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特寧 cafeˊ

民進黨組黨關鍵人物

——傅正（1927～1991）

 

◎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134~137 

四十年來，我在台灣所追求的，

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  

乃至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

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 

第三還是民主，除了民主，

只有民主。   ——傅正

傅正，黨外人士都尊稱他為「傅老師」，是民進黨建黨十人小組的成員之一，也是民進黨草創時期的功臣。傅正老師的個性耿直，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有學問、有良心、有反省能力的外省人。因為他對民主自由的熱愛，使他在以台灣本土菁英為主流的民進黨內，相當為人敬重。

傅正，本名中梅，1927年生於江蘇高淳，青年時期正好遇上二次世界大戰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使他求學過程頗為坎坷。抗戰末期，傅正曾經響應蔣介石「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加入青年軍的報國行列。二次大戰後，傅正得以復學，1946年，就讀上海大同大學經濟系。

隨後，傅正參與學運，並因積極反共，表現傑出優異，1947年，被遴選加入青年軍延安參觀團擔任採訪組長，並且到蔣經國親自主持的嘉興夏令營受訓。一年以後，傅正慢慢見識到國民黨團操控學運的手段，對國民黨大失所望，決心轉往武漢大學政治系，專心治學，追求真理。

1949年5月，武漢棄守，傅正隨著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白崇禧的部隊撤退，親眼目睹三十萬大軍覆沒之悲劇，從此痛恨「槍桿子出政權」的惡性循環，堅信唯有民主才能救國，立誓終身為民主自由而奮鬥。

1950年到台灣之後，傅正參加國防部政幹班，1952年，再調政工幹校，負責訓練政工幹部。1953年，傅正認清了蔣介石父子之家天下的心態，以本名向雷震所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投稿，開始脫離「蔣經國之路」而走向「雷震之路」。

傅正在《自由中國》初期，以寫文章批判時政為主，他當時嚴厲指出國民黨一黨專政之私，挑戰國民黨旗下的反共救國團制度，並堅決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中華民國總統。他不但批判國民黨在台灣的選舉徇私舞弊，更主張成立反對黨，以制衡國民黨。

《自由中國》後期的活動，則以籌組反對黨為最重要的目標。由於獲得雷震的信任，傅正開始以「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兼秘書身分，南北奔走，拜訪台灣各地之黨外領袖，希望能順利組成一個反對黨。

1960年6月，雷震、傅正等人結合台灣本土政治菁英，著手籌組反對黨。國民黨終於拿雷震和傅正開刀。9月4日爆發震驚海內外的「雷震案」，當時33歲的傅正，和雷震同時被國民黨構陷入罪並逮捕入獄。雷震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傅正則被判「感化教育」，6年3個月。這是傅正第一次參與組黨活動。

出獄後，傅正先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世界近代史。1972年，傅正到東吳大學政治系任教，一直到過世前，先後講授中國政府、行政法、中國政治學名著選讀、中國憲法與政府、地方政府、中國近代政治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傅正就這麼默默地在校園內散播民主思想的種子。由於他隻身來台，沒有家累，學生們就宛如他的子女一般。他在校園內深得學生的敬重與愛戴。

雷震案後，台灣民主運動在國民黨政權高壓統治下，沉寂了十多年之後，才有《台灣政論》雜誌出刊。然後陸陸續續的黨外雜誌出刊、被查禁，直到1979年，《美麗島》雜誌出刊。  

傅正憂慮台灣的民主發展再度遭國民黨政權扼殺，因此便積極介入黨外運動，與當時年輕一輩的意見領袖交往，不但在黨外雜誌上寫文章鼓吹民主自由的思想，同時常常幫黨外公職候選人助選，並協助黨外公職問政。

然而組黨的夢想仍常存在傅正的心中。因有雷震組黨失敗的前車之鑒，傅正一直很小心謹慎地為組黨事宜構思、佈局。1986年7月3日，傅正出面邀請黨外人士聚餐，洽談組黨的可行性。餐後大家在周清玉的家裡，對於進行秘密規劃組黨的事情交換意見。自此之後，大家每週聚會一次，成員有：費希平、傅正、尤清、江鵬堅、張俊雄、周清玉、謝長廷、游錫堃、陳菊、黃爾璇等10人，秘密協商組黨方式、黨章、黨綱、創黨宣言，黨名也由這10人小組討論決定。此小組一直到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宣布建黨為止，沒有再增減人數。這就是民進黨「建黨10人小組」的由來。

為了決定民主進步黨的黨綱規章架構，尤清和黃爾璇到傅正家裡，就中外政黨規章做詳細比較，然後向小組提出報告。為了分工起見，宣言部份委由傅正負責研擬工作。其他黨章、黨綱初稿文字的斟酌修正，傅正的貢獻很大，尤其遇到大家意見相左而僵持不下時，就由他來排難解紛。傅正一再告誡大家「千萬不可洩密」，否則會重蹈「中國民主黨」的覆轍。

傅正在「建黨10人小組」及其後的「18人工作小組」中，均擔任重要文件之研擬，對於創黨文字之斟酌，周密精微，對於制度的參與策劃，建樹甚多，遇困難則盡心調和排解，使創黨工作不致消極轉向。民進黨宣布創黨後，傅正仍強調「人可以抓，黨不能毀」之決心，並提醒創黨同志隨時做萬全的準備，及安排第二波、第三波的人選。

同為創黨同志的尤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許多人當時面對可能全面被逮捕的危險，都有著焦躁、不安、憂慮的心情，唯有他（傅正）始終在謹慎的安排中，勇往直前，沒有任何退縮。」

民主進步黨創黨後，中央黨部幹部選舉時，淡泊名利的傅正，只屈就於「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之職位，協助民進黨發展黨務。每次開會傅正一定都是最早到。誰遲到，誰沒有來、誰說了什麼話，他都用筆記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黨內也博得「太史公」的封號。

傅正以一個大陸籍學者的身分，無財無勢，卻因其道德人格與組黨經驗，成了組黨工作小組的召集人，並且在國民黨高壓統治的氣氛中，順利地推動組黨工作。這不只是傅正的第二次組黨活動，也是傅正一生奮鬥努力的結果。

1990年，傅正因胃癌住院接受化學治療，心中仍掛念著想為雷震撰寫完整的傳記，想為中國民主黨與民主進步黨撰寫組黨歷史。1991年5月10日，傅正病逝於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享年64歲。對民進黨而言，傅正已經鞠躬盡瘁了，他終身為民主奮鬥不懈的所做所為，將永遠留在台灣人民的記憶之中。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中）
 

一個禮拜後，我如期銷假上班。一位同事迎面就問：「怎麼樣，好一點了沒？」

「謝謝，謝謝關心，我已經好多了。」這時，鄭南榕走來，一看到我，就熱情的握手。好啦，我就繼續上班吧。

雖然我人是回到了雜誌社，可是我的心，已經飛到外面去了，我心裡一直再反覆的思索，以什麼樣的訴求，用什麼方式，進行全島行軍。

首先，我想到的是延續去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一九八七年的五月十九日，民進黨將舉行第二次的五一九綠色行動，這是以全黨的力量，再度向統治當局施壓，要求解除戒嚴。

「這不就是最好的機會嗎？如果我能找一群人，放下工作，暫時離開家庭，一起跑全島，四處宣揚五一九綠色行動的時代意義，這不就是最好的訴求嗎？」

想到這兒，我感到很興奮，就找朋友討論，但還是碰到同樣的問題，「有誰願意跟我走呢？放棄工作，離開家庭，四處流浪，又很可能有牢獄之災？……」 

一天晚上，我重讀甘地傳，有新的感觸。甘地的偉大，在於他的悲天憫人的胸懷，更在於他透過絕食、禁慾、長途行腳、粗衣淡食……等，培養出異於常人的意志力，當他下定決心，要完成某件事情，他那個瘦瘦乾乾的柔弱肢體，卻包裹著一顆鋼鐵般的心。他是印度獨立建國的精神領袖，受到印度人民萬人擁戴，被尊稱為「聖雄」，可是，他卻再三的強調，「我不是聖雄！」，他討厭被人民當成神那樣，來頂禮謨拜，他厭惡受到英雄崇拜，……。

他的想法，與現代一般的政治人物相比，可說是一個異類。選舉的時候，候選人拚命打廣告，提高知名度，目的是讓更多的人民，知道他，信任他，甚至對他產生英雄崇拜，而在一些極權獨裁國家，領導者不需經過選舉的洗禮，或只是形式上的選舉，那些政治人物，他們無不千方百計的創造自己的神話，讓千萬的人民崇拜他，歌誦他，把他當成民族救星、太陽與鋼，永遠不會犯錯的偉人！

可是，甘地卻極力的強調，「我不是神，我不是聖雄，我也會犯錯，……」。想到這裡，我終於領悟到，原來是我自己心裡的束縛太多，而導致我下不了決心，甚至今晚下了決心，明天太陽出來，決心就蒸發掉了，甘地這面鏡子，使我照到了自己內心深處的脆弱角落－－
 

　　我擔心，走在路上，人家把我當成瘋子；

　　我擔心，沒人願意跟著我四處流浪；

　　我擔心，新聞記者收到我的新聞稿，就一把丟到垃圾筒裡去；

　　我擔心，走不了多遠，腳底起泡，兩腿發酸，胃痛襲來；

　　我擔心，半路被警察抓去，家人毫不知情；

　　我擔心，全島各地的民進黨朋友，沒有幾個人，會站出來幫忙；

　　我擔心，這樣的全島行軍行動，上不了媒體，甚至被人當成鬧劇一場……。

問題就出在這裡！追求完美，心裡就無法放鬆，而求名心切，煩惱自生。連甘地他自己，都一再疾聲呼道，「我不是聖雄！」，那麼，我憑什麼去當一個完美的英雄呢？明明自己有懦弱的時候，有貪生怕死的時刻，有好名求利的慾望，有掩飾自己過失的不良記錄……，為什麼我不敢坦白呢？為什麼我不敢面對自己呢？

徹夜深思，我眼前的迷霧逐漸散去，我慢慢的，清楚的看到我的目標，是的，我要走出去，這時，我下定了決心，要在一九八七年的五一九紀念活動之前，我要全島走一趟，去實踐深藏在我心中的那個夢想。

五月二日早上，我到了雜誌社，就在佈告欄上，貼了一份「自我放逐」的聲明。這份聲明裡，我表明了，我想離開雜誌社，去全島進行運動。

編輯部的同仁王鴻仁，他是自由時代的主筆之一，中英文俱佳，個性溫和，對我非常照顧，因他年齡比我稍長，所以常以長輩指導後輩的態度，給我不少正面的指導。他看到我在佈告欄上，貼了那張，不禁露著微笑，走過來勸我道：「你要辭職就辭職，不要用『自我放逐』那樣的字眼，那樣會傷了人。」

我另外一位同事羅美玲，她也好言相勸：「兩者不可得兼的，你必須做個決斷，要辭職就辭職，好好的去搞運動；不辭職，就留在雜誌社，好好的寫文章。」

主編胡慧玲也好言相勸，希望我別離開。她是一九五八年生，台東人，一九八○年台大歷史系畢業，她的文采與美貌，在黨外雜誌圈內，為人所津津樂道，她的先生林世煜，是一九八四年代《深耕雜誌》的總編輯。胡慧玲一直在《自由時代》擔任主編，直到一九八九年鄭南榕自焚。往後，她就在台美文教基金會（現已更名為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擔任幹事。

胡慧玲花了相當大的精力，投注在台灣的口述歷史，她自一九九二年起，連續出版下列書：《悲情車站二二八》、《基隆漁港二二八》、《台北南港二二八》、《我喜歡這樣想你》、《島嶼愛戀》等。

我從大學時代開始，就很喜歡讀文學作品，自己也愛寫文章，可是自從到了黨外雜誌，除了每週不斷而來的趕稿壓力，再加上街頭運動，如火如荼，每天忙透了，所以一趕起稿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路殺到底，也不管遣詞造句，通不通順，稿子趕出來，才是第一要務，所以，我常常跟胡慧玲說：「我的文章，愈寫愈糟，有時還跑出西式語法，唉！……」

她還是勸我，好好的多看別人的好文章，自己好好的寫。話說回來，她知道我想「自我放逐」，而眼前採訪組人手有限，因此她極力勸我，應與雜誌社的編務為重，希望我在街頭運動與雜誌社工作，兩者兼顧。

我心裡雖然感激同事們的慰留，可是，我已經自己在製做傳單了。我採訪組的另一位同仁兵介仕，他焦慮的來電問道：「你敢真的，欲照計畫進行嗎？」

「是啊，我不愛擱逐天趴佇桌仔寫稿，我欲出去行全島。」過幾天，我等待的機會來了。

（未完待續）

台灣價值．創作活泉

---訪談心情燒錄

◎文．邱斐顯

七-1、淡水小店，老友相聚  

我們上次和原住民老朋友高子洋見面的時候，是三年半前，蓋世於2004年5月19日舉辦大型餐會時。他是我們舞台上的貴賓。過去數年裡，蓋世在台北市議員任內舉辦餐會，只要邀請他上台，他一定鼎力相助。2006年，我專訪高子洋時，沒有機會到淡水拜訪他。有著這樣的交情，更讓我們想趁著這個假期，到淡水探望這麼一個老朋友。

2007年9月22日，中秋節前夕的周六中午，我們驅車前往淡水拜訪高子洋。從新店開車前往淡水，平常路況不塞車時，至少也要四、五十分鐘才能到。這一天，正好是連續假期的第一天，我們一路塞車，開了一個半小時才到。途中，蓋世不斷地練習高子洋的名曲【我們都是一家人】，起碼唱了十來遍。

幾年不見，老友相聚，分外高興。我們共進午餐，互相關心彼此近況。餐後，高子洋帶我們參觀他的「淡水留影留聲－－高子洋的店」。這是一個位於淡水老街，面向淡水碼頭的小店。他的店裡，錄音、錄影的器材設備，應有盡有。

這個小店的前半段空間，有個迷你的小小舞台，想要留影留聲的歌唱者，可以站上去高歌一曲。歌唱者也可以站在小店前的人行道上，拿著無線麥克風，面向店裡的電視螢幕，背對著美麗的淡水河景，留下自己的獨特影音記錄。

高子洋幽默說道：「我這種店，我想，大概全台灣只有我這一家。」有些外國人會事先跟他預約錄影時間，也有遠道從日本而來的日本人找到他的店來。高子洋告訴我們，有一位高齡的老先生，很喜歡在他的店裡唱歌錄影，他過世後，要求家人在他的告別式上，特別播放他在淡水錄製的影音專輯。

這個小店的後半段空間，是高子洋的個人工作室，他就在裡頭創作、編曲。一來，高子洋主動邀我們進去參觀，二來，我也好奇他的創作天地，蓋世還在工作室門口「躊躇」時，我已經鑽進工作室內了。隨後，高子洋也把蓋世拉進工作室來。

小小的工作室裡，大約只有可容納兩、三個人轉身的空間。三道隔音設備，讓高子洋創作時，完全不受前方唱歌錄影的干擾。電腦上複雜的音樂創作軟體與程式，讓我們看得眼花撩亂，而高子洋結合電腦與音樂的科技，卻也讓我深深佩服。

走出工作室，高子洋熱情力邀我們，挑幾條歌曲唱唱，以便「留影留聲」。蓋世對他說道：「我要和你合唱那首【我們都是一家人】。」他們兩人雖是多年好友，卻從未一同唱過歌。 

「手牽著手兒肩並著肩，輕輕地唱出我們的歌聲，
團結起來相親相愛，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
現在還是一家人，永遠都是一家人……」

就這樣，一個五十多歲和一個快要五十歲的兩個中年男士，手裡拿著無線麥克風，一同唱起【我們都是一家人】。濛濛細雨中，他們走到淡水碼頭前，背對著淡水河，面向著攝影機的鏡頭，嘹亮的歌聲也跟著伴唱帶的音樂響了起來。來來往往的路人，紛紛看著他們，店裡在座一位早先前來「留影留聲」的男士，也跟著歌聲的節奏，愉快地跳起舞來。

唱著唱著，就在高歌一曲的短暫時光裡，他們彼此暫時忘記了目前事業上、生活上的種種困境，只記得好友的歌聲充滿淡水河岸……




備註：高子洋「淡水小店---留影留聲」位於淡水鎮中正路101號後棟。

台灣價值．創作活泉

---訪談心情燒錄

◎文．邱斐顯

 七、原住民歌手街頭獻藝

原住民民謠歌手高子洋，則是我一直很想做的訪談人選之一。蓋世在台北市議員任內，非常關心原住民的議題。他曾經辦過的幾次大型餐會活動，高子洋向來是我們不可或缺的重要嘉賓。

高子洋在1999年出版的《實話實說---阿里洋的歌系列》CD專輯裡，收錄著他的創作歌謠------《我們都是一家人組曲》。這片CD，伴著我女兒佳盈從幼年走到童年。我們把這片CD放在車裡，一家三口常常在車裡跟著他的歌聲大聲唱。聽那粗獷高亢的歌聲，「……熱熱的青年，漂漂的姑娘，成長在美麗的福爾摩莎……你的家鄉在那魯灣，我的家鄉在那魯灣，從前時候是一家人，現在還是一家人，手拉著手兒肩並肩……」從歌聲中，我們雖然可以體會到高子洋的活力，熱情奔放，但也聽得出來，他對生存環境的鬱卒，深深感慨。

2002年初，蓋世想自我充實，跑去俄羅斯，申請莫斯科國立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班課程。除了經常往返莫斯科之外，蓋世也常到政治大學去旁聽或參加研討會。他在一次學術研討會，認識了俄國教授祈諾娃。她來台任教於政治大學俄文系。之後，我們一家人常與祈諾娃教授私下聚會，有時是一起吃吃飯、聊聊天，有時一起外出到某些景點，蓋世希望她在台灣任教的期間，讓她多了解台灣的人文景象。

祈諾娃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教授，嬌小的身材，一頭金黃色的短髮，兩眼炯炯有神，但是笑容可掬，年紀五十多歲。她笑著用英文對佳盈說：「我可當妳的阿嬤了，我的外孫女都已經十二歲了，而妳只有七歲。」她完全不會中文，和她相處時，蓋世以英文、俄文夾雜著和她交談，我和佳盈則是全程與她用英語溝通。

2003年 11月 29 日，蓋世和我帶著佳盈，陪著祈諾娃教授，到淡水的漁人碼頭走走看看。那一天，天氣很冷，空曠廣闊的漁人碼頭，颳起風來冷颼颼的。我們在碼頭餐廳用完餐之後，四個人頂著寒風，頭上的帽子、頸上的圍巾、身上的夾克，能圍的圍，能包的包，一路穿過陣陣強風，慢慢地走回公園停車場。這樣的天氣與冷風，讓祈諾娃想念起她的莫斯科。

我們走著走著，遠遠地就聽到一陣原住民嘹亮高亢的歌聲，漁人碼頭的公園，不時迴響。我望前一看，詫異地問蓋世道：「咦？那不是高子洋嗎？他在現場演唱？」

 
「走，過去和老朋友打打招呼！」蓋世就快步前行，往高子洋的攤位走去。我們三人尾隨在後，一起走向高子洋。在這個地方不期而遇，我們彼此都很高興。蓋世和高子洋熱絡地寒暄問候著，同時也向祈諾娃教授介紹高子洋。高子洋圓圓的臉上，戴著一隻長長、方方的太陽眼鏡，頭上戴著一頂白色的無邊帽，帽緣鑲著原住民族特有的圖案和色彩的滾邊。他看到了我們，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祈諾娃教授就在他們兩位男士言談時，好奇地問我有關高子洋的事，她對這樣一位聲音動聽悅耳的原住民歌手，竟會出現在一個空曠廣闊，但人煙不多的海邊公園，覺得不可思議。「以他的條件，不是可以在人多的地方演唱才對嗎？」她不解地問。當時，我只能以我對高子洋有限的了解，粗略地向祈諾娃教授介紹高子洋的背景。

高子洋有著豐富的人生歷練，創作了許許多多膾炙人口且動人心弦的民謠歌曲，如名噪一時的「我們都是一家人」。時下有線電視台綜藝節目裡，有些流行歌手，只求外貌不求歌藝，追逐流行品味卻沒有真正內涵，相形之下，高子洋是多麼的與眾不同。

然而，因為他不走商業路線，不討好主流媒體，也就沒有經紀公司來為他包裝形銷，以致於他必須很艱苦地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縱使如此，他的心中，還是不時想著「族群融合」的問題，甚至自己經濟上再窘困，也仍為這個目標而努力。他的這些特質，常常觸動著蓋世和我，這也是我們希望可以安排與高子洋訪談的原因。

2006年 1月 30 日，我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他，試著邀請他接受我的訪談。等我連絡上高子洋之後，蓋世與他簡短寒暄。這時，距上次蓋世在 2004年 5月 19 日所辦的大型餐會，已有一年九個月的時間了。蓋世告訴高子洋，我想邀他接受訪談。他很樂意接受訪談。我們接著討論著用什麼方式做訪談。 
 

「妳可以來淡水呀！」他誠懇地邀請我。但是，基於某些個人理由，我還是向他表明，希望用電話長談的方式，完成這次專訪。原本我們打算以電話訪談，後來，不知如何聊起來，我們發現雙方都有 Skype 網路電話帳號，我們最後決定以 Skype 網路電話來進行訪談。

這是我訪談以來，第一次使用這麼現代化的科技產品。網路電話跟普通電話不同之處在於，靠著電腦旁邊的麥克風，我們雙方就能對談，讓我省去用手拿著話筒的麻煩。我不用擔心一手持著話筒，另一手還要忙著寫筆記的困擾。我們透過 Skype 網路電話，暢談了近兩個小時，不但省時又方便，連電話費都省下了。

訪談結束後，我請高子洋協助提供照片，他卻傳給我好幾個圖片的壓縮檔案。學藝不精的我，內心暗唸：「糟了，怎麼打開？」我只顧專注著在有限的時間內，趕緊把文章趕出來，卻沒時間去研究圖片檔案如何處理。我弄得一身汗，還是望著壓縮檔案無可奈何，罷了，這個問題還是交給雜誌社美編去解決吧！ 
 

有趣的是，2006年 2月 5 日，就在我交稿前夕，這個「圖片壓縮檔案」的問題，竟然經過了數個月後，我當訪談李勤岸教授時，又再度狹路相逢。而這次，我逃不了了，只好硬著頭皮，電腦桌前，埋首苦幹。最後，竟讓我解開檔案了。不過，我是怎麼解開壓縮檔案的，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叫我再做一次，恐仍難逃失敗命運。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5離職出走（上） 

一九八七年三月初，長期的雜誌社工作，使我產生了職業倦怠症。 

 

我曾經在報紙上，剪下了一則感人的新聞，有一位美國的殘障青年，他叫做傑夫基斯（Jeff  Keith），他一隻腳自膝蓋以下切除，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感到自卑、自憐，反而裝上了義肢，積極復健，而後他立下雄心，要以單腿橫跨美國，在許多朋友及熱心人士的支持下，他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一步一腳印，完成了這段橫跨美國之舉。

 

這個小故事，使我非常感動，也增加了我的信心。我有點徬徨，不單單因為工作壓力太大，也不單單是因為鄭南榕的工作狂與他的脾氣，叫我無法適應，最主要是，我一直有個想法，為什麼我老是要拿筆，專門批評統治當局或反對運動領導階層呢？難道，我只能在方格子裡，去翻翻反對運動稻田裡的土壤嗎？為什麼我就不能走出來呢？


我在三月四日的日記裡，寫下了這段話： 

 

　　　　「我的世界太窄了！

　　　　　除了雜誌，就是雜誌，難道不該追求些別的嗎？」


我以前一直有個夢想，我要走遍台灣，去認識台灣的每一塊土地，上山下海去聽聽台灣人民的心聲。像傑夫基斯那樣的殘障青年，他能單腿橫跨美國，而四肢健全的我，又為什麼做不到呢？…… 


 

三月八日星期日下午，我陪同家人去基隆八斗子的忘憂谷，難得有個禮拜天，又是三八婦女節，我跟哥哥們就帶著我媽去北海岸，過一個下午看海的時光。

那天晚上，我正要好好的上床睡覺時，突然電話鈴響，一看看時鐘，已經半夜十二點了，嘴裡正嘀咕著，是誰又要吵我清夢，一接電話，又是鄭南榕。

「昨天，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佇彰化遊行，結果，彰化團管區司令金夢石他不准咱舉旗仔，煞發生衝突，……你趕緊咧，寫一篇聯合質詢稿，咱通乎立法委員，提去立法院，……」

「好的，……我馬上就寫！……」我很不情願的答應了下來。我想，他大概不知道現在是幾點了，也沒有去體會到我也需要有休息的時間，不能二十四小時都是政治、政治、政治！我實在很憤怒，氣他為了一件並不緊急的事情，而深更半夜打攪我難得的家居生活。以前，我身上沒有掛呼叫器，還羨慕別人，看到他人身上有個嗶嗶作響的呼叫器，嗯，很現代，可是，來自由時代雜誌社上班，我們採訪組幾位成員，身上都戴著呼叫器，這下子我才叫苦了，因為鄭南榕經常熬夜，脾氣一來，有時不管三七二十一，深更半夜也呼叫你，你若回了，一晚的寧靜可能泡湯了，你若不回，第二天，他就會問你，「昨晚你去那裡了？」，後來，我學乖了，夜深了，就趕緊把呼叫器關掉，甚至電話鎖起來，免得又有一位總編輯，半夜來跟你「魔音穿腦」，讓你輾轉反側不成眠。

我好想向鄭南榕提出辭呈，但一直不敢開口，看到他那樣日以繼夜的工作，看到他以無比的毅力，一步步的開拓台灣獨立的言論自由空間，我實在不敢向他說，「NYLON，我欲走啊，你家己擱去找人。」，……。 

三月十三日晚上，我窩在自己的房間，讀了幾個禮拜的《卓別林自傳》，終於看完了。卓別林這位喜劇大師，我看了他的傳記之後，有很多感觸，他不單單只是一個笑匠而已，他還有多采多姿的一生。下面這段話，我再三的深思，感觸良多，我把它抄在我的日記本上： 

「我一向堅信，幸與不幸，就像天上的雲彩一樣，隨風飄來，不期而至。

　　 因為知道這一點，每當我遇到惡運，我不致於驚駭過度；
好運當頭，我依然會驚喜交加。」

既然人生的際遇，如同天上的雲彩，幸與不幸，功成名就或落魄潦倒，都不是絕對的，那麼，我還怕什麼呢？我還擔心什麼呢？我還在意什麼呢？我還眷戀一份雜誌社的薪水嗎？我為什麼還要繼續拿著一枝筆，不斷的在桌上爬格子、爬格子、爬格子？為什麼不張開眼睛，離開台北，到全島各地，去尋找台灣的生命力呢？

有一天，我告訴一位朋友，說我想效法當年的甘地，他從南非返回印度時，走遍印度大鄉小鎮，去了解印度人民的生活，去聽聽人民的心聲。結果，我那位朋友聽了哈哈大笑，而說道：「印度是印度，台灣是台灣，你啊，你走不了全島的！」

我也不想跟他辯駁，對方笑的也對，畢竟，全島行軍也罷，或環島行腳也罷，苦是苦了一點，只要有毅力，烏龜也走得到終點的，問題是，我要做全島性的抗議行軍，過去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若我首開此例，統治當局，會容忍這樣的行為嗎？我也不知道。 

三月十六日星期一，我一到自由時代雜誌社，馬上當面跟鄭南榕提出辭呈。因為雜誌社同仁已經有人跟他提到了這件事情，所以他聽到我說不幹了，臉上並沒呈現詫異的表情，他還是那張沒有變化的臉，只是淡淡的說：「辭職不准，你可以休息，不用寫稿，但薪水照領。」

我不想接受這樣不工作，又可領薪水的特殊待遇，我執意要辭職，但又熬不過他的要求，我只好退一步說，好吧，我休息一個禮拜，他還想跟我理論，那時我的胃不太舒服，我就說胃很痛，我要走了，便匆匆的離開他的辦公室，提前返家。 

台灣價值．創作活泉 

---訪談心情燒錄

◎文：邱斐顯 

六、台灣聲樂家的傳記，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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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亞芬的訪談文稿完成後，蓋世接著建議我，去訪問台灣著名的聲樂家曾道雄教授。我難以置信地問他：「我不懂聲樂，怎麼去訪問一個聲樂家？」
 

「我們以前曾經和曾道雄一起吃過飯，聊過天，妳對他也不是完全不熟啊！」
「但是聲樂這門領域，我是門外漢，怎麼提問題訪問他？」想到這麼專業的領域，我心裡惶恐起來，這畢竟非我所長。

 

蓋世笑著對我說道：「妳知道我喜歡聲樂。我唸建中的時候，想參加合唱團，才試唱沒幾秒鐘，就被老師制止，還指明我的唱音不準。但我就是喜歡。我買了花腔女高音卡拉絲的傳記，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華洛帝傳記，以及卡瑞拉斯的傳記。妳記得吧！」

 

沒錯，蓋世的音感不佳，拿起五線譜，只會發呆，唱起歌來，常常會走音，但他卻酷好聲樂，愛讀一些聲樂家的傳記。尤其在1997年12月初，當台大醫生陳耀昌宣判我得到血癌時，蓋世更不時拿卡瑞拉斯抗癌成功的例子來鼓勵我。卡瑞拉斯也是得血癌，後來，他接受自體骨髓移植，終於讓病情完全緩解。後來，帕華洛帝邀他及多明哥，三人聯袂登台世界杯足球賽，創造「三大男高音」的傳奇。

 

「聲樂方面的專業領域固然重要，不過，他們感人的故事，人人愛看。我曾和曾道雄老師談過幾次，我覺得他很值得報導。」蓋世一再鼓勵我嚐試採訪曾道雄教授，為此，他主動幫我打電話給曾道雄，並說服他接受訪談。

 

蓋世八年市議員任內，利用餘暇，拜師學藝，學習他所喜歡的聲樂。蓋世常常帶著我和佳盈，一起去找歐秀雄老師（筆名官不為），為的就是學習一些聲樂、發聲的基礎。歐秀雄老師本來學的是建築，卻因喜歡聲樂，而半途轉入聲樂界，並拜曾道雄教授為師。

 

歐秀雄因一九八○年代就投身參與民主運動，不但在風聲鶴唳的黨外時期，為民進黨設計黨旗，也因編寫《勇敢的台灣人》而聲名大噪。一首《勇敢的台灣人》在解嚴前後，可說是街頭運動的靈魂之歌。因為這些緣故，歐秀雄的故事，吸引了不少新聞媒體，一些新聞雜誌對歐秀雄也時有報導。

 

蓋世建議我邀曾道雄教授接受訪談時，我不禁想到，「沒錯！除了聲樂的專業之外，台灣本土的文化界，似乎還沒有人為曾道雄教授做過一個深入的訪談報導。」蓋世又強調：「妳告訴曾老師，我看過很多世界知名的聲樂家傳記，但是，一本有血、有淚、有奮鬥、有熱情的台灣聲樂家的傳記，我走遍重慶南路書店街，找不到半本。我期待，將來，曾老師應好好的挪出時間，寫下自己的傳記。」抱持著這份信念，我開始與曾道雄教授接觸，並安排訪談時間。

 

「曾老師，您用電腦嗎？」我問。他是退休的聲樂教授，我沒有把握他一定會使用這些現代化的科技產品。 
「用啊！」他答。 
「有自己的電子信箱嗎？」
「有啊！」 
「您可以先傳一些與您有關的資料給我參考嗎？」訪談前，我打算先熟讀他的資料，以便我提問題做訪談。 
「可以呀！」他很爽快地答應著。

 

沒多久，曾老師就以電子郵件，寄了一些附加檔案給我，其中有好幾個文字檔，裡面的文章都是他自己寫的。我很詫異，於是拿這件事來「虧」蓋世：「你已經很難能可貴了，不當市議員之後，還這麼拼命學電腦。不過，曾老師他已經退休了，中文輸入竟然這麼厲害。」

 

「你問問曾老師，他到底用什麼中文輸入法？」蓋世說道。他為了用電腦，不得不土法煉鋼地猛學「注音輸入法」。有時為了省點時間，蓋世總會央我幫他打中文，因為十多年來我已習慣使用「嘸蝦米中文輸入法」。用「嘸蝦米輸入法」的好處，不但速度快，也省去我常搞錯注音、打錯字的麻煩。

「曾老師，蓋世和我都很好奇，您到底是用什麼中文輸入法？注音嗎？」
「我啊，沒有啦，我是用『手寫板』輸入中文的，把『手寫板』掛在鍵盤旁，直接用手寫中文，然後輸入電腦，就成了你看到的文字檔案了。」原來曾老師用的電腦軟體，比我們猜測的更人性化。
 

曾道雄是個退休的聲樂教授，但他運用電腦科技，取得資訊，傳遞信件的功力，卻一點也不落人後。這種精神，不但令我欽佩，也值得我學習。坦白說，台灣文化界有一些文字工作者，二、三十年前是寫作、採訪高手，現在正值青壯年紀，而且仍在文字工作領域上活躍，他們卻沒有自我提昇寫作上的硬體與軟體科技，以致於文字創作後，常要依靠別人的幫忙，來把自己的文字電腦化，說來實在可惜！

 

「曾老師，你的信裡有個字詞，我一直覺得怪怪的。『……向受難家屬致烹。』什麼是致烹？」這個字詞使我霧煞煞。
「啊，那不是『致烹』啦，我寫『致意』，電腦辨識成『致烹』。」曾老師向我解釋。這樣的電腦軟體，偶爾出現這樣好笑的小差錯。

 

從他傳來的資料中，我發現，原來，曾道雄教授並不只是一個學院派的「聲樂教授」，他身兼樂團的指揮、編劇、導演等角色於一身。更重要的是，除了音樂，他對台灣社會，還有非常深切的「人文關懷」。他的這些特質，過去少有報導，我也因此自我期許，希望能把曾道雄教授的個人特質，透過這次訪談，忠實呈現出來。 

以下附上曾道雄教授電子郵件來函：   

邱小姐：  
 

謝謝您兩次的Fax.為了籌辦2006莫札特250歲紀念音樂會，真是忙得不可開交。一直未給您回音，真抱歉。

 

玆先簡要回答您提的幾個問題，再附上拙文數則，文中直言之處亦請鑒諒。 

 

1.我生長於大戰末期的彰化田中鄉下，唱歌學樂除了環境絛件較差之外，亦得大自然田園之賜，家裡讓我自由發揮，可謂幸運。

 

2.在東京是應聯合國難民總署之請，為非洲飢餓兒童而唱；1994第一次為二二八慰靈主辦音樂會，並邀當時的李總統出面首次在會中（國家音樂廳）向受難家屬致意。 

 

我在小學五年級看到級任老師坐二二八的黑牢。我個人在1977年任教師大，因為拒絕在老蔣追悼音樂會的清唱劇【長相左右】[陳茂萱作品、張大勝指揮]中，擔任蔣介石的角色，受到政治打擊，最後幸獲音樂界的相助而保住教職，並准予修假到維也納進修一年。但也讓我對學術及人權的迫害深惡痛絕。這也是我當年突破禁忌舉行二二八紀念音樂會的原因。 

 

但這一切比起蓋世兄、以及民主前輩的犧牲奉獻，實在微不足道。……                                                                                                                                                                                                                             

曾道雄  敬上 
16.01.2006.

訪談曾道雄教授的文章完成後，我深覺受益良多。一來，由於他的故事，相當感人；二來，他的故事，鮮為人知；三來，他酷愛文學，雖然他擅長聲樂，不過他的文筆相當好，寫完這篇訪談稿之後，我自覺為了精確捕捉曾道雄教授的風格神韻，我筆下的功力也大有增進。
 

那次訪談時，他告訴我，他所創作的青少年歌唱劇【稻草人與小偷】，將於2006年8月在日本演出。訪談後的數個月，2006年7月，我寄了 E-mail去關心他這齣戲劇的演出。結果，他的回信不但出乎我的意料，也給了我莫大的鼓勵。原來，網路的功能這麼神奇，日本人做事態度這麼認真，下面所附的來函，便可得知。

蓋世兄嫂如晤： 

謝謝賢伉儷的提醒和鼓勵。 

今天「西日本新聞社」(其早報就已突破90萬份)駐台代表，來看我們排練並作訪問。您們知道嗎？他們準備的功課，居然是由網路下載的斐顯的那篇關於我的報導，真令人感動，也佩服日本的敬業精神。
 

曾道雄
18.07.2006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4 海外台灣人運動（下）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台灣革命黨」於紐約宣佈解散。當時台灣革命黨主席是洪哲勝，副主席是許信良，一般島內人士，都不太清楚這個黨究竟是什麼黨，後來又為什麼要宣佈解散。三月二十五日，鄭南榕一大早就打電話給我，叫我越洋專訪洪哲勝。
 

當天下午，我聯絡到了洪哲勝，說明了我訪問的主題，我直接就問：「國民黨還沒倒，為什麼就要自我解散台灣革命黨呢？」
 

他講了一些原因，可能涉及到海外台灣人運動的分分合合，內幕我也不太清楚，我最有興趣的，就是繼續追問：「你要放棄台獨嗎？」他馬上答道：「我們現在講民主自決，不談台獨。」
 

做完了洪哲勝的專訪，我更下定決心，要到美國去走一趟，畢竟，海外的台獨運動，理論是什麼？如何實踐？我都不清楚，而有些政治訴求，例如，「台灣人出頭天」、「自決救台灣」、「台灣人走台灣路」等，其實講的都是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國。可是，在台灣，台獨是國民黨當局最高的言論禁忌，台灣的前途與命運，他們不讓人民在免於恐懼的環境之下，公開的討論，就因如此，我就愈想把它搞個清楚，愈想把它擺上講台，讓人民各吐心聲。
 

這裡，附帶提一件趣事，四月十三日，洪哲勝從美國送來一張傳真信給我，他署名「楚也」。他還自己引經據典的說明：「亡秦者，楚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哦，原來，他把國民黨比做秦朝，把自己比做亡秦的楚國，所以用個筆名「楚也」。接著，他提到我的名字，又補充說明：
 

　　　　「楚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

　　　　　蓋世，楚（霸王）也！」
 

由洪哲勝的筆名，我可以體會到，海外台灣反對運動人士，那種流亡海外，有家歸不得，想要返回故鄉，打倒國民黨政權，卻踏不到家鄉的土地，找不到可以使力的戰場，那種無奈，那種悲憤，那種痛苦，簡簡單單「楚也」兩個字，道出了其中的心酸……。


三月三十一日，我訪問到了「世界台獨聯盟」副主席許世楷">席許世楷博士。他是我台大政治系的學長，後來赴日留學，投身日本的台獨運動，成為國民黨的黑名單，而有家歸不得。在整個訪問過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再的強調，「我們堅持革命路線」。這篇訪問稿，可以說是在當時國內的報章雜誌，首度以大篇幅，把「台獨聯盟」領導人的政治主張，完整的報導出來。刊載這樣的報導稿，依當時的政治言論標準，形同「為叛亂團體宣傳」。
 

我知道，鄭南榕是要拿這樣的訪問文章，來試探統治當局的忍耐限度。我把那篇訪問專稿寫完了，我笑著對鄭南榕說：「好啊，煞落來，我想欲訪問你，來談談台灣獨立，好否？」他裝著一個苦瓜臉，笑著答道：「拜託咧，你嘸通害我！」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我終於聯絡到上國民黨的頭號敵人，也就是長期領導台獨聯盟的 張燦鍙博士。因為他行蹤不定，為了聯絡他，我可花了一點心血。我把預先擬定的問題，打了傳真出去，給海外某個聯絡的人，等了好久，才得到回音，知道他願意接受我的專訪，我就感到非常興奮。凌晨十二點十分，我在雜誌社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說道：

　　「我是張燦鍙。」

　　「你好，我已經等你足久啊！」
 

我懷著興奮的心情，一手抓話筒，一手抓筆，快速把他的話寫了下來，又反覆的問他，「你講的，敢是按呢？」，以便確定對方的講話原意。就這樣，我從凌晨十分一直訪問到一點二十五分，整整一小時又十五分的越洋電話，讓我感受到的，他是一個思維清楚的讀書人，而不是紅毛綠眼的土匪頭子。還有，他講了一口道地的台灣話，許多政治或經濟上專門的術語，能很輕鬆的，以台語表達出來，這一點，就叫我佩服不已，因為當時的我，台語很菜，無法流利的唸報紙，更不用說即席的台語演講。
 

整個訪問，張燦鍙強調一個重點，他說：「海外台獨聯盟，要走比民進黨更堅強的路線，這樣獨盟就成了國民黨的首要打擊對象，而間接的保護民進黨。」
 

張燦鍙在一九八七年所說的話，時隔四年之後，也就是一九九一年，島內爆發了獨盟事件。當時的民進黨已經通過「台獨黨綱」，而台獨聯盟更是台獨的招牌老店，可是，國民黨當局為了鎮壓，逐漸高漲的台獨運動，就先拿獨盟領導人士開刀，將他們逮捕下獄，而放過民進黨的領導階層。一九九一年的「獨盟事件」，果真應驗了張燦鍙四年前的預言。
 

話說回來，我做完了張燦鍙的專訪，雜誌社的編輯部，非常重視這篇訪問稿，而鄭南榕本人更是關心。最後我們將這篇名專訪的標題訂為「建立東方的瑞士」，並且以封面故事刊出。
 

雜誌社有位同仁問：「會不會因為這篇，而吃上官司呢？」

「應該不會吧！」我自我安慰答道。
 

讓台獨聯盟的首號領袖張燦鍙，直接透過《自由時代》，向台灣人民宣傳台獨主張，這是一個創舉。鄭南榕不去擔心，他會不會再度入獄，完稿的那晚，我又看他咧著滿嘴薰黑的牙，咬著一根香菸，在編輯室裡走來走去，心情好像特別高興，一副那種「老神在在」的態度，有事，我來擔，其他的，你們只管去做吧。
 

我們所擔心的事，並未發生。那事直到後來，《自由時代》刊登了許世楷博士的新憲法，國民黨當局再也不忍不下了，才決定把鄭南榕當做叛亂嫌犯，移送法辦。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4 海外台灣人運動（上）

一九八六年，從許信良在海外推動「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開始，我就對海外的台灣人運動，有很大的興趣。
 

過去，國民黨當局告訴我們，在海外搞台獨的，是叛祖背宗的暴力份子，是為害台灣安定的不法份子。美麗島事件之後，我曾經在電視上，看到一則政府的宣傳相片，上面是一張台獨聯盟領袖張燦鍙的相片，模模糊糊的，隱隱約約看出來，好像是一個紅毛綠眼，獐頭鼠目的土匪頭子。那時，我一看，除了不了解台獨運動是什麼，直接的印象是，「好可怕喔！」

 

一九八六年，島內的反對運動，先是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再來就是成立「民主進步黨」，這兩波重大事件，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國與日本的台灣同鄉，激起了很大的迴響。這段時間，我也陸陸續續的透過越洋電話或傳真，與海外的台灣同鄉積極聯絡。那時，我心裡一直有個困惑：「為什麼政府口中的通緝犯，卻是說起話來彬彬有禮的博士，或是大學任教的教授？」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有一個異想天開的計畫，那就是，我想要到美國去，以三個月，或半年的時間，寫一本「海外台灣人運動」的書。我說是「異想天開」，那是因為我根本沒有多餘的錢，供我去美國一趟，奔波各地，採訪撰稿，那時，我每個月賺來的薪水，繳繳房租，交給我媽生活費，身上放一些零用的，所剩就不多了，別說是買一張飛機票，甚至留在美國幾個月。

 

「這項寫作計畫，有人會支持我嗎？」我想了一想，「為什麼不說出來呢？只要是夢想，就要說出來，就要去做，曾經有人講過，『偉大的夢想，要經年累月才會實現的。』，既然是這樣，我總得找一個人，把我的夢想說了出來吧。」

 

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我鼓起勇氣，打電話給當時擔任「海外組織」發言人的許丕龍，我跟他說，我有這樣的計畫，不知道海外那方面，那裡可以獲得這樣的經費贊助。聲音極富磁性的許丕龍，二話不說，很爽朗的答道：「真好，我會甲你鬥想看覓。」

 

我很感謝他的熱心，不過，我再補充一句道：「丕龍兄，但是，我已經對外宣佈過，台灣若無解嚴，我就絕對無欲出國。」越洋電話線那端，傳來爽朗的哈哈笑聲，許丕龍連聲說道：「我了解，我了解！……」

 

其實，我那時的心裡很矛盾，我是很想到海外，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開拓一下視野，免得自己像井底之蛙，可是，自己講出的誓言，我又不得不守住。

 

一月二十一日，我在外頭忙了一天，直到晚上十一點四十分，才踏進家門，我媽媽面色驚慌的，馬上對我說道：「電視有報出來喔，有一對姓蕭的立法委員尪仔某，伊們乎人槍殺，我真驚你也去遐……」

 

我連忙安慰她道：「無啥米代誌啦，免煩惱，彼件甲錢有關，甲咱反對運動無關係啦，……即馬，時代無仝啊！……」

 

真的是時代不一樣了，以前，我還聽過這樣的故事，有兩位台大學生，暗中計畫籌組反對黨，事情爆發了，結果呢，雙雙就從台大校園裡失蹤了。不過，自從黨外的力量逐漸興起，再加上民進黨成立了，國民黨當局要整肅一個異議份子，不再像過去那樣的粗魯，至少也要撲撲司法的「粉底」。雖然如此，老人家看到電視上，發生政治人物遭到槍擊的事件，放心不下，總是難免。

 

對我而言，這些都不算什麼，如果，我每天老是再擔心，發生什麼意外，那麼，我怎麼能夠集中精神，去追求我的目標呢？

 

既然暫時出不去，於是，得到總編輯鄭南榕的支持，我計畫一系列的專訪，越洋訪問海外台灣人運動領袖，從一九八七年三月一直到四月，《自由時代》大幅度的刊出許世楷、彭明敏、洪哲勝、陳唐山、張燦鍙等人的專訪。

 

島內的反對運動，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成立之後，終於告一個段落，而反對運動人士，下一波的目標，是要求解除戒嚴，這也是新生的民進黨，所接下最重要的棒子。但是，台灣獨立這個議題，國民黨政權禁令高懸，少數的反對運動領袖，只能在私下的場合，相互交換意見而已，他們不得也不敢在公開場合，訴諸民眾。

 

這階段的《自由時代》就扮演一個衝破「台獨」禁忌的火車頭，一篇又一篇的海外運動人士的專訪，台灣獨立的主張，開始流入島內的反對運動人士，及廣大的讀者群。

 

三月十一日，我聯絡上彭明敏 教授。訪問中，我直接問他：「彭教授，你何時才會返來？」

彭明敏很感傷的答道：「我老母佇一九八五年過身，我想欲返去，伊們無欲乎我返去，所以，我也無法度返去見我老母，……我是一個通緝犯，……」。  

（未完待續）

告別白鷺鷥盧修一（1941～1998）

◎ 文字整理：邱斐顯 
           《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執行編輯  

◎ 本文摘自《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1975~2000年》下冊，p.256~257

盧修一一生最感人的地方，是他的愛心與正義感。他參政的目的，是「以知識份子的良知拿回台灣歷史之詮釋權」、「以實際行動用心愛台灣」，進而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他參政的態度是，「正直、專業、清廉」。他終其一生，貫徹了「台灣第一、人民做主、弱勢優先」的政治理念。

在學術上，盧修一是一個擇善固執的政治學教授。在推動民主運動的過程中，盧修一是一個熱情浪漫的政治家。在國會殿堂中，盧修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頑童。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盧修一用心熱愛家人、熱愛鄉土、熱愛台灣。盧修一抱著「為了照顧弱勢人民、申張社會正義」的理念而從政。他喜歡自喻為一隻「白鷺鷥」，在立委任內也提攜了不少後進，更成立「白鷺鷥連線」，後又成立「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致力推廣台灣本土文化與音樂。

盧修一，1941年生於台北縣三芝鄉北新庄。六歲喪父，家境困窘。政治大學畢業、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1969年，獲得法國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75年返台，受聘於文化大學政治系專任副教授，並兼任行政管理系主任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1983年1月，盧修一在文化大學政治系主任任內，因與台獨前輩史明通信，而被懷疑涉嫌台獨案件，遭警備總部羅織罪名，由調查局逮捕後，被判三年感化教育，於1983年3月起拘禁在土城的台灣仁愛教育實驗所。1986年3月期滿出獄後，獲聘為清華大學副教授。1988年，應民進黨主席姚嘉文的邀請，出任民進黨外交部主任。

1989年立法委員選舉，盧修一決定在自己的故鄉台北縣參選立委。他加入「新國家連線」，與連線成員共同提出「建立東方瑞士」的台獨政見，以新國家建築師自許，並以第一高票當選。至1995年為止，盧修一連選連任三屆立委，先後獲社運團體、國會記者及媒體民調評鑑為表現優異的立委。任內尤以擔任法治、內政委員會召集委員，折衝議壇，推動法制民主等法案，促進議會民主政治之發展，績效昭彰，時論譽美。

由於台北縣的民進黨支持者很多，盧修一又樂於提攜後進，因此他和新潮流系的子弟兵共組「白鷺鷥連線」，以「正直、專業、清廉」作為聯線成員參選公職的基本需求，不斷協助民進黨累積地方上的資源。賴勁麟、李文忠、林錫耀、陳景峻、陳世榮、陳文治、沈發惠等人都是他帶出來的「小白鷺鷥」。

1993年，盧修一與他的妻子——音樂家陳郁秀女士，成立「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致力推動本土文化，整理台灣音樂史料、出版及發表等等工作。1995年，「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舉辦「台灣音樂一百年」系列活動，成果豐碩。

1995年，盧修一發現罹患肺腺癌之後，進入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接受治療。在三年艱辛的抗癌路上，盧修一始終不改其達觀開朗的個性，憑著堅毅的意志，勇敢面對癌症。1997年7月24日，熱愛台灣的盧修一，不顧身體的病痛，堅毅地完成其生前攀登台灣第一高峰「玉山」的願望。

1997年11月28日，台北縣長選前之夜，因為接受癌症化學治療影響視力、聽力、平衡感的盧修一，不顧醫師的勸阻，親自出席台北縣長候選人蘇貞昌在板橋市的最後一場造勢晚會。

由於一來感慨自己無法再為選民服務，因病不得不放棄參選台北縣長的夢想，二來擔心國民黨在台北縣的選情看好，將剝奪民進黨繼續在北縣執政的機會，在競選演講台上因病而顯得弱不禁風的盧修一，突然向在場的數萬群眾，演出「深情一跪」，拜託選民為蘇貞昌拉票。盧修一的「驚天一跪」，透過當晚的電視新聞不斷地重播，深深地感動了台北縣的選民，也扭轉了當年台北縣的縣長選情。

1997年底病危時，盧修一仍不忘關懷器官移植患者，因而囑咐他的夫人陳郁秀積極舉辦「關懷生命、關懷社會」的慈善音樂會，以推動國人捐贈器官之觀念，更呼籲政府將此醫療行為納入健保。1998年7月1日，此案終於正式納入健保。

1998年8月6日，努力與癌症搏鬥數年的盧修一，安詳地走出人生的舞台，步入台灣歷史之中，留給敬愛他的台灣人民無限的追思與懷念。 

深情之愛----懷念盧修一立委

盧修一生前的頭銜很多，但是在我認識他的十年裡，我習慣以「盧教授」來稱呼他。從我踏入社會的第二年，一直到我結婚、生子、甚至面臨重大病變，盧教授一直給我莫大的鼓勵和幫助。幾天前，從我的一堆結婚照片中，翻出兩張陳郁秀老師用筷子餵盧教授吃湯圓的照片，看得真的叫人不得不感傷。 

一九八八年五月，「五二○事件」剛過，我進入當時民進黨的機關刊物------《民進報》（周刊）工作，擔任採訪編輯。那時候，盧教授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外交部主任。我們彼此曾經共事了一段時間。在所有的黨務工作人員中，盧教授是少有的一個職稱雖高，卻能放下身段，和我們這群年輕的刊物編輯們打成一片的「主任」。 

一九八九年，盧教授決定投入選舉行列，在他的故鄉台北縣參選立委。那年，民進黨中央黨部的不少幹部都投入選舉，我因工作之便，就近參與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的台北市議員選舉陣營。從黨外參選的經驗而言，反對黨的選舉向來首重文宣。盧教授則找江蓋世做為他的文宣大將。
 

蓋世和我在一次餐會中認識，接下來，我們一邊忙助選，一邊談戀愛。選舉結束後，皆大歡喜，上榜者眾，落榜者希。這是解嚴後第一次選舉，民進黨在國會的勢力大增。盧教授更是以台北縣第一高票拔得頭籌，從此展開他的政治生涯。






一九九○年初，我加入新國會聯合辦公室，擔任盧修一、葉菊蘭、洪奇昌、戴振耀等立委的聯合助理。於是我有更多機會和盧教授共事。一九九○年中，我決定到英國進修社會學碩士，盧教授則以留學歐洲的經驗，鼓勵我出國深造。
 

一九九一年，我拿到碩士回來。然而，我和蓋世之間有了波折，我們分手了。 盧教授知道後，怕我被失戀的心情擊倒，故意安慰我說：「不要太難過！有失敗的經驗也不錯！我是失戀後才認識陳郁秀老師的，妳看，『好康的，都在後壁！』」


一九九三年，我和蓋世克服了一些感情波折後，決定重新開始我們的交往。有一回，我和蓋世去看一個畫展，碰巧被盧教授和陳郁秀老師遇上了，盧教授笑著問我們說：「你們又在一起了啊？」就這樣，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和蓋世的婚禮上，便請盧教授和陳老師當證婚人。

由於和盧教授熟稔，盧教授在一九九二年與一九九五年競選二、三度立委連任前，打算出版他的書時，蓋世、我，和小邱都成了他的最佳編輯人選。一旦我們答應幫盧教授編書，他幾乎是完全放心地交給我們編輯。《蘆葦與劍》、《白鷺鷥之歌》、《盧修一問政選集》，與《盧修一的性情世界》等書，就是這樣由小邱、蓋世和我，與盧教授的助理們共同完成編輯工作的。 

一九九四年，蓋世第一次參選台北市議員。盧教授對蓋世的幫忙不餘遺力，幾乎到了無役不與的地步，只要事先告訴他，他再忙也會抽空出席。蓋世順利當上議員之後，陸陸續續辦了好幾次募款餐會，盧教授每次都是餐會的席上貴賓。



一九九六年五月，我在仁愛醫院生產。雖然生產不是生病，但這畢竟是我生平第一次住院。雖然最親近的家人都來關心，我卻很想見見住在離醫院很近的盧教授和陳老師。我打電話到他們家去留話，以為他們忙，頂多回個電話就夠了，沒想到盧教授和陳老師真的撥空來看我。「開始當父母了，以後要操心的事多得很呢！」

其實，我們不是不知道盧教授的病。只是，我們越熟稔，越不知如何啟口問他病況。誠如一些好友說的，「問也不是，不問也不是！」 

一九九七年的十月中，蓋世和我帶著一歲多的女兒佳盈，到盧教授的家裡去探望他。看見小小訪客來訪，他童心未泯地帶著佳盈在屋裡，看看金魚、看看烏龜。他擔心佳盈怕生，趕緊從他的擺飾中，找了一個掌心大小的「音樂旋轉象」送給佳盈，而且還去房裡把小兒子佳德找來和佳盈玩球。 

盧教授對我表示，他的聽力已因化療之故而受損，坐在電話旁也聽不見電話鈴響，而且走起路來也是搖搖晃晃的。我們聽了心裡難過，不知該怎麼安慰他時，他卻又轉移話題，帶我們到他的書房去，告訴我們，他現在花比較多的時間，看看自己愛看的書，寫寫自己喜歡的字。


他拿起自己已寫好的墨寶------中國古書「樂毅論」中的一段文字------「伊尹放大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硬是要塞給我，並且告訴我這段文字其中的寓意，似乎在暗示我他無法實踐的抱負。我知道，他在政壇努力這麼久，這場病真是讓他有志不能伸。我的眼睛看到書房另一角落有一幅墨寶，上面寫著------「深情之愛」，這才是我所想要的，盧教授向來浪漫出名，他和陳郁秀老師兩夫妻的感情正如這四個字，而我希望，我和蓋世也是如此。我和盧教授為了墨寶討價還價，最後他說：「妳一定要收這幅大的，我才要附送妳這幅小的。」


 
（圖片來源：http://www.egretfnd.org.tw/lu/mobi0508.htm）

 
十一月底，縣市長改選前夕，我和蓋世在電視上，看見盧教授瘦骨嶙峋地在寒風飄搖中，向台北縣的選民跪票。頓時覺得好心酸！我才和蓋世討論要找個時間去探視盧教授，誰知道，就在選舉當天，我自己也病了，進醫院門診後就被醫師強留下來。 

渡過了一個很難熬的週末之後，我從仁愛醫院轉到台大醫院。原本我和蓋世決定不對外表示我生病住院的事，然而，當時，台北市長陳水扁與社會局長陳菊還是來了。我問菊姐，「怎麼會知道我生病住院？」 

 菊姐說：「盧修一在八樓病房，是他告訴我們的。」我很訝異，盧教授自己都得住院做化療，怎麼還是消息那麼靈通？我對菊姐說，我很想去看盧教授，但是包括她、蓋世，和阿扁市長都反對。他們都不忍讓兩個癌症病人互相見面後更加難過。我和盧教授只好寫卡片互相為對方加油打氣。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下旬，蓋世的募款餐會，我人尚在醫院，無法出席。事後，無意中從蓋世的日記中，看到一段話：「今年的募款餐會，有兩個人無法出席，讓我非常難過。一個是我最敬愛的立委盧修一，一個是我最親愛的牽手邱斐顯。老天真是會捉弄人。」這段話讓我頓時眼淚奪眶而出。

十二月底，我出院後，狀況比較好。反而從電視上得知盧教授的病況不穩，我只能擔心他，也不能為他做些什麼。三月初的祈福晚會過後，輾轉得知盧教授的病況較佳，我也替他高興。  

最後一次看到盧教授，是在今年四月中旬。我正在等著一有空病房就要做第二階段化療。趁著空檔，蓋世和我帶著佳盈到關渡的和信醫院去看看盧教授。走到病房走廊，蓋世先進病房，我帶著佳盈走在後面。快兩歲的佳盈向來活潑外向，這回卻出其反常，在走廊上搖頭搖手，大聲用她的童言稚語說：「啊，不要哇！」 

我在走廊上好心急，這不是我預期的。我抱起佳盈，快步走近病房門口，佳盈瞥見盧教授因化療而掉髮成光頭的模樣，更是抗拒進病房。換蓋世接手來抱佳盈，也是一樣的結果。我趕緊拿出包包裡的「音樂旋轉象」，交給盧教授，試圖喚起佳盈半年前的記憶，讓她把「音樂旋轉象」和「盧伯伯」聯想在一起。 

我擔心盧教授會因這一景而傷情，沒想到，他在病床上拼命動腦想法子誘導佳盈進病房。他拿起一隻扇子，上頭放著「音樂旋轉象」，用另一隻手向佳盈招啊招的。盧教授真是用心，只要有小孩在身邊，他一定會盡全心和小孩互動，即使他人在病床上也是如此。佳盈在他的努力之下，終於解下戒心來和「盧伯伯」握握手，玩一玩。


就如陳郁秀老師所言，對盧教授的去世，心中有著百般的「捨不得」。這種「捨不得」的感覺，除了陳老師之外，所有疼愛盧教授和被盧教授疼愛的人，也都心有戚戚焉。當我自己也和盧教授一樣，需要拿出勇氣來和癌症做長期抗戰時，我總會想到盧教授在自己病中還不忘關心我。我覺得，生命是無常的，有時，一個意外就足以改變人的一生。人活著時，如果能盡力去關愛更多人，那麼，他的生命就夠豐富了。
 
 （邱斐顯執筆於台大醫院第三階段化療中，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五日。）


 註：本文中有部分段落，已收錄於《生命的禮讚－－ 盧修一博士紀念文集》一書中。

我在三協成餅舖看到了盧修一伯伯

暑假中，女兒安親班的 老師，為學生安排了一些戶外活動。有一回，老師帶著學生，從新店市公所的捷運站，搭乘新店－淡水線的捷運，到淡水去玩。

那一天回到家，我問她，到淡水去，有什麼特別的事可分享的？她說，老師帶著他們在老街走一走，有的學生吃著淡水阿給，有的學生買了阿婆鐵蛋，他們也去參觀了一個陳列許多奇怪生物的博物館。

她接著說：「媽媽，我們也去參觀三協成餅舖。」

「哦？是嗎？」我想，帶小孩參觀食品製造工廠，也是一種不錯的教育。

「妳猜，我在店裡看到誰？」她突然這樣問我。

「誰？」我無從猜起。女兒（11歲）這個年紀，常常動不動就出一個問題來問我。

「我在三協成餅舖看到了盧修一伯伯。」她突然冒出這樣一句話，換我愣住了。

「怎麼說？」

「店裡的牆上，有盧修一伯伯的照片。」

女兒這麼一說，把我對盧修一的回憶，再度從腦海中喚起。時光飛逝，他已過世九年了。我想起將近十年前，我們同在台大醫院的病房裡抗癌的時光；我想起十九年前，我們同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共事的時光；我想起十三年前，他為蓋世的選舉站台的時光；我想起我們一家三口到他家裡看他、到和信醫院病房看他的點點滴滴……

我找出了以前我在台大病房裡，所寫的紀念盧修一的文章。此刻，我將這篇文章放在部落格裡，只能聊表我對他的敬意和思念……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3民進黨成立了（下）

民主進步黨真的成立了，許多在街頭風吹雨打，或鎮暴警察棍棒交加，依然勇往直前的黨外黨工，聽到這個消息，錯愕一陣，真的不敢相信，那些黨外公職，居然是玩真的，訝異之後，是無限的狂喜，這證明了，權利是要自己去爭取，而不是向統治者搖尾乞憐而來的。

面對這樣突然的改變，我除了高興組黨成功，卻有一點失落。因為當時我多盼望，我們能用「台灣民主黨」這個黨外，有台灣兩個字，可以跟中國做個區隔，我並不是要一個台灣至上，狹隘的地域觀念掛帥的民族主義政黨，但是，至少「台灣民主黨」，可以跟中國國民黨有決然的「市場區隔」，一個是台灣，一個是中國，再則，民主這兩個字，本身就意涵著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民主是跟民族優越的概念，兩相排斥的。可是，既然大家已經決定，用「民主進步黨」作我們的黨名，身為一個黨外人士，我當然要接受。


             

兵介仕，一九五六年生，台南市人，輔大哲學研究所，他比我晚幾個月加入「自由時代」雜誌社，我們兩個常常一起跑新聞，一起討論黨外組黨的策略及台灣未來的發展。民進黨成立那晚，我們一起跑這條頭條新聞。
 

那晚，兵介仕看出我內心的矛盾，就拉我到旁邊，語重心長的勸我：「民進黨成立了，你應該調整腳步，……『台灣民主黨』是海外的，你的根在台灣，你不應該老是靠外力。……」我聽了他的話，答應他，我會好好的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
 

九月二十九日，在海外的許信良「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正式對外宣佈，因為民主進步黨成立了，原來的建黨委員會，就改為「民主進步黨海外組織」，這個組織將訂於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在美國舉行成立大會。
 

聽到這個消息，我馬上接受事實，又為自己打氣：「台灣民主黨已經不存在了，你跟陳萬富的組黨行軍，已經是昨日的流水，……你與鄭南榕所推動的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運動，已成昨日黃花了……。不要老是回首過去的歷史，而應該往前挑戰下一個權威柵欄，繼續往前跳吧！……」
 

九月三十日，我整天都待在家裡，那兒也不去，整個人完全放鬆，聽聽英語錄音帶，做為消遣，就這樣，我過了輕鬆的一天……。正當我準備好好輕鬆幾天，十月二日晚上十一點二十分，有一個人，打電話到我家來，我不在家，我媽媽接的，那位陌生男子通知了我一件事情：「陳萬富被捕了！」
 

第二天，我搭國光號趕到高雄。這天晚上，楊金海的女兒，當時的高雄縣議員楊雅雲，他們的服務處，為這個事件舉辦了一場「陳萬富官司說明會」。
 

首先，我去找陳萬富的朋友劉文福，他是前岡山鎮民代表，以及陳正毅、蔡福仲等人，聽他們說明，我才了解，陳萬富一直投靠在劉文福那裡，只要國民黨做了什麼錯事，陳萬富就召集了幾個人，甚至單槍匹馬，在馬路上公然的示威行軍，也曾陸陸續續發生數起肢體衝突，而遭警察函送法辦，而警方在屢傳不到之下，便在十月二日早上八點，將他逮捕歸案。陳萬富就被羈押，一直到十月九日，我人在台北，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蓋世，我返來啊！……」



「返來就好，後擺著愛記著，咱甘願乎伊們掠，嘸通甲伊們相打，……咱那無辜入獄，咱才有力量，那是甲伊們起衝突，打來打去，最後吃虧是咱……」我嘗試用甘地的話，來去撫平他心中的憤怒。

他就是成百上千基層黨外黨工的縮影，當黨外的領袖，高站講台，揮舞拳頭，聲嘶力竭，控訴國民黨時，常常一時忘情，而喊出「衝啊！打倒國民黨！」、「我嘸驚關，嘸驚死，逐家衝啊！」，可是，這些領袖，他們比起一般的黨工，知道法律的分際，他們可能喊了一喊，情緒發洩了，群眾獻給他們狂熱的歡呼，然後事情就過去了，然而，有些基層黨工，誤以為這些領袖的呼籲是真心的，再加上群眾運動所激發出來的集體情緒，使的他們失去了控制，而跟警察對幹起來。當黨外領袖政治受難，他們的頭上會增加英雄的光圈，但基層的黨工被揍、被抓、被關，所留下來的，很可能是冷冷清清的鐵窗生涯，或遭到家人的誤解，或被左鄰右舍的人看成是破壞社會的歹徒……。

 

因著這個緣故，在我往後幾年的群眾運動生涯，我更積極的鼓吹甘地的非暴力精神，我實在不願意看到，那些共同在街頭戰鬥的黨外黨工，因著「不教而上陣」，胡裡胡塗被抓了，事前心理沒有任何準備，抗爭過程中，又沒有適當的指揮控制，而被抓被關，那些不幸事件，常給他們的家人帶來莫大的打擊。

郭雨新百年冥誕 VS 蔣介石百年冥誕

◎ 邱斐顯

2007年8月10日，我和小邱（郭雨新百年冥誕影像展策展人：邱萬興）到鄭南榕基金會的圖書館，為了讓「黨外祖師爺－－郭雨新百年冥誕影像展」的資料更加豐富，他埋首找照片，我低頭找文章，我們分工合作，盡力搜尋1985年8月黨外雜誌有關郭雨新逝世後移靈回台的雜誌報導。
 

找著找著，我看到《開拓時代》雜誌第145期（出刊日期1984年11月10日），有一篇報導，作者署名是陳明遠，篇名為〈宋美齡漫長的十分鐘－－蔣介石百年冥誕紀念會現場報導〉。

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我的興趣，因為明天，2007年8月20日，就在同一個場地，將要舉辦的是黨外祖師爺－－郭雨新的百年冥誕紀念會，我想把它拿來對比一番。

早期黨外雜誌，為了吸引讀者，有時標題聳動驚人，有時內容添油加醋，我不敢保證這一篇文章的內容十分真確，但是如果純粹就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篇文章，那真是再有趣不過了。以下是該文部分內容：

紀念會要抓叛亂份子

今年十月卅一日是蔣介石「百年冥誕」，有關單位照例在中正紀念堂舉行盛大的紀念會，與往年不同的是，他的遺孀蔣宋美齡自美返台主持典禮。……  

……當天早上七時許，中正紀念堂的四周，早已佈滿近千個便衣特務，他們理著平頭，手拿對講機，神情緊張，全面戒備，原來他們接獲上級命令：據聞將有一群黨外人士前來滋事，舉辦「一○三一烈火行動」。

其實，發起「一○三一烈火行動」的「自由台灣雜誌社」早已關門，而其總編輯吳祥輝亦曾以書面通知各家黨外雜誌，宣佈取消該一行動。可是一向自認消息靈通的情治單位，仍然神經過敏，但最後仍撲了空。在散會之後，竟還有不知究裡的國民黨黨官還在頻頻追問：「那些叛亂份子有沒有來燒黨證？」

中正紀念堂有四個大門，但全都封閉，參加紀念會的人員，必須由旁邊的側門排隊進入，因為側門站有三、四個便衣特務，逐一檢查證件（上面印有蔣介石銅像的徽章），有佩帶證件的人方准進入，否則一律謝絕參觀，以致於有許多人都被阻擋在門外。即使是擁有證件得以進入的人，也不准攜帶任何東西，如有雨傘、皮包及相機之類的東西，都必須寄交情治人員保管。

當天參加紀念會的人員，除了高級官員和少數華僑以外，絕大部份是學生和公務員，但這些學生和公務員有許多是被強迫而來的。學生們在校規和教官的恐嚇下，不敢不來充場面；而公務員是由各機關的黨部所發動，規定要點名，七點前就要在各單位集合完畢，手執國旗搭專車前往，不過比學生幸運的是，他們於散會後，便可向各單位會計部門領取五百元的「出席費」。……

當年，台灣社會尚未解嚴，一切集會、遊行活動，只有國民黨自己能辦。負責傳遞消息的大眾媒體中，電視台只有三家，聲音、影像都是如出一轍，而絕大多數的報紙，則是國民黨的傳聲筒。這篇黨外雜誌的現場報導，寫得栩栩如生，但究竟有幾分是事實真相，其實已不可考。有趣的是，二十多年前，蔣介石這個獨裁者的百年冥誕紀念會，竟是以如此方式動員公務員與學生參加活動。

當年，我只是一個大二學生，因為我對國民黨政權向來沒什麼好感，即使他們有任何大型活動，我也沒興趣去了解活動的內容。 
 

今年，「黨外祖師爺－－郭雨新百年冥誕影像展」不一樣。中正紀念堂已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郭雨新這位畢生為台灣人民服務的黨外祖師爺，對台灣民主的貢獻的確有其重要性，主辦單位在該館內為郭雨新舉辦百年冥誕，有其重大的意義。而我也為這位黨外民主前輩的百年冥誕，盡了一點「文字整理」工作的棉薄小力。

今年，由於總統會到場，該有的安全檢查不會少。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會再有什麼便衣特務監視蒐證，不會有什麼相機、皮包、雨傘不准攜入的荒謬陋規，更不會有公務員或學生被迫參加……，還可以為全台灣的納稅人省下很多錢……，因為當年公務員出席費一人五百元……。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3民進黨成立了（中）

我們是流許多汗，我們是整晚站得腰酸背痛，又蹲得兩腳發麻，可是我一想到今晚偉大的直銷效果，疲倦？口渴？被人當做乞丐？給人瞧不起？讓人當做神經病？哈！這些感覺，通通沒有！我只想到，我們正在做一樁了不起的事情，當全國的黨外菁英八方會風雲，來自各地的民眾，擁抱著共同的組黨美夢，發出「組黨！組黨！組黨！」的怒吼，我們比大家更往前踏出一步！憑著我們高舉的海報，雖然我們沒有說出半句話，可是我的心底卻聲嘶力竭的吶喊：「組黨，對啦！就是愛組『台灣民主黨』啦！……」
 

那天晚上，收拾收拾之後，我跟陳萬富說聲再見，然後，懷著無比興奮的心情，返回家裡，明天，對的！明天，報紙一定會寫的，「台灣民主黨」這五個字，還有我們的名字，一定會上報的。
 

第二天，我買了幾份報紙，中山國小的「組黨說明會」，哇，大幅度的報導！可是，我從第一版看到最後一版，沒有，我們的「台灣民主黨」的訴求，沒有提到半個字……。
 

後來，我在偶然的一個機會裡，看到一份專門報導影劇黑道等新聞的娛樂雜誌裡頭，居然也報導中山國小「組黨說明會」，文章中，還附有一張新聞相片，照片中的我跟陳萬富，兩人手持海報，活像兩個稻草人，聳立在一片蹲坐的人海中。
 

看了新聞相片，我本來應該高興一下，可是，讀過了那篇報導，卻只有苦笑的份了，因為那是在罵黨外人士，而把我們的相片，拿來當做抹黑辱罵的對象……。
 

罵吧，隨你們罵吧，總有一天，屬於台灣的政黨，一定會成立，我又自我打氣，重建信心，眼看未來。
 

往後一個月，國民黨當局不斷老調重彈，恐嚇黨外人士，假使組黨的話，會遭到怎樣不利的後果，而黨外公政會與黨外編聯會，則不斷對外宣稱，組黨是我們人民的權利，我們一定要組黨！
 

為了因應一九八六年底的大選，由黨外公政會與編聯會的領導幹部，所籌組的全國黨外後援會，訂於九月二十八日，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召開大會，研擬競選綱領，並推薦全國黨外的候選人。
 

會議召開前夕，黨外圈內就流傳著這句風聲，「黨外甘敢組黨否？」不管是真是假，許多媒體記者，蜂擁而至，但是主辦單位關起門來開會，讓許多記者在會場外枯坐苦等，偶爾遇到與會代表，出來上上廁所，記者便抓到空檔，上前詢問，有的口風很緊，有的卻露出一點訊息，「阮即馬塊討論重大代誌喔！」
 

那時，我與雜誌社的同仁林乾義、兵介仕、郭文宏等人，也懷著興奮的心情，守在外頭。「欲組黨啦，即馬塊討論黨名啊！」有人傳來這個消息，守在外頭的記者，又是一陣騷動，有的黨外記者，簡直不太相信，事情來得這麼快，連聲喃喃自語道：「甘按呢？敢是真的喔？」
 

後來我才知道，全國黨外領導幹部，暗中推選出一個「組黨小組」，固定在姚嘉文位於忠孝東路的家裡，召開組黨小組會議，討論黨綱、黨章等相關事宜。而這個台灣本土反對運動，第一個產生出來的反對黨，究竟要用什麼黨名？組黨小組將這個問題，提交九二八的大會決定。
 

在大會中，有關黨名的爭論，花了不少時間，雖然也有人提出，許信良已經在海外發起「台灣民主黨」組黨運動，那麼，就乾脆用台灣民主黨，可是，與會代表又有人反對，擔心黨外上面掛著「台灣」兩個字，會讓人有狹隘的地域觀念，要想吸收外省人士入黨，會比較困難，而影響到未來的發展。
 

最後，謝長廷極力主張的「民主進步黨」，普獲與會代表的支持，於是，就在下午六點零五分，大會正式通過決議，就採用「民主進步黨」這個黨名，與會代表一百三十二人，通通都連署了這項組黨聲明，而成了當然的創黨黨員。
 

大會在一陣歡呼鼓掌之後，由大會主席費希平與組黨小組成員，馬上召開記者招待會。費希平面露微笑，氣定神閒的正式宣佈：「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了！」
 

大會結束之後，因圓山飯店租借的時間已到，只好再轉移陣地，到環亞飯店，繼續選舉黨的中執委與中評委，然後，剛誕生的中執會與中評會，再全體移師到位於仁愛路與敦化南路交叉的圓環邊，由黨外人士蘇治芬所開的元穠茶藝館，繼續投票選舉黨主席，經過一番錯綜複雜的政治角力，江鵬堅當選了。
 

江鵬堅不具派系色彩，又沒有強有力的群眾組織，但在五一九綠色行動那場示威，他擔任總領隊，又信守「一屆立委，終身黨外」的政治承諾，因此，在新潮流系強力支持之下，打敗了康系所支持的費希平委員，而榮登了民進黨創黨主席的寶座。 

（未完待續）

江蓋世著《我走過的台灣路》

第三章狂飆

3-3民進黨成立了（上）

一九八六年是大選年，年底有立委選舉，隨著選舉的到臨，島內黨外組黨的鼓聲，愈來愈密集，愈來愈響。流亡海外的許信良，他在美國推動籌組「台灣民主黨」，並打算在年底大選之前「遷黨回台」。 

雖然內有國民黨的恐嚇，不得組黨，外有許信良的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運動，島內的黨外人士，仍然依照自己的鼓聲，踩出組黨的步伐。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全國黨外後援會，在台北市中山國小，舉行「組黨說明會」。這一場說明會，幾乎集結了黨外陣營的全部菁英，大家卯足了勁，動員群眾，當天晚上，中山國小的操場大爆滿，一樓教室的走廊，也擠滿了群眾，由學校大門到操場的一小段路，人潮如流水，川流不息，無疑的，這是一場盛況空前的群眾集會，更重要的，在這場集會中，黨外陣營傳遞了一項訊息：「我們將要組黨了！」
 

我不放棄這大好的機會，又跟陳萬富約好，走吧，就在這天晚上，我們到群眾場合，去鼓吹台灣民主黨。
 

當天晚上，我跟陳萬富兩人，都穿著綠色的背心，我們製做了兩張保麗龍板的海報，他拿一張，上面畫著一幅「黨旗」，那是我們自己設計的，以一個白底的Ｖ字三角塊，中間放著一個綠台灣，左右畫上兩個綠色三角塊，構成了一幅簡單的幾何圖形，而我則拿著一張標語，上面用斗大的標語，寫了七個大字：
 

　　　　「台灣民主黨   甘地精神」 
 

我們兩個人，頭上綁著綠布條，身披綠背心，手上各拿全開的保麗龍海報，就這樣，我們在說明會場穿梭來穿梭去，當演講會正在進行時，講台前的群眾，都席地而坐，聆聽演講，我跟陳萬富兩人，為了想讓記者拍照，就稍微擠到前面，鎂光燈閃了幾下，可是，我看到站在台上的某位公職，面露嫌惡的樣子，我想想，照到相就好，只要能讓人家知道，我們希望趕快組黨，台灣民主黨是我們的一個選擇，這樣就夠了，我們也不想再站在群眾場裡，晃來晃去，妨害人家聽演講的視線，於是我跟陳萬富說：「行啦，咱來去頭前入口的所在，佇彼靜坐，卡免乎人討厭。」
 

於是，我們兩個人，穿過黑壓壓的人群，走出操場，來到一個走廊的入口處，把標語放在地上，兩人席地而坐，我擦擦額頭的汗，伸展一下發酸的雙腿，就蹲在那裡，兩隻眼睛看著，來來往往的民眾，從我的面前走過，偶爾我聽到，背後的操場，響來震天價響的群眾歡呼聲，好像是什麼黨外公職明星又到了吧。而我們兩個人就一直蹲在那裡，很多人經過我們面前，有的瞄一下，有的看我們幾眼，我猜想，我們那時的模樣，活像蹲坐廟口的乞丐……。

我們又熱又渴，全身汗如雨下，身邊又沒半瓶飲料，那時，蹲在那裡，也累得不想離開原地，跑去買一瓶礦泉水……。來來往往的民眾，進來時，一心趕快進場，共赴盛會，出去時，大概是因為夜深了，人也累了，想匆匆忙忙的趕回家去，因此，來來去去的人潮，雖然洶湧，卻難得看到幾位熟識的朋友，走過來跟我們打招呼……。
 

我們不知道蹲在那裡多久，突然，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子，走到我們的面前，停了下來，向我們問好。他長得是什麼樣子，事隔多年，我怎麼想也想不出來，我只記得他很親切的對我們說道：「恁兩個辛苦啊，我真佩服恁的精神！」
 

他跟我們說了幾句話，就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千塊，說是要贊助我們兩個人，運動的經費，然後，他就匆匆的走進會場裡面，消失在人群之中……。
 

我把那位熱心的民眾，所捐的一千元，交給陳萬富，讓他做旅費，因為他目前沒有工作，他從高雄北上台北，來參加活動，是向朋友借錢當旅費的。
 

夜深了，曲終人也散了，我們也準備收拾起道具，打道回府。我看到人群散去，心裡充滿了無比的信心，為什麼呢？我手裡拿的那張保麗龍海報，上面七個字「台灣民主黨／甘地精神」，這一場，少說有三萬人的群眾大會，扣掉來來去去的不算，光是我跟陳萬富兩人，高舉海報，走在中山國小操場裡面，至少有一萬人以上，看到我們手拿的標語，與那幅自畫的台灣民主黨黨旗，還有什麼行銷，比我們這種現場直銷來得更有效呢？

 

（未完待續）