火，一發不可收拾。1991年10月9日 ，「一○○行動聯盟」在台大醫學院基礎大樓前的抗爭，年邁的他行動並不落人後。

李鎮源在退休後的日子幾乎是以生命相許，無私地奉獻給台灣社會。他除了積極參與「廢除刑法一○○條」行動之外，也號召 全台 醫師、成立並組織「醫界聯盟」，提倡台灣本土文化、鼓吹台灣重返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加入聯合國、支持「一台一中」運動，推動台灣正名運動、台灣建國運動，甚至籌組成立「台灣建國黨」。

2000年，台灣第二屆總統直選時，親友學生要為李鎮源做壽，他堅持不受，最後則決定將自己的壽宴，改為陳水扁總統的舉辦募款餐會，並成立醫界後援會，以行動支持台灣人總統的誕生。就在這個場合中，陳水扁喊出了「台灣獨立萬歲！」

2001年「反閱兵廢惡法十週年紀念活動」，是李鎮源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為了讓病體衰弱的李鎮源能夠抱病出席參加，陳水扁總統甚至指示承辦單位說，「活動就辦在台大醫學院的門口吧！讓李鎮源院士直接下樓就可以參加了。」當天，陳水扁總統推著李鎮源的輪椅出場。熱愛台灣的李鎮源，不惜以他微弱的氣息呼籲大家，要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與言論自由。

撲向蛇籠的火鳥—詹益樺(1957～1989)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74~75

俄羅斯的民間傳說裡，有一則「火鳥」的故事： 

當火鳥被伊凡王子抓住而失去自由時， 

火鳥悲哀地唱出：『是誰禁錮了我的翅膀？ 

是誰扭曲了我的身體？受了捆綁的身體漸漸僵硬。  

受了束縛的心靈終將死去。 

沒有自由的火鳥，就像風中之燭，漸漸熄滅……漸漸熄滅……』

詹益樺，1957年2月22日 生，嘉義竹崎人。他在黨外時期默默奉獻，1985年底曾為監察委員尤清競選台北縣長助選，在三重地區為「彩虹戰士」尤清發傳單，開始他的黨外義工歲月；並曾先後在許榮淑、鄭南榕所辦的雜誌社擔任發行工作。　　

1986年10月10日，詹益樺第一次上街頭，參加包圍台電反核遊行示威，舉著「我們反對核電廠！」海報，他默默的跟在謝長廷與洪奇昌後面呼口號。一個多月後，12月2日，為迎接前桃園縣長許信良闖關回台，到桃園中正機場接機，包括詹益樺在內共35位民眾，遭軍警暴行毆打，並被集體監禁在桃園縣蘆竹鄉海湖軍營，詹益樺被監禁十幾個小時，眼睛紅腫、頭部因而受傷，這個經驗引起他的極大憤怒，也改變了他的一生。

位於桃園縣蘆竹鄉的海湖軍營，這是當天專門用來關民進黨人士。這個軍營外面的高牆上，每十幾公尺有一個憲兵站崗，肅殺的氣氛、恐怖的場面，猶如刑場一般令人心生恐懼。詹益樺等三十多人被關在軍營空出來的房間，一直到天色很晚時才被釋放。軍營裡的人用軍用大卡車把他們載到非常偏僻的鄉下地方，放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產業道路上，故意讓他們無法順利回家。

12月3日，詹益樺在黨外公政會青島東路總會與民進黨主席江鵬堅、李勝雄律師、游錫堃省議員、以及在機場被毆打受傷的中執委張富忠共同召開中外記者會，指控國民黨在桃園機場事件中毆打三十幾位無辜的接機民眾。他說：「我這一生絕對不再讓這種代誌發生在我身上」。

為了不再受第二次的屈辱，詹益樺甚至留下遺書，表明他的決心「如果國民黨起訴我，在牢裡我要絕食至死」，以徹底抗議這個不義的政權。

1987年，「六一二事件」前夕，江蓋世帶領群眾到士林官邸拜訪蔣經國總統時，詹益樺與周柏雅全程扛著相當沈重的老式麥克風音箱，走了四個多小時，一路毫無抱怨地加入抗議國安法的遊行行列。





（走在最前方，高高扛著音箱者，即是詹益樺。）

1988年1月16日，「許曹德、蔡有全的台獨案」判刑確定之後，全台掀起一陣聲援活動，詹益樺為了蔡有全被關，義無反顧地投入這場聲援活動。

1988年的5月20日 ，台灣農民北上請願，詹益樺開著宣傳衝出重圍援救同志，在立法院前爆發嚴重警民衝突的流血事件時，為了抗議立法不公，詹益樺甚至憤而拆下立法院的招牌。

1989年5月19日，當鄭南榕的喪禮隊伍遊行到總統府前的時候，迎面伺候台灣人民的，仍舊是大家熟悉的蛇籠、鎮暴警察。鎮暴部隊向和平遊行的民眾噴射強力水柱，引起群眾的憤怒。只是出其不意，一個基層的社會運動草根工作者——詹益樺，在遊行隊伍行進中，竟然把預藏的汽油包在身上，以引火自焚的方式，撲向蛇籠鐵絲網上掛著「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魂」的布條上，用他的生命來向國民黨當局做最嚴厲的控訴。

這幕悲劇讓所有在場的人十分震驚和哀傷。沒想到才送走一個在雜誌社內抵死不從的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在鄭南榕的喪禮上，竟又有一個追求台灣民主的基層黨工，以同樣的自焚方式來反抗國民黨。

詹益樺來自台灣社會的中下階層，嚐盡各式各樣的生活疾苦，卻仍然勇敢地加入追求民主自由的行列。在鄭南榕自焚之前，詹益樺南下投入戴振耀草根運動的組織工作，住在戴振耀家裡。他在高雄縣六龜、甲仙、美濃、旗山、大樹、內門等地區，幫助艱苦農民，為農民爭取權益。他過著苦修式的生活，有時甚至以宣傳車為床，從不叫苦。詹益樺的言行舉止令人如此感心，他的自焚更是令大家哀思不已。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自焚之後，詹益樺曾在他的日記裡表明，「我願與上帝同在，不願屈服在豬槽下，鬥陣吃饙，作為一個快樂的豬。」面對國民黨這個不公不義的政府，他抱著「寧願死，也不願再受其羞辱」的決心。正是這樣的決心，讓他的行徑有如那隻失去自由的火鳥一般，視死如歸。終於他張開雙手，以十字架的姿勢，在自燃的熊熊烈火中，用身體撲向阻擋民主前進的蛇籠，為台灣人民留下永恆的典範。

「424 刺蔣案」三十八周年紀念

     
      自左而右：史明，鄭自才，黃文雄  （圖片提供：鄭自才）

終於回鄉的鮭魚－－刺蔣案主角黃文雄返台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235~236

黃文雄行刺蔣經國，那歷史性的一槍，雖然未能結束蔣家政權，卻讓全世界知道台灣人對蔣家政權的唾棄。

1960年代末期，國民黨政權依然對台灣實施白色恐怖統治，而大權在握的蔣介石開始將政權逐步轉移給兒子蔣經國。蔣經國先後擔任黨、政、軍、特各種要務職位，於1965年1月出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

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蔣介石經常派蔣經國出國訪問。

1970年3月，蔣經國將出訪美國的計畫一經報紙披露，留學美國的台灣學生圈裡，開始有人表示「要給蔣經國一點警告」。

1970年4月18日，身為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應美國國務卿羅吉斯的邀請前往美國，做為期十天的訪問，以爭取美國政府對台灣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援助。

早在蔣經國訪美之前，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就已先致函給美國總統尼克森，要求美國停止對「蔣家政權」的援助。美國各地的台獨聯盟成員，也在蔣經國所到之處舉行多場示威遊行。

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原本預定於上午11點45分，赴紐約第五街中央公園附近的廣場飯店，應遠東美國工商協進會之邀演講，他原想從隔街的飯店徒步到會場，卻因下雨而改乘汽車。然而，廣場飯店外面早已聚集了一大群台獨聯盟示威抗議的隊伍。

中午12點左右，蔣經國的座車駛到廣場飯店。蔣經國在警察的護衛下登上石階，正走向飯店門口之際，混在抗議人群中的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班學生黃文雄，突然自示威的行列中衝出來，朝蔣經國背後開出那歷史性的一槍。

黃文雄開槍的那一剎那，被身旁的警察發現了。他朝著黃文雄的手肘劈了過去，讓手槍失去了準頭，隨後三名警方人員將黃文雄撲倒在地。而當時，黃文雄的內弟，台獨聯盟的秘書長鄭自才，則從人群中跑出來打算救援黃文雄，兩人同時都被美國警方逮捕。

台灣留美學生黃文雄與鄭自才兩人行刺蔣經國一事，是震驚中外的政治暗殺事件，「424的槍聲」驚醒了國民黨統治者，也喚醒了沈默許久的台灣人。

在籌劃「424刺蔣案」時，鄭自才一邊在紐約一家建築事務所工作，一邊擔任台獨聯盟的秘書長。

黃文雄，1937年出生，台灣新竹人。1967年赴美時先就讀於匹茲堡大學，後來加入台獨聯盟。事件發生時，他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黃文雄那革命性的一槍，成功地向全世界控訴蔣家的罪行。黃文雄被捕時，高喊著：「讓我像男子漢般一樣站起來！」充分展現出他不平凡的骨氣與尊嚴。全球各地的報紙都以很大的篇幅，報導這件「424刺蔣事件」。鄭自才和黃文雄成了台灣人的英雄。營救鄭、黃兩人的捐款四處湧來，海外的台灣人湊足了錢，分別以九萬元及十萬元的美金，才將兩人保釋出來。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但是給國民黨的蔣家政權一個大大警惕。蔣經國返台後，為避免被暗殺的歷史重演，自此不再踏出國門。兩年後，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極力推動所謂的「吹台青」政策，開始起用台籍政治菁英，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施啟揚等獲重用，被稱為「台灣本土化」的開始。 

「刺蔣案」的審理拖了一年多，1971年5月中旬，美國法院的陪審團判決兩人有罪。1971年7月6日 ，刺蔣案宣判，黃文雄、鄭自才兩人棄保逃亡。鄭自才先逃至瑞士，轉到瑞典；此後分別在瑞典、英國、美國的監獄服刑。最後鄭自才才在1991年6月22日 ，以「黑名單闖關」的方式成功地現身在陳婉真的「叛亂餐會」上。

然而，黃文雄卻是二十一載，杳無音訊。九○年代，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下，陳菊在歐洲見到黃文雄。陳菊因而在台灣的報紙上，發表一篇〈是的，我真的見到了黃文雄〉。在陳菊的勸說下，黃文雄終於考慮返台。

黑名單中最後一個被解除返台限制的就是刺蔣案的主角黃文雄。1996年5月6日，黃文雄闖關入境。二年後，1998年11月10日，黃文雄被政府查獲，控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第三條，未得許可入境罪名起訴。




附註：2005年，當我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時，礙於篇幅與版面的安排與設計，未能將鄭自才在刺蔣案之後的個人境遇，做一個完整的描述。





4月24日至 5月24日，鄭自才將於「玫瑰古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舉辦個人油畫展「自由的風佇底吹」，中央社英文網站上，有鄭自才個人完整的英文簡介：

http://www.cna.com.tw/cnaeng/vistaphoto/engexhibition.aspx?Artc_ID=72&CatL_ID=K&CatM_ID=K02 



下列圖片由鄭自才提供。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1立法院前的風暴（中）

　　 六月九日 那天，我拿著那張海報，在立法院前靜坐。第二天， 六月十日 ，我看了《民眾日報》，不禁笑了出來。《民眾日報》是台灣南部的大報，他們的言論一向同情反對運動，有關黨外或後來成立的民進黨，該報報導的幅度，相當寬廣，而一九八六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該報更是大力捧場，而慘遭停刊七日的命運。以這樣親近反對運動立場的報紙，你知道他們在報導我的新聞時，是怎麼處理的呢？

　　我的新聞相片，那張海報上頭的「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的標語，「台灣獨立」四個字，竟然被塗掉了，而相片圖說只寫江蓋世拿著「人民有主張××××的自由」。《民眾日報》如此，其他立場中間的報紙，頂多指出我去抗議示威，但絕口不提我主張「台獨思想自由」的事，等而下之的，國民黨控制的報紙，根本就完全封鎖我們的新聞。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蔡文旭大概是全台灣第一個人，在公開的場合，帶領著群眾，高呼口號「台灣獨立萬歲！」。在他之前，鄭南榕於 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 ，在金華國中一場演講會上，他批評國安法時，而舉例說「我主張台灣獨立」。這句話，將來就會違反國安法的。

　　在這裡，我用這樣的篇幅，交待當時的背景，就是要讓讀者去體會，我們那一群年輕人，為了挑戰統治者的最高權威，那時的心情，好像一步一步走上叛亂罪的鋼索。時隔多年，蔡文旭提到這事，他坦誠道：

　　「我還這麼年輕，我喊出了那句口號之後，我的心情非常壞，我想到，我可能被抓，被關，將來找不到工作，……」

　　話說回頭，我們在監察院停了幾分鐘，為了不讓警方調兵譴將，將我們團團圍住，於是，我就帶領著隊伍，走向行政院。因為我踏大步快速前進，跟上來的民眾只有十幾人。我一走出去時，我的精神非常緊張，陳明秋事後也告訴我，那時的我，臉色非常蒼白。我們接近行政院入口處的崗哨時，他們的拒馬還來不及拉出來，阻擋我們前進，我們已經走進去了。這時，只見一位年輕的憲兵，氣極敗壞的衝到我的面前，聲音顫抖的問道：

　　「你－－你們－－要幹什麼？－－這裡－－是不准－－」

　　我看到這位憲兵他那緊張的神情，不禁同情起他來了，緊張的，害怕的，應該是我，可是，眼前這位穿著軍裝的年輕小伙子，突然看到我們這群不速之客，嚇得額頭冒汗，說話顫抖。他兩手張開，擋住我的去路，我就對他微笑，伸出手來，要跟他握手，並向他說：

　　「我們是來向行政院抗議的，請不要擋住我的去路。」

　　在幾十秒內，我看他一時反應不過來，也不知如何是好，我就不想為難他，於是，側身向左跨一步，從他旁邊走過，繼續大踏步拿著那張海報，直走到行政院大廈台階前，而那位憲兵也愣了一下，然後趕緊回頭跑，去向上級報告。我走到了台階，遇到另外一位憲兵，他一臉無奈的表情，一個人站在大門口，兩腳張開，兩手攤開，要求我們不要闖進去。我也不為難這位憲兵，我們象徵性的抵達行政院大門口，幾分鐘後，又轉移陣地，朝向現在的中正一分局，也就是過去的市議會大樓那個方向邁進。我們一群上百人，走到市議會大廈前，停留了幾分鐘，高呼反對制定國安法的口號。

　　「行，來去總統府！」一位民眾興奮的大吼。

　　「好，咱來去總統府廣場散步！」另一位高聲呼應。

　　現在，我的身旁，幾位反對運動中的好朋友都聚集來了，蔡文旭背起高功率的手提麥克風，充當隊伍指揮，陳明秋在一旁協助指揮調度，台北縣黨部幾位黨工，跟在我身邊保護我，也保護我手中那張僅有的海報，我的身後，由原本的上百人，變成兩三百人，這時，我開始大踏步，帶領著群眾，沿著中山南路往景福門邁進。

　　「咱欲出頭天！－－有一日－－咱欲出頭天！－－」

　　沿著中山南路，我們一邊唱歌，一邊前進，沒受到半點阻擋。警方估計錯誤了，他們原以為，我們只是靜坐的活動，卻沒料到，我們最後的目標是總統府。在那時，總統府廣場，是人民的禁區，只供「偉大的領袖」，在國慶大典時，接受人民的歡呼，但卻不准任何示威團體，進入博愛特區。

　　我還聽說過一個笑話，曾經有一個人，他不滿蔣介石政權，有一天，突然提著一個燈籠，跑到總統府廣場前，走來走去，便衣情治人員一看到那個傢伙，立即上前盤問，問他為什麼大白天提著一個燈籠，在那裡走來走去，這位老兄只說了一句話：

　　「太暗了！」

　　接著，他就被情治人員帶走了，從此，再也聽不到他的下落了。

　　這個笑話，是不是真有其人，我不得而知，但流傳開來，他的意義顯示，當年的時空背景下，總統府廣場前，統治者所規劃的「博愛特區」，對台灣人民，既不博，又不愛，這個博愛特區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個絕大的諷刺。

　　隊伍前進，我們一邊高歌，一邊鼓掌，許多人臉上掛著笑容，互相恭喜，大家能參與這場邁向博愛特區的散步之旅。我們只是一群黨工，沒有任何公職帶頭，卻走出這條路來！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四章風暴 

4-1立法院前的風暴（上）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 ，歷史性的一天。

　　當天早上，我還是一身昨天的打扮，同樣的海報標語，同樣的時間，來到了立法院的大門口靜坐。那一天的情況，跟前一天相比，情勢完全改觀了。民進黨的社運部，自 六月十日 起，發動一場連續三天的包圍立法院，抗議國民黨制訂國安法的行動，因此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前來立法院，再加上前一天，被反共愛國陣線的成員怒罵我、丟我石塊，一位警官又毆打我，這個事件， 六月九日 的自立晚報報導了出來，有些民眾看了那則報導，心中忿忿不平，專程在 六月十日 趕來立法院，為我助陣，要向警察討一個公道。

　　六月的大熱天，頂著豔陽，兩三百名民眾聚集在立法院大門口前，或站著批評國安法，或坐在牆角休息，而昨天前來示威的「反共愛國陣線」，今天就不再出現，所以現場也沒有部署什麼龐大警力。我還是持續坐在正門的石階上，坐久了，難免背發酸、腿發麻，我就稍微伸展一下，又繼續再靜坐下去。偶爾有熱心的民眾，會跑過來跟我聊聊天，為了節省體力，我盡量少講話，或乾脆雙手合什，表示感謝。

　　下午三點，聚集的民眾愈來愈多，民進黨社運部所安排的立法院場外演講，正式開鑼，洪奇昌、朱高正等立委，輪番上陣演講。他們演講時，許多民眾紛紛鼓掌叫好，而我一邊在聽，一邊在思考：

　　「統治者敢會聽著人民的心聲？咱的立委，有話講到無話，伊們敢會聽？最後的結果，嘛是透過彼陣萬年立委的投票部隊，硬將國安法通過，到時陣，咱除了發表嚴厲的譴責聲明，咱擱會使做啥米？……咱一定要有行動！……」

　　一九八七年代的總統府前廣場的博愛特區，是統治當局的權威象徵，他們用龐大的軍警，來維持這個形式上的統治權威，而不容許人民有任何的示威請願活動，進入博愛特區。統治者以這種方式，叫台灣人民乖乖馴服，另一方面，又要運用他一黨掌控的立法院，去制訂違反世界民主潮流的國安法，以黑紙白字的法律條文，封住人民的嘴巴，不得主張台灣獨立。

　　此時此地，我怎麼能夠只是靜靜的坐在這裡？……那時候，我就決定，好，你們要「橫柴舉入灶」，我就挑戰你們的最高權威！

　　下午三點左右，我與幾位雜誌社的朋友陳明秋、兵介仕、蔡文旭等人討論，這是一個關鍵時刻，我要闖博愛特區，希望他們協助。他們表示支持，就開始暗地調兵遣將，招呼一下幾位自由時代雜誌社的同仁，以及一些基層的黨工。

　　事實上，率領群眾走進博愛特區，這是個臨時的決定，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組織，也沒有事前的計畫，我們沒有宣傳戰車，沒有示威布條，也沒有事前的遊行計畫，更沒有沙盤推演，而我現在手中所擁有的，只有一張「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海報，再加上我對甘地精神的堅強信念而已。

　　下午四點二十分，民進黨的立委們演講告一段落，我就站了起來，跟現場幾百位民眾說道：

　　「各位，現在，我欲去行政院，抗議伊們提出國安法草案，來剝奪咱人民的思想自由。……過程中，若是遭到任何的逮捕，我無欲做任何抵抗，敬請逐家接受我這個原則，堅持甘地的非暴力精神。」

　　一時之間，群眾歡聲響起，鼓掌叫好，我拿著那一張全開的海報，走入人群，走到前面。只見那些便衣情治人員，一時措手不及，也不知如何是好，我們一群上百人就走出立法院大門，沿著中山南路，穿越青島東路，走向監察院。

　　隊伍一出發，我們才發現，沒有麥克風，實在無法指揮整個隊伍的前進，因此，蔡文旭趕快跑去向謝長廷服務處的黨工廖耀松，借一個手提麥克風。蔡文旭拿到，又匆匆忙忙由後趕上隊伍。這時，隊伍的前進，由陳明秋負責指揮，蔡文旭負責麥克風，帶領大家呼口號、唱歌，鼓舞大家的士氣。蔡文旭帶領大家高聲大喊：

　　「台灣人萬歲！－－」

　　「反對國安法！－－」

　　「思想自由！－－」

　　我們雖然人不多，但能在警方措手不及之下，我們走到監察院的大門口，每個人臉上，洋溢興奮之情，大家也都盡情的高呼口號。這時，陳明秋眼看民氣可用，就告訴蔡文旭，帶領群眾高喊「台灣獨立萬歲」，這時的蔡文旭，也沒做什麼考慮，立刻拉開他那宏亮的大嗓門，帶頭高呼：

　　「台灣獨立萬歲！－－」

　　不料，他這句口號一喊出來，全場的空氣突然凍結了，沒有半聲的回應，蔡文旭心裡也嚇了一跳，不敢再喊下去了。

　　蔡文旭那時只是一個廿四歲的青年，曾在台北縣尤清的服務處擔任黨工，因緣際會，與鄭南榕相識，後來，自由時代欠人手，鄭南榕就把他挖來上班，上班沒兩個多月，就遇到雜誌社員工總辭，然後我們幾個朋友，就一起規劃推動台灣獨立思想自由運動。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下）

我笑了一笑，謝謝對方的提醒，依然靜坐下去。不過我靜坐到了早上十點四十分，覺得還是到大門靜坐較好，就轉移陣地，來到了立法院正門的台階上，坐下了來，然後再把海報攤開，又繼續我的靜坐行動。
 

沒想到，我坐下來不到兩分鐘，愛陣的示威群眾，立刻飛出了一塊饅頭那樣大的石塊，砸在離我 兩公尺 的地方，接著，愛陣人馬，人手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狂熱揮舞，更有人高舉旗桿，準備拋向我，還不斷破口大罵：「共產黨！」、「王八蛋！」、「打死漢奸！」

 

就在他們辱罵當時，愛陣的一位成員，爬上立法院大門的圍牆，手上拿一塊巨大的石塊，擺出一副要將我置之於死地的姿勢，準備向我丟來。

 

我自己一個人，安安靜靜的走進立法院的前庭，走上石階，放下包包，攤開海報，然後盤腿而坐，我這樣短短的 一兩 分鐘的和平舉動，竟激起他們萬丈的怒火，並狠心的拿大石塊，要砸我這個靜坐在地，手無寸鐵的人。

 

「要走？還是繼續坐下來，任他們毆打？」我心裡掙扎了一下子，後來我下定決心，我不走了，這是我做一個非暴力的實踐者，所應面對的考驗。

 

幸好，愛陣那邊的人，有人出面維持秩序，大聲高喊：「保持理性！」接著，城中分局員警才趕了過來，維持秩序，要求愛陣的示威群眾，留在大門圍牆外。而我一個人，就靜坐在台階上，面對著他們，繼續的靜坐。這時候，我才定下了心，張開眼，好好的看著站在我正對面的愛陣群眾。

 

他們大約有三、四十人，有些人手上拿著白布條，其中一條寫著「不信朱高正，真是神經病？」。沒拿布條的，大都人手一根中華民國國旗，從他們的呼喊聲音來判斷，應該以外省籍的民眾居多。

 

其中，有一個愛陣的成員，跨前跑向我幾步，看到我地上的海報，發出淒厲的叫聲：「哇啊！天啊！他是－－台－－獨－－啊！－－」

接著，那邊又響起了一陣叫罵聲。其實，我並不恨他們，如果我出生在眷區，而我的父母、師長從小就告訴我，台獨就是暴力份子，台獨就是共產黨，那麼，我也會跟他一樣，看到台獨那兩個字，會發出那樣淒厲的叫聲。我們的偏見，常常是後天的社會環境影響。



想到這裡，我不但不恨他們，反而同情起他們來了，因為，他們看到台獨這兩個字，他們根本沒有充分的資訊，去了解台獨是什麼，也沒有機會，去了解真正的台獨份子，是不是如政府所描繪的那樣，忘祖背宗，殘暴恐怖。他們明明看到，我身上穿的是「甘地精神」綠背心，我沒有帶任何武器，也沒有向他們挑釁，我只是靜靜的坐著，保持微笑，還試著說服自己，若遭受辱罵或面臨暴力威脅，依然保持友善的微笑，可是，唉，這沒有用的，因為反台獨的情緒，已經蒙蔽了他們的理性……。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跟他們有同樣的出身背景，我也許會跟他們一樣，拿著中華民國國旗，對著一個呼籲「台獨思想自由」的年輕人，大吼「打死漢奸」，想到這裡，我就不禁想到西方哲學家盧騷說過的一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卻無時無刻不在枷鎖之中。」

因此，人類的偏見，往往來自統治者的思想枷鎖，不敲掉人民思想的腳鐐手銬，就無法去避免，政治族群間的傲慢與偏見，而如何敲掉思想枷鎖呢？就是我現在坐在立法院大門口所要做的事情……。

「起來！離開這裡！」我背後傳來一聲喝斥。我坐沒多久，立法院警衛隊出動了，城中分局的員警也包圍了過來，硬是半推半拉的，把我帶到立法院會客室。警察執行公權力，有他的立場，因此我不做任何抵抗，而任其推拉，沒想到，在推拉的過程，一位二線一星的警衛隊警官，出其不意的，以拳頭猛擊我的背部。人被他們架著，背部又挨了一拳，我根本毫無招架之力，只好任其擺佈。

那位出其不意打我的警官，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可是，一位自立晚報的記者眼尖，抄下了他臂章的號碼，是「駐六○○一」。當場有人問我：「你要不要告那個警官？」

我只好苦笑一番，對他答道：「不會啦，我靜坐抗議的對象，是國安法啊，又不是警察！」警察把我拖離了正門階梯之後，就強力的不准我在原地繼續靜坐，但是，我也不想就此終止原定的靜坐活動，只好再回到原來的群賢樓前，繼續靜坐，警察看我離開立法院大門口，就不再理我，於是，我一個人，就一直坐到正午……。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中）

吃過早飯，我就開始跟一些好朋友連絡，向他們說明，我想要到立法院前，展開下一波的「不合作靜坐運動」，抗議統治當局的國安法，剝奪人民的台獨思想自由。有位朋友，聽了我的念頭就說，「好啊，好啊，你就去啊，不過小心一點！別被抓去！」，有的則幽默的說道，「別擔心，警察連理都不會理你的。」

六月八日早上，我一大早起來，又去散步，把即將進行的「不合作靜坐運動」，徹底的思考一番。迎著朝陽，看著晨露，新鮮的空氣，源源不斷進入我肺中，我的信念，愈來愈堅定。

下午三點，我專程跑到立法院去旁聽，因為，今天有一個重頭戲要上演，那就是立法院內政、司法、國防三個委員會召開聯席委員會，一起審查「國安法」。當時的民進黨籍立法委員，也加入這場國安法審查攻防戰。

當時，我們黨外新生代，最愛把民進黨的公職領導幹部，拿來跟韓國的反對運動領袖相比，總覺得，相形之下我們的領導人物，不如人家。根據那時報載，韓國的「統一民主黨」國會議員，為了向執政黨表示強烈的抗議，就在國會發動三天的絕食抗議行動。

 
要是我人仍留在雜誌社，我想我那時的心態，一定是如此，「人家是這樣，我們呢？」我一定會寫文章批評民進黨的領導幹部，不如人家韓國的反對運動領袖。可是，當我下了定決心，離開雜誌社之後，我卻有不同的感觸：「要求別人犧牲，是很簡單的，但是，自我犧牲，是比要求別人犧牲來得更高貴！」

我在立法院那個聯席委員會，晃了一下，找到了當時擔任自立晚報記者的楊憲村，交給他一份我手寫的新聞稿，說我打算六月九日開始，每天在立法院前靜坐。他是我的老朋友，看了看，笑了笑，寒喧了幾句，然後繼續他的採訪，也沒多問我些什麼的。

我與楊憲村熟識幾年了，我記得，他曾經跟我說過，他非常推崇當時紅透半邊天的朱高正，理由是，「朱高正把立法委員的權限，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時的朱高正，被一家黨外雜誌封為「台灣第一戰艦」。他只要一跳上議事桌，或與國民黨的立委幹架，就保證上全國版的頭條新聞。這種作法，我不以為然。朱高正突破傳統，敢跳上全國最高立法機關的議事台，敢扯斷麥克風，敢跟國民黨的立委幹架，他的出發點，也許是高貴的，神聖的，為真理正義，義無反顧，可是，他所使用的手段，我沒有辦法認同，因為，當群眾的掌聲，為他的幹架行為瘋狂喝采，間接的，肯定以幹架的方式來進行抗爭，而博得媒體注意，群眾的瘋迷，這樣的作法，是符合真理正義的。可是，我的非暴力信念，不斷的提醒我，為了正義公理，而粗暴向人，所得到的群眾的掌聲，是暫時的，而不是永遠的。我要得到媒體注意，但絕不暴力相向！

六月八日晚上，我自己在家裡畫一張大海報。我買了一張全開的白色海報紙，上面寫著：「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我寫這十二個字的時候，根本就沒有預期到，往後的發展，它成了台灣島內台獨運動的里程碑！

我拿起一隻大毛筆，沾上紅色的廣告原料，寫「人民有主張」，再空一行，再寫「的自由」，然後，我用綠色的原料，寫出又粗又大的「台灣獨立」四個字。這十二個字，雖然看起來歪歪扭扭的，並不是那麼整齊，我把它擺在地上，看了一看，嗯，很清楚，這就夠了，海報不需要太漂亮，只要簡捷有力，清楚明確，能傳達我們的意思，這樣就好了。

一九八七年六月九日早上九點，我帶著我的標準配備，如「甘地精神」綠背心、頭上的綠絲巾、一個包包，就這樣，單槍匹馬的來到立法院側門的群賢樓前，開始靜坐。

剛開始時，也沒有什麼人群，有幾個年齡老邁的大陸籍立法委員，走過我身邊，看了一看標語，搖了搖頭，又拖著沈重的腳步，走進群賢樓。有幾位熟識的記者，看了我坐在那裡，跟我聊了幾分鐘，又匆匆忙忙趕進群賢樓裡，因為立法院裡頭，朝野委員正上演著「國安法」攻防戰，整個新聞的焦點，都在裡頭，很少人會理會我孤零零一個人，坐在那裡幹什麼。

就在同時，「反共愛國陣線」的成員，三十多人，也到立法院前示威。他們號稱將發動百萬人簽名，來要求國民黨政府，迅速通過國安法。

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反共愛國陣線」的人，也要到立法院大門口示威，我是來到立法院的群賢樓門口，才有人才告訴我：「江蓋世，大門口有『愛陣』的人，你可要小心一點，不要一個人落單！」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7山雨欲來風滿樓（上） 

一九八六年「五一九綠色行動」之後，台灣人民要求解嚴的呼聲，愈來愈大，而蔣經國晚年，面對這龐大的民意壓力，不得不進行鬆綁戒嚴的工程。


 
國民黨主控的立法院，充斥著隨著國民黨徹退來台的大陸籍立法委員，他們從不改選，因此被反對人士諷刺為「萬年立委」。這批「萬年立委」，充當國民黨審查法案的投票部隊，只要行政院提出的法案，國民黨層峰要它通過，一定無往不利，管他的人民叫啊鬧啊，只要付諸表決，有提著尿袋舉手的，有吊著點滴舉手的，有些根本不知外面的反對聲浪，依然乖乖舉手的……。

聽說當時的蔣經國，已經決定要解除台灣的戒嚴，可是，解除戒嚴之前，他還想搞另外一部法律，來代替戒嚴法，這部就是「國家安全法」。報紙披露出來，在這部國家安全法草案裡面，有一項規定：「不得主張分裂國土。」

這個規定，擺明的，就是衝著台灣獨立運動而來。

事實上，在民主國家，國家領土是不是可以變更呢？當然可以變更，只要透過一定的法定程序，例如，修改憲法，有關領土規定的相關條文，或是透過公民投票，由人民來決定要不要分割獨立，或合併統一。國家的領土，並不是那麼神聖不可分割的，真正的主人，是住在這塊領土之上的人民，人民有什麼變更領土的主張，當然有講出來的自由。先進的民主國家，絕不會把禁止某種政治思想的緊箍咒，硬套在人民的頭上，因此，國安法草案的這一條規定，簡直就是擺明的講，台灣人民沒有思想自由！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早上，我一大早就出去散步，一邊走，一邊思考，立法院即將審查國安法，將會發生什麼風暴呢？

「五月份由南走到北，『五一九非暴力靜坐運動』，所得到的反應真少，真濟人將我當做痟仔，雖然，我彼身打扮，有上報紙雜誌，但是，人興趣的，是我奇怪的服裝，不是我主張的非暴力思想，若按呢，欲按怎咧？……一九三○年三月十二日，甘地為了反抗英國統治者的『食鹽稅』，而發動一場『食鹽長征』，伊率領七十八位成員，手提竹拐仔，由阿美達巴德行向海邊的丹地，二十四天之內，行兩百英哩，最後一天，佇海邊親手拾一把鹽，他用這個簡單的動作，來號召千千萬萬印度人民起來，家己來製鹽！公然反抗政府的食鹽法！後來，有將近六萬人乎英國人政府，掠去籠仔內，但是最後咧，嘛是人民勝利啊，政府被迫改變法律，這就是非暴力的力量啊！……唉，不過，這是歷史，這是離台灣千里遠的印度，台灣人民甘有這個力量？……」

每天早上散步，是我生活一大樂趣之一，我家住在新店溪畔，只要走個十幾分鐘，就可以到「小碧潭」河濱公園，一九八七年那時，附近的道路，與跨溪的水泥橋，都還沒有建起來，因此，小碧潭河濱公園也就成了附近社區住民，最主要的休閒運動場所。

我經常繞著公園散步，偶爾也走到溪邊，蹲下來，看著溪流，緩緩的從腳尖前流去。人站在那裡，心靈無比的寧靜。

六月七日早上，我人在小碧潭走著走著，四週的風景不變，依然是那麼寧靜怡人，可是我的腦裡，卻一直在思索著如何展開非暴力的抗爭。我自己秤秤斤兩，我沒有工作了，我沒任何公職頭銜，可以發號司令，我是一個民進黨員，但也只是一個最基層的黨工而已，我想發動群眾，來反抗國民黨制訂國安法，可是誰會理我呢？好吧，我應該來個逆向思考，算一算，我手中握有什麼牌，再來決定，我要根據什麼牌理來出牌：

「世俗的政治人物權勢，我一無所有，但是，我比伊們卡少年，我嘸驚失敗，這是優點之一；擱來，我相信甘地的非暴力，我嘸驚統治者甲我醜化，媒體若愈打我，我愈歡喜，因為若欲抹黑我江蓋世個人，這是真簡單，但是，若欲歪曲甘地的非暴力，那就真吃力；擱再來，長期以來，台獨乎統治者說成恐怖暴力，但是，思想自由，卻是現代民主國家人民的基本常識。……最重要的，我不愛坐佇辦公廳內，吹冷氣，發表譴責聲明而而，我有強烈的慾望，想欲去行全島，這個慾望，比啥人擱卡強，這就是我上大的本錢啊！……」

就這樣，我踏出家門去散步時，內心徬徨，但等我散完步之後，踏進家門，我已經是一個充滿信心的人，我相信自己，我相信我的肩膀能扛起未來的重擔，我相信我展開的雙臂，能擁抱蜂擁而來的群眾。我一無所有，但信心一籮筐！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下）
 

整個事情的導火線，主要是針對鄭南榕的管理方式，以及編輯部與採訪部門之間的權責問題，關係相當緊張。那時候，有同事就認為，平常我們黨外陣營，為社會的不公不平不義，大聲疾呼人權人權，可是碰到自己的內部出了問題，就不敢站出來說話，因此，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我與雜誌社同仁總共十人，就在離雜誌社不遠的豐群餐廳聚會，正式成立「自由時代工會」，這個迷你形的工會，推派黃怡、兵介仕與我，擔任委員，負責與鄭南榕談判，而張立明、宋隆泉則擔任紀律委員。

六月一日，「自由時代工會」舉行第一天的罷工，我們不進去辦公室，大夥兒都集中在雜誌社前面的公園，一起討論要跟鄭南榕談判的重點。

上午十點半，我們三位談判代表，進去總編輯室，我看到鄭南榕，兩眼佈滿紅絲，神情極為憔悴，而我們三位談判代表，經過前一晚徹夜長談，繃緊的壓力，也使得我們，看來像命運未卜的難民，正在為未來的命運努力掙扎。我們一見面，除了客套的寒喧之外，就直接切入主題，我們提出了幾點要求，可是，鄭南榕的一句話：「我不承認你們這個工會！」，這個態度，使我們無法再談下去了，到了下午十二點二十分，我只好對鄭南榕這麼說：「既然這樣，我們沒有什麼好談的。」

我們三人走出了鄭南榕的總編輯室，我的心情極為複雜，我沒有想到，站在我眼前的，我們所抗爭的對象，是反抗國民黨政權的英雄，是啟迪我台獨思想的一位前輩，可是，他卻否定了我們工會的存在，他的強硬立場，使得我們的談判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

我們走出了自由時代，又到另外一家餐廳，全體成員又展開馬拉松式的會議，從午餐吃到晚餐，從發表聲明討論到將來如何另創一份週刊……就這樣，一整天下來，沒有任何的結論。六月二日下午三點，我們工會成員又再度聚會，又繼續冗長的討論……。

在這同時，鄭南榕不因為我們突然的離職，而導致整個編務停擺，他卯足全力，四處調兵遣將，硬是把當期的雜誌給編了起來，反觀我們，共識不高，步調不一，士氣已一衰三竭，最後，大家只好決議，若鄭南榕不接受我們提出的條件，那麼全體成員就立即總辭。到了當天晚上八點，黃怡代表我們打電話給鄭南榕，向他提出最後的通牒，沒想到，鄭南榕非常乾脆的答道：「總辭？好的！」

於是，大概是台灣近代反對運動史上，最短命的「工運」，在此宣告壽終正寢。由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自由時代工會」成立，到六月二日晚上八點，我們集體總辭，而工會也就因此宣告解散。

六月三日上午十一點，我們這些離職的成員，相約返社，去處理一些留在社裡的私人雜物。鄭南榕看到我們，也不提昨天不愉快的事情，反倒主動的邀請我們，「欲鬥陣呷中晝否？」，他這突如其來的邀約，使我們稍覺尷尬，只好給予婉拒，帶著我們的私人雜物，還清了雜誌社的公物，我們悻悻然的走出了雜誌社……。

往後的發展是這樣，在鄭南榕的努力之下，那期的雜誌，依然如期出刊，這一點，使我不得不佩服鄭南榕的應變能力。在工會這方面，打從我們跟鄭南榕談判開始，就有黨外陣營的一些朋友出面，表示關心，他們極力勸我們和解，最大的理由是，當時的自由時代，是反對國民黨陣營裡，最重要的一個言論堡壘，絕對不能讓它倒了，若是倒了，會讓很多反對運動的支持者失望的。這個理由太強了，沒多久，我們工會的部份成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溫情，不得不回心轉意，而陸續重返雜誌社去工作。

現在回想起這段往事，讓我感觸良深，如果這段歷史能夠倒帶的話，我可不願這麼播放。我在想，假設當時，雙方都能給對方一些時間，或雙方能夠表現較成熟的溝通談判技巧，那麼，事情不會搞得那麼僵，而這段灰頭土臉的「工運」，也不會流為朋友間茶餘飯後笑談的資料。

從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開始，我再也不回到自由時代雜誰社上班了。不是我氣鄭南榕，工運事件，只是導火線，「我想出去雙腳走台灣」的強烈念頭，才是主因。於是，我下定決心，放下筆桿，暫拋飯碗，我要出去闖天下，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中） 

鄭南榕是黨外雜誌界裡，特例獨行的人物，經過幾年的經營，他使自由時代雜誌社成為黨外發行量最大，員工最多，被國民黨查禁次數最多，批判國民黨最嚴厲的黨外言論急先鋒。

然而，他並不以當個黨外雜誌總編輯就夠了，他又想當個號召群雄的政治人物，因此，他呼應許信良的遷黨回台運動，他傾全力發動五一九綠色行動，他被逮捕入獄，他出獄後，又積極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這一切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讓有的人感到非常困惑，到底他要當個總編輯？還是要當個政治人物？若要當個總編輯，他的最高職責，就是要搞好一本雜誌，若要當個政治人物，則應該避免過度干涉編務，才能夠維持這一本雜誌，本身所標榜的「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

鄭南榕曾對我說過，他的反對運動哲學：「要當個導演，不要當個演員。」

因著他這樣的信念，他非常反對我在採訪工作之餘，自己又跑去外面投入街頭運動，他有一套了不起的企業管理觀念，非常重視員工的培訓與成長，可是，因著他孤傲的個性，與難以捉摸的脾氣，使有些員工，不太敢跟他接近。

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台灣解嚴的呼聲愈來愈大，統治者控制的枷鎖，逐漸鬆綁，台灣的各種社會力量，如雨後春筍，紛紛掙脫覆蓋的泥土，而冒出頭來，呼吸自由的空氣，因此，那時的台灣，這邊有抗議，那邊有示威，鎮暴警察疲於奔命，示威人士人仰馬翻，新聞記者街頭團團轉，朝野政黨領袖竭盡心力，處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危機……。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這天是端午節，也是自由時代雜誌社歷史性的一天，我們成立了「自由時代工會」，這是黨外陣營裡第一個工會，不幸的是，也是最短命的工會，前後只維持三天，這個工會的十名成員，就在六月二日總辭，而工會也就自然瓦解了，前後歷時五十一個小時。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6轉捩點（上）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我再度回到自由時代雜誌社上班。我離開了雜誌社一個多禮拜，我丟下了手中的筆，遠赴高雄，一路北上。我出發前，鄭南榕在電話中對我怒吼，摔我電話。但是，當我回到了台北，我覺得那一切都過去了，所以我主動返社，想表示我的歉意。 

鄭南榕一看到我回來，用一張紙，寫下「歡迎歸來」四個字，外加一條綠絲帶，走到我面前，咧著他那張燻黑的牙齒，嘿嘿的微笑，向我獻禮。他突如其來的幽默與善意，倒叫我有點不好意思，我也不願多說，只簡單答道：「NYLON，多謝啦！」

沒事了，我回到我自己的辦公桌上，整理一下子，坐在我對面的主編胡慧玲，向我說道：「蓋世，你看怎樣，將你這段走台灣靜坐的過程，心內有啥米感觸，將伊寫做一篇文章，你看好否？」
 

我聳個肩，自我解嘲的回答道：「講我的心內感觸？嘸免啦！別管彼的痟仔！」

重新回到雜誌社，做了幾天，我又「不安於社」，我內裡的聲音，愈來愈大，「我不想幹記者，我要出去外面！」，因此，雜誌社的開會、出外的採訪、趴在桌上趕稿等工作，我愈來愈覺得乏味。
 

在黨外界人稱大魏的魏廷朝，他是桃園龍潭人，就讀台大法律系時，跟隨彭明敏教授，而走上政治的不歸路，他在政治黑牢裡，已渡過漫長的十七個歲月了，將要於五月二十七日出獄，雜誌社編輯會議決定，要把他出獄的事，好好的報導。那時我的頂頭上司採訪主任魏廷昱，他也就是魏廷朝的弟弟，他告訴我很多魏廷朝當年的事蹟，他最大的感慨是：「我哥哥是一個讀書人，根本就不是搞政治的料子，更談不上什麼叛亂犯！」
 

魏廷朝是黨外圈內人稱的「人格者」，他的前半生，三度入獄，第一次，與彭明敏、謝聰敏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被捕入獄；第二次，美國商業銀行台北分行爆炸案，他被誣指參與該爆炸案；第三次，美麗島事件，他因擔任美麗島雜誌社的編輯，而移送軍法大審。
 

以現在眼光，來看當年魏廷朝的三件大案，而判以軍法重刑，前後加起來，總共十七年又兩個月。坦白說，一個人，又有多少個十七年？……而魏廷朝他的十七年所付出的鐵窗歲月，最後通通被鎖入戒嚴的鐵箱裡，而無法平反。
 

雖然根據戒嚴法，在戒嚴期間，遭受軍法審判的案件，解嚴之後，可依據法定的訴訟程序，要求平反，而按照統計，在台灣三十八年來的戒嚴期間，有將近兩萬九千個案件，在解嚴之後，當事人可以要求平反，還他們一個清白。

但是統治當局，為了因應這種平反的浪潮，就另外製訂一部「國家安全法」，把戒嚴法這一部份的上訴權利，加以凍結了，換句話說，過去的冤案，殺了就殺了，關了就關了，失蹤了就失蹤了，兩萬九千個案件，所牽涉的數萬個當事人，若遭到冤屈的，也只有自認倒楣了，他們沒有辦法透過法律，來尋找最後的正義。
 

在那時，我還沒坐過牢，我根本無法體會，一個人在牢裡渡過十七個寒暑，鐵窗之內，漫漫長夜，是何等的感觸，我更沒有辦法去體會，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兄弟姊妹，如何熬過那漫長的「望你早歸」的探監之路。
 

五月二十七日一大早，我跟許多關心的人趕往土城仁教所，去接大魏出獄。沒想到，土城仁教所的人員，手腳更快，天未亮，大概五點多吧，就把他送回埔心老家。他們這麼做，是一貫的手法，就是不要讓政治犯出獄時，在監獄的大門，擠滿了迎接出獄的群眾，而給人們一種「他是英雄」的形象，所以才搞出這樣半夜摸黑，偷偷送魏廷朝回家的把戲。
 

魏廷朝回到家，知道大家通通趕往土城看守所接他，於是，他又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又匆匆離開，跑出去與接他的群眾會合。

 那天，我看到他的時候，他滿臉鬍鬚，外貌憨厚耿直，愈看愈不像紅毛綠眼的江洋大盜。許多認識他的人，關心他的人，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但是歲月的齒輪，絞過他一臉的風霜，我們除了恭喜他第三度出獄，也不能再多說些什麼話了。 

我記得，那一天，他說了一句幽默的話，讓我覺得好想笑，又會笑得暗地流下眼淚，他這麼說：「我不是坐牢，我是休息。」 

繼魏廷朝之後，五月三十日，國民黨當局一口氣釋放了黃信介、張俊宏、黃華、顏明聖等政治犯。一時之間，民進黨人士與反對運動的人權團體，都紛紛忙著迎接他們，重返社會，朝野之間，原有的對抗形勢，也因這些重量級的政治犯出獄，而稍稍和緩。

 

外面的情勢看來大好，可是，自由時代雜誌社卻面臨重大的危機。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下）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民進黨中常會通過一項決議： 

五月十九日下午一時，民進黨將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大型演講會，反對執政黨制定國安法，並抗議執政黨實施戒嚴屆滿卅九週年。而且，將在演講會之後，以總統府為目標，由國父紀念館出發，舉行示威遊行。然後由民進黨主席江鵬堅親率十一名中常委，向總統府呈遞抗議書。  

早在民進黨中常會通過這項決議之前，我就已經知道，透過鄭南榕的從中運作，民進黨一定會在五一九舉辦大型的演講會。可是，整個運動都集中在台北，而全島各地呢？因此，我想在黨的大型活動之前，自己先去跑全島一趟。再來，在那個時代，「非暴力」這個概念，對很多街頭運動的黨工而言，是一個很陌生而可笑的概念，我可以去巡迴全島，倡導非暴力。

不過，有位朋友，曾經不客氣的指責我：「你頭殼歹去！民主國家才來講非暴力，對付國民黨政權，講非暴力，就是對伊們軟弱啦！」

「嘸對，非暴力是非常堅強的，只有強者，才有可能使用非暴力，才有可能手無寸鐵，面對的暴力鎮壓……」

「聽嘸啦，你講彼套，行不通啦！」

就是這樣，我與許多朋友的論辯，碰到非暴力的議題，我實在很難說服他們，叫他們赤手空拳，任憑鎮暴警察毆打、逮捕，而不還手，而不脫逃。因此，我想，最強有力的論辯，就是不要論辯，只要自我實踐，才是最有力的證明。

解除戒嚴，是我們反對陣營的共識，這一點，也不需我再多說了，而且，國民黨當局，頭上頂著戒嚴三十九年的世界冠軍，它沒有這個老臉，繼續演出這樣爛的劇碼，因此，他們也趕著要制訂一部「國家安全法」，來取代戒嚴。那麼，眼前我應該做的，就是去倡導非暴力的精神，讓台灣的反對陣營，了解非暴力，實踐非暴力，而凝聚更強的力量，進行民主改革。

五一九是個新聞點，而非暴力是個長期宣導的運動，何不把這兩項結合在一起，先進行一場試驗？於是，我自己用手寫一份聲明，題目是「五一九非暴力靜坐運動」，其內容如下： 

　　
       甘地說：「真正的非暴力，是遭到對方打擊，仍然愛他，為他祈禱。」
　　為了宣揚甘地的「非暴力精神」，我將從五月十二日到十九日，身披「甘地精神」綠背心，在全國各地黨外服務處大門口及立法院群賢樓，進行「非暴力靜坐運動」。  

五月八日，我特地跑到位於台北市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圖書館，我借了一本《金恩傳》。金恩是六○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曾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發動了一場為數廿五萬人的大型群眾集會，會中，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我有一個夢〉的演講，而聞名全球，但後來，卻不幸遭到暗殺而身亡。

金恩一生獻身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非暴力是他運動的最高指導原則。《金恩傳》這本書，我讀建中的時候，就已經看過了，當時，只是把它當成一本偉人傳記，讀過了就算了，並沒有很深的印象，但時隔十年之後，我重讀這本書，則有不同的感觸。 

五月九日星期六，鄭南榕大概知道我已下定了決心，要離開雜誌社了，那天一大早，從辦公室打電話給我，憤怒的吼道：「我甲你講！－－你若離開雜誌社－－就是對不起咱台灣的前途！－－」

我被他突如其來的怒吼，嚇了一跳，他脾氣壞歸壞，對我還不曾這麼大聲的咆哮過，我遲疑了半晌，心想，若我回罵回去，兩人一定在電話線裡惡言相向，吼來吼去，這又何必呢？反正我已經決定走了，我要走出自己的方向，我不想再扮演一個搖筆桿的記者！我想用兩隻腳，走出自己的天地來！……。於是，我先耐住自己的脾氣，冷靜的告訴他：「我會留一封信給你，裡面會告訴你，為什麼我要走－－」鄭南榕沒等我把話講完，就「卡嚓！」一聲掛了電話……。

傅正敬悼郭雨新先生

雨新先生！
魂兮歸來乎？歸何處？！
台灣的鳥已停止歌唱！
台灣的泥土也不再芬芳！
台灣只是個失去的樂園！
但是啊！但是！！！
您祖先的根是在台灣！
您子孫的夢也是在台灣！
您的生命更獻給了台灣！
魂歸何處兮？！歸故鄉！！！
 

流落台灣35年的江蘇高淳縣人 傅正 敬悼 
 

1985、8、12 夜  

2007年8月，我為了整理郭雨新百歲冥誕的紀念文章，在鄭南榕基金會的圖書館裡，過期的雜誌架上，翻出一篇文章。這是郭雨新過世後，自美國移靈返台時，傅正先生所寫的一篇悼念郭雨新的詩詞。 


從這篇悼念郭雨新的詩句裡，看得出傅正不捨一位長期獻身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客死異鄉。然而，歷史的軌跡竟然是這樣安排的：6年後，1991年，才64歲的傅正，竟也因病（胃癌）去世。 

 

1950年，傅正23歲，隨著部隊撤退來台。直到1991年，他64歲過世時，他已在台灣生活了41年。他一生中待在台灣的歲月，遠比他留在中國大陸的歲月還長。 


 

傅正有知識份子的風骨，一旦看穿國民黨的專政本質，與蔣介石父子之家天下的心態，便悍然與這個政權決裂。傅正憑著他對「民主」、「自由」堅信不移的理念，追隨雷震的腳步，投入《自由中國》雜誌行列，並毫無畏懼地在國民黨政權「戒嚴時期」之內，參與兩次「組黨」。 


 

傅正的勇氣令人敬佩，因為他已經在第一次「組黨」過程中，飽受國民黨的政治迫害而入獄6年3個月，而這並沒有嚇阻他投入第二次組黨的行動。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前夕，他小心翼翼地與當時的黨外人士協調、組織，並參與創黨宣言、黨綱、黨章等重要文件的草擬工作。  

傅正對台灣的熱愛，不是用嘴巴講的「光說不練」，而是以實際行動來表示。傅正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貢獻，遠遠勝過於許多以「父」、「祖」之名，表明「心向中國」的政客；或是因為國民黨政權失勢，既得利意喪失，而想奪回政權的失意政客。



雖然傅正在悼念郭雨新的悼詞中，署名「流落台灣的江蘇高淳縣人」，但是他一生的所做所為，其實就是真正的「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